神马文学网大分裂时代的文韬武略——读《魏晋南北朝顶级文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18:35:15
中国有句古话：“宁为太平狗，不做乱世人”。大概是基于这种情结吧，我是不太喜欢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的——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乱世中人命如草芥……台湾学者柏杨先生把这段历史大致称之为“大分裂时代”（见《中国人史纲》）。但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着的，活生生地摆在那里。不管是盛世、衰世，还是乱世，历史的一幕幕，其中的人和事——那些“居庙堂之高”的大人先生们，其智慧和谋略还是有点异彩可言的。
鲁肃和诸葛亮无疑是三国时期最富有远见卓识的杰出政治家。 他们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老早就提出了“天下三分”政治观点。而要把“天下三分”变为现实，就必须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治方略。这两位高瞻远瞩、富于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基于当时政治形势，作出了大致相同的判断，最终作出了共同的选择——“孙、刘联合抗曹”。从当时的形势分析，孙、刘不论是哪一方，从名份到实力，谁都不可能与“挟天子以令侯”的曹操相抗衡。因此，联合抗曹便成为双方的必然选择。这个政治主张一经提出，鲁肃便奔走游说于两方，诸葛亮更是“舌战群儒”，二人一锣一鼓，最终把“联合抗曹”变成了现实。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正是在这两位政治家的导演下，逐步形成。可以这么说，“孙、刘联合抗曹”是战国苏秦“合纵”思想在外交、军事上获得成功的又一例证。
一个政治主张的提出，可能会影响到一个时代，影响到这个时代的政局，影响到一代人。由此，我联想到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多么沉痛的代价！为政者其慎乎！
“兵”、“法”杂用，靠武力的手段和严刑竣法来实现统治，向来是历代统治者所惯用的。刘备入川以后，最棘手的就是如何平衡好新旧势力。作为军师、作为施政者的诸葛亮——这位成熟的政治家除了通过运用必要的政治手腕外，更主要的还是运用法家的治政理念，做到刑赏无私，吏治严明，一如他在《前出师表》中所说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当益州内政得以稳固，“自比管仲、乐毅”、智计百出的诸葛亮终于有精力南渡泸水“七擒孟获”、北上征伐“六出祁山”……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另一个让我叹服的政治家是南北朝时期前秦帝国的王猛。苻坚把这个一身充满胆略和智慧的汉人比作是管仲、子产一类的人物。王猛从出任始平令到被提升为监察百官的尚书左丞，始终坚持“治乱必用重典”的原则，以刚猛、严厉的手段，整顿吏治，打击氐豪，有效地扭转了作为统治民族的氐族专横跋扈的局面，为前秦帝国境内各民族的和睦相处创造了基本的条件，也为后来前秦统一北中国、推动民族融合打下了基础。王猛出将入相，文武兼备。在征讨陇西、兴兵灭燕等等一系列开疆拓土的军事行动中，都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
“力田不如逢年，善士不如遇合”。确实如此。“躬耕陇亩”的诸葛亮和没有家世背景的王猛都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在他们的人生际遇上，都得遇明主，并得到其信任和支持，甚至于言听计从。这在两晋南北朝那个重视出身和家世的特殊时代，像他们这样出身寒微的士人，纯粹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华，登上政坛顶层，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相比之下，出身名门望族、后来成为曹操最重要的谋臣——荀彧却在苦闷和孤独中郁郁而死……因为他所追求的是一个一生无法实现的目标——兴复汉室。那不是什么“明珠暗投”的问题，而是一个满脑子“忠君”思想而又无法摆脱“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儒者的悲剧。
最耐人寻味的是东晋王导的“愦愦之政”。没有多少名望和实力的司马氏能够在江南站稳脚跟，靠的是王导从中努力斡旋，调和南北士族的关系。此后，“愦愦之政”便一直是王导最为看重的治国方针。在处理帝国日常政务方面，对高级官吏、大族的违法行为，王导总是隐忍、退让、甚至纵容。“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这是饱受指斥和非议的王导晚年发出的叹息。一千七百年后，大史学家陈寅恪对王导作出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价——“在东晋的建立与稳定上，最有功绩的人物是王导，他的功绩就在笼络吴人，协调南北各阶级特别是南北士族在南方的利益，以坚定地支持东晋对付北方胡族统治者的进攻……”王导无愧为一个老谋深算、成熟的政治家！王导委曲求全、苦心孤诣所追究求的正是为着维护和稳定软弱无力的司马氏在江南的统治。“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老子《道德经》）。
