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不抵抗因为当晚张学良在泡女影星

九一八不抵抗因为当晚张学良在泡女影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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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病死于美国夏威夷。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字汉卿，中国辽宁海城人，人稱“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之长子，“民国四公子”之一。

 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没有对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是张自己脓包孱头，不敢战斗（本文来源：大洋网）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学良头上。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现在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这里专门介绍张学良晚年对此问题的说法。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 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令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赴美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

二、九一八事变时，花花张公子在忙，忙着泡妞：泡名女人

九一八时期，民国名人马君武（早年留学日本，即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后为清廷追捕，逃往德国，入柏林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回国后在国内首次制定无烟炸药。辛亥革命成功，历任孙中山总统秘书长、国会议员、实业部总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广西省长等职。又曾编撰我国第一部《德华字典》，译达尔文《物种原始》，是“我国近代第一流的学者）他写了《哀沈阳》二首。今录之如下：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这诗是讽刺“九一八”那天晚上，当时身为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的张学良将军，正在北平六国饭店邀胡蝶相伴跳舞，并馈赠胡蝶十万大洋作为酬报，对日军侵占沈阳置若罔闻之事。

马君武诗中的赵四即张学良的红粉知己赵一荻；朱五即朱湄筠，原北洋政府内务总长、代总理朱启钤的第五个女儿；蝴蝶则是隐指上海著名电影明星胡蝶。

马君武的《哀沈阳》说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之夜犹与胡蝶翩翩起舞，结果把东北三省给断送了。马君武的诗作发表后，各报广为转载。从此，张学良被国人骂为“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胡蝶则被视为“红颜祸水”。

著名电影人顾无为（1913年跟随孙中山从事宣传、联络工作。1915年到上海与张石川、郑正秋等创办民鸣社，因创作剧本《皇帝梦》被捕。后编写《孙中山伦敦蒙难记》，主演《安重根刺伊藤》等剧目）很快就据张学良泡妞令东北沦陷的事迹编写出舞台剧《不爱江山爱美人》，由大华剧团公开演出。由王元龙饰演影射张学良的角色，顾无为的小妾卢翠兰饰演张夫人于凤至，阮玲玉饰某女士影射胡蝶。人物虽化名，但观众心里明白。尤其是王元龙扮演的人物，经过化妆后，举手投足，言谈神态，酷似张少帅，演得活龙活现。顾还特地把胡蝶的前未婚夫林雪怀拉来参加演出。由于演员阵容整齐，民心所向，所以该剧在齐天舞台公演之后，大受观众欢迎，十分轰动。 很快，消息传到张学良驻沪代表的耳朵里，他一方面把情况向北平报告，一方面到齐天舞台进行干涉，提出警告。经过谈判，顾无为将“不爱江山”四字去掉，改为《爱美人》继续演出。

三、张学良对女色“用完就扔”（本文来源：中华网）

张作霖原来是东北的土匪，在奉天附近的新民屯抢夺富豪赵氏的女儿为妻，1901 年生下了长男张学良。後来张作霖率部归顺了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因为帮助日本军队得到了日本人的赏识，和当时的作战部主任田中义一成为好友。田中义一当首相後不久张作霖就被日本人谋杀，田中也颇为伤心，特地给张学良打电报安慰。

张学良却是一个放荡公子，张学良接班後，生活更是放荡。在张学良掌权的3年期间里，对政事并不专心，每日沉溺於酒色之中。张学良尤其好色，和父亲张作霖有妻妾6人不同，张学良对女色采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张学良的近侧们投其所好，争相进献美女来讨好张学良，朱铁生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献上，晋升为张学良的副官；朱光沐将自己的女儿献上，当上了总务长；渖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当上财务局长；奉天省长翟文选的妹妹被张学良强奸，翟文选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作了和尚。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又多次自诩：“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

　　少女时代的花明雪艳赵四小姐赵一荻

1928年底张学良易帜後，经常走访南京。张学良走访南京的目的不是和蒋介石商谈政事，而是爱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最後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学良最荒唐的事是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诱拐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学良提出抗议，结果张学良干脆出10万元将胡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张学良因“九一八”事变後退避不战而被迫辞职出国时，首先做的事却是向他的诸位爱妾一一告别，被当时的报纸责骂为“娇妾重於国土”。

张学良如此挥金如土的生活，当然经常感到钱不够用，除了加收各种苛税外，还通过其它渠道搞钱，特别糟糕的是盗卖故宫的珍宝。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运到上海拍卖，其中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国图书馆以12万英镑购入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帖”，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

