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打击与精确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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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打击与精确生存(2010-03-27 02:12:49)
好几年前,以美国为主,世界上很多国家生物领域的研究者共同合作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当时,中国也分到其中1%的工作,对人类3号染色体上大约3000万个碱基对进行测序。基因工程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如今广为人知的转基因食物,其实只是基因工程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个局部领域。但是,从原理上说,基因工程的本质是相同的。当年,中国科学工作者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1%的工作时,本人还是一个记者。我当时采访了中国主持这项工作的杨焕明博士,与杨博士的一番对话,至今还记忆犹新。在当前转基因食物被广泛关注的情况下,回忆当年对杨焕明博士的采访内容,再加一点本人对基因工程的理解,写一篇并不轻松的小文章。
杨焕明博士当年在采访中告诉我,有外国科学家发明了一项基因技术,类似一种除草剂,针对的是罂粟这一植物。在中美洲地区,有些地方大量种植罂粟,成为美国社会毒品的重要来源。为了打击毒品犯罪,从事基因工程的某些科学家打算斩草除根,他们发明了一种基因药物,只要撒下去,罂粟就不会生长。按我的理解,它可以看成是一种除草剂,只不过,这种除草剂,只除某一种特定的草。在这个项目中,它消除的对象是有“罪恶之花”称号的罂粟。
杨焕明博士还是联合国一个生物伦理机构的成员,这个机构的全称,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杨博士当年告诉我,他所在的生物伦理机构,最终否决了这项技术,禁止使用这项技术。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杨焕明博士以很严肃的神情对我说:这项基因技术从本质上说,就是以人为的方式,消除地球上的一个物种。对于罂粟,是否应该采用这项技术,人们似乎还可以争论。但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如果允许它使用,等于允许它继续深入研究。那么,如果有一天,这项技术要消除的物种对象,不是一种植物,而是一种动物,怎么办?更明确地说:如果这种技术最终可以针对带有某种特定基因的人,怎么办?这种生物技术就太可怕了。杨焕明博士当时接受采访较多,我记得他在其他采访中还说过一句话: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就要亲手毁掉这个技术。杨焕明博士当年的这番话,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包括生物技术、基因技术在内,任何技术都是有风险的,它是否能造福人类,关键在于人们的道德。所谓生物伦理,就是以道德标准来管束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
在我看来,专门针对罂粟的“除草剂”,可以看成是:只杀一种,其余不杀。因此,这项技术也可以看成是对于某一个物种的精确打击,或精准消灭。杨焕明博士所在的生物伦理机构之所以否定它,在于这项技术的道德风险。然而,时隔多年以后,我知道了美国人又一项基因技术,这就是如今已被广泛使用的农达和抗农达。农达是一种除草剂,它可以杀灭一切杂草。所谓抗农达,就是在一种植物中,用转基因技术加入了抵抗“农达”的成分,使得这种植物可以不被“农达”杀死。现在美国人发明的抗农达转基因作物,大概有大豆和玉米。然而,每当我想起杨焕明博士当年的话,我就会想,从道德风险上说,农达和抗农达,与专杀罂粟的基因技术,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如果说,专门针对罂粟的除草剂是“只杀一种,其余不杀”,那么,农达和抗农达转基因技术就是:“只有一种不杀,其余通杀”。换句话说,如果前者是精确打击、精准消灭,那么,后者就是精确生存、精准安全。如果针对罂粟的基因专杀技术,要像杨焕明博士担心的那样,万一发展成熟,用来对付人怎么办?那么,农达和抗农达转基因技术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万一发展成熟,产生一种基因武器,只有一种特定基因的人不杀,其余全杀,怎么办?因此,我很想有机会再请教杨焕明博士,当初否决专杀罂粟这一基因技术的道德理由,为何不能用来否决农达和抗农达这一基因技术?事实上,生物技术发展到基因技术这一步,不管是克隆羊还是克隆人,不管是转基因植物还是转基因动物,人们的确可以想象很多它可能带来的好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它同样具有极危险的害处。这种害处在我看来,甚至超过核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