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要抓准"牛鼻子" //任理轩: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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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胜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要抓准"牛鼻子"//任理轩: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李君如:最能触动经济发展方式深层次"神经"的是政治体制改革 人民网记者  陈叶军 2010年03月05日10:24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辜胜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要抓准"牛鼻子"--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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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两会召开之际,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请他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经济结构调整、居民消费提升、城镇化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辜胜阻表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要抓准“牛鼻子”。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点是“扩大消费,有效启动内需,改变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地位”。

  记者:2009年是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今年,却是最复杂的一年。您认为,在这个关键节点上,我国未来三十年的可持续性发展,出路在哪里?

  辜胜阻:“回顾2009,保增长成绩辉煌;展望2010,调结构任重道远”。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依靠政府投资和政策推动,在多种困难中实现了经济增长“V”字型反转。但同时应当看到,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发展转向“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创新驱动、均衡共享”的发展模式。

  这包括:一要改变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失衡,构建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从外需依赖转向内需主导,克服外需依赖型经济的脆弱性和风险性,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二要改变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构建消费支撑型发展模式。投资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才是最终需求,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扩大居民消费、破除经济增长中的消费短板是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计。三要改变财富分配的过度失衡状况,构建均衡共享型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增长较快,但是财富分配结构并不合理,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等不断扩大,所以我们要构建均衡共享型发展模式,让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并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四要改变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和人口红利所形成的市场比较优势的局面,构建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

  记者:中国的经济要转向“均衡共享”的发展模式,其转型的关键是什么呢?

  辜胜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要抓准“牛鼻子”。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点是“扩大消费,有效启动内需,改变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地位”。

  具体来说:一要创新城镇化机制,把城镇化作为扩大消费的重点。要以城镇化为依托,统筹城乡发展,扩大居民消费。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是未来引爆内需支撑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主题。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要把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的引擎,让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安居梦、创业梦和城市梦三大梦想。

  二要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确立均衡共享模式,提升居民消费能力。要完善居民收入分配政策,构建“藏富于民”的收入分配机制,完善工资协商机制、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和最低工资制度,完善有利于政府重视居民收入提高的政绩考核体系。

  三要优化创业致富的环境,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让更多就业者变成创业者。

  四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公共服务业、生产型服务业和消费型服务业,培育更多的具有高消费能力的中产阶层群体。

  五要创新金融服务,发展消费信贷,放大消费需求,培育新型消费文化,完善消费引导机制。

  六要加大政府对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投资,建设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要稳定房价,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防止购房支出对其他消费支出的过度挤占。

  七要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拓宽消费领域,重视完善居民消费环境。

  记者:您提到城镇化是提升居民消费的重要举措之一,那您认为当前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战略重点和路径选择是什么?

  辜胜阻:放开中小城市户籍与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城镇化和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户籍制度改革要立足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未来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进行。当前,要对不同类型城市的户籍分类放开。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可能完全放开,但在中等城市,应该积极地放开户籍,小城市更是完全可以放开,县城则要“敞开城门”。在农民工市民化上,要对农民工进行分类指导。让那些完全市民化或城市归属意愿强烈或有正规和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率先在所在城市市民化;让回流性强的、一般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县城市民化。要积极应对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推进进城农民工与市民的平权,逐步消除依附于户籍制度的公共服务待遇差别,加快城镇新老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农民工实现“城市梦”。

  在路径选择上,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要因地制宜,在东部沿海和中西部采取不同的区域城镇化模式。对于东部地区,可以采取以大都市圈为特征的城市化策略,实行组团式的城市结构,通过大都市的辐射能力,直接把周边的小城镇纳入块状的城市圈内。对于中西部地区,通过据点式城镇化,在中西部把县城建成具有一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中小城市,具体设想是,在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县把现在的城关镇发展30-50万人中等城市,在50-100万人的中等县以城关镇为依托建立20-30万人的中小城市,在50万人口以下的小县把县城做大。

  记者:在很大程度上,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得益于经济体制的改革,那么,当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还面临着哪些体制性障碍?您认为应当如何解决?

  辜胜阻:当前推进城镇化的发展,关键就是要让农民从农村“走得出去”,在城市“安得下来”。除了户籍制度改革外,还需要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城镇化筹资机制的建设等一系列制度创新来实现。

  一要探讨土地融资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土地资本化红利,解决进城农民和创业农民工的资金问题。当前,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稳步推进土地使用权抵押,同时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建设,积极推进农民贷款保险制度以及科学的土地评估体系的建立,加强指导、管理、监督、协调及服务。

  二要创新城镇化建设筹资机制,放宽民间投资的准入,用好政府发动型和民间发动型的两种城镇化机制。要创新投资模式,建立和完善公共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新机制。要创新城镇化建设筹资渠道,发行城镇化建设债券、建立城市发展建设基金。

