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李达

开国上将李达 1

陕北红军.宁都起义 2009-11-13 15:37:31 阅读2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立志为国为民，投身国民军
　　李达，原名李德三，1905年4月19日生于陕西省眉县横渠区崖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终年辛勤劳作，除种地之外，还在农闲时卖些油盐，但仍难使全家温饱。
　　1910年，李达的父亲一病不起。5岁的李达已知道心疼父亲，在村边捡到一颗杏子，自己没舍得吃，跑回家送给父亲吃，垂危的父亲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不久父亲去世，年仅6岁的李达开始帮助家里干农活。八九岁就随着三个哥哥给地主打短工。李达的大哥李周认为，李家所以受穷、受欺负，就在于没人识字，因而下决心哪怕是借债也要供李达念书。这样，李达才得到学习的机会。从1916年到1925年，他先后在本村的私塾、郿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堂、西安基督教会所办东道中学、公费陕西省立单级（简易）师范读书。在西安读书期间，李达受到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曾参加过声援上海五卅爱国运动的集会和游行。
　　1925年，李达从陕西省立单级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先当小学教员，后任横渠区保卫团帮办。眉县历史上出过两位名人，一位是为秦王朝统一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白起，一位是北宋主张抵御外侮的爱国思想家张载。故乡这一文一武两位先贤，对青年李达影响很大。他立志效法他们，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
　　在区保卫团帮办任上，李达大胆地上书揭发欺压、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还经常为无助的穷人说话，得罪了相互勾结的官吏和恶霸，被强加“煽惑民心”的罪名而遭关押。
　　家乡已无法立足，李达在考虑出路时，想到了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1921年冯玉祥率部驻防陕西时，曾制止美国人安德森、英国人高林司在眉县太白山上射猎野牛，还指挥官兵参加修筑从西安经眉县到凤翔的公路。1924年冯玉祥领衔电邀革命领袖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这一切都给李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打定主意到甘肃平凉去，投考冯玉祥创办的军官学校。
　　1926年1月，李达在平凉考入国民军的西北陆军第二军官学校，学习炮兵专业。
　　冯玉祥治军甚严，创办的军校更是严字当头。与李达同来的几个同伴忍受不住单调、紧张、艰苦的军校生活，陆续跑回陕西老家去了。第二军官学校有冯玉祥从苏联请来的顾问，李达在这里接受了正规的军事训练，具备了良好的军事素质，也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为他日后献身革命奠定了基础。
　　8月中旬，冯玉祥从苏联考察归国，随即开始重整国民军部队。9月17日，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参加国民革命。12月，为执行“固甘援陕、联晋图豫”《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1），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7页。的作战方针，冯玉祥来到甘肃。李达在军校第一次见到了冯玉祥。
　　1927年2月，李达从第二军官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国民军第十四师任军需官。4月，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出师潼关进击奉系军阀。李达随第十四师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孙连仲指挥的右路军作战。同年秋，李达调任第八十二旅炮兵连排长。因作战勇敢、带兵有方，又精通炮兵业务，几个月后，李达被调任第八十二旅旅部少校参谋。 
　　在旅部任职，不必亲冒矢石、冲锋陷阵，又可接近旅长，是个令人羡慕的差事，可是李达却不愿意干。他想当一名真正的带兵官，真刀真枪地干一番事业。经一再请求，参谋长同意他离开旅部去带兵。可这时，与少校军衔相当的职位没有空缺，李达心甘情愿当了一名尉官衔的副连长。
　　1929年，陕西省发生大旱灾，李达的哥哥、嫂子、侄子共9口人被饿死。李达在河南得到消息，对不顾人民死活的统治者充满了愤恨。
　　1930年5月，蒋冯阎战争爆发。李达随冯玉祥部对蒋介石军队作战。冯玉祥战败后通电下野，李达所在的第十四师移驻山东济宁，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七十四旅。李达任第七十四旅学兵连连长。1931年2月，蒋介石命令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率部开赴江西，参加“围剿”中央苏区。李达随军乘火车到江苏浦口，再乘船进入江西。他处事正直干练沉着，深得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的赏识，被任命为旅部少校副官。
　　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二、第三次“围剿”中，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七师八十一旅大部被歼，2300余名官兵被红军俘虏。“围剿”失败后，各路国民党军都得令撤出苏区，惟独第二十六路军被留在宁都困守，陷入苏区军民的包围之中。第二十六路军官兵多系北方籍，不服南方水土，半年多时间就病死上千人。加之非嫡系部队受歧视，经常被拖欠粮饷，造成全军上下怨声载道。李达也感到前途渺茫，思想陷入深深的苦闷中。

 

参加宁都起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全境。第二十六路军官兵强烈要求离开江西“剿共”战场，返回北方抗日。孙连仲看到军心动摇，致电蒋介石请求准许第二十六路军开回北方，遭到蒋介石严词训斥。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十六路军中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支部秘密发展党员，加紧准备起义。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加入共产党后，争取到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及团长黄中岳对起义的支持，起义的时机逐渐成熟。经特别支部与中央红军联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指示第二十六路军12月13日24时起义。
　　这时，季振同得到消息：第二十六路军11月的薪饷和2万套换季冬装已运到广昌。季振同考虑：如果12月13日起义，这笔薪饷和2万套冬装就都得不到了，不如推迟原计划，将薪饷和冬装领到手再起义，也可减轻苏区的负担。季振同的想法得到赵博生、董振堂的赞同，他们商议希望推迟起义日期。特别支部经过慎重研究后，立即派人去苏区与红军联系，建议将起义时间推迟一日，得到了中革军委的批准。与此同时，派李达去广昌领取薪饷和冬衣。
　　季振同向李达当面交代了任务，李达立即行动，带领骡马大队前往广昌，广昌的国民党驻军没有生疑，将薪饷和冬衣如数发给了李达。李达率骡马大队连夜赶回宁都，圆满完成了任务。
　　12月14日，宁都起义爆发。李达事先虽不知道起义的决定，但他早就对国民党军在济南、在东北不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行径不满，红军的许多主张，在他头脑里都有共鸣。所以，他满腔热情地参加了起义，与第二十六路军1.7万名官兵一起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第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红五军团，列入中央红军建制。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中革军委还调来萧劲光任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红军后，李达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生，决心在红军中为穷苦人民打天下。1932年1月，一批原第二十六路军军官逃跑，这使得一些受“左”倾错误影响较深的领导人过度紧张，指示萧劲光等对初建的红五军团进行“坚决的”、“无情的洗刷工作”，“彻底肃清反动的、对革命动摇的投机主义者”；甚至有人提出“要兵不要官”，主张将原第二十六路军的军官大部遣散。萧劲光：《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载《军史资料》第1期，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李达也被列入遣散的名单。一些军官就此离开了红五军团。李达不愿意走，他认为离开红军是没有出路的。他向季振同表示：“我刚刚走上了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怎能半途而废呢？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干革命！”
　　季振同对李达的印象一直不错，原本就不想让他走，现在听了他真诚的表白，更觉得应该将他留下来。季振同找到负责整编的干部，介绍了李达的贫苦出身和坚决参加革命的态度，使李达如愿留在了红五军团，被分配到第十五军任连长。
　　红五军团整编期间，到中央苏区开会的湘赣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王震经中革军委批准，到红五军团选调军事素质较好、能组织军事训练的干部，李达等数十人被选中。2月初，李达随王震来到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展起来的湘赣苏区，被任命为湘赣独立第一师第二团四连连长。2月中旬，湘赣独立第一、第三师合编为红八军，李达被提升为红八军独立第一师第三团团长。不久，李达又升任红八军独立第一师参谋长兼第三团团长。
　　李达任师参谋长兼团长期间，率部参加了网岭、官田、分宜等多次战斗。在9月下旬的分宜战斗中，红八军代政治委员王震负伤，李达带领部队在战场上救护了王震，并按王震的命令率部连续冲锋，攻占了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第五十二旅一部据守的钤岗岭制高点。同月，由王震和湘赣军区政治委员甘泗淇介绍，李达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李达任红八军参谋处处长。11月被提升为红八军参谋长。
　　1933年2月，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红八军奉命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反“围剿”作战。李达协助萧克、政治委员蔡会文组织指挥了九渡冲战斗和棠市战斗，共毙伤国民党军5000余人，其中俘2000余人，缴枪1500支，缴获军衣2万套，取得了重大胜利。5月，李达荣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6月，红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第十七师，萧克任师长，蔡会文任政治委员（兼），李达任参谋长兼第五十团团长。11月初，为配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李达率第十七师第五十团参加湘赣边界的五佛岭战斗。战斗中，国民党军第十六师师长彭位仁以每人50块现大洋的悬赏拼凑起一支“敢死队”，在重炮的掩护下猛攻红军阵地。李达命令部队隐伏不动，等国民党军进至数十米距离时才突然下命令打，给国民党军以有效杀伤。接着，他指挥第五十团适时发起反冲锋，将“敢死队”的亡命之徒全部歼灭。此战，第五十团还配合主力部队击毙国民党军近1000人，俘800余人。
　　1934年1月，中革军委命令第十七师北上，破坏南昌至九江的交通动脉南浔铁路，以牵制正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李达协助萧克指挥部队在江西奉新县境内的黄沙地区，与前来堵截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展开激战。国民党军出动五六架飞机轰炸红军阵地，李达当机立断，指导通信人员使用刚刚缴获的国民党军陆空联络信号，诱使国民党军飞机越过红军阵地轰炸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当国民党军挨炸陷入混乱之际，李达协助萧克指挥部队迅即发起反攻，毙伤国民党军官兵近千人，缴枪400余支。李达在黄沙战斗中负伤，但他仍带伤协助萧克组织部队行军作战。3月下旬，李达和萧克率第十七师回到湘赣苏区。
　　4月5日，李达参与指挥沙市伏击战，仅两个多小时就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三旅，活捉旅长侯鹏飞，缴枪2000余支。

 

