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袁世凯—体味谋国者的雄才与悲哀

 所谓“谋国者”既有老成谋国之义，亦有谋国之人的意味。简言之，袁世凯其人，恰与三国时的曹操类似，于治世则为能臣，遇乱世则可为奸雄。而他人生的结局、选择，实则与曹操、刘裕、杨坚等人差相仿佛，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规律，他的未来也将是拨乱反正、一统中华，稳居一朝太祖的牌位。
不过，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而他又是一个旧派的人物，对于衰弱已极的老大中国，他看到了重建权威的必然方向，却没有利用诸如“训政”、“专政”之名新招牌的觉悟，把自己的路走绝了。如果他没有称帝、如果他能够更具政治智慧、如果他能看清当时的局势，甚至如果他能多活十年……
很不幸，历史没有如果。正因为如此，他在同盟会诸公的描绘下成了贪婪无比的窃国大盗，在人们眼中成了签订“二十一条”谋求称帝的卖国贼，在文学作品、乃至史学著作中成了出卖谭嗣同的小丑。尽管很多人说：“这些可以有！”我们仍只能遗憾地说：“这些真没有！”

核心提示：史家袁伟时有这样一句话: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而袁世凯无论是孤身一人在朝鲜与日本交涉，还是在晚清宪政改革中敢为天下先；无不说明一点：这个人从行为上看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袁世凯数度驻守朝鲜凡十二年，在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中，他有胆有识，有智有勇，竭力维护了大中国的利益。正是在朝鲜半岛的杯俎折冲，使他成为十八世纪中国政坛上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世人盖谓“小站练兵”使袁世凯崭露头角，其实不辱使命的驻外经历才是他走入慈禧太后视野的根本原因。说他靠投机钻营而步入政坛，恐有失公允。【查看详情】
袁世凯小站练兵从中国军队近代化的角度来看，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和将领，加速了旧军队的淘汰。并且袁世凯编练的新军，在军制、兵种、官兵的要求、训练与考核、奖惩、军事教育、军纪等方面，都同以往的军队不同，标志着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开始。所以，袁世凯及其新军在近现代军事史上的影响和历史地位不能否认。【查看详情】
采访过袁世凯的美国记者说，袁世凯是清朝趋向改革和进步的高层官员中的第一人，他的一系列改革对中国的影响远超维新派。可以说袁世凯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还在李鸿章之上。而在政治上，袁世凯是虚君共和的头号拥护者。对于此时的袁世凯，我以为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查看详情】
纵观袁世凯的一生，无论是在他崭露头角的朝鲜生涯，还是在小站编练“新军”，晚清新政时期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他都表现出了成功的政治家、军事家应有的机敏与勇气。他在朝鲜维护了国家利益，他为中国编练出第一支近代陆军，在晚清最后十年，他更为近代中国奠定了一切基础。此时的袁世凯应该无愧中华脊梁，国之瑰宝的称呼。【查看详情】

核心提示：我们已经习惯认为袁世凯出卖了光绪与维新派，在山东疯狂镇压义和团运动。可究竟大家有没有冷静的思考过，袁世凯所谓的告密是在慈禧圈禁光绪之后；之所以镇压义和团是为了不给对山东虎视眈眈的德国以侵略的借口？ 事实上一百年前的欧美外交官们对这两点非常的清楚，清楚到足可以使我们汗颜的程度。
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倾向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当事机紧迫时，他不敢做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冒险举动。八月初六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了密谋。因此并非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变法失败，而是变法失败导致袁世凯告密。【】
袁世凯巡抚山东，公开宣布的是“藉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实则是遏制德军。他既要防止德国等列强继续入侵，又要防止民教纠纷引起教案，两者既有严格的区别，又有联系。外国的侵扰，引起人民的反抗，引起教案，而教案又往往为列强进行扩张、发动战争的藉口。因此他在山东镇压义和团，更多的原因还是避免给与列强侵略的借口。【查看详情】
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以及在山东巡抚任期内的表现使得他在英美列强眼中成为继李鸿章之后第二个有能力，有魄力也有头脑的中国政治人物。而英美国家对袁世凯的这一好印象也成了日后袁世凯亲英美远日俄的原因之一。当然在袁世凯心目中英美等国无非是谋求一些经济利益，而日俄对中国领土的狼子野心才是袁世凯亲英美国家的真正原因。【查看详情】
袁世凯对主权观念非常重视。为了维护中国主权，他甚至愿意在山东与东北问题，开放部份权利给予列强，以换取主权的确保。他认为中国的力量尚不足以和列强相抗衡，所以强调以和平谈判的手段，解决纷纠，建议清政府善用国际条约以规范列强在中国的行为。在列强中，他则选择争取英，美两国的支持，联手来对抗日俄在中国的野心。【查看详情】

