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垄断和非法集资

                        金融垄断和非法集资                                                             茅于轼         非法集资案从孙大午案起就是一个不断有争议的话题。看律师的辩护词和法官的判决，都有一些没能说清楚的道理，而且有一些是关系到最基本的对法律本质的认识问题。       要不要集资？毫无问题，要。如果没有集资，家庭的储蓄怎么能够成为企业家的投资？银行把我们一家一户储蓄的钱集中起来，用于项目的建设。我们看到的高楼大厦、高速公路、机场、电站，等等全都通过集资这一重要过程才得以建设成功。银行集资有这样的功能，其他方式的集资，功能也类似，都能够把暂时多余的钱移动到能够发挥生产能力的地方。所以集资是绝对必要的。       既然如此，集资应该受到鼓励，要为集资开辟道路，何以发生了非法集资，对集资采取否定态度？答案可能是有些人利用集资牟利，使另外一些人受损。更有甚者，在集资中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很明显，这些不良后果并不是集资开始的时候就有的，而是到后来才发生的。       毫无例外，集资开始时，双方都是自愿参与的，都是认为对自己有利才参与进来的。如果早知道集资要出问题，要吃亏，这资金根本就集不起来。因为集资后来出问题来判断最初的集资是否合法，凡是后来要出问题的集资都属于非法集资，只要不出问题就算合法，合法或者非法要到最后才能判断，这样的法律，不能防患于未然，失去了法律应该有的作用。而且从后果来判断，现在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造成了几万亿的坏账，扰乱了国家金融，早就应该判为非法集资。当然，我们不否定这些银行在经济建设中发挥过的巨大作用。没有他们的集资，绝大部分建设项目都是不可能的。不过，集资并不一定要有巨额坏账，这是两回事。功并不能补过。        集资应该鼓励，但是又可能发生不良后果，怎样防患于未然，就成了一个难题。世界各国都对集资有一定的限制，都是为了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纠纷，特别是损害了第三方的利益。比如办银行万一倒闭的话，存款户会发生损失。所以要求银行必须有足够的资本保证，以防万一银行放款的债权出问题，可以用自有资本抵偿对存款人的债务。但是，我国的规定却不同。按照现有的法律，凡是对普通公众对象征集资金的都算非法集资。如果是对特定对象，而且数目不大的就不算非法集资。于是审判这类案件时，控辩双方都围绕是否是特定对象，或者对象的数目有多少来做文章。显然，对这两个关键点根本不可能拿出一个有客观根据、没有争议的标准。这就是许多非法集资案都成了疑案的原因。即使做了判决也难以服人，遗患无穷。而且，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国的四大国有银行统统都是非法集资。因为他们集资的对象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如果认为国有银行可以例外，这就违背了法律适用的平等性原性。为什么他们能，而我却不能。        这里涉及国家对金融业的垄断问题。现在在中国老百姓不要说办银行，连集资都冒着触犯法律的危险。而在发达国家，只要具备一定条件，老百姓是可以办银行的。美国有7000多家银行，统统都是百姓办的，没有一家是政府办的。我国的金融业现在是被国家垄断着。但是中国“入世”以后外国银行已经进来，垄断正在被打破。只是中国人自己还不被允许办银行。 市场经济要求金融业的开放，垄断已经很难维持。事实上，地下金融政府根本管不了。资金的余缺广泛地存在着。资金多的地方要找出路，资金缺的地方要寻求资金。有供应，又有需求，自然会有市场发生。对这些地下金融活动，政府是睁一眼闭一眼。只要不出事，谁也不会去找麻烦。其实，出事也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一般都在内部解决，不会闹到法院去。发生非法集资的案子也都是事后出了问题，引起纠纷。像孙大午案由政府提起公诉的是极个别的。后来，河北省领导也觉得不妥，发了要支持民办企业的文件。政府打击民间的集资是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不会有哪个政府会热心于打击民间集资的。         赵燕平案就更特殊了。开始她因为运气好，炒汇赚了钱，大家都以为她是炒汇高手，都拿钱托她炒汇。不料后来赔了，钱要不回来，就告到了法院。法院先是想判她诈骗，但是挨不上边，就判了个非法集资。这就值得追问，如果她炒汇继续赚钱，会不会上法庭？有没有非法集资？算不算犯法？犯不犯法要看炒汇的赚还是赔，法律和投机连在了一起，法还有什么尊严。 大部分的非法集资案都是事后赔了钱才引起的。所以，解决所谓的非法集资所引起的问题，不是取消这种集资方式，而是在集资的最开始就要讲明白，在各种可能的后果下各方需要承担的责任。即使事后发生纠纷，法院可以按照最初约定的条款判决，不存在集资是否合法的问题。我认为，这是解决“非法集资案”的比较彻底的思路。 ——本文摘自《从金融危机谈起》第4-6页 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被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1993年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先后担任亚洲开发银行、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