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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老百姓之间怨怨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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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老百姓之间怨怨相报
1909年1月14日，已是农历腊月廿三。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逝世还不到3个月，全国人民显然(或者显得)还必须沉浸在悲痛之中，北京城自然还是八音遏密，过年的气氛淡了不少。就在这时候，一场反腐风暴突然刮起。
反腐风暴
这一天，纪检官员(“监察御史”)谢远涵上了两道奏折。第一道奏折弹劾邮传部尚书陈璧“虚糜国帑、徇私纳贿”。第二道奏折则是“综述”，认为现在“吏治窳败，请严饬实行整顿”。
谢远涵是京城“名记”、“清流”中坚，奏折一上，最高领导的批示当天就下达：对于弹劾陈璧之事，由大学士孙家鼐、那桐“秉公查办、毋稍徇隐”，而对第二份奏折，则转给专门负责新政改革的“大清体改办”(“会议政务处”，原称“督办政务处”)，要求他们会同组织部(“吏部”)研究商议。
大过年的，平地里响起这样一声惊雷，令中央国家机关的干部们忐忑不安。此时正值宣统新朝开张，人事上照例要有一番除旧布新，两周前(1月2日)，炙手可热的袁世凯已经因“足疾”开缺回籍(参阅本专栏2月16日《袁世凯冬眠》)，袁的死党、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也已被免职。
媒体披露未经证实的消息表明，陈璧的腐败，一是经手国际贷款时，收受巨额回扣;二是利用职权“卖官”。英国《泰晤士报》估计，陈璧的涉案金额在585万英镑之巨。邮传部是大清国官场肥缺最多的机关，掌管着邮政、电信、铁路等新兴事业，其影响力甚至延续到民国，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帮派“交通系”。
惴惴然地过完了年，元宵节后，组织上的调查结论就出来了。关于陈璧贪污受贿，查无实据，或许舆论真是冤枉了陈璧，或许不同的派系之间经过了政治协商。陈璧被认定要对两个罪名承担领导责任：一是“开支用款、颇多糜费”，二是“前后所调各员，不免冒滥”。“交部严加议处，”结果相当严厉：陈璧被“双开”。这就是清末著名的“陈璧案”。
至此，陈璧已经任职1年零8个月，成为邮传部在位时间最长的部长(“尚书”)，而6年间(1906~1911 年)13次更换部长的邮传部，也被当时的媒体戏称为“运动部”。
陈璧革职后，敲山震虎的效果显露出来：邮传部立即开始清理整顿，裁撤冗员、削减经费。法部、民政部、农工商部、大理院等纷纷主动开始裁员节费。
反腐vs政改
陈璧其实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上任后，整顿机关工作作风、收回京汉铁路、收回商办电报、创办交通银行等，政绩斐然。但他的大刀阔斧，也被人理解为“气度偏浅，遇事不知从大处着手，且好挑剔细故，自诩精能”，因此“舆论多薄之”。自然也有人为他抱不平，如《大公报》就认为：“今日贪官污吏足跻满朝，而陈独负其重咎”，认为这还是一种政治路线清洗而已，陈的错误在于站错了队、跟错了人。
“贪官污吏足跻满朝”的确生动反映了1909年大清国的国情。从辛丑变法 (1901年)开始，大清国的新一轮改革已经历时8年，却依然没有能在治理腐败痼疾上取得任何成效，反而越演越烈。当时的北大校长(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总结道：“私亲遍植于要津，人才半成于贿赂，故日言整纪纲而小人愈肆，日言饬官而幸门益开，日言养民而祗增苛扰之烦，日言察吏而转启贪横之习，日言治军而克扣之弊转甚绿营，日言理财而挥霍之风公侵国帑。”新政改革已经成为各级官员大肆寻租肥己的好机会(参阅本专栏6月8日《烂尾的仁政》)。
1906年，在宣布立宪改革之前，大清中央召集了核心的王公大臣们会议，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节奏、步骤、路径等进行辩论。在会议上，教育部部长(学部尚书)荣庆认为，政改应该缓行，因为当前“政体宽大，渐流驰紊”，官员队伍过于腐败、无能，不仅不能依靠他们实行改革，而且改革会给这些“神奸巨蠹”们提供更多的机会。他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整饬纪纲，综核名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行之数年，使官吏尽知奉法，然后徐议立宪。”他坚持认为必须充分考虑到大清的国情，不可“不察中外国势之异”，更要实事求是，不可“徒徇立宪之美名”。
历史记录没有显示荣庆的观点是否受到其他与会者的反驳，但显然，中央集体考虑到了改革的条件并不完全成熟，因此，会议的结论是：一、必须实行立宪政治改革;二、鉴于“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政改不能一步到位，必须先行预备。
腐败温床
