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厂长上任记》风波

《乔厂长上任记》风波

——从两封未刊信说起 

　　徐庆全（文史学者。现《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

　　《乔厂长上任记》（下文简称《乔》）是著名作家蒋子龙的成名作。小说在1979年第9期《人民文学》一发表，立即引起广泛关注。蒋子龙在北京得到了茅盾、周扬、张光年、冯牧、陈荒煤等“文艺掌门人”的赞誉，在全国得到了“壮哉斯人，壮哉斯作”（行人：《壮哉斯人!壮哉斯文!——略论蒋子龙的“改革题材”小说》，载《文艺评论》1985年第5期）的荣耀，但在天津却得到了“14块版的批评文章”（蒋子龙：《权威的随和》，载《中国作家》1993年第2期），几乎令其陷入绝境。《乔》何以会得到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蒋子龙本人很少提及，研究者大多不明就里。

　　近日，我在故纸堆中意外地发现了关于这部作品的两封信：一封是当年天津市委书记刘刚（1912－1997）写给胡耀邦等人的“告状信”，一封是陈荒煤为如何处理这封“告状信”给周扬的信。透过这两封信，结合有关史料，或可对这一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

刘刚致朱穆之并胡耀邦、周扬的信

穆之同志并转耀邦、周扬同志：

　　关于天津日报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问题，我已于上周在市委宣传部召集天津日报编委的座谈会上，按朱穆之同志指示批评了天津日报“戴帽子、打棍子、揭作者老底”。这个问题应当算已经过去了，不必再提了。可是陈荒煤同志号召对天津日报出击，并说：“它（指《乔厂长上任记》）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标志着我国日益繁荣的短篇小说创作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此号召下，现在电视台、广播、报纸一齐出动，大肆称赞这篇小说。我认为这篇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这样做很不妥当。

　　我举小说中两段例子来说明我的意见。

　　例（1）……“乔光朴才问郗望北：‘让你停职并不是这一届党委决定的，为什么老石找你谈，宣布解脱，赶快工作，你还不干？’”

　　“郗望北说：‘我要求党委向全厂职工说清楚，根据什么让我停职清理？现在不是都调查完了吗，我一没搞过打砸抢，二是和‘四人帮’没有任何个人联系，凭什么整我？就根据我曾经当过造反派的头头？就根据我曾批判过走资派？就因为我是个所谓的新干部？就凭一些人编笆造模的议论？’”

　　“乔光朴看到郗望北挥动着筷子如此激动，嘴角闪过一丝冷笑。心想：‘你现在也知道这种滋味了，当初你不也是根据编笆造模的议论来整别人。’”

　　这篇小说是发表在今年7月，但作者一开始就说清楚了，是写的1978年6月的事情。去年6月，正是天津揭开了解学恭（编者注：“文革”期间的天津市领导，1978年被免职，后被开除党籍）的盖子，开始揭批查。正在这时候，乔厂长上任，正好碰上一个政治问题，前党委让派头头郗望北作检查，他就推翻了前任党委的这个正确决定，让党委书记（石敢）找郗望北宣布对他解脱，要他出来工作。这个派头头表示，不但不能作检查，反而要求党委向全厂职工说清楚为什么让他检查，质问说：“就根据我当过派头头？……”这样一个拒绝检查、反对揭批查运动的派头头，乔厂长重用了，当了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我认为这一段已经不是小说，是造反派头头对揭批查的政治声明。有不少群众称赞这篇小说，是因为大家都有迫切把我国生产搞上去的心情，但有少数人拍手叫好，则是因为造反派保住了夺得的权，顶住了揭批查，他们在高兴，在庆祝。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冯牧同志，他竟然说：“乔厂长是厂长的榜样。”我想果真如此，在揭批查运动中，一开始每一个厂都去一个乔厂长，每一个乔厂长保一个拒绝揭批查的造反派头头，那我们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就有“四人帮”复辟的可能，当然这个估计和冯牧同志的结论一样，是推导出来的，不是现实。

　　例（2）……“接着说：‘中国什么时候才不搞形而上学？‘文化大革命’把老干部一律打倒，现在一边大谈这种怀疑一切的教训，一边又想把新干部一勺烩了。当然，新干部中有‘四人帮’分子，那能占多大比例？大多数还不是紧跟党的中心工作，这个运动跟得紧，下个运动就成了牺牲品。照这样看来还是滑头好，什么事不干最安全。运动一来，班组长以上干部都受审批，工厂、车间、班组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把精力都用在整人上，搞起工作来相互掣肘。长此以往，现代化的口号喊得再响，中央再着急，也是白搭。’”

