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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20:29:54
旧文新发：博物学史编史学拾零
按：这也是给吴老师信中谈到的内容，因为集中讲到一些博物学史研究方法和文献，故单独发文列出。
－－－－－－
实际上我一直最想了解的主要还是博物学史史（history of history of natural history）的基本状况，即博物学编史学在方法和思路上的发展。唯一在Culture of natural history一书的绪言中找到概述这个主题的几段文字，勾勒了主要线索和一些重要文献，这对我帮助挺大的。转述如下：
林奈收藏品的购买者，伦敦林奈学会的首任主席James Edward Smith在他1788年出版的Introductory Discourse on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Natural History一书中大致讲述了从人类生活在“自然状态”的时候就开始起源的博物学的发展历史，他声称对以往的博物学学者的价值作了比较公正的评价，讲述了博物学从过去的“迷信理论”、从粗浅的对医学实用性的坚持以及从民族偏见（法国）中解放出来的历史过程。Smith认为，林奈是第一个对整个博物学领域进行整理和方法化的，而且之后的进步就是从林奈的教条和方法的传播中发展出来的。
Smith著作的某些方面，例如将博物学放在假想的人类普遍历史的语境中，而且将知识的进展和对迷信的克服联系起来，这些做法是他那个时代英国化的编史学的典型特征。但是还有一些别的特征是他与他之后大量的博物学历史共同具有的，如，认为在这个主题上当前阶段的进步的叙述；强调前人对他之后的发现的预见；用方法的改进来解释知识的增长等等。而且，他们频繁地炫耀他们的客观性，试图将他们特殊的理论关注和学科派别合法化，喜欢将一个历史学家定位在一个特定的学科传统中。如此壮丽的历史和如此反复出现以及被反复重写的博物学文化使得他们似乎被导向作者自己的时代和文化。
全然摈弃这种历史在目前看来似乎比较流行，但这肯定是错误的。Victor Carus’Geschichte der zoologie(1872),Juliu von Sachs’Geschichte der Botanik(1875)和K.A.von Zittel’s Geschichte der Geologie und Palaontologie(1899)是关于动物学、植物性和地理学的权威的历史著作，它们都赞扬了新日尔曼帝国下作为自然科学的胜利的这些学科的巩固。他们渊博和严谨的学识为后人的理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50、60、70年代，生命科学和地球科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分类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戏剧性地大大发展了，许多还对新达尔文综合进化论提出了挑战；地球科学因新的板块构造理论而发生了革命。与此同时，这些学科的历史研究也相应地变化了。出现了一批新的史学杂志，例如1967年建立的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最早于1971出版时叫做Histoire et biology的Histoire et nature，这些杂志标志着对这个专业领域的兴趣的高潮。Bentley Glass等人编著的Forerunners of Darwin(1959)和Philip Ritterbush的Overtures to biology(1964)追溯了这个学科的遥远的祖先。还有一些更加专门地尝试去寻找最近以来的理论革新上的古代预见。例如，有许多针对18世纪植物学家Michel Adanson的著作的讨论，声称他已经发明了根本特征匹配的比例进行分类的方法，每种特征都被同等地权重，这个方法预见了1970s出现的基于电脑的分类学。
当然并不是所有20世纪上半页的博物学史学著作都是有关科学进步和对先进理论的预见的，有许多例如，其中如Edward Stuart Russell的Form and Function: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animal morphology(1916)。该作者是整体论、活力论和目的论生物学的拥护者。这部著作是很出色的，它展示了过去的博物学学者的范畴和哲学假定，也体现了作者对书中所详细说明的在当时的眼光看来是远离进步的主线的那些过去的其他路径的同情。同样有影响力的是Henri Daudin的著作，他是人类学家Lucien Levy－Bruhl的学生，文化历史学家LucienFebvre的朋友。他的de linne a lamark. Methods de la classification et idée de serie en botanique et en zoologie(1740-1790),和Cuvier et Lamark. Les classes zoologiques et l’idee de serie animal（1790－1830）（1926－7），这些著作将相关的过去的分类系统与博物学学者的特殊收集、园艺活动和医药活动等联系了起来。