核心提示：最应该对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袁世凯，哪有什么卖国之动因？若要亲日卖国，早在山高皇帝远的驻朝时期即可大卖特卖。何苦等成为一国之君后再倒手? 不过，有道是“翻案不得人心”。故老袁再发牢骚也没用，他和曹汝霖等参与过谈判的外交官们还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卖国贼”，没人愿意听他们的唠叨。沾在他们花白胡子上的那几滴可怜的老泪早就让世人的唾沫给淹没了。
袁世凯以日本为主要外交对手，对日外交的成败也与其在政坛上的兴衰沉浮息息相关。驻朝时代，袁世凯与日本全面对抗；回国后至辛亥革命前，以日为师，并采取联英美以制日俄的对策；辛亥革命时期，面对日本的步步侵略，一面抵制，一面妥协。最后外交及个人政治生涯完全失败。袁世凯和日本的这种关系，正是其时中日关系的一个缩影。【查看详情】
二十一条的起因是辛亥革命时期民国临时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借款案规定汉冶萍公司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这一借款案的主谋正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不过孙中山大概不会想到他为打倒袁世凯而与日本人签订的条款几年之后日本人会以此为由，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查看详情】
纵观二十一条签订的整个过程中，日本的威逼利诱并非没有对袁世凯产生一点效果；但若因此就判定袁世凯签订21条不但卖国还为日本支持他做皇帝就太不客观了。事实上袁世凯和民国政府在与日本交涉过程中是尽了最大努力与日方交涉，而最后条约也不足21条。袁世凯当时的处境，蔡锷，黄兴等革命党人也是充分理解，并未苛责袁世凯。【查看详情】
在当时实力悬殊的情况下，逞一时之勇并非明智之策，而袁世凯也并没有像宣传中所称的全盘接受“二十一条”；至于在谈判中所做的巨大牺牲和让步，实属委曲求全的屈辱外交而非卖国性质。笔者并非有意为袁世凯等人喊冤抱屈，乃历史评判须以事实为基础，如果仅从忠奸之价值判断，难免脱离事实之真相，对历史人物也是不公道的。【查看详情】

核心提示：后进国家进步到发达国家都会经历一个加强中央集权的时期，而这正是民初中国政坛的矛盾所在。当袁世凯尊重议会，恪守宪政的时候，做起事来处处掣肘，中国也呈现国势日衰的情景；而当二次革命后袁世凯重树中央权威，架空议会，独操权柄的时候，民国国势竟呈蒸蒸日上之盛况。这种看似矛盾的政治现实不但使得袁世凯有了称帝的念头，就连章太炎与梁启超也开始宣扬起开明专制来了。
正如曾参与议和活动的张国淦所说:“项城最初表面维持清室，其次始讨论民主君主，又其次则偏重民主。”民主、共和是辛亥革命历史潮流，任何人无法抗拒，更别说早在十年前就开始鼓吹君主立宪的袁世凯了。就连孙中山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之时也承认袁世凯“鼓吹共和久矣”而当时的南北精英也无不把袁世凯视作中国之华盛顿。【查看详情】
“辛亥革命”后，皇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交权，中国历史开始进入“北京民国时期”，目前许多书籍和文章都指责“北京民国时期”，特别指责袁世凯时期，实际上不仅北京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共和和民主时期，特别是袁世凯时期，这是中国共和和民主时期的开创初期。这一时期中国建立共和体制的第一功臣，毫无疑问是袁世凯。【查看详情】
孙中山不顾普遍的民意和党内反对派黄兴等人循法律解决的意见，贸然发动所谓“二次革命”，使刚刚具有公开、合法性的政党政治毁于暴力革命的失败。于是，国民党得到一个恶谥:“暴民专制”。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指出，这是它的“自杀之政策”造成的。而“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形式上彻底统一中国，政坛上再无制约他的力量了。【查看详情】
袁世凯之所以后来走上称帝的道路，也是看到了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中央权威衰弱;加上“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声望如日中天，部分知识精英对民主政治的失望都促成了袁世凯开始走上用称帝来重树中央权威的道路。而作为一个老派的人物，袁世凯也不知道那些打着“训政”的幌子实行专制的花招，只好老老实实走君主立宪的称帝道路了。【查看详情】