　　这一段也是讨论政治问题的。我认为有两个错误论点，一是“对新干部在这次运动一勺烩了”。这不是事实，我认为天津的揭批查运动没有深入到基层，有些单位还是造反派在当权，因此党的方针、政策贯彻不下去，如平反冤、假、错案，有的单位还是整人，给人戴帽子的人当权，他们还在顶着，所以落实不下去。第二个论点是“大多数还不是紧跟党的中心工作，这个运动跟得紧，下个运动就成了牺牲品”。这很显然是把“四人帮”统治时期紧跟“四人帮”做坏事，进行破坏，和“四人帮”被打倒后，搞揭批查、抓生产、搞文化教育等贯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一切任务等同起来，看成都是紧跟党的中心工作，并警告大家不要跟中央太紧，将来下个运动你们是要成牺牲品的，这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迷惑群众。

　　就以上看法，我认为这个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因此对于陈荒煤同志这种只准谈好，不准说有错误的看法，我不能理解，不知为了什么？不知要把文艺引导到什么方向？在作风上用行政的方法号召出击等等也觉得不大合适。

　　为了简便，省你们的时间，只是就小说本身，仅举出个别段落为例子提出一点看法，不妥之处请批评，以便改正错误。

　　最后提点要求，是否能给天津日报一点民主权利，准许其批评这篇小说的缺点和错误？实际上也是给文艺评论一点争鸣的权利，如可以，请示知。

　　致以敬礼

　　                                    刘刚

　　                                            1979年12月25日

天津方面狠批

　　刘刚认为，“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的主要表现是，阻碍了“揭批查”运动。

　　“揭批查”运动是1977至1978年在中央领导下对“四人帮”反党集团（后来并联系到林彪反党集团）的清查运动。从1976年12月至1977年9月，中央连续下发了三份《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全国各地掀起揭批“四人帮”的热潮，并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当年这场席卷全国、“分三个战役”进行的运动，尽管轰轰烈烈，但对于什么人属于“四人帮”帮派体系，什么人是“揭批查”的对象，中央并没有明晰的标准——直到1983年整党时中央才有了一个“三种人”的标准，各地难免根据自己的理解，承接“文革”一哄而上的运动模式进行操作。天津直到1978年6月才“揭开了解学恭的盖子，开始揭批查”。

　　把小说背景放在1978年6月的《乔》，自然会涉及到这场“揭批查”运动。蒋子龙刻意塑造了被刘刚指责的郗望北这一角色，与他自己刚刚摆脱作为“揭批查”运动对象的厄运有关。而他之所以会成为审查对象，是因为此前他所发表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简称《机》）。

　　《机》发表在1976年《人民文学》复刊号上；那时，虽然是邓小平复出整顿时期，但也是“四人帮”加紧对全国的控制之时。小说塑造了一位为实现中国工业现代化而奋发努力的机电局长霍大道，契合了当年人们对政治运动的厌倦之情和渴望扭转工农业生产江河日下局面的心态。作品一问世就受到读者喝彩，天津重型机械厂工人蒋子龙也随之闻名全国。

　　然而没过多久，形势陡然变化：全国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这部作品也被“四人帮”视为“毒草”。当时的文化部领导责令《人民文学》编辑部对《机》展开批判，并要作者在报刊上公开检查。蒋子龙无奈，只好写出检查。由于检查不深刻，没有过关，蒋子龙拒绝再写。文化部的领导干脆找人替他拟出检查草稿，通过组织手段让天津市委压他低头。高压之下，蒋子龙不得不低头。遵照领导“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的指示，他违心写了小说《铁铣传》，与检查一起公开发表。

　　两个月之后“四人帮”垮台，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大毒草”《机》变成了“香花”；而遵命文学《铁铣传》又成了“大毒草”，并受到了公开批判，蒋子龙也成为“揭批查”对象（马贵民：《蒋子龙：带血的足迹》，载《今日名流》1997年第6期）。

　　发表蒋子龙《机》小说的《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涂光群认为：蒋写《铁铣传》，不能完全由他本人负责，应由编辑部及上边的决策人负责，他是可以“说清楚”的（涂光群：《文坛五十年亲历记》上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页278）。因此，尽管天津有读者就这篇小说给该刊和《人民日报》写来批判文章，并说蒋与“四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王曼恬的阴谋活动有牵连，但该刊和《人民日报》则对此置之不理（刘锡诚：《在文坛的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页342）。

　　1979年春天，在许多老作家复出、新作家脱颖而出之际，涂光群想到此时不见任何声音的蒋子龙。在得知他已经“说清楚”、没事了但就是还没有一家报刊敢于向他组稿的情况后，决定先走一步，向他约稿。蒋子龙不负众望，《乔厂长上任记》一炮打响。

