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开国上将陈锡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3:17:58
开国上将陈锡联 1
红四方面军 2009-11-21 10:47:51 阅读1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一
陈锡联3岁时，父亲帮人家盖房，不幸被大门顶上掉下的石梁砸伤，因无钱医治，不久吐血而死。为料理后事，陈锡联的母亲把家中仅有的两亩薄地卖掉一亩。从此，年轻守寡的母亲便带着两双儿女，靠两间陋屋和一亩薄地在苦海中挣扎。
陈锡联从记事起就帮助母亲干活。挖野菜、拾谷穗、捋树叶、捡树籽，田间屋里什么活儿都干。黄安地区生长着一种辛树，其籽可榨出辛油，当地人都用它来点灯照明。每当深秋时节，陈锡联就和小伙伴们一起蹲在树下，端着葫芦瓢捡辛树籽。家里点灯用的油，全是他捡回的树籽榨的。
到了读书的年龄，一些小伙伴陆续上学去了。陈锡联家里穷，念不起书，只好去给地主家放牛。地主对他很刻薄，每天天刚亮，就让陈锡联把牛牵到山上，放牛回来也不让他歇息，清牛栏、挑牛粪、垫沙土、挑水、担柴、烧火等活全让他干。晚上只许他睡在牛圈，好半夜起来为牛添草加料。有一次，陈锡联夜里忘了给牛添草，第二天地主发觉后，操起一根棍子就打。陈锡联人虽小，但性情倔强自尊，不堪忍受欺凌，一气之下跑回了家。
家里虽然温暖，但没有吃的，养活不了他。母亲又把他送到邻村一个大户人家，放牛带种庄稼。这家也和前一家一样，总是嫌他干得少，吃得多，干活稍有怠慢，就会招来一顿毒打。陈锡联真是恨透了地主家。地主不把他当人看待，他就把牛当成地主，打牛出气。实在难以忍受，就再跑回家。就这样干干跑跑、跑跑干干，前后换了四五家，不仅工钱没拿到，反倒受尽了屈辱。
旧社会的黄安农村，生产力水平非常低，陈锡联家仅有的一亩薄田每年也就收个一百来斤。每到青黄不接，母亲就要向亲戚、邻居借粮，待秋后打下粮食再还。有时实在揭不开锅，母亲就带着陈锡联出去讨饭。陈锡联有个当保长的远房亲戚，一次看到陈锡联母子讨饭，认为是丢了陈家的人，也丢了自己保长的脸面，就把陈锡联的母亲毒打了一顿。陈锡联力气小，打不过那个保长，他愤怒地握紧拳头对哭泣的母亲说：“不要哭，等我长大了去当兵，带人来报仇！”牛马不如的生活，饱受欺辱的境遇，使陈锡联幼小的心灵早早地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陈锡联长到12岁时，正值大革命蓬勃发展，北伐军已打到武汉。受北伐战争影响，共产党在黄安地区的活动也由秘密转为公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黄安县各村取消了保甲制度，成立了农民协会。同时，在黄（安）麻（城）光（山）各地还建起了自卫军、游击队等农民自己的武装。一时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农民武装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等口号响遍黄安，一场急风暴雨般的农民革命运动迅速兴起。
受大革命的影响，陈锡联的母亲和两个姐姐都加入了农会，她们每天奔走于乡间进行革命宣传。陈锡联先是参加童子军，后又加入少先队并当上了队长，从早到晚带着小伙伴们在祠堂前操练“打土豪、斗地主”的游戏，比大人们还忙。最高兴的事是到地主家开仓分粮。每到这时，陈锡联就挤在熙熙攘攘的大人们中间，等人们把粮仓一扒开，他就拼命地把粮食往袋子里装。全家终于能吃上饱饭了。
有粮食吃，就是好日子，可这样的好日子太短。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打倒的土豪劣绅也开始组织“清乡团”，到处抓人、杀人，催租、逼债，猖狂反扑。但是，共产党人没有被国民党的血腥屠杀和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所吓倒，继续高举革命大旗，领导人民搞暴动、打游击，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顽强战斗。此时的陈锡联也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穷苦人要想吃饱饭，就必须起来闹革命！不革命，当牛做马的日子永远不会有尽头。他萌生了参加游击队投身革命的念头。
1929年4月，一支游击队驻扎在他家附近的童家湾村。陈锡联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一天夜里，他假装睡着，听到母亲打起呼噜，姐姐弟弟也已入睡，便悄悄起身，踮着赤脚走出家门，拔腿朝童家湾跑去。
来到童家湾，陈锡联打听到游击队的住处，正向门内张望时，从屋里走出一位中年人。那人见陈锡联在门口转悠，就问：“你来这儿做什么？是不是想参加游击队？”陈锡联连忙使劲地点了点头。“来吧来吧！”那人说着就把陈锡联领进屋里。油灯下，那人见陈锡联只穿着一条短裤，便将自己的衣服拿出来，比着陈锡联的身高把袖子、裤腿剪短，给他穿上。从那人的口中，陈锡联得知这支游击队的队长是徐海东，副队长是詹才芳。游击队员们听说来了一位“小队员”，都过来看望，这个送点儿吃的，那个送点儿用的，使陈锡联第一次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二
陈锡联参加游击队后，使用的第一件武器是一根“竹矛”。就是将削尖的竹子，在桐油锅里一炸，其头既坚硬又锋利，可以当矛用。游击队的武器很简陋，除了几把手枪和钢枪外，大部分是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和梭镖。尽管游击队的武器装备很差，但在徐海东、詹才芳的率领下，经常出没于黄安、黄陂、孝感、大悟等地，打土豪劣绅，搞赤色宣传，名气大得很。只要一听说“徐海东的游击队”来了，民团、红枪会等反动武装无不吓得胆战心惊。
1929年8月，根据上级指示，游击队在河口分成两路，一路由徐海东率领到孝感一带发展，陈锡联所在这一路由詹才芳带到黄安七里坪正式编入红军。
改编那天，陈锡联和其他队员们早早起床，整整齐齐排好队，由负责改编的红军部队负责人一一点名。当叫到陈锡联时，负责人见他年龄小个子矮，挥挥手说：“不要！”陈锡联一听，急得眼泪掉了下来，哭诉道：“我偷着跑出来就是为了参加革命，不让当红军，我到哪里去革命？”游击队员都过来帮陈锡联说情，那位负责人看到陈锡联态度坚决，人也蛮机灵，就破例把他收了下来。改编成红军后，经过几个月严格、紧张的训练，陈锡联被正式编入红一军第一师第三团一营二连当战士。
1930年6月，陈锡联所在的第一师在副军长兼师长徐向前率领下，出击平汉铁路（今北京至汉口），在孝感地区杨平口一带伏击国民党军第二十军独立旅第一团。战斗一打响，密集的子弹“嗖嗖”地从头上、耳边飞过，陈锡联第一次参加战斗，心里有些紧张，趴在地上不敢动。班长孙玉清见状说：“不要怕，干革命就不能怕死，你跟在我的后面往前冲！”陈锡联学着班长的样子，把手里的大马刀一举，嘴里也喊着“冲啊！杀呀！”的，就跟随班长冲了上去。经过激烈战斗，反动军阀的部队终于被打垮。陈锡联在战斗中经受了考验，并缴获一支小马枪。
随着红军连续打胜仗，部队发展很快。陈锡联在战斗中成长，进步很大，大小工作积极主动，全连上下都很喜欢他，连队党代表也注意对他进行培养。孙玉清代表党组织找陈锡联谈话：“咱们连队有个共产党的组织，我就是这个组织里的人。现在想发展你入党，你愿不愿意？”陈锡联一听，惊讶地问：“怎么？我现在还不是党员？”班长也愣住了，问陈锡联：“你什么时间入的党？”陈锡联说：“我从家里跑出来，就是跟共产党干革命的啊！现在都当红军了，又打了这么多的仗，还不是个党员？！”班长因势利导，给陈锡联讲了党员与普通群众的区别，讲了只有加入了党组织才能成为一名党员的道理。陈锡联激动地表示：共产党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为了党的事业，就是粉身碎骨也心甘。8月，当部队转到小河溪一带休整时，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晚，陈锡联跟着班长悄悄来到一个大草垛前，对着一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庄严地举起右手，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底至翌年初，陈锡联随部队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战后，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陈锡联所在的第一师第三团改称第十师第三十团。因为打了一冬天仗，又没有棉鞋穿，陈锡联及许多战士的脚都冻伤了。这天，他烧了满满一盆开水，准备端进屋里同大伙一起烫烫脚，不小心一下子把盆弄翻，滚烫的水全部浇在脚上，双脚被严重烫伤。陈锡联被立即送住医院。不久，听说部队要打双桥镇，陈锡联不等伤口长好，就急着出院回到了连队。
1931年3月9日，红军开始攻打双桥镇，守军是反动军阀岳维峻的第三十四师，陈锡联所在连队负责打头阵。战斗一打响，陈锡联便和连队战友们在连长、指导员的率领下，跟在打旗兵的后面往镇里攻。突然，一颗山炮弹打来，把打旗兵连人带旗一下子轰倒。陈锡联立即冲上去，举起红旗，呐喊着向敌人冲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红军终于打下双桥镇，活捉了岳维峻。营长在战斗讲评时专门表扬道：“别看陈锡联年纪小、个不高，可打起仗来不怕死，总是往前冲，简直就是一门小钢炮。”从此，陈锡联这个“小钢炮”的绰号就在部队中叫开了，而且在以后的战斗中越叫越响。战后，陈锡联调任该团三营营部通讯员。
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的七里坪宣告成立。红四方面军成立后，根据鄂豫皖苏区周边国民党军新的“围剿”尚未布置就绪，处于分散防守的有利形势，接连打了黄安、商潢战役。陈锡联参加了这两次战斗，经受了考验，并被提升为团政治处通信班班长。
1932年3月，为求歼皖西地区的国民党军，继续向东扩大苏区，红四方面军决定发起苏家埠战役。苏家埠是皖西重镇，寨高壕深，易守难攻。红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至4月底，国民党军各部援军先后被红军歼灭或击溃，苏家埠被围守军渐渐粮草殆尽，军心动摇。红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及时展开大规模的政治攻势。陈锡联所在的第三十团政治处，因为人手少，他除了负责通讯工作外，还兼管一部分组织、行政工作。每天待手头工作一干完，陈锡联就拿起用洋铁皮做的喇叭筒，向护城河对岸喊话：“你们的援兵来不了啦，投降吧！”“你们过来吧，给你们吃的，红军不杀你们！”有些国民党兵饿得顶不住了，就偷偷爬过来要吃的。陈锡联把自己吃的东西拿出来，让他们吃饱喝足，并抓紧时机做劝降工作。到了5月份，在红军重兵围困和强大政治攻势的压力下，苏家埠守军弹尽粮绝，援兵无望，遂全部缴械投降。这次战斗的胜利，使陈锡联看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威力，领悟到了战场军事行动与政治攻势紧密配合的重要，为他以后担当各级政治指挥员奠定了基础。
正当红四方面军全力进行反“围剿”作战时，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却极力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在红军和苏区内部大搞“肃反”。开始是在领导干部和机关中抓所谓的“改组派”和“AB团”成员，后来连基层官兵也扩大了进去，轻者清理出队伍，重者要抓去砍头。陈锡联也成了“肃反”的对象。一天，上级来了两个人到第三十团团部，说陈锡联是“吃喝委员会”的成员，让他交待问题，如果不好好交待问题就要抓他。正巧，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到第三十团视察工作，徐向前早就对张国焘的“肃反”有看法，憋了一肚子气。听说此事后发了火：几个小孩子，家里穷，跑出来参加革命。不就是肚子饿了在一起吃点东西嘛，什么“吃喝委员会”！抓了的，放掉。没有抓的，不许抓！《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徐向前说了话，那些人不敢不听，就没有再来抓陈锡联。陈锡联后来才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是打了光山以后，几个小战友凑了几个铜板，买了几根油条吃，被人告发，说他们是“吃喝委员会”的，陈锡联是个班长，自然就成了“吃喝委员会”的小头头。受徐向前保护，陈锡联幸免于难。
8月上旬，国民党军以重兵对鄂豫皖苏区发起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红四方面军一连几仗都没打好，部队伤亡很大。此时，陈锡联被调到团特务连任政治指导员。10月12日，部队奉命向外线转移。当晚，陈锡联和连队跟随红军主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
走路，对于陈锡联来说是家常便饭。从小放牛，满山遍野跑惯了，一天百八十里不在话下。可向西转进过程中，要一边走路一边打仗，战场上到处是来不及掩埋的死尸，再加上蚊虫叮咬，各种疾病便在连队传染开来，打摆子、呕吐、发高烧，许多人病倒了就没有再站起来。陈锡联的两只脚被蚊虫叮咬后，肿得连鞋也穿不上，只好用两块布包起来，拄着一根树棍走。一天下来，包脚布磨成了碎片，脚肿的地方也发炎化了脓，并不时地往外渗血水。没有药，只能晚上宿营时用水洗一下，第二天继续咬牙坚持着走，到鄂豫陕交界的南化塘地区，陈锡联的脚才慢慢好起来。
11月红四方面军走出秦岭后，担任后卫的第十一师在子午镇遭国民党军追击，总部让陈锡联率队去接应。在回返的半路上，陈锡联碰到了该师师长倪志亮。倪志亮一见到陈锡联，立即部署他率部参加阻击。追兵来势很猛，陈锡联感到硬拼不行，急中生智，命令部队把带着的银元撒在路上，然后利用周围地形隐蔽起来。追兵一到，见地上有许多白晃晃的银元，就互相争抢。趁对方混乱，陈锡联指挥全连一个猛冲，把追兵击溃。虽然损失了一些银元，但解了第十一师之围。
经过数月征战，红四方面军过秦岭、涉汉水、翻巴山，进入川北。乘四川军阀混战之际，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开始创建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苏区。陈锡联时任第三十团一营政治委员。
1933年2月中旬，在蒋介石的直接操纵和支持下，四川军阀、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纠集近6万人马，分三路对红军川陕苏区进行“围攻”。在反“三路围攻”的空山坝一战中，陈锡联和营长率部坚守阵地。由于阵地上草深林密，老藤子盘根错节，走路一不小心就绊跟头，兵力也不宜展开，田颂尧部连攻两天未果。一天夜里，天降小雨。陈锡联和营长奉命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转入反击。部队摸黑扑下去后，给了对方一个猝不及防，田颂尧部一触即溃，跑得比兔子还快。红军一路穷追猛打，又是抓俘虏又是拣武器，缴获颇丰。空山坝战斗胜利后，红军乘势发起全线反攻，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很快被粉碎。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进行整编，由4个师扩编为4个军。陈锡联调任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政治委员。
10月，蒋介石任命四川军阀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为“剿匪”总司令，纠集川军约20万人对川陕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仍采取收紧阵地、待机反攻的作战方针进行抗击。11月，陈锡联与团长邵烈坤奉命率部坚守火峰山。在顶住国民党川军一次次进攻后，团长开始组织部队进行反击。这时候，陈锡联来到一线阵地，只见刚冲下去的部队，呼啦一下又退了回来。有的战士一边退一边喊：“不得了啦！神兵来啦！”“神兵”战术是四川军阀惯用的伎俩，他们专门组织一些人，拿着大刀，光着膀子，脸上涂着油彩，装扮成妖魔鬼怪的样子，自称“神兵”。每到紧要关头，就把“神兵”拉出来，胡喊乱叫，吓唬对手。红军扩编后，部队有不少新战士，第一次见“神兵”难免会被吓住。陈锡联看到部队退回来，知道一旦乱了阵脚，再收拢就难了。于是，他急忙把担任预备队的第二营调上来，并顺手抱起一挺机关枪，带着部队往山下压过去。他一边向“神兵”扫射，一边大喊道：“什么‘刀枪不入’，今天让你们尝尝红军的厉害！”在他带领下，正往回跑的战士见状也转身向前，整个反击部队潮水般地扑向川军，“神兵”人仰马翻、四下逃窜。
就在陈锡联带领部队反击时，突然一颗流弹从他右肩打进，背后穿出。他一个趔趄栽倒在地，顿时鲜血浸透了上衣。通信员见状，立即从身上撕下一块布给他进行了包扎，并找来一副担架，准备把他抬下去。陈锡联坚决不同意，坚持一线指挥。
1934年4月初，为使红军兵力更加集中，红四方面军决定再次收紧阵地，陈锡联所在第二六三团奉命撤出火峰山，向北面的宣汉一带转移。过了通江，到了石鼓寨，不料被川军5个团围住。石鼓寨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陈锡联和团长指挥部队布防完毕后，考虑所剩弹药不多，许多枪支派不上用场，就把所有炊事员、卫生员、司号员等勤杂人员组织起来，编成战斗小组，往寨墙上搬运石头，还让战士们把当年起家的“竹矛”操起来，加强防守。川军欺负红军没子弹，就在距寨不远的地方排起数道方阵，前面冲，后面呐喊助威，进行轮番攻击。陈锡联与团长指挥部队居高临下，沉着应战。当川军向寨墙靠近时，红军就集中优秀射手和有限子弹予以准确射杀；当川军攀爬寨墙时，红军就用石头砸或竹矛捅。川军进攻了一天，死伤惨重，也没有攻下寨子。战至太阳偏西，川军突然不攻了。陈锡联从寨墙上远远望去，只见攻寨的川军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围坐在一起，并随风飘来了阵阵烟香味。原来这些川兵都是“双枪将”，人人吸鸦片。打仗一天下来，疲惫不堪，烟瘾犯了，便放下长枪拿烟枪，支起烟摊抽上了大烟。陈锡联见这是个好机会，便立刻同团长一起指挥部队出击，把正在过烟瘾的川军打了个措手不及，陈锡联等率部乘势冲出包围。
