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集体化，还是农民自主经营？

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不仅使中国农村贫困不堪，也使农民失去了人身自由。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７９年，安徽省率先突破集体化，搞起了包产到户。农民欢呼，政界骂声四起，安徽四面楚歌。一篇篇批判包产到户的檄文从四面八方飞来：北京：包产到户是独木桥，几十年的革命证明是中国的死胡同……
湖南：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新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江西：要重新进行集体经济优越性的教育，现在真理的山峰上被迫蒙上了迷雾……
湖北：紧紧扎起社会主义篱笆，绝不让安徽资本主义毒液蔓延……
山西：《山西日报》计划发表１２篇评论，对安徽进行不点名的批判。其中一篇已经发出，其余的都已“装膛”。
新华记者赵华胄是一位农业问题专家，１９７９年冬，他先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不仅不让搞包产到户，连包产到组也不让搞。他又到福建，差一点闯了一场大祸。
建瓯县农民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省里派工作组来“纠偏”，这些被“纠偏”的地方生产都大幅度下降。赵华胄写了《福建建瓯县包产到户走了一条“之”字路》的稿件。《福建日报》收到新华社的通稿以后不敢发表，把稿件送到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那里。廖志高把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林麟找去，拍桌子质问：“你们怎么写这种稿子！”林麟推说：“这是总社记者写的，我们不知道。”过了两天，华国锋在北京农业经营工作会议上说：“我在省里工作期间，做过一些调查。农业许多工序一环套一环，要配套作业，一家一户不容易干。特别是割稻，一个小组没有十来个人干不起来。前面几个人割，后面打禾桶脱谷，还要递稻把子，挑稻禾子……”那时他还是中共中央主席，虽然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但对包产到户还不让步。
当天，参加会议的福建代表就把华国锋这段讲话传了回去。福建省委大受鼓舞。当时正召开全省三干部会，立即向参加会议的干部传达。廖志高在会上说：“新华社的赵华胄很不光彩，偷偷摸摸地到福建来写了建瓯的稿子。我们要组织调查组对这件一事件进行调查。”他还对在场的林麟说：“分社也出一个人参加调查组。”后来因情况发生了变化，调查的事不了了之。
不仅省委书记这一级干部中不少人反对包产到户，农村干部中很多人也反对。他们用顺口溜表示对包产到户的不满：“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５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来信者是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在来信前面加了很长的“编者按”，编辑作的题目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
“编者按”打破了通常文字简短的常规，其篇幅之长，编排之显要，使人感到是中央对重大问题的表态。其中写道：我们向读者特别是农村干部、社员推荐张浩同志这封来信，希望大家读一读，想一想，议一议……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向搞基本核算单位过渡，更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我们认为，张浩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已经发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贯彻党中央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作法。
张浩的信中写道：最近，我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听到一些关于“包产到组”的情况，介绍于下：洛阳地区不少县、社已经、正在或将要搞“包产到组”。……干部和群众对此作法持怀疑态度。他们称这种组为‘互助组’。他们问我：“分田到组，包产到户，是不是党中央的精神？上头有没有通知？你们甘肃省这样搞了没有？”我没有看到和听到党中央有此精神和文件，就照实说了，并说甘肃省没有这样搞。他们听了很满意。有的还说：“我就想党中央不会有这样的文件，肯定是咱们这里的土办法。”两个大队干部说：“现阶段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已经２０来年了，实践证明是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群众也都惯了。分田到组、包产到组肯定会削弱和动摇队为基础。”他们表示不理解上头为什么这么干。他们还说：“公社化刚刚搞起来时，吃大锅饭、一平二调，步子太快了，那是错了。后来实行生产队为基础的核算单位实际是人民公社的形式，高级社的内容。再退到组，就又错了。……”《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成千上万，一般来信是很难发出来的。张浩来信为什么能这么隆重推出呢？这与新上任的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有关。当时，《人民日报》把一篇春耕的社论送来审定。王任重看到华国锋在社论的清样中有一段批示，其内容是批评农村中出现了抢农具、闹分队，影响集体经济巩固。根据华国锋这个精神，3月14日，王任重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了一封亲笔信，指出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倒退回去。并且要《人民日报》站出来说话。正好这时收到了张浩的来信。这是体现王副总理精神最好的稿件，总编室没有和农村部商量就发出来了。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多年来，人们从这里的只言片语中辨别政治方向。这个《编者按》和《张浩来信》态度如此明确，很自然地在全国引起了激烈的骚动。大量的群众来信涌进人民日报编辑部，质问的，责备的，愤怒的，要求立即答复的，也有少数拥护的。就是张浩信中说的洛阳地区，也引起了很大的混乱。洛阳地委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制止混乱。洛阳一位读者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质问信，还附了一首打油诗：　　　　人民日报太荒唐，　　　　张浩不写好文章，　　　　一瓢冷水泼洛阳，　　　　弄得群众无主张。