关于博物学史的另外一个非常不同的系列是19世纪末最后几十年在植物学、动物学和地理学国际大会上建立的植物动物命名法规则的副产品。在国际一致的规则下确定活的生物的名字要求广泛地研究过去博物学学者的出版物和收藏品。而且，系统学家和分类学家对于他们自己学科的历史的专业兴趣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可或缺的参考书，重要的比如，在英国Ray Desmond 和Christine Ellwood的Dictionary of British and Irish Botanists and Horticulturalists(1994),和Frans A.Stafleu等人编著的Taxonomical literature(1976－1988)，同样还有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Bibliography of Natural History(后来改名为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
尽管有这些例外，博物学史学领域还是被关于预见和进步的故事所主导，直到最近的几年。然而，从60年代以来，所强调的逐渐转向这样一些方法，用库恩的话说就是“并非寻求过往科学对我们现今所取得成就的持久的贡献，而是尝试去展示那种科学在它自身时代中的历史整合。”因此，在博物学史领域内，大量工作开始试图去重建过去的理论和系统在当时时代的预设和概念范畴的框架中的意义，出色的例子如，Elizabeth Gashing，Investigations into Generation, (1967)，和Mary P.Winsor 的Starfish,Jellyfish and the Order of life(1976)。还有一些强调社会语境和科学的使用，来代替老的对发现和理论排序的内部编年史，这种重新定向的典型如David Allen 的 the naturalist in britin. A social history(1976), Martin Rudwick 的 the meaning of fossil(1972)和Paul farber 的 the emergence of ornithology as a scientific discipline（1982）。其他有些人，针对进步史和把现今的范畴、兴趣和价值强加于前人这种做法，他们则试图去在前人的时代来理解他们的术语，去重建他们的思想状况和概念框架，作为地域性和历史性的偶然造物。这里，他们利用了人类学家涉及公正对待不同文化的一些工作，例如Clifford Geertz的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1973)和与之非常不同的Dan Sperber的rethinking symbolism(1975).
博物学史中的新的人类学视角的典型是Wolf Lepenies 的Das ende der naturgeschichte(1976)，Scott Atran的Fondements de l’histoire naturelle. Pure une anthropologie de la science(1986，1990年修订的译本为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natural history)和Krzysztof Pomian 的 collectionneurs amateurs et curieux(1987)。拒斥对这个学科的增长的连续性的传统叙述，有人追随库恩，声称本地和tacit的实践在接续的和不可通约的科学范式的形成中的优先性。还有人仿效Michel Foucault，将焦点集中于在散漫的实践和制度化的政权水平上的激进的非连续性。特别的，针对福柯的观点有许多的争论，在Les Mot ser les choses（1969）中，1800年左右博物学的论文有一个陡然的转变，从动植物的外部相似性与不同的静态的表格转变为对生物的内在发育和历史进程的动态叙述。
在福柯强调学科在时间上的不连续性的地方，有些人甚至尝试着说明空间和社会的不连续性，他们强调民族风格的重要性，强调存在于首都与外省之间、精英与工匠之间、作者与公众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多样性。对此，就像Michel Serres指出的，对一个本地编史学的需求尤其体现在博物学的情况下，如果给定自然对象的呈现的本地性和博物学学者在不同地方感知到不同的自然世界这个事实。这种“去中心化”博物学历史的例子包括Bernard Smith先锋的european vision in the south pacific(2nd edn,1985)，James A.Secord的controversy in Victorian geology:the Cambrian-silurian dispute(1986)和Mary louise pratt的imperial eyes: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1993)
――（Culture of natural history是剑桥编的一本从文化史角度研究博物学史的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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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主] | Posted: 2007-04-28 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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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Edward Smith的论述有一定道理，但现在从民族科学、民族植物学等来看，有时代的局限性。博物学不只是西方的学问，而是各地区各种族人的学问，是各种“地方性知识”。就现在而论，它在体验、实践层面更是非西方的，因为西方多数人最多只是研究它们，而不再操作了。欠发达、边远地区的民众，依然靠博物学来生存。