红四方面军连续两期收紧阵地，使兵力逐渐集中。7月中旬，与刘湘部主力在万源展开决战。刘湘部主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及“攻下万源奖赏3万银元”的诱惑下，前有敢死队呐喊冲锋，后有指挥官赤膊督战，轮番向红军阵地发起猛攻。陈锡联率部坚守于万源东边大面山一线主阵地，以步机枪、手榴弹、滚木、礌石等顽强抗击川军的进攻。当川军攻临大面山顶时，陈锡联身先士卒，挺身而立，抱着机关枪连续猛射。指战员们亦纷纷跃出堑壕，与川军短兵相接，枪刺刀劈，展开肉搏。川军虽然勇猛，终究为钱而来，遂置其督战指挥官于不顾，纷纷掉头而逃。红军乘势反击，陈锡联等率部一路追杀，直至达县。刘湘用近半年时间夺占的地盘又被红军一天之内收复。追击途中，陈锡联部还缴获了刘湘用来发奖的由数十匹骡子驮着的整箱整箱银元。望着白花花的银元，团里个别领导考虑实际需要，准备留下一部分作部队机动经费。陈锡联听说后，连夜召开会议，批评了个别人的本位主义和“打埋伏”的想法，提议除留下几匹骡子驮运伤病员外，所有银元和骡子全部上缴。陈锡联的意见受到与会多数人员的赞同。第二天，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门接到这些银元后，高兴地对陈锡联讲，正愁没钱给部队买粮，这下全解决了。
万源保卫战胜利后，红四方面军又以大纵深的迂回动作，向东、西线的田颂尧第二十九军、邓锡侯第二十八军、杨森第二十军等部发起反攻。至9月下旬，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作战胜利结束。11月1日，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县毛浴镇召开的党政工作会议上，表彰了反“围攻”战绩突出的部队。其中，授予第二六三团“钢军”奖旗。《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之后，部队转入为期3个月的整训。同时，陈锡联从红三十军第二六三团调红四军第十一师任副师长，师长陈再道，政治委员叶成焕。
为了贯彻川陕甘计划，建立新的根据地，并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1月起先后发起广（元）昭（化）战役和陕南战役。随后，又于3月28日发起渡江（嘉陵江）战役，开始西征。
西征初期，由于连续征战，疲劳过度，陈锡联得了严重的伤寒病，发烧、呕吐、腹泻，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没几天功夫，就脱了人形。警卫员见陈锡联这副模样，以为治不好，常倚在墙角哭泣。后来请到一位老中医，给陈锡联把脉详诊，开方抓药。在老中医的精心医治和警卫员的细心照料下，陈锡联渐渐地退了烧、能进食，体力也有所恢复。
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会师，共同北上。此时，师政治委员叶成焕调离，陈锡联继任第十一师政治委员。7月，按照军部指示，第十一师大部由师长陈再道率领随主力行动，陈锡联带1个团在军的行军纵队后收容掩护，并于8月初到达毛儿盖地区。在毛儿盖的一座寺庙里，陈锡联第一次见到了正和张国焘谈话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向周恩来介绍说：“这是我们方面军最年轻的师政委，十一师的政委，叫陈锡联，外号‘小钢炮’。”周恩来热情地上前与陈锡联握手，说：“你们四方面军的干部真年轻啊！”《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当看到陈锡联面色有些苍白、身体虚弱时，周恩来关切地询问陈锡联的身体状况，并一再嘱咐他一定要注意好身体。
在毛儿盖休息了几天，补充了粮食，陈锡联便带着部队开始过草地。走了大约四五天，到了包座。由于在包座战斗中，第十师师长王友均牺牲，陈锡联调到第十师任师长。与此同时，部队接到张国焘的命令，让红四方面军从原路返回毛儿盖。当时，陈锡联并不知道上面斗争的情况，只好率部又一次过草地。回到毛儿盖后，红四方面军各部按照张国焘的“南下”指示，分别南下，回兵川西。
11月下旬，四川军阀为死保川西平原，集中十几个旅的兵力，在名山东北要镇百丈与红军展开激战。陈锡联带着疲惫之师，奉命在突出于百丈的弧形前沿阵地上坚守。面对川军密集的攻击队形，他把全师的机关枪摆在阵地最前沿，指挥部队居高临下向川军扫射，连续打退了对方无数次进攻。在反复的阵地争夺战中，子弹打光了，就展开肉搏；手臂打断了，就用牙齿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经过7昼夜的激战，红军阵地虽在，但伤亡很大，很难再与川军相持，加上东有四川军阀主力，南有薛岳的6个师集结，只得撤出阵地，向西北方向的西康一带转移。
西进途中，在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山顶峰党岭时，山势陡峭，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陈锡联大病初愈，身体虚弱，一下子晕倒在地。苏醒过来后，警卫员要抬着他走，他坚决不同意。他用绳子捆在腰上，一个警卫员在前面拽，一个在身后推，这样连推带拽地上了党岭，翻过折多山。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进至道孚，部队再一次进行整编，陈锡联又调回第十一师任政治委员。随后，来到瞻化、泰宁、懋功、甘孜地区，进行了较长一段时间的休整。
6月上旬，在中共中央一再督促下，张国焘同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后再度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一起发展西北。7月，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并肩北上。陈锡联随部队第三次过草地，他虽然带着一匹马却很少骑，主要是用于驮伤病员。经过与前两次一样的艰难跋涉，10月初胜利到达会宁。同时，按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三十、第九、第五军开始西渡黄河。为保障大部队渡河，红四军奉命组成扇形运动防御，节节抵抗国民党军朱绍良部的“进剿”。待主力全部渡河后，红四军边打边撤，逐步向打拉池、海原一带转移。
11月，部队进入陕北盐池地区后，红四方面军又进行了一次整编。陈锡联再次回到第十师任师长，叶道志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二十八、第三十、第三十一团。
西安事变后，为了支援主张抗日的友军，在中革军委前敌总指挥部率领下，陈锡联率部由盐池地区南下，进抵西安附近三原一带待命。此时，西渡黄河的红军第三十、第九、第五军组成西路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下，孤军作战数月，终因寡不敌众，陷于弹尽粮绝的境地。1937年2月底，陈锡联奉命参加援西军，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率领下兼程西进。3月中旬到达镇远时，获悉西路军已失败，遂停止西进，就地进行整训。
开国上将陈锡联 2
红四方面军 2009-11-21 10:49:23 阅读0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三
部队在侯马转乘火车沿同蒲铁路（大同至风陵渡）北上，陈锡联和刘伯承坐在一节车厢里，刘伯承向陈锡联详细讲解了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还手把手地教陈锡联如何掌握使用通信器材、防毒面具，如何进行沙盘作业等。在东冶村分手时，刘伯承嘱咐陈锡联：部队单独行动时，一定要在上级总的意图下，根据变化的情况，独立自主，果断行事；寻到战机可以先报告后再打，也可以打了后再报，情况不清楚可随时发电报来问；要抓住战机，主动侧击从雁门关向忻口进犯的日军；第一仗可以打小一点，但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平型关战斗说明，日军可以打，也不好打，对此一定要有充分准备。《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陈锡联表示：一定要打好每一仗，扬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
与刘伯承分手后，陈锡联率部插向代县、崞县东部地区，并于10月16日进抵代县以南滹沱河东岸的苏龙口镇、刘家庄地区。此时，忻口方向的国民党守军正与南犯日军激战。“隆隆”的炮声不断从南边传来，大批涂有太阳标记的日军飞机，带着刺耳的轰鸣声从滹沱河西岸低空飞过。从飞机往返的高度和声音来看，陈锡联判断河西不远可能有日军的飞机场。于是，找来当地老乡询问，果然在隔河5公里外的阳明堡镇南面就是日军的一个机场。
听说附近有日军的机场，各营的干部纷纷求战，陈锡联牢记刘伯承的指示，告诫大家：不要急，先把情况弄清楚再说。遂亲自带人到现地作了详细侦察。结果发现，机场里共有飞机24架，成3列停放，每列8架。白天起飞去忻口、太原轰炸，晚上全部返回机场。守卫部队大部分住在阳明堡镇，机场只有警卫部队和地勤人员约200人左右，集结在机场北端。机场防御工事仅有一些简单的掩体和掩蔽部。日军虽然对进入机场的各个路口警戒很严，盘查很细，但对机场周围疏于戒备。
观察后回到驻地，陈锡联立即和副团长汪乃贵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以夜袭的方式突入机场，炸毁日机！具体作战部署是：以第三营为突击队，袭击机场，炸毁飞机；以第一营破坏崞县至阳明堡之间的公路和桥梁，袭扰、牵制和阻击崞县可能增援之敌；以第二营（欠第七、第八连）为预备队负责接应，团属迫击炮连在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直接支援第三营战斗。临战前，又派第三营营长赵崇德、教导员潘寿财带领排以上干部，到机场附近进行现地侦察，具体协调研究打飞机的战斗动作。
10月19日夜，陈锡联指挥各营向预定地区进发。第三营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涉过滹沱河，迅速逼近机场。赵崇德率第十一连隐蔽摸进机场并迅速展开。第十连进入机场后向机场警卫部队接近时，被日军发觉，该连即以勇猛动作将敌压制在掩蔽部内；第十一连在第十连掩护下，果敢地扑向机群，将准备好的手榴弹一捆捆地塞进飞机肚子里。刹那间，爆炸声四起，火光冲天，一架架飞机顿时变成了“烧鸡”。日军警卫部队遭火力封堵后，一面依托工事还击，一面组织残兵反扑，突击队与日军在机群间展开肉搏，双方各有伤亡。待驻守阳明堡镇的日军闻讯出动，赶来增援时，被浓烟和烈火所笼罩的机场，只剩下一堆飞机残骸，第三营已按预定方案撤出了战斗。
这次战斗，从进入机场到战斗结束仅用1个小时，干脆利落地将24架日机全部摧毁，并毙伤日军100余人。战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师长刘伯承、师政训处主任张浩等领导看到陈锡联发来的电报，非常高兴，连声称赞第七六九团打得漂亮。
阳明堡战斗的胜利喜讯，很快传遍了太行山区，并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当地人民还专门编了一首歌来颂扬这次战斗：“万里长城万里长，雁门关下古战场，阳明堡里一把火，日寇飞机一扫光。”但是，国民党当局对此一直表示怀疑，他们根本不相信凭八路军的武器装备，能够击毁日军的飞机。直至派飞机到阳明堡侦察证实后，才开始对八路军刮目相看。同时，蒋介石也不得不颁发嘉奖令，给八路军第七六九团兑现奖金。
战后，陈锡联及第七六九团由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带领，前往正太铁路（正定至太原）以南的昔阳归建，打击和牵制从娘子关西进之日军，尽量迟滞其沿正太铁路进击太原。南返途中，路过徐向前的家乡五台县永安村，陈锡联和其他团干部应邀到徐向前家吃饭，部队由各家各户热情款待。徐向前特意嘱咐家人为陈锡联等人做了山西风味的莜面窝窝、饸饹和羊肉炖山药。到昔阳归建后，陈锡联率第七六九团奉命在当地开展游击战争。
他们时而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发动依靠群众，铲除汉奸，积极打击日伪军，并设法将从敌占区搞来的粮食、衣物，分发给最困难的贫苦百姓；时而集中力量在正太铁路沿线袭击日军火车站、伪警察局及过往的日军车队。在几个月中，就与日军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取得歼灭日伪军数百人的战果，使太行山北部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很快打开。
1938年3月，陈锡联率团随师主力南下，集结于邯（郸）长（治）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邯长大道是日军连接平汉铁路与同蒲铁路的重要交通线，而黎城则是这条运输线上的兵站所在地。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决定，采取“吸敌打援”的战法，由陈锡联率第七六九团强袭黎城，并相机打击涉县可能出援之日军；以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第七七二团和补充团在黎城、潞城之间的神头岭附近埋伏，伏击潞城方向日军援兵。
受领任务后，陈锡联带人着便衣到城边观察地形，详细制定了战斗方案。3月16日4时，陈锡联率第七六九团一营攻入黎城，与守军展开激烈巷战，在歼灭日军100余人后，旋即撤往城西北乔家庄。日军一面固守在碉堡和房屋内不敢出击，一面请求潞城、涉县之日军迅速支援。天刚亮，涉县日军数百人乘汽车前来增援，在东、西黄须地区被第七六九团主力迎头拦击，日军发现八路军攻势甚猛，当即撤回涉县。由潞城出援之日军1500余人，进到神头岭时，被预伏该地的第三八六旅三面猛攻，大部被歼，残部退回潞城。16时，战斗胜利结束。
3月下旬，日军由晋东南和吕梁山区继续向晋西黄河各渡口进犯，战线也逐渐拉长，运输补给任务繁重。为扰乱日军的进攻计划，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心在邯（郸）长（治）公路响堂铺一带再搞一次大的伏击。战斗由副师长徐向前直接指挥。
30日黄昏，陈锡联奉命率部由黎城县的庙上村、马家峪地区出发，沿着陡峭崎岖的山间小道疾行几十里，于午夜前悄悄进入响堂铺东北杨家山预伏地区。31日8时，日军两个汽车中队及掩护部队170余人，由黎城经东阳关镇进入响堂铺地区。180余辆汽车前前后后足有5公里长，活像一条缓缓蠕动的长蛇。9时许，进入八路军伏击地域。按照任务区分，第七六九团的任务是在左翼打“蛇头”；右翼第七七一团放过前面100余辆汽车，使其进入第七六九团伏击地带。此时，徐向前一声号令，所有伏击部队一起开火。第七六九团特务连首先击毁了先头车辆，堵死了日军去路。随后，车队尾也被右邻部队斩断。日军慌不择路，车辆互相碰撞，有的滚下山沟，有的撞上山崖。车上护送的日本兵，有的随车摔死，有的被击毙，残部跳下汽车，躲在车下顽抗，被冲上公路的伏击部队消灭。此次战斗，前后仅用两个小时，便摧毁日军汽车181辆，歼日军400余人，缴获短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及大批军用物资。
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游击战争的普遍开展，使华北日本侵略军极为不安。4月4日，日军调集第一〇八师团全部及第十六、第二十、第一〇九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人，分九路大举围攻在晋东南活动的八路军，企图解除其后方之威胁。八路军总部决定集中第一二九师等部，以少数兵力在内线消耗牵制日军，主力跳出包围圈，待机歼其一路。
4月9日，第一二九师在辽县桐峪镇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刘伯承、邓小平部署了反围攻的作战方案。会后，按照邓小平指示，陈锡联等在和顺县松烟镇附近，与第一一五师曾国华支队取得联系，并带其溯清漳东源河北上，执行阻击日军的任务。行进途中，在白泉村玉女山一带突与日军第一〇八师团一一七联队遭遇。陈锡联和曾国华率部迅速抢占玉女山，与日军展开激战。第七六九团与兄弟部队一道，按照师首长指示，对后撤日军发起追击。16日晨，在武乡城以东长乐村将日军截住，并压制在河谷内聚歼，共歼灭日军2200余人，为粉碎日军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赢得了关键一役。战斗中，一颗子弹飞来，击中陈锡联的下腭，当即血流如注，昏倒在地。陈锡联被警卫战士们抬下阵地，住进了设在马厩村的师医院，第一二九师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亲自主刀为陈锡联做了手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伤愈出院。
4月，第一二九师主力分为左右两路纵队，沿平汉铁路两侧挺进，开赴冀南平原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陈锡联在太行山着手组建新的第三八五旅[留驻陕北的原第三八五旅番号仍保留。]。6月12日，第三八五旅指挥机关在太行山地区井陉县熟峪沟宣布成立。陈锡联任旅长，政治委员谢富治，副旅长汪乃贵，下辖第七六九团、独立团和汪乃贵支队等，全旅约8000余人。
新的第三八五旅成立后，按照第一二九师的统一部署，第七六九团继续由徐向前率领在冀南开展游击作战；汪乃贵支队去平汉铁路以东之赵县、宁晋等地活动；陈锡联主要带领独立团，并指挥秦（基伟）赖（际发）支队和桂（干生）张（贻祥）游击支队，在平汉铁路以西、正太铁路以南和平（定）昔（阳）公路沿线，进行破坏铁路、攻打车站、伏击军列、爆破桥梁等游击活动，使日军补给线经常陷于瘫痪，与第七六九团和汪乃贵支队成三方呼应之势。
1939年3月，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第一二九师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整军运动。整编后的第三八五旅，下辖第七六九团和独立第一、独立第二团。之后，陈锡联、谢富治指挥第三八五旅，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相继粉碎了日军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数次大“扫荡”。
1940年春天，日军在华北开始实施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所谓“囚笼政策”，调集数以千吨的物资，从河北、山东抓了大量民工，开始修筑白晋铁路。这条计划中的铁路，北起太谷县白圭镇，南到晋城，一旦修成，就会像一把日本战刀一样将太行山区劈开，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为了粉碎日军的阴谋，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发起白晋战役。第三八五旅负责破击祁县来远镇——武乡——权店段，并攻打来远镇，夺取日伪军用于修路的全部炸药。
