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性：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战略 - 好文推荐 - 中央国家机关理论武装在线 - 宣讲家

　　中美关系近期的疏密跌宕，让世界惊讶，也发人深思：美国的对华政策究竟有无连贯性，美国人究竟靠不靠谱？其实，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快速增长以及中国在国际力量格局中位次的提升，一方面，中美的合作愈发广泛，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变得更加务实，表面看来美国对中国更加友好，对华定位也从非敌非友变成利益攸关者，将中美关系定性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然而另一方面，双方的合作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一些基本性质，由于无法确信中国的未来发展道路和旧有思维模式的作祟，两面性的对华政策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选择。

　　一、美国对华政策两面性的表现

　　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的国际主导能力和责任能力下降、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中国的重要性和国际影响力攀升明显……。在这些标志实力结构重大变迁的要素的指引和推动下，中美两国间的互动进一步频繁，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也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

　　一种论调坚持把中国看作“战略竞争对手”。在此支撑下的美国对华政策以防范和遏制为主要特征，包括炒作中国威胁论、坚持对台军售、支持反华分裂势力和中国的外部政治对手、阻挠和破坏中国的海外合作等。这一政策倾向是冷战思维的继续，其“优点”在于可以操纵和利用盟友的恐惧心理，以保持亚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团结和维系美国在本地区的支配地位。最近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把中国类比为19世纪的德国，认为中国的重商主义路线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不过批评者认为，这种说法夸大了中国威胁，美国不应该太没有自信，因为与生俱来的一些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问题会限制中国国力的进一步激增，中国至多能成为多极化的亚洲中的一极，而不会变成一个向美国发起挑战的单极霸权。

　　另一种论调希望把中国看作“伙伴”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在此支撑下的美国对华政策以接触和合作为主要特征，主张建设性地对待中国的崛起，以结构性的安排应对中美结构性矛盾，用国际框架来规制中国发展，使之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正在崛起的大国”，甚至呼吁美中“同舟共济”。新世纪以来，这一政策倾向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话语权重增加，但仍缺乏稳定和持久的影响力。批评者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被众多内部问题困扰的发展中国家，即便中国政府有意愿担当全球责任，也会力不从心。同时，由于在价值观、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上的不同，美中在经济衰退、气候变化和集体安全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缺乏牢固的合作基础，彼此在地缘政治、经济合作和外交决策等方面的认知更是经常南辕北辙。

　　总体上，美国国内关于这两种政策倾向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并直接造就了“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轮番登场的矛盾性对华政策模式，不仅有害双边关系的稳定，也为世界格局的和平发展增加了变数。

　　二、导致美国对华政策两面性的原因

　　导致美国对华政策两面性的原因复杂，但传统支配性大国对新兴强国“利用+防阻”的投机心理是导致这一政策模式的主因。一方面，考虑美中实力和影响力，美国迫切需要中国分担责任、应对挑战。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规模和重要地位也给美国带来了竞争与对抗的风险，结果又可能阻挠相互合作。美国的这种矛盾心理几乎贯穿于其对华政策的各个主要领域。

　　1. 美国对华安全目标及需求

　　（1）通过防范中国维系亚太力量结构的既有平衡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格局内以经济和军事为核心的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单就经济规模而言，1991年美国的GDP占全球总量的25.99%，中国仅占1.83%；2001年美国上升到了一个峰值达31.80%，中国占4.16%；2008年美国降到了23.44%，中国则上升至7.23%。与经济格局重构同步进行的还有令美国担心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尽管中国军费增长和军事现代化进程的背景是全球富国和新兴国家都在朝此方向努力，而且自上世纪末以来中国一直定期发布国防白皮书以表明战略意图和突出军事政策的防御性，但受惯有思维模式指引的美国还是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忧，对之进行妖魔化的夸大。