张浩来信对安徽的冲击更大。当时的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田学祥在一篇报道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从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一播出，安徽大地便仿佛爆炸了原子弹。有人狂喜，有人丧气，有人欢呼，有人气愤。有人迫不及待地找报纸，象拿到奖旗，有人义愤填膺把报纸撕得粉碎。而在省委机关，当天上午几乎没人办公，各办公室在并无人组织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开起了激烈的辩论会。有人希望当天的报纸像天女散花一样在全省散发，对资本主义的春天来场狂风大雪，也有人希望把当天的报纸扣发，来个滴水不漏。在安徽广大农村，本来很少看报，常把生产队报纸糊墙、卷烟的农民，却一反常态地到处找报纸。许多人读完后，把它扔进粪池，再压上石头，把它用石棒捣烂扔进泥塘，把它用来当手纸，即使没有大便，也要在肛门上蹭一蹭。有个农民甚至跑到城里邮局、报亭，拿出厚厚的一摞人民币买下登载这则报道的所有报纸，然后一把火当众焚烧，引起一大群人跺脚拍手叫好！更多的农民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如霜打了的麦苗，一群群人跑到公社，找到县委，奔到地委，来到省城。人们说，上就是有人怕农民高兴，农民一高兴，这天总变，过去有好几回了！
《人民日报》３月１５日发出这组稿件，由于对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冲击之大，被人们称为“三．一五事件”。几天之内全国就冲垮了两万多个承包组，冲掉的承包户就更多了。
《张浩来信》发表后，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来到安徽全椒县。县委领导向他汇报：“《人民日报》文章一，不得了哇！
乖乖，全椒上下乱了套了，春耕搞不下去了，农民找公社、县委，领导吓得躲起来了。……”万里打断了他的汇报：“一张《人民日报》，一篇读者来信，看把你们吓的！”万里接着说：“《人民日报》能给人饭吃？报社管饭吗？它要管饭，那行。农民不用种地，都去找它。报纸是公共汽车。他能坐，你坐不得？他能发表文章，你也能在上面发表文章！”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人民日报》以《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为题，又发表了两篇读者来信。一封是安徽省农委的两位干部，批评了张浩来信，指出“编者按在我们这里引起了混乱。已经搞了分组作业、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干部和群众担心又要挨批判了。原来害怕党的政策有变化的人，现在疑虑更大了。”但是，这天报纸在同一版还发表了河南省兰考县一位干部的来信，题为《生产队这个基础不能动摇》，肯定了张浩的来信。在这组稿件前面的编者按写道：“本报３月１５日发表张浩同志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目的是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分队现象和影响春耕生产的不正确作法加以制止。其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有不同意见的可以继续讨论。”也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张浩来信》前后，在北京崇文门饭店召开七个农业大省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到会的七个省都不同意马上推广安徽的办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间会议室，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七省市农村工作座谈会的汇报。安徽省的代表是省农委主任周曰礼也在场。
华国锋问：“你是安徽来的？”“我是安徽代表周曰礼。”“噢噢，你们安徽包产到户到底搞得怎么样？”不等周曰礼回答，华国锋又说：“你们省委向中央写的报告，我们收到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周曰礼回答：“农民春耕情绪高涨。生产搞得很好。我有具体的数字和全面情况。肥西县山南公社是全省最早大面积包产的，实践结果，麦子总产２０１０万斤，比历史最年份增长了……”华国锋似乎有点不相信。他问“你讲的情况省委知道不知道？”“我是省委派来的。”华国锋扭头对王任重说：“你打电话问一下万里同志，看他知道不知道。”王任重立即一个电话打到安徽。万里对他说：“安徽包产到组我批准了，包产到户我也批准了，个别单干的，我也允许试验！”王任重回答说：“试验可以，但现在不能宣传。”王任重和万里通话半小时后，走到华国锋身边说：“万里同志的电话打通了，和周曰礼同志说的一样。这些情况是省委同意的。”华国锋说：“要是省委对包产到户意见一致的话，就试验试验吧！但我们必须明确集体化的道路是不变的，是必须坚持的。”中共中央对包产到户的态度，随着农村改革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变化。