  三要推进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把对城镇化的财政投入作为未来经济刺激计划的重点。一方面积极推行“扁平化”的财政体制改革,促进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的匹配。另一方面加大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金融机构以及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力度,并积极推进金融部门的金融工具创新,在民间借贷比较普遍的地区,可组建区域性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社区银行等,启动民间资本。
任理轩: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 ——论经济结构调整 2010年04月07日07:19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任理轩: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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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凸显了我国经济结构总体上层次较低,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不相适应,与参与国际竞争的新要求不相适应。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以科学的发展理念为指导,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加重视自主创新和能力建设,更加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应把扩大内需作为首要任务,把推进城镇化作为重要内容,把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重要方面。

  ●形成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制度安排,需要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关键性作用,发挥政绩“导向之手”的引领性作用。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则是经济结构调整。恰如原子排列结构不同造就了金刚石和石墨两种性质迥异的物质,经济结构层次高低决定着经济竞争能力的强弱和发展质量的优劣。要尽快提升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赢得国际经济竞争主动权,首要的就是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认清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

  从渔猎采集到男耕女织,从手工劳作到大机器生产,从工业文明到信息时代,从物质生产到创意经济——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就是经济结构高度化的过程。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样伴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从自给半自给的落后农业国发展成为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工业大国,从长期受短缺经济困扰发展到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从着力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发展到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兴起,从封闭半封闭发展到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着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快速发展中出现的新的结构问题又迫切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经济结构。

  2008年下半年以来,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外部需求萎缩,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一些行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凸显了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居民消费率偏低;内需与外需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内需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工业,服务业发展滞后;生产技术水平结构不合理,物质资源消耗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和区域结构不合理,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中西部发展相对落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等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经济结构总体上层次较低,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不相适应,与参与国际竞争的新要求不相适应。

  经济结构层次低,首先表现在经济偏硬、偏重。我国是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量最大的国家。2005年,我国GDP占世界的5%,但钢材消耗量占世界的27%,水泥消耗量占世界的50%。这带有明显的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必须看到,与重化工业、“两高一资”产业的迅猛发展相比,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品牌建设不足、产业整合度不高,而技术、服务、管理、品牌、营销等软的、轻的环节恰恰是高附加值、高收益的环节。

  经济结构层次低,还表现在经济偏散、偏弱。一方面,各地经济联系和要素流动性差,分工协作不够,“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低层次竞争的现象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都缺乏整合,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发展都很不够,在国际竞争中攥不成拳头、形不成合力。各地竞相发展加工制造项目,而创意设计、品牌建设、技术专利、市场营销等高端环节大都掌握在别人手里。这样,不仅赚取的利润微薄,而且培育不出资源和产业整合能力,形不成区域优势互补,并在品牌、技术等方面受制于人。

  经济结构硬、重、散、弱,带来或强化了其他一些结构问题。比如,经济结构层次低,高层次就业岗位就少,从而导致中等收入者偏少,形成了低收入者和过高收入者两头大的哑铃型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又会影响投资与消费结构以及内外需结构:居民收入水平低,必然伴生消费能力不足,导致投资与消费失衡;国内消费不足,就要靠国际市场来消化大量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导致内外需失衡;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参与国际竞争,缺乏自主品牌、核心技术、营销能力,就会被整合到别人的产业链中去。

  这些结构问题是经济快速发展中的问题,也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口。我们要在更大的经济总量基础上、在更加严峻的资源环境制约中、在更为复杂的国际国内市场条件下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必须突破这个关口——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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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健(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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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因此,这是一场“攻坚战”。但真正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还要靠“持久战”。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论述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时,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一场攻坚战,又是一场持久战。值得注意的是,总书记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不是就发展论发展,也不是就发展方式转变论发展方式转变,而是引人注目地提出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打好这场持久战。而且,要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体制的全面改革,才能打赢这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持久战。

  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直接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而最能触动经济发展方式深层次“神经”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

  回顾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党中央在 1995年就已经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进展如何?一方面,从1995年到2007年,我们在产业结构上实现了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重化工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变,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另一方面,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经济,主要依靠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发展经济的增长方式不仅没有转变,而且越来越严重。而这些问题又同增长与发展的关系没有澄清有关,同生产与消费及分配的关系没有理清有关,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没有理顺有关。因此,中央在 2007年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并把它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起,共同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提了出来。

  从那时到现在,又过去了近3年时间。有的地方通过新一轮思想解放,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出现了新的气象,但是不少地方依然变化不大。这里固然有经济运行的惯性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人的思维的惰性问题,即对转变自己相当熟悉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缺乏动力、激情和主动性。倒是突然袭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形成的“倒逼”机制,推动我们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扩大内需尤其是开拓农村市场方面有了较大的进展。

  现在,人们常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上会出现推不动的情况呢?”我们在一些报章杂志上经常看到诸如此类的提问,如果这样的问题是真实的,就有必要再追问一下:这到底是上面出了问题还是下面出了问题?是上面提出的正确主张下面不执行,还是下面认为上面的要求有问题?如果上下之间存在这样的距离感,那么这到底是上下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还是上下对现实问题的理解不一样造成的?虽然我们还可以一层一层地把问题追问下去,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当我们把问题提到这样程度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其中有一个大问题,即党内民主没有很好地得到落实,至少是许多人没有能够把话都说出来。这就涉及政治体制上的问题了。也就是说,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加快推进党内民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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