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衣带水，千年情仇！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就地理距离而言，称得上近邻。可要从心理距离来说，日本恐怕离我们比欧洲还要遥远。中国人看日本，总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朦胧感和不安感。当看到银座街头广告牌上醒目的汉字时，中国人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可目光一触及假名，心情又立马变得复杂起来。

        这真是奇特的双边关系：虽一衣带水，却又心隔万里；虽物质往来频繁，却少有精神交流。双方都一边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对方，一边还可能在心里嘀咕：“这家伙迟早会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小个子的日本人曾经因为中国的存在迷茫了两千年，现在，终于也轮到大块头的中国开始困惑了。

        朋友？敌人？抑或是介乎两者之间的良性竞争者？或许，把大块头和小个子两千年来的交往历史做个梳理，就会真相大白了。

望春芽——华风东渐时代

        中日之间的直接交往大致在汉武帝征服卫氏朝鲜之后，且很长一段时间都以朝鲜为交往中介。《后汉书-东夷传》中称汉光武帝在建元二年，即公元57年赐“汉倭奴国王”金印给前来朝贡的倭奴国使节，这可以看作双方的第一次外交关系，而1784年该金印在九州的出土无疑也印证了史实。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先进技术（如制铁）及文化就通过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此前尚在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日本社会进一步分化。以往以血缘结合的氏族公社大都转变成由地缘结合的部落或部落联盟，而部落兼并战争也开始白热化。终于，中国的铁器和水田稻耕农业造就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早期国家——邪马台国。

        以邪马台为代表的北九州各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靠海，又多兼营渔业，遂有拓展海外关系之心。邪马台国先后三次遣使来洛阳朝贡曹魏政权，而曹魏也回派了使节。曹魏还赐卑弥呼女王“亲魏倭王”金印，甚至还派带方太守调停过邪马台与狗奴国的战争。有了曹魏的支持，邪马台甚至还入侵过朝鲜南部。曹魏对邪马台的厚爱有加完全出于政治需要：明确邪马台对曹魏的臣属关系，切断日本与南方东吴政权的联系。

        就在邪马台与中国礼尚往来之际，在日本本州中部，另一支被称作“大和”的政治力量迅速崛起，并在100年后统一了日本列岛。大和族是现代日本人的民族起源，不过，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就呈现与北九州文明本质上的不同：九州人以农业为主业，性格比较平和；大和人也有农业，但并不突出，且富于侵略性，在军事上明显强过九州。随着大和的崛起，日本进入了“古坟时代”。

        之所以称作“古坟时代”，是以当时大量盛行的墓葬命名。古坟时代持续了400年，随着大和国统一战争的深入，古坟也逐渐出现在关东、九州南部、奥羽等偏远地区。关于这段创世纪的历史，由于战乱导致交往断绝，所以中国史籍除了478年雄略天皇给南朝宋顺帝的表文中提过外就是一片空白。日本古籍《古事记》和《日本书记》里的记载更类似于贝奥武甫式的英雄史诗，但至少从侧面反映出大和势力扩张的情况。

        关于大和民族的来历，战后盛行的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说或许最为科学：大和族可能是因为五胡乱华的缘故而经由朝鲜半岛南下进入日本的通古斯族的一支。给出的理由也很充分：古坟样式前后期区别显著，后期墓主多为贵族，从盔甲、马具等随葬品看，游牧民族色彩浓厚，且墓葬地点多设在山岗等军事要冲。前后期的转变显得非常突然，中间缺少衔接。此外，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自古坟中期开始，日本列岛马匹数量突然剧增。现代科技也证明日本人的遗传基因最接近半岛北部的朝鲜人。所有的一切都表明，与土生土长的倭人相比，大和是一个完全异质的种族。其实，将大和人放到世界历史大背景下就不难发现，这不过是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第二次大冲击在日本的缩影。同期的罗马帝国遭到匈奴及日耳曼蛮族入侵，中华文明被五胡之乱逼得退守江南一隅。可以说，作为骑马民族的大和与中国在文明深层结构里是相冲突的。但在与高句丽争夺半岛霸权失败后，已经接纳了先进农耕文化的大和国迫于时势，再次和中国南朝政权取得联系，希望借中国权威加强在半岛的势力。在著名的五王时代，日本先后朝贡13次，并领受南朝政权的官位。

