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退与进

1910年1月1日，袁世凯在他位于河南彰德府北门外的别墅“养寿园”中开始了新的一天。现在，曾经繁缛的一切似乎都离他而去；可是，他却不能尽心地享受这一刻的悠闲。
文/何书彬
1910年1月1日，袁世凯在他位于河南彰德府北门外的别墅“养寿园”中开始了新的一天。已经51岁的他难得有这样的闲暇，从22岁弃文从军起，他一直在复杂的局势中周旋。
在这几十年中，每天都有繁杂的事务向他扑面而来，也有一个又一个危机与他擦身而过，这些都被他以特有的精明和强干一一化解。在这个过程中，他一步步实现了他少年时就有的愿望，同时也获取了越来越多的声望。
但是现在，他赋闲了，再过一天，到1910年1月2日，他就整整赋闲一年了。他所居住的养寿园前临洹河，右拥太行，在当初购买时，他就很喜欢这个地方，“爱其朗敞宏静……土脉华滋，宜耕宜稼，遂购居焉。”
现在，那些繁缛的一切似乎都离他而去；可是，他却不能尽心地享受这一刻的悠闲。
罢官
无论是从京汉铁路上的信使，还是通过彰德电报局传来的消息，都让袁世凯感到不安。虽然他已经做“普通人”做了一年了，但是他的仇敌仍在密切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就是，摄政王载沣一刻都没有对北洋集团掉以轻心，而袁世凯在他赋闲之后，仍是这个集团事实上的领袖。
社会上对袁世凯与载沣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非常关注，毕竟，他们二人之间的弈局，不仅仅会直接地影响时局，甚至会改变未来局势的走向。1909年12月31日的《申报》报道说，摄政王载沣近来对北洋集团的奏折非常重视，每次都是“或圈或点，异常注意”。
这样的消息传到袁世凯的耳中，不能不让他感到忧虑。正是这个年轻的摄政王，让他在一年前极其狼狈地来到了彰德府“养疴”。
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以袁世凯“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的理由把他“开缺”。在此之前，载沣甚至想过杀掉袁世凯，要不是张之洞等重臣上奏，建议对袁世凯要冷静处理，说不定载沣真就这么干了。
对于载沣来说，他这么做实在是因为对袁世凯已积怨太深。1906年，袁世凯因竭力主张立宪，和载沣发生了大冲突，那一次，激动的载沣拔出了枪，用枪口对准袁世凯；1908年11月22日，《大公报》上登出袁世凯奏请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的新闻，日本的《朝日新闻》等重要海外报纸也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于是袁世凯和掌权满州贵族的矛盾越发突出。
虽然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老是围绕着“立宪”两个字，但是对载沣这个年轻的摄政王来说，他怨恨袁世凯的根本原因则是怨恨他是个“靠不住”的权臣。在载沣看来，袁世凯每次倡议立宪的真实目的其实都是想借助政局动荡，乘机攫取大权。
不仅仅是载沣，还有许多记恨袁世凯的人想致他于死地。他们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西太后先后去世，光绪皇帝的侄子溥仪继承皇位，次年改元宣统。由于溥仪还仅仅是一个三岁的孩子，所以在溥仪亲政之前，皇权由其生父摄政王载沣行使。因戊戌变法失败一直郁郁不平的康有为就在这个时候上书摄政王，要求杀掉袁世凯，“为先帝复大仇，为国民除大蠹。”