　　当年号称“北洋名媛”的朱五小姐朱湄筠

谁是故宫宝物的所有者呢？从法律上讲故宫中的一切财物均为末代皇帝溥仪私人所有，这是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签订的清帝退位条约中所规定的。然而中国人并不重视法律条文，不知什麽时候故宫中属於清帝的私人珍宝已变成国家所有，却忘记了在法律上废除承认清帝财产权的优待条约。

1930 年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加入蒋介石一侧，出兵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华北地区。但也正是因为张学良把东北军的主力部队都开进了关内，使关外兵力空虚，日本关东军才有机可乘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在一个月内占领东北全境。张学良的关东军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将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虽然一些资料说张学良不抵抗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但这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并没有必要无条件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而且张学良本人也从来没有执行蒋介石命令的先例。如果张学良决心向日军开战的话，蒋介石根本不可能阻止。蒋介石下野後，汪精卫曾代表国民党中央多次下令张学良对日出兵，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均拒不执行。可见张学良的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保存实力，而并不是为了执行国民党中央的命令。

不过“九一八”事变并不是日本政府策划的，而是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将校独自策划的。少壮派将校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政界高层的受贿。因为当时中国政界行贿成风，中国军政要人也经常向外国政界要人行贿，来换取对自己的支持。一些日军少壮派将校怀疑日本政府的高层被中国行贿收买，才不愿对中国采用强硬政策，因此私自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後，关东军从张学良的保险柜中搜出53张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单，最巨额的是政友会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50万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败受贿丑闻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军人们乘势发起打倒腐败政党政治的军人夺权运动。当时日本社会舆论普遍倾向於军人，声称“宁要清廉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这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开始。

四、发动西安事变，劫持蒋介石的张学良原是秘密共产党员

张学良将军“党籍问题”小议 （张友坤 《北京日报》）

周恩来总理生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张学良是中共党员；叶帅也证明了此事。

关于张学良加入共产党问题，已不是什么秘密，台湾的一些刊物早已公布了苏联解体后这方面的档案；原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访问俄罗斯时，也看了同样的内容；吕正操将军还多次对我说过，周恩来总理生前不止一次地告诉他，张学良是中共党员。

张学良曾两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入党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连夜在安塞举行会议，一致认为，中共当时与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整个东北军，而不是一部分，并以此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当时若接收张学良入党，势必造成东北军分裂，不利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向张说明此意，张完全理解。不久，张学良再次提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同意，但像他这样的重要人物入党，由于当时中共尚属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向在苏联的第三共产国际报批。又由于苏联因中东路事件，对张学良存有极大偏见，没有批准张的要求。

阎明复同志今年在《忆宋叔》(宋叔即西安事变时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宋黎同志，2002年11月22日故去)一文中称：“我记得，在宋叔离开北京回东北的时候，他特地邀我去，对我说，关于张学良将军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一直为我们所关心，当时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知道这件事的，如毛泽东、周恩来、李克农都已去世，尚健在的只有叶剑英同志。宋叔接着说，我最近专门写信给叶帅，请他接见我。最近我见到了叶帅，提出这个问题。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我把叶帅谈的内容都记录下来了，记录装在一个信封里，放在保险箱里，等我死以后再拿出来给中央。我问他，为什么现在不报告中央？他说，现在张汉公还健在，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他是中共党员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关于张学良将军是中共党员的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宋叔告诉我后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讲过。1995年夏天，……因为得到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先生的协助，我得以访问了莫斯科所有的档案馆。在位于前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的苏共档案馆里，我偶然发现了1936年12月初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当时我一边小声地读这份电文，一边用录音机记录下来。电报是共产国际关于不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入党的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答复。电文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扩大自己的队伍，但是应该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去发展，而不应该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这就是说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斯大林，不同意中共中央吸收张学良将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重大的事情都要向共产国际请示。以后的事态表明，尽管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反对张学良入党，中共中央仍决定发展他入党。现在不清楚的是，中共中央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决定，有没有通知张学良本人？叶帅同宋黎的谈话记录将会揭开这个‘谜’。”

1992年张学良在同张之宇教授谈话时说：“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是同情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

“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政府是一点儿不知道。一点儿不知道？那就是他们作特务的工作！”

“换句话说，我是同情共产党，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爱国的。”

“换句话说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我真正我内心……。”

有的海外学者，把张的上述谈话解释为：他向来敬仰周恩来，对中共领导的红军、英勇的长征向来赞不绝口，说共产党是爱国的，他自己也是爱国的，所以他就是共产党。我以为，一生光明磊落的汉公，在摆脱了蒋氏父子对他半个世纪的禁锢后，用“口述历史”的机会，终于堂堂正正地向世人宣布：“我就是共产党！”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张学良要求参加共产党是真真切切的，无论张学良生前是否有恢复党籍的愿望，有否留下遗言，有关方面今后如何处理这一问题，都无关紧要，但这一历史事实是抹杀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