按：这也是给吴老师信中谈到的内容，因为集中讲到一些博物学史研究方法和文献，故单独发文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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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一直最想了解的主要还是博物学史史（history of history of natural history）的基本状况，即博物学编史学在方法和思路上的发展。唯一在Culture of natural history一书的绪言中找到概述这个主题的几段文字，勾勒了主要线索和一些重要文献，这对我帮助挺大的。转述如下：
林奈收藏品的购买者，伦敦林奈学会的首任主席James Edward Smith在他1788年出版的Introductory Discourse on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Natural History一书中大致讲述了从人类生活在“自然状态”的时候就开始起源的博物学的发展历史，他声称对以往的博物学学者的价值作了比较公正的评价，讲述了博物学从过去的“迷信理论”、从粗浅的对医学实用性的坚持以及从民族偏见（法国）中解放出来的历史过程。Smith认为，林奈是第一个对整个博物学领域进行整理和方法化的，而且之后的进步就是从林奈的教条和方法的传播中发展出来的。
Smith著作的某些方面，例如将博物学放在假想的人类普遍历史的语境中，而且将知识的进展和对迷信的克服联系起来，这些做法是他那个时代英国化的编史学的典型特征。但是还有一些别的特征是他与他之后大量的博物学历史共同具有的，如，认为在这个主题上当前阶段的进步的叙述；强调前人对他之后的发现的预见；用方法的改进来解释知识的增长等等。而且，他们频繁地炫耀他们的客观性，试图将他们特殊的理论关注和学科派别合法化，喜欢将一个历史学家定位在一个特定的学科传统中。如此壮丽的历史和如此反复出现以及被反复重写的博物学文化使得他们似乎被导向作者自己的时代和文化。
全然摈弃这种历史在目前看来似乎比较流行，但这肯定是错误的。Victor Carus’Geschichte der zoologie(1872),Juliu von Sachs’Geschichte der Botanik(1875)和K.A.von Zittel’s Geschichte der Geologie und Palaontologie(1899)是关于动物学、植物性和地理学的权威的历史著作，它们都赞扬了新日尔曼帝国下作为自然科学的胜利的这些学科的巩固。他们渊博和严谨的学识为后人的理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50、60、70年代，生命科学和地球科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分类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戏剧性地大大发展了，许多还对新达尔文综合进化论提出了挑战；地球科学因新的板块构造理论而发生了革命。与此同时，这些学科的历史研究也相应地变化了。出现了一批新的史学杂志，例如1967年建立的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最早于1971出版时叫做Histoire et biology的Histoire et nature，这些杂志标志着对这个专业领域的兴趣的高潮。Bentley Glass等人编著的Forerunners of Darwin(1959)和Philip Ritterbush的Overtures to biology(1964)追溯了这个学科的遥远的祖先。还有一些更加专门地尝试去寻找最近以来的理论革新上的古代预见。例如，有许多针对18世纪植物学家Michel Adanson的著作的讨论，声称他已经发明了根本特征匹配的比例进行分类的方法，每种特征都被同等地权重，这个方法预见了1970s出现的基于电脑的分类学。
当然并不是所有20世纪上半页的博物学史学著作都是有关科学进步和对先进理论的预见的，有许多例如，其中如Edward Stuart Russell的Form and Function: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animal morphology(1916)。该作者是整体论、活力论和目的论生物学的拥护者。这部著作是很出色的，它展示了过去的博物学学者的范畴和哲学假定，也体现了作者对书中所详细说明的在当时的眼光看来是远离进步的主线的那些过去的其他路径的同情。同样有影响力的是Henri Daudin的著作，他是人类学家Lucien Levy－Bruhl的学生，文化历史学家LucienFebvre的朋友。他的de linne a lamark. Methods de la classification et idée de serie en botanique et en zoologie(1740-1790),和Cuvier et Lamark. Les classes zoologiques et l’idee de serie animal（1790－1830）（1926－7），这些著作将相关的过去的分类系统与博物学学者的特殊收集、园艺活动和医药活动等联系了起来。