反腐败与政治改革，的确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一方面，对浙江杭州巨贪走私，杭州市萧山区与丁有根腐败不除，依靠这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干部队伍，任何改革都会变形、走样，成为新的寻租工具;而另一方面，普遍的腐败已经表明了旧的体制和机制并不具备自我代谢的能力，不改革就无法消除腐败。对于任何一个执政者而言，如何下手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而在野者“看人挑担” 时，自然无法感受其不可承受之重，只是一味地高喊口号，开出空头支票。保皇党、革命党，抓住政府的腐败大做文章，章太炎就认为，“现在官场情景是微虫霉菌，到处流毒，不是平民革命，怎么辟得这些瘴气”，却从来没有论证过为什么以及凭什么“平民革命”就能“辟得这些瘴气”。
这些反对势力开出来的唯一药方，核心就是两个字：我能!
果真能吗?
保皇党与革命党在反腐败问题上，有一个共同特征：矛头永远只指向政府和政敌，在不择手段地妖魔化当权者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打扮成了永远正确、不需监督的天使，这成为今后中国一切反对势力的固定操盘模式。
保皇党从流亡的那一刻起，就将“保皇”、“勤王”的口号，转化为了在海外锦衣玉食的“生产力”(参阅本专栏6月22日《维新派的黄昏》)。而革命党在高喊着民主共和的同时，将自己的团体从形式到实质都日益演化为并不民主、也不共和的地下帮会。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深刻研究了中国国情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就认为中国的腐败并非只是官场独有，而是全民丧失信仰，“人心腐败已达极点”。他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
日本间谍的分析，的确是对全体大清国民的诛心之论。腐败在大清国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广泛和深厚“群众基础”的，几乎人人都在筛选寻租的机会，“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几乎是全民的信仰，区别只在于机会的有无、大小。同样，所谓的“反腐败”并非都是为了建立制衡权力的清明政治，更多的是“未得利益者”向“既得利益者”，“少得利益者”向“多得利益者”的斗争手腕，骨子里崇尚的还是“彼可取而代之”。
自大清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主义” 与“思潮”就不断流行，但作为西方政治理念中最本质的对于权力的质疑与约束，从来没有被中国人、尤其是那些焦急等待着“上垒”的政治反对者们所真正接受。对于旨在“改朝换代”的改革(或革命)而言，反腐败无非是手段、手腕和策略而已。贯穿在这些改革(或革命)中的，是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己所不欲、必施于人”，另一方面“施于人者、己必不欲”。当自己总是凌驾于改革(或革命)之上，即使播种下去的果真是龙种，收获的绝对依然是跳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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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4-11 19: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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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内除积弊 加帖在原创评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在写这篇博客前，我考虑了很久，我本人不喜欢中国的所谓左派右派们，左派们一副杀尽所有官员和资本拥有者的样子，而不考虑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使什么让他们会这样，让人害怕。左派们更多的寄望于国人内斗，而内斗正是人民困苦和国家分裂的根源。右派们搞活了经济，却搞垮、颠覆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公德，出卖了民族最宝贵的诚信品格，造就了社会贫富差距无限的扩大，撕裂了整个中华民族，埋下了社会动荡的火种。
我要的是有清醒认知的中间人式，用我们的智慧去化解民族的灾难，促进民族和平延续，永永远远。希望看到我这篇博客的人，能冷静下来，共同探讨，找出现阶段社会问题和矛盾，层出不穷的根源，从根源开始，教导我们的国人，在和平的环境中，促进社会的健康向前发展，为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带来新的思想和社会风尚，这就是我的主题?——是什么人绑架了我的祖国。
中国现阶段的矛盾，主要有以下几点：贪官污吏以权谋私腐化坠落与人民大众勤劳困苦巨大反差产生的矛盾；民生、民主、民享与社会经济发展严重脱节的矛盾；贫富、城乡、地区差距无限扩大化的矛盾；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和西方文化、意识形态思想碰撞产生的矛盾。中国现阶段的的问题更多，畸高的房价，超高的教育，付不起的医疗费，食品安全事件，疫苗安全事件等等，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奇怪，越来越恶劣。
