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开国上将周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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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周纯全
红四方面军 2009-11-30 15:05:33 阅读6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上将周纯全
在57位开国上将中，周纯全属于较少为一般民众所知晓的人物。而在红军时期，周纯全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是红四方面军中的高级将领。作为一员猛将，周纯全作战勇敢，右眼在战斗中受伤失明，成为独目将军。新中国成立后，这位独目上将长期在军事后勤战线工作。为党的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2007年八一前夕。经中央军委批准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就收入了战功卓著的周纯全将军。
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
周纯全1905年10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八里湾附近的雷家田村。这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村里只有6户周姓人家，其中数周纯全家最为贫寒。他家无田无地，父亲早年去世，遗下母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周纯全排行老大，为了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14岁时他就只身到武汉谋生，先是在茶楼做杂役。不到16岁进了汉口惠工织布厂当工人。
1923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影响日益扩大。周纯全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这一年，惠工织布厂的工人开展增资罢工斗争，他自告奋勇参加了纠察队，把守厂门。罢工期间。有几个纠察来抓他，他凭着身强力大，还会打一手好拳，一下子就打倒了3个警察，吓得其他警察也不敢再来抓他了。由于工人们团结一心，资本家被迫答应提高工资。罢工胜利后，周纯全没有忘记京汉铁路的阶级兄弟。又投身到组织“二七”后援会的工作中。他为坚持斗争的工人兄弟和死难者的家属东奔西跑。筹措粮款，受到工人、群众的信任和爱戴。后来被工人们推选为“二七”后援会负责人。在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和大革命即将到来之际。周纯全和党组织有了接触。
1925年春，周纯全回到了家乡。在八里湾南门庙高小当校工。这所学堂有教师10多人，学生200余名，董必武任该校名誉校长。他经常到八里湾指导开展地下革命工作，学校中好几名教师都是黄安早期农民运动的骨干。董必武对斗争热情高的周纯全非常关怀，常给他讲革命道理，帮助他提高文化水平。在董必武等人的帮助下，周纯全阅读了一些政治书籍。开始树立解放工农、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他积极为党工作，董必武等人开会的时候，他就放哨警戒，还帮助传递文件。1926年11月，周纯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特别交通员，经常往来于“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与黄安县和大别山其它一些地区。出色完成了许多任务。
1927年春。黄安县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风起云涌，周纯全不辞劳苦，白天黑夜走村串户，和贫苦农民交朋友，向农友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广大贫苦农民开始觉醒。八里湾的农民协会象雨后春笋一样建立起来。沉睡的山乡沸腾了。农民们高举着农会的大旗，拿着大刀、梭镖，涌向四乡游行，“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震天动地，吓得地主豪绅惊恐不安。为了替贫苦农民伸冤，周纯全和其他农会负责人将八里湾一个大恶霸捕押到县城。同另几个劣绅一起被镇压。这件事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震动了鄂东地区，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兴起。
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出生入死做贡献
1927年10月，著名的黄麻起义爆发了。周纯全积极参与了暴动前的筹备组织工作。并出席了黄麻两县党团骨干在七里坪举行的重要会议。在攻打黄安县城的战斗中，周纯全指挥一路农民自卫军，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攻入黄安城中，接着又迂回到敌人一翼，挡住敌人的退路，对活捉伪警长、歼灭守敌起了关键作用。县城解放后，起义部队宣布成立县农民政府。周纯全当选政府候补委员。
黄麻起义起义失败后，党组织派周纯全去汉口找湖北省委。到了汉口，省委机关已被破坏。路上又被叛徒发现，周纯全急忙离开汉口，回来找部队。但部队也分散了。后来几经辗转，到信阳和组织接上了关系。由于周纯全参加过工人运动和“农暴”。党决定他担任京汉南段特委兼信阳县委书记。恢复几经破坏的地下党组织。当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他留着胡须，一天要化装几次，在敌特、叛徒的跟踪和搜捕中神出鬼没。由于敌人重兵包围封锁，大别山区的游击战争相当困难，经费和枪支弹药极为缺乏。为此，党组织要周纯全筹集经费和武器。
接受任务后。周纯全和另外两个同志多方侦察敌情，制订了周密的行动方案。当时在信阳敌警备司令部旁边有个银行，因为靠近敌司令部，戒备不严。银库无人站岗。周纯全手中没有武器。但他想了一个办法，让那位同志把两块青砖研磨成手榴弹的样子，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带上两枚手榴弹翻墙进入银行院中，设法炸开银库的闸。一进门，他就把手榴弹高高地举起来，顿时把看管人员吓得跪地求饶，很快从银库中取走700块银洋和2000个多铜板。不久，他们又用同样的办法将郊区一个财主开设的钱庄中的300块银洋取走。在开展地下斗争时，虽然生活非常困苦，但周纯全筹到的这大笔钱款，却分毫不动，全部上交给党。后来他们又了解到城里敌军司令部有个护兵，每天带着手枪到一条巷子的住户家中饮酒作乐。在掌握敌卫兵活动规律后，周纯全在夜色中隐蔽起来。另两个同志在附近放哨。当那个敌护兵从取乐的地方摇摇晃晃走出来。身材魁梧的周纯全突然扑向敌人。趁他没有清醒之时，顺手把枪夺下来，然后飞快地消失在黑暗中。
党组织根据周纯全对武汉地区比较熟悉的情况，又指示他到汉阳兵工厂利用关系购买了30多支枪和一批弹药。但如何把这批武器运到大别山，却是个大问题。所有的道路上，布满了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盘查非常严密，过去向山里运送物资都受到损失，还牺牲了许多同志。周纯全曾为这件事整天闷闷不乐。后来他与武汉地下党取得联系。想出一条运武器的办法。他们买了一口棺材。把武器弹药装进去，棺材上贴着金色的寿字，绑着一只大红公鸡。由几个党员抬着，另一些人化装成办丧事的亲属，哀声痛哭，跟着棺材出了武汉。路途中，周纯全机警灵活，沉着地应付了几道城镇关卡敌人的盘查，使这批武器弹药安全地运到了大别山。
1928年5月。周纯全调任鄂东特委兼黄安县委常委，当年秋任安南(黄安南部)办事处主任、特务队党代表。办事处指挥两支赤卫队和一个特务队。任务是解决部队经费和武器弹药，发动群众开展“五抗”(抗粮、租、捐、税、债)，打击土豪劣绅。当时，一些土豪勾结民团武装。疯狂地对参加过“黄麻起义”的农民及亲属进行阶级报复，安南地区的农民运动一时低落，不少农民赤卫队解散。有个恶霸地主。他有十余名如狼似虎的家丁。依仗自己担任民团头目，欺压百姓，横行乡里。他曾枪杀交不起租的佃户，还把抓到的游击队员用绳子捆住，让爪牙用皮鞭棍棒活活打死。人民群众对他恨之入骨。有一次，游击队向他筹款，他假装满口答应，暗中调集保安队设下埋伏。周纯全发现后，立即指挥游击队冲出埋伏圈。
为了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周纯全带领游击队袭击了这个恶霸的家。他们通过内线，让一个长工悄悄地把院门打开，游击队冲进院子，抓住这个恶霸，把他押到一座石头山上。宣布他的罪恶，接着就地正法。当公布这个恶霸罪行的告示贴出来之后，民心大快，许多乡亲都称赞“纯全立了大功，给老百姓报了仇”。不久，这一带的农民协会、赤卫队都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
1929年5月1日，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鄂豫边总工会筹委会。周纯全任委员长。1931年，鄂豫皖省委成立，周纯全当选省委常委。在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还被任命为省苏维埃保卫局长兼鄂豫皖苏区游击总司令。在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中，周纯全参与领导了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广泛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等方面的工作，对鄂豫皖苏区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转战川陕，屡建战功
1932年6月。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指挥卫立煌的部队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周纯全指挥各地的游击队经常乘敌不备，到处袭击敌人，使国民党匪军遭到很大伤亡。后来因为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十师政委甘济时牺牲，周纯全调十师任政委。在七里坪遭遇战中。他与师长王宏坤带领部队和敌人整推打了一天，双方多次进行肉搏战。战斗中，敌人的子弹把周纯全的帽子打掉了，额头上一块皮肤也被烧焦，但他毫不在乎，沉着地指挥部队，掩护方面军总部甩开敌人的追击。
为了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与敌人作战，保存红四方面军的有生力量。中央分局黄柴畈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当部队越过平汉线向西行军途中，在湖北枣阳一带遭到敌人围追堵截。这个地区北面和东面是黄柏山，西面和南面是汉江，回旋余地很小。敌人7个师从四面八方围过来。枣阳和新集附近的好几个高地都被敌人抢占。激战中。师长王宏坤负重伤，师领导只剩下周纯全一人。有一次敌人已冲到红四方面军总部机关前，周纯全当机立断。带领28团、30团的干部组成突击队，与敌展开肉搏，终于打垮了敌人两个团，缴枪上千支，从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掩护总部安全迅速地向西北方向转移。
周纯全不仅英勇善战、指挥果断，而且还善于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部队。带动部队树立顽强的战斗作风。在向川北进军途中，部队路过汉江，时值2月中旬，天气寒冷，江水刺骨，江上无船摆渡，敌人又在后面追击，情况十分紧急。周纯全站在部队前列作了政治动员，然后他第一个带头脱下衣服。跳入冰冷的汉江，涉水抢渡。战士们很快跟在他的后面涉水渡江。甩开敌人的追击。
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反六路“围攻”。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一次大规模反“围剿”的作战。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周纯全担任东线左翼作战部队(包括第4军大部、33军全部和30军265团)的指挥任务。他坚决执行“收缩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在宣汉、老君场、大竹、杨柳关、井溪坝等地，多次击退敌人疯狂的进攻，消灭了大量敌人。为方面军主力的反攻和夺取反六路“围攻”的辉煌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反六路“围攻”中，周纯全负伤。伤愈后，他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兼川陕省委书记。当时川陕苏区的斗争十分艰苦，粮食和盐极为匮乏。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周纯全动了很多脑筋。他提议省苏维埃召开粮食工作会议，又把十几个县委书记组织起来，发动他们下去办粮站，由县委书记当站长，并制定了妥当的粮食收购政策，很快保证了部队的供应。在当时，盐比粮食还要紧缺，直接维系川陕根据地的命脉。为了从白区搞到食盐，周纯全经常派一些有经验的同志。携带大量银元去白区一些城镇买盐。当时盐价高达10块大洋1斤。周纯全信任干部，善于使用干部。他还把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传授给这些同志，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使许多次“特殊任务”圆满完成。
川陕苏区的斗争。是又一曲悲壮的人民战争颂歌。在长达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斗中，根据地的群众和党组织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先后有9万多地方武装力量，配合红军在各地打击敌人，有几十万运输大军，源源不断地向红军提供大批粮食、武器、弹药、被服、鞋袜等物资，转送大量伤员。周纯全在反六路“围攻”极艰难的时期任川陕省委书记、川陕苏区游击总司令。为支援红军、支援战争、实现前方后方一体化。做了大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为巩固川陕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19日，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巴中城召开，大会总结了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经验。讨论了形势和任务。大会选举周纯全任新一任省委书记。12月上旬，周纯全率省委机关进驻旺苍城文昌宫。在这里领导川陕革命根据地军民进行了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斗争，同时，为红四方面军准备长征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5年4月中旬。周纯全率川陕省委机关撤离旺苍城，随同红军部队出发长征，曾任红四方面军后方纵队政委。
革命道路也有坎坷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周纯全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后方纵队政治委员。1935年8月。周纯全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6年2月后，周纯全先后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三十一军政委、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7月27日，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根据中央的有关决议，组建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四两个方面军。周纯全与朱德、任弼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20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同为西北局委员。
中国革命斗争的道路是漫长、复杂和曲折的。一个历经种种磨难考验的共产党员，在他一生也难免出现曲折。1935年至1936年间，张国焘以红四方面军为资本，竭力反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战略主张。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野心勃勃，提出：“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7月9日，在张国焘的授意下，中共川陕省委致电党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同时增设
军委常委：
党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中共川陕省委：纯全、瑞龙、黄超、琴秋、维海、富治、永康
这几位川陕省委领导成员是：周纯全、刘瑞龙、黄超、张琴秋、李维海、谢富治和吴永康。其中周纯全是省委书记。受张国焘的指使，他们发了这封电报，后来认识到了错误。
甜水堡战斗后，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周纯全。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以和蔼亲切的态度。询问了四方面军的情况，使周纯全受到很大教育，回到驻地，他即电请中央，要求到抗大学习，提高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水平。长征结束后，周纯全对张国焘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看清了经验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离开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岗位。
1937年1月，周纯全进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纯全被派到陕北公学任生活指导委员会干事。1938年2月，出任陕北公学政治部主任。5月，调任陕北公学枸邑分校政治部主任。同年底，任抗大一分校副校长，后又担任校长。
当时抗大一分校从延安到晋东南。又从晋东南转战山东沂蒙山区，长途跋涉，只有少量武装掩护。每当过封锁线和铁路时，周纯全总要站在道口上检查；过黄河，他第一个背着背包下水。同志们都说，只要周校长在，我们就有安全感。1941年冬。日伪军5万多人，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妄图将中央山东分局、115师直属队和抗大一分校一举消灭。当时这些机关中有4000多名徒手空拳的干部，只有一分校五大队有几百条杂牌步枪，每条枪仅几发子弹。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周纯全果断指挥这支队伍向西蒙山突围。在一些封锁口上，他直接参加战斗。消灭了几名日军机枪手，待机关和学员全部突围后，他和五大队队长杨大易。带着8名侦察员最后撒出包围圈。
1946年10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王牌部队、全美式装备的新一军、新六军为主力，向我辽南解放区大举进攻，形势非常严重。党派周纯全到辽南行署任主任。他贯彻执行坚守辽南、发展根据地的正确方针，肩负起组织后方的艰巨任务。当时困难很多。他想方设法为部队解决了大量粮食和冬装，补充了兵源，并妥善安置了大批伤员和部队干部的家属。1947年辽南恢复时期，周纯全又积极贯彻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在放手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恢复铁路交通和工厂生产、建立民主政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辽沈战役前，周纯全任四野后勤部第二副部长。他在长征途中被弹片打伤的右眼刚做手术，炎症还没有消退。但为了保证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他带病到冀察热辽地区。检查、布置后勤供应工作。周纯全在组织领导东北战场和第四野战军人关、南下作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中，充分展示了领导和组织才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功勋。由于战争的影响，周纯全的右眼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最终失明，被战友们戏称为“周瞎子”。
1949年12月，周纯全任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部长，负责海南岛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他积极依靠地方支前委员会，抢修道路，并征集了1000多万公斤粮食和20吨主、副食品，筹集帆船2000多只，为渡海作战创造了条件。海南岛解放后，周纯全改任后勤部政委。
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1950年冬，周纯全患高血压症，正准备住院治疗，这时上级让他去朝鲜慰问部队。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一直没有成立后勤部，志愿军的后勤工作由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十几个人组成的指挥所设在沈阳，离前线很远，加上几个后勤分部，力量太单薄，根本适应不了现代化大规模战争的需要。
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指挥部设在一个山洞里。当周纯全出现在他面前时，彭德怀高兴地说：“你不要走了，留下来参加抗美援朝，管管后勤!”周纯全大感意外，彭德怀问他有什么想法。周纯全说：“那得等我回去交代完工作才能来呵!”
