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盟友变成敌人：大清国的末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到1911年，随着各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入，大清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清政府、立宪派和革命党三种主要政治力量。在这三种势力中，革命党与清政府不共戴天，水火不容，属于典型的敌我矛盾。而作为一种新兴力量，介于二者之间的立宪派的政治立场就显得尤为重要，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而立宪派的政治立场取决于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速度、力度和深度，如果清政府能按照立宪派的愿望进行政治改革，立宪派就会成为大清国坚定的拥护者。否则，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捍卫自己的群体利益，就会另辟蹊径，与革命派合作成为清政府的掘墓人。

　　在政治斗争中，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实际的情况是，愚蠢的清政府并没有按照立宪派的愿望进行改革，同时以其毫无灵活性的政策将本来是可以团结的立宪派推到了革命党那边。这种情况从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期间就开始了。

　　在长达数月的四次请愿运动中，立宪派诚心诚意、规规矩矩地请愿，苦口婆心、诚惶诚恐地上书，请求一次比一次赤诚，热情一次比一次高涨，希望朝廷终能醒悟，尽早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救亡图存。但热脸蛋贴到了冷屁股上，清政府态度消极，疑虑重重，竟把满怀一腔爱国热血的立宪人士看做别有用心，甚至“以革党会匪齐观而等视”，强行解散请愿代表团，押解回藉、拘捕流放请愿代表。冰冷残酷的现实开始让一些立宪派清醒过来，他们逐渐认识到，和平请愿根本无法达到实行民主政治目的，以合法手段争取不到，就只能以非法手段夺取了。

　　头两次请愿失败后，“不大乱不足以救亡”的言论已在社会上流传，当时《盛京时报》在一篇社论中公开号召“不妨以极单纯之暗杀手段对待政府。说“非好乱也，有逼之者也”。还明确指出，热心宪政的“和平主义”者迟早都会因“失望已甚”而转变为革命党人，因为“真热心于国事者，其意识中除国事外殆别无占其位置者，东行不达，则转而之西，非无常也，为爱国之热诚所驱迫也。”

　　据曾是华兴会会员的徐佛苏回忆，等到第三、四次国会请愿失败后，就有汤化龙、蒲殿俊等部分请愿代表在一起秘议，“相约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对清政府政治的绝望，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局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老徐是由革命党转到立宪派的，后来又成了革命党，他的回忆有无水分不得而知。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时的立宪派与清政府早就度过了蜜月期，彼此已生嫌隙，甚至怨恨重重了。

　　尽管如此，此时的立宪派走向革命还刚刚起步。对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立宪派来说，君君臣臣，犯上作乱毕竟是大逆不道的。从自上而下的温和改良，到自下而上的流血革命，不但是思想上的巨大转变，而且还需要极大的勇气。所以，大多数立宪派还抱有一丝幻想，尚未最后下定决心。1911年春节期间，蒲殿俊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他写了一篇《流年之慨》，认为只要铲除了“专制之威”，政府悔悟，过两年召开了真正的国会，还是有希望的。“正幸其计年只屈两指耳，于流年乎何慨，而更为回信绝望之有?”

　　可1911年新春的到来，并没有给立宪派们带来希望，反而使他们与政府彻底决裂，分道扬镳了。

　　春天的故事，不都是美好的，有时还是残酷的。从皇族内阁出台，到资政院临时会的流产、咨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的碰壁，再到政府悍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目睹一桩桩一件件令人断肠的事实，曾经抱定忠君爱国信念的立宪派痛心疾首，忍无可忍。他们彻底看清了清政府的真面目，忠的是什么样的君，爱的是什么样的国。他们意识到，宪政梦想已成泡影，要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首先必须推翻专制腐朽的政府，否则，国家民族永无兴旺富强之日，民主政治永无实现之时，人民将永远为政府所奴役。

　　当时的社会舆论已经敏感地预见到，武力推翻政府是不可避免的。《盛京时报》指出：现在“政府之权力固犹足以制我民，我民固犹不敢激起最激剧之暴动。民力屈矣，民心服乎?我民自是亦且知以口舌争之之为无益，而别定方针，必且谋预，储其实力，迨政府施其践踏摧残手段，逼人民至无可如何地位，而人民乃遂不得不铤而走险矣。”

　　革命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在随之而来的保路运动中，政府逮捕立宪派人士，丧心病狂地枪杀请愿群众，无异于火上浇油，进一步把立宪派推向了对立面。各省咨议局议员、各界人士无不义愤填膺，“积全国多数知识界之不平，正如厝火于积薪之下，随时可以爆发”。“天下人心，乃大动不可遏”，“仇视清吏若眼中钉，必去之而后快，其革命潮流竟成为一般人民普遍心理矣。”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残酷的现实、血的教训让大多数立宪派看到，在他们面前也许只有一条路：与清政府一刀两断，同革命党合作，用暴力的手段推翻反动专制统治。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预示着大清国的末日就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