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终结百年“无人喝彩”

科举终结百年“无人喝彩”
www.hexun.com  【2005.09.09 10:14】新京报
孔庙的进士题名碑孤独守护着科举制度1300多年的历史，在科举终结百年之后，进士和状元不再是人们努力的目标，但科举对中国人的心理影响却并没有结束。
科举终结百年，从官方到民间已经没有了
关注的目光，只有学界还在思考科举对中国1300多年的影响。其实科举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的核心制度之一，已经深入民族性格，并继续发挥直接或间接影响。
●科举制度废除100年之际，教育部、文化部、包括各中小学和大学没有任何纪念活动。
●废止科举制100年间，现代人对科举往往是盲目批判的多，真正了解的人少；人云亦云的多，独立思考的少。
●如果要纪念科举废止100周年，一定要与现代教育制度相联系进行探讨，另外，调查历史悠久的名校在科举废止之后有哪些变化，以及它们分别在不同的阶段所扮演的角色。
●要评价一个制度的好坏得看这个制度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好的社会。但人们不关心“什么是好的社会？”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只是纠结于“科举制的公平与公正性”那些细枝末节的问题。
本报讯（记者刘晋锋）1905年9月2日，在华夏大地上绵延长达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由清朝光绪皇帝诏告废止。在科举制度废除100年之际，教育部、文化部、包括各中小学和大学没有任何纪念活动，即使是元、明、清三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刻有进士5万余人姓名的孔庙、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等地也没有针对科举废止100周年安排活动。教育部的官员告诉记者说教育系统正在准备的只有教师节的活动，而作为古代科举制度和儒家思想的标准性建筑———孔庙和国子监正在双双开工大修，修缮之后两者将合为一体。孔庙和国子监的院内都搭满了脚手架，孔庙的门票价格也从10元降到了3元，工作人员表示这种维修状态不可能举办任何纪念活动。
今年惟一一个关于科举的活动是9月2日－4日在厦门大学举办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及台湾地区的学者149人出席了会议。
在研讨会上，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潘懋元指出：科举制度废止之后，关于科举制度的是非得失“盖棺尚未定论”，不过争论与研究的焦点已经从政策层面的保存、改革、废止的争论转移到了理论层面的科举制度历史价值与现实影响的探讨。大部分与会专家均赞同近20年来，内地自学考试制度的建立、公务员考试的开展，尤其是高考制度的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科举的价值：“盖棺尚未定论”
作为一项对于中国影响最为重大而深远的制度，科举制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性格，也深刻而多层面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各个方面。积极倡导建立“科举学”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海峰说：“科举制度的重大影响到今天仍然无法估量，至少要再过100年才能看得清楚一些，离废科举的时间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在本次会议上，不同的与会代表对科举制的价值给予了不同的评价。
在刘海峰等教授看来，废止科举制100年间，现代人对科举往往是盲目批判的多，真正了解的人少；人云亦云的多，独立思考的少。人们对待科举不应再一味地嘲讽和批判，而应在了解的基础上再作分析。刘海峰认为如果任何人都无法凭个人意见改变一种社会制度的运行，便说明这个制度体现了某种客观规律，它的存在有它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个观念在会议上被很大一部分专家认同，而支持这种正面积极评价的论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科举时代的多数精英人物都是由科举制选出；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追求公平的精神；科举制带来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中国社会或至少考试是开放的”；科举制所确立的考试制度影响了全世界，而且再无比考试更好的选才方式……
以纽约市立大学教授李弘祺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与历史学教授艾尔曼为代表的专家则认为科举带来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艾尔曼指出大多数的中举者是从士大夫和商人家里出现，纯粹的贫寒子弟要取得考试成功是非常困难的。李弘祺认为虽然科举制是第一个以人才论而非出身论的选官制度，但是看一个人的出身不应只看他的父母辈，若有亲戚或者朋友当官，那么他应该是属于士大夫出身，而如果采用一个人的家族作为研究的对象，那么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唐宋以来，全国是由很少数的一些大家族垄断了上升的机会，在宋真宗至神宗的87年间，重要官职中的四分之一是由35个大家族所霸占。如此可见，科举这种考试制度不见得真正带来社会的开放。
