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怒骂张学良沈阳事变不抵抗丢老父脸

          吴佩孚（1874~1939）直系军阀首领。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秀才出身。1898年投军，曾任北洋军第三镇曹锟部下管带，第三师团、旅、师长。1919年五四运动时，以“爱国军人”的姿态，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巡阅使。1923年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系打败。1926年其主力在湖北被国民革命军打败。1927年辗转至四川。抗日战争爆发后，拒绝出任伪职。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进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用中外观察家们的话说，是一次后发性的、应激性的转型。这一转型有很多的比喻说明，铁屋中的呐喊，木乃伊复活，凤凰涅槃，等等，较准确的说法是，由于一个自足的文明传统有了强大的参照和开放，其自足的全面滞后不言而喻，它必须自新自改革。这就是延续到今天的现代转型历史。

        这个转型的历史，又是不断认知和变易认知的历史，以今日之我否昨日之我。马克思说对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因此，尽管有器物的拿来主义、建筑的美式欧化，衣食住行的与时俱进，但在后来者的眼里，尤其是文明人心中，我国近现代转型中的衣冠人物制度实在如传统文明一样，大多只具有入博物馆供人参观的价值；另一方面，尽管有失败、有牺牲，那些仍超乎个人名利之上的理想、人格成就，甚至那些显得愚忠的信徒们，都给了后人长久的感念。在转型的历史人物中，最可恨、可笑、可怜，又最为悲壮诡怪的，莫过于军人武夫们的人生。

        由家族天下的八旗兵，到地方团练，到新军，到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兵匪军阀混一，到党国党军，我国军队的现代化、国家化至今艰难。尽管团练、党军都先后实现了装备器物的与时俱进，但费正清的话仍道出了我国军人的共性。他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以悲悯的笔调写道：“这二百左右佩戴勋章的将军们和他们那些步履蹒跚的队伍，在1916－1928年这些军阀年头代表了什么东西啊？第一，现代武器的优越性，一个人口过剩国家的黩武主义，在这样的国家中武备的扩展超越了公众意识形态的发展。第二，老的绅士、商人、官吏统治阶级没有能力在一个全国范围的新的政治组织基础上团结起来。第三，正当民族主义似乎取得胜利的时候，全国的振奋能力却处于低潮。”

        在这二百左右佩戴勋章的将军们中，吴佩孚大概是少数值得后人纪念的人之一。他是承先启后的人，在他之前，有跟他一样的曾国藩、李鸿章等儒将、书生将军，在他之后，有蒋介石等现代性更强的军人。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出身小商人家庭，少年丧父。二十二岁中秀才，却因“得罪当地豪绅，被革去功名”。吴通过科举考试飞黄腾达的梦想破灭。他跑到北京，以占卦算命、卖字为生。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投天津淮军聂士诚部，当勤务兵；同年入开平武备学堂步兵班学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回部队任后路炮队队官。庚子事变时，所在部队被袁世凯收编，再进北洋参谋处测绘学堂，以第一名毕业。1904年，日、俄为抢夺我国东北的控制权而发生战争，他入选中日合组的侦探队，被派任日方间谍，化装成肩挑小贩，冒险混入俄军地盘刺探情报，立了军功；因敢作敢为而被北洋军阀头子曹锟看上，两年后，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任北洋军第三镇第十一标第一营管带，带兵剿匪显露才能，深受曹锟器重。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暴发，吴佩孚跟随第三镇统制曹锟镇压山西革命军，升为第三标标统（翌年改称第三团，吴任团长），1914年升任第六旅旅长。袁称帝期间，入川镇压护国军，再获嘉奖，被擢为师长。他因“深知袁氏躬行非义，必无善果”，劝曹锟一面与袁虚与委蛇，一面与反袁势力暗通款曲，以待时局之变。

        袁世凯死后，张勋再次搅动北京政府政局，率辫子军进京复辟，“再造共和”的北洋军人们与张勋对抗。其中，吴佩孚带兵与张勋部战于丰台、天坛，获全胜。国体再度从帝制转为共和制，但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天坛宪法”等国体的大经大法都已如同废纸。段祺瑞领衔内阁，迭令各省取消独立服从中央，南方军阀不服，孙中山利用南方军阀发起“护法运动”，段祺瑞命令大军南征，以期“武力统一”，其中最锐者，即吴佩孚的陆军第三师。吴佩孚随曹锟出师讨伐南方，任前敌总指挥，在湖南岳阳、长沙等地与护法军作战，连克重镇，时称“常胜将军”。