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你现在就开始上任，其他事你不要管了。由我向中央军委去说。”彭德怀笑着说：“你不要感到我强迫了你!其实我们都是被战争强迫的，我，还有洪学智副司令员都是这样!”在志愿军后勤部尚未成立的情况下，调周纯全来抓这项工作，无疑是一个加强。1951年5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周纯全为新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部长（后改任政治委员)。在改善志愿军后勤运输条件等工作中，周纯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由于出国作战和作战对象的变化。后勤供应由国内战争中就地取给和取之于敌，转变为主要靠国家后方统筹供应，后勤供应和运输任务空前繁忙。敌人以百分之七十的空中力量。对志愿军交通运输线进行破坏，妄图切断我后方供应。为了粉碎美军的“空中优势”，建设“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周纯全亲自抓兵站运输线的建设，对战时后勤运输提出许多改进措施，对保证各次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1951年3月，周纯全到后勤一分部、三分部检查工作，看到指战员们在公路沿线设立对空监视哨，敌机一过来就对空鸣枪报警，行使在公路上的汽车听见后马上隐蔽起来。敌机飞走后。他们又鸣枪解除警报。这种办法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土雷达”。周纯全高兴地说：“这是个好办法，是个创举。”周纯全与干部战士进行研究，加以改进，全面推广。最后确定：每个防空哨位由3到5人组成；哨位与哨位之间相距4里左右，以能听到报警声音为宜；重要地段增加人员。这样，从鸭绿江到三八线，近3000公里的运输线上，共设置防空哨1500多个。用兵近万人。
周纯全头脑清楚，记忆力很强，入朝作战初期，各种战场资料非常缺乏，他凭着长期军事生活的经验。很快掌握了和后勤作战有关的政治、经济、地理多方面情况和资料，打开了后勤工作的局面。他坚强的意志，严细的工作作风，诚恳待人、与人合作的态度，也给一些朝鲜友军将领留下深刻的印象，友军中还曾流传过他的故事。到1952年6月，美军发动的为期一年的“绞杀战”被志愿军彻底粉碎。美远东空军在对其“绞杀战”所作的最后分析报告中，不得不承认：“由于共军后勤系统的灵活性……绞杀作战未获成效。”美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范佛里特惊叹：“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1953年10月，周纯全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委(部长兼政委为黄克诚)。1955年，周纯全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此后，周纯全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政委。周纯全还被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纯全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之后一直担任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委员。
1985年7月28日，周纯全逝世，终年80岁。
开国上将周纯全 1
红四方面军 2009-11-30 14:45:01 阅读8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从学徒工到参加黄麻起义
周纯全，字俊忠，1905年10月8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八里湾雷家田村一个贫寒农民家庭。全家6口人，父亲在县城高等小学当厨工，母亲在家务农、操持家务。在兄妹4人中，周纯全排行老大，他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家中只有薄田4亩4分，打不了多少粮食，每年不得不靠借贷维持生活。
由于全家祖辈无识字的人，常受人欺侮，在周纯全11岁时，母亲想尽办法，送他到本村的私塾读书。一年后，一位在武汉一家工厂当工程师的亲戚带周纯全去武汉，就读于省立第一模范小学。一年半后，由于家里经济窘迫，周纯全辍学到武昌一家茶房当杂役。
1921年2月，在亲友帮助下，周纯全离开茶房到汉口惠工织布厂当学徒。
1923年2月，京汉（北京至汉口）铁路全路工人大罢工。2月7日，军阀吴佩孚下令在汉口、郑州、长辛店等地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武汉三镇工人举行了同情罢工斗争，惠工织布厂的工人也组织了纠察队，周纯全被选为厂纠察队的负责人之一。
一天，周纯全正与工友们开会，忽然有人进来报信：“警察抓人来了，快躲开!”周纯全对大家说：“不要惊慌，你们装着打牌喝茶，黑狗子我来对付!”
3个头戴大盖帽的警察杀气腾腾地闯进来，喝问：“谁是周纯全？跟我们走一趟!”
“我就是!”周纯全站起来，若无其事地向外走去，他从小练过拳术，没把3个警察放在眼里。
走到门外的空地后，周纯全猛地回头一拳将为首的警察击倒。随后，一蹲身子，右腿一扫，将另两个警察扫倒在地。与此同时，后面的工友们一拥而上，把3个警察打得鼻青眼肿，狼狈而逃。
“二七惨案”发生后，许多工会组织开展募捐活动，救济遇难的工人和家属。周纯全积极组织这一活动，被惠工织布厂的工人推选为“二七后援会”委员长。他到汉阳兵工厂、汉口车站及扬子江机器厂等厂矿为工人运动筹措钱物，在工人中进行团结起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的宣传鼓动，结交了许多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开阔了视野，增强了斗争的意志，对他以后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5年3月，周纯全的父亲病故。周纯全从武汉回到黄安，顶替父亲的那份工作。他经常在教职员工中讲武汉工人闹罢工的新闻，宣传团结起来求解放的道理，使得校方十分恼火，说他是一个危险的人物，不久就将他解雇。
此后，周纯全又到本县八里湾镇南门庙高小当校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董必武是这所学校的名誉校长，在董必武的宣传教育下，教师李学文、张之乐、余楚成等人向往革命、积极投身革命，成为黄安县早期农民运动的骨干。周纯全也成为董必武关注的对象，董必武经常从政治上思想上关怀他，给他讲一些革命的道理，两人之间建立了深厚友谊。
1926年11月，经中共地下党员李学文、张之乐介绍，周纯全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的特别交通员。之后，周纯全经常来往于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与中共黄安县地下组织及大别山其他一些党的秘密组织之间，传递党的一些重要指示、文件和各种情报。
1927年春，中共黄安县委扩大会议决定，由周纯全负责在八里湾镇筹建店员工会，并担任工会委员长。周纯全接受任务后，深入到店员中间广交朋友，向大家宣传团结起来同资本家进行斗争，争取改善生活，当家做主的道理。店员工会很快组织起来，并迅速发展壮大，在本镇形成了强大的力量。
工会组织起来后，周纯全的目光又投向八里湾镇四周的农村。他与李学文深入农村，发动劳苦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在他们的组织领导下，店员工会和农民协会的会员联合起来，手拿梭镖、大刀，进行游行集会，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剥削压迫”等口号，大长了劳动人民的志气，顿挫了地主老财们的威风。
八里湾镇有一个大恶霸，平时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为了打击土豪劣绅的气焰，为贫苦百姓申冤撑腰，周纯全和李学文研究后，带人将这个恶霸抓到县里，召开群众大会，与另外几个劣绅一起进行公审。受害人登台控诉劣绅恶霸的罪恶行径，倾吐心中的冤枉委屈。群情激愤，同仇敌忾。会后，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他们对这个大恶霸进行了镇压。这件事震动了整个鄂东地区，极大地鼓舞了贫苦农民闹革命的斗志，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各地党组织根据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发动群众举行武装起义。11月上旬，中共黄安县委代理书记郑位三和中共麻城县委负责人在七里坪召开党员骨干会议，讨论两县联合组织武装起义的事。周纯全参加了会议，对发动起义表示热烈的拥护。
11月13日，在共产党人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领导下，黄安、麻城两县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周纯全指挥农民自卫军参加了攻打黄安县城的战斗。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奋力攻入县城，打开监狱大门，放出被关押的革命群众。接着又攻进县警察局，活捉了作威作福的警察局局长。
夺取黄安县城后，11月18日，起义的农民自卫军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黄安县农民政府。周纯全等9人当选为黄安县农民政府的委员，曹学楷任主席，他们在群众雷鸣般的掌声中宣誓就职，代表劳动人民掌起印把子。
起义后，黄安县农民自卫军被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第一路。周纯全任第一路向导员，主要任务是引导革命武装力量打土豪。当地不少土豪都拥有武装，筑有坚固的寨子和土围子，装备有“汉阳造”步枪。周纯全带领工农革命军利用夜袭战术，机智地端掉了附近几个土豪的寨子，缴获了一批武器，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黄麻起义的枪声鼓舞了人民，震惊了地方反动当局。12月初，国民党军第十二军教导师奉命入鄂向黄安、麻城两县“进剿”。起义军进行了浴血奋战。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潘忠汝战死在县城东门，周纯全等率领剩下的部队冲出南门，会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第二路撤到龙王山上，不久又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以后，又建立了以黄安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成为鄂豫皖苏区的一部分和红四方面军的生长地。
这时，上级领导考虑周纯全曾当过工人，对地下工作比较熟悉，因此决定调他去担任平汉铁路（今北京至汉口）南段特委委员兼中共河南信阳县委书记。由于国民党军的封锁，中共鄂东特委和部队的活动经费极为困难，部队开展游击战争也缺少枪支弹药。特委便指示周纯全与另外两人组成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设法从地方当局那里为党组织搞些经费。
接受任务后，周纯全经过详细侦察，发现位于信阳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附近的一家银行戒备松懈，银库也没有人站岗。几个人认真研究后，想出了一个到银库搞经费的办法。没有武器，他们便用砖块磨制了两个手榴弹模型，涂上颜色，作为武器。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周纯全等3人带着两颗“手榴弹”，翻墙潜入银行大院，来到银库前。
银库虽然无人站岗，却有人看门。周纯全等按照预先设计的方案上前叫门。当银库的门打开一条缝，里边伸出一只手来要条子时，周纯全一拥而进，高高举起“手榴弹”，低声喝道：“你看这是什么？”乘看门人慌乱之际，另外两个人很快扛出两袋钱币出了门。他们回到住处打开一看，一袋里装着700块银元，一袋里装着2000多个铜板。不久，他们又用同样的办法，将郊区一个劣绅钱庄里的300多块银元取走，交给了党组织。
1928年5月上旬，豫南行政长官贾德润带领一支48人的队伍，到信阳“视察”防务。周纯全探知这一情况后，当即向上级作了报告。上级领导决定由周纯全带领游击队，装成“红枪队”伏击贾德润及其队伍，缴获他们的武器弹药。经过充分准备，周纯全带领游击队潜入阵地，伏击战打得很成功，贾德润当场被击毙，48名士兵全部被缴械，其武器弹药都成了游击队的战利品。
随着游击战争的扩大，游击队需要的武器越来越多，单靠缴获不能满足需要。因此，上级指示周纯全想办法购买一部分武器，运到大别山游击区去。汉阳兵工厂是全国有名的兵工厂，被人们称为“汉阳造”的步枪就是这里生产的。周纯全在武汉工厂待过，有比较熟悉的关系，遂通过熟人从兵工厂买了30支步枪和一批弹药。可是，怎么把这批武器、弹药运出武汉，送到游击区去呢？
在这之前，中共地下组织曾经组织人员往游击区运送军用物资，由于国民党军警宪特盘查严密，几次都失败了。这次是硬邦邦的枪支弹药，是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首要禁运物资，怎么把它安全运出去呢？周纯全和中共武汉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后，想出了一个瞒天过海的办法：他们买了一口棺材，把枪支弹药装入棺材封好钉死，上面盖着黑布，棺材上还绑着一只大红公鸡。由中共地下组织的人员抬着棺材，还有一些人扮作“死者”的家属，男男女女，披麻戴孝，手持纸幡纸钱，一路号啕着护送棺材出了武汉城。在市郊，几个巡警转动着狡诈的眼睛，诡谲地盯着棺材审看起来：“抬的什么人？”周纯全赶紧凑上前：“老总，这是我家的老太爷，大前天去世的……他得是结核病，医生怕传染，叫赶紧埋葬……”警官一听马上避在一旁，手一挥：“快走，快走!啰嗦什么!”