　　中国军事现代化和地缘政治整合的每一步都使美国感到如芒刺在背。最令美国担心的是中国以军事强权主导亚洲，不但会把美国挤出亚洲，而且对其亚洲盟友的生存空间构成实质性威胁。（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美中垄断是白日做梦》,《耶鲁全球化》2009年8月6日）由此，它希望中国稳定中美军事对话机制，要求中国进一步提高军事透明度，（祈曼丽：《美国正在失去太平洋？趋势对美国不利》，《华尔街日报》2009年9月21日）反对中国对专属经济区行使“过宽”的权利，反对中国“过多”地对外获取资源，反对任何会削弱美国对外软实力的中国对外政策。在战略层面，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已经知道如何使用新技术装备和以“不对称”的思维逻辑对付美国，这对美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在战术层面，中国在战略核武器和太空领域的一些军事进步是最受美国关注的问题之一。在战略核武器问题上，一些美国专家认为，中国反舰弹道导弹与反导武器的研发和未来以此为基础的全球精确打击能力将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在太空领域，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美中合作的成本要大于收益，因为合作中最本质的问题是政治而非技术问题，互惠性合作会削弱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而且，太空领域的任何一项与中国的合作都会同时意味着美国对更为广泛的对华政策做出了一次政治表态，因而必须征求和协调盟国及伙伴的意见。（成斌：《美中太空合作：成本高于收益》，传统基金会发言稿第2670号， 2009年10月30日）

　　（2）使中国成为对美国有益的地区参与力量

　　除了防止中国成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威胁，因全球反恐和穷兵黩武而苦不堪言的美国也希望把中国拉入到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而且，美中在中国周边地区共有的一些地缘政治利益也促使双方产生了合作的动机。例如，美中都不希望朝鲜发生社会动荡，都不希望巴基斯坦变成失败国家，等等。由此，美国希望中国与现有国际机制良性互动，发挥建设性作用。在防扩散问题上，美国希望中国加大支持国际不扩散体制，加强相关出口管制。在反恐问题上，美国希望中国确保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壤的西部边界的安全，并为美国的政策作“贡献”。2009年以来，美英两国领导人曾多次表态，希望中国更多介入阿富汗事务，甚至出兵阿富汗。

　　总体而言，美国在安全问题上要求中国多担责任的同时并未谋求改变自己的基本立场。在战略定位方面，美国依然将旧有的同盟关系当作稳定亚太局势的基石。例如，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彼得·卡赞斯坦认为，美国在东亚地区仍主要仰仗日本，不会因中美关系牺牲与日本的合作，这一点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都不会改变。在敌友认知方面，美国依然把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和民主政治体制作为合作的前提，“分裂和西化中国”依然是美国在华的长期战略目标选择之一。由此，与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相比，加强对中国国内分裂势力的支持、加强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政治渗透、将对华友好国家视为不友好政权等政策选项往往更经常地出现在美国各届政府的政策议程之中。

　　2. 美国对华经济目标及需求

　　（1）通过与中国合作维系自身经济繁荣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对外尤其是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性不断增加，工业竞争力变低，实体经济增长乏力。顺利渡过危机、实现经济的复苏与增长已经代替经济霸权成为短期内美国的首要战略需求。同时，美中双边贸易额长期保持着两位数的年增长率，中国持有大额的美国国债，许多美国企业都希望从庞大的中国市场中获益，这些基本事实都使美国无法不把中国看作经济合作对象。危机发生后，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凸显，更多的美国人意识到了双边共同经济利益和美中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中美两国经济决策层也很快就如何促进世界经济复苏问题达成了共识——美国需要减少赤字、鼓励居民合理消费并对中国开放投资市场、中国需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发展方式和大力促进国内需求。尽管部分美国学者坚持把引发危机的责任推卸给中国，认为中国的高储蓄助长了美国过度消费并形成了资产价格泡沫，进而导致了危机的爆发，但更多的人对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表示欢迎，生存的必然要求使他们放软了身段。

　　（2）质疑和否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各个侧面

　　令人遗憾的是，危机中的合作未能从本质上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基本看法。一方面，美国依然从根本上怀疑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结构，迟迟不愿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有的学者片面夸大中国经济结构中的问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其特点是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经济资源的主要分配者，但有时会产生极其腐败或掠夺性的资本主义”。（普拉纳布·巴丹：《建国六十周年：中国面临的挑战》，《耶鲁全球化》2009年9月25日）有些美国人还担心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会对美国及全球经济造成影响。同时，一些美国人认为，由于美中经济模式的根本不同，过多强调双边共同经济利益会给美国带来危险，因为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裕，由政府控制的经济领域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西方期待的政治改革就会越来越困难。因此，为了遏制中国的野心，美国不能过多地强调双方的合作双赢。有学者甚至认为美国过于重视中国风险巨大，因为中国积累的庞大外汇储备远非实力的标志，而是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所产生的副作用。世界金融危机并未体现出中国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的优越性，而只是美中两国发现自己陷于相互妥协的合作之中。（[英]戴维·皮林：《华盛顿面临过于重视中国的危险》，《金融时报》2009年7月29日）