参加西征和长征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湘中开创新的根据地，并与贺龙任军长的红三军取得联系。中革军委任命任弼时为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8月7日，红六军团踏上西征的征途，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后，于8月12日进至湖南桂东的寨前圩，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任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十七师政治委员，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兼第十七师参谋长，张子意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七师政治部主任。
　　湖南、广西军阀慌忙布置重兵堵截。李达协助任弼时、萧克、王震根据军情不断调整行军路线，声东击西，忽南忽北，令围追的国民党军疲于奔命。中革军委要求红六军团每天用电台报告行军路线和宿营地，李达每日夜间均拟出向中革军委报告的详报。
　　10月7日，红六军团在贵州石阡县的甘溪镇与广西军阀部队第七军遭遇，陷入湘、桂、黔国民党军20多个团的重围。战斗失利后，红六军团被截为3段，情势十分危急。李达带领第十七师第四十九、第五十一团各一部突围后，临时将这400余人编为特务团。李达在队前作了动员，带领这支被打乱建制、又与军团主力失去联络的孤军去梵净山区寻找贺龙部。
　　李达率特务团转战9昼夜后，于10月15日在沿河县水田坝一带的山上遇见了红三军部队。他找到红三军军长贺龙和政治委员关向应后，即向他们汇报了红六军团的情况。贺龙当即决定第二天出发，接应红六军团。10月16日，李达率特务团作为前导，兼程南下寻找红六军团主力。10月23日，遇到了失散的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第五十团。10月24日，在梵净山西北方向的木黄找到了红六军团主力。10月26日，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四川酉阳县的南腰界召开了隆重的会师大会。
　　两军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军团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贺龙得知李达精通参谋业务，善于搞军事训练，特地把李达调到红二军团当参谋长。李达到职后，协助贺龙、任弼时制订了湘西攻势作战方案，并参与指挥了开辟湘鄂川黔苏区的龙家寨、浯溪河等战斗。
　　湘鄂川黔苏区创建，部队得到了休整的时机。李达根据红二军团的特点，着力组织部队开展战术、技术训练。他分别开办参谋训练班和连排干部训练班，亲自当教员讲课、做示范。他还印发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翻译的《苏军步兵战斗条令》，以及他组织人编写的《湘军的战术及其对策》。这时地图奇缺，李达就在攻占大庸后，派人到石印局设法翻印了数十张湘鄂川黔边地图。发给部队后，发现不少指挥员不会识图、用图，李达又专门给指挥员们讲解识图、用图知识。
　　红二军团“肃反”时，军、师两级的7位参谋长全部被错杀，造成司令部机关工作陷入停顿状态。李达建议在军团和师司令部设作战、通信、侦察、管理4个科，团也设精干的司令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批准后，李达选调了一批兼具军事、文化素质的干部到各级司令部当参谋。他还利用缴获国民党军的5部电台建立起军团之间、军团与师之间的通讯网。这些措施，保证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对两个军团的统一指挥。
　　国民党军发动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围剿”后，李达参与指挥了后坪、陈家河—桃子溪、忠堡、龙山、板栗园等战斗。每次战斗前，李达总要亲赴战区侦察、分析敌情，据以制订作战方案。在陈家河战斗打响前，李达通过审问俘虏掌握了国民党军1个旅分散在多处，且工事还未修完的新情况，马上向任弼时、贺龙报告。任弼时、贺龙下决心抓住战机，调整了部署，将国民党军第一七二旅全歼。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李达协助任弼时、贺龙等指挥了突破乌江战斗、将军山战斗、乌蒙山回旋战及抢渡金沙江、翻越雪山等重大行动。他经常率领侦察连走在最前面，探察敌情、民情、地形、道路。到了宿营地，又要值班处理文电、设置警戒、安排宿营，还用干电池收音机收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被公认为“管事最多睡觉最少的人”。任弼时曾在找人替换他值班时说：“让参谋长休息一下，每天晚上都这样搞不行，白天还要走路，不能老是熬夜呀！”
　　1936年6月，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甘孜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治委员，李达为参谋长。7月中旬，红二方面军开始过草地。过草地途中，李达用干粮接济断粮的人员，设法给伤病员找马骑。红二军团工兵连排长颜振清，曾三次得到李达找来的马或骡子。
　　到达甘肃南部哈达铺后，红二方面军决定发动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9月8日，李达起草了这次战役的《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9月11日战役发起后，李达协助任弼时、贺龙、萧克等指挥作战，至20日一举攻占甘南4座县城和陕南的部分地区，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
　　1937年2月下旬，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等率领的红军西路军被困于河西走廊，处境危急。中革军委决定由红四、红三十一、红二十八、红三十二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援西军，西进增援西路军。中革军委任命刘伯承为援西军司令员，张浩为援西军政治委员，李达为参谋长。3月上旬，援西军从陕西淳化、甘肃崇信等地开赴镇原地区。因西路军主力已失败，援西军进到镇原、固原以南地区时，遂奉命终止西进就地待命。李达按照刘伯承、张浩的指示，在镇原城里设置招待所，在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上开办多处接待站，还派人到公路沿线的村庄寻找西路军零散人员。 

开国上将李达 2

陕北红军.宁都起义 2009-11-13 15:39:27 阅读1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第一二九师参谋长
　　1937年7月7日，日本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其中，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和陕北红军一部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李达任参谋处处长。
　　9月6日，第一二九师在陕西三原石桥镇举行出师抗日的誓师大会。因倪志亮还未到职，由李达协助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主持大会。为壮声威，李达专门调集几十名号兵，组成了一支临时军乐队。誓师大会冒雨举行后，第一二九师移驻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准备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TSXa#SKp 
　　这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派高级参议乔茂才持蒋介石签署的命令来见刘伯承，要求第一二九师经陇海铁路（兰州至连云港）转平汉铁路（今北京至汉口）北上，投入石家庄方向作战。出面接待乔茂才的李达，向刘伯承作了汇报。刘伯承觉察到，这个命令未通过八路军总部，包藏着企图割断八路军3个师之间联系、假日军之手消灭第一二九师的阴谋。刘伯承决定自己不见乔茂才，继续由李达出面与其周旋。李达对乔茂才推说：刘师长不在。接连几天，他除陪同乔茂才吃饭外，绝口不提公事，乔茂才自觉没趣，只得灰溜溜地回西安去了。
　　9月30日至10月6日，李达协助师首长组织第一二九师由陕西韩城县芝川镇渡过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这时，山西已成为华北日军的主攻方向之一，太原即将处在晋北和晋东两路日军的钳击之中。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二九师向攻打娘子关的日军侧后挺进，寻歼日军。10月18日，师部率第三八六旅进抵平定东南地区。刘伯承抓住战机，于10月20日至11月8日对陷娘子关后西进太原的日军，组织实施了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和广阳等伏击战斗，歼日军1000余人。在七亘村战斗之前，李达随刘伯承在预设战场观察敌情，两次与日军小部队遭遇。李达指挥警卫排和参谋人员击毙数名日军，掩护刘伯承脱险。
　　11月8日，太原失守后，中共中央军委令第一二九师到晋东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为实现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刘伯承等决定师部开办游击训练班，李达受命主持训练班的工作。11月中旬，训练班在辽县（1942年改左权县）石匣村开课。李达除主持训练班工作外，还担任教官讲课，并邀请刘伯承、张浩等为学员讲课、作报告。游击训练班后来逐渐发展成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为第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干部。
　　进入1938年后，李达在刘伯承和第一二九师新任政治委员邓小平领导下，在多次战斗中为痛歼日军做了大量具体工作。3月16日，神头岭战斗打响前，他带领几名参谋到敌占区边缘了解敌情；战斗打响后，他又在距日军最近的制高点观察战况。4月中旬，反日军“九路围攻”作战中，他利用侦察网搞清了各路日军的番号、兵力、行动方向、出动时间，为师首长定下战斗决心提供了依据。4月下旬，倪志亮任晋冀豫军区司令员，李达代理第一二九师参谋长工作。12月15日，李达任第一二九师参谋长。12月下旬，他率师直属队和第三八六旅补充团随刘伯承开赴冀南平原，协助组建冀南军区。1939年3月，李达随师首长回到太行区。4月3日，李达组织第一二九师直属队、第三八六旅一部及师随营学校，在山西黎城上赵栈村接受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检阅。
　　7至8月，李达按照刘伯承、邓小平的意图，部署实施了第一二九师部队对平汉、正太（正定至太原）铁路的分段破袭战。同时，他参与指挥部队收复山西榆社、武乡两座县城。在紧张的战斗间隙，他还组织召开第一二九师军事研究会，研究、探讨日军和八路军战术的得失。12月下旬，第一二九师主力在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配合下，发起邯（郸）长（治）战役，李达参与指挥。战役历时18天，攻克黎城、涉县两座县城，拔除日伪军据点23处，歼日伪军700余人。战后，李达对战役进行了认真总结，归纳出6条经验教训，包括：参战各部队要注重协同动作，游击战与运动战相互结合，广泛组织游击小组形成游击集团，广泛地使用地雷并改进地雷的制造技术等。刘伯承、邓小平认为这份总结具有指导意义，除批示下发各旅、团外，还推荐给《新华日报》（华北版）。1940年1月5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以《收复黎城涉县战役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与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为题发表。
　　正当八路军、新四军与日伪军浴血苦战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却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晋冀鲁豫区，国民党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以及冀察战区第四纵队司令侯如墉、河北民军司令乔明礼等反共最力。他们袭击八路军，摧残抗日政权，残杀共产党干部；石友三、侯如墉还暗通日军。第一二九师首长决定，由李达和第三八五旅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首先回击侯如墉和乔明礼部。1月12日，正当侯如墉和乔明礼向接受第一二九师领导的平汉抗日游击纵队范子侠部进攻时，李达、谢富治指挥第三八五旅主力、冀西游击队、冀南军区部队及配属的冀中军区部队发起反击，仅一天就歼灭侯如墉和乔明礼两部共7000人。日军出动2500多人援救侯如墉部，李达、谢富治又指挥各部给日军以重大杀伤。