“读史使人明智”。古人主张多读书，为的是从历史上吸收许多的经验。大分裂时代的文韬武略还是值得我们仔细琢磨，会心思忖的……
鲁肃和诸葛亮无疑是三国时期最富有远见卓识的杰出政治家。 他们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老早就提出了“天下三分”政治观点。而要把“天下三分”变为现实，就必须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治方略。这两位高瞻远瞩、富于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基于当时政治形势，作出了大致相同的判断，最终作出了共同的选择——“孙、刘联合抗曹”。从当时的形势分析，孙、刘不论是哪一方，从名份到实力，谁都不可能与“挟天子以令侯”的曹操相抗衡。因此，联合抗曹便成为双方的必然选择。这个政治主张一经提出，鲁肃便奔走游说于两方，诸葛亮更是“舌战群儒”，二人一锣一鼓，最终把“联合抗曹”变成了现实。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正是在这两位政治家的导演下，逐步形成。可以这么说，“孙、刘联合抗曹”是战国苏秦“合纵”思想在外交、军事上获得成功的又一例证。
一个政治主张的提出，可能会影响到一个时代，影响到这个时代的政局，影响到一代人。由此，我联想到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多么沉痛的代价！为政者其慎乎！
“兵”、“法”杂用，靠武力的手段和严刑竣法来实现统治，向来是历代统治者所惯用的。刘备入川以后，最棘手的就是如何平衡好新旧势力。作为军师、作为施政者的诸葛亮——这位成熟的政治家除了通过运用必要的政治手腕外，更主要的还是运用法家的治政理念，做到刑赏无私，吏治严明，一如他在《前出师表》中所说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当益州内政得以稳固，“自比管仲、乐毅”、智计百出的诸葛亮终于有精力南渡泸水“七擒孟获”、北上征伐“六出祁山”……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另一个让我叹服的政治家是南北朝时期前秦帝国的王猛。苻坚把这个一身充满胆略和智慧的汉人比作是管仲、子产一类的人物。王猛从出任始平令到被提升为监察百官的尚书左丞，始终坚持“治乱必用重典”的原则，以刚猛、严厉的手段，整顿吏治，打击氐豪，有效地扭转了作为统治民族的氐族专横跋扈的局面，为前秦帝国境内各民族的和睦相处创造了基本的条件，也为后来前秦统一北中国、推动民族融合打下了基础。王猛出将入相，文武兼备。在征讨陇西、兴兵灭燕等等一系列开疆拓土的军事行动中，都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
“力田不如逢年，善士不如遇合”。确实如此。“躬耕陇亩”的诸葛亮和没有家世背景的王猛都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在他们的人生际遇上，都得遇明主，并得到其信任和支持，甚至于言听计从。这在两晋南北朝那个重视出身和家世的特殊时代，像他们这样出身寒微的士人，纯粹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华，登上政坛顶层，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相比之下，出身名门望族、后来成为曹操最重要的谋臣——荀彧却在苦闷和孤独中郁郁而死……因为他所追求的是一个一生无法实现的目标——兴复汉室。那不是什么“明珠暗投”的问题，而是一个满脑子“忠君”思想而又无法摆脱“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儒者的悲剧。
最耐人寻味的是东晋王导的“愦愦之政”。没有多少名望和实力的司马氏能够在江南站稳脚跟，靠的是王导从中努力斡旋，调和南北士族的关系。此后，“愦愦之政”便一直是王导最为看重的治国方针。在处理帝国日常政务方面，对高级官吏、大族的违法行为，王导总是隐忍、退让、甚至纵容。“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这是饱受指斥和非议的王导晚年发出的叹息。一千七百年后，大史学家陈寅恪对王导作出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价——“在东晋的建立与稳定上，最有功绩的人物是王导，他的功绩就在笼络吴人，协调南北各阶级特别是南北士族在南方的利益，以坚定地支持东晋对付北方胡族统治者的进攻……”王导无愧为一个老谋深算、成熟的政治家！王导委曲求全、苦心孤诣所追究求的正是为着维护和稳定软弱无力的司马氏在江南的统治。“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老子《道德经》）。
“读史使人明智”。古人主张多读书，为的是从历史上吸收许多的经验。大分裂时代的文韬武略还是值得我们仔细琢磨，会心思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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