        政治上的交好以及北方频繁战乱，使得不少中国人流落到了日本，成为日本人所说的“归化民”。实际上，这些归化民往往具备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反倒是他们在开化落后的日本。他们既改善了日本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又加快了日本文明的进程。日本将这些技术移民按照工种分为品部，进行集中生产，形成了部民制。部民制最终催生了上层建筑氏姓制，构成了大和国的经济政治基础。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文化也占据了主导：移民中的知识分子进入政权中枢，汉字得到普及，儒学风靡日本，但真正对日本社会产生根本性影响的还是佛教。作为一神制的佛教非常契合当时日本皇室苦于阀族势力尾大不掉，急需一种宣扬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来整合国民思想的政治形势，所以很快取代本土的神道，成为统一国家的思想支柱。这很类似于中国汉代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围绕着宗教信仰问题，代表皇室的革新派苏我氏与保守派物部氏爆发战争，并取得胜利。随着苏我氏于576年建成飞鸟寺，日本迎来了以佛教文化为主流的飞鸟时代。要注意的是，同时期的中国南朝和北魏同样崇尚佛教。

        这一阶段的中日交往节奏缓慢，规模有限，并呈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平和态势。作为一个尚未成熟的国家，日本对中国的先进文明充满了仰慕。相对应的，由于地处偏僻，中国历届政权都将日本视作一个落后淳朴的乡下穷亲戚，所以始终没有非分之想，双方维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

旭日东升——向中国学习的时代

        公元六世纪前后，中日两国都陷入了政治大漩涡。被日本奉为中华正统的南朝政权更替频繁，且在与北方的对抗中衰相尽现；日本的日子也很难过，一方面部民奴隶制难以为继，经济遭遇制度性困难，而国内的阀族势力仍然强大，另一方面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屡屡受挫，尤其是562年在半岛的最后殖民地任那府灭于新罗，大和势力被迫收缩回岛内。最要命的是，与半岛各国关系恶化，在经济上就丧失了朝鲜的物资、技术及人力资源，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矛盾都集中到了岛内。

        公元六世纪末，日本迎来了圣德太子摄政，中国也由隋朝重现大一统，经过200年整合的中华文明表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而半岛的新罗模仿中国改革，国力逐渐强盛起来。这些国际形势触动了开明的圣德太子，日本高层最终决定师事中国，引入中国的大一统思想，试图建立起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来挽救日本的危机。

        圣德太子改革仅限于行政及思想领域，未触及根本，所以作用有限，但至少达成两项成果：一、通过制宪修史，皇权思想深入人心；二、重开中日邦交，派遣留学生入隋，培养改革人才，为后来的大化改新奠定了基石。大化改新基本可以视作隋唐制度的翻版，即在经济上建立班田制及租庸调制，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制，日本藉此一举跃入封建社会。

        重现活力的日本再度积极干预半岛事务，而唐朝也在努力改变半岛的政治秩序，双方出现了对抗局面。半岛南部的新罗、百济也分别与中日结盟，从而将中日拉到了战争的边缘。出于平息国内守旧派和民众的不满，日本急需转移矛盾，再加上先前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惨败，以至亡国，日本由此产生了战略误判，认为唐朝也是外强中干。白村江一战中国最终将日本逐出半岛，更显示唐朝区域霸主地位难以撼动。识相的大和朝廷在两年后恢复派遣遣唐使，一批批的留学生和学问僧被派到中国，唐朝使节也多次赴日。遣唐使不仅仅扮演了外交官角色，还发挥了贸易商团的作用。这种贸易是隐藏于朝贡背后的，再加上来唐的留学生和学问僧都是搭载使节船往返，遣唐使事实上成为了日唐文化交流最主要的媒介。

        正是通过对唐朝先进文化的全面引入，日本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体制，充实了本国文化，从而创造出仍旧以佛教文化为中心的白凤文化和天平文化。这一时期因为文化上浓厚的盛唐烙印而被日本史家称为“唐风时代”。唐风时代无疑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年代，并留下不少佳话，如李白哭晁衡（阿倍仲麻吕），鉴真东渡等。但随着以安史之乱为契机的军阀混战局面的出现，遣唐使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再加上唐朝索要军事物资以应付叛乱，不堪其累的日本终于在末任遣唐使菅原道真建议下，于894年停派了遣唐使，中日关系从此成为唐人的单向联系。

        唐朝在内忧外患中灭亡，稍后的五代十国再现了南北朝时代的混乱。中国政局的非正常化使得日本迟迟不肯开放国门，只是与政局相对稳定的越、吴越政权保持有限的官方往来。待到宋朝结束动乱，恢复大一统局面后，日本才重新对中国开放。