受领任务后，陈锡联等通过现地勘察，发现日伪军已将大批炸药从来远镇转运至位于来远、权店之间的南关，便改变部署，将攻击重点改为南关，并把这项重任交给了第七六九团。南关，地处祁县、武乡、平遥三县交界的峡谷地带，是白晋铁路北段的瓶颈，也是日军在太行区、太岳区锁链上的一把大锁。日军在此驻有一个加强中队及部分伪军，共约200余人守卫。
为进一步摸清南关镇内的情况，确保夺取到八路军急需的这批炸药，战斗发起前，陈锡联亲自带着几个参谋人员，分别扮成商人、农民，随一位暗地里为八路军做事的日伪“维持会”会长，骗过日军岗哨进入南关，以吃饭、洗澡、看戏、逛店铺为掩护，对全镇的地形、主要通道、守军营房、地堡分布结构，甚至枪眼的射向等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返回路上，陈锡联针对南关地堡密布、层层设防、外硬内软等特点，琢磨出一个“打虎掏心”、内外夹击的作战方案。一到驻地，便马上召集参战部队指挥员开会，详细部署作战任务。由于情况了解得很细，作战任务部署得也很具体，连哪个班封锁哪个路口，哪几支机枪封锁哪几个地堡的枪眼，什么时间冲进警备队，什么时间端掉军火库，都交代得一清二楚。5月5日夜，第七六九团第三营秘密摸入镇内，由内向外打，第一营由外向内攻，第二营配合。这样内外夹击，当夜即解决战斗，缴获炸药千余箱，解放被日军强征的修路工人2000余人。守军一个中队大部被歼，小部钻地道逃遁。陈锡联动员组织群众马拉人扛，把缴获的炸药全部运回根据地，为以后参加百团大战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战后，第一二九师在榆社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刘伯承在作《白晋铁路大破击的战术总结》报告中，专门称赞第三八五旅“破毁铁路及资材最多，消灭敌人及击毁军用品最多，解放被押工人也是最多”、“在战术上值得发扬的就是‘英勇的机动’，那就是要靠指挥员切合时机的调动，特别是勇于消灭敌人的调动”。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十一军）战史编审领导小组编：《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抗日战争战史》（1988年），第58页。
6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精神和师部命令，第三八五旅部队在榆社县讲堂地区整编，原独立第一、第二团分别改称第十三、第十四团，第七六九团番号不变。整编以后，陈锡联和谢富治率部参加了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百团大战。
战役初始阶段，陈锡联按照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命令，率第三八五旅主力，担负控制阳泉西南之狮垴山，阻击阳泉出犯或由平定、辽县回援正太铁路沿线的日军，保障师主力破击正太铁路西段作战顺利实施的任务。狮垴山，雄踞阳泉西南，地形十分险要。据之，可以控制阳泉以西数十里之正太铁路，并且可以随时进取阳泉。8月20日20时，正太铁路破击战役发起，当夜第三八五旅第十四团即一举攻占狮垴山，卡住了正太铁路西段的咽喉，阻断了阳泉日军对破击部队实施侧后攻击的通道。21日凌晨，日军开始向狮垴山高地发起猛烈反扑，陈锡联急带机关部分人员来到高地，直接指挥第十四团依托工事应战，并连续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战至10时许，日军停止了进攻。陈锡联提醒第十四团领导：“敌人从正面攻不下来，可能要从侧翼迂回，特别是西峪掌一带地势较平缓，易攻难守，是个薄弱部位。你们在这里坚守，我到侧翼去看看。”说完，便带人来到狮垴山右侧的西峪掌。刚一到，就发现有日军100余人正偷偷摸上来。陈锡联忙派人通知第七六九团部队跑步上山，同时组织随行人员立即投入战斗。
由于日军人多，陈锡联随行的兵少力薄，西峪掌左侧阵地很快被突破，一股日军已冲上山梁。在这紧要关头，接到陈锡联命令的第七六九团第一、第三营刚好赶到，经过一阵白刃格斗，终于把冲上山梁的日军压了下去。紧接着，陈锡联令第七六九团第一、第三营就地展开，防守西峪掌，保障狮垴山顶峰第十四团的翼侧安全。日军向狮垴山几次进攻惨败后，恼羞成怒。从23日起，阳泉日军倾巢出动，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先后纠集数百至上千人轮番进攻，并施放毒气。在强敌猛攻、秋雨连绵、缺粮断盐的恶劣环境下，陈锡联亲自指挥第三八五旅阻击部队，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和工事，沉着顽强固守。当日军炮击和飞机轰炸时，只留少数人监视日军活动，其他人依托工事分散隐蔽；当日军步兵攻到阵地前沿时，就跃出战壕，与之展开白刃格斗，并进行追杀。如此浴血奋战、顽强固守阵地达7昼夜，歼灭日军400余人，胜利完成扼守狮垴山的任务，有力地保障了师主力破路任务的顺利进行。
坚守狮垴山的任务完成后，陈锡联和其他旅领导奉命指挥部队撤出阵地，转而执行破路任务，并顺手夺取了位于阳泉车站西南的日军一个重要据点落摩寺。落摩寺战斗规摸虽然不大，但却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攻坚战例。当《新华日报.华北版》特派记者前来采访时，陈锡联结合落摩寺战斗的体会，详细总结和介绍了攻打日军据点的经验和战法。他指出：“攻打据点，在侦察工作方面，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敌之系统、来路、工事构造，要善于寻找它最薄弱的地方；其次是应该仔细侦察敌之兵种、武器配备，以及有否毒气装备，以便我军预先进行防御；再次是关于地形、居民条件等的侦察，尤要注意敌之联系，据点与据点之路程，要善于估计敌之可能增援的兵力及时间，并适当估计我军作战时间。在战斗的组织上，一是兵力不宜过大。要组织短小精悍之兵力，使它具有顽强的突击力量。二是要很好地组织火力。最好是组织交叉火力网，特别是炮兵和轻重机枪的火力，要很好地配合起来；而且要与突击相互呼应。三是攻击时，要分清主要与次要的进攻方向。善于变敌人的次要方向（即敌人的薄弱方向），为我们的主要方向；变我们的次要方向，为敌之主要方向。四是在技术方面，要注意防毒。特别注意手榴弹之使用，善于接近敌人，使敌根本来不及使用毒气。五是炮兵技术，需要大大提高。”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十一军）战史编审领导小组编：《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1988年），第30～31页。
运用这些成功经验，陈锡联等指挥部队一鼓作气，又连续拔除了石匣、小岭底、管头、铺上等日军据点，并破坏了榆（社）辽（县）公路东段，使日军交通陷于瘫痪。10月以后，陈锡联率部又相继参加了桐峪东南之黄崖洞八路军总部兵工厂及水腰修械所保卫战、蟠龙镇以东之关家垴等数十次战斗，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1941年上半年，根据上级指示，陈锡联率部在涉县、武安一带进行机动作战和整训。8月底，为打通山区与平原的交通，第一二九师决定集中两个旅又3个军分区部队，由陈锡联和谢富治统一指挥，举行邢（台）沙（河）永（年）战役。此役，第三八五旅的主要任务是消灭盘踞在该地区的“剿共”第二路司令高德林部。
高德林原是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的一个团长，当了汉奸后，在日军的豢养下，霸占煤矿，榨取民脂民膏，自设兵工厂，制造武器，招兵买马，扩充武装，所属有3个团及特务营、军教队、矿警队等共3500余人，装备有机关枪、迫击炮、高射机枪等火器，并形成了以冀西有名的煤矿公司窑（今章村）为核心，以三王庄、申庄、秦庄、毛村等为重点的防御体系，其碉堡既高又大。高德林自恃兵强马壮，又有日本人撑腰，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处处与八路军为敌。在涉县西达城召开的有各团领导参加的作战会上，陈锡联认真分析了上级意图和双方情况，指出：尽管高德林死心塌地效忠日军，欺骗蒙蔽其部属，但是从根本上讲，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高德林部官兵，思想并不顽固，反共成见不深，不安、动摇情绪相当普遍。因此，在作战中一定要坚持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双管齐下，少打枪，多喊话，晓以大义，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在战术部署和兵力使用上，陈锡联决定采取“迂回包围、穿插分割、中心开花、各个击破”的战术，重点打击公司窑高德林的嫡系部队，对其他据点则以政治攻势为主。兵力部署是：以第七六九团主力突击公司窑，一部兵力攻打申庄；以第十三团攻打毛村、黑山、秦庄；以第十四团围攻三王村。陈锡联还亲自带领各团团长、突击营营长及有关人员，化装进至据点附近现地侦察，进一步明确任务，组织协同，完善了作战方案。
公司窑守军为高德林的特务营和军官队等共约1000余人，装备精良。陈锡联指挥第七六九团主力经一夜激战，摧毁高德林部的防御体系歼其大部，解放近千名矿工，占领高德林用来制造武器的兵工厂。在攻击公司窑的同时，第十三、第十四团分别包围了三王村、申庄、秦庄、毛村等据点，团领导亲自向守军喊话，并组织部队和参战民兵呐喊助威。担任守备的伪军早就对高德林的歧视和压制心怀不满，士气消沉。此刻一听到八路军的喊话，纷纷缴械投降，高德林的老巢被彻底摧毁。战斗结束后，陈锡联组织人员将公司窑兵工厂设备拆的拆、卸的卸，肩挑背驮运到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用此造出了第一批“朱德式”步枪。八路军供给部部长杨立三高兴地说：“三八五旅缴获敌人一座兵工厂，为抗战立了一大功。”
1942年2月，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第三八五旅开展精简整编工作。在整编中，陈锡联及旅各级领导深入基层，针对各类人员的不同情况和思想实际，采用集体座谈和个别谈话等多种形式，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特别是对老弱病残和退伍人员，反复耐心地进行斗争形势与党的政策教育，并尽力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从而使全旅整编工作顺利完成。整编后，机关得到精简，战斗连队由几十人增加到百余人，武器装备得到改善，兵员素质也有很大的提高，整个部队生机勃勃、面貌一新。
整编完成后，陈锡联率部以昂扬的姿态，投入粉碎日军“五月大扫荡”作战，运用地雷战、麻雀战、伏击战等各种战术手段，给进犯日军以沉重打击。5月30日，第七六九团三连结合当地民兵一部在辽县[今山西省左权县。]苏亭设伏，毙伤日军140余人。刘伯承看到战报后说：苏亭战斗打得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伏击战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一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页。
5月反“扫荡”结束后，陈锡联率领旅部及第七六九团、第十三团转至武安、西井、柏村、沙窝地区休整，第十四团在武乡、王家峪地区休整。
9月，陈锡联参加中共太行区党校整风学习，其间，结识了同在党校学习的抗大毕业女学员栗格（原名黎芝慧，陕西米脂县人）。12月16日，陈锡联、栗格在王家峪部队驻地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这一天适逢刘伯承50寿辰，于是在第三八五旅部队中就有人编了“刘师长祝寿，陈旅长结婚——打一地名”的谜语。谜底：重庆，意喻双喜临门。
1943年3月，太行抗日根据地实行主力军地方化。第三八五旅与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合并，第七六九团和第十四团归第三军分区建制，第十三团划归第六军分区。陈锡联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彭涛任政治委员。
由于华北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加上日军频繁“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封锁侵扰，人民生活急剧恶化。为响应毛泽东“组织起来，生产自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号召，陈锡联和军分区其他领导带领部队、群众，积极开展大生产和生产节约运动。他们一手握枪，一手拿锄，开荒种地，发展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不仅自行解决了部队供给的困难，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培养了部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也为夺取以后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8月，陈锡联奉命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到延安后，陈锡联编入党校一部第三支部，在学习的同时参加整风。他系统学习了毛泽东《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以及《六大以来》、《联共（布）党史》等教材。通过学习和整风，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克服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在整风运动的组织结论中，刘伯承评价陈锡联：“家庭甚苦，本质表现好，是四方面军中最优秀一流的干部”；徐向前说：“陈锡联是四军中优秀的，我们也同样看法”；“抗战中能打机动，政治军事都较好，党的工作好，在作战上功绩大”。陈锡联所在支部成员也都对陈锡联的历史及现实表现作了评价，结论是“历史清白”《陈锡联档案》，存总政治部档案馆。。1945年4月，陈锡联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代表在太行山的第三八五旅向大会献旗。
开国上将陈锡联 3
红四方面军 2009-11-21 10:50:26 阅读0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四
9月1日，太行纵队在开进中攻克襄垣，消灭国民党军一部。9月10日，上党战役正式发起，陈锡联奉命指挥所部攻击屯留。屯留城防设施较完善，守军为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基干力量——督导第六纵队和收编的伪军一部共3000余人。根据守军训练有素，长于防守，但不善近战、夜战、野战等特点，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陈锡联决定以第二支队配属山炮连主攻屯留，第三支队攻击上村、史村之国民党军，第四支队待命支援攻击屯留。9月10日2时30分，战斗打响。第二支队各团以隐蔽突袭的动作，一举占领城东、南、西关。战至中午，第四支队第七六九团投入战斗，并在其他攻城部队配合下，一举登城成功，与守军展开激战。至午夜，城防司令徐其昌见大势已去，率残部弃城北逃，被预伏部队和民兵俘获。12日晨，战斗结束，共毙国民党军近1000人，俘21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为上党战役开了个好头。
太行纵队攻克屯留的前后，其他纵队、支队至19日也相继攻下长子、潞城、壶关等地。至此，长治外围全部扫清。20日，晋冀鲁豫军区首长集中主力开始夺取长治。长治是阎锡山重点设防的城市，城高沟深，防御体系完整坚固。22日，阎锡山派兵2万余人，由太原等地出发，沿白晋铁路南援长治守军。军区首长当即改变部署，以部分兵力佯攻长治，积极吸其南援；令太行纵队和太岳纵队第三八六旅，兵分两路北上，在白晋铁路两侧打援。
陈锡联受领任务后，当即向部队进行动员，移交防务。为迷惑对方，令部队白天继续演练攻城，夜间点火吹号，袭扰对方。10月1日夜，乘滂沱大雨，悄然撤离，以急行军速度，向西北疾进。10月2日下午，先头部队在交川以北山区与阎锡山部援兵相遇。陈锡联立即指挥部队抢占有利位置，向对方展开猛攻，并将其压缩至磨盘垴等山地。
磨盘垴，状如磨盘，一层摞一层，从山脚摞到山顶。阎锡山部援兵沿每层磨盘的棱坎，挖掘出一条条堑壕和交通沟，组成了多道防线。针对这样复杂的地形，陈锡联深思熟虑后，决定采用“层层剥笋”的办法，令部队白天冷炮冷枪杀伤对方，夜间利用棱坎死角接近对方，发起突袭，一点一点地占领除磨盘垴主峰外各无名高地。同时，左翼第三八六旅在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的指挥下，也攻占了除老爷岭主峰以外的其他阵地，并切断了两峰的唯一水源，致对方于粮尽水断之绝境。5日黄昏，全线发起总攻。陈锡联亲临一线，指挥所部在炮火掩护下，向磨盘垴主峰实施多路轮番攻击。由于主峰地窄兵密，火力难于展开，双方战斗全靠肉搏，战况极为惨烈。战至后半夜，磨盘垴守军开始弃阵溃逃。陈锡联立即调整部署，指挥部队大胆迂回穿插，展开侧击兜击，并俘获大量逃兵、马匹和装备。6日晨，经过各纵队的一路追杀，阎锡山的2万多援军除少数漏网外全部被歼。8日，长治守军见救援无望，弃城西逃，被围城部队于12日追歼于桃川堡地区。至此，历时40多天的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战后，陈锡联陪同刘伯承登上磨盘垴主峰，向刘伯承详细介绍了磨盘垴战斗的激烈景况，刘伯承听后感叹道：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啊！
上党战役结束后，为适应新的形势，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4个军区主力部队，依次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陈锡联任第三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谢富治（未到职，后彭涛继任）。
