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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第一次倾听“世界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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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第一次倾听“世界和谐”
2005年9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首次提出了属于中国执政的“和谐世界”这一概念。胡锦涛主席在这一主题下谈了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第二，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第三，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第四，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2005年12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发表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演讲，进一步阐释了“和谐世界”的内涵。他指出，只有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才能使人类文明得以发展；只有实现了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类文明才能持续发展。
显然，“和谐世界”这个重要的提法和较早前的理念或理论相比，善意程度与技术含量均有提高。比如“三个代表思想”，在大陆内怎么说都可以，然而拿出门去对外传播，“普适性”就会大打折扣。可以想见，问题到了代表世界先进生产力和大批出口文化产品的美国，民主党和自由党就闹不清两党之中究竟哪个党代表先进了。适合国内的党文化，不见得适合国外政治集团的思维特点和智力水平，而“和谐世界”却能作为全球通用或普适的话语为外人所理解，为多边沟通奠定一个技术基础，同时，它对外部世界表示了温和与平静的、非对抗式的正常姿态。“和谐世界”的核心内容其实是较之和平共处更高一级的“和谐相处”，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之后再推出“和谐世界”，具备了形式上的内政外交的“一体化”特点。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值得史笔一摇，在此之前国人从什么时候首次遭遇这一思想，也值得青史留痕。如果因岁月埋没或刻意回避的缘故淡化乃至“消除”了这种记忆，那就应该重提旧事并重新审视。
普通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和谐世界”概念以及这种政府的外交思想，是在1973年9月中旬法国蓬皮杜总统访华期间，距今已经34年了。那期间蓬皮杜总统有两次讲话见诸报端。一是1973年9月11日《在周恩来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二是9月14日《在答谢宴会上的祝酒词》。
“当法国不远万里、并且越过制度和体制的不同而面向中国、并向中国伸出友谊之手的时候，它是想表达这样的信念：在我们的星球上只有一个同一的人类。法国愿意表示，它相信被历史、地理、经济或文化所分散的、分裂的人类可以在共同的和平、劳动和幸福的愿望中重新统一起来。法国打算证明，国家并不仅是‘冷酷的怪物’，它能够去寻求别的事情，而不是眼前的私利。的确，我们可以豪迈地说，象法中两国这样伟大的人民彼此会晤，这不单单涉及外交或贸易。这次会晤也应该为世界上其它各国人民带来希望。”这段话是蓬皮杜总统首次讲话中的精彩之处，理想主义和感情色彩相当浓厚，同时也似乎表现了有法国特色的自信。讲这番话的那天，世界上最不和谐的现象是智利发生军事政变，中国政府的好朋友阿连德总统因拒绝流亡罹难。三天后蓬皮杜在答谢宴会上以主人身份发布的“祝酒词”，除了继续赞扬中法友谊和强调两国共同点、表示加强交流愿望，点出了中法友谊的目标。他说道：“法中友谊的性质是不排斥任何其它方面的友谊。因为它的唯一目标就是要巩固世界和平；同时，如果哲学家们允许我把莱博尼茨的一个词用在政治上的话，法中友谊的目标就是‘世界和谐’，尽管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克服许多困难”。
此前，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宴会上的讲话中，突出的是反对“超级大国”（暗指苏联）的内容。当时的中国小人物描述世界形势时，话语套路为“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防雷激”，周恩来并不使用这种文学性情绪化语言，但如果说到国际形势，“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样的“规定性概括”却是不能舍弃的。中国其时是“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这类理论还左右着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国总理的外交话语不可能轻松平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缓和的现象是表面的，我们必须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周恩来如是说反映了中国高层对局势的“严重估价”。合众国际社9月11日的文章说：“中国认为，世界正面临着新战争的威胁。他（周恩来）说，中国人正在深挖洞，广积粮....这位总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为招待蓬皮杜而举行的一次盛大宴会上向蓬皮杜谈到了中国战斗的民族哲学”。
蓬皮杜和周恩来都是身患绝症的老人，周忍受着手术后的痛苦连轴转式地“日理万机”，除了身体上的痛苦，他还正忍受着他宣传的“中国战斗的民族哲学”所带来的煎熬。9月12日，他陪同蓬皮杜出席专场文艺晚会，晚会结束时，外交部礼宾司经请示周恩来，将原拟奏乐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临时改奏由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对此，在场的江青大为不满，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作出检讨。次日，中国舞剧团负责人刘庆棠等写信给江青，说明”总理指示”的经过。14日，江青写一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提出：“在这样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
“世界和谐”与“和谐世界”两个词组的差别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历史的“玩笑”趣味盎然，依据三个世界理论被划为“第二世界”的法国，正值中国勇于内斗外战的特别时期，浪漫地送上了“世界和谐”一说，在和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大脑沟通时，形成哲学和世界观层面上的“鸡同鸭讲”---而34年后，未必曾经注意到“蓬皮杜思想”的中国政治高层，又创造性地明确了当年法国的“浪漫想法”，将它作为一种指导思想。
中国人在文革时期阅读资本主义国家元首的文稿，难免会有新奇、清新的感觉。文风和话语系统完全不同造成“差异美”，希望得到外部信息和对外国领导人的智力、风格感兴趣，也加强阅读和细审的动力。但是，由于不允许官方以外的任何评论，当年中国知识分子和民间对“世界和谐”有什么反应，也无从知晓。不过，推测一下大概如此：尽管林彪事件为中国带来了一次暗中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然而“阶级斗争熄灭论”，“阶级斗争调和论”，以及“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思维惯性，在当时中国人心深处依然坚挺，能注意到并倾向于“世界和谐”这一重要思想的，估计只有极少数人。后来的数十年间不见有人提起此事，恐怕和当时人们对这个概念的掉以轻心或不屑一顾有关。
不要本社会和谐与世界和谐的内政外交之道，很难被理性人群所接受或理解。产生如此思想或决策和国家民族利益必定有关的说法，以及和当时国际背景、国内某种需求必定有关的说法，如今回顾起来完全没有依据，即便以执政当局的利益与需求为坐标来衡量，不要和谐的内政外交也是南辕北辙。个人或小集体的“核心性格”，以及因此性格而产生、而影响的形势判断，在高度集权体制下完全可以左右国家的大政方针与人民命运；因高度集权、无所不能而高度自信的权力，可以无视圈子之外先进思想和客观判断的存在，对这样的权力机器而言只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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