但是，在这个时候，想要杀掉袁世凯，已经绝不仅仅是“杀掉一个大臣”那么简单了，因为他是实力最大的汉臣，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举一动，还牵动着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牵动着国际社会的目光。在袁世凯权势最大之时，除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本任外，他还兼有中央参与政务大臣、会办练兵事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等八项兼差，统率着中国最精锐的军队——北洋六镇，总数七、八万人，其权势地位远非他的前辈曾国藩、李鸿章所能比。
所以，载沣即便再怨恨袁世凯，即便是再意气用事，也不能把这样的一个权臣“肆诸东市”；所以，他只能找了一个袁世凯腿脚有毛病的说辞，很无奈、很荒唐地让袁世凯“回籍养疴”。
归隐
袁世凯被罢官的消息很快引起整个社会，甚至是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是，这种关注同样让袁世凯感到不安。
就在袁世凯被罢官一年之后，也就是我们正在关注的这个时刻，一个名叫佐藤铁治郎的日本记者写了一本关于袁世凯的传记，虽然这本书大量指摘了袁世凯滥用贪赃之人，但就整体而言，这本书对于袁世凯有着相当高的评价，甚至可以说，直到现在为止，这都是所有的袁世凯传记中，对袁世凯事业评价最高的一本，比如对袁世凯筹办农工诸政评论说：“袁世凯竟能于提倡立宪兴教育之外，又经营各种精神上之实业，为富国强种之基础，其识见诚非支那当国大臣所能及”。
但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百般阻挠，甚至不惜破费大把的银子，打通各种关系，不让这本书出版。最终，这本书还未装订成册就被投入火堆，只保留下来一本，并长期湮没在日本的外务省史料馆里。
袁家和北洋集团都不愿意看到这本书出版，自然是有他们的道理的。不仅仅是这本书中提到的北洋集团贪腐的事情会给“赋闲”的袁世凯带来新冲击，此外，此书对袁世凯的事业大加褒扬，显然会让袁世凯在四面受敌的环境中更加被动。
从被罢官算起，整整一年了，袁世凯都在“休养生息”，他不会忘了，刚刚接到罢官消息时，他正要当班入宫为光绪皇帝值宿守灵。虽然对这一切他已有心理准备，但是突来的消息还是让他进退失据——既不能再入宫值宿，又不敢擅离值守，还好找到了大学士、军机大臣世续代他值宿，他才脱身回家。
虽然各种局势都使得载沣难以对袁世凯“赶尽杀绝”，但是在这样的紧急时刻，历经风雨的袁世凯也不免感到惶恐。毕竟，在他之前有太多的前例可资借鉴了。
于是，袁世凯在罢官后，第二天一早就避难去了天津，经人劝说，在天津住了一天又返回北京，但是他并不敢在京久留，仅仅住了一晚，次日一早就带着家眷回了故乡河南。
经历了这一番大变化，袁世凯身心均受到极大冲击。1909年1月25日，河南地方精英王锡彤到袁世凯在河南汲县马市街的暂居处拜访他时，看到“袁公方五十一岁，须发尽白，俨然六七十岁人”，而在仅仅两年之前，也是1907年时拍摄的照片上，袁世凯还完全是一幅志得意满、精明强干的样子。
让袁世凯身心俱疲的，还有满城风雨之声。比如，在袁世凯罢官前后，无论是在政治人物还是在平头百姓里，都不时会散播出袁世凯“已死”的传闻。在那个时候，仅仅是袁世凯退朝稍迟这样一件小事，都足以引起大片“忽传袁已杖毙”的谣言。于是，那些与袁世凯有关系的人，纷纷跑到袁宅探问，直到看见袁世凯回家，这些人才暂时把心放下，各自回家。
舆论界对于袁世凯罢官的反应，则是一片哗然。不仅是国内媒体，国际媒体也纷表关注。《纽约时报》评论说，袁世凯被解职后，中国将会发生更多的“革命暴动”；《泰晤士报》指出，清廷解职袁世凯的公告冷淡无情；《芝加哥每日论坛报》认为，袁世凯被解职标志着中国的新政（改革）将就此停滞……
对于袁世凯来说，罢官变故给他带来的慌乱仍未结束，他必须小心翼翼地度过这段时间。在汲县暂居一段时间后，到了1909年7月，他搬家到彰德，那里有他的一个儿女亲家留下的别墅，面积二百余亩。袁世凯，将这个别墅进行整修，命名为“养寿园”，这个名字来自于袁世凯五十寿辰时西太后所赐的手书“养寿”二字，袁世凯以此表示不忘西太后的恩情厚意，同时隐晦地表达他虽被罢官，但还是忠于朝廷的。
不过他还是感到隐隐的不安，于是，袁的亲信、时任铁路局长的梁士诒为他献计一条：“为公备机车、坐车、行李车各一辆，置于公寓处相近，日夜使勿断火以待命。身在京刺探消息，苟不利于公，则立以告。”
