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时谁下令“不抵抗”

　　1931年9月18日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3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
　　随后，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主力部队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此时，尚在北京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因招待宋哲元等将领，正携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在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先生的《宇宙锋》。而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职务的张作相和时任驻沈阳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都不在营内，东北军处于群龙无首的状况。此时，惟一主事的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却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这样，次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很快占领了沈阳市，并不断扩大着战果。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张学良的个人财产也损失惨重。
　　从此，张学良遂被国人视为“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备受唾骂，作为“东北王”雄踞一方的少帅形象已不复存在。
　　1946年8月15日，共产党员郭维城曾在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请求蒋介石指示，可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此外，他还说：“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电文，至今还保存着。”
　　郭维城这段话言之凿凿，说得十分明白。因此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认为蒋是不抵抗主义的始作俑者，而张学良不过是执行者。

　　东北的迅速沦丧，使全国群情激愤，舆论对其的指责极为尖锐。
　　当时的《中国周报》在致张学良的一封信中极尽讽刺，提名张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因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主义者和救世主耶稣的追随者”。林语堂则挖苦说：“张学良你干得真漂亮，你为我们丢失了大片国土，但为我们保护了大批国宝。”——讽刺张学良收集古董字画的癖好。
　　当然，与这种辛辣的讽刺相比，更多的则是咒骂和充溢于字里行间的愤懑。就在人们骂声四起之时，热闹一时的热河抗战旬日之内又草草收场。对此，张学良自觉重责难逃，于1933年3月7日发出通电，称自己自东北沦陷后，原想戴罪图功，勉求自励，谁知热河之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故此引罪辞职。3月9日，蒋介石从江西“剿共”前线赶至保定，对张学良说：“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个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于是，张学良当即表示自己辞职。
　　3月12日，国民政府正式下令免除张学良本兼各职。
　　至此，人们往往把舆论的谴责、张学良的下野，尤其是蒋介石的此番谈话，看做是张学良代蒋受过、成为蒋介石替罪羊的有力证据。
　　然而，要弄清史实真相，首先要搞明白不抵抗命令究竟是谁下的。
　　2006年3月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室公开了蒋介石的日记（部分）后，笔者辗转寻到该日记的原文，并看到了“九一八”事变后几天，蒋介石在日记里描写出来的心境。
　　经过日记可以看出如下几点事实：
　　一、从9月18日起蒋介石就离开了南京到达南昌，20日才离开南昌，于21日下午返回南京。
　　二、9月19日蒋介石从上海和南京方面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实上，上海、南京的报纸，也只是在19日才报道了日军攻袭沈阳的消息。
　　三、蒋介石得知这一事变后，他在日记中记下的心情是：“雪耻”、“余所恃者惟一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等等。尽管当时蒋介石也有软弱的一面，但日记中也绝无虚伪造作之词，显然与所谓命令不准抵抗、任由日本为所欲为的说法大相径庭。
　　由此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曾十几次电令张学良不抵抗几乎是不可能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坦言：“‘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大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
　　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后不久，张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张学良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主动邀请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博士，于1990年1月至5月间，在其台北北投寓所和饭店，录下了口述历史12盒录音带。
　　1991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部”与其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