关于博物学史的另外一个非常不同的系列是19世纪末最后几十年在植物学、动物学和地理学国际大会上建立的植物动物命名法规则的副产品。在国际一致的规则下确定活的生物的名字要求广泛地研究过去博物学学者的出版物和收藏品。而且，系统学家和分类学家对于他们自己学科的历史的专业兴趣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可或缺的参考书，重要的比如，在英国Ray Desmond 和Christine Ellwood的Dictionary of British and Irish Botanists and Horticulturalists(1994),和Frans A.Stafleu等人编著的Taxonomical literature(1976－1988)，同样还有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Bibliography of Natural History(后来改名为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
尽管有这些例外，博物学史学领域还是被关于预见和进步的故事所主导，直到最近的几年。然而，从60年代以来，所强调的逐渐转向这样一些方法，用库恩的话说就是“并非寻求过往科学对我们现今所取得成就的持久的贡献，而是尝试去展示那种科学在它自身时代中的历史整合。”因此，在博物学史领域内，大量工作开始试图去重建过去的理论和系统在当时时代的预设和概念范畴的框架中的意义，出色的例子如，Elizabeth Gashing，Investigations into Generation, (1967)，和Mary P.Winsor 的Starfish,Jellyfish and the Order of life(1976)。还有一些强调社会语境和科学的使用，来代替老的对发现和理论排序的内部编年史，这种重新定向的典型如David Allen 的 the naturalist in britin. A social history(1976), Martin Rudwick 的 the meaning of fossil(1972)和Paul farber 的 the emergence of ornithology as a scientific discipline（1982）。其他有些人，针对进步史和把现今的范畴、兴趣和价值强加于前人这种做法，他们则试图去在前人的时代来理解他们的术语，去重建他们的思想状况和概念框架，作为地域性和历史性的偶然造物。这里，他们利用了人类学家涉及公正对待不同文化的一些工作，例如Clifford Geertz的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1973)和与之非常不同的Dan Sperber的rethinking symbolism(1975).
博物学史中的新的人类学视角的典型是Wolf Lepenies 的Das ende der naturgeschichte(1976)，Scott Atran的Fondements de l’histoire naturelle. Pure une anthropologie de la science(1986，1990年修订的译本为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natural history)和Krzysztof Pomian 的 collectionneurs amateurs et curieux(1987)。拒斥对这个学科的增长的连续性的传统叙述，有人追随库恩，声称本地和tacit的实践在接续的和不可通约的科学范式的形成中的优先性。还有人仿效Michel Foucault，将焦点集中于在散漫的实践和制度化的政权水平上的激进的非连续性。特别的，针对福柯的观点有许多的争论，在Les Mot ser les choses（1969）中，1800年左右博物学的论文有一个陡然的转变，从动植物的外部相似性与不同的静态的表格转变为对生物的内在发育和历史进程的动态叙述。
在福柯强调学科在时间上的不连续性的地方，有些人甚至尝试着说明空间和社会的不连续性，他们强调民族风格的重要性，强调存在于首都与外省之间、精英与工匠之间、作者与公众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多样性。对此，就像Michel Serres指出的，对一个本地编史学的需求尤其体现在博物学的情况下，如果给定自然对象的呈现的本地性和博物学学者在不同地方感知到不同的自然世界这个事实。这种“去中心化”博物学历史的例子包括Bernard Smith先锋的european vision in the south pacific(2nd edn,1985)，James A.Secord的controversy in Victorian geology:the Cambrian-silurian dispute(1986)和Mary louise pratt的imperial eyes: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1993)
――（Culture of natural history是剑桥编的一本从文化史角度研究博物学史的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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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Edward Smith的论述有一定道理，但现在从民族科学、民族植物学等来看，有时代的局限性。博物学不只是西方的学问，而是各地区各种族人的学问，是各种“地方性知识”。就现在而论，它在体验、实践层面更是非西方的，因为西方多数人最多只是研究它们，而不再操作了。欠发达、边远地区的民众，依然靠博物学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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