很快，他们来到一个路口，一过路口就可以进入农村了。周纯全看到路口设有一道哨卡，就悄悄嘱咐大家：“一齐放声痛哭，闯过哨卡。”于是，“送丧”的男女老少一起大哭起来。哨兵上前问话，谁也不搭理，所有的人只是一个劲地痛哭，看起来个个伤心欲绝。哨兵干瞪眼，没有办法，只好放行。
就这样，他们闯过了一道道关卡，机智地躲过国民党兵的盘查，把武器运到了大别山游击区。周纯全智送武器的故事，在鄂豫皖苏区被传为佳话。
信阳车站附近驻有国民党军的一个警备团团部，他们经常派出部队，对苏区进行破坏，还抓捕中共干部和革命群众，成为红军进行游击活动的一个障碍。
1930年春节前，周纯全奉命带领几个人组成的手枪队，乘夜摸进警备团团部，机智地除掉哨兵，击毙警备团团长以下十几人，砸烂了他们的团部，打击了当地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
从鄂豫皖苏区到川陕苏区
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鄂豫皖地区的红军统一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辖第四、第二十五军，近3万人。周纯全被调去参加筹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的工作。
红四方面军成立时，鄂豫皖苏区周边国民党军新的“围剿”尚未布置就绪，部队处于分散防守状态。根据这一有利形势，从11月到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4次进攻战役，共歼国民党军约6万人，使蒋介石准备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未及开始，就遭到破产。6月，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30余万人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为配合主力部队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周纯全受命担任鄂豫皖苏区游击总司令，组织各地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开展反“围剿”斗争。他们发动苏区军民实行空舍清野，把粮食和东西藏起来，人员隐蔽起来，使“围剿”军宿营无地，吃饭无粮，问路无人，清乡无户口可查。
8月下旬，周纯全侦知国民党军第十三师将由华河进军宣化店，决心迟滞其行动，打乱其合围部署，遂组织赤卫队3000余人和一个营的地方武装，在途中设伏袭击“围剿”军，打得“围剿”军首尾不能相顾，损失不少人马。
9月，国民党军第十三师由宣化店向黄安七里坪进犯。周纯全组织黄安五区赤卫军和罗山独立团，在国民党军进犯必经的邓家桥一带进行阻击，激战一天，使第十三师不能前进，只得绕道而行，为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进行机动作战赢得了时间。
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由于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反“围剿”开始前盲目轻敌，不做准备，反而实行进攻战略；反“围剿”开始后，不是诱敌深入，各个击破，而是实行正面堵击，同国民党军硬拼，致使红军在战斗中越来越被动，鄂豫皖苏区日渐缩小。
10月初，周纯全调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政治委员。10日，张国焘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12日夜，周纯全和师长王宏坤率部从广水、卫家店车站之间，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第十师，担任大转移的前卫任务，掩护方面军和分局机关西进。
10月19日，第十师前进到鄂北枣阳以南、襄阳以东的新集地区，国民党军以6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企图围歼红四方面军于此地。红四方面军于19日至22日连续在新集、土桥组织两次战斗，向国民党军展开反击。在新集战斗中，师长王宏坤身负重伤，周纯全接替指挥，击退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在一次战斗中，国民党军几百人从侧后面一下冲到方面军总部的跟前，情况十分危急。周纯全闻讯后，果断地带领由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团干部组成的突击队，冲杀过去。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保护总部领导的安全，绝不让敌人靠近，拼着命也要把敌人打下去!”周纯全振臂高喊，“杀——”突击队的干部们奋起神威，犹如一群出山猛虎，杀得国民党军心惊胆颤，抱头鼠窜。
解除总部机关的危险之后，周纯全又指挥部队乘胜向国民党军反击，击溃其两个团，缴获长短枪1000余支，为方面军西进杀开了一条血路。
11月初，周纯全率第四师随红四方面军经鄂北、豫西到达陕南，接着北出秦岭，于11月底进入关中平原，到达西安以南和西南几十里的王曲镇、子午镇地区，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的西北统治中心西安。
由于部队新到，情况不熟，一天早饭后，突然遭到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和陕军警备旅的袭击。红军在被动的情况下仓促应战，战斗开始不久，第十师代师长曹光南即壮烈牺牲，周纯全指挥全师英勇反击，同国民党军激战5个小时，打退其十几次进攻，才使部队转危为安。
由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对张国焘无计划无目地的向西退却普遍不满，加之前进道路为国民党军所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领导遂决定：再次翻越秦岭南下，准备创建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边苏区。
红军离开苏区进入新区后，失去了后勤依托，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行军作战和生活遇到极大困难。周纯全一方面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一方面想尽办法克服困难。在部队经过长途跋涉进入陕南商洛地区时，天气已经很冷，干部战士却还穿着单衣行军作战。周纯全不但和大家一样穿着一身破旧的单军装，而且脚上的鞋子也破得张开了大嘴，脚趾被山石碰得直流血。这时，警卫员取出为他保存的唯一的一双布鞋要他换上，周纯全正好看到行军队伍中有一个战士光着脚走路，他马上叫住那个战士，把自己的新鞋递给那个战士。那个战士不肯要，周纯全风趣地说：“你穿上多跑路多杀敌人，我就很高兴!”他自己的脚疼得实在走不动路，就让警卫员找来一些破布，加上稻草，将双脚包紧，照样一天走100多里。
行军途中，周纯全很少骑马，坚持和大家一起徒步行军，他的马基本上成了重病号的专用坐骑。时间长了，干部战士都说，政治委员的马成了“公马”。
在向川北进军途中，部队来到汉江边。时值严冬，冷风刺骨，江面结有薄冰，江上没有渡船，而后面又有国民党军追赶。周纯全把队伍集合在江边，大声讲道：“同志们，我们渡过汉江，到了川北，在那里创建起新的革命根据地，才能站住脚跟，发展壮大。同志们，任何困难也挡不住我们!”说完，他第一个脱下衣服，跳进冰冷刺骨的汉江，向前游去。战士们一看，争先恐后地跳进江里，徒步涉水前进。1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从陕西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北地区。
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几个县，背靠巴山南麓，俯视川东盆地，物产丰富，地形险要。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地区时，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正出动30个团参加军阀混战。红四方面军乘机攻占通江、南江、巴中地区，清匪灭霸，发动群众，开仓分粮，平分土地，发展党团组织，建立红色政权，扩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至1933年2月，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苏区。
从2月开始，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以近6万人的兵力分三路进攻川陕苏区。周纯全和第十师在红四方面军编成内，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经过4个多月的机动作战，粉碎了川军的“三路围攻”，使苏区得到巩固扩大，红军得到很大发展。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决定将4个师扩编为4个军。其中以第十师为基础扩编成红四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周纯全，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
8月至10月，周纯全和王宏坤指挥第四军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发动的三次进攻战役，即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战役，宣（汉）达（县）战役，共歼国民党军近2万人。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连续取得重大胜利，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11月，在蒋介石的勒令下，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纠集各路军阀，联合向川陕苏区发起“六路围攻”。参加“围攻”的国民党军共110余个团约20万人，另有飞机18架参战。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讨论部署反“六路围攻”作战，周纯全和王宏坤参加了会议。会议确定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求得在收紧阵地、节节抗击的过程中，大量消耗、疲惫国民党军，创造反攻破敌的条件。具体部署是，部队分东西两线迎击，以东线为主。东线是刘湘的主攻方向，以红四军全部、红九、红三十二军各两个师，及红三十三军部队共20余个团配置于东线地区，由徐向前指挥。西线以红三十一军主力、红三十军第九十师、红九军第二十七师等共10余个团，由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
在东线，国民党军第五、第六路在飞机掩护下，于12月16日强渡前河、州河向红军进攻。周纯全和王宏坤负责东线左翼作战指挥任务，他们根据“收紧阵地”、在运动中消耗、消灭进攻的国民党军的方针，指挥部队经两天激战，在宣汉三河场等地给进攻的国民党军以重大杀伤后，与兄弟部队一起撤出宣汉和达县两座县城，至庙坝、井溪坝、碑牌河、北山场一线依山傍险构筑工事，抗击进犯军。从12月中旬到1934年1月中旬，红军东、西两线部队在紧收阵地中共毙伤国民党军1.3万人，有力地抑制了刘湘部的攻势。
三四月间，刘湘又令各路部队连续发起第二、第三期总攻，但均遭挫折，损兵折将达3万余人。6月下旬，国民党军发起规模更大的第四期总攻，兵力增加到140多个团，重点是要夺取东线的万源，以截断川陕通道，企图将红四方面军消灭于通江以北地区。周纯全、王宏坤指挥部队参加了万源保卫战。
刘湘孤注一掷，下了血本，拿出3万银元作为夺取万源红军主阵地的奖金，规定擅自放弃阵地者处死。国民党兵抽足大烟后，为了多领银元，光着膀子大喊大叫，向前猛冲。周纯全亲临第一线，鼓动大家说：“同志们，我们要誓死保卫万源，与阵地共存亡，决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时值炎夏，天气热得像蒸笼，蚊虫叮得人满脸满身的疙瘩，痛痒难忍，加上暴雨不断，许多人的腿脚被泡得红肿溃烂，行动不便；粮食供应也发生了困难，有时只能挖些洋芋野菜充饥。周纯全和指战员都咬牙坚持着，等待总反攻的到来。
8月10日，徐向前下达总反攻的命令，红四、红九军主力及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共14个团作为东线反击第一梯队，担任突击任务。当晚，红三十一军部队攻占青龙观。接着，周纯全和王宏坤指挥部队协同红九军主力同时从左右两翼发起进攻。经数日激战，击破守军的节节阻击和多次反扑，先后攻占孔家山、大面山、黑钵山、龙池山及周围地区。
西线的国民党军见东线全线溃败，也仓皇向后撤退。8月下旬，击退东线国民党军进攻后，周纯全奉命率军转向西线参加反攻，经过连续追击，协同兄弟部队先后收复巴中、南江，进占苍溪、阆中等县，直逼仪陇城郊。9月下旬，刘湘对红四方面军历时10个月的“六路围攻”，遭到彻底失败。红四方面军共毙伤俘其8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大炮100余门，击落飞机1架。川陕苏区鼎盛时期的区域基本上得到恢复。
在最后追击刘湘部的战斗中，周纯全身先士卒，臀部负伤。战斗结束后，他被送到医院去治伤。10月，周纯全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并任中共川陕省委书记兼川陕苏区游击总司令。
反“六路围攻”，虽然以国民党军失败、红军胜利告终，但川陕苏区的元气也受到严重损伤。从前线到后方，十室九毁，良田久荒，触目所及，废墟一片。组织领导苏区军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是摆在省委书记周纯全和其他领导面前的重要任务。
这时，最突出的问题是粮食极为匮乏。周纯全一方面组织苏区农民整地种田，一方面责成十几个县的县委书记组织粮店和征粮小组下乡找粮，并制定切实可行的粮食政策，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协助下，较快地恢复了粮食的流通和供应。
与筹粮比较起来，解决苏区缺盐的问题要困难得多。在战乱时期，南部县和通江县的盐井被国民党军破坏殆尽，短时期内很难恢复开采。吃盐问题事关每个人，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周纯全组织苏区开展对白区的贸易，用苏区出产的白木耳、茶叶等土特产，通过小商小贩运到白区换盐；同时派有经验的人员和内线关系，带着银元去白区买盐。通过这些措施，缓解了苏区军民的缺盐困难。
为培养干部和骨干，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周纯全坚持在苏区开办各级党校、苏维埃学校、妇女学校和马列主义学习班，并以十二三岁的红军小战士为主开办少共学校。这些举措，为苏区和红军的发展，做了人才上的准备，为红军和地方培养了大批干部。