１９７９年９月，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放开了一个口子：“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但是，这个决定又规定了“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除了山庄、窝铺和某些有特殊困难的地方外，也不要包产到户。”１９８０年２月，万里从安徽调回北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农村工作。上任以后，万里感到他在北京的处境比在安徽困难得多。各方面斥责包产到户的声音很强烈。农口一份很有影响的刊物在１９８０年第二第三两期连续发表重点文章，批评“包产到户”的作法。万里离开安徽以后，接任他的的省委书记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他召开蚌埠、芜湖、巢湖三个片会，指责包产到户是工团主义、机会主义、小恩小惠。这对万里来说简直是“后院起火”。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了讲话。１９８０年５月３１日，他在同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３，第２７5页）
但是，对包产到户的争论并没有停止。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１日至１２日，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明确地支持包产到户：中央不反对包产到户。．．．．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单干就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单干户，也就是个体所有制农民，已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它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密切联系着的，他本身没有剥削，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不要自己吓自己。（吴象：《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载《炎黄春秋》２００１年第７期）
万里到书记处工作后，和胡耀邦朝夕相处，他们决心解除包产到户的“紧箍咒”。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４日到２２日，中共中央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分歧和争论，被称为“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胡耀邦和万里共同认定，各省第一把手是问题的关键。经商定，胡去西北，万去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领导班子的工作。
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７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７５号文件），对包产到户又放松了一步，它把农村分为三个不同地区，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只认为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１９８２年年初发出的《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１９８２年１号文件）比７５号文件又进了一步。它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至此，包产到户才算取得了合法地位。
第六节　自我封闭，还是走向世界？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苏联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个虚构的理论，还加上了毛泽东的“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指导思想，扩军备战，与发达国家冷战对峙。
虽然中国还很穷，但还不遗余力地输出革命，给不发达国家“无私地援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又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毛泽东高举“反帝反修”的两面旗帜，使中国和世界隔绝。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单方面造成的，而是双方互动的结果。
１９７２年，虽然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但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对付苏联的威胁，为了打“美国牌”，是“以夷制夷”的策略。他这种国际斗争的权力游戏和后来的对外开放有着不同的含义。“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虽然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但在人们中造成了“谈洋色变”的心理。这种恐惧心理直到改革之初还没有消除。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行改革以来，也同时提出了对外开放。但邓小平和陈云在开放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与邓小平访问美国和日本时表现出的那种开放思想不同的是，陈云在多种场合向干部们强调要记住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这五个特征是：生产和资本集中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垄断组织；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这五个特征是列宁在1916年发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概括的。
列宁的这五点论断和改革开放格格不入。如果强调这五点论断，就无法对外开放。如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是掠夺和奴役其它国家的手段，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却要大力吸收“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