　　诗言志，文也言志。在“揭批查”运动中被批判、审查的经历，让蒋子龙耿耿于怀。他把自己的不满通过郗望北的言行表现出来，以此表达个人对“揭批查”对象标准的理解：郗望北“一没搞过打砸抢，二是和‘四人帮’没有任何个人联系”，仅仅是当过一个“造反派”头头而已，这样的人不应当作为“揭批查”的对象。这一点，后来他并不讳言：

　　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群众是真心实意，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他们以为自己真正在捍卫马列主义，捍卫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造反派中确有王洪文式的人物，也确有和“四人帮”直接有联系的坏分子，但是这类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是受了骗，当然其中许多人抱有个人的什么目的，也有的是沿着这条线发迹起来，变坏了的。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当时谁如果不参加造反队，那就像现在不参加揭批“四人帮”一样地不得人心，受到孤立。……我在基层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所以，我冒着被打棍子的危险，向党进一言。让党的工作者听听郗望北发牢骚的话，起一点警觉，警惕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所以，我就塑造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郗望北。（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生活帐》，载《新时期作家谈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页31—32）

　　蒋子龙通过小说表达的这一理解，与现实中领导“揭批查”运动的市委书记刘刚的理解发生了严重冲突。从刘刚信中对郗望北这一角色的指责来看，他是把凡是在“文革”中当过“造反派”头头的，不管有无打砸抢行为，也不管其与“四人帮”成员有无联系，都看成“揭批查”运动的对象。他认为，郗望北的言行，不但“已经不是小说，是造反派头头对揭批查的政治声明”，甚至认为，让这样的人复出多了，“就有‘四人帮’复辟的可能”。

　　蒋子龙与所在地方的领导发生这样严重的分歧，《乔》得到《天津日报》“14块版的批评文章”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14块版的批评文章”充斥着“文革”式的语言，蒋子龙后来说是“批评文章”，显然留有余地。文章的主要观点，就是表达刘刚的诉求：《乔》是反对“揭批查”运动的。

　　召珂《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9月12日）认为：郗望北这个“形象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当前社会上出现的那股企图翻‘揭批查’运动的案的逆流在文艺创作中的表现”。“小说涉及的问题……是一个关于‘揭批查’运动是否采用了‘四人帮’整人的方法，犯了扩大化错误的问题”。作者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言论，对‘揭批查’运动所作的总评价，看了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仿佛是林彪、‘四人帮’的阴魂又被召唤到战场上来，给我国人民造成了新的灾难！”“（乔光朴）的一举一动，都实践着一条政治路线，这条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揭批查’运动的反‘拨乱反正’”。针对《人民日报》9月3日的文章中提到了《机》，指出在1976年那样污浊气氛中，作者能发表这种作品，是难能可贵的。召珂却对此“哑然失笑”说：“评论者的态度不能被认为是严肃的。对事实真相和我们的观点将另文论及。”看来准备揭蒋子龙的老底。

　　宋乃谦、滑富强《乔厂长能领导工人实现四化吗》（9月19日）认为：乔厂长对‘揭批查’运动“大泼冷水”，“充当了不光彩的消防队员”，“把‘四人帮’诬陷老干部，和我们的‘揭批查’运动混为一谈”。

　　王昌定《让争鸣空气更浓一些》（10月10日）认为：“作品从始到终缺乏对林彪、‘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反倒充满了对‘揭批查’运动的不满和诋毁”。乔光朴是一个“披着老干部‘外衣’的造反派，老干部的外衣，‘造反派’的脾气”。有朝一日郗望北一类的人物重新上了台，就可能“再一次出现十年浩劫的局面”。

这场对《乔》的批判，经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的干预，才停下来。这种以行政手段干预的举动，引起刘刚的不满，但对朱穆之来说，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北京方面对天津的批判是非常恼火的。

北京方面力挺

　　在对待《乔》的看法上，北京方面与天津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

　　本来，《乔》问世后，尽管在读者中反响强烈，但北京的评论界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评论，连《文艺报》也只是在“新收获”栏目发表了一篇很短的介绍性评论。在《天津日报》发表了对《乔》的批判和否定文章后，北京方面才动作起来。

　　10月6日，冯牧领导的《文艺报》编辑部召开会议，讨论对《乔》的评价问题。冯牧“发表了一通深思熟虑的系统意见”后，指定刘锡诚以《乔光朴是一个典型》为题，立即写出一篇文章在《文艺报》发表，表明自己的态度。

