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的历史性选择-傅勇-搜狐博客

2010-04-20 | 人民币的历史性选择

人民币的历史性选择

傅勇/文

近日，美国财长盖特纳等人造访中国，普遍认为人民币问题是此行重点。盖特纳此前决定推迟发布是否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家的评估报告，进而加大了说服攻势，试图让中国相信，人民币升值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在人民币问题上，我看到的最有趣的一个观点是，压迫升值是美国的阳谋，其目的是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因为升值会让中国经济变得更强大。中国人爱面子，你越是压迫升值，就越会推迟升值。

这个观点有点是在戏说人民币问题。笔者这里还是要正经地讨论一下。

随着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也在增加。这些声音中固然有些属于学术探讨范畴，但也不乏政治化的噪音。在一些人眼中，压迫人民币升值成了推脱国际失衡责任、吸引选民眼球的途径。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思维无益于认清事物本质，找到治本之策。

认为人民币严重低估的主要判据是，中国在较短时间内积累起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余额，并认为这是外贸长期顺差和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上购汇的结果。一些人士认为，只要（或只有）人民币大幅升值，中国贸易顺差才能下降，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才能缓解，就业岗位才能回流美国本土。

笔者认为，把全球经济的失衡主要归咎于汇率因素是有失偏颇的，而强迫人民币升值来解决问题，结果将是事与愿违的。

首先，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确实存在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并清醒认识到这一失衡是低效率的，不可持续的，也是不符合货币政策基本目标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多次声明，货币政策目标是多重的，即要追求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较高的就业率、国际收支的大致平衡，同时应关注这四大目标之间的综合平衡。2009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接近GDP的50%，这表明国民经济存在较为明显的国际收支失衡。从根本上说，如此显著的国际收支失衡并非政策当局所愿。对照多种标准看，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实际所需；并且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将这么多钱借给发达国家是有一定风险的，效率也是不高的。

其次，国际收支失衡根源于国民经济的失衡，人民币升值压力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在当前的讨论中，一些观点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和人民币低估之间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这实乃本末倒置。从根本上说，中国贸易顺差源于中国的高储蓄和消费不足，而美国的逆差则源自美国的低储蓄和过度消费。在这中间，汇率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因素。

人民币汇率的低估从来不是中国外贸顺差的主因，同样人民币升值也不是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的最有效途径。我们注意到，2005年7月到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之前）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22％，而美国经常帐户赤字却从每季1950亿美元上升到每季2050亿美元。主张压迫人民币升值的美国议员们提到，2003年1月至2009年5月期间，中国在美国非石油产品贸易逆差中的占比从26%提高到了83%；然而他们却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段时间，人民币的有效汇率实际上升值了14%。

国际收支失衡确实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带来了一定压力，但更要看到，我们在经济结构调整上的压力更大。

其一，在适当背景下，应增强市场机制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2008年8月以来的人民币汇率是金融危机应对政策组合中的一部分。随着国内外经济出现确定性复苏，人民币币值将更多地与经济金融基本面保持一致。我们认为，2007年7月启动的汇率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未来应继续坚持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着力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其二，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和步伐，缓解国民经济的内外失衡。合理的结构调整是纾缓人民币升值压力成本最小的一个途径。“中国制造”竞争力的形成，一方面体现了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制度成本的降低，另一方面也是劳动力成本过低、资源价格改革滞后、环境成本未能充分体现、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过度鼓励出口等政策环境导致的。后一类原因实际上是人为地压低了出口商品的价格。我们认为，加强环境保护、改革收入分配，增加社会保障和公共部门的投入，并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与升值等同的作用，并有助于解决消费不足和国际收支失衡问题。

其三，利用多种渠道，改善国际收支平衡。我们已与一些贸易联系紧密的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并逐步提升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地位。香港的人民币债券发行的节奏也明显加快。这些措施有助于人民币走出国门，深化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减少央行对冲外汇流入的压力。在商品、服务以及投资能够用人民币结算之后，国际收支盈余中的一部分就不再以外汇的形式出现，外汇储备增加的压力也会下降。如果越来越多的外贸以人民币结算，同时为境外人民币持有者提供投资平台，那么资本帐户就能够更好地平衡经常帐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