陈云的思想在基层也有反映。在８０年代初，有一些单位把和外商的经贸谈判当作“一场特殊的国际阶斗争”，在谈判桌上设“前线政委”。这样的谈判成功率当然很低。一些引进国外技术的工厂，把来厂履行合同的外国专家当成“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用阶级斗争观念来对待他们。职工不敢单独接近这些外国专家，怕被人说成“里通外国”。
所以，这些单位和外国专家的关系十分紧张，常常影响工程进展。１９８０年６月，我到天津化纤厂采访。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批准的大型引进项目，我采访时正是施工高潮，有不少外国专家在这里工作。我发现这个厂和其它单位不一样。厂党委明确向职工指出，外国专家不是“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而是“受雇于外国资本家的劳动者”。鼓励职工和外国专家交朋友，虚心做外国专家的学生。这在当时算是了不起的经验。我很快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胡耀邦看到后立即批给有关部门，他写道：“这样的经验应当采取有效的办法使有外国专家的单位都能掌握”。７月中旬，国务院为推广这个经验专门召开了会议，并将会议纪要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下发全国所有各单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为贯彻这个文件，都召开了专门会议。
尽管中央做了很多工作，报刊也为树立开放观念进行了大量宣传，但是，人们的封闭观念还是难以打破。１９８２年，我到中外合作开发的渤海油田采访，看到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例如，在外方工作人员每天上班都要经过的路旁，有一块写着“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超越”中英文的双语界牌。为此，外国人每天要绕行１０多公里路程。海洋石油局请求有关部门把界牌移动一下，有关部门回答说：“这块牌子是１９５３年中央军委定的，要移动得找中央军委批准。”石油勘探需要测量人工地震的回波，要在海边要建立电台，有关部门出面制止，理由是怕外国人搞“特务活动”。９月１６日，我发出了一篇《外国专家在渤海油田遇到的难题》的调查报告。胡耀邦当天就作了长篇批示：这个材料反映了一些荒唐事，看了以后真是使人又气又好笑。现在全党都同意开创新局，要提高经济效益，如果不重创这些可恶的东西，新局如何开创得出来？效益怎么能提高？几年来，我深感我们许多规定、做法，不适应开创新局的需要，加上某些人根本不是为了搞社会主义，而是妨害社会主义，这些问题要下决心，有多少，扫多少。否则，一切都会流于空谈。
４天以后，赵紫阳也作了批示，并对解决海洋石油开发中的各种涉外问题作了安排。１０月，国务院召集了十几个有关部门在北京开了５天会，研究解决这篇调查报告中提出的所有问题。会议纪要以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地。文件中指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原则，其它对外开放的单位可以参照办理。
围绕对外开放开展的政治斗争是全面的，仅从广东就可以看到其复杂和激烈的程度。
１９７８年盛夏，污浊的深圳河畔酷热难熬。
建国以来第二次偷渡浪潮正在这里出现。第一次偷渡浪潮是１９６２年。那时因为饥饿，人们被迫逃到香港寻找生路。这一次偷渡浪潮比上一次更加汹涌。人们成群结队地躲过边境哨所严密的监视，穿过双层密实的铁丝网，不顾死活地逃向香港。下面是我的采访本上的记载：据宝安县反映，１９７８年１月到１１月２０日止，全县共外逃１．３８万人，逃出７０３７人。其中８月份以后外逃的１万多人，逃出５４００多人。全县逃出大、小队干部１２１人，党员２９人，团员１６１人。
这一年，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在宝安一地就堵截收容了外逃人员４．６万多人。仅沙头角一个小镇就逃出２５００多人。
有的外逃者是从海上走的。他们不顾深圳湾的惊涛骇浪，用气枕连起来做成小船，用球拍子划向对岸。其中不少人被海浪吞没。在８０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４００多具偷渡者的尸骨。还有的人选定梧桐山作为逃港路线。一位成功的偷渡者事后写下了这条路线的情况：梧桐山海拔９９８米，高峻挺拔，山道崎岖，荒草萋萋，成为港九的天然屏障。由于山高坡陡，攀越艰难，这里的边防线相对较松，也就成为偷渡者冒险之地。山的两侧各有一道铁丝网，有边防部队和民兵巡逻，狼狗开道。越境者一旦被发现，轻者遣送回原籍，重者当场丢命。梧桐山的山上山下，不知留下了多少偷渡者的白骨。在这虚幻迷离的深山里，这些死者，有摔死的，有饿死的，也有被同伴害死的。为了争夺最后一点余粮，偷渡者常常在这里互相残杀。（庄永竟：《洋参丸大王自传》第６０页）
１９７８年夏天，有几万人涌向深圳，都在这里等待外逃的机会。有关部门为了防止烈日下中暑，只好把剧院打开，让大家进去休息，发干，做工作，买来车票动员大家回家。但送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
在香港那边被抓获的偷渡者，男人光着上身，满身污秽；女人被撕破了衣衫，裸露出乳房，像牲畜一样挤在卡车上，一车又一车地遣送过来。
为什么１９７８年外逃的人这么多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两边的经济差距太大了。这边劳动一天只有几角钱，香港一个打零工的，一个月可得２０００多元。宝安县大鹏公社西贡生产队林美兴逃到香港第三天就寄回３０００元港币。
不过，当时还有一个诱导因素，这就是当时对“侨汇”的优惠政策。侨汇，即华侨汇回来的外币，换算成人民币称为“侨汇人民币”。外逃香港人员寄回来的港币也享受同样的优惠。每１００元侨汇人民币可以优待购买３０元市场上十分短缺的“统销”商品。宝安县大鹏公社水头大队肖全珍７月份收到了９０００元侨汇商品供应证，８月１０日用４５００元买了４５０公斤粮食、３３．５公斤花生油和一批建筑材料。这使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深圳来解决偷渡问题。他在干部会上说：“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一位党支部书记马上站起来反对：“我们这边整年没日没夜地劳动，还是没吃没穿；逃到那边去的人，只干一年就什么都有了。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那里？你是高干部，请你解释这个问题。”习仲勋说：“你受党的教育多年，连社会主义都不理解，我撤你的职！”这位支部书记很硬气：“我不用你撤职，我现在就不干！”习仲勋是一位十分务实的高干部，会后，他了解了一些实际情况，第二天就在干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习仲勋知道，深圳河两边差距这么大的根本原因是那边能放手利用国际上的资金，这边统得太死。这不能责怪基层干部。只怪我们政策不灵活。如果不采取特殊政策，两边的差距还要拉大。
