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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荒谬无比的城邦中捍卫根本不存在的共同体 

    ——分析强世功教授的惊人转型 

　　吉方平及时告诉大家：“一部中国现当代史证明，只有当知识分子跟着共产党走、成为工人阶级组成部分、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时，知识分子才能充分显示自己的才华，才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在当下中国语境下，只对了三分之一。光成为工人阶级组成部分、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如果不跟着共产党走，知识分子还是无法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都会遭到秋风扫落叶版地打击（最近好**权人士的下场就是如此）。 

　　所以在这个冬天，再多的知识分子迷途知返都是可以理解的。能像王怡这样不但不向党认错、反而和党决裂的坏小孩是不多的。这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问题是有人不但返得理直气壮，而且还要上升到学理和历史责任的高度，就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了。本文通过强世功副教授最近几年言论的变化，试图给大家呈现一个低头也低头得性感无比的学理标本。 

　　最近圈内流传强世功在《21世纪经济报道》关于乌克兰选举问题的专访：《乌克兰宪政危机与政治决断》。根本不懂国际政治的强世功认定，“如果作为政治的考虑，乌克兰最高法院应当判决选举有效，这样可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如果判决选举结果无效，只能加剧政治分裂，甚至导致国家分裂。”他继而认为，最高法院如果判选举无效，就说明西方和平演变试图分裂乌克兰的企图已经成功。这些都属于外行人发疯说的话，根本不需要多理会。读者只要多看看乌克兰选举的详细报道（甚至新华社的也可以），就知道就乌克兰问题采访强世功是找错了对象，他几乎每句都在胡说。在这点上面，我也比较反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不懂就是不懂，法学教授胡评国际政治和小愤青发嗲有什么区别？我们除了说句“您又开玩笑了”之外，还能批评他什么？ 

　　问题在于后面他往中国政治上面的延伸。他引用纳粹时代的法学大师卡尔·施密特的“例外状态”，认为他才是真正成熟的自由主义者，然后说，“正是面对这种政治上最危急状态，主权概念才凸显出来了。换句话说，主权不服从宪政状态，而是在关键时刻拯救宪政状态。主权依赖的不是宪法，而是高于宪法的决断。危机时刻的政治决断之服从上帝的意志，而不是宪法。”他说这是为了保护民主化中的宪政危机。 

　　听懂了吧，他平白无故地给宪政一个无法覆盖的权力范围：“主权”，只要涉及主权理由，什么宪政不宪政的都是婆婆妈妈的没有决断力的讨论，都可以置之不理。当然，这也不算错误引用卡尔·施密特，这位纳粹钟爱的法学大师1933年的时候为纳粹起草了《法律实用之原则》，希特勒先生对这套民主例外理论运用的还是很娴熟的嘛，在第三帝国主权的伟大意志之下，什么吊犹太人，什么吊民主，什么吊人权，不都是没有决断力的婆妈吗？（见注一） 

　　强世功怕这段说辞还不够法西斯主义，在结尾的时候更加明白地声明了他的施密特观（他还强加在已经被他黑格尔化的“韦伯”头上）：“其实，我们今天也应当说：全世界要么作为我们的朋友站在拥护中国和平崛起的一边，要么作为敌人站在遏制和肢解中国的另一边。没有这样政治意志，就无法成为大国，只能作为其他国家的附庸国。正如韦伯所言，成熟的政治家必须具有钢铁般的政治意志和追求权力的政治本能，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权’或者‘江山’在谁的手中的问题。政治家听从的不是什么美丽的道德说教，而是要为整个民族和历史担负责任和使命，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 

　　我们都听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江山和政权问题的精辟评论，但这是第一次听人从卡尔·施密特、马克斯·韦伯、“真正成熟的自由主义”这些概念推出同样的结论。我们终于明白了，真正的自由主义是毛泽东啊！那我们还费什么劲？进行什么政治改革？加入政治保守主义行列、保卫主权和成熟自由主义民主成果好了。 