　　1月下旬，与日军早有勾结的石友三部将第一二九师东进纵队两个连、青年纵队1个排缴械，还将清江县大队人员打死、打伤过半。毛泽东在延安得报，于2月3日致电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指出：对石友三部采取争取的方针已不适用，应在其向我军出击时坚决彻底消灭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第一二九师首长决定组织冀南反顽战役。李达主持起草了冀南反顽作战方案，决心乘朱怀冰部被迫南撤之机，集中冀南、冀鲁豫、冀中部队歼灭石友三部于卫河以西。2月中旬，战役开始。在冀中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冀南军区政治委员宋任穷领导下，八路军各部奋起反击，将石友三部7000余人击溃。
　　2月18日，朱怀冰部出动两个团进攻第一二九师驻北贾壁、大湾村的部队，打死打伤八路军人员100余人。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集中主力13个团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打击朱怀冰部。李达拟订了作战方案，将参战部队划分为左、中、右3个纵队和别动支队4个部分。中央纵队共7个团，由李达指挥。3月5日，战役打响。李达率中央纵队从顽军第九十七军第九十四师与新编第二十四师接合部突破，将第九十七军补充团大部歼灭。接着，中央纵队突入纵深与第九十七军主力激战。李达采用刘伯承的“掏心战术”，指挥中央纵队直捣第九十七军军部，使朱怀冰部的防御体系陷于瓦解。晋冀豫军区代司令员王树声的左翼纵队和新编第九旅旅长桂干生、第三八六旅参谋长周希汉的右翼纵队都进展顺利，在包围穿插中俘虏了大批第九十七军官兵。至8日，磁武涉林战役结束，歼顽军1万余人。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在晋冀鲁豫发动的反共高潮被打退。
　　8月下旬，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亲自指挥，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根据八路军总部赋予第一二九师的作战任务，李达草拟了第一二九师的作战计划，组织司令部人员绘制了正太铁路西段情况图和晋东南情报图，编写了工兵、爆破等有关技术资料，印发给部队。8月18日，李达参加第一二九师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开的作战会议。刘伯承、邓小平传达朱德、彭德怀的战斗命令后，李达介绍了日军在正太铁路沿线和晋东南的部署情况，详细说明了第一二九师担负的破击任务。会上，李达还布置了通信、侦察、警戒、防空、防毒等具体工作。8月20日，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作战开始。第一二九师直接参战的10个团猛攻正太铁路西段沿线的车站、据点，游击队、民兵和群众扒走铁轨、平毁路基、炸断桥梁；配合作战的另外28个团分别从冀南、太行、太岳等地向平汉、白晋（白圭至晋城）、同蒲（大同至风陵渡）铁路沿线进行破击。守备正太铁路西段的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遭到沉重打击，旅团部驻地阳泉的门户狮垴山也被第一二九师控扼。独立第四混成旅团长片山省太郎苦于兵力不足，将阳泉的日本籍铁路、煤矿员工也武装起来，拼命攻打狮垴山。但连攻5天，均被第一二九师坚守部队击退。直到第6天，第一二九师坚守部队才主动撤走。
　　8月24日，刘伯承、邓小平研究扩大战果问题，李达参与研究并起草了第一二九师扩大战果的计划。他还依据各部队上报的情况，整理了《破路经验介绍》下发各参战部队，用以指导部队参加第二阶段破袭作战。8月31日，八路军总部任命李达兼任晋冀豫区交通司令员，指挥新组建的第三至第七交通大队，负责维系晋冀豫、冀南、太岳区域之交通，护送过往干部，传送文件和物资。
　　9月22日，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开始。第一二九师奉命破击榆（社）辽（县）公路，相机收复榆社、辽县县城。李达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制定作战计划、部署部队：以4个团组成左集团在榆社方向作战，以3个团为右集团在辽县作战；冀南、太行、太岳军区部队，继续执行对同蒲、平汉等铁路的破击任务，配合主要方向作战。榆辽战役从9月23日开始至30日结束，歼日军近1000人，并攻占榆社县城。
　　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作战，主要是反击日军报复性“扫荡”。自10月6日至12月5日，李达协助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反“扫荡”，在弓家沟伏击战、黄烟洞保卫战、关家垴攻坚战中，使日军伤亡惨重，最终不得不撤兵。
　　百团大战结束后，第一二九师部队除个别执行游击作战任务的团以外，全部投入整训。整训的军事部分，由李达负责。李达针对部队在百团大战中存在的战斗动作不熟练、射击技术不精、白刃格斗能力不强等问题，强调在整训中要总结实战经验，切实改进战术技术。为提高部队的战术素养，他组织部队进行了小分队袭取据点、野战进攻及伏击、遭遇战术的演习；技术训练方面，强化刺杀、投弹、射击的练习。经过整训，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为改变司令部工作薄弱的局面，经刘伯承、邓小平批准，李达于7月间组织召开了第一二九师团以上单位参谋长会议，并作了《关于司令部建设问题的报告》。报告报送延安后，其第五部分《健全司令部工作的具体要求》，被《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1941年底，李达还主持一期第一二九师参谋训练队，要求作战参谋必须学会识图、绘图、“背图”。背图，就是不看地图，也能将战区军用地图上标出的山川、城镇、村庄、道路、桥梁、地物等叙述出来。
　　1942年1月下旬，李达陪同邓小平到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指导精兵简政工作。2月，日军出动1.2万人对晋东南发动春季“扫荡”。李达到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与军分区司令员曾绍山、政治委员赖际发共同指挥部队反“扫荡”作战。为了解基层情况，李达到第二军分区所属的榆（次）太（谷）独立营，参加该营的反“扫荡”战斗。反“扫荡”作战结束后，他撰写了《太行第二军分区1942年春季反“扫荡”的经验教训》一文，总结经验教训16条《李达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17页。。
　　5月中旬，日军华北方面军纠集2.5万人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夏季“扫荡”，企图一举消灭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主力。李达向刘伯承汇报了日军这次“扫荡”的战术特点。刘伯承指示：要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术，以一部分主力部队插向敌后，把内线作战和外线出击结合起来，力争主动，机动歼敌，使日军顾此失彼，顾前失后。根据刘伯承的指示，李达向各部队紧急下达了反“扫荡”作战的命令。5月21日，刘伯承、李达率第一二九师师部转移，使奔袭第一二九师师部的日军“特别挺进杀入队”［日军为奔袭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师部组织的特遣队，其官兵均化装成八路军指战员，并随身携带八路军将领的照片。］扑空。但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未能及时突出日军的合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指挥机关突围时牺牲。李达研究了八路军总部被围、突围的经过，认为必须吸取教训，缩小师直属队行军目标，增强机动性。经刘伯承同意后，他将师直属队分为前后两个梯队，刘伯承率师指挥所为前梯队，机关其他人员及边区政府干部组成后梯队。6月9日晚，前梯队顺利地跳出日军的合围圈，但后梯队没有跟上来。李达安排好刘伯承的警卫工作后，冒着危险乘夜色带领1个排重入日军的合围圈，在击退一股搜山的日军后，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中共晋冀豫区委书记李雪峰、第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邓小平的夫人卓琳等人接应出来。
　　刘伯承、李达一面率第一二九师师部与日军周旋，一面指挥部队开展内、外线作战，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新编第一旅组成突击营奇袭长治飞机场，烧毁日军飞机3架、汽车14辆、油库2座；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在苏亭设伏，歼日军140余人；转至外线的第一二九师部队一度攻入虒亭、五阳、黄碾等据点；揳入敌后的游击队炸毁火车3列，破坏铁路20余公里。日军在山区捕捉不到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后方又吃紧，不得不于6月19日撤退。
　　1943年6月14日，日伪军1500余人进占山西武乡县蟠龙镇及其附近地区，设置据点、修筑公路，企图分割太行抗日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责成李达指挥蟠（龙）武（乡）战役。7月19日，李达调集太行军区第一、第三、第四军分区5个团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集总警卫团）参战，拔除日伪军据点10余处，歼日军2个小队、伪军500余人。
　　这期间，由国民党军降日官兵组成的伪“和平剿共军”第二十四集团军2万余人，在日军3个大队支援下，侵入太行山南部的河南林县地区。为歼灭伪军主力，保卫和扩大太行山南部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总部统一作战意图下，第一二九师决定由李达统一指挥太行、冀南军区各一部和冀中警备旅等部，发起林（县）南战役。李达受命后，将参战部队13个团划分为东、西集团，另以一部阻击日伪军增援，并在战役发起前命令部分与日伪军对峙的部队后撤，以造成假象。8月18日0时30分，东、西集团同时打响，伪军官兵猝不及防，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李达遂命令以小部队牵制林县城外围据点伪军，集中主力直捣林县城。攻进城后，以1个营加1个连将驻林县日军伊藤大队堵在两处营房内，以两个团猛攻伪第二十四集团军前敌指挥部。经激战，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暂编第七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刘月亭负伤，丢下部队逃跑，指挥部其余人员就歼。伪军各部队失去指挥陷入瘫痪，很快被各个击破。
　　李达审时度势，决定不顾林县城南关日军伊藤大队的牵制，主力部队南下扩张战果。伪第二十四集团军部队兵败如山倒，非逃即降。8月24日，日军在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正副总司令庞炳勋、孙殿英的一再哀求下分两路出动增援。当日，由安阳出援的日军1000余人进抵林县，由辉县出援的日军400余人到达临淇，企图以钳形攻势挽回败局。李达命令第七六九团沿途阻击，使两路日军两天后才得以会合。26日，日军占领原康后，突然向西面的连家坡扑来。李达率指挥部正驻在连家坡一带的小庄，日军突然改变攻击方向，给指挥部带来极大威胁。李达手头只有一个不满员的警卫连，他命令警卫连出村阻击日军，又令情报科科长带领机关人员向村后的山沟里转移。他自己仍在村中指挥。这时，第三十四团的两个连路过小庄，李达命令他们留下来，立即抢占庄后的两个山头制高点。在村外阻击日军的警卫连寡不敌众，从村外退了回来。李达一面命第三十四团两个连居高临下以火力压制日军，一面指挥警卫连顽强抗击尾追的日军。紧急关头，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部队和第七六九团一部听到指挥部方向枪声密集，赶来增援，从侧后向日军开火，日军以为中伏而收兵回撤。
　　李达果断决定，由第七六九团一部和正向坡底村疾进的第二团合兵追击日军。日军见八路军紧追不舍，连夜渡淇河向林县县城撤退。恰逢山洪暴发，渡河的日军被洪水淹死百余人。第七六九团和第二团原想继续追击，因渡河困难而停止。林南战役历时9天，共攻克据点80余处，歼日伪军7000余人，缴获山炮1门、迫击炮20门、轻机枪83挺、步枪3118支，击落日军飞机1架，收复林（县）南、辉（县）北拥有40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