参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回来以后，１９７９年１月８日到２５日，习仲勋就召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会后，省委领导人分头到下面调查研究。调研的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充分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此后，习仲勋和吴南生向当时在广东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剑英听了十分赞成，并让广东省委快些向中央汇报。
１９７９年４月，中央在北京听取广东省委的汇会。习仲勋，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中共西北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凭他的革命资历和在党内的地位，他是敢说话的。他直截了当地对华国锋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华国锋问广东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得多给点自主权，类似联邦制。否则，广东就很难搞好。”华国锋回答说：“不要搞联邦了，给广东放点权吧！”习仲勋进一步提出：“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外国厂商来投资办厂，或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企业等。”　静心倾听的邓小平插话说：“这个想法不错嘛！”说着，他示意习仲勋继续讲下去。
邓小平早就思考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得找一个突破口，一个试验场。在这里放开手搞，为全国开个窗口，为大面积改革开放探路子。这个试验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块小地方，关系不大。在那里试验呢？从习仲勋的汇报中，他想到了深圳。
散会以后，邓小平和习仲勋交谈。把深圳划出来，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场，这块地方叫什么呢？邓小平脱口而出：“就叫特区吧！”习仲勋认为这个名字好。
邓小平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大政方针一定，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就率领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等飞往广东、福建，具体落实。他们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返京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中发【１９７９】５０号文件。
５０号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以较多的自主权。特别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还确定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但是，对外开放不是一帆风顺。８０年代初，国门打开以后，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出现了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
最突出的是走私。当时没有想到走私是高额关税造成的，而当作阶级斗争的表现。
１９８１年，海丰走私猖獗。大量洋货通过各种方式走私进来。这么多走私洋货怎么办？省里廉价买下来了，再卖出去，得到的利润交给地方财政。广东省就背上了走私贩私的罪名。广东出口，超计划部分的利润全部留给省里，这样，广东外贸部门就可以用较高的价格收购出口商品，外省的出口货源大量流进广东。各省意见很大。关闭了几十年的国门刚刚打开的时候，未免泥沙俱下。在广东、福建两省，各种经济犯罪活动一下子泛滥起来，引起了国人震惊。
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有恐外、排外思想的人找到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实。他们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中共中央也不得不采取措施。
先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广东进行检查。接着中央把广东的省委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三次召进北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广东的领导干部面对面地交谈。福建省委领导人也被召进了北京。１９８２年２月２１日到２３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各有关部门和两省省委负责人共６８人，出席了会议。重点讨论了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座谈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各地。