旧部
宣统元年，虽然阳历尚未在中国正式实行，报纸上已经在为属于阳历的元旦献词，献词中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期望。袁世凯是个喜欢看报纸的人，即便是在他刚刚罢官时，逃命中的他也不忘了看看报纸。在袁世凯罢官后避难天津的那天，与袁世凯同坐一个车厢的英国人“海鲁君”就看到，袁世凯在车上一直很认真地看新闻，保持着“端坐未行动”的状态看了足足40分钟的新闻。
但是现在，新闻报道显然还是很让袁世凯“闹心”，不知道那些充满美好期望的元旦献词能不能缓解他的心情。
这一天，1910年1月1日，袁世凯的老部下同样也在“闹心”。号称“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正在左思右想，不愿意离开“督办军官学堂”的职务，不愿意到“第六镇统制”这个新职上任。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月2日，摄政王载沣召见了段祺瑞，告诉他，现在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汝当体朝廷需才之意，勿得固辞”，两人口是心非地交谈了半天，段祺瑞“唯唯而退”。
对于段祺瑞来说，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势力逐渐失去；对于载沣来说，他正是要通过这样的频繁调动来削弱北洋集团。就在载沣在罢免袁世凯后，紧接着载沣就集中精力打击北洋集团，北洋三杰之一段祺瑞被连续免去从1906年以来所担任的四个职务，袁的心腹赵秉钧被撤销巡警部侍郎一职。
这让袁世凯的旧部在袁氏罢官之后，成为了一大批箭靶。同样是在段祺瑞很闹心的时候，载沣的弟弟载洵，这个新任的海军大臣，正在欧洲考察各国海军，不断将考察日程传送到北京。
此外，为了把军权从袁世凯手中夺回，完全集中到皇室，载沣还让皇帝担任陆海军大元帅，在皇帝成年之前，这个职权由摄政王载沣自己行使；载沣另一个弟弟为军咨府大臣。
清廷的种种做法，都把已经显现出来的矛盾激化得更加明显，让段祺瑞这些袁世凯的旧部更加不满。集中而来的外在冲击，让北洋集团走向了压力下的团结。
袁世凯和载沣都在体验着这个过程，当初，载沣有意杀袁时，就曾出现这样的情况：“北洋陆军皆袁旧部，闻之大哗，各各摩拳擦掌，慷慨急难，几将肇绝大风潮。”
孙中山在其回忆中也提到了那时的情况：“北京附近七个镇，是袁世凯所一手建立的。由于他的被贬黜，这些军队效忠北京政府的坚定性已经大大削弱。”
对于袁世凯来说，虽然他已赋闲，但是北洋集团此时更需要这个以前的首领，他们需要通过他来维护集团里每个人的利益，就像一群人在寒冷的冬天里需要围在一起取暖一样。于是，他们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养寿园里的袁世凯传递各方面的消息，每逢过年过节，特别是袁世凯的生日时，通向彰德的路上尤其热闹，段祺瑞、冯国璋、段芝贵、赵秉钧纷纷前往养寿园探望袁世凯，每遇重大问题，总是要征求袁世凯的意见。
于是在当时的《宣统大事鉴》上，就有了这样的记载：“政无大小毕报，唯世凯意旨是瞻。”
在一开始，袁世凯面对这些问题时仍是很小心。在刚到彰德的第一年，袁世凯对于这些纷来祝寿的旧日僚属，“均拒不见”，但是会采用写信的方式，调节北洋旧部之间的矛盾，比如雷震春和王士珍之间有了矛盾，袁竭力调节，在回复雷的信件中说：“笃念同袍，和平了结。”吴凤岭与陈光远有了过节，袁也是竭力调解，在回复陈的信件中说：“仍望和衷共济，庶以补救时艰。”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10年了，情况就不一样，外界关于袁世凯“复出”的呼声日显，袁世凯和他的旧部，也不就那么“避嫌”了。这一年，袁世凯过了他隐居岁月的第二个寿辰，寿辰的情况在时人的笔下是：“是时，袁公去位已将二载，天下之仰望之者愈众。旧日僚属亦明目张胆复来趋附，不似从前之藏头露尾矣。”
