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经济发展方式如何转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10:30:59

 经济发展方式如何转变?《证券市场周刊》2010年3月
 前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直接原因是美国房地产泡沫和金融衍生品泛滥导致的世界金融危机,但也同我国经济自身的结构失衡有密切关系。虽然中国经济去年实现了强劲的复苏,但未来的持续发展更加有赖于转变发展方式,解决结构失衡问题。今年以来,中央领导人多次号召“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反映了这个问题的迫在眉睫。 消费不足与资源浪费
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必须明确我国目前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分依赖。投资(资本形成)、消费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上世纪90年代,我国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在37%左右,净出口的贡献率平均在7%。而在2001-2008年期间,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已上升到平均48%,净出口的贡献平均达11%(2005-2007年期间达20%左右)。同期,最终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平均56%下降到41%。 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我国出口大幅度滑坡。2009年,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率跌至-45%,经济增长的三个支柱塌了一个,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滑坡。为了扩大内需,在天量信贷与4万亿元政府投资的政策刺激下,顺利实现了“保八”,但资本形成的贡献率上升到了92%。在消费对增长的贡献下降背后,是消费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这是一个长期过程。在支出法GDP的构成中,最终消费从1952年占GDP近80%,一路下降到2008年的48%,居民消费的比重从66%下降到35%。近些年来,这一下降呈加速趋势。有经济学家认为,居民消费率下降是个伪命题,因为居民消费在统计中被低估了。居民消费总量被低估是可能的。但是决定消费率的是消费总量与收入总量之比,从近些年的情况看,与居民消费相比,居民收入(主要是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可能存在更大程度的低估。因此,消费率的下降是一个真实的趋势。 消费率下降和储蓄率上升是一对对应的关系。根据城乡居民住户调查数据来看,农村居民储蓄率在2000年至2005年期间确实出现过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城乡加权计算,全国居民的总储蓄率在长时期仍然是明显上升的,已由1990年的14.8%上升到2008年的27.3%。在这方面,虽然不同来源的数据反映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居民储蓄率的上升趋势是有大量佐证的。其中一项是居民在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变动。在1998-2008年期间,居民储蓄存款上升了3.1倍,而同期的名义GDP只增长了2.6倍,居民的名义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不到2倍。尽管储蓄存款只反映了一部分居民储蓄,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储蓄率的提高。 消费不足、增长对投资和净出口过度依赖,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的影响是什么?我认为至少带来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净出口或者说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不但造成我国与出口对象国之间不断的贸易摩擦,而且导致了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储备)的不断上升。这部分庞大的经济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而且一旦美元大幅度贬值(长期来看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的外汇储备就会蒙受重大损失。 其次,对投资的高度依赖导致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因而生产能力持续迅速扩张,远远超过了消费增长的速度。由于得不到相应的消费增长支撑,就会不断形成产能过剩,造成投资资金的大量浪费。而且在储蓄率居高不下、资金供应相当充裕的情况下,更加助长了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0%以上,资本形成已超过GDP的43%,而GDP年增长率只有10%左右。尽管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率,但相对于投资的高增长而言,并不是一个特别骄人的成绩。应当说,我国的实际投资效率是相当低的。这种情况,不能通过对微观数据的分析充分反映出来;因为被不断淘汰的过剩产能不再体现在企业数据中。 第三,过大的投资和出口带来了对国际市场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拉动了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从而把利益拱手让给了原料出口国,而带来的成本上升还得我们自己来消化。第四,我国已成为世界加工基地。在我们向全世界输送廉价工业品的背后,是我国境内的大量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大国,中国GDP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仅仅是美国一半,但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基本与美国相当。我国出口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主要是资源禀赋和目前的发展阶段造成的,但内需不足和一些要素价格不合理促成了它的过快扩张。而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以巨大的资源和环境损耗为代价的。 根在收入分配