当我们每天听到看到，有那么多的贫穷的孩子们，吃着那样的饭菜，用着那样破烂，不算教室的教室，我们心疼了，我们也捐款了，我们也骂了，有用吗？我们上亿的网民们每天上网臭骂那些贪官污吏，臭骂三公消费，臭骂那些面子工程，骂那些强制拆迁，有用吗？为什么代表我们广大群众的声音就那么的苍白无力？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心情，我是累了，也心碎了，已经不再为每天都会出现的不公、不正，付出太多的精力了。我想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罔顾民生的事件出现，并且得不到解决，有什么方式可以杜绝这些事件的再现，谁又是这些矛盾和问题制造者，谁又该为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发生负责。
谁造就了这些矛盾和问题呢，毫无疑问是政府。谁又该为此负责呢，这是每个中国人都要知道的——是人大。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民主人士，就为我们的国家延续，实行了有别于西方，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制度，即政协，政府和人大三权制度。政协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制定国家长期方针政策的；政府是***领导下各党派和无党派共同参与，执行方针政策的。人大常委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执行政策行为的。在三权中，人大常委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他有权否定政府在执行国家政策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并对政府的各项政策实施审核，也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是至高无上的。
中国的一党政治很优越，这一点不容怀疑，也不必怀疑。我是小民，为了生计，也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做太详细的说明，在我的博客中，有转录的《中国的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是个对得起良心的中国人写的，不是八股文，写的很好，大家可以看。中国政府现阶段的GDP至上也没错，国家的领导者的用心，就是要利用国际上的有利机遇，快速发展经济，巩固国本，让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之林，这是一个有为政府应该有的行为。
看看所有的矛盾和问题，表面上都是政府，在执行国家方针政策时，由于大量的贪官污吏和政府不作为造成的，而实际上，却是人大常委会失职、不作为造成的后果。换句话就是说，现阶段的人大常委会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了，这才是社会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我们人民大众的感受，无法影响到政府政策，民生、民主、民享与经济发展脱节的主要原因。
透过问题看本质，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多人相信了民主直选可以救中国，把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归咎于一党制。我相信，是这种思想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平民百姓，没有太多社会理论，对贪污腐败，社会各种差距，民生、民意、民权得不到重视，极度不满而失望，对一党制有了极端的怀疑，我也曾是。这一种人是善良的人，这种情绪也是最容易被人利用的。二种就是左派们所说的右派，这些人对社会理论有着深刻的研究，也知道社会问题所在，知道民主直选将给民族带来的灾难，但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既得利益，更希望浑水摸鱼，象是俄罗斯叶利钦的翻版，出卖国家，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些专家、学者、教授和官员，其实是中国最无耻、最可恨的人。这也是下一步国家政策怎么走，姓社还是姓资，我们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必须关注的。
如果政府依照宪法，人大实行直选，产生代表人民利益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于各地方的贫富差距，人口因素等，政府的政策执行力肯定会打折扣，短期内会影响GDP的发展，这也许是中国高层们没有决心，改变错误人大的原因。但是，在互联世界的今天，民怨沸腾，如果不能让代表人民的人大去监督，贪赃枉法的官吏，如果人民的意志不能有，有效的表达途径，得到应有的尊重，这个社会动荡的成本之重，政府你承受得了吗？而且，在越来越多的人民，怀疑一党制度优越性的今天，只要有了人大这道防火墙，在广大人民利益和社会发展之间找到平衡，政府的长期政策执行力才会有所保障，才不会动摇国本呀。当然，也不要提什么党内民主，现在的党员都是什么人，入党的目的是什么，大家都清楚，如果非要党内民主，中国社会会走的更偏。