开国上将李达 3

陕北红军.宁都起义 2009-11-13 15:40:37 阅读1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太行军区司令员
　　1943年10月6日，太行军区与第一二九师分开。李达任太行军区司令员，中共太行区委书记李雪峰兼军区政治委员。李达到任时，太行山区先后遭受旱灾、水灾、蝗灾，有35万灾民断粮，还有从豫北、冀西敌占区和黄河以南国民党统治区逃来的十几万灾民，都急需赈济。李达向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汇报后，领导太行军区部队开展起生产节约运动。
　　在节约方面，减少了部队粮食定量。每人每天的定量，战斗部队由1斤5两减至1斤3两，县区游击队由1斤3两减至1斤1两，后方机关由1斤2两减至1斤［以上计量单位均为旧制，16两合1斤。］。干部战士的津贴费均暂时停发；每人每日1角2分钱的菜金，每个连队每月100元的办公费和杂支费也停发。省下来的粮食和经费，全部交给边区政府赈济灾民。李达考虑到，司令部机关应该以身作则，还可再节约一些。他召开司令部机关干部、战士大会，作出决定：鉴于目前灾荒严重，全体司令部人员将已经减少的粮食定量标准，每人每日再减少3两。李达还取消了军区首长的小灶，他和李雪峰跟机关干部战士一起吃大灶。
　　在生产方面，李达指示以太行军区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各旅、军分区、团设立指导和帮助群众耕地的组织，连队成立助耕队，排以下设助耕小组。李达签发通知时又添上一句话：助耕部队要严守群众纪律，不准吃受助群众的饭食，不准遗失损坏农具。在这之后的两年间，李达多次带领军区机关人员帮助群众修筑清漳河、浊漳河水渠，加固堤坝，平整河滩地，运肥送粪。其中从温村到庄上村的水渠长10余公里，被河北涉县人民称为“将军渠”。为扑灭蝗灾，太行军区成立了“打蝗司令部”。李达要求部队把捕蝗灭蝗当作战斗任务来完成，哪里蝗灾重就到哪里去。部队采取扑打、火烧、置水盆诱杀、挖蝗虫卵等办法灭蝗，很见成效。他还指示临近敌占区的军分区，派出部队帮助敌占区遭受蝗灾的群众灭蝗，并向他们传授打蝗方法。
　　在战事频繁的环境中，李达组织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开垦荒地、种粮种菜，青黄不接时采摘野菜和树叶。李达与李雪峰一起参加太行军区和中共太行区委联合组成的开荒队，连续多日上山开荒，带动机关干部完成了规定的开荒任务。是年秋，太行军区要求每个机关干部采摘5斤花椒叶，以便磨成粉掺在粮食里吃。李达谢绝工作人员为他代摘，利用每天早饭前和晚饭后的时间，自己上山采摘到8斤花椒叶，超额完成了任务。
　　10月30日，中共太行军区司令部支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总结秋季生产工作，并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共产党员从4个方面学习李达艰苦奋斗、战胜困难的模范作风。即：（一）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号召，在生产节约整风学习中处处以身作则；（二）生活严肃紧张，战斗化、大众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三）对工作积极负责，细致耐心，有秩序，有条理，贯彻始终；（四）爱护群众利益，遵守法令，关心战士生活。《军区司令部发起学习李司令员艰苦作风》，载1943年11月7日《新华日报》（太行版）。
　　12月，李达起草《1944年的战争指导问题》，提出1944年太行军区的总任务是：“高度发展真正普遍而坚强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而辅之部分有力的运动战，打破敌人各种进攻，并主动进击敌人，以保卫壮丁、保卫粮食、保卫生产、保卫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太行版）。从1944年初开始，日军陆续从晋冀鲁豫地区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和进行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许多重要据点交由伪军守备。李达认为：日伪军的部署变更，形成了一个可资利用的机会。他与李雪峰等军区领导研究后，制定了局部反攻的指导思想：继续夺取与逼退某些距敌占区较远、兵力薄弱的日伪军据点；向东发展，尽可能多地俘虏伪军缴获其装备，扩充人民军队，扩大解放区。2月，李达指挥太行军区主力向盘踞根据地腹地的山西省武乡蟠龙镇日伪军发起攻击，收复已围困8个月的蟠龙镇。接着又指挥部队向榆社至武乡交通线出击，3月29日收复榆社县城，并扫清交通线两侧日伪军据点，同时对左权县城进行围困。4月初，他又指挥军区部队一部向盘踞于水冶镇至林县县城公路沿线的伪军发起攻击，打击从城内外出抢粮之伪军，拔除城外据点，切断公路，断绝城内补给，迫其于14日弃城东逃。太行军区部队随即收复林县城及水冶镇以西沿线据点。
　　为支援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积极向日军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发起攻势作战，邓小平传达毛泽东4月22日关于开展豫西工作的指示，要求太行军区和太岳军区迅速向河南发展，开辟陷于日军之手的豫西地区。贯彻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指示，李达于5月调集太行军区第四、第七、第八军分区部队围困陵川县城，数千群众自动赶来助战。5月29日，日军2个小队及伪“和平剿共军”1个团沿公路来陵川解围，遭太行军区部队伏击，被全歼。李达命令参战部队不要急于攻取陵川县城，要继续在打援上做文章。参战部队依令而行，连续截获运往陵川县城的粮弹物资，毙伤前来增援的日伪军一部。
　　与此同时，李达等太行军区领导迅速抽调2个团，组织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准备南下，由皮定均和徐子荣分任司令员、政治委员。为减少部队开辟新区的困难，并尽量减轻豫西人民的负担，李达决定把军区历年积蓄的银元拿出一部分，给独立支队作经费。9月初，独立支队从林县出发，下旬，击退伪军河防部队渡过黄河，接着突破日伪军的围攻，进入嵩山、箕山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至10月底，建立了偃师、巩县、伊川、登封4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和伊（川）洛（阳）办事处，初步打开了豫西的抗日局面。
　　日军击败国民党军、打通平汉铁路南段以后，马上调回部分兵力“扫荡”晋冀鲁豫各抗日根据地。李达分析：日军集中兵力“扫荡”根据地，其后方据点和交通线反显空虚，我军正可采取刘伯承惯用的战法——敌进我进，突入敌之纵深。他随即指挥太行军区部队向日伪军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推进，在平汉铁路线上乘虚袭入石家庄、内丘和邢台车站；在正太铁路线上，袭击了寿阳县西南的马首、上湖车站及获鹿以西的微水车站；并攻克平定以北的义井镇，袭入和顺城，攻克功德旺、薄壁镇等据点。这一年，李达指挥太行军区部队先后作战4048次，攻克、逼退日伪军据点和碉堡364个，收复国土4748平方公里，解放人口57万，毙伤俘日军2456人，毙伤俘伪军1万余人。
　　根据毛泽东12月15日关于“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页。的指示，李达在12月30日的《新华日报》（太行版）上发表新年贺词，提出太行军区1945年的作战目标：“坚决粉碎敌人的大小‘扫荡’，积极向敌人进攻，夺取敌人在我们周围的某些据点，以‘巩固根据地，缩小敌占区’，保卫根据地的人力、财力，保存与积蓄力量，准备直接投入反攻，把日寇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出去。”李达还主持制定了太行军区1945年的作战计划，主要是：继续开辟豫北、晋南根据地，巩固发展豫东和豫西解放区，打通华北与华中的联系，围困拔除深入根据地内的日伪军据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为便于营救飞行人员和观测气象，经中共中央同意后，在涉县设立驻太行军区美军观察组。1945年1月上旬，李达与美军观察组惠特尔西上尉长谈，向其详细介绍了太行军区对日军作战的情况。尽管太行抗日根据地物质上有许多困难，李达等太行军区领导还是决定，在生活上尽量照顾美军观察组，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
　　1月下旬，为开辟道清铁路（河南滑县道口至博爱县城）两侧的豫北地区，加强太行军区与豫西新区的联系，李达指挥太行军区部队在豫北发起道清战役。道清战役打响前，李达运用刘伯承的“五行术”［刘伯承借用中国古代的五行说，把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作为五行。］琢磨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做了充分准备。
　　道清战役第一阶段，由地方武装和民兵袭扰日伪军控制的城镇据点和交通线。李达指挥太行军区第七、第八军分区部队于1月21日夜间突然从九里山（修武北）远程奔袭道清铁路以南的小东镇、宁郭镇，而后又会同平原分局党校警卫团及地方武装，连克平汉铁路以西日伪军据点16处，并在焦作以南樊庄附近全歼日军第一一七师团1个中队，巩固了路南新开辟的地区。2月20日，道清战役第二阶段作战打响。李达以3个团进攻伪第五方面军独立第十四旅旅部五里源，2个团进攻五里源外围据点陆村。陆村和马坊、焦庄等据点先后被攻克，据守五里源的伪军放弃据点开东门逃跑。可惜负责堵截的部队疏忽大意，致使守军大部逃脱。李达严肃批评了该部队指挥员，要求各部队都吸取教训。随后，李达命令各团抓住伪军官兵军心动摇的机会，迅速东进辉县地区扩大战果。各部队立即东进，势如破竹地攻克伪军据点、碉堡59个，并一度攻入辉县城。战役第三阶段，日伪军判断八路军下一步定会进击东北方向的辉县、获嘉、修武，连日收缩兵力加强三城防务。李达发现日伪军调整部署后，北起新乡、西至郑州、东至开封的三角地带兵力空虚，决心以一部出击东南方向的原武、阳武（今原阳）地区，一部挺进温县、孟县地区。3月22日夜，第七军分区主力在武工队配合下东越平汉铁路，突袭原武外围的王村、盐店等据点，两度袭入原武城内歼守军一部，并争取原武伪保安大队300余人反正。第七军分区部队乘胜越过老黄河，兵锋逼近河南省省会开封城郊，驻开封日军一度关闭城门。与此同时，李达指挥第八军分区部队南渡沁河，西进温县、孟县地区，一度攻入孟县城，造成很大震动。4月1日，道清战役结束。太行军区部队共歼灭日伪军2500余人，收复国土2000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75万；建立起4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打通了太行抗日根据地与新开辟的豫西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4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肯定了道清战役的经验，指出：确实弄清敌情，实行“重点主义”的兵力部署，采取不规律的闪击行动，并加强伪军工作和开展地方工作等，是战役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一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40页。日军则不得不承认：“太行军区的共军一向被称为该边区军区中的最精锐部队……该部虽遭日军扫荡，但因巧妙运用退避战法，保持了战斗实力。”《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7页。
　　5月29日，八路军总部发出指示，要求华北八路军各部队对日伪军展开更积极的攻势，发扬顽强与攻坚精神，在以消灭伪军为主的作战方针指导下，组织大规模的战役战斗。李达贯彻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指挥太行军区部队收复日伪军占领的陵川、辽县、晋城、和顺4座县城后，与太行军区其他领导一起研究了夏季攻势作战计划，决定发起安阳战役。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李达拟定了《夏季攻势作战实施纲要》。
　　安阳战役的作战对象，是驻扎在平汉铁路两侧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一部、伪“剿共”第一路军2个旅、伪第六方面军暂编第九师等共7000余人。李达集中太行军区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第八军分区及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共9个团兵力组成3个支队，另外还调集5个县独立营及3万民兵、自卫队配合作战。在向各支队指挥员布置任务时，李达强调：这次战役主要是打运动战和攻坚战，以游击战为辅，要有意识地锻炼部队的攻坚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全面反攻作准备。结合上半年对日伪军攻势作战的经验教训，李达用几个晚上撰写了《关于进攻作战的一些问题》，指出部队现存的5个带有共性的薄弱环节，即：轻敌观念滋长；不注意侦察亦不注意开展对日伪军的工作；平分兵力而不是集中兵力作战；缺乏大部队作战的组织纪律，密切协同的精神不够；物质观念浓厚，甚至争夺战利品，等等。针对上述问题，李达提出了改进的措施。这篇文章下发给参战部队后，在安阳战役中起到了指导作用。　　为配合安阳战役，李达还商请冀鲁豫军区协同作战。冀鲁豫军区部队于6月30日至7月3日在平汉铁路东侧发动攻势，以6个团和5支游击队插入安阳与成安之间的日伪军纵深，从北面威胁安阳日伪军。李达还命令太行军区第一、第二军分区主力在元氏、获鹿、赞皇地区先期发动攻势；第六军分区在武安、沙河方向破击平汉铁路。这一系列行动，使日伪军一直没有察觉八路军在安阳一带发起较大战役的意图，甚至安阳战役已进行了一两天，日伪军仍未判明太行军区部队的主攻方向究竟在哪里。
　　6月29日，安阳战役的战幕拉开。在第一阶段作战中，第一支队向曲沟集进攻，全歼伪“剿共”第一路军第三旅旅部及所属第六团，生擒旅长杜有桢；第二支队向水冶镇进攻，歼伪“剿共”第一路军第二旅主力及日军一个“指导班”。
　　这时，驻安阳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七十四大队大队长大泽，率领日军士官训练队100余人、伪军60余人出城援救伪军第三旅。李达命令打援的第三支队3个团在距安阳10公里的北曲沟设伏，经几小时激战，100余名日军官兵除5名被生俘、5名自杀外，包括大队长大泽均被击毙。日军士官训练队被围后，安阳日军又出动100余人乘汽车援救，李达命令已攻克曲沟集的第一支队截击。第一支队在王家邵村截住这股日伪军，击毁汽车2辆，歼日伪军30余人，余部掉转车头逃回安阳。
　　在7月1日开始的第二阶段作战中，李达指挥3个支队在政治攻势辅助下横扫伪军据点，大批伪军官兵集体缴械投降。安阳城以西、观台镇以南、鹤壁集以北的伪军据点被全部拔除。伪军第二、第三旅残部和伪林县游击总队一部，被尽数肃清。为使安阳城内日军不敢出城支援伪军，李达命令第一支队分兵袭扰安阳日军。第一支队派出1个营夜袭安阳火车站，用迫击炮轰击安阳西关，还割断运走安阳城郊的电话线150余公斤。安阳城日伪军被搅得草木皆兵，以为八路军即将攻打安阳城。伪军士兵天天都有开小差逃跑的，日军不但再不敢出城增援，还一再向驻邯郸的独立混成第一旅团部紧急求援。邯郸日军拼凑900余人和几辆坦克增援安阳，但刚走到丰乐，就因丰乐火车站附近据点被第三支队攻克，而不敢继续南进。
　　鉴于安阳战役进展顺利，李达决心扩大第三阶段作战的规模：即分兵南下汤阴地区，北上观台至丰乐铁路沿线，乘胜扩张战果。7月4日，第三阶段作战开始。第一支队挺进到汤阴县境内，攻克鹤壁集和鹤塔，全歼孙殿英伪暂编第九师第二十六团，并缴获轻重机枪42挺。按原定计划，鹤壁集以南不属于安阳战役的作战地域，但第一支队指挥员发现攻克鹤壁集之后，鹤壁集以南出现了伪军动摇的有利战机，便向李达请示可否继续向南打。李达指示抓住战机南进，对动摇之伪军加强瓦解和争取，对顽抗者坚决攻歼。第一支队奉命向鹤壁集以南敌占区纵深挺进，攻克时丰、唐仲等十几个据点，迫使伪军2个中队反正，开辟平汉铁路以西大片地区。在第一支队南下鹤壁平川的同时，第二、第三支队并肩北上，展开对观台至丰乐铁路线的大破击战。李达来到破路现场，号召战士、民兵、自卫队员尽量多拆多运铁轨，以运回太行山区后制造武器和农具。驻丰乐火车站日伪军出动600余人企图阻止破路，遭第三支队猛烈阻击后缩回丰乐。驻观丰铁路两侧据点的日伪军或被歼灭或望风逃走，所有碉堡和炮楼均被参战民兵和群众平毁。7月9日，安阳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日伪军3300余人，另击溃900余人，收复国土15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5万。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安阳战役的详细战况，并于7月29日转载了李达与《新华日报》（太行版）记者关于安阳战役的谈话。李达指出：“这次战役中，我军士气旺盛，动作神勇，组织非常周密，在精神上、物质上完全压倒了敌人。我军的攻坚精神和作战的持续性，使敌伪大为震惊……我军从游击战、麻雀战进入进攻的野战范围，获得了许多新的作战经验。”  