开国上将周纯全 2
红四方面军 2009-11-30 14:47:03 阅读7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参加长征
1935年3月下旬起，红四方面军进行强渡嘉陵江战役，至4月下旬战役结束，共歼国民党军1万余人，占领嘉陵江以西大片地区。但这时张国焘却为苏区的某些困难及国民党军将要对苏区进行大规模进攻所吓倒，命令部队继续向西转移。这样，周纯全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担任红四方面军后方纵队政治委员。5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进入以茂县、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周纯全到川西北后，先后任中共川陕省委书记、中共川康省委书记和西北联邦政府回番夷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长。
川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比较多，周纯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把发动群众与为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筹集慰问品的工作结合起来，派出工作组到藏族、羌族村寨，一方面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宗旨和性质，一方面购买筹集牛羊、粮食、茶叶、盐巴及牛皮羊毛等物资，在中心地区设立粮站积存粮食。盐巴极缺，又无来源，周纯全便派人到山里选出一种有咸味的白石头自己熬盐，熬好后小心翼翼收藏起来，准备送给中央红军。战士和政府工作人员都普遍打草鞋，织毛衣、毛袜子，准备当礼品送给中央红军。
6月中旬，翻过夹金山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懋功（今小金）。毛泽东会见了红四方面军派来迎接中央红军的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等人，大家紧紧地握手、拥抱，上上下下，一片欢腾。周纯全当即组织人员赶着牲口，驮着各种各样的慰问品，带着文艺宣传队，到中央红军各个团以下单位慰问。
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对中共中央北上的方针提出了异议，并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而迟滞部队的行动。中共中央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并任命其为红军总政治委员。接着，张国焘又提出要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中增加红四方面军的人员。
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举行会议，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向北发展、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方针。会议讨论组织问题时，“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共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昌浩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页。
沙窝会议以后，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由卓克基北进过草地到阿坝。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从毛儿盖北进过草地到班佑、巴西地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跟右路军前进。
周纯全作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和省委负责人，跟左路军行动。8月下旬，周纯全通过草地来到阿坝。
这时，张国焘却借口部队北上筹粮困难，道路不畅，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决议和指示，采取了与中央北上方针背道而驰的南下方针，不但下令左路军的部队停止北进，向南运动，而且发电要右路军也按其方针行事。
这样，刚过草地不久的周纯全，又随左路军通过草地南下。刚会师的红军又分离了，他思想上充满了迷茫和不安。
1936年2月，周纯全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4月初，红四方面军对部队进行整编，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周纯全调任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
这时，在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指导下，红四方面军损失很大，已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至4万余人，而且在多路国民党军的攻击下已难在天全、芦山、宝兴等地立足，部队不得不翻过海拔5000多米、终年积雪不化的折多山，向西康的甘孜地区转移。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宣告失败。
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等领导下，长征到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合。5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分三路从驻地出发北上，继续长征。周纯全率部第三次进入草地。8月初，部队走出茫茫草地进入甘南，相继攻占包座、洮州旧城及通渭。不久，又攻占漳县。
9月中旬的一天，周纯全与徐向前等在漳县等待部队，准备北上静宁、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张国焘突然从岷州陈昌浩那里赶来，进门就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由昌浩干吧！什么原因呢？一问才知道：原来在岷州的一次会议上，陈昌浩和张国焘发生了意见分歧，陈昌浩主张红四方面军应立即北上静宁、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却主张部队西渡黄河，夺取宁夏，打通同苏联的联系。但张国焘的意见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这是陈昌浩与张国焘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这么尖锐的争论，所以张国焘情绪很激动，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牢，开除党籍，红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97页。
周纯全等人对张国焘一再对抗中共中央方针的行为表示忧虑，劝张国焘按中共中央的方针办，但张国焘却一意孤行，仍下令部队按自己的指令办。正在这时，中共中央来电，督促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同时，黄河对岸已到大雪封山季节，不利于军事行动。于是，红四方面军总部遂于9月29日下达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
10月，周纯全率红三十一军指战员随红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静宁、会宁地区，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由上“抗大”到办“抗大”
随着长征的结束，周纯全对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从会师到分离，再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大会师的过程，进行了回忆和反思，事实使他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作为曾多年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高级干部，他感到自己有许多东西需要进行总结，对许多问题需要进行重新认识。于是，他积极地投入了深入开展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努力做到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同时，他一次又一次地向中共中央提出：离开现职岗位去学习，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周纯全的要求得到批准。1937年1月，周纯全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第二期学习。
参加革命工作十几年来，周纯全由于成天忙于打仗和工作，很少有时间坐下来系统地学习。如今，这个机会到来了。他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抓紧分分秒秒的时间学习理论，并结合自己的实践，进行总结研究，觉得提高很快。
8月，周纯全从抗大二期毕业后，被分配到陕北公学任生活指导委员会干事。不久，他又任陕北公学政治部主任。陕北公学是以培养抗日干部为宗旨的学校，校长成仿吾，副校长李维汉，学员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周纯全到任后，非常重视对这些热血青年的思想教育，政治上循循善诱，明辨是非；生活上体贴关怀，爱护照顾，深受大家的好评。他还登台讲课，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讲游击战战术原则。
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晋东南地区创办抗大第一分校。1938年12月13日，抗大第一分校在延安宣告成立，何长工任校长，周纯全任副校长。编成第一分校的单位有驻甘肃庆阳的抗大第五大队，驻陕西洛川的抗大第六大队，驻延安的抗大第三、第四大队各一部分，陕北公学旬邑分校的大部分及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的一部分，共3000余人。
上述各单位接到命令后，迅速从驻地启程，向延长县集结，周纯全与何长工开始了繁忙的动员、整编和东渡黄河、将抗大第一分校迁至晋东南的准备工作。
要搞好这次东迁行军非常不易。一是为了防止敌特的破坏，尤其是日军飞机的轰炸，必须隐蔽行动，不能暴露目标；二是这支队伍成分比较新，许多人缺乏军事知识和长途行军的经验，绝大多数人员是刚投奔到根据地的青年学生，有的还是来自海外的华侨，其中女学生也不少；三是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这么多人的队伍，给野外露营造成了很大困难。
12月25日，第一分校在延长县召开东迁动员大会，何长工和周纯全在大会上讲了话，对各项工作都作出了具体部署，提出了严格要求。1939年1月3日，第一分校从延长出发开始东迁。
3000余人的队伍，等于两个团，行起军来要拉几里长，又是千里徒步行军，需要严密的组织工作。周纯全同学员一样背着大背包，一会儿跑前，一会儿跑后，招呼大家渡河，照顾大家翻山。走同样的路，却要付出比学员多一倍的气力。
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后，部队行军经常遇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为了大家的安全，周纯全与何长工研究后，决定白天宿营，夜间行军。为了不暴露目标，连做饭都分散在老百姓家里，按老百姓做饭的时间做饭。夜间行军不准吸咽，不准喧哗，不准身上带发光的东西，连马蹄铁掌也包上棉布，以免发出声音。
行军中，周纯全处处以身作则，深夜部队徒步涉过冰冷的汾河，他第一个跳进河水，为大家探路。他在红军时期作战身上多处受伤，一只眼睛已无视力，可他却一点不在乎。部队通过同蒲铁路（大同至风陵渡）日军封锁线时，他站在铁道上一边警戒一边指挥，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1月25日，周纯全和何长工等组织抗大第一分校3000余人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行程1000余公里，中途多次通过被日伪军占领的村镇据点，人马全部安全无损地到达目的地──晋东南地区的屯留县故县镇一带。
这里离八路军总部不远，新校址原是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的营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为使学校有个好的环境，决定特务团让出这座营地，并派副参谋长左权前来迎接，使大家备受鼓舞。毛泽东听到第一分校胜利到达晋东南的消息后，高兴地说：这次行动算是一次小长征啊！看来中央把抗大搬到敌后，就地培养干部的方针是正确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毛泽东还要人转告何长工和周纯全，对全体人员表示问候和祝贺。
2月23日春节刚过，抗大第一分校第一期开学典礼在故县镇举行。3237名学员分7个营、29个队进行学习。朱德、左权前来参加开学典礼。大会上，朱德作了《敌后形势和斗争》的报告，周纯全宣布了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根据需要，第一至第六营主要培训军政干部；第七营为特科，培训机枪、工兵、炮兵、防化等专业军事干部。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何长工和周纯全经常邀请八路军总部的领导来学校上课。朱德、彭德怀、左权、傅钟、陆定一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杨尚昆、朱瑞等，都曾来第一分校讲课或作报告。朱德连续给大家讲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很受学员欢迎。由于条件所限，学员上课大都在露天进行，背包作凳子，膝盖是课桌，把草纸钉的本子放在上面边听边记，学得十分认真。手脚冻麻了，就在统一口令下站起来跺跺脚、搓搓手，或唱支歌。环境是艰苦的，但大家的情绪一直很饱满。