        日宋交流掀起了中日关系史上空前绝后的高潮。首先，更为开放务实的武士阶层执掌日本权柄，放宽了以往的限制，民间贸易得到认可。以往的官方主导模式改为官民并用。其次，由于日本工商业的勃兴，对于中国物产的需求相对降低，改而急需大量货币。日本原本铜资源有限，且铸币品质低劣，于是乎，干脆停止铸币，积极发展对宋贸易以获取宋朝的铜钱，以满足国内流通之需。

        从平安末期的平氏政权再到后来的镰仓幕府都积极推进中日关系，三代将军源实朝甚至打算亲率使团访宋，后因交通条件所限只得作罢。假如得以成行，倒可开中日关系史上高层访问之先河。中日关系由此呈现出政热经热的大好局面，但时间一长，宋朝却因铜钱大量外流导致国内通货紧缩，只好向日本提出限制贸易的要求，这大可以看成是双边关系史上第一次金融摩擦。但日本表示理解，最终答应了宋朝请求。然而，南宋最终灭于蒙古之手，中日关系不得不嘎然而止。

        隋唐宋时期的中日邦交堪称两国关系史上的顶峰：政治上的互信互助和经济上的互利互惠。但在文化上，中国仍然是日本的老师。中国的茶道和禅宗正是此时传入日本，成为武士阶层的修炼手段。建筑、医学、书画、印刷等技艺也备受日本人青睐。此外，这一时期双边关系至少呈现出两个新特点：第一，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小野妹子首访隋朝时就在国书中一改过去请封、朝贡的谦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而日本国名亦源于此。再次访隋时更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然而，这仅仅是政治上的独立，文化上日本仍然是中国的附庸，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平安中期日本文字“假名”及日本民族文学的出现。正由于有了自己的文字，日本在文化上基本摆脱了中国的束缚，进入了所谓的“国风时代”。第二，中国政权大国倾向的收缩。隋唐作为新兴的大国，扩张意识较强烈，但宋朝国力弱小，而奉行的文治主义使得宋朝不复唐朝的霸气，转而以一种更为平等而灵活的方针处理对外关系，宋代的中日关系由此保持了平等态势。

隔膜的产生——情淡如水的时代

        元代是中华文明的一次大断层，更是中日关系的一大转折点。蒙古的扩张其实是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第三次大冲击。到了1271年元朝建立时，整个东亚地区只剩下了苟延残喘的南宋和孤悬海外的日本还保持着独立。

        从1268年开始，蒙古先后三次遣使赴日要求建交，实际上是在勒令朝贡。执掌实权的武士政权并不买账，甚至还斩杀元使，以示抗战决心。1274年，平定了高丽义军的忽必烈派出远征军征日，1281年灭宋后再次动员14万大军攻日，居然两次横遭台风而败北，日本人称之为“文永，弘安之役”或“蒙古来袭”。依靠两次“神风”庇佑，日本维护了民族独立。

        蒙古来袭导致中日关系破裂，但对于贸易的喜好似乎是所有游牧文明或海洋文明的特性，所以民间贸易并未中断。但这种政冷经热的局面到了元朝灭亡，汉族掌权后，居然持续恶化。

        此时中日两国都处于政权的更替期：中国汉族人开始向蒙古人反击，而日本武士也在和企图复辟的宫廷贵族进行生死搏斗，是为日本史上的南北朝时期。战乱阻碍了贸易和文化交流，催生的盗匪反过来又危害贸易安全，所以，除了些大胆的学问僧，中日基本上停止了来往。

        中国首先结束战乱，建立明朝，光复了中华文明。但因蒙古冲击而遭到破坏的中华朝贡体系更需要明朝修复。日本作为中华文明圈重要一环，自然受到重视，再加上现实中的倭寇问题，明朝遣使赴日交涉。然而，日本政局仍旧动荡不安。南北两军在各地大打出手。明使居然被血气方刚的南朝怀良亲王斩杀，此后怀良亲王甚至涉嫌胡惟庸叛乱。明太祖一气之下，竟然全面禁止对日贸易，整顿海防，清剿倭寇。