考试制度影响了全世界？
“科举制对世界的影响”是本次研讨会上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来自英、美、日、韩等国家的代表都论述了考试制度对本国的影响。来自美国的艾尔曼表示：“科举制不仅对中国有意义，它对全世界都有意义。科举制度的废止不是考试制度的废止，而每个国家都是用考试制度培养人才。”在李弘祺看来，文官考试制度在西方并没有变成十分重要的制度，不过至少它是模仿自中国的科举。中华文明对欧洲的影响不限于物质方面，更波及到专业的资格考试制度，而资格考试制度则是出自于科举重视笔试的传统。
记者发现，大部分与会的国外代表所研究的课题都是科举制与古代中国社会的关系，来自俄罗斯的波洛丝卡娅说：“关于科举的信息到俄罗斯来得比欧洲晚，而俄罗斯国家对科举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目前除了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研究科举。”李弘祺提及早年英国大百科全书里收录了科举对西方的影响的文章，而在近50年内却见不到这种文章了，这体现了英国学界对此并不重视的。英国重视口试、中国重视笔试，两者有很大的区别。
艾尔曼说：“中国是第一个有考试制度的国家，英国考试制度可以说是直接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影响，而美国的考试制度并没有直接受中国科举制的影响，美国人不知道科举，更不知道八股文，不了解他们的教育制度与中国有什么关系。现在美国大学联考也增加了考试文章的一项，这类似于中国的‘用文章评选人才’，说不准过一些年美国也会出现八股文。”
■访谈“应对科举文化进行全面的清理研究”
新京报：为什么科举制度废止100周年未能引起社会广泛重视？
李弘祺：因为是一个制度废止100周年，而不是创建100周年。其实虽然以前从来没有过专门的科举研讨会出现，但是只要是研究唐代至清朝历史的学术会议上，至少有5％的论文是研究科举制度的，因为它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现在高考制度有很多旧时科举的影子，但一直以来对科举的评价都是在总体否定中肯定部分值得肯定的东西。
成中英：据我所知，海外没有任何组织举行对科举废止百年的纪念活动，身在外国的人除非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人才会对科举有关注，而科举又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分支，不会有人专门来关注它。我想，国内可能也不会大张旗鼓地纪念科举废止100周年。
新京报：应该如何纪念科举制度废止100周年？
李弘祺：虽然考试制度是不可能消亡的，但我很坚持的一个观点是中国的考试制度对中国的影响基本上是负面的。要评价一个制度的好坏得看这个制度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好的社会。但人们不关心“什么是好的社会？”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只是纠结于“科举制的公平与公正性”那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但何为公平？以史鉴今是一个伪问题，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现代人都是到历史中去搜寻有利于我们目前所需的素材，研究历史是为了让自己相信好的东西合乎历史。
成中英：如果要纪念科举废止100周年，一定要与现代教育制度相联系进行探讨，另外，调查历史悠久的名校在科举废止之后有哪些变化，以及它们分别在不同的阶段所扮演的角色。
新京报：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认识科举制度？
艾尔曼：我们研究科举制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世界上各种考试制度的好坏，以此预测考试制度在未来21世纪的影响。而科举制影响到了政治、经济等多个层面，现在应该有更多的研究机构来研究它。
刘海峰：废止科举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中的历史必然。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在中华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或者断裂点。对科举的否定评价，在1905年废止科举时似乎已经盖棺定论了，现在回头来看，从教育方面来考查，废止科举之后，中国教育迅速从传统东方型转为西方近代教育，学堂大量增加，留学人数剧增。但从其他方面来看，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动荡、政治混乱、文化失衡，因此许多人在评价废止科举的影响时，得出负面的看法。我以为，我们现在的任务应该是对科举文化进行全面的清理研究。
李弘祺：纽约市立大学研究院教授、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专任研究员兼主任。
艾尔曼：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与历史学教授。研究领域是中华帝国晚期和近代的思想史、文化史、中国教育史和中国史学。
成中英：美籍华人学者，哲学史家，被部分学者认为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世纪之交的抉择》等。
刘海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历史、考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