7月初，形势日渐紧张起来，日军出动5万余人的兵力，在飞机配合下，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犯。总部经过研究，决定抗大第一分校向太行山南部的壶关、平顺、长治、陵川一带转移。
8月上旬，第一分校转移到壶关的神郊一带继续办学。这时，何长工被总部调去到友军开展统战工作，学校的工作由周纯全主持。太行山地区比较贫困，粮食不足，水源也缺乏，油、盐、菜等更为短缺。为了坚持办学，周纯全号召大家克服困难，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为解决吃饭问题，学校抽调三分之一的人员，轮流到百里外的地方去背粮，并发动大家到山上挖野菜。实在没有菜，就用小米锅巴加点盐下饭，学员们戏称这为“列宁饼干”。大家团结奋斗，共同努力，胜利完成了第一期的教学任务。9月18日，在壶关县神郊大庙举行了毕业典礼，学员们拿到毕业证书，奔向各个战斗岗位。
从10月中旬开始，第二期学员陆续入校，10月底1330名学员全部报到。这批学员，除少数知识青年外，绝大多数为连排干部和少数营级干部。11月3日，第二期学员举行了开学典礼。第二期开学刚几天，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抗大第一分校迁往山东抗日根据地办学，任命周纯全为第一分校校长，韦国清为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随后，中共中央军委又任命李培南为第一分校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这次挺进山东与上次挺进晋东南一样，都是在严寒的冬季，但情况却比上次更为复杂：路程长达1500余公里，中间要经过晋、豫、冀、鲁四省，要翻越茫茫的太行山，要通过日伪军重点封锁的平汉铁路、津浦（天津至浦口）铁路，途中许多地方都有日伪军重兵把守，有的地方碉堡林立；1300余人的非武装人员靠徒步行军，到达沂蒙山区根据地约需两个月时间。时间要求紧，物资准备很困难，尤其是过冬的棉衣和行军的鞋子还没有着落。
朱德亲自接见了周纯全等校领导，讲了去山东敌后办学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要求和希望，嘱咐周纯全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把全校人员安全地带到目的地，为抗日战争培养出更多的骨干来。总部还交给他们30万发子弹，要他们带给山东八路军第一纵队。
周纯全深感责任重大，在深入进行政治动员的同时，责令后勤供给部门把筹到的布料和棉花发给大家，要求每个人自己动手缝制棉衣、被子、袜子、鞋子及干粮袋。鞋子不够用，除自己打草鞋外，民运部门还发动驻地群众捐了各式各样的布鞋，发给大家。
为便于行军，周纯全把干部和学员按单位及身体强弱、年龄大小合理搭配，编成行军分队，规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大家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途中遇到日伪军时能躲就躲，躲不过就组织小分队把他们引走，尽量不与他们纠缠。
11月25日，周纯全率领第一分校从驻地出发，开始挺进山东敌后的长途跋涉。出发的第一天，就遇上了鹅毛大雪和呼啸的寒风，漫天飞舞的大雪好像在欢送这远征的战士。周纯全既要保证大家的安全行军，又要操心大家的住宿问题，经常忙得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他们在凛冽的寒风中翻越太行山的虹梯关和晋豫冀三省交界的峻极关，进入冀南地区。11月30日夜，他们急行军通过平汉铁路线。几个小时的奔跑，人人浑身大汗，但大家心里却很愉快。为了避免与日伪军遭遇，他们常常是白天休息，夜间行军，有时从黄昏到拂晓一夜行军70公里，基本上无人掉队。一次夜行军，突然碰到一支日伪军从旁边走过，双方仅隔100米，但由于第一分校纪律严整，再加上天黑，日伪军竟一直未发觉他们。
12月31日，新的一年元旦前夕，周纯全带领部队来到津浦铁路附近。日军手摇轧路车和装甲列车在铁路上来回巡逻，路旁挖有深宽各4米的隔断沟，大部队通过非常不易。周纯全一方面派人侦察警戒，一方面进行深入的组织动员，他说：“敌人的封锁再严也有空隙可钻。”他还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敌人过年，我们过路”，“胜利通过封锁线，迎接1940年！”
经过研究，周纯全决定利用元旦夜日伪军守备疏忽之时，在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掩护下，从南驿车站附近铁路桥洞里钻过去。这里由于地形所限，日伪军守备部队没有挖沟筑墙，正好是个缺口。由于计划周密，周纯全带领学员胜利地通过津浦铁路，一夜行军70公里，在紧急行军中迎来了1940年。
1940年1月5日，周纯全带领抗大第一分校经过长途行军，终于到达目的地山东省沂南县孙祖乡。12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纵队等联合召开欢迎大会，欢迎第一分校迁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办学，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和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先后讲话。周纯全把分散携带的30万发子弹收集起来交给徐向前，徐向前非常高兴。
春节过后，第一分校招收的2670名学员陆续报到，开始了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后的第一期教学工作。4月初，根据上级批准，抗大第一分校又成立3个分校。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将培养县、区、乡三级地方干部的任务也交给抗大第一分校来承担。为此，周纯全领导组建了专门训练地方干部的“建国大队”，招收第一批500名学员，对他们进行游击战、政权建设、土地政策、财政经济政策等内容的教育。
1940年下半年，周纯全与女生队政治指导员郑竖岩结婚，在革命大家庭中组成了自己的小家庭。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屡屡派兵向抗日根据地进犯，“扫荡”与反“扫荡”、“磨擦”与反“磨擦”斗争十分激烈，抗大第一分校经常处于备战状态。周纯全从适应形势出发，明确提出“在战斗中坚持教学”的要求，适时调整教学组织，由教员兼任学员队的行政领导职务，使战斗行动指挥与实施教学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平时以学员队为单位集中教学，遇有情况或执行战斗任务时，则分散教学，以排甚至以班为单位上课。每当学员上大课，周纯全总要安排观察哨、游击哨到日军据点周围进行监视，防止日军突然来袭。有的学员队在一地住久了，周纯全就下令变换住址，以防日军突袭。有几次日伪军来偷袭，均因及时变换住址而使他们扑了空。
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周纯全领导抗大第一分校一边教学一边战斗，形成了一整套适应战争环境的办学机构和教学制度。分校明确规定：上课时全副武装，武器弹药随身携带；一声令下就能合起书本行军作战；每天10公里以内的行军机动要完成课程讲授任务，30公里以内的行军机动要组织复习讨论或军事技能课的操练。黑板和图书资料柜都是活动拼装式的，平时支起来能使用，行军时拆开来就能背走。军事课的内容紧紧围绕战斗需要进行，并与战斗实践结合起来加深理解。比如，一次工兵教员讲授挖坑道埋炸药的方法后，就把学员拉出去，配合部队参加攻打土顽窝点侍郎宅的战斗。学员们利用刚学的技术，通过坑道用棺材和布袋运进千余斤黑色炸药，一举攻破土围子，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军事教员没有新式的重机枪教具，讲起课来缺乏直观性，周纯全听说35公里之外的日军铜井据点新近配备了两挺“九二式”重机枪，便下决心要夺过来。一天晚上，周纯全亲自带队指挥，长途急行军35公里，袭击铜井据点，缴获一挺“九二式”重机枪，军事教员们高兴得嘿嘿直笑，大伙也爱不释手地来回抚摸。
抗大第一分校进入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头两年间，先后参加了垛庄战斗、河阳战斗、摩天岭战斗、猪尾巴沟战斗等，但最惨烈的是1941年的大青山突围战。
10月底，日军经过长期准备，纠集5万余人的兵力，在第十二集团军司令官土桥一次指挥下，对沂蒙山区临沂、沂水、蒙阴等地，发动空前规模的“铁壁合围”大“扫荡”。为避敌锋芒，周纯全率抗大第一分校跳出日军的合围圈，经泰安、泗水、宁阳进至泰山抗日根据地。11月底，第一分校奉命重返沂蒙山区，进至费县和沂南县交界处的大青山，分校机关分住在胡家庄、大古台等村庄，学员队住在周围的村庄。
30日清晨，太阳刚刚升起，大青山东北山口突然响起急促的枪声。周纯全命令部队：“迅速抢占大青山！”并疾步向山头奔去。
这时，从大青山的一条山谷里拥来一支1000余人的男女队伍。周纯全迅速查明，原来他们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执行委员会机关、第一一五师机关一部和文工团、警卫连等。带队的参谋报告：第一一五师陈士榘参谋长指示，这些同志统归周纯全校长指挥。
这1000余人加上第一分校机关和学员队的3000多人，汇集在南北长约2.5公里、东西宽仅200米的狭沟里，形势十分危急。这时，周纯全又接到侦察员报告：前面有千余名日伪军正向这里扑来。
周纯全沉着命令警卫连迅速抢占胡家庄南山，担任警戒和掩护。不利的消息不断传来：西南方向的出口马头崖，被汉奸刘黑七带人占领了；西北方向是近千米高的玉皇顶和塔山，悬崖峭壁笔立，根本无法通过。东南方向的黑石峪山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去处，日伪军只要放一个班就无法通过。这时，东北方向的胡家庄、大古台方向，日伪军已发起3次冲锋，阻击阵地一旦被突破，隐蔽在山洼里的4000余人将面临灭顶之灾。
面对这严峻的形势，周纯全的脑子飞快地转着：“看样子只能从西南方向突围了。守在这里的刘黑七欺软怕硬，只要勇敢冲杀，准能突出去！”
想到这里，周纯全果断命令训练部副部长阎捷三：“阎副部长，带警卫连向马头崖冲击！”阎捷三带警卫连向马头崖刘黑七的阵地冲去；周纯全又命令第五大队大队长陈华堂：“你们一定要顶住东北方向敌人的冲锋，掩护大部队转移。要是丢了阵地，提头来见！”
刘黑七的队伍是一伙亡命之徒，阎捷三带领警卫连打得很艰苦。战士们深知肩上担负着4000余人的安全重担，他们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终于冲破了刘黑七的防线。隐蔽在沟里的机关人员迅速向马头崖冲去。
从东北方向进攻的日伪军，凭着优势火力向第五大队阵地发起一次次冲锋。第五大队的学员都是连排干部，有战斗经验，他们从早晨打到中午，从中午打到下午，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后来子弹打光了，他们就同日伪军展开白刃战、肉搏战，进攻的日伪军再次被压了下去。
坚持到傍晚时分，周纯全看到领导机关和学员已全部突出日伪军的包围圈，才向第五大队下达撤退命令。而他自己带着几个参谋和警卫人员是最后撤离指挥所的。
一险刚过，一险又起。当周纯全带着几个人撤到一个叫金家沟的地方时，看到金家沟前面的山上，日伪军已架着一挺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在堵截；背后胡家庄的日伪军也尾随而来；南边梧桐沟也有日伪军包抄过来。周纯全等再一次陷入被包围的境地。
侦察班班长丁云悄悄向周纯全报告：“校长，我们一粒子弹也没有了，手榴弹也打光了，怎么办？”周纯全皱着眉头没有回答。
这时，侦察班副班长刘刚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校长，南边的敌人已离我们不远了！”周纯全一眼看到刘刚腰上的手榴弹，问道：“几颗？”
刘刚回答说：“8颗，还有30发子弹，是从牺牲的同志身上找的。”
周纯全信心十足地说：“好，有这8颗手榴弹，我们就能突出去！”于是，他命令丁云带两名侦察员，从侧面绕上金家沟山，去夺取日伪军的两挺机枪。丁云和侦察员迂回到山头后，举枪齐发，打死日伪军机枪手，然后投出几个手榴弹。乘着日伪军还没缓过劲来，周纯全一挥手，在硝烟土雾的掩护下一个猛冲，冲到了西山脚下，跳出了包围圈。
大青山突围，抗大第一分校以几百支杂牌枪和少量子弹，对抗着日军精锐部队，掩护4000余名干部集团突围，充分表现了指战员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精神。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和副书记兼山东战时工作执行委员会主任黎玉，对周纯全指挥第一分校掩护4000余人大青山突围给予了充分肯定，说“大青山突围是山东战史上空前壮烈的一次战斗”。《在敌后的抗大一分校》中册，中国物价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362页。
1943年3月，为适应战斗环境和贯彻精简方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军区决定，抗大第一分校校部改为山东军区教导第一团，分校领导干部重新分配工作。周纯全被分配到滨海行署，先后担任工商管理局监委和行署副主任兼秘书长等职。
由于日伪军的“扫荡”封锁，滨海地区经济十分困难。为发展经济，支援战争，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周纯全以极大的精力抓了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想方设法在滨海区先后开办了纺织厂、造纸厂和兵工厂，生产根据地军民需要的生活用品；他经过调查研究，在根据地边沿区建立了几个工商分局，派人深入敌占区开展经济贸易活动，换回急需的物资和原材料，对解决根据地财经困难，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开国上将周纯全 3
红四方面军 2009-11-30 14:48:36 阅读6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从总经理到东北野战军后勤部长
1946年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调周纯全任辽东省实业厅厅长兼本溪煤铁总公司总经理，以尽快恢复这里的生产，满足作战和生活的需要。
本溪煤铁总公司，是八路军在东北接管的最大企业之一，原有工人1.7万人。日本侵略军投降后，日方管理人员将技术资料和档案付之一炬；苏联红军进驻后，又将工厂设备全部拆除，运回国内。呈现在周纯全面前的是一派破烂萧条的景象。原有的工人已大部分失散，不少人外出谋生。
