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处理好五对矛盾 --- 宣讲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体系的各个环节和不同阶段，特别需要协调和处理好其中涉及到的一些可能相互矛盾的因素和目标。在这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能出现的矛盾中，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以下五对矛盾。 

　　一、总量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需要供给与需求保持适度比例。但是在目前，一方面, 经济增长总量过剩，特别是产能过剩的状况在“十一五”期间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反而由于长期形成的不合理结构在新一轮增长周期中被再度强化、结构转换迟缓和重复性投资加剧等原因变得越发突出。另一方面，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中产收入阶层比例偏低、国际市场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市场的进口能力减弱，使得需求趋缓，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这种来自供求双方的压力，可能使得“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供求矛盾大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上的任何经济发展期。供给适度大于需求，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如果供过于求的压力过大，将严重影响经济回升与健康发展的步伐，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压力。因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在控制总量过剩，防止有效需求不足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的前提下寻找思路和办法。控制总量过剩，重点在于通过自主创新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重点在于通过城市化战略扩大内需。 

　　二、“高增长”与“高成本”的矛盾 

　　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受到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也是后发展中国家思考经济发展方式时必须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一方面，尽管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与条件发生了系列变化，在快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也同时出现了许多矛盾，但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仍然具备。但是，也必须看到，自2002年以来，构成中国经济“低成本竞争”模式的许多因素开始悄然发生变化。一是，受农业生产比较优势提高、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规范化、城市生活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响，劳动力成本提高，“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开始由高素质的劳动力延伸到普通劳动力。二是，煤、电、油等主要能源产品和粮食、矿产资源等大宗物质受需求拉动和国内外保障能力不断减弱的影响，价格不断攀升。三是，过去被企业视为增长外生变量的环境治理成本，由于政府加强了环境综合治理逐步被企业内生化。这些变化，使经济增长的总体成本上升，发展的约束条件进一步强化。如果这些导致成本上升的因素不能及时得以消化，将减弱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可能造成由“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和“输入型”通货膨胀带来的“滞胀”，从而极大削弱经济增长的潜力，丧失发展后劲。解决上述矛盾的根本出路就在于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节能、降耗、减排，消化成本上升因素，从而重新获得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确保经济高速增长。 

　　三、“刺激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矛盾 

　　当前，关注“刺激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矛盾，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特殊的现实背景和发展考量。中国是在“十一五”时期经济取得每年两位数繁荣增长后，因美国危机爆发后外需面临两位数的陡降，造成国际国内经济形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思考中国经济未来还能否持续保持稳定增长的背景下，突出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的。“十二五”时期，中国需要继续保持8%～9%的平稳增长速度，以解决前进中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包括扩大就业和稳定社会大局的战略性思考。这需要对经济体采取必要的增长刺激。过去1年多来，中国政府迅速采取了一揽子刺激经济的政策，包括大力刺激投资的政策，也有刺激消费、改善民生、改善生态环境、尽可能保出口的刺激政策等。可从执行效果看，依靠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局势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后期经济回升的基础仍然“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存在一系列结构性障碍，使得经济刺激政策缺乏有效的传导机制作用到经济体系中以达到预期目标。因此，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否配合结构性调整，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之相互促进，对于确保中国经济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一些决策者和学者把中国当前突出的结构性问题概括为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三个产业结构、产业内部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国土开发空间结构和外贸结构八个方面。 

　　四、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矛盾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处理好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的矛盾，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一方面，尽管我国已步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但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的不平衡、不协调，绝大多数人口还属于农村人口，已在城市打工的1.6亿农村人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生存状态仍然是影响内需拉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十二五”时期，新农村建设仍然是重中之重。另一方面，中国过去采取的“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发展战略，使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同发展阶段约10%的水平，这为用城市化突破增长困局留下了巨大空间。在通过工业化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后，通过先把已经稳定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及其家庭转换成城市人口，或对现有的城市土地利用空间进行大规模调整，再通过乡镇企业向城市集中和构建大都市圈，解决后续的4亿农民进城问题。这些可在外需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创造巨大的内需水平，有利于从需求方缓解供需矛盾。这是未来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均衡、稳定增长的重要方向。因此，在建设新农村的同时，也要走好依托城市化扩大内需的道路。 

　　五、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问题凸现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一方面进入“黄金发展期”和“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也开始步入“矛盾凸显期”。这既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原因，更与一些发展主体“增长优先”的发展观念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科学发展观还没理解和落实到位有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采取的不平衡发展战略，造就了一部分优势地区、企业和群体，形成了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拉动力，对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完成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在新世纪发展的新阶段，经济体系发展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增长的动力源与传导机制悄然发生变化，但原有差异化发展战略所造成的社会差距，由于认识偏差、政策调整没有及时跟上或没有真正到位逐步硬化为一种格局，并由“马太效应”进一步放大。目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倍以上，基尼系数接近0.5, 已达到收入分配差距可以容忍的上限，成为未来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每年约10%的经济增速与约1%的就业增速严重不匹配，问题积累到现在已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严重偏离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取向和我国是世界最多人口大国的国情，成为近年日益彰显的另一重大社会问题。处理好这个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人口大国，不仅是重要的经济问题，更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因而也是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而且是必须要处理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