        在当时人眼中，国家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因为南方仍做革命大梦的孙中山没有实力，有实力的云南、广西、广东军阀们各有算盘，历史几乎不用假设：只要吴佩孚一声令下，他的大军即可底定三湘并进而荡平粤桂两省，北京政府“武力统一”的梦想则指日可待！为了笼络吴佩孚，段祺瑞亲往前线劳军，于1918年6月破格授予吴“孚威将军”衔。但是，担任代理总统的直系首领冯国璋与皖系总理段祺瑞争权夺利，吴佩孚附和冯国璋，与段祺瑞相对抗。在捷报频传之际，吴反而突然按兵不动。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失败，他在5月即宣布辞去南方军政府的大元帅职，孙在辞电中说下他一生中最好的名言之一：军阀“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但时人更欣赏的是吴佩孚，1918年8月，吴佩孚息兵湖南衡阳，他发出通电，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南北议和，所谓“罢兵主和”。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电报技术引入我国。但直到帝制与共和、中央与地方拉锯战的时代，电报才大派用场，通电成为军政大员们政治表态最好的工具。在影响当政者决策国是方面，军界诸侯的表态往往比学生的游行和教授的演讲更有分量。在这些通电中，吴佩孚的通电是一二百军阀中最为可圈点的通电了，他的通电出来，总是能够为他带来广泛的声誉。他为北京政府立下大功，大军盘踞中原两湖一带，但他罢兵主和的理由却让任何人挑不出理由：“阋墙煮豆，何敢言功？”“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

        北京政府为吴的罢兵猜测不已，吴又公开宣布自己的“四不主义”：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他后来实践了自己的做人原则。吴的政治生命是微妙的，也是注定了的。他是秀才出身，不及曾国藩能够“内圣外王”，又没有李鸿章的条件，有一个大清王朝的平台可依托可施展。他的上面也是军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没有曾国藩、大清王朝、孙中山那样政统、道统意识强大的力量为依靠，他就只能如传统的军人关羽、岳飞那样为主尽忠，主公不行，他就只能以亚父、更准确地说是以长子自居行权独裁。虽然他只是冯国璋、曹锟派系下的一个师长，但这种行权使他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全国军政界的新星。

        1919年，巴黎和会，列强瓜分我国的条约出台，五四运动爆发，国人中呼吁拒签和约的，是知识阶级和一般民众。而北京政府担忧危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大都主张接受这一条约。不到一周时间即5月9日，远在湖南衡山的吴佩孚发言，这个“言人所皆欲言，谏人所不敢谏”的区区师长，直接向大总统徐世昌发出通电：“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 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吴被舆论誉为“爱国将军”。数日后，吴佩孚又致电南北双方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那些手握重兵把守各地的督军、省长们，也因此纷纷致电政府，表达爱国热情，措词强硬地要求拒签“和约”。同年12月，冯国璋病死，吴佩孚成为地位仅次于曹锟的直系军阀首领。

         1920年5月，吴佩孚不听段祺瑞的命令，自衡阳领兵北撤，随后通电反对皖系“安福俱乐部”把持政权。他的通电是：“全国之大，能否尽为一人所盘踞？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要求大总统徐世昌罢黜段祺瑞内阁。7月，直皖战起，吴佩孚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大败皖军，段祺瑞政府倒台，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府。吴的通电游戏使得徐世昌总统叮嘱手下人：吴佩孚的态度不可不考虑。

        吴的军人造反颠覆了政府，按后来人们的史评，吴佩孚的这一举动标志着北洋军阀公开分裂，多数论者认为这是一场争权夺利的不义之战，战争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削弱了北洋军阀，外交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对华的侵略政策，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独立和进步。但他通电谦称：“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民意所驱策，即战胜结果，亦全国民意战胜，非直军战胜也。此次战胜逆党，谬蒙各界赞扬，实则非军队之力，全胜于民意。”