开国上将李达 4

陕北红军.宁都起义 2009-11-13 15:46:52 阅读1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刘邓大军的参谋长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10日晚，太行军区收听到新华社播发的朱德关于大反攻的第一号命令。李达当即通过电话向太行军区所属8个军分区一一传达朱德的命令。11日，李达和李雪峰收到刘伯承、邓小平等从延安发来的关于反攻作战的电报指示。据此，李达和李雪峰当天签发太行军区第一号命令：“我们所有武装部队及人民武装，应遵照朱总司令本月10日第一号命令，迅即全力出动，向当面敌伪发出最后通牒，限期使敌军缴出全部武装，使伪军伪组织投诚反正，否则坚决消灭之。”《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页。接着，李达部署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部队相机夺取榆次、太谷，向太原进逼；第七、第八军分区部队向道清铁路新乡、博爱段进击；其他军分区部队各向当面日伪军进攻。
　　8月12日，李达、李雪峰联名向太行军区周围的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所有日军部队于接获本通牒后，应立即停止抵抗行为，并于一定时间就地指派代表，与各地驻防之我军接洽投降事宜。”8月13日，太行军区组成以李达为首的野战司令部，并从各军分区抽调8个团组织西进部队，以保障兄弟部队夺取太原。李达意识到扩军的紧迫性，几次与中共太行区委、边区政府领导会商。8月中旬，太行军区与中共太行区委联合发出“各分区迅速动员参军，扩编甲种团和独立团”的指示。在各方面努力下，太行抗日根据地各县掀起了参军热潮，1个月内便有青壮年3万余人参军。
　　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但蒋介石却在这一天给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去电报，要其维持占领区秩序，等待国民党军队受降，不准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冈村宁次通知日军各部：只向蒋介石的军队投降，除蒋介石有命令外，对中国其他军队的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应断然实行武力自卫，毋庸踌躇”《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页。。蒋介石、日军的这种态度，使已被蒋介石指定为“第二战区受降主官”的阎锡山有恃无恐，立即命令其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4个师和1个挺进纵队兼程抢占上党山西东南部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古称上党郡。。
　　在史泽波部与驻上党地区日伪军的夹击下，太行军区襄垣独立营、潞城独立营等地方部队被迫撤出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襄垣、潞城，以及已包围的长治、长子、壶关、屯留。阎锡山的企图是：以上党为基地继续推进，分割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占领整个晋东南。形势急剧变化，李达反复考虑后决定：已经集结的西进部队暂停西进，先占领长治北面的沁县城和武乡县新县城段村镇，控制住一段白晋铁路线。这样，进可以围歼侵入上党六城的阎锡山军，退可以阻击迂回太行军区侧翼的北上阎锡山军。
　　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刘伯承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任副司令员，薄一波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8月22日，李达接到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从延安发来的电报：“李达部应立即行动，消灭阎顽西进部队，求得适时夺取长治。”《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1页。李达感到：目前我军既要继续向日伪军反攻，又要控制平汉路和同蒲路，阻击北上的国民党军队；还要对付进犯上党的阎锡山军队。战略任务重，战役规模大，需要动用的部队已涉及太岳、冀南、冀鲁豫等兄弟军区，自己难以胜任指挥之责。遂于当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组织大军与指挥强大野战军，急需主要干部，请带陈锡联、徐深吉等同志乘机回太行。”《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1页。
　　8月24日，李达指挥太行军区部队开始攻打日伪军盘踞的段村镇。8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等乘美军运输机回到太行。李达通过电话向他们汇报了近日战况和下一步的想法：先攻下段村镇，再把作战目标转向史泽波，夺取襄垣城。刘伯承、邓小平肯定了李达的构想。8月27日，太行军区部队攻克段村镇，歼拒降日伪军1000余人，另有伪军1000余人投诚。李达考虑到上党战役发起在即，急需屯兵之地，便命令部队连夜挥师南下围攻上党六城之一的襄垣。9月1日，李达下令发起总攻，襄垣城被攻克，歼阎锡山军近千人，俘襄垣守军少将总指挥翟大昌。攻占襄垣，截断了太原阎锡山总部与史泽波第十九军之间的联系。
　　襄垣解放后，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来到襄垣。李达向他们汇报了段村战斗和襄垣战斗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襄垣战斗的一些教训，如：战前侦察不够充分；战斗器材不足；战斗发起时隐蔽性差，失去突然性；用兵拥挤，招致伤亡增加等。李达认为有必要下发一个指示，提醒各部队在下一阶段的攻坚作战中注意改进。刘伯承很重视李达所谈情况，亲自起草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9月5日下发各部队。
　　9月10日，上党战役开始。李达一方面作为刘伯承、邓小平的参谋长赞襄军机，同时仍兼太行纵队司令员，与刚从延安回来的陈锡联一起，指挥由太行军区各军分区部队合编的太行纵队。太行纵队与太岳纵队、冀南纵队并肩作战，先攻克长治外围的屯留、潞城、壶关、长子，再围打阎锡山派来增援的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部8个师，最后追歼从长治出逃的史泽波部。至10月12日，上党战役获全胜，共歼阎锡山军11个师及1个纵队3.5万余人，有力地声援了毛泽东在重庆与国民党的谈判。
　　上党战役结束前后，李达参与领导了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的整编工作，将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4个军区的主力整编成野战军，依次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一个月后，又以太行军区、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编成第六、第七纵队1947年3月，第七纵队与第一纵队合编为第一纵队。
　　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和中共代表在重庆签署《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但仅仅几天之后，国民党第十一战区的3个军就从新乡沿平汉铁路线北犯，企图与进占石家庄的第一战区2个军夹击邯郸，然后继续北进，同空运到北平的国民党军会师，控制平汉铁路，割裂解放区。晋冀鲁豫军区首长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意图，决心集中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及冀鲁豫、冀南、太行军区部队共6万人，在10万民兵配合下，在漳河以北、邯郸以南发起歼灭第十一战区北犯之国民党军的平汉战役（亦称“邯郸战役”）。
　　这期间，李达通过情报处电台破译了国民党军的电报，掌握了北犯各军、师、团的各方面情况，为刘伯承、邓小平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10月24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完成了对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第四十、第三十军和新编第八军的包围。
　　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八军军长高树勋，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吞并非嫡系部队不满，在共产党员王定南等争取下，已有意率部起义，但还存有一些顾虑。刘伯承、邓小平决定派李达去见高树勋，邓小平说：“李参谋长是西北军的老人，去见高树勋，最有说服力。现在马上去一趟，代表刘司令员和我去看望高树勋，一方面鼓励他坚定已下的决心，一方面看他还有什么问题，好作最后的商榷。”《李达画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10月29日晚，李达身穿大褂，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联络部副部长靖仁秋等人陪同下，徒步走过滏阳河桥，来到新八军阵地。这时双方虽在秘密接洽起义事项，但穿越火线仍有一定危险；另外，新八军中尚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人，听到风声就可能危害李达的安全。但李达却镇定自若，说自己这次是去“走亲戚”。
　　高树勋原系冯玉祥部师长，冯玉祥部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后，任第二十七师师长，李达是第二十五师军官，两人算是旧“袍泽”了。相见后，李达先转达了刘伯承、邓小平的意见，接着追述了大革命时期国民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举行五原誓师、参加北伐战争，举行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等往事。最后，李达激励高树勋说：“高先生在当前中国面临内战与和平、民主与独裁两种前途大搏斗的历史关头，如能高举和平民主的义旗，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边，将比当年冯玉祥将军领导的五原誓师影响更大，足与董振堂、赵博生二位西北将领发动的宁都起义相媲美。希望高先生做出比五原誓师更光辉的事业来。”李达：《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二仗——平汉战役》，载《李达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听了李达的话，高树勋打消了顾虑，当即表示：新八军明天宣布起义！高树勋又提到起义部队的番号、起义官兵的安置等问题，李达答应向刘伯承、邓小平报告后，一定妥善加以解决。
　　10月30日，高树勋如约率新编第八军等部1万名官兵起义。国民党第十一战区被围部队兵力骤减，部署出现缺口。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乘机猛攻第四十、第三十军，于11月2日将其全部歼灭，共歼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以下2万余人。高树勋起义不仅对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取得平汉战役全胜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国民党军内部产生了很大影响。时隔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队起义。
　　部队战后休整时，李达选择12月14日与中共中央党校教员张乃一结婚。这一天正是李达14年前参加宁都起义的日子。他对张乃一说：“从这一天开始，我从旧军队的军人变成了红军战士。这一天，可以说是我新生的日子，有纪念意义呀！”_
　　1946年1月13日，国共双方经过谈判达成的《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生效。2月，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和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组成的3人小组到新乡，谈判晋冀鲁豫地区执行停战令的问题，以及共产党释放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国民党释放新四军军长叶挺问题。为表示和平诚意，刘伯承、李达亲往新乡，将平汉战役中俘虏的马法五等国民党军将领送归国民党方面。3月3日，李达在新乡第一次见到周恩来。4月，李达再赴新乡，代表晋冀鲁豫军区与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谈判，议题是如何具体执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字第六号命令”。李达据理驳斥了国民党谈判代表、郑州“绥靖”公署参谋长赵子立对中共军队“破坏停战”的指责。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要求全军为粉碎国民党发动的内战立即开展练兵。李达连续主持召开了晋冀鲁豫军区训练会议、晋冀鲁豫军区所属部队训练科长座谈会、晋冀鲁豫军区高级干部练兵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李达强调：“军队不能只打不练”，要以临战姿态练兵；规定训练内容仍以射击、刺杀、投弹、土工作业四大技术和夜战、村落战为主。李达还组织与会干部进行刺杀和射击训练，刘伯承带头参加打靶，李达为与会干部做了刺杀动作示范。
　　6月下旬，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决定集中野战纵队组建野战军，由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8月上旬，国民党军在增兵进攻苏皖、晋南解放区和追堵中原突围解放军的情况下，陇海铁路汴（开封）徐（徐州）间守备兵力有所减弱，刘伯承、邓小平立即报请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后，决定集中兵力于8月10日发起陇海战役。李达协助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插入国民党军纵深，破坏、控制铁路150公里。至8月22日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1.6万人，策应了中原、华东战场解放军的作战行动。
　　9月3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定陶战役。战役的关键是歼灭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嫡系部队整编第三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承担了最艰巨的任务——围歼整编第三师的主力团第五十九团，战斗进行得极为惨烈。9月5日，在最困难的时刻，李达陪同刘伯承来到第六纵队指挥部。刘伯承对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和政治委员杜义德说：“如果这一仗打不好的话，我们在鲁西南就站不住脚，只能被迫回到黄河以北，或是打起背包重上太行山。”李达说：“你们六纵的困难，野司都很清楚，但困难再大也要坚持打到底！”杜义德：《追怀李达参谋长》，载《怀念李达上将》，长征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刘伯承和李达亲临前线，给第六纵队全体指战员极大的鼓舞，王近山到距前沿仅300米的旅指挥所指挥，全纵队不顾伤亡浴血苦战，连机关人员和炊事人员也投入了战斗，终于在9月6日晨全歼第五十九团。初战获胜后，李达继续协助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各纵队对整编第三师展开围歼，战至6日午夜，彻底歼灭整编第三师，活捉师长赵锡田。定陶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个旅1.7万人。
　　10月，李达参与指挥巨野战役和鄄城战役，两战共歼国民党军1.4万人。战后，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联名给中共中央军委发去《鄄城战役的经过和经验》的报告。报告由李达起草，总结了4条经验：（一）撇开与强敌僵持的局面，从纵深里实行大踏步的宽大机动；（二）集中大于敌人4倍的优势兵力多开突破口；（三）出击援敌的侧背和补给线以迟滞扼阻援敌；（四）利用蒋军嫡系与杂牌之间的矛盾。
　　11月至1947年2月，李达协助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冀鲁豫战场大踏步进退机动，连续发起滑县战役、巨（野）金（乡）鱼（台）战役、豫皖边战役，共歼国民党军10个旅5万余人，再次粉碎了蒋介石打通平汉铁路的企图。
　　3月下旬，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兵力发起豫北反攻作战。在攻打汤阴县城时，李达来到第六纵队前沿阵地，向第十六旅旅长尤太忠交代了组织炮兵火力和通信联络、发扬火力与战术动作相结合等需要注意的问题，还鼓励尤太忠说：“相信你们一定能打好！”第六纵队与第三纵队协同作战，攻克汤阴城，全歼守军7000余人，俘国民党军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孙殿英。
 