如果人民有了自己的代表，可以去有效监督政府，就一定能杜绝腐败，政治清廉吗，也不会，看看民主了几十年的印度，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中国的台湾省，众多的拉丁美洲国家就知道了，除了混乱，就是徒增国家的内耖，制约了这些国家的发展。一个国家能够和平延续的关键是人的诚信信仰和三公治国，（公开、公正、公平），这是西方国家不会为我们宣传的秘密，也是西方社会契约诚信，强国固本，几百年来基督传统和社会实践的精髓。
在亚洲和世界儒家文明圈内，我们大陆人是最让人看不起的，知道为什么吗？不是贫穷，不是歧视，是我们国人的自私，——从58年大跃进开始，历届群众互斗运动，批林批孔和经济改革开放中，我们已经丧失了传统儒家文明中，最重要的诚信，变成了一个尔虞我诈，不讲诚信，没有了廉耻的群体。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诚信为基础的群体，还在奢谈道德重建，社会文明。什么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别说外国人不信，现在连我们都不信了，你信吗？在没有社会普遍诚信的前提下，非要说能够遏制贪官，杜绝腐败，痴人说梦罢了。
西方民主的实质是契约诚信民主。在几百年的基督传承和社会实践中，诚信信仰已成为西方社会的契约公德。在两党或多党制，公开透明的民主监督下，不诚信，有一点瑕疵的人，是不可能登上管理者宝坐的。这样，除了能保证官员为有德精英人士之外，官员的榜样作用，也促进了社会诚信价值的延续。这点从英国大臣十几元的报销单受到的惩治中可以明白。英国人民不会在意十几元，那只不过是一个小时的工资而已，人家在意的是你的诚信，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这是道德，是本质。和中国一脉，台湾省的陈水扁贪得无厌，吞了那么多，还有那么多的人跟随他，为什么，私心而已。看看台湾省之乱，如果以大陆现阶段的道德水准，人们缺失了对诚信的敬畏之心，你想要民主直选取，中国会怎样。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的一个有趣的小调查，我问朋友们，如果你是中国的官员，你会怎么样。大家都是一个选择——贪官。在这个功利社会中，个人能力是以金钱衡量的，没有了监督的权力，想要升迁，想要生活水平更高的每个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清廉，官员们个人品质，能决定的只是怎么贪，贪多少的问题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但这就是真实的中国。我们每天恨着、骂着的贪官污吏，换作我们，也是。中国的官场，已经成了传说中的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进入的官员只有被同化，只有适应潜规则，否则没有好结果。谁上台也一样。为什么会造成的这样的结果，谁要为此负责，大家一个答案——制度。
制度是要执政者负责的，但有一个更大的责任机构——人大。就是这些应该代表人民的人大组成者们，不仅不能维护人民的利益，还一次次地阻碍了，官员财产公示这一阳光法案，反腐利器的通过，江总、朱总时没有通过，胡总、温总的今年又没有通过。是他们，让官员们一个又一个地掉落贪赃枉法的陷井，不能自拨。他们要为那些成为贪官污吏的公务员们负责，为我们国家历年来，除死了的那么多的官员们负责，为每年又有那么多的蹲了监狱的官员们负责。一句话，是这些人害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官员，并且，还要继续害下去。
看看下面的这段：
本问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教授赴台走访了台湾各地居民问的同一个问题
“假如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人回答说不可能，没有我的同意他怎么敢拆我的房子呢？只要这个房子是合法的房产当官的不敢的。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他们会告诉我，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会依靠法律给我判决，而且是判他们赔很多钱。比如是合法并且是我同意拆是10万块钱赔偿，而不经过同意，法官就会判他赔100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依法判决，怎么办？”人家又回答我说：“不可能”。我们的法官在很多问题可能腐败，但是只有我有明确的产权和证据，他不能也不敢腐败。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腐败了，怎么办？”他们会说，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就会来进行调查，我的议员调查之后会就会开新闻发布会，我的议员就在议会提出建议，这个法官和这个**官员麻烦就大了，他们呆不下去了，他们就完了。