周纯全参加革命前在工厂当过学徒工，以后又组织过店员工会，尽管面对的是一片萧条景象，但他对恢复生产还是充满了信心。经过调查研究后，他改组了公司的领导，撤销了由日本人担任的经理和厂矿领导职务，对表现好的留用人员委以技术顾问之职，选派一批有觉悟、有能力的中共党员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任职。他带领各级干部，深入工人宿舍，动员大家回厂上班，抢修设备，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他亲自下到煤矿坑道，深入车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3月1日，遭到严重破坏的宫原硫酸厂，正式恢复生产；发电厂、机械厂也陆续开工。本溪煤矿开工后，当月就产原煤达2.4万吨，接近日伪统治时期最高产量的一半。不久，一批先进的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各厂矿都建起党的基层组织；几十里矿区机器轰鸣，人来车往，一派兴旺景象。
9月，周纯全调任辽南行政公署主任。不久，周纯全又任中共辽南省委副书记。10月，国民党军向东北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辽南成为主要战场之一。为了支援东北民主联军对国民党军的反击，周纯全肩负起组织后勤供应的繁重任务。这时，从关内进入东北的部队缺少棉衣，周纯全便把行署和省委机关可以变卖的东西，拿到苏军占领的大连卖掉，再从大连买来棉衣送给部队。粮食供应困难，周纯全深入各地筹集粮、豆、食油，支援部队打仗。
进入1947年后，东北民主联军在各个战场不断取得胜利。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结束后，5月又发起夏季攻势，辽南根据地也进入恢复和发展阶段。周纯全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进行土地改革，恢复铁路交通和工厂生产，使辽南根据地愈加巩固，对支援部队作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7月，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司令部，黄克诚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后勤司令部成立后，鉴于东北地区地域辽阔，部队活动范围宽广，为了使后勤工作能及时有效地保障部队作战需要，又先后成立了东线后勤司令部、西线后勤司令部和北线后勤司令部，周纯全调任东线后勤司令员。
周纯全到任后，将司令部设于朝阳镇（今吉林辉南县），以后又迁往吉林市。按上级的分工，东线后勤以吉林为中心，以吉（林）长（春）线为供应线，负责其以东及以南地区部队的保障供应任务。这期间，周纯全还大力抓了机关和部队建设，东线后勤司令部编设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军械处等机构，配备有警卫团、汽车团、辎重团及10所医院。
东线后勤司令部成立后，就迅速承担起东北民主联军秋季、冬季攻势作战的后勤保障任务。秋季攻势发起于9月14日，结束于11月5日，在历时50余天的战斗中，部队打到哪里，周纯全就组织后勤人员保障到哪里。他们前送给养物资和弹药武器，后送伤员和战利品，成为战斗部队的坚强后盾。整个秋季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6.9万余人，攻克城市15座。
冬季攻势发起于12月15日，结束于1948年3月15日，历时3个月。这次战役期间，正是东北最冷的季节，到处冰天雪地，气温常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之间，给后勤保障带来很大困难。周纯全带领东线后勤人员，发扬“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光荣传统，医务人员迎着漫天飞雪抬担架、救伤员，用满腔热情温暖着战友的心；兵站人员在冰天雪地里赶马车，拉爬犁，给前线送去急需的物资，保障了作战需要。
8月，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在哈尔滨召开后勤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支援保障辽沈战役的问题，周纯全参加了这次会议。
鉴于部队以后将主要在远离后方的锦（州）沈（阳）线作战，原来的后勤组织机构已不适应部队的作战要求，根据军区党委的指示，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分别组成东北军区后勤部和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并将原来东线、西线和北线后勤司令部改组为5个后勤分部。东北军区后勤部由李富春兼任部长，贺诚任副部长，统管军工、军需、卫生、运输等部门，主要负责对前线部队物资的筹划、采购、制作及运送等任务；东北野战军后勤部由钟赤兵任部长兼政治委员，周纯全任第二部长，李聚奎任副部长，陈沂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谷广善任参谋长，指挥5个分部在前方对作战部队实施后勤保障。
后勤工作会议一结束，新组建的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就由哈尔滨迅速南下，进驻辽宁的阜新，具体组织落实辽沈战役的后勤供应工作。钟赤兵、周纯全、李聚奎、陈沂等研究后，对后勤力量作了如下布置：以第一分部部署在二十家子一带，第二分部部署在新立屯以南地区，第三分部部署于通辽以南、彰武以北地区，第四分部由吉林农安转至德惠一带，第五分部部署在郑家屯以东、四平以西地区，冀察热辽军区后勤司令部由赤峰南移至凌源地区；各后勤分部均负责一个方向的保障工作。
后勤力量部署完毕以后，周纯全便南下冀察热辽军区，筹办粮食供应及兵站线的设置工作。冀察热辽军区划归东北军区建制刚一年多时间，许多工作需要协调。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冀察热辽军区政治委员黄克诚，见到周纯全十分热情。黄克诚告诉周纯全：“司令员程子华指挥作战，我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党政军民全力搞好作战的后勤保障，一定要打好这次辽沈战役！”
在完成粮食筹办供应和兵站设置工作后，周纯全匆匆赶回阜新，投入繁忙的辽沈决战保障工作中。辽沈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从9月12日开始到10月1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先后攻占北宁铁路（今北京至沈阳）线上的昌黎、北戴河、绥中、塔山、兴城、义县，并夺取了锦州外围的一些要点。国民党军疯狂进行反扑，派飞机轰炸后勤交通线，10月1日柳河铁路大桥被炸坏，交通陷于瘫痪。10月5日架起的铁路便桥再次被炸。为不耽误输送弹药，周纯全和后勤部其他领导组织后勤人员抢修了两条辅助公路，一条长150公里，一条长300公里，然后组织汽车、大车和400多峰骆驼，向前方运送弹药和油料等物资，保证了前线的供应。
10月14日，攻锦部队在扫清锦州外围之后发起总攻。经过30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到15日18时，锦州全城解放，毙伤守军近2万人，俘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以下8.8万人。
锦州解放以后，周纯全奉命率100多名机关干部去锦州接管国民党军的军需仓库和各种物资。完成接管任务后，周纯全又匆匆赶回后勤指挥所，部署进攻沈阳的后勤保障任务。
辽沈战役的第二阶段是围歼廖耀湘兵团。26日，东北野战军在黑山、大虎山以东，绕阳河以西，无梁殿以南，魏家窝棚以北约1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歼战。至28日拂晓，全歼国民党军5个军12个师共10万人，兵团司令官廖耀湘被俘。
从29日起，辽沈战役进入第三个阶段，至11月2日，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获得解放。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在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共歼国民党军47万余人，使东北全境获得解放，成为支援关内解放战争的可靠大后方。
在整个辽沈战役期间，后勤部门前运军粮1万吨，协同地方筹粮3500万公斤，筹供各种油料8000桶（每桶141公斤），枪弹1000万发，手榴弹15万枚，各种炮弹20万发，炸药2.5万公斤，食盐100万公斤，豆油2000桶，干菜500万公斤，棉衣100万套，收治各种伤员6.1万余人。地方各级组织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支前工作，据统计，各地动员民工183万人，出担架13.7万副，大车12.9万辆，火车皮1.95万个，抢修铁路4370公里，架设桥梁280多座。这些都为辽沈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
辽沈战役结束后，1948年11月，东北野战军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钟赤兵调任特种兵政治委员，周纯全接任后勤部部长，陈沂任政治委员。12月，周纯全任后勤部第一部长，李聚奎任第二部长。
周纯全接任后勤部长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障东北野战军80万大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这时入关部队人数连同民工在内，在百万人以上，马匹11万。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东北部队入关作战的供给问题的指示中，要求东北部队自己解决3个月的物资供应。而且入关时间又比原计划提前了半个多月，时间紧，物资需要量大，困难很多。
周纯全召集后勤工作会议，详细制定了大军入关的后勤保障计划，并作出了几项明确规定：关于被装，在部队入关前，将全部冬服、装具发到手，让部队身着冬装行动；关于经费，部队入关前，要把11、12月份和翌年1月份的全部经费约4000亿元（东北币）统统发下去。
剩下的主要问题，是关于给养物资的筹供运输和武器弹药的输送。对此，周纯全要求后勤部各业务部门，都组织“前指”提前入关，进驻秦皇岛、唐山一带，组织指挥后勤保障工作。关于兵站线的布置：后勤第一分部带一个汽车团，出长城喜峰口进驻河北遵化，负责冀东方向粮草和弹药的转运；后勤第二分部出山海关至建昌营，负责进关部队沿途粮草供应；后勤第三分部在阜新负责物资转运；后勤第四分部在沈阳、第五分部在沟帮子一线，负责过往部队的供应和物资转运工作。
由于国民党军在溃退时炸毁了滦河铁路大桥，一时难以修复，从东北入关的物资到此必须卸车，另组织倒运和转运。为此，周纯全决定在秦皇岛设立办事处，任命何流为办事处主任，专门负责接收、转运从东北运来的各类物资。军械部的弹药和供给部的粮秣，都是从这里及时转运到各个目的地的。
11月下旬，当东北野战军分别由锦州、沈阳、营口地区出发向关内挺进时，后勤部门已提前做好了各种供应准备。充分的物资准备与良好的组织供应，保证了百万大军的顺利入关。
东北野战军一进关，就会同华北军区两个兵团投入了平津战役的作战。东北野战军以6个纵队向北平（今北京）攻击前进，于12月中旬先后占领海淀、香山、丰台、石景山、门头沟、通县及南苑机场等地；以6个纵队向天津、塘沽急进，对天津进行大包围。这次战役的后勤保障，由于有辽沈战役的缴获和东北、华北的支援，物资比较充裕。战前，后勤各分部已在战场周围储备了大批物资；战中，东北、华北30万民兵民工直接担任战勤服务工作，还有150万群众参加支前，后勤保障搞得有声有色。1949年1月15日，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天津获得解放；1月21日，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与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达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
平津战役结束以后，东北野战军进行休整。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正式改称第四野战军，下辖4个兵团、13个军及炮兵、铁道兵等共80余万人。野战军后勤部进驻天津市进行工作总结，按新的编制进行编组，并着手部署向中南进军的后勤准备工作。周纯全对大家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支比较完备的能适应大兵团作战的后勤保障力量。机关设立了供给部，军械部，卫生部，运输部，下面有6个后勤分部（新组建了第六分部），5个汽车团和33个医院。每个分部下面都管有3个大站，10个分站，一个兵站医院，一个辎重团（每团有胶轮马车180辆），一个警卫团（内有警卫勤务连8个）和一个汽车连。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我们的后勤力量，全力保障四野大军南下作战!”
随后，后勤部领导进行了分工：在天津设立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留守处，负责接收转运由东北运送南下的各种物资，由第二部长李聚奎兼任留守处主任；由周纯全率机关各部的业务领导和部分干部南下郑州（待武汉解放后，即南下武汉），组织南下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派3个后勤分部即率所属单位南下河南商丘、开封和郑州以南地区筹集粮草，沿平汉铁路线向南伸展兵站线，对部队进行后勤保障；派5个汽车连配属铁道部队抢修遭到破坏的津浦铁路北段，很快沟通天津至郑州的铁路运输，以便将7422个火车皮的作战物资由天津运至郑州。
4月11日，第四野战军从平津地区出发，开始沿平汉、津浦铁路及平大（今北京至大名）公路南下。在这之前，先遣兵团两个军10余万人已于2月下旬先行南下。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即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各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奋勇进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于4月23日攻占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5月，华中重镇武汉也被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解放。
6月下旬，周纯全率第四野战军后勤部机关进驻江城武汉。武汉，对周纯全来说并不陌生。28年前他曾在这里生活过。如今，20多年过去，当他再次来到这个刚刚获得解放的江城，看着被国民党军破坏得满目疮痍的市容时，心中充满了激愤之情，嘴里喃喃自语：“武汉，你既然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我们一定要把你建设和打扮得无比美丽和繁荣!”