开国上将李达 5

陕北红军.宁都起义 2009-11-13 15:48:03 阅读1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转战中原战场
　　1947年6月，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战局发展，决定立即组织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入战略进攻，把进攻的重点置于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6月3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突破国民党军队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渡河前，李达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他抽调人员绘制黄河河防图，主持起草《关于敌前渡河战术指导》，规定各纵队和旅都要设立渡河指挥部，还亲自选择各纵队的渡河点。由于行动突然、准备周密，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号称“可以代替40万大军”的黄河天堑，仅第一夜就有6个旅渡过黄河。
　　根据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李达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制定“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每次都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处国民党军，最终将郓城、定陶、曹县、谢家集、六营集、羊山集的国民党军一坨一坨地吃掉。在28天作战中，共歼国民党军9个半旅5.6万人。
　　8月7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在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掩护下，分3路向大别山挺进。李达协助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冲破国民党军的追堵，克服重重困难，穿越黄泛区，徒涉沙河、涡河、汝河、淮河，于8月27日胜利地进入大别山区。进入大别山之初，李达参与部署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略展开。蒋介石急急忙忙抽调23个旅争夺大别山，李达协助野战军首长指挥第一、第二纵队在大别山北部打了3仗，将国民党军队的机动兵力吸引到大别山北麓，掩护第三、第六纵队在鄂东、皖西地区展开。第一、第二纵队也利用战斗间隙迅速展开。
　　经过4个月的艰苦努力，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区站稳了脚跟。12月，为打破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区的“围剿”，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实行分兵再展开：刘伯承、张际春率中共中央中原局和野战军后方机关及第一纵队出大别山向淮西地区展开；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及第二、第三、第六纵队留在大别山区，坚持内线游击；刚从晋冀鲁豫地区南下的第十、第十二纵队分别向桐柏、江汉地区展开。
　　李达跟随邓小平、李先念留在大别山区坚持两个月的内线斗争。他不仅参与指挥反“围攻”作战，还负责野战军前方指挥所的安全。为反击国民党军队的偷袭与“清剿”，李达亲自安排每日的宿营地及行军路线、警戒哨位。有时与国民党军突然遭遇，他还要率领警戒部队掩护首长和机关撤退。一次夜间行军，前卫部队连续三次走错了路，都被李达及时发现加以纠正，才未发生问题。邓小平称赞说：“李达就是一幅活地图！”1948年2月24日，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及第二、第三、第六纵队转出大别山，与刘伯承、张际春所率中共中央中原局、野战军后方机关会合。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重建中原军区，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第二副司令员，邓子恢为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中原军区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南7个军区。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第十一纵队。9月，李达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
　　9月24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向中共中央军委及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原局建议举行淮海战役。9月25日，刘伯承、陈毅、李达电告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粟敬7时电悉。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10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并电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李达：你们应即速部署以攻击郑徐歼敌一部之方法牵制孙（元良）兵团。否则孙兵团加到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野的新作战。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李达研究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后，决定由陈毅、邓小平指挥4个纵队攻打郑州，由刘伯承、李达指挥两个纵队进至平汉铁路确山、信阳段两侧活动。10月21日至22日，中原野战军4个纵队在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配合下发起郑州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万余人，解放郑州。其间，刘伯承、李达指挥两个纵队进到确山以南活动，将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所辖第十二、第三兵团尽可能引向西、南，不使其增援华东战场，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的战役行动。11月3日，刘伯承、邓子恢、李达从宝丰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和正在柘城指挥中原野战军主力的陈毅、邓小平，建议中原野战军主力截断徐州宿县之间的铁路，以便斩断徐州数十万国民党军与南京蒋介石大本营的联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这份极其重要的电报，是李达根据刘伯承“关门打狗”的意图起草的。
　　11月6日，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共同发起淮海战役。在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的第七兵团时，黄维兵团奉蒋介石命令自平汉铁路南段东调增援，李达协助刘伯承指挥中原野战军第二、第六纵队尽量迟滞其东进。11月10日，李达随刘伯承赶到豫东柘城中原野战军前方指挥部，与陈毅、邓小平会合。他们立即研究切断徐（州）蚌（埠）线的问题，一面打击、消耗自平汉铁路东援的黄维兵团，一面以一部主力进击宿县，并决定11月12日开始作战。11月16日，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在第九纵队一部配合下攻克宿县，豫皖苏独立旅等部攻占蚌埠以北的固镇。
　　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可能时5人开会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临机处置一切，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这时，李达的工作更加繁忙了，他既要掌握中原野战军当面的各种有关情况，提出作战建议，又要及时了解华东野战军的作战情况，以供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决策，因此常常彻夜不眠。陈毅感慨地将李达称作“抱着电话机睡觉的人”。陈毅还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介绍、表扬李达，说：“李达是我军良好的参谋长”，“甚称职”，“前途甚远大”原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机要处科长崔文波：《李达是我军的好参谋长》，载《怀念李达上将》，长征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338页。。
　　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被华东野战军全歼。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决定围歼黄维兵团。李达根据首长们的意图，迅速调集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第十一纵队及参战的地方部队，将黄维兵团包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不到10公里、南北5公里的7个小村中。
　　中原野战军的重武器，大多在南下大别山时自行炸毁。李达支持部队指战员土法上马研制有威力的攻坚武器。第四纵队试制的“飞雷”和第一纵队制造的“土发射筒”，李达发现后都上报总前委加以推广。12月5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下达对黄维兵团的总攻击命令。中原野战军各纵队与华东野战军第三、第七、第十三纵队及特种兵纵队共同作战，于12月15日将黄维兵团全歼。
　　在淮海战役中，后勤工作的任务十分艰巨、繁重，直接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决定派李达去协助邓子恢，组织部队后勤和地方支前的工作。李达报请总前委批准，组建了各级支前司令部和运输司令部，迅速修复了从郑州到商丘的铁路和公路，开辟了从魏岗到桃园集、临焕集、龙山集的3条运输线，形成了火车、汽车、马车、手推车、各类船只一齐上的局面，完成了运送给养、弹药、伤员、俘虏的任务。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向困守陈官庄地区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所率集团发起总攻，至10日将该集团全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队55.5万人。
　　2月，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第二野战军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共9个军，还新组建了特种兵纵队，李达兼任特种兵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2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李达5人组成第二野战军前委，邓小平为第二野战军前委书记。
　　从2月起，李达即组织部队进行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为解决船只、船工缺乏的困难，他要求各部队派人到江边和附近湖泊寻找船只，动员船工。在半个月内，共找到1428只船，请来船工2000余名。第二野战军部队中北方籍战士多，面对长江滔滔江水有畏惧感，李达组织部队大力开展水上训练，如划船、游泳、登陆、水上射击等，打消了北方籍战士的顾虑，提高了水上作战的技能。4月上旬，李达按照刘伯承的指示组织了一次渡江登陆的实验性战斗。他命令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攻打长江中的一个江心洲，这个江心洲上有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师300余人，凭借地堡工事据守。第三十五师的1个团在炮火掩护下乘船出发，仅用7分钟就登上江心洲，无一伤亡地全歼守军。这个战斗大大增强了部队指战员胜利渡江的信心。
　　4月21日，第二野战军从枞阳至马垱间突破国民党军的江防。两天后，全野战军胜利地渡过长江。过江后，李达协助第二野战军首长指挥各兵团在近200公里宽的正面上多路向南追击，至5月27日，歼灭国民党军10万余人，解放安庆、衢州、金华、建瓯、邵武、上饶、南昌等86座城市，以及皖南、浙西、闽北、赣中的广大地区。5月29日，李达在第二野战军机关、直属队大会上，作了渡江战役的总结报告。此后，李达被任命为华东军区参谋长，但因情况变化没有到职。

 