我接着还问：“假如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呢？”我一问到这个假如的时候，人家很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那么多假如？没完没了的假如，议员再腐败，也会特别高兴管我这个事情。因为议员就是希望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有了这个问题，议员只要进行了调查，再经媒体一报道，这个议员就会成为英雄，成了英雄不仅可以当县议员、国会议员，最终还有可能成为阿扁。我说我不相信，议员也会腐败的，会不管你们的事的。他们说不会的，不信可以试一下。一般台湾的老百姓家里面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议员联系卡。我就要他们给议员打电话，一打电话，议员只要在不远的地方马上就会赶到。台湾的基层议员一来，一般都很兴奋，问遇到什么问题，都表示会为选民主持公道。
我接着还问：“假若议员就不是管你的事了，怎么办呢？”。台湾的老百姓告诉我，这很简单，下次选举时不投他的票，让他当不了议员就完了。
我只所以摘录上面的一段，是想告诉大家，在我们大陆，人大代表的职责和台湾省的议员是一样，他们都负有维护人民利益的责任。不同的是，现在我们的人大不是我们选举的，人家一个电话，议员就下来为民服务，而我们，就是上访也要被……。
很久以来，我们重复着一个逻辑的错误，说权力是人民的，政府是人民政府。古今中外，有史以来，权力从来就是官员和掌权者拥有的，人民那个时候，那个地方，那个朝代，也没有拥有过真正的权力，就是现在西方的民主社会，人民也只能有监督权力使用的权力。因为权力不是人民的，所以人民必须有监督权力使用的权力，把人大还于人民，让人大发挥人大应有的社会责任，这是一个文明社会，执政者必须付于人民的权力，也是杜绝和预防社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关键前提。
中国的社会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就是因为已经没有机构，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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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再大的权力 你也消灭不了网络
一直以来，我认为对文人的言论应当宽容，所谓书生意气，狂一点或者偏一点，是正常的。一个文人也不得不收起尾巴做人，谨言慎行的时代，注定了不是一个好的时代。
从历史到今天，能让书生意气自在发挥的时候并不多，大多数的时候，文人不得不屈从于权力的意志，说权力想说的话，做权力想做的事。一方面文人的理想在我们的传统思维中都要通过权力来实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帝王师，开万世之太平，都是如此；另一方面，权力的意志更多的时候不是通过国家机器的暴力来实现的，马上天下马下治，开国的君主年号谥号多与武有关，盛世的天子年号谥号多与文有关，暴力更多的是权力的保障，文人才能给权力发展的空间。
尽管文人与权力一直是如此的密不可分，更多的时间和朝代里头仍然是容许权力张狂或偏激，而不容许文人发挥书生意气。即使在今天，我们的官员可以说“你是一个屁”，“你说不拆，那就肯定拆，这就是我们在全世界最牛逼的原因”。我们的文人，除掉一个韩寒拒绝美国总统的接见（当然美国总统的权力直接影响不到我们），还有谁可发出“天子呼来不下船”的绝唱。
给我一个权力，我就要消灭网络！
这看起来只是文人的张狂，却仍然集中在权力二字上。
但权力的缺陷在于，它不可能长久，始皇想着一世二世直至千万世，在儿孙手上就丢了江山。权力如剑，能切金断玉，却砍杀不了无形之物。思想如光，反倒能穿透历史，接近永恒。秦代的体制，度量衡流传了下来，军功制，劳役制再没有人使用，无非是前者在一个时段内合乎人性人情，后者违反了人性人情。
靠权力实现理想，这是文人的梦，但有时却是文人的病，这个病在于为了自己的的理想，不惜谋杀天下所有人的理想。
给我一个权力，我就要消灭网络！
他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力？要给他多大的权力？
我丝毫不怀疑给一个人足够的暴力机构和宣传员，他可以在一个时段内不彻底的消灭网络，从技术上消灭一切硬件，从思想上消灭绝大多数关于网络的知识，上网者杀，言网者刑，传播网络知识和技术的诛三族五族，每天从电视到报纸，从开会到广播，宣传网络的危害，痛诉网络的罪恶，在若干的时间内，网络至少在表面上是能够被”消灭“的。
如果这样，这个权力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在消灭网络的同时，它也在消灭自己。网络从它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将成为一个与现实的世界平行不离的生态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不可能被消灭。
也许，N年以后，当我们的后人在网上看到我们这个时代，将会发出感叹：
那个时代的人，在那么落后的环境下面，却能够产生那么多闪光的思想，就如同春秋战国时代和文艺复兴的时代一样，真是奇迹。
若能如此，这一切源于网络。
更应该庆幸的是，没有给某一个人那样一个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