        直奉系掌权，吴佩孚在北京出任陆军总长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但他只在北京落了落脚，即引兵回到洛阳。他功成身退，只是出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一位在中国多年的日本军部间谍铃木贞一为此佩服说：“我认为吴佩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获胜的中国将军都是进入北京大逞威风，但吴佩孚却不声不响径自领兵回到河南洛阳。”

        但人人都知道吴佩孚此时已是北京政府内阁的灵魂，他人虽远避豫西，却又让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大到国策小至人事安排，无不频繁请教于他。当挤在宣武门内象房桥国会厅里争吵不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拟拆除紫禁城三大殿 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在其废墟上另建议会大厦时，吴佩孚通电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 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当各报刊登载了吴氏通电后，颂扬吴帅之声鹊起，抨击国会之议潮涌，故宫三大殿幸免一劫。

         直奉的蜜月期很短，不到两年，直奉反目，于1922年4月开战。吴佩孚的讨奉通电名言是：“大诰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统一之言，出诸盗匪之口，则为欺世。”虽然奉系张作霖在军队人数和武器装备上有明显的优势，但吴佩孚的直系军队神速地击败了奉军。奉张退居东北后，吴佩孚成为北洋军阀首要人物，直系随即独霸北京政权，进入全盛时期。接着，曹、吴逼徐世昌下台，恢复旧国会；再邀已被废黜五年的前副总统黎元洪复职，却不给他实权，后来干脆把黎赶出北京。1923年，曹锟花费约一千三百五十万元，当上“贿选”总统，吴为此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他力主“废督裁兵”，而各地方实力派坚持“联省自治”；于是吴打起当年自己曾公开反对的“武力统一”旗号，在洛阳埋头练兵。

        吴佩孚的势力引起国际瞩目。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他一度被公认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且博得了“爱国进步”之名。不仅英、美等列强对他“争相结纳”，吴可能是最早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而且他也获得苏联的青睐，以为与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有望，因为吴不唯抗日，且主张召开包括工人在内的国民大会。1924年，在他五十寿庆之时，正是权势鼎盛之日，各地的军政要人和文化名人、各国驻华使馆的武官云集洛阳，清废帝溥仪也派出其“摄政王”前来祝贺。连曾名震朝野的维新派首领、著名学者康有为也大拍马屁，献寿联云：“牧野鹰扬，百岁功勋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及李大钊等，都做过争取他的工作。1922年，在越飞会见孙中山前，他寄望于吴佩孚：“ 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 ”待越飞的军事顾问格克尔将军自洛阳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斯大林拍发了“绝密”级的电报：“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苏联的政治局为此有决议说：“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 吴佩孚的行动会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的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

        这种蜜月同样短暂。虽然“劳工神圣”的旗帜一度堂而皇之地挂在直系控制下的京汉、陇海铁路沿线的要埠大街上，但吴佩孚镇压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苏联曾不改初衷支持吴；直至吴对苏军驻扎外蒙和中东路主权问题的态度越来越强硬，特别是1924年9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冯玉祥倒戈而惨败于张作霖，苏联人才放弃对吴佩孚的争取。

        即使最有军事才能的军阀吴佩孚也避免不了为时代所弃的命运，他虽然仍多次跟其他军阀分分合合，挂过若干头衔；也曾东山再起，报了冯玉祥一箭之仇，但已是强弩之末。虽然吴佩孚有着革命军人少有的文才，但他仍敌不过文明转型中的意识形态。军阀和他们步履蹒跚的军队势力开始让位于新兴的革命军队，孙中山的党军显示出威力。1926年秋，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盘踞中原的“常胜将军”吴佩孚纠集主力扼守湖北咸宁的汀泗桥，并上阵督战，亲手枪杀了几名后退的官兵，然而吴抵挡不住革命洪流。两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武昌，他的主力被歼，从此一蹶不振。他大势已去，可是不像其他下台的军阀政客那样，腰缠万贯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寻求外国人保护，他也没有多少钱，他只有在国内辗转流亡。