10月14日，蒋介石为打通平汉铁路、抢占平津，令第十一战区之第三十、第四十军和新八军等部共4万余人在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指挥下自新乡北进。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心集中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主力及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共6万余人，于邯郸以南、漳河以北地区发起邯郸战役。第三纵队的主要任务是消灭（或争取）高树勋所率新八军等部。
高树勋是河北盐山县人，曾在冯玉祥西北军中担任过师长，后任新编第八军军长。1945年9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之新八军因系杂牌军，长期受蒋介石歧视和蒋介石嫡系的排斥，因而与蒋介石矛盾较深。高树勋曾派人与人民解放军联系，表示不愿内战，但又不能违抗蒋介石的北上命令，因此这次北上一直处于犹豫不决的心态。10月24日晚，高树勋率新八军及第三十军一部跨过滏阳河，进至马头镇、高庄、白泊子一线。陈锡联与彭涛率第三纵队则全部集结于车骑关、光禄镇以西地区，与高树勋部成对峙状态。
为争取高树勋，刘伯承、邓小平在派人到新八军促其起义的同时，命陈锡联、彭涛对新八军施以军事压力。陈锡联等准确领会上级意图，先令第八旅攻克中马头，歼国民党军第三十军一部，控制渡口，切断了新八军与第三十军的联系。又令第九旅对马头镇之新八军主力采取“围而不打，打而不痛”的战法与其周旋。26日，陈锡联亲自到前沿，直接指挥部队，采取利用夜暗突破对方阵地，天一亮又主动撤出的打法，通过反复突入与撤出，充分显示解放军的实力，表明促其起义的诚意。27日，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亲赴马头镇与高树勋谈判，并捎去刘伯承的亲笔信。30日，在多重压力下，高树勋毅然率部举行战场起义，其余国民党军全线南逃。
遵照刘伯承、邓小平指示，陈锡联等率部先行南移，在磁县的冢王、严上、鬼谷子、西玉曹一带将逃军围住。其中，南逃至西玉曹的蒋介石嫡系第三十军第六十七师约2000余人，凭借半美械化装备和村庄周围一丈多高的围墙，与发起强攻的第八旅展开逐墙逐屋的激烈争夺。战至11月2日，为调动正作困兽之斗的国民党军，陈锡联令第八旅采取“围三阙一，虚留生路”的战法，诱使守军出逃，在村外的沙丘地予以聚歼。第八旅旅长马忠全受命后，立即调整攻击部署，在村南留下缺口。国民党军果然就范，被预伏部队全部歼灭，为邯郸战役的胜利，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邯郸一役，是陈锡联率部首次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国民党正规兵团在平原上交手。战后，为及时总结经验，陈锡联带各旅连以上干部现地“复盘”。陈锡联指出：大家对日伪军作战特点比较熟悉，对国民党正规兵团的平原作战还不太了解。作战对象变了，我们的作战原则也要随之变化，这样才能在战争中掌握主动权。随后，他和部队指挥员们一道，针对国民党军善于依托村落遍设鹿砦，构筑地堡，组成绵密火网的作战特点，认真研究了平原村落战的组织指挥、火力配系、协同动作等战术原则，并组织部队进行了战后演练。
1946年6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各解放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全面进攻。为配合中原和华东部队作战，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3个纵队和4个军分区及1个独立旅的兵力，在开封至徐州段发起陇海铁路（兰州至连云港）战役。6月24日，陈锡联与彭涛率第三纵队从焦作地区出发，经晋城、陵川、磁县、清丰、濮阳之线南下，在鲁西南地区集结待机。8月9日又进到民权东北地区。10日夜，各参战部队在150公里的正面上向陇海铁路中段沿线守军突然发起攻击。第三纵队在陈锡联指挥下进攻陇海铁路北侧的民权县城，各部很快扫清了民权外围，并开始围攻民权城。由于长途奔袭，部队疲惫，加上投入战斗仓促，结果数次攻城，均未成功。这时国民党军急调两个团的兵力先后由商丘驰援。陈锡联当即调整部署，以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民权，集中主力打援。经数日激战，国民党援军被全歼。至8月22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动结束战役，共歼国民党军1.6万余人。
战后，陈锡联在纵队会议上进行了认真总结。他指出：此次陇海作战，有的仗打得比较好，如围歼商丘西援之敌；有的仗则打得不理想，如民权就没有打下来。仗未打好，有客观原因，但主要的是主观原因。一些同志背上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胜利的包袱，产生了骄傲轻敌、自满自足的思想。这些思想问题反映在战斗过程中，表现为部署组织不周密，临战指挥不冷静，攻击重点不突出，兵力集中不坚决，攻防转换不及时等等，这些教训当深刻汲取。打仗是一门大学问，只有不断研究、实践、总结、提高，才能逐渐掌握战争规律。这是一名指挥员走向成熟的必经之途，也是一支部队走向成熟的必经之途。《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205页。政治委员彭涛也在会上讲话，总结了经验教训。
9月初，蒋介石乘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未及休整之机，从淮南、郑州、徐州等地调集14个整编师、32个旅约30万人，兵分两路，企图以优势兵力夹击解放军于定陶、曹县地区，进而控制鲁西南。晋冀鲁豫野战军首长决心充分利用国民党军弱点，积极创造战机，集中兵力，发起定陶战役，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战前，根据刘伯承和邓小平关于集中4个纵队5万余人，首先诱歼来攻的整编第三师于定陶以西地区的作战部署，陈锡联等纵队领导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具体研究确定了纵队“南顶北攻”的作战方案。南顶，是以纵队一部阻击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七师，将齐头并进的整编第三师与整编第四十七师间隔扩大，造成整编第三师孤立冒进，从而将完整难打之敌变成分散孤立的好打之敌。在南顶的同时，以纵队主力协同第七纵队向北攻击整编第三师。
9月2日，担负南顶任务的第三纵队一部首先打响。同时，在第六纵队一部且战且退的引诱下，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像一条嗅到香饵的鱼，摇头摆尾地进至大杨湖、天爷庙、大黄集地区，被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团团包围。国民党军急令整编第四十七师向整编第三师靠拢、增援。陈锡联遂令所属第七旅与第八旅第二十二团顽强阻其于梁寨、路王庙阵地以外，并使二者间隔始终保持在5公里以上。此时，国民党整编第三师在飞机坦克支援下，拼死抵抗，双方形成胶着、对峙状态。5日夜，为尽快消灭整编第三师，刘伯承、邓小平再次调整部署。由陈锡联指挥第三纵队主力首先攻占申倪寨，使整编第三师主阵地完全暴露，而后会同第二、第六、第七纵队消灭了整编第三师大部。6日，整编第三师师部与第三旅在主力被歼、求援无望的情况下，企图向南突围，与整编第四十七师会合，被乘势出击的陈锡联第三纵队与第六纵队一举歼灭。第七旅旅长赵兰田指挥第二十一团攻占天爷庙整编第三师师部，该团七连文书张敬孝活捉了正欲化装逃跑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中将师长赵锡田。战后，战士们风趣地说：“赵兰田活捉了赵锡田。”采访原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司令部参谋翟振瑞谈话记录（1997年6月15日），存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
闻整编第三师被歼，其余各路国民党军掉头回窜。陈锡联率部投入追击战斗。为抓住战机，陈锡联令各旅在十几公里宽的正面上展开平行追击，采取拦头、截腰、兜尾等战法，取得了追击作战的胜利。9月8日，定陶战役胜利结束。之后，陈锡联又率部参加了巨野、鄄城、滑县等战役。11月下旬，部队转移至范县白衣阁进行为期1个月的整训。
开国上将陈锡联 4
红四方面军 2009-11-21 10:52:07 阅读0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根据蒋介石继续调兵遣将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地进攻，而晋冀鲁豫野战军留守在老黄河以南地区兵力较少的情况，12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决心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由黄河北岸转回鲁西南，发起巨（野）金（乡）鱼（台）战役，并将攻打巨野、嘉祥两城的任务交给了第三纵队。巨野城，城高墙厚，修有瓮城，并有护城水壕，壕外筑有2至5道铁丝网和鹿砦，城内要道巷口筑有防堵短墙和暗堡，形成交织火网和严密的防御体系。守军为暂编第四纵队张岚峰部及保安队、还乡团等共4200余人。29日夜，陈锡联和纵队副司令员曾绍山带领各旅领导一起，步行10多公里，到城周围现地侦察后，确定了正面强攻与侧后偷袭相结合的作战部署，而后又向部队提出“打下巨野过新年！”“攻克巨野城，争取立头功！”的战斗口号。30日夜，陈锡联指挥攻城部队将山炮拉至城边抵近射击，各突击队乘势从东、西、南、北4个方向登上城垣，向城中心猛烈卷击，并积极开展政治攻势。守军见大势已去，于1947年1月1日凌晨4时举起白旗投降。随后，嘉祥守军畏歼弃城东逃，担负监视任务的第七旅二十团当即收复嘉祥。
1月3日，陈锡联等纵队领导率部南进，配合第六纵队攻击金乡。8日午夜，国民党军北上援军分西、南两路出援。陈锡联奉命以一部监视金乡守军，率主力顶着鹅毛大雪和凛冽寒风，快速南下打援，并迅速对南路国民党援军第六十二旅展开围攻。突入杨庄的第八旅第二十三团指战员，在子弹打光并遭反围攻情况下，与对方展开逐院逐屋的肉搏争夺战，有的战士牺牲了手中还紧握着捅弯了的刺刀，甚至有的嘴里还死咬着国民党兵的耳朵，战斗空前惨烈。全歼被围国民党军后，陈锡联立即挥师迎击国民党西路援军。12日中午，在金乡以西15公里处之曹家楼、孟庄一线与张岚峰的3个团遭遇，战至13日黄昏，歼灭该援军一部，残部逃至城武。陈锡联率部随后紧逼，并乘国民党军立足未稳发起攻城，激战6小时，攻克城武，俘国民党军1200余人。战后，刘伯承、邓小平通令表彰陈锡联所部：第三纵队从除夕开始连续苦战，攻占巨野、嘉祥、城武；在野战中歼国民党军第六十二旅第一八四、第一八六两个团、张岚峰一个团，前后俘其8000余人；城武外围战及攻城作战中，不但顽强，而且机动干脆；特别是巨野、杨庄作战，表现最为模范，通令全军表扬。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十一军）战史编写组编：《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第十一军战史资料选编》（1988年），第28页。
3月下旬，为配合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豫北战役，解放了黄河以北、平汉铁路以东广大地区，并乘势北上逼近安阳、汤阴。4月初，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七军军长王仲廉率整编第六十六师两个旅、整编第四十一师一个旅、整编第四十师一个团及第四十九旅（即第二快速纵队）沿平汉铁路北援，并以整编第三十二师随后跟进。
第三纵队受命围歼第二快速纵队。陈锡联与纵队其他几位领导反复分析对方情况，认为对手配有日式坦克和美式榴弹炮，火力强、反应快，且行动谨慎、狡诈。决定避其锋芒，诱其深入，待其孤立时再集中兵力聚而歼之。16日，第二快速纵队被诱至大贲店东南地区，处于孤军态势。陈锡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急令第七、第九旅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击；令第八旅及太行独立第二旅以最快速度直插同山方向断其退路。待对方发觉处境孤危，开始全线撤退时，为时已晚，被第三纵队的前堵后截部队咬住，分困在大湖营村和小湖营村两个地区。
当日夜，陈锡联的阑尾炎发作，痛得他浑身颤抖，直冒虚汗，大家都劝他到后方去治疗。但陈锡联考虑，好不容易抓住国民党军，决不能让它溜了，一定要设法干掉它。这时，各旅长先后打来电话，报告战前准备情况。陈锡联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听取汇报，交代部署任务。第七旅旅长赵兰田建议打破常规，拂晓即发起攻击。因为如等晚上再攻，国民党军很可能利用白天，在其飞机、坦克掩护下突围逃跑，贻误战机。陈锡联采纳了部属的意见，令部队全力做好拂晓攻击的准备。采访空军原顾问赵兰田谈话记录（1997年6月20日），存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
18日4时30分，总攻开始。刹那间，火炮、机枪、步枪、手榴弹响声一片，大、小湖营火光映天，各路突击队乘势攻入村内，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其中，第十九团第三营以更为迅猛的动作突入对方旅部，活捉了该纵队少将司令李守正。战至中午，第二快速纵队5000余人全部被消灭。第三纵队的战士们风趣地说：快速纵队真是快，来得快、跑得快，灭亡更是快！战后，晋冀鲁豫军区下达嘉奖令，表彰第三纵队以英勇、果敢、迅速、机动的行动，取得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快速纵队的胜利。《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约12万人(亦称刘邓野战军)，于6月30日渡过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并准备而后以大别山区为目标逐步跃进。至7月10日，在第一、第三、第六纵队相继攻占郓城、定陶，收复曹县后，陈锡联奉命率部与第二纵队协同，歼灭在羊山集的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
羊山集位于金乡西北15公里，北靠一孤山。该山东西长约25公里，高约400米，形状似羊，由此得名“羊山”。山上突出三峰，当地称东峰为“羊头”，中峰为“羊身”，西峰为“羊尾”。羊身最高，能瞰制整个羊山和羊山集。守军整编第六十六师系蒋介石嫡系陈诚所部，是蒋介石打内战的主力师之一。该师师部率一个旅进至羊山集后，不分昼夜地抢修工事，企图据守顽抗。
陈锡联受领任务后，率部由定陶以东汶上集地区向东疾进，于13日到达羊山集以东地区，当夜即发起攻击。因地形不熟，部队求胜心切，攻击未成。14日后，第二、第三纵队协同，连续数次向羊山集发起攻击，虽然几次攻进村内，但均因同时遭村内、“羊身”、“羊头”三面火力压制，而难以站住脚，致使战斗打成僵局。
鲁西南之战牵动了双方最高统帅。19日，蒋介石飞临开封调兵遣将，亲自督战。22日，第六纵队一部在万福河南岸歼灭由新乡增援羊山集的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一个旅5000余人。23日，毛泽东电示刘伯承、邓小平：对羊山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直出大别山。《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刘伯承、邓小平召集各纵队领导开会研究。陈锡联和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一致认为，羊山集国民党军已遭到削弱，集中全部主力速歼之是完全有把握的。刘伯承、邓小平乃决心坚决消灭羊山集之国民党军，而后稍事休整，即行南进。随即重新调整部署，加强了进攻兵力和火力。
24日，连日大雨后的天气闷热、潮湿，战场上到处弥漫着腐烂的尸臭味。陈锡联亲率各旅、团干部，以及担任主攻的第七旅营、连干部，用棉花或布条塞住鼻孔，踏着交通壕齐腰深的泥水抵近前沿，详细侦察地形、敌情，分析了几次攻击受挫的原因。回来后，重新调整攻击部署，制定了先夺取制高点“羊身”，后分割围歼羊山集国民党军的作战方案。27日18时，陈锡联率部与第二、第六纵队一道发起总攻。战至28日12时，全歼羊山集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部及所属1个旅，连同打援共歼1万余人，夺取了鲁西南战役最后胜利，并由此拉开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8月7日，刘邓大军按照预定部署提前兵分三路，直插大别山。陈锡联率部沿成武、虞城、鹿邑、界首之线以东南进。为提高行进速度，陈锡联指挥部队采取交替前进的办法，战胜了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克服了重重天然障碍，经过连续20多天的战斗、行军，胜利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
为尽快在大别山站稳脚跟，陈锡联率纵队主力向皖西六安、霍山挺进，连续作战半个月，先后解放皖西9个县，摧毁国民党县政权，建立了民主县政府。9月，正值秋收时节，陈锡联率部每打下一地，就利用战斗间隙，帮助当地群众割谷打场，重建家园。一时间，饱经国民党搜刮的皖西大地，又呈现出一派军爱民、民拥军的欢乐景象。军民这种浓浓的鱼水深情，使陈锡联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部队能否在大别山坚持下去，核心是要打好仗，大量地消灭国民党军。因此，他积极寻找机会，准备打一个大的歼灭战，以胜利鼓舞民心士气。