　　另一方面，一些美国学者坚持把美中贸易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归咎于中国，并以此作为对华设置贸易壁垒的借口。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主席卡洛琳·巴塞洛缪认为，中国政府把美国旨在保护国内就业岗位或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任何行动都描述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非常荒唐，因为前者本身就是一台“贸易保护主义机器”。中国政府集中管理经济，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出口和建设由国家严密控制的巨型跨国公司；中国的“五年计划”确定了对国家经济起重要作用的钢铁、信息技术、航空和电信等关键产业，并利用各种各样的补贴、税收优惠、对外国股权的限制、市场壁垒以及人为压低货币币值等方式加以扶持和保护。也有一些人对中国进行产业整合、确保国家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安全的努力发起攻击。有学者称，由于认识到了获得低价原材料对于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和捍卫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性，中国当前正在以出口征服全球、以胁迫的方式控制世界自然资源（包括中国国内的稀缺资源）。对于这两种危及政治主权的全球化方式，亚洲国家应该联手“抵制中国为了自身目的而各个击破并篡改既定规则的努力”。（安德鲁·希勒：《中国悖论》，《华尔街日报》2009年8月18日）

　　3. 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动因及目标

　　在力量格局发生变革时，意识形态差异往往更容易对国际关系造成影响，因为此时原本处于弱势一方的政治偏好及理念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而原本处于强势的一方虽然不再那么强大或具有说服力，却仍希望继续把对方形容为非法者。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与中国的政治话语冲撞进入了高强度状态。尽管中国在冷战后一直在谋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对美政治关系，但美国仍然把人权和价值观等意识形态问题作为判断别国的基本指标，美国的国会、媒体和学术界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一直没有减轻。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虽然曾声称追求“既不冲动也不太注重意识形态的”灵活外交政策，但多数美国人深信美国还不至于因为金融危机而影响自身意识形态的安全性。美国驻蒙古大使马克·明顿称，扩大民主国家的数量是美国最大的外交目标。（大卫·琼斯：《端坐于金矿上的蒙古》，《华盛顿时报》2009年8月2日）美国前国务院官员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认为，美中之间存在深深的战略不信任，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的不相容是其关键。（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美中垄断是白日做梦》,《耶鲁全球化》2009年8月6日）

　　尽管西方一些乐观者认为中国已经从苏联解体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在党内形成了乐于改革的风气和力量，（[德]安德烈亚斯·霍夫鲍尔：《表面巨人》，《商报》2009年6月16日）但更多美国精英却在强调和夸大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各种问题，指责中国未能按照西方所希望的方向演进。例如，许多美国人把新疆“7·5事件”看作中国民主制度缺失的结果，而不去关注一些分裂势力披着宗教自由和人权外衣实施恐怖行动的事实。美中合作应对金融危机期间，一些人在不断提醒奥巴马政府，有关中美经济关系可持续的说法是一种错误的假设，即便存在双边共同经济利益这一巧合，也将最终被政治分歧和大国间的敌对所掩盖，美国不能为了谋求美中经济合作而刻意弱化政治和社会分歧，直至忽略两国的传统地缘政治冲突而让中国从中得利。（威廉·霍金斯：《奥巴马与中国的虚假伙伴关系》，《华盛顿时报》2009年8月3日）

　　4. 多元化的国内政治系统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以国会和总统分享外交权、多党制、利益集团政治等为特征的分散性权力体制，使美国对外政策一直富有投机性。在对华政策上，民主和共和两党所代表的政治势力略有不同。更多代表大企业和军工集团利益的共和党往往更倾向于贸易自由和军事力量平衡，因而布什在任期间曾积极支持开启WTO多哈回合谈判，几次否决民主党主导的国会提出的对华征收保护性关税的议案，并迫于军工集团的压力在任期结束前同意对台大额军售。更多代表蓝领工人的经济利益和工会利益的民主党则倾向于贸易保护和鼓吹人权，克林顿时期虽缔结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同时要求在协定上添加有争议的劳动力和环保附加协议，奥巴马政府则无所顾忌地对中国搞起了贸易制裁。同时，每一届政府都会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争取更多利益群体的支持，因为利益集团政治的推动，美国行政当局的外交决策往往都是集团之间斗争和妥协的结果。