        吴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既不像其他大多数军阀那样一心求利求地盘，又不像国民革命军那样师法欧美文明的精神。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传统得陈旧了，虽然他的坚守可敬。他早就说过：“英雄并不以成败定义，本人既以关、岳为立身行事的楷模，所以在行为上一不爱财，二不好色，三不怕死。本人志在春秋，为国家民族，不惜肝脑涂地。”但有着革命意志的党军硬软实力都高于军阀不说，即使吴以儒将自居，他仍是一个视苍生如刍狗的卫道士，他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愚忠儒者：他对其他军阀毫不手软，却又如宋襄公一样假仁义道学。冯玉祥叛变、形势危急之际，他的顾问焦急地请其应付危局，他却大谈“千古不磨之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坚称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当叛将讨饶，他不宽恕容纳，冯氏的国民军发动第二次政变后，满以为驱逐了段祺瑞会使吴佩孚高兴，通电全军投靠吴氏门下，吹捧“吴玉帅”有“命世之才”，表示：“此后动定进止，惟吴玉帅马首是瞻。”但他接到通电后，只批了四个大字：“全体缴械”，逼得冯玉祥再次背叛。

        无论外力是否可借，他也不稍加利用，英美、苏联、日本都曾想支持他，他都拒绝了。当吴在最潦倒落魄的时候，日本第一遣外舰队总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佐藤秀大佐率将佐十五六人由宜昌乘小型舰到白帝城，专诚拜访落魄的吴大帅，表示：一、愿供给私人借款一百万；二、愿赠步枪十万支，小炮五百门，机关枪二千挺连同弹药，由小型舰艇运来白帝城。这对于有意东山再起的人自然是一个大诱惑。可是对吴佩孚这位硬汉，则毫不起作用。吴义正词严地对日本人说：“过去我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是不在于枪炮和金钱，我如果愿意借外债，引外援，何必待到今日？中国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贵国贵官的盛意我是不会承受的。”

         这个一根筋式的儒将呼吁过“国民大会”。他初登政坛就主张，立即举行“国民大会” 今后所有国事，悉由国民大会定夺！国民大会的代表由农、工、商、学四界组成，自下而上推选，由省至中央，这便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似乎吴佩孚把民众的福祉放在心头，但他对芸芸众生的命运不屑一顾。1921年与湘军打仗时竟下令掘开簰州的长江大堤，致使许多无辜百姓葬身鱼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为了争取自由、人权举行大罢工，他残酷地镇压，制造了著名的“二·七”大惨案。

        吴的失势使得墙倒众人推。他与南方为敌，北方的军阀无他容身之地。只好带部下入川，那个过程九死一生。尤其是张其锽之死以及偷渡襄河的枪战，使得跟随他的夫人张氏印象恐怖，当时有投襄河自尽之意，经吴佩孚百般劝阻，其意始解。此后跋涉穷乡僻壤，吴虽泰然，但有内顾之忧。据说，张氏夫人曾一再向吴表示，受不了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纵不求死，但愿削发为尼。且劝吴从此下野，不问世事，入名山为僧以保余年，泪随声下，吴亦为之动容。吴的感慨可从他两句诗中道出：“生死两难悲末路，夫妻垂老泣牛衣。”

        但他的个性丝毫不改。1927年5月27日，他率卫队逃去四川经河南邓县构林关时，受到当地头面人物的热情款待。面对满桌酒肉，他却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不得温饱，我们还要这么多菜干什么？”只留下四个小菜，其余全叫人撤下。地方士绅纷纷前来求字求诗，他即席撰写了多首（副）诗联。在赠给乡绅杨星如的诗中，有“天落泪时人落泪，哭声高处歌声高。世人漫道民生苦，苦害生民是尔曹”之句，仿佛他跟军阀属于两类人似的。在土匪军阀的围追堵截中，吴佩孚的亲信卫队死伤惨重。他只能从鄂北的小路入川。当时杨森部已由宜昌退巴东，吴乃选择取道保康、秭归、兴山入川，这是一条荒僻山路，除了土匪，人迹罕到，有时无路可走，须从这座山头翻到那座山头，仰攀俯爬，艰难有如三国时邓艾偷渡阴平，有时以草根树皮果腹。蜀道难于上青天，吴佩孚这时可说是已经亲身经历了。他到四川发表了不问世事、表明心迹的通电：“万县杨惠弟鉴：举世滔滔，乱靡有届，欲资游憩，名胜为宜。因念蜀中山水，半属旧游，而蜀中将士又皆旧雨，业于号日间道抵夔，暂憩此间，专事徜徉，不闻理乱。甫澄、积之、晋康、自干、德祥、颂尧诸兄处及各师旅长等，乞弟为之道意。一俟秋凉，溯江而上，再续旧欢。特电奉达，即希注察。小兄吴佩孚。号。印。”由此开始了他和部下在川康甘青等地的寄食生涯。