部队进入南方后，由于进军迅速，后勤补给线拉长，交通不畅，再加上大军云集，供应工作遇到很大困难，其中粮食尤为紧缺。周纯全坐镇武汉，周密运筹，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粮食问题，保证作战部队和城市居民的供应。他派粮秣处处长刘家谷去南京，从华东地区搞到500万公斤粮食，装船从水路运到武汉。因郑州与武汉间的铁路不畅，周纯全命后勤第二分部把在郑州和兰考一带筹集的近750万公斤粮食，经津浦铁路线运抵浦口码头，然后从水路运往九江和武汉。他还命后勤第三分部协助地方支前办事处，将在河南南阳地区筹措的50万公斤粮食，用汽车、马车、架子车运往樊城集中，再从樊城组织民船顺汉水将粮食运至沙洋、钟祥、汉口一带。他命供给部向各军发放3个月的经费和部分预备资金，供部队到新区后，自己采购粮食解决急需。部队东北人多，吃大米不习惯，希望能吃点高粱米。周纯全立即以后勤部名义电请东北军区后勤部发运一批高粱米，调剂部队指战员的生活。
通过以上种种手段和措施，基本上解决了部队和城市居民的吃粮问题。
到南方后，在供应上遇到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由于雨天多、蚊蝇多，部队急需雨衣和蚊帐。对这个问题，周纯全和后勤部其他领导在部队南下前就有所准备，但没有估计到这么严重。为此，他们当即从东北、天津、郑州等地采购油布3万多匹，加上原来从天津购买的1.5万件雨衣发给部队，标准是营以上干部发雨衣一件，连以下人员发油布5尺，每个排发站哨雨衣一件，缺数由各单位自购雨伞补充。
为解决蚊帐问题，周纯全除组织后勤部从东北筹来一部分纱布外，又请华中财委拨给做60万顶蚊帐的棉纱，经紧急组织缝制后陆续发给部队，解决了防蚊防病的问题。
怎样根据作战样式的不同，改革后勤保障方式，一直是周纯全考虑的问题。第四野战军部队到中南地区以后，进行的几次大的战役，如宜沙战役、衡宝战役、广东战役、广西战役等，都是以兵团为单位指挥作战的。据此，周纯全等后勤部领导便确定在战斗中给每个兵团配属一个后勤分部，这个分部实际上等于这个兵团的后勤部，由它对该兵团实施全面保障。而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中南军区）后勤部则主要向各个作战方向提供物资和运输保障。如：由司令员程子华指挥的第十三兵团于7月发起宜沙市战役时，野战军后勤部派遣以邱国光为部长的后勤第三分部配属第十三兵团执行保障任务，受兵团首长的统一领导。第三分部根据第十三兵团首长的作战部署，将后勤力量布置在樊城、荆门、当阳、沙洋、钟祥等地，有力地保证了作战的需要。
9月，进行衡宝战役时，周纯全等后勤部领导决定：第四分部配属第十二兵团行动，第三分部配属第十三兵团行动。经一个月作战，歼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集团4.75万人，为进军两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0月2日开始的广东战役，共歼国民党军6.2万余人，主要是由后勤第五分部配属第十五兵团、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两广纵队，完成后勤保障任务的。
11月发起的广西战役，歼国民党军17万余人，主要是由后勤第三分部配属第十三兵团等部队，完成作战后勤保障任务的。
事实证明，将分部划归兵团领导是符合战争发展形势和实际需要的。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追击阶段后，情况瞬息万变，后勤保障工作需要根据各部队实施战略追击的变化而及时进行调整。分部划归兵团后，便于及时掌握战况和首长意图，充分发挥机动保障的作用。兵团首长也便于根据战况的发展，对分部进行随时指导。周纯全等领导将后勤分部配属兵团的做法，是符合战争的新发展和新特点的。
后勤工作，从本质上讲是军事经济工作。周纯全从事后勤工作后，要求自己既要懂军事，更要成为经济工作的内行。作为一个后勤领导干部，要经常和钱物打交道，对一些基本的数据必须记得牢、算得准，这是一个后勤干部的基本功。周纯全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年龄大，但他的记性好、脑子快、算账清，这在后勤机关是有名的。
1949年底，中共中央军委下达解放海南岛的预令。调第四野战军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归第十五兵团指挥，担负这一光荣任务。
渡海作战，对人民解放军来说还是第一次，后勤方面应该准备多少物资，需要作出估算。1950年初的一天，周纯全把中南财委和后勤部各业务部有关人员召集在一起进行研究，由6人用6把算盘进行计算。渡海需要多少船只？运输需要多少汽车、马车？部队需要多少粮食、食油、食盐和柴草？需要多少单衣、鞋帽、血衣血被（安葬烈士的被装）？需要多少炮弹、枪弹、手榴弹、炸药？需要多少担架、药品、帐篷？需要支出多少经费、掌握多少机动费……
数字，一串串地念着；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着；周纯全在自己心里也默默计算着。结果，6个打算盘的人还未计算完毕，周纯全却已报出数字，经核证，相差无几。大家无不佩服：周部长的心算超过了6把算盘!
在经过两批部分部队的偷渡后，4月16日一声令下，渡海部队主力发起强大攻势，强渡40至50公里的琼州海峡。5月1日，海南岛全岛获得解放，歼守岛国民党军3.3万余人。由于后勤物资保障充分及时，组织得当，从而有力地保证了这次战役的胜利。
8月3日，中南军区对后勤部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原军区军需生产部部长杨至成任军区后勤部部长，周纯全改任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杨至成是一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后勤，在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曾任过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的红四军的副官长和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是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周纯全与杨至成搭班子，两人合作得很好。
10月，侵朝美军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美军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城安东（今丹东），企图以朝鲜为跳板，扼杀成立不到一年的新中国。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绝不能坐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根据中共中央军委、中南军区部署，周纯全和杨至成组织中南军区后勤部，从人力物力上全力以赴支援志愿军的后勤工作。先后为志愿军抽组各种保障机构50余个，除后勤分部外，有后勤大站3个、担架团3个、辎重团4个、汽车团7个、人力运输及装卸团3个、骡马连19个、医院6个、手术大队1个、勤务团1个，以及各种仓库、兵站等。同时上调医务人员近6000名，汽车司机和助手8900名，其他后勤人员3.6万余名。
除干部和人力支援外，对各种物资的支援更是竭尽全力。杨至成、周纯全等后勤部领导的原则是：前方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需要多少，就前送多少；没有的就筹措，筹措不到的，就自己组织生产；宁肯后方挨饿受冻，也要尽量满足前方作战的需要。他们把组织筹备的物资，从军需给养到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
开国上将周纯全 4
红四方面军 2009-11-30 14:49:48 阅读8 评论1 字号：大中小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1950年年底，根据上级安排，周纯全到朝鲜前线了解后勤保障情况并慰问志愿军。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两个月来，首次出国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气势汹汹的美国侵略者及其雇佣军，毫无畏惧，已进行两次战役，打得非常好，值得庆贺。这样，在离开东北两年后，周纯全又重新踏上了北上的途程。
周纯全从丹东过鸭绿江，他发现这里已成为抗美援朝的总补给站，堆积如山的各种物资，人来车往的洪流，一看见这熟悉的场面，周纯全又仿佛置身于辽沈战役的补给线上。
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指挥部设在一个矿洞里。当周纯全出现在彭德怀面前时，彭德怀的眼睛突然一亮，脱口而出道：“噢，你不要走了，留下来参加抗美援朝，管管后勤!”
周纯全没一点思想准备：“这……”彭德怀问道：“怎么，有啥想法？”
“好！等我回去交代完工作，马上就来!”周纯全坚决地表示。“不!”彭德怀挥挥手，“你从现在就开始上任，其他事你不要管了，由我向中央军委说。”
说到这里，彭德怀一笑：“你不要感到我强迫了你！其实我们都是被战争强迫的，我，还有洪学智副司令员都是这样!”
周纯全被留下以后，彭德怀立即给中共中央军委发了电报，第二天就得到军委的批准。彭德怀告诉周纯全：“先抓工作，后下命令。”
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一直没有成立后勤部，志愿军后勤工作由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设在沈阳的东北军区后勤部离前线很远，派在前线抓具体工作的是由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和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部长杜者蘅带领的由十几人组成的指挥所，加上几个后勤分部，力量单薄，不能适应现代化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在志愿军后勤部尚未成立的情况下，调周纯全抓这项工作，是为了加强对志愿军后勤工作的领导。
周纯全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抗美援朝的后勤工作之中。1951年1月5日，他与彭德怀、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联名向中共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提出关于改善志愿军后勤供应的几项建议。1月11日，周纯全向中央军委汇报了志愿军在作战中遇到的困难和后勤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强调了需要加强前线的交通运输工作。
1月22日至30日，周纯全在沈阳参加志愿军第一届后勤工作会议。会议由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李富春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吕正操等领导，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会议。东北军区后勤部、志愿军各军后勤部及各后勤分部、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建设巩固的运输线，搞好前线的供应。会议认为：从朝鲜战争几个月的情况看，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大家围绕运输这个中心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领导作了重要讲话；杨立三、周纯全在会上作了发言，就如何加强组织领导和后勤力量，千方百计搞好后勤供应工作提出了建议，得到与会人员的肯定。
就这样，周纯全在被彭德怀“扣留”后，在还没有正式任命、正式职务的情况下，就投入到了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工作之中。
周纯全根据朝鲜战场后勤工作情况，先抓了这么几项工作：一是加强领导力量与机构。把原来十几个人的前方指挥所扩编为80多人的指挥部，自己亲任总指挥，张明远和杜者蘅参加领导。二是增加后勤分部和兵站。由华东军区组成的第六分部和由西北军区组成的第七分部先后入朝。同时，给原来已在朝鲜境内的5个后勤分部各增加两个大站，使每个分部达到5个大站。三是加强汽车部队和其他运输力量。1月底到3月底，新组建的6个汽车团和10个人力运输团先后入朝参战，辎重团也增加到17个。四是协调加强道路抢修及装备维修力量。2月，铁道兵第三、第二师先后入朝，主要担负铁路抢修任务。入朝的工兵也增加到7个团，负责主要公路和桥梁的抢修任务。与此同时，周纯全还组织加强了车辆及武器装备的维修力量，使车辆和武器能随坏随修，延长使用寿命。五是加强医疗救护力量。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进入朝鲜境内的医院达到39个。另外作为后方的东北地区还有医院91所。2月，东北地区组建的11个担架团、计3.3万人进入朝鲜，每个师可分配担架130副。
2月3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发出组织志愿援朝医疗队的通知，全国各地纷纷组织起各种医疗队、手术队达80多个，有9个医疗大队、36个手术队到了朝鲜前线。
2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任命周纯全为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同时将东北军区前方指挥所改为东北军区前方指挥部，由周纯全、张明远、杜者蘅负责指挥。
抗美援朝期间，部队的物资并不缺，缺的是运输能力，所以建设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是当务之急。周纯全上任抓志愿军后勤供应工作后，正赶上第四、第五次战役，这期间是志愿军后勤工作最困难、最艰苦、最复杂的阶段。首先，参战部队剧增，人数达到近百万，供应任务加重。据2月28日统计，每月需前运物资4.7486万吨（尚不算特种兵物资），汽车需5600余台，而这时仅有1800余台，尚缺三分之二。其次，战场南移，供应线由原来100余公里延长至500公里外，部队作战地区在“三八线”与“三七线”之间，属“三百里无粮区”，无法就地筹措。第三，美军用1700架飞机的70%轰炸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并大量使用定时弹、照明弹、凝固汽油弹、四爪钉、蝴蝶弹等，从“梳篦式”轰炸到重点轰击，连一台车、一个人、一缕炊烟都不放过。不少铁路、公路桥梁都是炸了修，修了炸，反复无数次。志愿军的汽车平均每天损失30辆。4月8日，美军向志愿军三登库区投下大量燃烧弹，一次就烧毁82节火车皮的物资，其中粮食140余万公斤，豆油16万余公斤，单衣、衬衣近41万套，胶鞋19万双。一般后方供应的物资，只有60%至70%能运到前线。
这些情况，都要求志愿军必须建设起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才能保证前线的供应需要。怎样才能使后勤运输线打不断、炸不烂呢？经洪学智、周纯全、张明远等带领大家不断摸索总结，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转入夜间行车。夜色，对美军飞机来说是很大的障碍，但对志愿军来说则是天然的伪装网和保护色。为防美军飞机的轰炸，志愿军的车队基本上都是白天隐蔽休息，夜晚开车行动。刚开始不习惯，每夜只能行驶三四十公里，后来都能达到100公里左右。
设置防空哨。这是为提高夜间汽车行驶效率采取的一种空情报知勤务，就是在运输干线上设置专门对空监视美军飞机的哨位，听到美军飞机声就鸣枪报警，汽车即闭灯行驶或就近隐蔽，美军飞机过后，哨兵发出解警信号，汽车继续行驶。此法1951年3月最早在后勤第一、第三分部采用，周纯全经过考察，认为效果不错，由于司机有了“耳目”，解除了顾虑，运输效率显著提高，行车事故大为减少，于是很快在各单位推广开来。并规定每个哨位由5人左右组成，哨位间距2公里左右，桥梁、渡口及枢纽地带可适当加强。很快，防空哨发展成为对敌斗争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最多时，仅由志愿军后勤负责设置防空哨的运输线就达2800余公里，设哨位1568个，使用兵力达11个团，成为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观。
防空哨在发展中，任务也渐渐得到了“扩充”，由开始时的专司对空监视美军飞机，发展成为监视美机，打击低飞之美机及指挥交通、维修道路、救护车辆、清剿匪特和接待过往人员等多种勤务。毛泽东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抗美援朝“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355页。
构筑防护工程。为了使汽车在行车途中遇轰炸时有地方隐蔽，志愿军后勤投入力量，在主要运输线两侧构筑了许多汽车掩体，最多时达到8969个。还在库区和装卸点构筑了许多汽车掩蔽部，对保护安全行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还本着疏散、隐蔽、便于汽车出入和物资装卸的原则，构筑了许多半地下式的仓库，遇到危险时，车辆物资都能及时转入地下或掩体内。
加强防空力量。后勤部队普遍建立了对空射击小组，以步枪、轻机枪组成火力网，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打击低飞美机的活动。汽车司机赵宝印和防空哨兵庞林，用步枪各击落一架美机，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战斗积极性。
建设兵站运输网。第一届志愿军后勤会议以后，后勤建立起了东、中、西三条运输线。这三条运输干线为保障供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洪学智、周纯全的建议下，1951年和翌年夏，志愿军全军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修路，共动用394万个工日，使后方形成了前后贯通、纵横交错的交通道路网，这就更增加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韧劲。