10月10日，陈荒煤领导的《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工人日报》召开座谈会，讨论《乔》，蒋子龙应邀与会。与会的作家、文艺评论家，以及工厂的工人一致对《乔》褒扬有加，对蒋子龙在天津所遭受的批判“表示气愤”。冯牧指出：

蒋子龙当时的思想状况人们是了解的。这样一个工人业余作者，他有多少责任，对他的问题应做什么结论，并不困难。……不幸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已经三年后的今天，竟然又发生了这样的问题！不许犯错误，也不许改正错误，改正错误写出了好作品也不许成立，这难道是公平的吗？

陈荒煤则满怀深情地鼓励蒋子龙：

第一，我们支持你。第二，在批评面前，要冷静。第三，你说以后不再写东西了，我不同意，我说，大多数是支持你的。……《天津日报》的几篇文章，是打着百家争鸣的幌子打棍子。（刘锡诚：《在文坛的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页435—346）

　　会后，《工人日报》连续刊发了冯牧、陈荒煤等人的发言，出现了刘刚信中所言的“电视台、广播、报纸一齐出动，大肆称赞这篇小说”的局面。

　　这样的力挺，有着天津方面所认识不到的政治原因。

　　《乔》所写的“1978年6月”的事情，恰是中国在历经十年浩劫后经济百废待兴、政治上拨乱反正的时刻。此时，全国上下都有了一种“四个现代化”的意识。横向的比较使人们发现，我们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奋斗，“赶超英美”不仅仍然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甚至比人家落得更远，连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远远地把我们甩在身后。这种强大的反差，给人们带来了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紧迫感，但也带来了盲目躁动、急于求成的情绪。某些中央领导甚至盲目乐观，再一次重演了1958年“大跃进”滑稽的一幕：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有这样一组数字：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建成14个大型重工业基地。1978年7月6日到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强调要善于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用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就签订了22个大型引进项目，共78亿美元，大大超过了我国当时的支付与配套能力（齐鹏飞、杨凤城主编：《当代中国编年史》（1949.10—2004.10）人民出版社，2007，页469—471）。由于这次“跃进”以大量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借外债为特征，因此被称为“洋跃进”。

　　这样快的发展速度，这样多的引进设备，使大多数国人觉得，“四个现代化”就在眼前了。1978年“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光明的中国》元旦社论指出：“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

　　在这种大背景下走马上任的乔光朴，立了军令状，下工厂搞改革，自然是全社会都需要的胆略超群的英雄，但同时他的表现也是焦灼不安、急于求成的社会缩影。小说开篇即点出了乔光朴的“发言记录”：

　　“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

　　“先讲时间。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23年，（当时提出在2000年实现现代化——引者），那么，咱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在八到十年内完成。否则，炊事员和职工一同进食堂，是不能按时开饭的。”

　　“再看数字。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这说明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

　　“其实，时间和数字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只要你掏出心来追求它，它就属于你。”

　　把乔光朴的“发言”与“两报一刊”社论相对照，与当时举国上下的焦灼情绪相对照，《乔》实际上是当年政治的图解，这也是引起那么大轰动的原因之所在。甚至连压制这篇小说的刘刚也能认识到“有不少群众称赞这篇小说，是因为大家都有迫切把我国生产搞上去的心情”。对陈荒煤、冯牧、周扬等文艺界领导来说，突然看到这么一篇与政治的主流相吻合、反映和冲击国人激情的小说，能不感到欣喜若狂吗？能不予以激励、予以倡导吗？此其一。其二，就是经历过此次风波的刘锡诚所总结的：

　　文坛本来并非只有写“伤痕”的文学，但责难者却吹起阵阵冷风，指责“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泛滥成灾，是“缺德”文学和“向后看文学”。《乔厂长上任记》的登场，一下子改变了文坛上只有“伤痕文学”的错误印象和当时文学题材狭窄的局面。（刘锡诚：《在文坛的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页347）

　　既然《乔》使冯牧、陈荒煤等人多少摆脱了遭受指责的窘迫处境，力挺《乔》并以《乔》来带动作家选择更宽泛的文学创作题材，顺理成章。

　　北京方面以座谈会的形式力挺，并通过朱穆之出面行政干预，天津方面自然败下阵来。刘刚执行中宣部的指示，但内心并不服气，这才有了直接上书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胡耀邦的举动。

陈荒煤致周扬信

　　12月28日，胡耀邦看到信后批示说：“这个问题需要议一议。刘刚同志的看法我也不很赞同。”

12月30日，朱穆之将这份带有胡耀邦明确意见的信转给周扬。1980年1月12日，周扬转给陈荒煤和冯牧，并要求他们“研究提出意见”。1月23日，陈荒煤致信周扬，将研究结果告知。