　　多元化政治思潮对美国对华外交决策的影响也不容小视。依据不同的标准，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精英往往被归入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实用主义/理想主义等多个思想阵营，这些人不仅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而且与美国外交决策圈子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对美国国内、国际环境的不同认知，加剧了美国对外决策过程及结果的不稳定性。例如，有人把现任总统奥巴马的高级幕僚分为“实用派”和“战略派”。“实用派”更关注经济问题和美中经济关系。他们认为，由于在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中应该成为战略上的伙伴，合作双赢是一个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尽管两国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只要处理好一些切实存在的问题，阻碍双方建立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的许多因素就会烟消云散。“战略派”则强调美中之间无法逆转的对抗特征。他们认为，尽管双方应该加强彼此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小摩擦，但是这样的合作都是战术性的，没有更深的意义。在一切双边交流活动的表象之下，是利益与价值观的根本冲突，这种冲突可控，但无法化解，除非其中一方发生改变，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约翰·李：《华盛顿对华外交战的内部指导手册》，《外交政策》2009年7月28日）

　　三、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对于双边关系而言，美国实行“两面下注”的对华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两国无法深入合作，“稳定——震荡——稳定”的中美关系周期性规律将长期存在，某些局部性的“硬冲撞”也无法排除发生的可能。对于世界政治而言，既合作又对抗、既重要又充满变数的中美关系不利于和平与发展。当前，中国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能力正在逐步走强，但由于“一超多强”、中西有隙的政治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也不应过高估计这种能力。就现阶段而言，谋求相对稳定和向好的中美关系需要重视以下问题。

　　1. 确保双边交流机制和渠道的畅通

　　2009年，刚刚“升级”而成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功举行并取得一些成果，美国学术界随即提出G2模式并引发了热烈讨论。尽管中国政府未接受这一提法，但它毕竟说明一些美国人开始尝试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相信中国在现存国际体制内的崛起。为了确保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发展，维持、拓宽和利用多年来形成的此类双边对话、磋商和合作机制依然有重要的意义：一是有利于双方的相互了解，减少战略误判。二是有利于双方探讨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保持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为核心的多层级、多轨道、专业化、长期化的对话与合作机制，有助于双方在危机管理方面形成一些“工作惯例”，以便及时化解日益增多的政治和经济矛盾，预防和控制一些潜在矛盾的凸显、升级和扩大。三是有利于化解他国的猜忌和不安。包容、开放、中性的中美互动合作方式可以缓解他国的战略忧虑。

　　2. 维护核心利益和适度承担国际责任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相互需求将越来越多，但仍不足以替代彼此在利益偏好方面的差异而成为双边关系主流，消除双边互不信任的根源将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过程。在较长时期内，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防止任何一方在信息失序、混乱的情况下做出片面的政策决断，直至扼杀有限的合作成果。当前，中美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重大的认知差异，这些差异无一不影响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包括基本制度、国家安全、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因此，中美在很多问题上的直接交锋在所难免，最近中美在美国对台军售和谷歌退出中国两个事件上的激烈争执便是很典型的例子。在这一情势下，战略清晰比战略模糊更有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可持续，中国在处理双边关系时应更加细致、明确和坚定地展示自己的核心利益和战略意图，并对美国侵害这些利益的行为进行有力、有节的抵制和反击，促使美国认识并尊重中国的合理诉求。在此基础上，促进双边制度化合作、适度承担国际责任、在应对各种挑战中培育共同利益，有助于积极、健康的中美关系的形成。其间，防止美国做出目光短浅、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对华政治决策将是中国外交和两国政治家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

　　3. 以国内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支撑和平外交政策

　　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认知很大程度取决于其对中国国内政治的解读。因此，中国经济社会科学、和谐的繁荣发展将是缩小和消除中美相互认知偏差的根本途径。当前，多数美国人都对中国的发展方向顾虑重重，尤其怀疑中国政府解决一些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能力，如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资源不足、快速城市化伴生的各种问题等。一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出现挫折，美国会趁机加大对华施压和干涉力度，直至西化和分化中国。在中国较为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两面性的美国对华政策将成为常态。集中精力发展自己，中国坚持的多极化、多边主义、国际关系民主化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就一定能更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