另外，运输组织方式的改革，如推行“分段包运制”等，也都促进了运输效率的提高。
在建设运输线的同时，洪学智、周纯全还组织志愿军后勤部门在沿线接近前沿的地区开设供应站。供应站一般距军后勤的距离为30至50公里，各军缺什么物资可随时到供应站领取或由分部组织下送。这样，既保证了志愿军后勤（战役后勤）与军后勤（战术后勤）的衔接，也较好地解决了运力不足的矛盾。
1951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管理在朝鲜境内之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根据这个决定，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于6月成立，洪学智兼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张明远任副司令员，杜者蘅任副政治委员。随后，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相继组建了后勤本部、政治部、卫生部、军械部、运输部、供给部和干部管理部等机关，使后勤领导机关有了一套比较健全的组织、指挥和业务机构。
为了总结经验，开创后勤工作新局面，洪学智、周纯全指示各后勤业务部门召开工作会议，对新的战斗保障任务作出部署和安排。
6月25日至7月1日，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召开首届兵站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加强兵站建设问题。周纯全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明确指出兵站工作总的任务是：接收、保管、分配与运输物资，收治、转运伤病人员，保证交通顺畅，维持后方秩序和治安，肃清军事间谍和特务。他要求把兵站办成志愿军温暖的家，后勤一定要把这个家管理好。
8月16日至24日，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召开第二届后勤工作会议。周纯全作了工作报告，洪学智作了总结讲话。周纯全要求大家加强团结，牢固树立“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思想，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伟大的抗美援朝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正当大家满怀信心地建设钢铁运输线的时候，一场粉碎美军“绞杀战”的考验又摆在了面前。8月，美帝国主义乘朝鲜北方发生特大洪水之机，在发动夏秋季攻势的同时，对志愿军后方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的“空中封锁线”——“绞杀战”。美军在横贯朝鲜半岛的“蜂腰”部划定一个阻滞地带，一次出动数十架甚至上百架飞机，对目标进行长时间的毁灭性轰炸，叫嚣要阻断“所有的公路交通、铁路交通”，“摧毁各条线路上的每一辆车、每一座桥梁”。“绞杀战”开始之时，又遇上洪水的高峰时期，给志愿军的后勤供应造成极大的困难。
面对这严峻的局势，周纯全与洪学智团结带领全体后勤指战员，与志愿军空军、铁道兵、铁路运输部队、工程兵、高炮部队密切配合，在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下，采取抢运、抢修、防空三位一体的方针，展开了反“绞杀战”的斗争。其中“倒三江”和志愿军“全军修路”是粉碎“绞杀战”的两项主要举措。
西清川江、东大同江和东沸流江铁路大桥被毁后，由于美机昼夜不停的轰炸，加上这些地方地势险要，一时难以修复，致使许多物资积压在江岸，无法满足前方的急需。洪学智和周纯全及时向后勤人员发出号召，要求后勤人员做到“铁路不通用人通，桥断路断运输不能断!”他们决定组织后勤人员采取人扛、马驮、汽车拉的办法，把积压在江边的物资倒运出去。
一声令下，4个大站的几千名指战员和5个汽车团的1000多辆汽车集中到了“三江”边。指战员们夜以继日，倒运走了西清川江桥头的600余个火车皮的物资；倒运走了东大同江边的1100余个火车皮的物资；倒运走了东沸流江岸270余个火车皮的物资。在繁忙的战斗中，周纯全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他一会儿扛炒面袋，一会儿扛子弹箱，肩磨破了，衣剐烂了，还和小伙子们比着干。几次昏倒在现场，也不肯歇口气，直到完成任务。这便是抗美援朝战史上著名的“倒三江”。
“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这是朝鲜前线全军上下形成的共识。为了及时恢复被毁公路，保障前运物资、后送伤员的急需，洪学智和周纯全研究后，向志愿军首长提出了发动全军修公路的建议，得到彭德怀和副司令员陈赓的赞同。彭德怀说：“这是战斗任务，所有部队都要集中力量搞，这有战略意义。”
9月中旬，志愿军抽出二线11个军，加上9个工兵团、3个工程大队共数十万人，由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统一组织，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冒着美军飞机的轰炸和扫射，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抢修公路的热潮。周纯全派出有关业务干部分赴各地进行规划和指导，各单位采取分段包干和劳动竞赛的办法，使工程进度不断加快。只用了25天，就把被毁的道路全部修通，并且加宽了路基，新修若干条左右联结、前后贯通的迂回道路，加强了运输道路的网络化。这样就可以达到此断彼通、彼阻此畅，条条大路通前方。
到1952年6月，美军发动的为期一年的“绞杀战”被志愿军彻底粉碎。美远东空军在对其“绞杀战”所作的最后分析报告中，不得不承认：由于共军后勤系统的灵活性……绞杀作战未获成效。美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范弗里特惊叹：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作为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政治委员，周纯全在狠抓中心工作的同时，还全力领导了志愿军后勤的政治工作。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这是人民军队后勤工作的优良传统，周纯全要求后勤人员以这一口号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并围绕这一目标开展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与活动。早在第二届志愿军后勤工作会议上，周纯全总结群众的经验，针对后勤单位的具体情况，代表党委提出了在后勤部队开展爱护车辆、爱护伤病员、爱护物资的“三爱”活动。要求各单位把开展立功运动与“三爱”活动结合起来，促进后勤部队革命化、战斗化建设。
周纯全支持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政治部创办了《前线后勤》杂志（后改为《前线后勤报》），大力宣传后勤战线的先进典型。宣传了英雄司机、特等功臣尹继发；模范护士、一等功臣刘秀珍，等等。他们的事迹在部队引起强烈反响，一个争当英雄、争当模范的运动，在志愿军后勤各条战线蓬蓬勃勃地开展了起来。
在总后勤部和武装力量监察部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10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周纯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
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并对军队各方面的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在会上提出，军队的后勤工作必须“提高到指挥战斗，组织供应，保证战争胜利的更高阶段”。
这次会议之后，周纯全协助部长黄克诚领导全军后勤系统认真贯彻会议精神，全面展开军队后勤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工作。他们认为，随着武器装备和诸兵种军种的发展，军队后勤发展成为由多种专业、多种勤务组成的综合保障体系，迫切需要后勤领导机关编设综合协调和组织指挥机构。经过调查研究和反复论证，他们认为必须调整与充实各级后勤组织机构，逐步建立起比较合理的组织体系。
为此，总后勤部于1954年2月报请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总后勤部增设司令部；各军区和海、空军后勤部编设司令部，军以下部队后勤机关编设战勤部门。与此同时，对总后勤部其他业务部门，也作了适当的调整。
提高人员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是搞好正规化革命化建设的关键。周纯全认为，后勤是一个科学技术密集的部门，不能陷于事务主义而不抓科学技术和政治文化素质。他在总后工作期间，亲自抓了一批后勤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建立，并亲自出面聘请地方上一些有声望有造诣的专家教授到部队后勤工作，为部队建设献计谋策，使组建不久的后勤院校和科研单位、医疗机构能很快出人才、出成果。
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没有固定的营房，新中国刚成立又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顾不上也没有力量建设营房。从1954年起，全军开始有计划、大规模的营房建设活动。周纯全协助黄克诚主抓营房建设方针政策的制定、资金投放和规划指导。为了节约资金和加快速度，各部队采取自建为主的方针，仅1954年全军直接参加营建的部队就达40余万人，当年完成的营建任务量相当于全军1950年至1953年营建任务总量的1.15倍。
1954年9月，周纯全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任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0月，周纯全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协助部长叶剑英开展筹建工作。被任命为副部长的还有杨至成、陈再道、阎揆要。
武装力量监察部是中共中央军委为了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而决定筹建的。筹建一个总部级的大机关，工作千头万绪，他们重点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研究编制和选调干部。武装力量监察部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还没有过，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周纯全等协助叶剑英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实际情况，研究确定全部编制300人左右，设一室二处四大部，即办公室，组织计划处、管理处，陆军监察部、海军监察部、空军监察部、后勤财务监察部。然后根据需要，从有关单位选调干部。
拟定工作任务和所属各部门的工作职责。根据中共中央军委赋予武装力量监察部的基本任务，周纯全等协助叶剑英研究制定了监察工作应遵循的方针、原则和政策，以及各部门、各类人员的岗位职责。使工作一开始运转，便纳入政策和法制的轨道。
建立办公制度和生活保障体系。
经过紧张筹备，1955年6月22日，武装力量监察部正式成立，开始办公。
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周纯全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武装力量监察部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下，对全军部队的军事战备训练、纪律作风建设、党的领导及思想政治工作、后勤保障及管理等进行全面的监督检查，以促进部队向正规化迈进。因此，下部队检查工作、调查研究，是武装力量监察部的一项经常性工作。1957年，一支在朝鲜战场上屡立战功的部队回国后，因处理官兵复员问题引起矛盾，一些老兵闹事，出现了不安定的因素。周纯全受命前往调查处理。
经过调查了解，周纯全很快弄清了问题的根源：这个部队由于长期担负繁重的战斗任务，老兵比较多，不少班长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当兵十来年，多半时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不少人身上留有伤疤。现在，决定他们都复员回农村，他们想不通，便带头闹起了事。
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周纯全向中共中央军委写了专门报告，提出对有些老兵改作转业处理，由地方部门安排工作。军委领导同意了周纯全的意见，已经批准退伍的官兵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安排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这个部队又恢复了正常的军事训练。之后，周纯全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安排，又先后去各地调查和处理了几宗纠纷事件，均使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周纯全被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1月，武装力量监察部撤销。这时，周纯全因严重的冠心病和脑血管硬化，导致持续性、顽固性高血压，身体状况很差，无法坚持工作，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离职休养。
1959年4月，周纯全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任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65年1月，周纯全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任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78年3月，周纯全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最后的岁月
刚过53岁，疾病就迫使周纯全不得离开他心爱的工作岗位。为了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工作岗位，周纯全下决心戒掉了烟，戒掉了酒，戒掉了吃荤食（他听医生说肉食品能加重冠心病），每天早起、早睡，按时活动、散步，加强锻炼，严格地过着有规律的生活。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调养，他的身体才稍有恢复。
周纯全是个干起工作来就不要命的人。参加抗美援朝以前，他的身体状况就不好，血压经常高达200毫米汞柱，医生让他检查治疗，他却忙得脱不开身。在朝鲜的两年多时间里，紧张繁忙的日日夜夜，超负荷的运转使他多次昏厥在指挥和战斗岗位上。
周纯全的身体稍好一点，又根据组织安排，担负起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副主任的工作。红四方面军的历史，由于张国焘的问题，变得格外复杂。周纯全在这项工作中，本着实事求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与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区别开来；把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同积极追随、推行错误路线区别开来；把一时的、被动的、不自觉的执行错误路线同一贯的、顽固的对抗正确路线又不思改悔区别开来，在战史中对一些人和事作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反映。
新中国建立后的一个时期，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对于涉及到历史上的一些人和事，周纯全总是坚持党性原则，如实反映，不整人、不搞小动作，更不趋炎附势，落井下石，与自己有关的，则主动承担责任。他这种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精神，为不少人所称道。国家主席李先念称赞他：周纯全是个很讲党性，能顾全大局的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造反派”组织来找周纯全外调，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一次，一个外地的“造反派”组织要周纯全写揭发徐向前元帅的材料，周纯全痛斥他们不懂历史，瞎起哄，赶走了他们。
1976年，中国共产党的三位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去世。全国人民沉陷于无限悲痛之中。周纯全在参加完周恩来的追悼会后，便一病不起。自此开始，周纯全辗转于病榻之上整整9年，与疾病作着顽强的斗争。他有时清醒，有时昏迷，曾几度发生病危。李先念去看望他时，对医护人员嘱咐：“周纯全同志年轻时身体很好，参加革命后吃了很多苦，把身体搞垮啦！你们要好好照顾他。”医院尽管采取了多方治疗措施，但周纯全的病情还是日益加重。1985年7月28日凌晨，周纯全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