这个文件指出：“经济领域中的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活动，已经比１９５２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各种恶性刑事犯罪案件增加。少数人崇洋媚外，奴颜婢膝，丧失人格国格，甚至发生出逃叛国现象。”以后的事实证明，及时指出这些问题，并采取打击措施是十分必要的。这个文件对减少对外开放中的犯罪活动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有些人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改革开放，因而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老路上去。即不去努力建立市场法规，反而强化计划经济的审批权，因而权钱交易的现象反而日益严重。
胡木在两省座谈会上的一个插话中强调：“我认为，对反走私贩私的活动不能孤立地看。应该看成是我们全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面临着一场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与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严重斗争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胡木的这些话使得处于开放前沿的干部感到十分紧张。１０多年后，广东省一位老干部向本书作者回忆说：“当时听到这段话，我感到背心发凉。”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是：一、必须充分认识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危险性，一定要在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和斗争中，做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正确掌握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把打击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进行到底。
三、必须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促进对外经济活动健康发展，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
如何“促进对外经济活动健康发展”？文件中最能落到实处的措施是：根据广东情况，当前要特别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１）加强计划管理，坚持综合平衡，把一切重要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
（２）加强对外经济活动的统一领导，除经国家批准的单位按国家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外，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对外经济活动。
（３）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物价。办法是，一是逐步增加国家对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比重。二是制止滥发奖金。三是基本建设要量力而行。
（４）大力整顿党风，严肃党纪。
看来，所谓健康发展，除了整顿党风等以外，主要还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办法上去。而党风、党纪也是实现前３条的组织保证。
如何“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文件中转述了陈云的一段话：“今年春节，陈云同志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分子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陈云这段话是１９８２年春节讲的。
使广东人感到更大的压力是，这个文件有一个附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胡乔木在座谈会上解释说：“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个材料，值得看一下，也可以发下去。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这对我们，特别是现在搞特区的地方，很有教育意义。”陈云在这个附件上批示：“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这就使人们把经济特区和过去的租界联系起来了。
10多年后的1998年春，本书作者就这次两省会议访问了任仲夷。这时他已离休在家。
他对本书作者说，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胡耀邦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两省会议以后，书记处向政治局常委作了一个汇报。我想把汇报时常委的意见向你谈一下。我本想到广州亲自和你谈，因为太忙，很难离开。所以请你和刘田夫到北京来一趟。”任仲夷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就和省长刘田夫一起飞到北京。胡耀邦和赵紫阳同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然后，胡耀邦对任仲夷说：“你给政治局写一个检查好吗？”任仲夷想：“我到广东工作虽然才一年多，工作上当然不会一点缺点也没有，写个检查当然是可以的。”他连夜写了检查。检查的主要内容是他到广东以后注意了搞活，在加强管理方面注意少了，今后要注意加强管理等等。
任仲夷等从北京回来后，两省会议的文件就发下来了。在省委讨论之前，他把谋士们找去，让他们就如何贯彻这个文件发表意见。大家谈了一整天，他静静地听了一整天，一言不发。最后说：“谢谢，散会。”为了贯彻这个文件，广东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任仲夷说：“中央指出广东有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不同程度地符合广东的实际情况。我们要坚决拥护。回去后要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搞运动，不分任务。