10月5日，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八师师部率第六十二旅正沿舒（城）霍（山）公路向西进犯。由于该部处于运动之中，又是孤军，陈锡联决心集中全力予以歼灭。遂令第九旅沿舒（城）霍（山）公路向东迎击，第七旅主力直插张家店堵击，同时，让副司令员郑国仲率第八旅抄其后路。10月9日，国民党军与第九旅接触后，发现是第三纵队主力，预感情况不妙，急忙向六安之第四十六师求援，并趁黑夜向北逃窜至张家店，被第三纵队其他部队团团围住。陈锡联等纵队领导考虑：张家店距六安仅30公里，援兵一旦进至张家店，则整个计划就会落空，必须速战速决，即于当日夜指挥第三纵队发起攻击。战至10日1时，第三纵队炮火击中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八师指挥所，并引燃村内草房。风助火威，整个张家店顿成火海，一片大乱。第三纵队攻击部队趁势突入村内，在火海中奋勇穿插，分割围歼国民党军。10日拂晓，除整编第八十八师副师长兼第六十二旅旅长张世光化装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
刘伯承、邓小平收到战斗捷报非常高兴，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第三纵队在皖西六安东南的张家店,把运动中的敌八十八师六十二旅全部消灭,这是大别山我军在无后方依托条件下，第一次消灭国民党军１个正规旅以上兵力的重大胜利。此次大捷对重建皖西根据地关系极大。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十一军）战史编写组编：《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第十一军战史》（1988年），第97页。
为争夺大别山这一战略要地，蒋介石决定孤注一掷，对大别山根据地实行彻底“清剿”。根据刘伯承、邓小平“坚持内线，寻机歼敌”的部署，陈锡联率部利用大别山地区的复杂地形，遂行机动牵制的任务。
12月17日，陈锡联等率第三纵队到达商（城）固（始）公路之上石桥时，突遭国民党军拦截，前进受阻。当时，头上有国民党军飞机轰炸、扫射，后面有追兵紧逼，侧翼还有国民党军在运动，近万人马困在那里，情况万分紧急。陈锡联急令第八旅二十二团主力就地展开，一部抢先渡河，占领有利地形，阻击国民党军，掩护纵队主力过河。数九寒天，北风凛冽，河面已结上了一层薄冰。许多人过河时不愿脱衣服，陈锡联强令必须脱掉衣服，否则在河里冻不死，到了岸上也会冻死。陈锡联率先头部队破冰开路，大队人马冒着刺骨的严寒徒涉，女战士和伤病员骑着骡子过河。徒涉上岸后，连夜行军百余里，终于脱离了险境。事后，陈锡联感到，大部队集中行动目标过大，为既能拖住国民党军、分散追兵，又能减少纵队主力被围危险，果断采取分兵策略，先令第九旅进至麻城以北机动作战，又令第七旅出皖西之合肥、六安之间，单独与国民党军周旋。陈锡联率第八旅经霍山进入英山以北地区。这样，陈锡联率部在冰天雪地中，拖着国民党军数个师，与其斗智斗勇，辗转周旋千余里，有力地策应了在内线作战的部队，使蒋介石对大别山根据地的“清剿”彻底破产。
1948年春，中央军委确定刘邓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进入淮河以南地区。陈锡联奉命率第三纵队于3月28日北渡淮河，先后参加了宛西、宛东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于5月4日正式改称中原野战军，进行集中作战。8月，陈锡联等率部进入叶县地区集中整训。10月，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的前夕，由邓小平、陈毅统一指挥第三纵队和第一、第四、第九纵队，在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配合下发起郑州战役。21日夜包围郑州。22日拂晓，郑州国民党军万余人弃城北逃，被第九纵队全歼于老鸦陈地区。郑州、开封等河南重镇的相继解放，为淮海战役的顺利实施创造了条件。
郑州战役后，中原野战军主力迅速东进，进行徐（州）蚌（埠）线作战，旨在斩断津浦铁路（天津至浦口），孤立徐州之国民党军，保障华东野战军围歼国民党军黄百韬第七兵团。11月11日晚，在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召开的作战会议上，陈锡联主动请缨攻打宿县，经野战军司令部同意后，陈锡联率第三纵队并指挥第四纵队一部紧急出动，昼夜兼程，直扑宿县。
宿县，位于徐州以南，蚌埠以北，人称“南徐州”，是徐州与蚌埠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国民党军的物资补给基地，积存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装备，有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在宿县城下，陈锡联率各旅、团领导进行现地勘察，看完城高墙厚、碉堡密布、工事障碍完备的宿县防御，陈锡联不禁眉头紧锁，深感任务艰巨，知道又是一场硬仗、恶战。总攻前，他和纵队其他领导分头到各旅进行动员，强调宿县作战事关战役全局，必须全力以赴，并号召部队用胜利来捍卫第三纵队的荣誉，提出“谁英雄、谁好汉，宿县城头比比看”、“在战斗中换好枪”等战斗口号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十一军）战史编写小组编：《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第十一军战史》（1988年），第128页。。为达成进攻的突然性，陈锡联指示各攻城部队利用民房院落隐蔽集结，将山炮、野炮推到距离目标最近位置，爆破组、架桥组、突击队各就各位。
11月15日17时，陈锡联一声令下，总攻开始。为迷惑对方，担任南、北两关佯攻的部队提前15分钟开始行动。接着，东、西关攻击部队进行了30分钟的炮火准备，打得城墙、城门砖石横飞，地动山摇，守军阵地一片硝烟。在炮火的有力支援下，攻城部队迅速突入城内，与守军展开激战。至23时，守军只剩宿县最高指挥官——津浦路护路司令张绩武中将及其司令部300余人，困守在城西南角福音堂内进行最后挣扎。陈锡联当即向张绩武发出最后通牒，令其放下武器。张绩武残部开始拒不缴械，冒死突围，后被迎头拦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举手投降，战斗于24时结束。
攻占了宿县，就等于将徐蚌线拦腰斩断，使徐州守军陷入完全孤立。蒋介石急令正自平汉铁路东进的黄维第十二兵团协同蚌埠的李延年第六兵团驰援徐州。刚于16日组成的中共淮海战役总前委审时度势，决定在华东野战军全歼黄百韬兵团后，集中中原野战军全部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围歼黄维兵团。
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全歼黄百韬兵团。11月26日，由蒙城向宿县疾进的黄维兵团被中原野战军合围于双堆集地区。12月6日，对黄维兵团的总攻开始。陈锡联奉命指挥以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三纵队及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和特纵炮兵一部组成的西集团，从双堆集西北地区进攻，与东集团、南集团协同歼灭黄维兵团。黄维兵团依仗其密集火力和坚固工事，进行殊死抵抗。鏖战中，邓小平打电话给陈锡联：一定要在江北消灭这两坨敌人(指黄维和被华东野战军主力包围在陈家庄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集团)，就是倾家荡产也要坚决干到底。《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页。陈锡联代表参战部队表示：就是打到只剩下一个连、一个班，哪怕一个也不剩，也要把黄维兵团消灭掉。说罢，陈锡联立即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并带上一个参谋、一部电台，来到部队最前沿，在一辆被炸毁的坦克下面挖了一个坑，作为指挥所，亲自观察、指挥作战。至14日晚，在人民解放军东、西、南三个集团的强大攻势下，黄维兵团全线崩溃，残部向西突围。在逃跑的路上，黄维被第三纵队七旅战士活捉。至此，黄维兵团全军覆没。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集团被华东野战军消灭，淮海战役胜利结束！2月，中原野战军整编，改番号为第二野战军，下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陈锡联被任命为第三兵团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
3月底，根据中共第二、第三野战军总前委下达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陈锡联和谢富治率兵团进至长江北岸的安庆至枞阳一带，准备参加渡江战役。4月8日，趁兵团所属第十二军攻占夹江与长江之间宽约500米的铁板洲之机，陈锡联组织兵团团以上干部现场观战，吸取水上作战经验，增强部队渡江作战的胜利信心。4月15日，第二野战军前委在桐城召开师以上干部会，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陈锡联代表第三兵团在大会上表示：不管是和是战，都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彻底、坚决、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派。《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页。
为选择合适的渡江突击点，陈锡联沿江边数十里进行了详细勘察，向当地渔民调查访问，并派出侦察员到对岸调查国民党军防御部署情况。他发现大拐和玉板洲这两处地点相距很近，便于大量船只集中和实施火力保障，江对岸地形凸出，地势大部平坦，便于登陆。另一地点鸭儿沟，距对岸仅1500米，两岸地势都较平坦，又位于起渡点下游，登船起渡顺江而下，很快就能到达长江南岸。陈锡联确定将这3处作为渡江突击点。为隐蔽战役企图，陈锡联还确定在大龙凹及前江口两处虚设渡江突击点，摆上船只，进行水上操练，实施佯渡，吸引对岸国民党守军的注意力。同时，还针对兵团北方籍战士多，不谙水性的特点，组织部队广泛开展“谈水”（邀请老船工介绍长江水情，澄清“江猪拱翻船、暗礁触沉船”等谣传）、“看水”（到江边了解长江真实面目，打破对长江的神秘感）和“练水”（在内湖夹江中进行游泳、登船、乘船等适应性练习）活动，掌握武装泅渡、水上射击等本领。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当日17时，第三兵团出发阵地的炮群开始炮火准备，数百门大炮一齐猛烈轰击，炮弹铺天盖地倾泻到江对岸国民党军阵地上。在军乐队、宣传队雄壮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乐曲声中，陈锡联和兵团其他领导来到江边，为突击船队壮行。他勉励突击队员坚决执行毛泽东、朱德向全国进军的号令，打过长江去，推翻蒋家王朝。突击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仅用15分钟就登陆成功，而后沿江左右横扫，迅速向两翼扩张，主动接应友邻登陆，掩护兵团主力过江。当晚，第三兵团部队全部渡江后，当面国民党守军弃阵南逃，陈锡联奉命直出浙赣铁路（杭州至株洲）线，追歼逃跑的国民党军。陈锡联等兵团领导指示部队：不要贪小便宜，不为小的胜利所诱惑，不为小股敌人所纠缠，不为小的俘虏所拖累，不姑息部队疲劳，不怕远离主力，昼夜兼程，穷追猛打。部队指战员发扬不怕牺牲和连续作战的精神，跋山涉水，日行百里，战斗近百次，解放县城30余座，胜利完成了作战任务。6月30日，陈锡联等率兵团主力由金华、江山、兰溪地区，转回芜湖一带集结休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
7月18日，第二野战军下达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25日，第三兵团在南京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进军部署，作进军西南的动员。陈锡联在会上指出：“西南地区山岭回环，河流纵横，又有90万国民党军把守。在我们进军的正面，有宋希濂(国民党军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8个军的兵力，在川鄂交界的崇山峻岭中部署了所谓的‘川湘鄂防线’，摆出了数百里的长蛇阵。同志们说说，这一仗怎么打？”望着台下疑虑的目光，陈锡联引用司令员刘伯承打的比方接着说：宋希濂这十来万兵力，好比对我们伸出的一个拳头，我们不跟他拳头对拳头，而是先照准他的腋窝狠狠地打一拳，这样他伸出的拳头自然就会缩回去。这就是说，我们不从敌人正面进攻，而是先秘密集结于湘西，迂回敌之侧翼，抄它的后路，把敌人包围起来，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它个大歼灭战。这就叫关起门来打狗！《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最后，针对部队中一些干部不愿离开江浙地区到大西南的思想，陈锡联指出：毛主席把解放大西南的任务交给我们，这是我们的光荣。兵团全体指战员一定不要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期望，打好祖国大陆的最后一战，为人民立新功！
南京会议结束后，兵团各军纷纷进行了授军旗、表决心的活动。陈锡联亲自将一面军旗授予第十一军，勉励部队发扬渡江作战的穷追猛打精神，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把红旗插到祖国的大西南！8月下旬，陈锡联率兵团前指先期到达武汉，部署部队集结事宜。在武汉期间，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得知陈锡联的妻子栗格已于1948年病故，留下一个孩子无人照料，便热心作媒牵线，介绍在1946年就从上海投奔革命的王璇梅与陈锡联相识，并组成新的家庭。采访王璇梅谈话记录（1999年5月27日），存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婚后，王璇梅一面工作，一面悉心照看孩子，使陈锡联得以全身心地投入战斗和工作。
开国上将陈锡联 5
红四方面军 2009-11-21 10:53:55 阅读0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五
刚解放的山城重庆，社会环境相当复杂，散兵游勇趁火打劫，国民党溃逃时潜伏下来的特务分子疯狂地进行暗杀、放火、爆炸等恐怖活动。一次，陈锡联乘一辆吉普车到重庆大学讲话，暗藏的特务秘密跟踪，当吉普车行驶到江边一个拐弯处，特务向陈锡联打“黑枪”，一颗子弹打在吉普车的风挡玻璃前边。司机刚要停车，陈锡联连忙说：“不要停车，赶紧走！”汽车加速一直开进重庆大学。陈锡联对司机说：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能停车，一停车，更容易挨特务的黑枪。《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352页。两天后，陈锡联到西南军区汇报工作，回来时天色已晚，到家门口刚下车，对面小山坡上一个隐藏的特务向陈锡联开枪，虽然没有打中陈锡联，却把他身边的哨兵打倒了。陈锡联立刻掏出手枪还击，那个特务顺山坡仓皇溜走。面对特务分子的疯狂活动，陈锡联感到必须进行一次严厉的镇压，狠狠打击敌特分子的嚣张气焰。他召集公安局长和警备部门的负责人商议，决定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对全市进行大搜捕，力求将特务分子一网打尽。
1950年1月18日晨，陈锡联下令全市紧急戒严。警备部队及公安人员１万多人统一行动，封锁大街小巷，控制了所有交通要道，开始第一次全城大搜捕。陈锡联到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命令特务破坏分子立即停止作恶，投案自首，争取立功赎罪。许多明特迫于政策压力，主动到治安机关悔过自新，一些充当马前卒的打手、杀手们也在大搜捕中纷纷落网。戒严解除后，那些漏网和隐藏在幕后的敌特分子以为没有事了，又出来活动。结果，被再一次出动的警备部队和公安便衣杀了个“回马枪”，一下又抓捕、镇压了百余名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经过两次大的搜捕，特务组织被基本打垮，社会秩序明显好转，人心也日趋安定。在稳定社会治安的同时，针对重庆乞丐、妓女多的问题，军管会还采取收容教育、组织劳动、按劳定酬的办法，给他们理发洗澡、查体治病，教给他们生产技能，让他们学做自食其力的新人。后来，陈锡联到他们参加劳动的成渝铁路（成都至重庆）修建工地去看望，这些人一见到陈锡联纷纷跪下，说：“感谢陈市长，感谢陈青天！”陈锡联连忙说：“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解放军。”《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348页。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陈锡联当选为主席。4月，陈锡联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10月21日赴京就任。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炮兵，装备差、种类杂，编制也很不规范。特别是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前期，面对美军等有现代化装备的所谓“联合国军”，中国人民志愿军无论是炮兵数量还是质量，均处于绝对劣势。为壮大志愿军炮兵地面火力与对空火力，陈锡联上任伊始，便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大量发展新的炮兵，同时加强提高老的炮兵”《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372页。的指示精神，迅速大规模地组建和扩建炮兵部队。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将8个步兵师全部改装、训练为炮兵部队，送入朝鲜前线。随着炮兵部队源源不断地投入战场，装备上敌优我劣的差距逐渐缩小，地面炮兵和高射炮兵的威力不断得到加强和发挥，战场形势明显改观。