        1391年，北朝的室町幕府统一日本。为了满足商人阶层对贸易和统治阶层对中国奢侈品的需求，以及借助中国权威巩固自身地位的政治考虑，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恢复了对华贸易，最终与永乐皇帝建立了以朝贡方式进行，且由官方严格控制的限制性的“勘合贸易”，一来可以增加幕府收入，二来防止倭寇浑水摸鱼。勘合贸易实际上并不平等，更有利于日本。明朝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好大喜功的王朝，七下西洋到处散财，亏本赚吆喝就是明证。当时日本贸易团在华衣食住行花销全由明朝负责，部分商品采取日本朝贡，明朝回赠的形式，但回赠品价值往往高出朝贡品很多。日本对华贸易利润巨大，也无怪乎幕府要将贸易权控制在手上了。勘合贸易每逢明朝新帝即位，都要改签一次，一直持续到1547年中断。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倭寇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倭寇入侵自始至终都不是日本的国家行为，而只是由职业海盗、走私商人和日本九州诸侯参与的跨境海盗集团作案。最初的倭寇也只是些打秋风的小角色，宋元时起就活动于朝鲜及中国沿海，及至日本南北朝时期，大批南朝败兵流亡海上，加入海盗，倭寇才开始猖獗起来。这就好比中国解放战争导致国民党败兵逃入缅甸泰国，成为当地社会毒瘤一样，责任都不应该由新政权来承担。事实上，日本当局在清剿倭寇问题上并不含糊，曾捣毁海盗在濑户内海的老巢。倭寇干脆把老巢移至中国岛屿，令陷入内战的日本鞭长莫及。而承平日久的明朝又御敌乏术，最糟糕的是，明朝始终没有认清倭寇祸水实源于海禁政策。以往勘合贸易一开，倭寇活动见少；一旦关闭，复又猖狂。到了后期，倭寇成分发生变化。由于日本内战加剧，倭寇中的浪人因为有了用武之地而离开，大批的中国走私者填补了空白。中国沿海的一些官吏和商人为利益所驱使，竟然勾结倭寇，甘为内应。实际上，后期倭寇中至少一半是中国人。曾有浙江巡抚朱纨剿倭有功，却因严格执行海禁国策，竟被当地官商联名上书朝廷，被诬下狱冤死。直至起用戚继光和俞大猷，方于1566年平息倭乱。

        30年后，一场大战在中日间爆发，即万历朝鲜战争，日本称作“文禄，庆长之役”。有人将之归结为丰臣秀吉或日本的野心，窃以为有失精准：当时日本初定，需要的不是战争，而是休养生息。实际上武士阶层普遍反对开战，真正在煽风点火的是曾经资助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关西商人，譬如充当侵朝先锋的小西行长就是常年从事对朝贸易的药商出身。从战争动机来看，侵朝战争具有双重属性：武士需要土地，商人需要原料产地和市场。

        战败导致丰臣政权迅速垮台，烂摊子交给了德川家康。战争虽然结束，但引发的仇恨和不信任感难以消除。到了1633年，日本开始闭关锁国，但民间贸易得以维持，幕府的朱印船贸易实际上是变相的勘合贸易。明朝灭亡后，中日交流方才频繁起来。大批明朝遗民东渡日本，偏安的南明小朝廷也希望借日本军力光复河山，多次遣使来日乞派援军。明使居日期间种种昏聩奢靡之举使得日本做出判断：南明是扶不起的阿斗，不足以抗击清军，但还是进行了物资援助。双边关系意外地因为明朝灭亡而升温，交流的深入甚至远盖唐宋。譬如郑成功之母是萨摩藩士田宫之女，南明军队身披倭甲，手执日本火绳枪作战者也大有人在。

        清朝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中日贸易额攀升，但日本居于劣势，长年入超，不得不限制贸易。日清关系较前相对平淡，却非常稳定，交通的便利使得文化交流规模空前。清人的考据学风传入，对处于成型期的日本民族性格起到了塑造作用。然而，日本在深层心理上却和清人产生了隔膜。在日本看来，中华文明已经葬送在满人手中，清朝非中华文明正统。类似的情绪并非日本独有，朝鲜也常以小中华自居，认为清朝是蛮夷。当时，来日的清商经常遭到日本知识分子的奚落和揶揄，焦点不外乎清人的辫子和旗装。虽说平平淡淡总是真，但这份平淡的真诚在19世纪也走到了尽头。