        他的寄食生活是可怜可笑的，他带着一批亲信在各地转悠，主人或士绅多有以为他会东山再起，而进行巴结者。也有最终看穿他不过是带着一批落魄族众到处打秋风而已。1928年，吴佩孚五十五岁生日，离他的五十大寿只有五年，仅仅五年之间，他已经从国内军政的视野里消失。他住在大竹县，虽然当地军民给他大办生日宴，热闹非常，但在大竹打秋风将近一年，当地驻军托地方士绅向吴佩孚提出将枪支送给他们用，吴佩孚慨然允诺，将二百八十多支枪和三万余发子弹，送给当地驻军，只留了十几支手枪，吴佩孚怕卫队官兵在心理上发生疑虑，还召集全体讲话，说咱们这里住军民对咱都客气，也很安全，咱这武器也没用处，不如送给他们落个人情等语。这个人情送了，他就再也没有什么实力，也没有财富了。他见识了各种眼色、难堪，但他的内心是自足的，他作了大量的诗，据说仍有唐人气象，人穷气不短。他到四川的自题诗是：“曾统貉貅百万兵，身衰蜀道苦长征。疏狂竟误英雄业，患难偏增伉俪情。楚帐悲歌驻不逝，巫云凄咽雁孤鸣。匈奴未灭家何在，望断秋风白帝城。”

        他在四川写下一幅名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进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文史专家陈登原曾有《杂书吴佩孚事》，记录他打秋风的生活。人情世故也好、时局变迁也好，都不在他的关注内，他要的只是带着部下活着，而且他自己要养尊处优地活着。为此他不断地为各地接待，被人看穿后又不断地被驱赶。他的惨状大概只比金庸小说中的慕容复落魄时稍好一些。

         好在他进入过权力的巅峰境地，即使落魄，仍有不少部旧、同僚接济他，在川康等地要饭似的过了几年。1931年，吴佩孚应张学良之邀，定居北平，那时“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张学良以子侄辈的身份邀他做客，吴佩孚见面就质问：“沈阳事变，你为什么不抵抗？”张学良脸色当时就变了：“我有中央命令。”“有命令也不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真丢你老父的脸。”吴佩孚甩开衣袖接着说：“国仇你不报，私仇你不报，你老子的棺材已经竖起来了！”张学良是时有苦难言，只得毕恭毕敬地说：“玉帅骂得对，我确是给父亲丢脸了。”张学良开始供养他，每月送他四千元。

         他的气节有目共睹。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溥仪搞伪满洲国，他当即通电反对。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搞华北自治，请吴佩孚做“华北王”。吴佩孚愤然作色道：“自治者，自乱也。”加以拒绝。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要他出任北平维持会会长，他也严词拒之。1938年日本侵略者决定把华北伪政府和伪南京政府合并为一个汉奸政权，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又要拉吴佩孚做“中国王”，吴佩孚说：“叫我出来也行，你们日本兵必须全部撤出中国去。”日本人越俎代庖地在什锦花园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他，放下打印稿，一字一句地说：“惟 平 乃能 和 ， 和 必基于 平 。本人认为，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

         1939年底，吴佩孚暴死。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重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

         对吴佩孚之死，北伐中打败了吴佩孚的蒋介石亲致唁电给北平什锦花园吴公馆：“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是这样评价吴佩孚的，“子玉先生的品格，不论你政见如何，都是应该表示钦佩的。”中共元老董必武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 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国民政府与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分别决议，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陪都的报纸上，更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