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才子?报人?老革命 ——记吴砚农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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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砚农同志,是早在1932年参加革命的前辈,天津《大公报》四才子之一,而且是其中业绩最突出的一位。在他从政以后,官居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这在文人中还是较少的。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吴砚农担任冀中行署秘书长时,我就知道他的大名。1945年10月,他担任天津解放委员会副书记、天津市委书记时,我才认识了他,听过他的形势报告,而且在他兼任部长的统战部担任干事。当时,一批准备接管天津的干部,因总不能进城而烦恼,有些人包括我自己产生了急躁情绪,对领导同志有不少意见。吴砚农和当时的一把手,发动干部们对领导提意见。我是统战部的支部书记、津委会机关党总支的委员,才21岁的小伙子,血气方刚,看问题片面。在会上发言偏激,用后来流行的话就是无限上纲。主持会议的同志,打断了我的发言,并严厉地批评了我。这时,我听到吴砚农平静、缓慢,略有口吃的话:“让他继续讲下去,听他讲完。”我讲完了意见感到很轻松。会后,参加会的《天津导报》编辑董东对我说:“老石,你的发言尖锐泼辣,有骨头有肉,有皮有毛。”我还洋洋得意,其实表现了我极不成熟,与吴砚农同志的宽容大度形成鲜明对照。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我那时幼稚得可笑。
可是,吴砚农在原则问题上却毫不含糊。就在这次会后不久,我奉调九分区敌工部。按规定,调动工作应把公家发的手枪交回。可我的手枪是一把下插梭、连发二十粒子弹、满烧蓝的八成新枪,我实在不愿交出。为了带走这支枪,我于凌晨五点钟,雇了老乡一张冰床(从文安大洼到胜芳冰上交通工具),乘人不知鬼不晓溜之大吉。没想到“莫道人行早,更有早行人”,一出村就被人发现。津委会组织部长彭青立即派人追赶。我和追我的人几乎前后脚赶到胜芳吴砚农同志那里。津委会那位同志当场向我要枪,我强词夺理拒不交出,两人相持不下。这时,吴砚农对我说:“你把枪交给他!”语气虽然平静,但字字掷地有声,字字透着威严。我自知理亏,只好乖乖从命。
通过一次宽容、一次严厉的两件事,我对吴砚农又增添了几分敬意。
天津解放以后,我和砚农同志接触逐渐多起来,特别是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时,他曾一度任市委宣传部长、高干自修班主任,经常给我们作报告,我不断聆听他的教诲。他到省委任书记主管工业,经常对我们的报道提出指示,提供新闻线索。因为他是老报人,不仅是《大公报》名记者,还担任过《晋察冀日报》副社长兼总编,和大才子邓拓一起办过报。他提的意见十分中肯,我更加尊敬他,对他的指示认真贯彻执行。新华分社发了许多工业报道,受到总社和人民日报的重视和吴砚农的赞扬。后来分社进入全国新华社的先进行列。这和吴砚农以及黄松龄、王亢之、范瑾等前辈的领导密不可分。
笔者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为天津出了吴砚农这样杰出的报人、才子兼优秀的高级干部而感到自豪。
今年恰逢砚农同志逝世二十周年,这篇短文就作为我对他的缅怀吧!
本文原载2007年5月28日老年时报第七版《春秋》 作者:石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