1951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总后勤部军械部与炮兵军械部合并，改为军委军械部。陈锡联兼任部长，负责全军各军兵种通用火炮、枪械、弹药等的计划、调配和管理工作。为尽快提高全军炮兵部队的装备水平，陈锡联一方面抓苏军装备的引进工作，迅速改善部队武器质量。另一方面，积极吸收先进的技术，发展中国自己的军工生产。从而使全军炮兵建设，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就基本实现了由多国杂式装备向主要使用苏式装备、以骡马炮兵为主向摩托化炮兵为主的转变，初步形成了一支既可与其他军兵种协同作战，又可单独遂行火力任务的战斗兵种。
随着炮兵队伍不断壮大，技术装备不断更新，陈锡联深深感到，炮兵是个战斗兵种，又是个技术兵种，要适应现代作战的需要，必须重视对人才的培养，把干部成长的主要途径转到院校培养方面来，这样才能提高炮兵部队的整体素质。他坚持一手抓炮兵装备的改善，一手抓各级各类炮兵院校的创办工作。先后改建和组建了6所指挥学校、3所技术学校、8所预备学校、10所文化速成中学及一个干部培训基地。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陈锡联为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初，陈锡联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他按照院长刘伯承倡导的“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精神，刻苦钻研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军事思想，认真总结战争年代的宝贵经验，广泛涉猎各种现代军事知识，政治水平和军事指挥能力有了新的飞跃。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陈锡联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7年7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宣告成立，陈锡联兼任院长。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导弹武器的决定，按照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指示，陈锡联和炮兵政治委员邱创成、副司令员万毅等负责进行勘选靶场场址和组建靶场机构的准备工作。1958年1月18日，陈锡联率领由总参作战部、第二十兵团、第一军械科学试验场、通信兵技术部、兰州军区空军等有关部门领导和苏联专家等50余人组成的导弹试验靶场勘察队（对外称炮兵营房建筑部），乘伊尔-14飞机从北京飞到兰州进行实地勘察。其间，正值数九寒天，大西北的气温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陈锡联和勘察队人员骑着骆驼，走戈壁、过沙漠，顶风冒雪，风餐露宿。经过详细的勘察和科学论证，一一确定了导弹试验的首区、航区和弹着区。上报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他们的方案。之后，陈锡联又参与领导了靶场机构和导弹部队的组建工作。这个靶场后来正式定名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7月，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盘踞在台湾诸岛的国民党军不断炮袭福建沿海村镇，疯狂叫嚣“反攻大陆”。为打击其嚣张气焰，并牵制美帝国主义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决定对大、小金门岛的国民党军进行惩罚性炮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锡联率炮兵机关部分人员奔赴福建前线，参与筹组莲河、厦门炮兵群，并对炮击准备情况进行检查。在炮击过程中，炮兵以准确、猛烈的炮火给国民党军以严厉的惩罚，警告了美帝国主义，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赋予的光荣任务。
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陈锡联为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0月9日，陈锡联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在欢迎大会上，陈锡联表态：东北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是首都的屏障，与苏联、朝鲜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沈阳军区部队多，许多老部队战功卓著，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光荣的革命历史。我到东北工作，深感责任重大。我决心和赖传珠政委一起带好这支英雄部队，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三总部赋予的各项工作任务，决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重托和军区广大指战员的期望《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405～406页。
为贯彻落实中央军委确定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和重点设防的原则，陈锡联组织各军、省军区和军区炮、装、工兵及海、空军的负责人，采取拉练的办法，从大兴安岭、长白山，内蒙古的林东、林西、赤峰，到辽东半岛、松辽平原，对东北战区的地形、设防要点进行了详细的战役勘察。凡是重要的山头，他都爬了上去。一路走、一路看、一路研究。陈锡联还根据外长山岛屿北屏辽东半岛，南御海上入侵的特殊军事价值，带领有关人员对外长山列岛的国防工程重新进行了战术勘察，调集人力物力重点加强了一线岛屿的设防工程建设，改善了守岛部队的通信、交通及生活条件，对守岛部队提出了“以岛为家、长期守备、依靠群众、独立作战”《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408页。的要求，使整个沿海岛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变成了海上堡垒。
1960年春节前夕，陈锡联到部队检查工作，发现基层连队的基础建设普遍较弱，从而严重制约了部队建设的全面发展。回来和军区其他领导商议后，大家一致感到，连队是军队建设的基石，部队战斗力强不强，关键在连队。基于这种认识，3月，陈锡联在军区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将“抓基层、打基础”作为全区工作的中心环节，常抓不懈。他非常赞同军区政治委员赖传珠提出的重点抓好党支部建设、连队干部和班长骨干三个环节的主张。在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上，陈锡联非常注意培养和提高连队干部独立工作的能力。他提出连队干部特别是连长、指导员要学习掌握五项基本功：一是要学会及时、经常、准确地做政治思想工作。不及时就会成为“马后炮”，不经常就会有死角，不准确就会出偏差。二是要学会做党支部工作，不能把行政身份带到党内来、一个人说了算。三是提高管理教育能力，要对战士有深厚的阶级感情，防止与克服简单粗暴和放任不管两种偏向。四是提高训练教学能力，抓住实战中最急需、最常用、最根本、最过硬的东西反复地练熟练精。五是要提高干部的组织领导能力，学会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副职干部、司务长、值日排长、共青团的作用，抓连队的重大问题。陈锡联在某军检查工作时，发现该军培养班长的工作做得很好，便指示立即总结、推广。他认为班长是部队最基层的领导，其一举一动会直接影响士兵，连队有一批坚强的班长骨干，选拔干部就有了苗子，联系群众就有了桥梁，完成任务就有了突击力量。
东北地处亚寒带，冬季时间长，一年中有多半时间是冰天雪地。针对沈阳军区部队未来所处的战场地理环境，1960年一入冬，陈锡联在军区军训工作会议上强调：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出发，东北部队的冬季练兵活动非搞不可，非大搞不可，非搞好不可。为保障冬训的顺利进行，陈锡联还特别要求部队的耐寒训练，一定要尊重科学，循序渐进，对战士的防寒防冻工作从头到脚、从早到晚、从里到外地耐心督促、勤加检查，保证部队在可能条件下吃饱、吃热、吃好，防止发生蛮干伤人事故。在陈锡联和军区的号召下，沈阳军区的部队一批接一批地走进冰天雪地摸爬滚打，特别是在“三九”、“四九”的严寒季节里，掀起了冬季练兵的高潮。通过训练，既练了思想、作风，又练了技术、战术，使部队在严寒条件下的走、打、吃、住、藏、管能力得到全面锻炼和提高。
1961年1月，陈锡联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在统抓东北三省国防力量建设上，作为东北战区的主要负责人，他始终坚持一手抓部队、一手抓民兵。10月，在军区召开的第四次民兵工作座谈会上，陈锡联指出：保卫东北的安全，不能光靠部队，还要靠几千万东北人民。要把民兵工作提高到战略地位来认识。他遵照毛泽东提出的“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页。的指示，坚持不懈地狠抓了农村基干民兵，城市工厂、学校基层民兵，岛屿和海边防民兵的组织建设，按照“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标准进行训练。他反对把民兵工作摆在一切工作之上的做法，提出民兵工作要“见缝插针”，因为民兵是民也是兵，主要是民，民兵训练要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主要利用农闲时间进行。他也反对忽视民兵工作的倾向，批评一些人“民兵工作站不上队”的说法，指出：不是民兵工作站不上队，而是看你去不去站。站队，站一排、二排、三排都是站队，不要认为不站在一排、不排第一号就是没有站队《陈锡联在沈阳军区第四次民兵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1年11月），存沈阳军区档案馆。。他希望穿“黄衣服”的要很好地学习地方工作经验，不能机械地搬用军队的一套。在狠抓东北地区民兵建设工作的几年间，他除了重视发挥民兵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外，还重视发挥民兵在边海防实行军民联防，配合人民解放军共守边疆，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犯罪活动中的生力军作用，显示了民兵工作的威力。
继1959年之后，国家连续三年发生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号召开展增产节约和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运动。陈锡联和军区政治委员赖传珠亲自抓农副业生产，提出军区要“肉菜两自给，粮油两补助”《陈锡联在沈阳军区第十三届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12月），存沈阳军区档案馆。，号召全区部队人人动手，种菜养猪，大力推行节约用粮、用布、用线、用油等活动。各部队把养猪种菜、增产节约，作为减轻国家负担、支援地方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采取大量种植青饲料、小秋收采集饲料和野外放养及加强管理等方法，解决饲养家畜与吃粮的矛盾，实现了部队肉油的自补自给。
为长远解决粮食紧张的问题，陈锡联和军区领导决定大办部队农场。军区一声号令，各部队踏冰卧雪开进北大荒，靠人拉犁、铁锹翻，硬是揭开了沉睡冰封的土地，播下了希望的种子。通过大办部队农场，不仅为本军区机关、部队、职工、家属等提供了粮食、植物油和肉类，完成了粮食储备任务，还上交国家和总部，支援兄弟军区和地方政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多次讲：“自古以来都是军队吃老百姓的粮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才能把自己生产的粮食给老百姓，才能在人民有困难的时候，支援他们。要向人民群众大力宣传，这种政治上的影响是很大的，是金钱买不到的。”沈阳军区军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军史》（1992年11月），第299页。
1962年春，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在美帝国主义唆使下，乘大陆连年受灾、经济困难之际，频频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袭扰，企图反攻大陆。沈阳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派出部队入闽备战。部队出发前，陈锡联和赖传珠将参战部队的团以上干部召集到沈阳开会，要求参战部队要当好沈阳军区的代表队，提出仗要打好、与兄弟部队的团结要搞好、军政关系要搞好、军民关系要搞好。部队进入福建境内后，陈锡联又及时指示部队根据当地地形和气候条件，进行战场勘察，展开临战训练，认真做好战斗准备。后因情况变化，赴闽部队返回归建。
8月15日，沈阳军区工程兵第十团运输连班长雷锋因公牺牲。雷锋开始是沈阳军区在开展“两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教育活动中，作为忆苦典型而推出，并引起各级领导注意的。陈锡联和赖传珠、副政治委员杜平等军区领导对培养、宣传雷锋活动非常重视，倾注了大量心血。陈锡联多次参加雷锋的报告会、接见雷锋，勉励雷锋要珍视自己的荣誉，谦虚谨慎，不断努力，健康成长。他指示军区政治部复制雷锋的报告录音带下发各单位播放，组织雷锋和部分优秀代表到军区各部队作巡回报告，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宣传学习。雷锋牺牲后，国防部授予雷锋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荣誉称号。在1963年1月21日举行的“雷锋班”命名大会上，陈锡联亲笔题词：“党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并将“雷锋班”锦旗授予该班代表，勉励“雷锋班”全体人员永远以雷锋为榜样，把雷锋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接过来、传下去，不断发扬光大，永远保持“雷锋班”的光荣称号。遵照周恩来要用文艺形式来歌颂雷锋的指示，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创作了五幕七场话剧《雷锋》。在创作、排练过程中，陈锡联多次观看，提出修改意见，指示话剧团多演出，边演出边修改，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都要不断提高。8月1日，话剧《雷锋》在中南海演出，毛泽东、周恩来等观看演出，并亲切接见了全体演员。此后，在雷锋牺牲一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纪念大会上，陈锡联都到会讲话，要求军区学雷锋活动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地开展下去，人人争当雷锋式的好战士。
10月，陈锡联听说南京军区某部副连长郭兴福的军事教学搞得非常好，就邀请郭兴福来沈阳军区作巡回报告和表演。在听了报告、看了表演后，陈锡联称赞郭兴福的教学方法“认真、严格、全面、灵活、实际、细致”，“不仅给军事干部作了军事训练教学方法的示范，而且给政治干部在训练中如何作好思想政治工作作了示范”《陈锡联在沈阳军区训练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10月），存沈阳军区档案馆。。他要求军区部队要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虚心向郭兴福学习，认真对照检查自己，结合部队实际运用这些经验。1964年1月，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陈锡联要求部队积极响应，强调要取真经、练真功、讲实效，不搞花架子。这样，一个以学习郭兴福教学法为龙头的练兵比武热潮迅速在沈阳军区各部队兴起。为了及时检验训练成效，总结交流经验，5月29日至6月12日，陈锡联在吉林通化地区主持召开全区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经验交流会，全区师以上军政领导、机关干部和各兵种代表1000余人参加。通过交流经验和比武竞赛，进一步推动、提高了全区军事训练的质量和水平。
12月至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陈锡联为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65年8月，根据总政治部关于全军排以上干部分期分批参加地方“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的指示，陈锡联到辽宁省营口县桥镇公社和平大队参加社教工作。为工作方便，陈锡联化名陈池，与社员群众同吃同劳动，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三四个月。12月初，赖传珠病危，陈锡联匆忙返回军区，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救治，并从北京请来专家会诊、抢救，但终因病情恶化，年仅55岁的政治委员赖传珠不幸病逝。陈锡联非常悲痛，他在悼念文章中说：“在我们长期相处的日子里，亲眼所见他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充沛的革命干劲。”“我和他在一起工作，始终感到非常亲密，非常融洽，非常合拍。”《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页。也正是由于二人配合默契，互相支持，彼此信任，步调一致，所以中央军委评价：“这几年，沈阳军区各项工作成绩突出，尤其政治工作搞得好，是和陈锡联、赖传珠同志分不开的。”
开国上将陈锡联 6