大断裂——师生互换的年代

        中日关系长期以来的总体简单淡泊，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华朝贡体系的区域背景，但随着西方势力的进入和中华朝贡体系的瓦解，中日两国走上不同的道路，双边关系也开始变得复杂起来。鸦片战争对于日本犹如当头棒喝，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叩关，日本识趣地选择了开国，并推翻了幕府统治，一个新生的日本赫然屹立于东洋列岛。打破了旧秩序，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不久，年少轻狂的日本转而以一种异样的目光重新审视中国。质疑，轻视，最后变成反感。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的出炉，宣告师生情谊的破裂。在明治日本的国际视野中，中国和朝鲜已经沦为落后野蛮没出息的“恶邻”。

        对于“恶邻”自然用不着胡萝卜，达尔文法则同样适用于国际关系。先是台湾，再是朝鲜，最后，日本终于向昔日恩师挥起了大棒。甲午一战，老师被学生打得满地找牙，割地赔款。马关春帆楼谈判桌前，白发苍苍的李鸿章与年富力强的伊藤博文似乎正是当时中日两国的真实写照。李鸿章一度因为洋务运动被伊藤视为偶像和榜样，但现在不过是个可怜兮兮，行将就木的老朽。

        此后，中日沿袭千年的师生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逆转。中国被日本远远甩到背后，尽管心理上很不平衡，但失败摆在眼前，何况还是被学生打败。日本给中国带来的心理冲击比任何欧美国家都来得强烈。中国人在愤愤之余，也开始对日本另眼相看：试问，此等小小岛国一经变法就将泱泱中华击败，如果中国变法成功，必能求存光大于世界民族之林。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中国丧失了机遇，几年后，日本派兵参加八国联军侵华，俨然以列强圈内人自居。而日俄战争中黄种人打败了白种人，使得中国开始对日本顶礼膜拜起来。

        面对一个软弱无力的清政权，列强急需能够稳定中国局势的新代理人，种种渗透活动在中国展开。不过，要说到渗透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及交流之深入，日本都堪称第一。这固然是因为日本工作到家，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同感更是重要原因。在他们看来，日本和中国同属黄种人，从以前的国家体制到文化都很接近。事实上，今非昔比的日本也颇有几分先进带动落后的“大东亚共荣”意识，于是乎，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中日之间展开。

        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始大量派遣留学生赴日，这些留学生被称作“镀银派”，以区别于留学欧美的“镀金派”。镀金派侧重社会思想和文化变革，多投身学术及媒体圈；镀银派则侧重于富国强兵，在政治军事领域多有建树。蒋介石是日本陆军士官生学校毕业，孙中山早年多活动于东京，身边也有一批“日本友人”，其中除了少数白求恩式的国际战士，多数属于政府背景下的雇佣兵，有些人还战死在中国，甚至连孙中山的“中山”之名也源自在日时的化名“中山樵”。说白了，这都是日本官方有意识有计划的“革命输出”而已。

        与政治渗透相比，思想文化上的启蒙更为国人所接受。当时的西方书籍多先由日本翻译，再传入中国，所以中国人接受的是日本色彩的西方思想。现行的中国社科类词汇中有70%是日本创造。当一个民族连语言都受到外族影响，那么在思维方式上也难免被引导。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主义思想也是由日本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家如李大钊、陈独秀、赵世炎、董必武等都曾东渡扶桑。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正如当年遣唐使促进日本文明发展一样，这些中国留学生也塑造了20世纪的中国，不管是清朝、民国还是新中国，近代中国兴衰荣辱的背后似乎都闪现着日本的影子。

        这段亲密接触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巴黎和会上山东省被割让给日本，使得中国反日情绪高涨。而孙中山晚年提出的“联俄联共”主张更令日本深感不安，只好资助吴佩孚、张作霖等北洋军阀，并阻碍国民党的北伐。1926年的济南惨案不但惊醒了国人，更把蒋介石推到了英美一边。而土匪出身的张作霖野性难驯，与日本冲突日渐尖锐，日本只好自导自演了“皇姑屯事件”，结果又导致张学良改旗易帜，倒向南京政府。这样一来，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就有流失之虞。