我们坚决反对走私贩私、坚决打击经济犯罪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我们坚持排污不排外。过去出的问题由省委负责。省委由我任仲夷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下面没有责任。”任仲夷在总结报告中还把原来提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改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常务副省长主张搞若干个治理整顿的文件，并提名让省政府副秘书长王琢牵头来办。一共搞了七八个文件。如果执行这些文件，很多东西都要退回去。这些文件上面看了很高兴，但对广东干部来说，有任仲夷的话在先，在执行中把这些文件不当回事。南海县委书记广大坚决不走回头路。广东取消了鸡的“派购”。要不要恢复“统购派购”？有人说：“鸡的‘派购’必须恢复。不恢复解放军战士哪有平价鸡吃？”广大说：“我办个养鸡场。‘派购’的鸡我全包了。”在贯彻中央这个文件时，对广东的供销员压力最大。当时外地几乎天天有人到南海抓供销人员。广大对来人说：“你把材料放下，我们也是一政权，有问题我们自己依法处理。”广大还专门召开供销人员大会，奖励有贡献的供销人员。指出供销人员在发展南海经济中立了大功。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就有人把这问题归罪于改革，从而使改革走回头路。广东这次也有这种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事后有人说，这一次如果不是任仲夷稳住阵脚，不是有像广大这样一批有强烈改革意识的干部顶着，广东的改革开放就要遭受很大挫折。
不管怎么样，这次事件给广东的形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在社会上的确有一些对广东不利的舆论。１９８３年，在六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采访了当时的广东省省长灵光。我直率地向他转述了社会上对广东的一些看法。
灵光说：“有人把经济犯罪和对外开放联系起来，这是不公道的。当然，对外开放以后，对管理要求更高一些。”他当时向我介绍，由于加强了管理，广州现在社会秩序较好。广州市每年春节除夕前都有花市活动，通常有一两百万人走上街头。过去这样的活动难免要出些事，而这两年的花市秩序很好。他还对我说：“不信，请你去广州看看！”第二天，我以他这句话为标题发了一篇访问记。
为了对外开放，当年邓小平派了两位思想解放的干部分赴两省，一个是任仲夷，任广东省委书记，一个是项南，任福建省委书记。他们两人上任以后，陈云阵线一直盯着他们，从而酿成批评两省的专门会议。他们两人这次算是过了关，但陈云阵线并没有放过他们。后来他们抓住了“晋江假药案”大兴问罪之师。其实，那时的所谓假药就是银耳加白糖。胡耀邦建议让项南再留任一届，有人坚决不同意，最后还是罢了项南的官。这是后话。
为了挽回两省会议文件对开放的负面影响，１９８４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到广东、福建等地视察。他全面肯定特区的成绩。他在几个特区挥笔题词，大力支持和肯定广东的改革开放。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他建议增加开放城市。这无疑是对特区政策的指摘和怀疑的明确回答。
邓小平从南方回到北京以后，就和几个中央领导人谈话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不顾陈云怕“口子开得太多”的忧虑，说：“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样，就出现了沿海１４个开放城市。
1987年６月１２日，邓小平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我们正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特区。”１９８７年，正在筹建中的海南省委和省政府与香港“熊谷组”达成口头协议，由“熊谷组”承包开发３２平方公里的洋浦，建立自由贸易区。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７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率国家有关部门到海南进行了考察论证。田纪云和正在筹建中的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湘与“熊谷组”董事长于元平达成共识，确定了洋浦整体开发的总体方案。这个方案既给予开发者的自主经营权，又保证了中国的主权完整。保守派针锋相对，就在田纪云在海南考察之后，政协主席李先念派出的全国政协工作组到了海南。田纪云前面走，他们在后面到；田纪云看什么，研究什么，他们就看什么，研究什么。但他们的结论是：洋浦开发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方案，是割让新的租界地。全国政协工作组按他们的调查结论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写了报告。这样，田纪云主持搞的开发方案被搁置起来，还传出了丧权辱国的咒骂声。
1989年8月11日，邓力群在山东烟台说：“现在，确实现出了一些吃外国人饭、替外国人办事、帮外国人讲话的中国人。其中少数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变成了外国人在中国的代理人。．．．．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买办阶级，但他们确实是新时代的洋奴。”邓力群认为，这样一些人是赵紫阳的社会基础，赵紫阳是这个社会基础的代理人。邓力群还透露，李先念对陈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说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同志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812页）