红四方面军 2009-11-21 10:55:11 阅读0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六
1966年下半年，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提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口号的煽动下，军区个别人及地方造反派，贴出“炮轰延安里（沈阳军区党委办公的地方），火烧陈锡联”的大字报，并多次冲击军事机关。陈锡联被当做“沈阳军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沈阳军区内带枪的刘邓”而受到批判和围攻。他的家被造反派占领，孩子们被赶出家门采访王璇梅谈话记录（1999年5月27日），存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陈锡联竭尽所能做好稳定部队、稳定局势的工作。12月12日，在陈锡联主持下，军区党委向中央军委提交了《关于保持部队稳定的建议》的报告，提出部队必须保持稳定，既要搞本身的“文化大革命”，又要随时保持高度戒备，以应付突然情况。同时建议军区机关搞运动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不准到师以下部队和地方串连，师以下部队一定要坚持正面教育等。这些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重视。1967年初，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连续下发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等文件，陈锡联和军区党委坚决贯彻执行这些文件，并反复向部队、家属进行宣传，极力维护和保持了全区部队的团结稳定。尽管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拼命推行“全面内战”的路线，但在陈锡联和军区党委的领导下，驻东北地区的部队基本上保持了团结、统一、稳定，没有出现明显这一“派”或那一“派”的问题。
1967年1月，毛泽东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4页。。3月，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沈阳军区派出人员执行“三支两军”任务。陈锡联和军区其他领导在分析形势、布置任务时指出：“三支两军”的任务，对于部队来讲是又重又新又急，部队仓促上阵，准备不足，经验不够，难免不犯错误。并指出：军队介入地方后，发言权大了，支持与不支持一句话，影响很大。要搞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谨慎地处理各种矛盾。沈阳军区军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军史》（1992年11月），第52～54页。
当时，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由“文斗”发展到武斗，高校停课，工厂停产，各级政府部门陷于混乱状态。沈阳市内各高层建筑均被各造反派占领，马路上遍设工事、路障，公交停运，商场关门，副食品脱销，人民生活面临极大困难。在这种局势下，陈锡联和军区党委根据上级指示，把制止武斗、维护社会秩序作为“三支两军”工作中的一项重要而迫切任务，先后派部队现场劝阻、制止了多次派性械斗，组织车辆为居民运送粮、油、菜、肉、医药及百货。在做群众工作中，他要求部队指战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气，不开枪，充分利用部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向各派群众施加影响，做耐心的劝导工作。同时，主动召集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坐下来谈判、对话，并促使各派达成了停止武斗、上缴武器、恢复生产的“协议”，从而使沈阳地区一度出现的动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但是，在“支左”过程中，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受极“左”思想影响，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一些严重失误。《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436页。
8月，中共中央为了解决辽宁问题，让中共东北局、辽宁省委、沈阳市委三级组织和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的领导干部及沈阳三大派群众组织代表到北京开会。会上，军地各方都作了自我检查。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毛泽东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号召各地群众组织应实现大联合。陈锡联接到文件后，立即在军内组织传达学习，并派出军宣队到群众中开展宣传活动。10月26日，陈锡联和沈阳军区政治委员曾绍山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表示通过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认识到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并以沈阳军区党委的名义再一次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的检查报告》。196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同意并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沈阳军区是中央信任的”，“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在支左工作的一些问题上，也犯有严重错误”。认为该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共中央文件〔1968〕14号。。在此期间，陈锡联还要求东北各地驻军领导机关，公开检查在支左工作中的派性问题，向对方群众组织赔礼道歉，从而取得了各派群众的谅解，积极地促进了东北各地各群众组织间的大联合。6月10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陈锡联任主任。10月13日至31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锡联递补为中央委员。
进入20世纪60年代末，集结在东北地区当面的苏联军队，不断对中国边境进行武装挑衅。陈锡联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先礼后兵，后发制人”、“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和策略，多次指示边防部队“要以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既不主动惹事，又要严阵以待，防止被动，不要上当”，并指导有关部门要“像寒暑表一样，他升高，我升高”，“他用什么态度，我们用什么态度”，“要根据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来考虑”同苏联边防军的会谈。同时，提醒边防部队：苏修可能对珍宝岛、七里沁岛采取军事行动，部队要提高警惕，做好反侵略准备。
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侵犯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地区，开枪开炮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造成流血事件后，陈锡联受命组织领导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战。他按照毛泽东“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的指示，精心谋划，周密部署，拟定了示假隐真、后发制人，将战斗控制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把入侵的苏联边防军消灭在中国境内的作战方案，并派出由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萧全夫等组成的前线指挥所。他在部署任务时强调：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战要服从国家政治和外交斗争的需要，打不打，什么时间打，打到什么程度，都要听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号令。15日，战斗打响后，他及时将战斗情况向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报告，并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指挥部队与入侵的苏联边防军展开坚决而灵活的军事、政治斗争，既打退了苏军的入侵，又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维护了中华民族尊严。
4月1日至24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陈锡联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陈锡联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随着“文革”前期大动乱局面的逐渐结束，社会秩序、工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和发展。在农业生产上，陈锡联提出要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指出：革命是挂帅的，是第一位的，但是农业生产季节性强，必须抓住农时，白天搞生产，晚上闹革命。他还利用自己身兼部队和地方双重领导职务的便利条件，组织部队积极参加地方的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支援地方的交通、运输、钢铁、厂矿企业的生产和建设，派出部队参加各种抢险救灾活动，从而确保了辽宁各地工、农业生产的很快恢复和向前发展。
1970年8月，陈锡联到庐山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担任东北组召集人。在这次会上，林彪突然发表了一篇论“天才”的讲话，陈伯达等人提出了“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在东北组的会议上，有些中央委员提出应该表个态。主持会议的陈锡联说：中央没有指示要讨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你们个人要表态是你们的权利，但是东北组不能在大会简报上表态。他还专门向东北组负责简报的工作人员王清涛交代：所有简报都要经过我签字，没有我的签字不能上报采访沈阳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王清涛谈话记录（2000年5月21日），存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两天后，中央决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并严厉批评了陈伯达等人的言行，揭穿了宣扬“天才”的骗局。1971年1月，陈锡联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9月13日，林彪反党集团阴谋败露，叛国出逃，摔死在蒙古境内后，陈锡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投入全党、全军深入开展的批林整风运动，全力从组织上、思想上清除了林彪一小撮死党、亲信及其影响。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陈锡联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陈锡联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南京、广州、福州、兰州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到北京军区报到后，陈锡联即向军委请示并经毛泽东批准，于1974年1月26日至2月9日，勘察了华北地区北线的地形。以后又进行了几次不同规模、不同范围的战役勘察。他认真研究华北中部山区燕山山脉、阴山山脉的地形情况，全面考察坝上、坝下的不同地形特点，同熟悉当地情况的驻军领导进行深入座谈，并结合军区担负的作战任务，研究调整了部队部署。他认为：北京军区担负着内卫首都、外镇北疆的光荣任务，必须贯彻积极防御的思想，既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又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同时强调：战备工作的重点是战场建设，前提是要明确仗在哪里打。并结合军区任务和北线地形特点，提出战争初期的作战设想，重新组织修定战区作战方案，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战争准备。
在抓战备工作的同时，陈锡联坚决贯彻军委总部的各项训练指示，坚持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上，每年都要亲自组织全区师以上干部集训，结合战区作战任务，结合各作战方向的作战预案有计划地研练。他对全区师以上干部指出：“我军已发展成为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战役集训就是研究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各个课题。我们的干部缺乏指挥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实际经验，这个问题不解决，一旦打起仗来，不能把各军兵种捏到一起，你来我不来，腰来腿不来，就要吃大亏”《陈锡联在北京军区师以上干部战役集训开训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78年8月30日），存北京军区档案馆。。同时，陈锡联针对南疆自卫还击作战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提出军事训练要搞三项改革：一是要全面加强军事技术教育，战士要学会掌握步兵的各种武器，要学防原子、防化学，要加强特种兵的一专多能训练，炮兵、坦克兵要成为多面手。二是改革战术训练，先研究怎么搞小分队的，再搞团、师的；先搞进攻，后搞防御；先沙盘作业，后野外实兵演习，不要怕戴大比武的帽子。三是要加强参谋人员、司令部的训练，作战参谋要会制定作战计划，通信参谋要会使用通信器材，防化参谋要会使用各种防化学器材。各军、师、团每年都要搞一两次参谋业务作业，提高业务素质。
1975年，邓小平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后，全国各条战线陆续开始整顿。同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锡联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国防工业和国家体委的领导工作。陈锡联针对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下降、产品质量不稳定、关键零部件不配套等问题，在国防工业系统中进行了全面整顿。他强调军工企业一定要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要求重点企业恢复建立健全严格的规章制度，从工厂到车间都要建立有领导、老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三结合产品质量检验小组，广泛发动群众，共同把好质量关。同时，为解决国防工业体制不顺、条块分割的状况，他还调整了管理体制和部分“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实行了一元化的领导，集中财力物力，用于重点项目建设，使国防工业的生产在较短时间内就得到了全面回升。
国家体委是江青一伙直接插手干扰的部门之一。陈锡联分管体育工作伊始，江青一伙便指使体委的个别人向陈锡联发难：要赶走老干部、老运动员、老教练员。陈锡联不同意，他说：毛主席指示要搞老中青三结合，老干部、老教练、老运动员为体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能把他们一推了之。过了一段时间，江青一伙又唆使体委个别人调整中层干部，以便安插他们的亲信。陈锡联对此进行了坚决抵制。他批示：关于国家体委中层干部（司处一级）的调整、提升、调动问题，下边有不少反映，而且很强烈。我认为干部问题必须切实按党的政策办事，这个问题“一概不能答复”《陈锡联与国家体委核心小组成员的谈话记录》（1977年1月14日），存国家体委档案馆。。体委个别人秉承江青的旨意，派大批人员到天津宝坻县小靳庄学习，要“把体委办成小靳庄式的体委”，并且要在全运会团体操中突出宣扬小靳庄。陈锡联明确表态：“大庆、大寨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不能让其他超出这个方面。”《国家体委简报》增刊（四）（1977年3月14日），存国家体委档案馆。陈锡联一面同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斗争，一面领导全国体育工作正常开展。5月，国家登山队执行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任务。出发前，陈锡联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接见了全体运动员，并激励他们要有克服一切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当登山队两次冲击顶峰失利后，陈锡联立即给登山队打电话，指示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抓住下段的好天气，坚决完成攀登最高峰的任务，同时派飞机送去后续的物资和食品。经过积极的休整和准备，登山队于5月27日14时30分从北坡胜利登上珠峰，圆满完成了任务。