        自大正民主运动以来，日本一直由文官主政，实行政党政治。有心人或许会发现，这一时期日本对华措施相对低调，但被军方视为懦弱消极。1931年九一八事变事实上也是由关东军策划实施，内阁事前并不知情。九一八事变使得日本军部势力空前高涨，最终引发了1936年二二六兵变，军部控制了日本政局，并将整个国家带上了军国主义的不归路。强悍好战的军人政权一成立，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及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这是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日子，同时也为日后双边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战后，日本处于美国单独占领下，中日关系陷于停摆状态。忙于内战的蒋介石根本没有深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这倒令日本朝野颇为感动。新中国成立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于1952年与日本建交。这固然有美国主导因素在内，但有感于“蒋公宽宏大量”的日本政界在内心深处又何尝不是将台湾政权视为中华正统？随着旧金山体制的确立，日台也成为美国在亚洲遏制新中国的重要棋子。

        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对抗关系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中期，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国不得不单独面对强悍好斗的北邻，联手遏制苏联就成了中日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日本起初对与中国恢复邦交还犹豫不决，但在尼克松做出榜样后很快与中国缔交，事实上形成了中美日共同遏制苏联的亚洲格局。1972年之后，苏联解体之前的20年时间是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蜜月期。日本商品、技术、音乐、影视大量涌入中国，而相对应的是大量的中国留学生赴日学习。因为中国在缔交时主动放弃国家战争赔款，日本只好改用政府援助的形式对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进行赔偿，大量的日本援建项目在中国遍地开花，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上海浦东机场。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维系中日关系的共同战略利益基础——苏联威胁消失，中日两国先前没有解决，只是被友好气氛掩盖的诸多矛盾浮上水面，防范与对抗逐渐成为政治关系主流。不容抹杀的是，当中国在1990年代初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时，是日本顶住盟国压力，率先解除了对华封锁，所以将日本描绘成一个因为对中国快速发展感到妒忌和恐惧，进而进行阻挠破坏的坏蛋国家无疑有失偏颇。

历史的轮回

        综观中日两千年的交往，和平与友好占据了主流，对抗和冲突主要集中在近代。这其中固然有日本野心作祟的缘故，但简单地归结为日本民族性格深处的好战及扩张意识恐怕是最不需要动脑筋的做法。否则，按照这类逻辑，当年中国抗美援朝岂非成了好大喜功，自寻烦恼的愚人之举？将中日间发生的种种做个梳理，不难发现一些规律。

        首先，双边关系很大程度要受到各自国内政局的影响。正如政治教科书里常说的，外交往往是内政问题的延伸和外化。中日历史上的许多外交纠纷都和国内背景难脱干系，譬如说日本南朝怀良亲王斩杀明朝使节，在和平时期肯定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如果综合日本政局来看，就不难发现，怀良亲王的恶行其实有着政治考量在内：日本南朝政权的财政很大时候要依赖海盗的走私贸易，明朝的要求无疑在断绝南朝的财路；斩杀明使，实际上是在嫁祸日本北朝。此外，只要两国任何一方政局不稳，交流都会受到阻碍。

        其次，信息不对称容易造成双方的误解。由于交通条件限制，中日两国的交流长期以来都比较困难，这导致了双方攫取信息的不对称。举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万历朝鲜战争期间的和谈基本上被市井出身的沈惟敬和商贾出身的小西行长掌控。但即便是这有限的沟通也是麻烦不断，明日双方语言不通，要先将本国语言翻译成朝鲜语，再由对方翻译。为了一己私欲，沈惟敬和小西将两国玩弄于股掌之间，双方高层的许多要求并没有传达到对手耳中，最后，外交骗子的游戏再也玩不下去，明日战争再度爆发。今天的中日两国仍旧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概括说来：部分中国人认为日本在复辟军国主义，而部分日本人则认为中国还是当年的吴下阿蒙，一些日本人甚至认为中国还处于毛泽东时代。基于这样的扭曲认识，两国民间滋生更大的误会和嫌隙自然也毫不奇怪。

        再次，文明属性也是双方发生分歧的深层原因。在封建主义盛行的古代，中国是东方农耕文明的典范。只要采取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学习中国文化，就意味着进入了文明世界。这就好像中世纪的欧洲将是否信奉基督教作为文明分野的标准。日本在中国的学生中无疑是个异类，因为它看起来更接近欧洲的社会形态，远不像朝鲜这个优等生，而且总是游离于中华文明的大门外。除了生产方式的分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差异也成为文明属性的界标，日本疏远的往往是那些异族王朝，当中国处于分裂时，也更倾向南方的汉族政权，将之视为中华文明的正统。自近代以来，中华文明衰退，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制度成为亚洲主流，社会主义中国自然不会是日本心目中的中华正统。更何况，此时日本衡量文明的标准不再是谁能更像中国，而是谁能更像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