周扬同志：

　　我今日才由张僖同志处拿到此件。

　　文艺局已派人去天津了解情况，见一材料说明，《乔》事涉及文艺界派别争论，也涉及到刘刚与市委宣传部白桦同志之间的矛盾，不只是对此小说有分歧的问题。

　　现在麻烦的是，人民文学短篇小说评奖即要揭晓，《乔》得票最多（一万三千多票）。看来，天津一派是希望打掉它。而另一派则坚持主张评上。

　　如果天津市委领导坚持要打倒、批倒，对全国文艺界影响很不好，也无法向群众交账———总不能不评它。此风气一开，怎么贯彻二【两】百方针、文代会精神？

　　我和冯牧支持，主要是从作品的现实意义上来看的，广大群【众】是热烈赞扬，对天津日报那么大张旗鼓批判觉得不妥，但并不了解天津市委、文艺界那么多复杂。

　　小说不是没有缺点，也可以批评，但一定要说它反对“揭批查”，给帮派头头翻案，是政治错误，是说不通的。如他们信上所说的，作者在天津，写工厂，就是写天津工厂的事。写一九七六【八】年六月的事，就是要反对“揭批查”运动？

　　鉴于涉及天津市委领导有不同意见，只好请中宣部像去年处理“歌德与缺德”文章办法，把有关领导同志、报刊、文艺界同志找来当面谈谈，别无他法，请考虑。

　　                                             陈荒煤

　                                                     　元月廿三日晚

　　在第一页眉头上，陈荒煤写道：

我今日去作协党组会讨论了一下，大家同意我这个意见。廿四日下午又及。

此后，周扬和胡耀邦“议一议”的结果，大约没有接受陈荒煤和冯牧“把有关领导同志、报刊、文艺界同志找来当面谈谈”的建议。

　　这年2月，胡耀邦离开中宣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王任重担任中宣部部长。此事也就放下了。

　　但天津方面仍揪住不放。

天津方面再度上书

　　在陈荒煤致信周扬之时，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正在进行。评奖委员会同时也收到了来自天津方面对《乔》的质疑：这篇小说有“抄袭之嫌”。

　　《人民文学》编辑部负责评选事宜的副主编葛洛，向天津文学界的有关领导侧面打探，得到回函说：“有些人的目的，是想把蒋某人搞臭，把支持他的作品的人也搞得灰溜溜的。”经过仔细查证，《乔》“既不是模仿、套用，更不是剽窃、抄袭”。（崔道怡：《短篇小说评奖琐忆》，载《文学家》1999年第1期）

　　既然查无实据，《乔》仍确定为获奖作品的头篇。1980年3月25日，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揭晓，《乔》当选。大约《乔》的获奖，又触及天津方面敏感的神经。

　　上次刘刚给胡耀邦的上书，被胡“留中不发”。这时，王任重担任了中宣部部长，大概天津方面觉得可以再试一试运气，又给王“奏上一本”。

　　天津方面给王任重的信我无缘看到，是不是还是刘刚所写不清楚，上述说法是根据王任重4月23日给天津方面的回信推断出来的。王任重信中写道：

　　（一）《乔厂长上任记》我看了，“后记”也看了，我认为应当说是写得好的，反映了我们工人亟待解决的问题。许多工人看了，都希望有这样一位好厂长。这是应当肯定的。至于你说的缺点或者错误的地方，可以说服作者修改一下（不要几句话）就可以了。对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派头头，只要不是搞打砸抢有罪行，不是十年一贯制的，则不应追究。从郗望北的工作表现来看，这个人是有能力的，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对于一个短篇、中篇小说，不能求全责备，不写“揭批查”运动是可以的。

　　……（三）《天津日报》发表文艺评论当然是可以的，不能一家独鸣，不许争论，但评论要从爱护帮助青年作家出发，以鼓励他们纠正缺点，勇往直前，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来。（《王任重文集》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页71—72）

　　这实际上是王任重对前引刘刚致胡耀邦信中的内容的一个答复。

　　大约在这年的6月，《文艺报》编辑部又接到了一封来自天津的有关蒋子龙的告状信。《文艺报》编辑部只好派人到天津去调查。张光年和冯牧得知后，又发了一通力挺蒋子龙的感慨，并要求《文艺报》再推出一篇《蒋子龙论》。

　　不过，《文艺报》调查的结果没有资料显示，《蒋子龙论》似乎也没有发表过。这大约与天津方面终于偃旗息鼓有关。

　                      (原载《南方周末》2007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