陈锡联对中国的乒乓球、羽毛球这两个传统优势项目非常关心，他多次对体委有关部门讲：这两个已经上去的运动项目，一定不能掉不来，必须配备强有力的领导，特别是第一把手，政治上要强要有能力。他在接见参加第3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代表团全体人员时叮嘱乒乓球运动员：“打乒乓球我没经验，打仗我还有点经验，我看打乒乓球就跟打仗一样，你们不要一上场就害怕，自己把自己吓倒了。”《陈锡联谈话记录稿》（1977年3月1日），存国家体委档案馆。他要求乒乓球队领导班子要加强团结，不要搞派性，要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共同为祖国的荣誉而战。
在中央工作期间，陈锡联除了完成好分管的国防工业和体育工作外，还先后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率团参加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乌鲁木齐市各族人民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6周年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而举行的庆祝活动；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等活动，为扩大对外交流、增进与周边国家的友谊，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加强各族人民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积极贡献。
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军队要整顿”之后，陈锡联立即召集军区常委研究部署，组织全面落实。首先从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入手，他指出：我们军区部队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认真贯彻执行的，带领部队完成了大量的任务，主流是好的，绝大多数干部的本质也是好的。但是，我们对林彪反党集团多年来的干扰破坏绝不能低估，对长期和平环境的影响也不能忽视。领导班子中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软、懒、散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必须来一番认真的整顿。我们讲整顿，就是要整掉极“左”的那一套，整掉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切实改变领导班子的面貌。在整顿中，陈锡联特别要求各级领导要敢于引火烧身，在群众批评的时候，要坐得住，听得进；要坚持实事求是，注意掌握政策，既要讲原则，又要反对无限上纲；要边整边改，狠抓落实。经过整顿，全区各级领导班子软、懒、散的现象基本消除，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有了明显加强。
开国上将陈锡联 7
红四方面军 2009-11-21 10:56:17 阅读1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七
1976年2月，根据毛泽东提议和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7月28日凌晨，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陈锡联和指挥部的人员一起，通宵达旦地工作，调动部队参加抗震救灾，从各地煤矿抽调救护队抢救困在井下的工人，抽调医疗队赴灾区抢救伤病员，组织力量抢修供电线路、通信设备和道路、桥梁等，使抗震救灾工作迅速展开、有序进行。
9月9日，毛泽东逝世。江青一伙人加紧了其篡党夺权的步伐，在政治舞台上更加肆无忌惮。陈锡联对中国的未来忧心忡忡，多次向李先念表明对“四人帮”的鲜明态度，说：“这样下去不行啊，对那几个人总得想个办法啊！”并同叶剑英说：“现在党内就数你老了，你要拿个主意。我有个建议，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开中央全会。一开全会，他们人多，什么事情也搞不成，政治局我们占多数，最好个别解决。”采访陈锡联谈话记录（1996年11月21日），存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叶剑英表示同意。
10月初，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奋战，唐山抗震救灾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4日，陈锡联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托，赴唐山地区慰问抢险救灾部队。5日下午3时许，陈锡联在唐山接到华国锋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很有名堂，要他赶快回京。陈锡联马上乘飞机回到了北京。在家里看了文章后，直接步行到了华国锋的住地。唐山地震后，陈锡联搬到东交民巷14号暂住，距华国锋家很近。华国锋对陈锡联说：《光明日报》的文章是一个信号，表明那几个人，要篡党夺权了，我们要立即采取行动。陈锡联当即表示赞同，坚决支持。华国锋问陈锡联部队情况怎么样？陈锡联说：“部队没有问题。”
当天晚上，华国锋又来到陈锡联的家中，向陈锡联讲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具体行动方案，并要陈锡联次日晚上在家等电话。6日21时许，陈锡联接到华国锋的电话，说已将“四人帮”隔离起来，要他马上上山开会。放下电话，陈锡联立即驱车直奔玉泉山。在当天晚上至次日凌晨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锡联和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通报中共中央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和推选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决定。
10月7日，陈锡联召集会议，向驻京部队各大单位负责人通报了中央政治局的两个决定，陈锡联说：毛主席生前多次讲过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后来主席生病了，没有来得及解决。因此，解决“四人帮”成了毛主席的遗愿。现在，中央政治局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党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与会领导得知“四人帮”被解决的消息后，群情振奋，热烈鼓掌欢呼。有的因情绪过于激动而晕倒在会场。《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485页。
粉碎“四人帮”之后，陈锡联向华国锋提出，请叶剑英继续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华国锋说，叶帅要协助他处理国内的事情，军委的工作还是由陈锡联继续主持。1977年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由叶剑英同志负责主持，陈锡联同志协助”。
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陈锡联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华国锋的提议，任命陈锡联为国务院副总理。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确定陈锡联负责体育工作。他安排部署体育战线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体育工作的罪行，在体育战线拨乱反正。1979年2月12日，他在国家体委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宣布撤销1968年5月12日对全国体育系统实行军管的命令，推翻强加给体育系统所谓“独立王国”的罪名，为受到牵连的广大体育工作者彻底平反。他在讲话中指出：“文革”前17年的体育工作是取得巨大成绩的。贺龙同志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和周总理的指示，荣高棠同志、李达同志和体委的其他负责同志在协助贺龙同志工作中作出了很大贡献，体育战线的广大干部、教练员、运动员为发展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体育事业在增强人民体质、促进各国人民的交流与友谊、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起了重要的作用，体育战线的成绩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他希望体育战线的同志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把体育事业更快地搞上去。
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举行前，陈锡联兼任组委会主任。该届全运会总人数1.5万余人，是历届全运会中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的一届。为了办好这届运动会，陈锡联多次召集组委会开会，认真筹备，精心安排。他要求这届全运会要充分体现出体育战线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大干快上攀高峰的精神风貌，要求运动员发扬拼搏精神，争创优异成绩，向国庆30周年献礼。运动会上，有5人5次打破5项世界纪录，有102项全国纪录被刷新。
时隔不久，全国、全军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陈锡联在组织领导军区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指出：两个“凡是”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才能把毛泽东思想继续推向前进，才是真正的高举。《陈锡联在北京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1979年9月22日），存北京军区档案馆。他要求全区部队紧密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同心同德搞四化，步调一致夺胜利。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陈锡联向中央请求辞去担任的领导职务，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1980〕18号。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陈锡联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虽然离开了领导岗位，退出了第一线，但陈锡联仍然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勤奋学习，努力完成中央赋予的各项工作任务。在中顾委进行的整党活动中，陈锡联发扬延安整风精神，认真学习，联系实际对照检查，自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所在党支部一致通过，重新进行了党员登记。
1987年7月7日，陈锡联到山西阳泉，出席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暨百团大战纪念碑落成典礼。在昔日战场狮垴山上，陈锡联满怀深情地回顾了47年前那场名震中外的战斗，他对周围的人们说：“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中国人民抗击外来帝国主义侵略的每一次战争，最后都以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是以中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而载入史册。”他希望各级政府要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继承和发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信心百倍地开创新的伟业。
在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锡联再次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常委。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0年4月，受中央军委和三总部的委托，陈锡联赴当年的老根据地涉县赤岸，参加刘伯承纪念亭落成暨刘伯承塑像揭幕仪式。他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对刘伯承同志的最好纪念，是学习他对党无限忠诚，一贯坚决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学习他学而不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学习他功高不居功，权重不擅权，自奉俭薄、艰苦朴素的优秀品德；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好思想好作风，永远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1991年11月，陈锡联受中顾委委托，赴江西瑞金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60周年大会并讲话。1992年11月，在刘伯承诞辰100周年之际，他亲笔撰文，颂扬刘伯承的光辉思想和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
1993年2月，中央军委隆重举行《朱德传》出版发行暨纪念朱德诞辰107周年座谈会。陈锡联出席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他在发言中讲到了一件几十年难以忘掉的小事：在60年代初，陈锡联陪同朱老总在东北视察，有次在大连市委吃饭，当饭桌上摆了对虾时，朱老总执意要把对虾撤下去，并说，现在国家处于自然灾害期间，建设缺少资金，用对虾可以出口换取大量外汇，吃对虾就把外汇吃掉了。陈锡联说：“这件事虽小，却充分体现了朱老总崇尚俭朴、廉洁奉公的崇高品德，这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意义。”
1994年9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委托陈锡联等前往山西太原，出席徐向前铜像落成揭幕仪式。当时，陈锡联身体不好。但是，接到中央通知后，他毫不犹豫地说：“中央的委托我不能推托，战争年代徐帅救过我一命，今天就是搭上我这条老命也要去参加。”《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495页。此后，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以及其他纪念日，他都接受记者采访，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宣传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史，教育人们不忘过去，珍惜幸福，开创未来。
1997年6月，陈锡联应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邀请，回家乡湖北红安出席《李先念纪念馆》开馆仪式。他代表老同志讲话：“我们这些人与先念同志有着特殊的感情，是先念同志引导我们走上革命道路。无论是在鄂豫皖、川陕苏区，还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全国解放以后，先念同志不仅是我们的老首长、老领导，更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良师益友。先念同志的谆谆教诲和导师风范，使我们终生受益，永世难忘。我们深深地感谢先念同志，永远怀念先念同志。”
邓小平逝世后，陈锡联在《人民日报》发表悼念文章，号召全国人民继承邓小平遗志，把邓小平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使馆工作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陈锡联坐着轮椅，抱病约见记者，发表谈话，强烈谴责美国的野蛮行径，指出一定要加快步伐，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建设强大的国防，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1999年6月10日23时45分，陈锡联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