消费不足是导致投资和出口过度依赖的主因。因为没有过低的消费和过高的储蓄,就不会有过大的投资资源和产能的过快扩张,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出口压力。由此消费不足导致的结构失衡是当前发展的主要瓶颈。造成消费不足的原因很多,在我看来,主要原因在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劳动报酬比重不断下降。这是因为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快于低收入居民,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就会自然导致平均储蓄率上升。同时企业和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上升,以及各级政府重投资项目、轻公共服务,也导致了储蓄率提高。 过去三十年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2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0.47,反映了中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经远远超过了0.4的收入差距警戒线。据我们的调查,中国实际的收入差距要比统计数据显示的更大。经验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的基尼系数与最终消费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基尼系数每上升0.01,储蓄率上升0.76个百分点。据此推算,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基尼系数从0.47回落到0.37,消费率大约可从49%回升到57%。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政策和体制方面的因素。首先,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农民工进城导致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过剩,这抑制了工资水平的上涨,使劳动报酬增长滞后于GDP增长。同时市场化改革也提升了人力资本和其他要素的回报,拉开了与劳动报酬的差距。其次,各级政府政府过于注重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投资,对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重视不够,低收入群体一直得不到政策上的支持。 体制方面的原因也许是最为重要的。我们正在加速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但目前的社会保障覆盖率还不高,截至2008年,如果以全部城镇劳动者人数为基数计算,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只在41%-55%之间。其中特别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没有解决。农村的情况近年来有不少改善,但全面覆盖的还只有新型合作医疗和农村低保,农村养老保险刚刚开始推行。没有社会保障,中低收入居民就面临巨大的风险。为了应对未来风险,居民不得不减少消费、尽量储蓄。 公共服务是应对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手段,而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仍然很不健全。一个时期以来,医药费用和教育费用上涨过快,使我国居民的医疗、教育负担过重,这种情况现在虽然已有改变,但还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再加上房价的飞涨,更加重了居民(主要是中低收入居民)的负担,使他们的消费空间被大大挤压。再一个方面的体制问题是垄断行业、公共财政和公共资源的使用问题。我们的公共资金使用透明度低,缺乏监督;我们的土地收益、资源和垄断性收益分配制度迫切需要改革;政府财政收支体系不够合理,各级政府还有大量预算外收入。一些地方政府财政变成了土地财政,而土地收益分配的不规范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在缺乏制度规范和公众监督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公共资源流失、出现腐败、寻租行为和灰色收入,就会导致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和收入差距扩大,也促进了消费-储蓄结构失衡。 以改革促转变
我们通过改革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同样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仍然只能靠改革。解决收入差距扩大所导致的结构失衡,体制改革是重中之重。西方国家在处理历史上消费不足问题上的经验也许能给我们提供借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新政短期内采取了凯恩斯式的刺激性政策,同时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体制变革,诸如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公平劳动标准法》,并建立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实行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等。欧洲国家在整个20世纪,逐渐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收入再分配体系,使得收入差距逐渐缩小,社会消费能力显著改善。从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来看,应对需求不足的长期对策是改善制度。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推进改革是纠正结构失衡、转换发展模式的根本出路。 第一,要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实现基本保障全民覆盖,将1.5亿农民工纳入保障范围,解决进城农民工安家落户、孩子上学、医疗保障问题。廉租房和其他保障性住房政策逐步扩大到全体中等以下收入居民,并逐步将农民工包括在内。第二,要改革资源和垄断性收益的分配。对资源性和垄断性行业需要尽快建立资源税和垄断利润调节税体系,通过立法和社会监督制约垄断收入。对一些垄断性行业需要降低门槛,引入合理的竞争机制。 第三,要改革财政现行财政体制和土地收益的分配体制。规范土地和房地产开发,实行公众监督。将土地收益分配纳入严格的财政管理,并主要用于公共服务;改变靠卖地吃饭的“土地财政”。第四,全面推进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换,从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在市场调节基础上,完善税收和立法,抑制两极分化,保障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合理份额。一个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的社会,才可能成为消费和投资协调发展的社会,才可能成为资源利用更加有效、效率更高、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也才能成为一个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社会。-----------------------------------------------------------------------------------------------王小鲁博士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他不仅亲历了早期中国经济改革,研究涉及农村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发展、沿海地区开放、国有企业改革等,还是一个有独立学术见解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粮食问题、地区发展和地区差距问题、国有企业转制、收入分配尤其是灰色收入和农村贫困等问题都做过深度研究,并提出了很多独特见解。他坚信改革才能推进中国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