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启蒙过的东西又蒙起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本期头条】

有的人是“蒙启”，把启蒙过的东西又蒙起来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施雨华对话李泽厚：八十李泽厚：寂寞先知

【争鸣】

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律师第一位的，你要记住你就是公权力的对立面，你永远是对立面，要记住这一点。那么你通过跟这个对立面的抗争，咱们不讲斗争，抗争，或者说争论、交流或者沟通，去维护你应当维护的权利，我说这就够了。

——张思之：律师应站在公权力的对立面

当本该态度鲜明的后续处理变成遮遮掩掩时，当政府对公众知情权不予理会甚至随意践踏时，人们的想像空间被突然放大。是栗文元真的就只犯了那两桩事吗？还是他的问题其实很大，甚至极大，但为了避免牵涉更多的人，引起更大范围的地震，只能对栗文元的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否则，若把栗文元惹毛了，麻烦可就大了，撕开的窟窿有可能想补都补不上，弄得上下左右都下不台、收不了场，于是……

——鲁宁：问责机制对“栗文元”之流太仁慈 

我们想让这个时代变化，挺难。我们等着这个时代变化，我们也等不起。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时代在进步，我们自己在发展

——崔永元说：这个时代太二了，我不跟了 （作者：柴静）

坦率的讲，中国的警方其实在对待近年的群体事件还算是比较克制的，虽然他们有时候是我们的兄弟，虽然他们有血有肉，但他们是国家机器，他们今天在维系治安，救难救灾，我赞美他们，他们也会滥用职权，掩盖真相，我不敢去批评他们。因为几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向他们吐了口水而发动几十万学生要求他们整个群体向国家机器道歉，而国家机器曾经所有的失职，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一个道歉，根本无权要求，甚至没有解释。

——韩寒：向国家机器道歉

由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到信任危机的历史演化，把中国送入“信用资源匮乏型国家”的行列

——朱大可：乌托邦的终结

社会进步的最大推动力，或许还不在于庙堂里的领导决策，而是广大社会阶层的日常意识与行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变眼光朝上为眼光朝下，为大众言，向大众言，致力于公民与社会启蒙，其意义或许比做一个智囊还要大得多

——李开盛：知识分子应该摆脱智囊情结

【史鉴】

退休，关键是要“休”。领导干部退休，关键是要“休”。退休后应安心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争取多活几年，享享天伦之乐。千万不可再利用各种关系干预“朝政”，对现在的领导人指指点点。

——田纪云：我从政的几点体会

太平天国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幕滑稽剧。甭管什么宗教都是博爱不杀生，洪秀全却不，他就创立这么一个教，叫做拜上帝教，目的是反政府。

——袁腾飞：袁腾飞说太平天国、

可如果不研究胡适思想，或者认为胡适跟鲁迅一样，他的那些思想针对的都只是“旧社会”“旧制度”只是“蒋家王朝”，这不仅不符合实际，我想，九泉之下的胡适也绝不会答应。

——闵良臣：胡适“回家”干什么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最好的情况应该是：革命永远都只停留在理论上，我们应该时时宣传“革命理论”，让全国人民——尤其是统治者知道：如果一个社会停滞不前统治者拒绝改革的话，人民是有权起来革命的。

——信力建：被革命扑倒的改革

【动向】

我们正处在从行政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单一国有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转变，从城乡分割、固化农村向全面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转变……等等，这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长期僵化固化的社会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流动开始了。但这个变化还受到原有文化的束缚，步履维艰。中国正是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下还进行着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变。

——朱厚泽：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对文化问题的几点非学术思考

改革的窗口什么时候彻底关闭呢?我认为就是本轮中国城市化运动结束的时候。这20年之内我们中国该解决的问题全部都要解决掉，20年之内如果不解决的话，这个国家可能就会面临很大的麻烦。

——吴晓波：20年内，中国应解决全部问题

如何实现农民工进城务工向农村家庭向城市迁移的平滑对接，并使这个过程尽可能稳一点、快一点，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世纪性难题。

——党国英：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从农民工进城到农村家庭进城

　中国目前最大的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民族复兴引起的外部力量实施围堵的危机，而是地方政治衰败危机，是无政府的危机，是政府“苛政猛于虎”的危机。这就是这片“神奇的土地”之所以“神奇”的奥秘所在

——刘山鹰：威权与民权：中国政治的双重任务

“中国式民主”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民主的价值和原则方面会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已有模式的理解和解释，如果试图这样去“创新”一种“民主”的版本，那一定是徒劳的，也不会得到民众和国际社会的认可

——燕继荣：“中国式民主”的理论构建

如果以正义、美德、平等的名义限制自由，那么所谓的正义、美德、权威和平等，都是不正当的，都将会是更大的不正义，更大的邪恶，更大的强制，更加悬殊的不平等。

——毛寿龙：自由高于一切

【本期封底】

我国虽然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市场化取向改革，特权与腐败收入膨胀，以及国有垄断企业高管和员工收入过高，无疑和我们现行政治体制和政府职能密切相关。官员特权利益在不断固化和强化，腐败上升的势头尚未得到有效的遏制，设租寻租行为司空见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和政府职能错位，是造成上述诸多分配不公的最深厚的制度根源

——蔡继明：我国当前分配不公的成因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