核心提示：袁世凯称帝是解决军阀割据的一种思路。自湘军崛起以来，军权、财权下移，中央虚软无力，对外作战不能集中资源，连战皆败。辛亥革命以后各省纷纷独立，后来独立虽然取消，但各省在军事、财政划地自据的情况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故重建中央权威，解决地方尾大不掉的问题确为当日急务。
在袁世凯任总统的最初几年内，最困扰他的问题就是“政党和议会的作用以及省和中央的关系”。实际上，就当时袁世凯政府所面临的客观情形来看，这两个问题基本上就是一个问题，二者可以合二为一。这就是在清政府被民国政府替代以后，如何恢复中央的权威，以及恢复国内统一的政治秩序，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查看详情】
袁世凯的独裁和拿破仑一样，是民族主义革命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既包含有它的优点，也包含有它的致命缺陷。袁世凯镇压国民党除了他自己的野心外，还包涵了对中央集权的追求，对振兴中国的新的政治实验的追求。虽然他失败了，但他对国民党的镇压以及议会的压制并非是完全不能理解的、毕竟他认为自己这么做是为了救国的正义行为。【查看详情】
古德诺认为中国采用君主制比较好。他认为，中国要生存和发展，一定要实行立宪制，而在中国君主立宪制比共和立宪制的可行性比较大。中国只有在君主制之下，才能慢慢地推进民主。古德诺最担心的问题是，在落后国家实行共和制，“元首既非世袭，大总统承继之问题，必不能善为解决”。杨度与梁启超等人也赞成袁世凯“开明专制”。【查看详情】
袁世凯最后采取极端的君主立宪的方式来恢复中央权威不得不说并非完全出于一己私利，不过专制或许没有错，然则以当时的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不能不说袁世凯选择称帝这样的举动非常的错误。本可以成为一代优秀政治家，中国华盛顿的袁世凯，由于不知适度与自足，一念之差铸成千古之罪。冤乎？悲乎？恐怕二者兼而有之！【查看详情】

核心提示：袁世凯遗臭万年了，连十分旷达的唐德刚先生，都拿他的称帝之举，跟汪精卫的叛国当汉奸相类比，说他们一失足成千古恨，“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然而，细想想，袁世凯并没有违反民族大义，卖国当汉奸，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不恰当地进行了一次政治体制的改革，开了惯常所谓的倒车而已，而且这个所谓的倒车，退得实际上也有限，绝非像后来人们批判的那样，退到清朝新政之前去，他的帝制不过是君主立宪而已。
袁是个半新半旧、亦新亦旧的人物。在经济文化上，他对包括宪政、新式教育在内新政建设有着极大的热情，并为之孜孜不倦，并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并在总统期间把建设势头保持了下去。但在政治建设方面，沉迷于“权谋”在二十四史找药方的袁氏却遭到彻底地挫败，留给后来人一个经济思想上日益开放多元，政治上却藩镇割据的中国。【查看详情】
民初黄远庸曾这样评价袁世凯:“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于此，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之资格，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查看详情】
袁世凯唯一最大的功绩是造就了一大批军阀。这就是袁世凯给国家带来的后果。如果他在1911年结束其政治生涯，也许我们对他的评价还不至于那么苛刻；然而，就史实而言，他既不能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不能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而受到我们的尊敬。甚至袁世凯为其自身的利益而做的努力亦遭失败，这就是一个铁腕人物的结局。【查看详情】
人们宁愿相信，历史只能向前走，不能哪怕稍微后退一点，而这个前进的方向，则是由西方现代史所规定的，离君主越远的制度，就越先进，革命越彻底的制度也越进步，而先进和进步是不能违抗的，否则就是反动，凡是反动的人，跟汉奸卖国贼也就相差无几了。袁世凯的悲剧，其实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中国人的悲剧。【查看详情】
：袁世凯是何许人？想来我们这些读着教科书长大的人，总归对这位“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又建了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不抱什么善意。同样，对于那些坚持着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而言，借由同盟会衮衮诸公之口传出的践踏“约法”、肆行独裁的袁大总统的形象，更可爱不起来。
或许，这些面孔确实是袁世凯复杂人生的一部分，更是袁氏一生无可磨灭的污点，那么，我们也没有义务为他涂脂抹粉，或者如很多人说的作翻案文章。我们只想问一句，莫非有人做得比袁世凯更好？试问，民国肇建之际，又是谁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只为解决财政危机与北洋打内战？又是谁用刺刀强迫代表通过政府南迁的议案？又是谁悍然发动了广受时人诟病的“二次革命”？
比较当然不是仅此而已，但事实已经昭然若揭。试问，比起如此的“民主”和一位位的后来者，袁世凯矢志不渝的“虚君立宪”岂不是显得可爱得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