然而，陈云、李先念、邓力群的忧虑无法阻档经济运行的力量。在今日的世界，经济是跨越国界的。只有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才能实现高效率；只有实现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才能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另一个角度看，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也不是那么容易。第一，为保证本国居民的就业率，不能把市场全部让给外国商品。市场就是就业机会。商品出口就是变相的劳动力出口。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最怕失去市场。第二，与前一个问题相关的是，为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不能将全部市场让给外国商品。民族工业系到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就有种种贸易壁垒：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自由贸易和贸易壁垒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总的趋势是自由度越来越大，贸易壁垒越来越少。１９４７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时，中国是缔约国之一。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即ＷＴＯ。
１９８６年，中国提出了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申请，同时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支持的和反对的。以后，这两种态度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支持和反对的主要原因除了对中国加入ＷＴＯ以后的利弊的评估不同，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自20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很多研究机构进行了大量的加入ＷＴＯ的利弊研究。他们一个一个行业地分析损益，一个一个地区的权衡利弊。研究者出版的分析成果汗牛充栋。但还是两种态度：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者认为利大于弊，反对者认为弊大于利。
反对意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他为此写了一本专著，名曰《碰撞》（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北京）。这本书强烈批评“市场浪漫主义”。认为WTO是经济强国拆除经济弱国自我保护屏障的战略工具。跨国公司不是激活中国经济的“鲶鱼”，而是吞并中国企业的“鲨鱼”。ＷＴＯ规定的幼稚工业保护期实际是死缓期。美国企图在全球化的旗帜下让各国把经济主权交给由它操纵的各类全球经济组织，这样，美国将成为各国的中央政府，这就是淘汰各国政府，实现美国赢家通吃的美梦。韩德强警告说：如果听任“市场浪漫主义”，中国经济未及起飞，就可能被击毁在跑道上。作为经济弱国的中国，可能会成为经济强国的食物。
虽然反对的声音很强烈，但占主流地位的看法是利大于弊。中央政府持利大于弊的看法。中国政府一直是积极争取尽快加入ＷＴＯ的。自１９８６年以来，中国参加了数十次多边工作组会议，进行了数百场双边谈判。人们通常把这个漫长的过程以1993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９３年以前，参加谈判的中国代表团感到最大的困难是，既不承认中国搞市场经济，又要说明中国是能够履行ＷＴＯ那一套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为了向别人说清这个不可能说清的问题，整整花了六年时间。一直到邓小平讲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代表团1993年才痛痛快快地宣布，我们中国也是搞市场经济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后主要是在开放的范围、条件、速度等方面不断地讨价还价，无非是利益的博弈。能否得到更多的利益不是决定于主观愿望，而是自己的谈判地位。由于中国的发展程度较低，谈判地位不是很有利的。要完全按国际贸易原则办事，中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但是，中国尽可能缩短这个过程。一边谈判，一边创造加入ＷＴＯ的条件。进入十年代，中国在开放贸易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关税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逐渐减少。
从１９８６年开始，经过十五年漫长的谈判，中国终于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１日正式成为ＷＴＯ的成员。
加入ＷＴＯ，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从政策层面向制度层面转变。
加入ＷＴＯ，意味着中国全面接受了世界贸易规则。
加入ＷＴＯ，意味着将用世界通行的规则来约束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行为。
此时，十多年的恐惧和期盼变成了现实。
从入世后不久的实践来看，当初的有些恐惧是多余的。例如，加入ＷＴＯ以前，利弊分析者认为，由于中国商品竞争力不如发达国家，头几年出口会大幅度下降。但是，入世第二年的２００２年，中国的出口总额比上一年增长了２４．７％，顺差比上一年增长了３４．７％。又如，不少利弊分析者认为，加入ＷＴＯ以后，中国的汽车工业可能全军覆没，但是，２００２年中国的汽车产销达３２０万辆，比上一年增长８６万辆。媒体用“火爆”、“井喷”、“春风得意”、“春光满面”来描述这一年的中国汽车业。
这时人们才发现，过去看轻了中国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国劳动力平均成本只相当于欧洲国家的十分之一，只有美国的五十分之一。过去这种优势被关在国门之内，“养在深闺人未识”。加入ＷＴＯ以后，这个优势才在国际比较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