从大西南到朝鲜战场
　　1949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第二野战军：待青岛、上海、宁波、福州等沿海城市解放，美帝国主义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减小时，即可在第一野战军一部协同下，向西南进军，解放并经营川黔康滇4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二卷，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89页。以后，毛泽东又明确指出进军西南的作战方针是：“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0页。7月中旬，李达在南京参加第二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进军西南的作战部署、加强部队的思想动员及进军的物资保证等问题。李达代表第二野战军首长在会上作了具体的进军部署：1第四兵团先协同第四野战军出广东、广西，而后由广西迂回昆明解放云南。2第三、第五兵团首先由浙西、闽北、赣东北地区向湖南之常德、邵阳一线集结，然后第五兵团以及第三兵团第十军出贵州解放贵阳、遵义，进而迂回川南，切断国民党军往云南的退路，再协同第三兵团主力作战；第三兵团出川东，牵制川东地区国民党军，而后与第五兵团协同聚歼重庆国民党军。3第三、第五兵团完成上述任务后，会同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围歼胡宗南集团于川西地区，占领全川。
　　8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向部队下达《向川黔进军作战的基本命令》。9月，各兵团开始按照预定部署行动。10月20日，张际春、李达率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从南京出发抵徐州，与参加完开国大典的刘伯承、邓小平会合，而后乘车西进经郑州、武汉、长沙到达湖南常德。根据战局发展和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李达起草《第二野战军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第二野战军进军川黔作战的补充命令》，分别于10月23日和10月29日发出。
　　蒋介石错误地判断，解放军主力将从川北方向进攻，因而把防御重点放在秦岭、大巴山一线。11月1日，第二野战军第三、第五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二、第四十七、第五十军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的500公里地段上突然发起进攻，这正是蒋介石部署的大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部分。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半个月内就解放了贵阳，第三兵团与第四野战军部队配合作战，歼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第十四兵团。
　　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常德成立，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李达等24人为委员。11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第五十、第四十七军主力和第四十二军、湖北军区各一部共7个师暂归第二野战军指挥参加入川作战。11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决定，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改归第二野战军指挥。李达协助第二野战军首长指挥各部队歼灭宋希濂集团、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部主力，解放了重庆和川东、川南的广大地区。12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率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进驻重庆。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西康省[西康省，1928年建省，1955年撤省，辖地并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分别发出通电起义，云南、西康宣告和平解放。12月20日至27日，李达参与指挥成都战役，协调各部队将退踞川西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6个兵团压缩在成都地区。除李文兵团顽抗被歼外，其余5个兵团均宣布起义，成都解放。 
　　1950年1月2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把进军西藏的任务交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和邓小平研究后，决定进藏任务由第十八军附第十四军1个团承担。1月15日，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在重庆召见第十八军师以上干部，交代进军西藏的任务。邓小平分析“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作战”的进军方针后，宣布说：“解放西藏问题，要靠军事政治协同解决，但必须解决补给问题。我们决定李达同志负责解决进军西藏的后勤工作。”胥光义：《睿智善战》，载《怀念李达上将》，长征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115页。
　　中共中央要求进藏部队的补给由内地解决。但没有公路，一切无从谈起。在李达建议下，西南军区成立了支援司令部，辖6个工兵团、4个汽车团、2个马车团、2个驮骡团、1个空军运输大队，担负筑路和运输补给任务。支援司令部所辖工兵部队仅用不到半年时间，就抢修通了康藏公路（西康至西藏）康藏公路，1955年后改称川藏公路。雅安至海子山段，汽车、马车得以将粮食和各种军需品运送到康藏交界的金沙江边，基本解决了补给问题。
　　2月，西南军区成立。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赓、周士第任副司令员，李达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宋任穷、李井泉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辖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贵州、云南、西康军区。
　　西南解放之初，匪患严重，全区土匪达1000余股数十万人。许多股匪与国民党特务相勾结，杀人越货，打家劫舍，袭击解放军，制造暴乱。同月，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指出：“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均无从着手。”李达分工负责剿匪工作。3月17日，李达主持召开西南军区剿匪高级干部会议，总结前一阶段剿匪的经验教训，部署下一阶段组织机动兵力重点进剿大股土匪的任务。之后，李达具体组织西南军区部队对四川、云南、贵州、西康4省边远地区的股匪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到1950年底，歼灭土匪85万余人，剿匪作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翌年1月5日，贺龙、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呈报《西南军区1950年剿匪情况总结》。毛泽东于1月28日回电：“贺邓张李并告华东，中南，西北各军区及福建，广东，广西军区：你们一月六日送来的一九五〇年一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人，缴枪四十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存匪众近四万人而奋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1950年6月，李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铁路筑路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领导成渝铁路（成都至重庆）的修筑工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参加筑路的步兵部队陆续入朝参战，李达报经贺龙、邓小平同意，调西南军区工兵部队4个团继续修铁路，保证了成渝铁路的顺利修建和竣工通车。
　　在第十八军等部队准备进藏期间，西藏地方当局的反动势力拒绝和平谈判，同时在昌都地区沿金沙江部署藏军，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打开进军西藏的大门，李达协助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制订了昌都战役作战方案，并与贺龙、邓小平一起签发了《昌都战役基本命令》。10月6日至24日，第十八军在西北军区第一军骑兵支队和云南军区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配合下，渡过金沙江进行昌都战役，歼藏军5700余人，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
　　西南解放后，面临的又一个问题是改造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军官兵。西南地区除起义和投诚的官兵56万以外，还有被俘国民党军队官兵34万。这就使得改造工作的任务更加繁重。李达协助贺龙、邓小平对起义投诚官兵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工作。经过一个时期的教育，将绝大多数士兵补入人民解放军；有文化、有技术的下级军官也予留用；对率部起义较有影响的高级将领则给予适当安置。其余人员，起义的作复员处理，投诚的予以资遣还乡，俘虏的予以释放。
　　为了帮助起义、投诚军官转变思想，西南军区在军政大学开办了中将至上校军官参加的“高级研究班”。李达两次到高级研究班为起义、投诚军官作报告。他诚恳地说：“同学们经常考虑前途怎么办，这个用不到去考虑。我是过来的人，我也是起义的。只要大家学习好了，思想搞通了，前途是无限光明的。老老实实说，我们对所有人都是负责的。”《李达副司令员对高研班全体同学的讲话》，载西南军政大学编《学习生活》（1950年10月4日）。李达作的报告，打消了不少起义、投诚军官的顾虑。
　　1951年4月，李达兼任云南军区司令员。随后，他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和西南军区的要求，部署云南军区第十四军一部600余人从南路进入西藏。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这之后，李达继续分管第十八军部队进藏的后勤工作，在兵员调配、物资供应、技术装备的增补方面都尽可能给予支持。在康藏公路修筑到距拉萨600公里的波密时，他代表西南军区党委和贺龙登上康藏高原看望筑路部队，在改进部队供应、改善战士生活方面解决了不少问题。他特别肯定了驻波密筑路部队指战员在高原种植蔬菜的创举，要求凡是具备条件的驻藏部队，都应克服困难试种蔬菜。
　　1952年9月，李达赴云南踏勘边防线，视查了驻守在中缅边境地区的边防部队。回到军区机关后，他召集干部会议，针对逃入缅甸北部的原国民党第八、第二十六军残部窜扰云南边境的问题，提出一方面对敢于入境窜扰之敌坚决进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加强对这两支国民党军残部的政治瓦解、争取工作。另外，他就尊重兄弟民族风俗习惯、执行少数民族政策问题，改善驻边疆地区部队供应等问题也做了具体指示。《李达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411页。
　　1953年1月，李达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4月18日，李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他交卸了西南军区的工作后，即于5月上旬赶赴朝鲜履任。这时，志愿军正在酝酿夏季战役。李达协助志愿军首长选择攻击目标，制定作战计划，部署、调动部队。在战役发起前和战役初期，他到志愿军的5个兵团部、4个特种兵指挥部、5个后勤分部，朝鲜人民军的6个军团部跑了一圈，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加强协调，确保了参战部队密切配合、战役顺利进行。
　　夏季战役期间，李达及时总结和推广参战部队的作战经验。战役第二阶段，第六十军取得了毙、伤、俘南朝鲜军第五、第三师等部1.4万余人的重大战果，李达与第六十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详谈，总结出加强步炮协同等经验，并向参战各部队推广。战役第三阶段，第二十兵团部队经激战付出重大伤亡代价，攻占南朝鲜军层层设防的轿岩山阵地。李达在南朝鲜军的尸体尚未掩埋的情况下登上轿岩山，细心勘察南朝鲜军在美军指导下设置的障碍物、构筑的纵深阵地、铺设的急造军路，找出了其特点。
　　李达像在国内打仗时一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曾到上甘岭、下甘岭、五圣山实地研究战例，还到东、西海岸勘察工事和地形。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往往很有独到见解。志愿军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曾将李达誉为“诸葛先生”原志愿军司令部秘书赵振民：《志愿军中的“诸葛先生”》，载《怀念李达上将》，长征出版社1997年版，第352页。。
　　李达对朝鲜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停战前的一天，李达对志愿军工兵指挥所司令员谭善和说：“我转了一些地方，看到朝鲜老百姓确实很苦，有不少挨饿的。你们有没有结余下来的粮食？要是有，就拿出来支援朝鲜人民吧。”谭善和按照李达的指示，从志愿军工兵部队历年结余的粮食中拿出20万斤，经志愿军司令部转交给朝鲜政府有关部门。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李达组织志愿军各部队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了许多学校、厂房、水库。一些由志愿军承建的重点修复项目，如大同江铁桥、朝鲜内阁联合办公大厦、平壤市综合医院、牡丹峰剧场、泰川水库等，他都到施工现场视察指导施工。7月31日，彭德怀、邓华、杨得志、洪学智、李达、李志民等志愿军领导应邀到平壤，参加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举行的授勋典礼。李达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2月，李达回国参加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李达结合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就司令部机关建设如何适应现代战争问题作了发言。1954年4月，李达奉命从朝鲜回国。 

开国上将李达 6

陕北红军.宁都起义 2009-11-13 15:49:34 阅读1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参与主持全军训练工作
　　李达从朝鲜回国后，仍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李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4月，李达任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是直属中共中央军委的8个总部之一，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部长由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兼任。由于刘伯承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叶剑英任训练总监部代理部长。训练总监部下设6个部、2个局，李达兼任计划和监察部部长。
　　李达到任后，按照部领导工作分工，随即主持制定《1954年训练年度陆军战斗训练总结及今后提高战斗训练质量的措施报告》、《关于1955年训练年度武装力量战斗训练问题》等文件。他向负责文件起草的人员强调，在文件中应有3个体现，即：体现武器装备要靠人去掌握，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原则，充分发挥现有训练场地和器材的作用；体现学习苏军先进经验与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相结合的原则，培养未来战争所需要的合格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9月27日，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1月，人民解放军举行规模空前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陆海空三军部队4.8万人参加。李达参与了演习的指导工作。12月，李达主持全军射击战术集训。集训中，李达倡导少说多作、练多于训、野外多于课堂的方法，使这次集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956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委员会成立，刘伯承为主任，叶剑英为代理主任，李达为21位委员之一。1957年10月，李达参加全军训练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会上，他针对如何估价现存教条主义的性质和程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反教条主义过程中，存在着较严重的片面性和极端主义情绪，把许多问题都绝对化了，很多方面都把缺点扩大化了，把成绩和优点缩小了，个别地方还有否定一切的现象。例如，因有些方面在执行条令中发现了毛病，就几乎以为所有条令都可以不执行了；好像在学院、学校中所学的东西都是教条主义了；对部队训练也有类似的看法。”李达：《改善指导思想，加强训练行政》，载《李达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27页。
　　在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反教条主义成了主题。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李达与继任的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打成“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萧克：《忆老战友李达》，1994年7月10日《人民日报》。。会议期间，训练总监部于6月下旬召开了全军体育工作会议。李达一面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接受批判，一面在全军体育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全军行动起来，迎接第一届全国体育运动大会。军委扩大会议后，李达被免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国防部副部长职务。
国家体委副主任
　　赋闲一段时间后，李达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写信，恳切地提出：“我这个人闲不住，还是给我一点工作做吧。”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十分了解李达，向中共中央建议将李达调国家体委工作。1958年8月25日，李达被任命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主任。
　　李达认为，国防体育是为保卫祖国打基础的重要事业，从国防体育的目标任务、发展规划到俱乐部的建设，都应该下大力气抓，必须做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有关部门先后建立了航海、摩托、航空、航海模型、潜水等一批国防体育俱乐部，并分别配置了摩托车、汽车、航空模型、航海模型、训练用枪支弹药等军事体育训练用器材。李达还从军队中选调骨干，担任滑翔、射击、跳伞等项目的教练员和辅导员。
　　1959年4月，李达作为当选代表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国防委员会主席刘少奇的提名，会议通过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名单，李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9月，他协助贺龙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1960年2月，李达受贺龙委托，与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一起筹组了中国登山队，准备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李达负责与西藏军区协调后勤保障，还在北京组织了科学考察队伍，准备在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时，同时进行多学科的考察工作。3个月后，中国登山队成功地登上珠穆朗玛峰，创造了从北坡登顶的世界纪录。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于4月18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民兵代表会议。李达代表国家体委在会上讲话。他强调指出，在中共中央军委和国家体委双重领导下的国防体育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尽快建立各级国防体育俱乐部，在全国民兵和青少年中广泛、积极地开展国防体育活动。
　　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周恩来、陈毅商定，由李达陪同蒙哥马利参观。李达陪同蒙哥马利观看了航空俱乐部的跳伞表演，到北京军区某步兵师观摩了轻重武器射击和集体刺杀表演。蒙哥马利观看后认为：中国军队配备的是一些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那一类战争所需要的武器，凭着这些武器，中国不可能发动侵略。“中国对它合法边界以外的地方没有领土野心。”［英国］蒙哥马利：《三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旅行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37～55页。
　　12月，李达到山西、陕西、河南、甘肃、青海等省考察群众体育工作。回京后向贺龙等国家体委领导建议：不能把体育工作的主要力量都放在少数尖子身上，体育要面向广大群众，也要面向基层和农村。
　　1961年7月，李达率国防体育协会代表团赴苏联访问，考察了苏联国防体育的开展情况。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按规定发给李达150卢布零用钱，李达只花40卢布买了两罐辣椒酱，其余的100多卢布，都退还给了大使馆。这两罐辣椒酱，李达回国后送给了国家排球队。
　　9月，蒙哥马利再次访问中国，仍由李达全程陪同。这一次，李达按照周恩来“要放手让蒙哥马利去看……让他自己看后去做结论”熊向晖：《历史的注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133页。的指示，陪同蒙哥马利参观访问了包头、太原、西安、延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广州。在武汉时，毛泽东会见了蒙哥马利，李达在座陪同。李达给蒙哥马利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蒙哥马利将李达写入了自己的著作《三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旅行记》。
　　足球、篮球、排球号称“三大球”。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三大球”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成为中国体育的薄弱环节。1964年春，贺龙焦急地对李达等国家体委领导说：“我快70岁了，我希望在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三大球不上去，我是死不瞑目的！”《共和国体育元勋》，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24页。为尽快提高“三大球”的水平，国家体委几位副主任做了分工，各抓一个“大球”，李达被分工抓排球。
　　在此之前，李达很少接触排球，对排球知之不多。他从头学起，下苦功钻研，既看比赛，也读相关业务书、看训练，很快就成了内行，看球后提出的意见，往往能够切中要害。有时，他坐在球场边看训练，一看就是几小时，国家体委球类司和排球队的有关领导担心他的身体，劝他休息，他却说：“贺老总让我抓排球，就得抓出个样子来。我不能光挂名不干事，得坐在这里看才有发言权。”《李达画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为借鉴国外排球训练的先进经验，在周恩来、贺龙支持下，李达与另外两位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李梦华等研究决定，邀请世界冠军队——日本“贝冢”女子排球队的教练员大松博文来华，执教训练中国女子排球队。李达还注意加强排球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给运动员们作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报告，勉励他们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艰苦奋斗、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子排球在“三大球”中首先获得突破，多次荣获世界冠军，创造了令中国人民振奋的“五连冠”佳绩。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李达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任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65年9月，李达参与第二届全国运动会的组织领导工作。这届全运会成果丰硕，共有24人10次打破9项世界纪录。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李达就被打成“三反分子”、“贺龙安插在体委的黑干将”，被批斗、隔离审查。1968年后，又被以“监护”名义关押4年之久。在被关押期间，李达坚持锻炼身体，每天上午、下午都要把自编的健身操做两遍，以此保证身体不垮。他还在狱中潜心读书，将《毛泽东选集》和《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20多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精读了一遍。
　　1971年8月，李达的夫人张乃一给周恩来写信，反映了李达的冤案。张乃一担心周恩来收不到信，便找老首长刘伯承和夫人汪荣华，想请他们代转。14日，刘伯承听汪荣华念了信，随后请汪荣华在张乃一的信上写下了自己的意见——“总理：李达是个好同志，希望解决他的问题。即使一时不能放人，也应该让家属见个面，不要让他们日夜悬念。”这封信由汪荣华送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阅信后很快作出批示：“结束监护，撤销专案，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由总政安排工作。”不久，邓颖超去看望刘伯承时，特意提到了李达，对刘伯承说：“请您放心，总理已经作了批示，李达同志过不了多久就会解放了。”《将军夫人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805页。1972年4月，李达被解除“监护”，释放出狱。