　　我的好几个朋友看完强世功的专访，都说，又一个幕僚诞生了。我本来也想写篇文章大骂他无耻。但强世功此次表演实在是太惊世骇俗，让我想起阅读他以前的作品，试图找出原因。 

　　这位曾经撰写《法律共同体宣言》的热血法律人，曾经也有批评极权主义的时刻。2001年他在《权力、技术与反抗——重读“一九八四”》（http：//law-thinker.com/show.asp？id=697）一文中分析了极权主义对公民思想控制的技术细节： 

　　“人的日常思维往往依照形式逻辑，是与不是界限分明。这样的思维遵循‘2+2=4’的逻辑。这样的思维可能不符合党的需要，但是，党所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将谎言当作真话，这种说法不过是隐蔽的形式逻辑而已。党的高明之处在于彻底改变这种形式逻辑，而采用一种辩证思维模式，使得谎言既是谎言同时又是谬误。……对于温斯顿来说，‘2+2=4’是一个外在的客观规律，一个人如何能够相信‘2+2=5’呢？对于这种关于存在与意识的哲学本体论思想，必须用哲学的原则来摧毁。” 

　　短短四年，强世功批评的话就成为他自己的最好的写照：用哲学为党辩护，用施密特和改造的韦伯为毛泽东辩护。其实四年前，这种转变就有了种子。请看同样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极权主义将极权主义的理论和极权的技术组装成国家的机器，而我们对极权主义的反抗仅仅限于理论层面，自由主义仅仅限于理论，我们缺乏的是自由的技术或者自由的牙齿。因此，我们当下迫切的工作就应当像《一九八四》那样，在揭露极权的技术秘密的同时，发掘自由的技艺，发明自由的艺术，在不同领域中开辟自由的可能，从而将自由的理念建筑在生活的实践中，而不仅仅是奠基在抽象的理论之上。” 

　　强世功的初衷很合理，要从不自由的现实中开辟出自由。他的诉求是法律共同体。不过这个共同体的状态让他产生了矛盾。两年后，他《法律人的城邦》后记（http：//law-thinker.com/show.asp？id=2093）写道： 

　　“从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出发，很容易用权利来解构传统的权威国家体制，那么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来解构现代国家体制（比如批判法学），而法律人又试图帮助建立现代的国家体制，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如果说法律人站在‘为个人权利而斗争’立场上，那么法律人也必须站在捍卫政治权威和国家权力的立场上，因为没有强大的国家权力不可能实现个人的权利，个人自由必须用不自由的法律和权力来保证。一旦从‘反叛者’的角度进入到‘立法者’的角度，从幼稚的自由主义立场转变到成熟的自由主义立场，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因为国家是与民族和历史联系在一起的，而政治和权力涉及到了意志决断和价值追求，所有这些决不是个人权利所能思考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简单的常识：法律人不是建立生活在真空之中，而是生活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这就是《法律人的城邦》的意旨所在。” 

　　说简单就是，法律要靠国家的暴力实施，强世功就认为，为了捍卫法律，就必须反对对国家权威的冲突。这样的观点其实在宪政派的言论中也能够听到，既然在中国立宪绕不过党，那么我们就不能和党过不去。 

　　看到这里，读者就可以了解强世功转变的原因了。这种转变不仅仅有中国知识分子附庸政权的惯性，更重要的是陷入了一个错误的逻辑陷阱中——由此判断强世功智力也不及格。因为强世功的问题不存在，此国家不是允许有公共政治生活的城邦，他生存的所谓法律共同体也根本不存在。党的意志就是法律，法律共同体本质上是党的组织生活，捍卫这个需要的是党的组织原则，不需要责任伦理。即便有城邦、有法律共同体，强世功也是没有读好哈耶克，法律的制度演进靠的就是对国家权威的冲突，怎么能完全反对呢？ 

　　就这样，强世功从开始反对一九八四，最后一步步堕落到提出施密特的法西斯理论。如果这样的人还是北大的才子，我这样一个不懂学术的人真为北大人的智力水平担心。这样不太在乎逻辑、定义、阅读和引用准确性的人号召我们要为历史负责难道不是一个从定义开始就发生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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