 

出任副总参谋长
　　李达出狱后不久，就给中共中央军委写信，请求派他到新疆或西藏去工作。信发出几天后，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叶剑英亲自打电话，详细询问了李达的身体状况。1972年10月21日，李达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分管军训、外事等方面的工作。不久，又兼任全国武器技术鉴定委员会领导小组副组长。
　　李达到总参工作后，针对部队多年搞政治运动，军事训练时间无保证，军事素质普遍较差的现象，在叶剑英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全军大办教导队，开展“三打”、“三防”训练，即：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武器。全军军事训练的形势出现了新的起色。
　　1973年6月至8月，李达率工作组赴新疆军区检查工作。他深入天山南北的驻军、生产建设兵团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还不顾身体不适登上帕米尔高原视察边防部队。回北京后，李达向中共中央军委详细汇报了新疆的实际情况，建议在新疆增加兵力，切实保障对边防部队和少数民族群众的物资供应，并动工兴建沟通南、北疆之间交通的公路和铁路，架设南疆至西藏阿里的通信线路。李达的建议，引起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重视。后来，新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获得解决，新疆长达5000多公里的边防线得到了充实。8月，李达在新疆检查工作期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他被选为中央委员。
　　李达到总参工作后，一直铭记刘伯承“治军必先治校”《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的教诲，将军队院校教育看作是部队训练极其重要的环节。“文化大革命”中，军队院校建设遭到严重破坏，1969年有82所军队院校被砍掉，仅保留下来43所。他针对这种情况，主张尽快恢复和增建军队院校。1973年下半年，他与副总参谋长张才千、彭绍辉、向仲华向叶剑英汇报了院校建设问题，并根据叶剑英的指示，起草了《关于全军恢复和增建41所院校的报告》。12月，中共中央批准全军院校调整领导小组的报告，决定恢复和增建41所院校。此后，全军院校逐步恢复到84所。
　　1974年，江青一伙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频繁插手军队，制造混乱，企图乘乱控制军队。而李达在下部队指导训练工作时，仍一再提倡从严、从实战出发，并且不留情面地纠正一些形式主义、搞花架子的不良倾向，因此就有个别人写“告状信”，揭发他“鼓吹单纯军事观点”、“大搞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回潮”。李达顶住江青一伙的压力，坚定不移地继续抓训练、抓演习。这期间，他协调有关单位组织力量进行了《战备训练工作纲要》、《连队战备训练十条》、《合成军队战斗条令》等训练法规的起草和《纪律条令》、《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的修订工作。
　　5月27日至6月18日，李达率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一行15人赴朝鲜，受到朝鲜党、政府、军队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其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两次接见了李达。
　　12月，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尖端武器定型小组，由李达任组长。李达看到，经过“文化大革命”，许多科研院所和军工厂存在着派性泛滥、规章制度废弛、劳动纪律松懈等问题。他顶住压力，不怕被“抓辫子”，到存在问题最多的单位与干部、专家、知识分子和工人座谈，以国家和军队发展的大局激励大家，同时严厉批评搞派性的人，为尖端武器研制工作排除干扰，重新走上正轨尽了最大的努力。
　　1975年1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并担任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第一书记。李达担任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常委。同月，李达作为当选代表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文革”中，军队体育工作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严重破坏。李达到总参工作后不久，就向叶剑英建议举行第三届全军体育运动会。5月，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第三届全军体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李达任领导小组组长。这次全军体育运动会的举行，推动了“文革”中几乎陷于停顿的部队体育工作的发展。
　　10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成立三总部训练小组，成员有李达和副总参谋长何正文，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总后勤部副部长张震、李元，李达为召集人。此后每逢总参谋部开会研究军事训练方面的问题，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领导也出席，使军事训练在政治工作、经费、物资、器材等环节上，都得到更加有力的保障。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已经发动的情况下，李达坚持按原计划组织进行三总部联合召开全军训练会议的筹备工作。在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下，这次会议于11月中、下旬如期举行。
　　李达倾注大量心血的《战备训练工作纲要》、《合成军队战斗条令》等训练法规，以及提出许多具体修改意见的《纪律条令》、《内务条令》，报中共中央军委审定后，于11月以草案形式颁发部队试行。为贯彻实施这批共同条令和训练法规，李达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集训各大单位参谋长。经叶剑英、邓小平批准后，总参谋部于11月至12月在北京举办了全军教导队长集训，何正文任集训队队长，总参军训部原副部长孙毅任总教练。学员为各大军区、军兵种的参谋长和司令部军训部部长，各军的参谋长和军级教导队队长；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共同条令。
　　李达主张通过演习提高部队训练的水平。在他主持下，1975年成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全军军事演习最多的一年，各大军区、军兵种组织实施的中等规模以上演习就有17次。李达观摩了其中的6次演习。
　　1976年，随着周恩来逝世、叶剑英“生病”被停止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免职，李达的处境也日益困难，一度被称为“右倾翻案分子”。有人甚至说：“看起来李达在监狱里关了几年没关错，不但没关错还没关够。”对此，李达对为他担心的夫人张乃一说：“没什么的，了不得再关我一回监狱，我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他还对老部下说：“那几个人是纸老虎，总有一天要垮台，你们不要性急，要沉住气，要顶住！千万不能腿软！”谭善和：《老首长?老战友?老大哥》，载《怀念李达上将》，长征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李达顶着“干扰批邓大方向”的压力，支持新疆军区按原计划利用核爆炸试验的机会，于9月下旬实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的师进攻研究性战术演习。他带领总参工作组，与各军兵种、国防工业部门有关人员赴新疆军区演习现场，与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一起指导、观摩了这次演习。
　　1977年8月中旬，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李达被选为中央委员。9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全军教育训练委员会，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为主任，李达为11位成员之一。李达与宋时轮用1个多月时间，深入全军10余所院校了解情况。回京后，他们以全军教育训练委员会名义向中共中央军委写出《关于调整和增建军队院校的报告》，建议再增建33所院校。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批转了这个建议，决定在已有院校的基础上，再增建28所院校。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军院校的总数恢复到116所。1978年，李达建议在初级院校中开设大专班和本科班，得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徐向前的肯定。后来，三总部在制定《关于经过院校培训提拔干部的规定》时，吸收采纳了李达的建议。
　　1978年5月13日，邓小平与副总参谋长李达、杨勇、张爱萍、张千才谈话时说：总参谋部要解决“肿”的问题，机构臃肿庞大、重复，不好。人员减少了，指挥才灵便。目标是指挥系统的现代化。《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页。在总参研究解决消“肿”的问题时，李达首先提出，将自己的秘书由4人减为1人。
　　6月，全军体育指导委员会成立，李达任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总后勤部政治委员王平任副主任。经李达协调，全军体育指导委员会起草了《加强部队体育工作的意见》，并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通知形式下发部队执行。《意见》要求各级领导重视体育工作，无论军体（军事五项、器械等）还是群体（各种球类、田径等），都要创造条件、积极开展。
　　1979年5月，李达任第四届全军体育运动会领导小组组长，组织领导第四届全军体育运动会。运动会上，运动员们取得了优异成绩，超1项世界纪录，平2项世界纪录，打破9项全国纪录。1980年1月上旬，由李达牵头，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外交部、国家体委领导组成领导小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名义承办了国际军体理事会第34届代表大会，共有50多个国家的军队代表参加，获得圆满成功。
　　1979年12月，李达在总参党委常委会上提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年轻化的号召，希望批准自己退下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他的请求，于1980年1月免去他的副总参谋长职务，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李达担任副总参谋长时，平均每年下部队、下基层120天。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后，他仍经常下部队了解情况。1980年和1981年，他先后到山西、内蒙古、湖北、河南、陕西、甘肃、新疆、山东、江苏等地的陆军连队、海军舰队、空军空降兵部队、第二炮兵基地，及军队院校、军工厂搞调查研究。
　　根据李达的身体情况，医生建议他尽量少到外地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也劝他说：边远地区就不要去了。不然，出了事，坐飞机也来不及。邓小平还交代解放军总医院的领导：从李达同志的健康着想，要限制他外出。李健民等：《将存忠勇儿敬深》，载《怀念李达上将》，长征出版社1997年版，第466页。这样，从1982年起，李达才减少了到京外部队调研的次数。
　　刘伯承是李达的老首长，又是中外闻名的军事家。将刘伯承的军事论著编纂成书，一直是李达的夙愿。自1978年1月，他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1980年6月，李达主持完成了刘伯承军事论著书稿的收集和初步校订，随即将书稿呈中共中央军委审定。1982年，《刘伯承军事文选》的征求意见本出版（1992年12月，《刘伯承军事文选》由解放军出版社正式出版）。
　　1982年9月，李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5年8月，李达的长篇回忆录《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9月，他因病住解放军总医院治疗。在医院，他抱病撰写、修订了《回顾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回顾第二野战军的渡江作战》、《七十年代全军军事训练工作的片断回忆》等文章。这些文章先后收入多卷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1987年11月25日，总政治部和中共中央军委纪委发出通知，为在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而受到错误处理的萧克、李达等人平反。1988年7月，李达被中共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1年，总参批准成立《李达军事文选》编辑组，搜集、整理、选编李达数十年来撰写的军事论著。199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为《李达军事文选》题词：“多智善谋，功勋卓著”。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也先后为《李达军事文选》题词。刘华清的题词是：“李达同志是我军各级干部学习的好榜样”；张震的题词是：“将军淡名利，风范当永存”。
　　1993年7月12日，李达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逝世。同年12月，《李达军事文选》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