除了互相联络，养寿园中的袁世凯还利用自身条件，对旧部中遭受清廷打击严重的给予关照，比如他把别人赠送给他的银两转赠给倪嗣冲和段芝贵，因为这两人都在被弹劾革职“永不录用”之列。
亲信
隐居期间的袁世凯，不仅仅仍是事实上的“北洋主人”，而且还增加了一些新的亲信。
1910年1月1日，京师自来水总办周学熙正在督促工人们加紧赶工，以边尽快实验放水，让北京进入“自来水时代”。作为袁世凯的重要亲信，周学熙在袁世凯罢官之后，继续经营袁世凯所关注的实业。
一批即将成为袁世凯亲信的人，也正渴望通过兴办实业这条路径靠近袁世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止让中国士绅们失去了一条可靠的上升途径，渴望能有更大施展空间的地方精英们，迫切地想寻找出一条新的路径。罢官隐居，对于袁世凯自己来说自然是一件极不情愿的事情，但是对于不少地方精英们来说，他们却从隐居的袁世凯身上看到了一个自我上升的希望。
汲县绅士王锡彤就这样成为了袁世凯的新亲信。1909年2月上旬，就在袁世凯刚刚罢官才一个多月的时候，王锡彤就通过袁世凯旧部的引荐，去袁世凯的住所做了拜访。
王锡彤很清醒地意识到，表面上袁世凯已经失势，实际上他在这个国家里仍然有着很大权势，只要政治形势发生改变，他就能轻易而举地重操大权，那么，现在与他接近的人，未来就将是接近大权的人。
就这样，王锡彤拜访了袁世凯，在拜访之前，他就了解到了袁世凯虽罢官但仍很关注实业的想法，于是在会见时，他向袁世凯阐述了如何发展地区经济的规划，这些建议明显激起了袁世凯的兴趣，因为后来袁世凯隐居彰德后，王锡彤仍频频出现在袁世凯的家中。袁世凯将他视为了亲信，王锡彤也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比如在1909年7月下旬，袁世凯告诉王锡彤，他的朋友周学熙因为“丁忧释服后即当放缺，不定何省，已办之实业弃之岂不可惜”，所以他希望，王锡彤能接替他这位朋友继续这项实业计划。
就这样，王锡彤成为袁世凯的一个新的实业代表。1910年2月21日，王锡彤担任京师自来水公司协理，之后一直在这个自来水公司干到1927年。
在增加新亲信的同时，隐居的袁世凯也不忘修复同旧友的关系。
袁和张謇本是当年奔走于吴长庆幕下的两个年青人，由于当初不愉快的经历，二人在很久以后才再次相聚。袁在复张謇的信中盛赞张及其经营的实业，说他“几经困难，始得为实业界一放光明”。到了1911年6月25日，张謇还特地前来彰德拜访袁世凯，从下午5点一直谈到深夜12点，临别，张謇笑着对同行的人说：“慰庭（袁世凯的字）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
再如盛宣怀，他和袁本是结盟兄弟，但因袁夺取了盛所控制的铁路、电报等许多特权,二人便反目成仇。在罢官后，袁也同盛修好了关系，称他“领部不过数月，而收路、收邮、筹借巨款以维大局，卓识毅力，空前绝后。草野闻之，钦佩无地”，而贬低自己“以弟十年经营，庶事仅具皮毛，罕有成效。”
舆论
与隐居日子相应的，是袁世凯的声望日增，就在他罢官一年后，报纸登出了对清廷重臣张之洞一生功过的评价。
就是这个汉臣张之洞，在载沣想杀袁时，以大局为重为袁世凯说情。1909年10月5日，张之洞病逝，在他去世以前，他提到了要重新起用袁世凯。当时，摄政王载沣要以载洵办海军、载涛管理军咨府。张之洞回应说，此二人年幼无知，这样的国家重大政举应当“选知兵者任其事。”
更早之前，也就是袁世凯刚刚罢官半年时，就有人开始想起以前袁世凯处理新政、外交诸事务是如何得力了。当时的一个官员因为与英国人交涉煤矿事务，感到无法面对英国人的“咆哮”，对同僚们说，如果想把此类对外交涉事务处理好的话，就得把袁世凯重新请出来。
当然，这些关于袁世凯“复出”的呼声绝不仅仅是对袁世凯办事能力的器重，更大的一个原因是，袁世凯和社会上呼声日高的“立宪”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前他极力倡导立宪，现在，满州亲贵也熟知立宪了。1910年1月2日，《汉口中西报》报道“亲贵之国会热”，其中说到“近来外交内政日迫”，众多满州亲贵也呼吁“缩短国会年限”，“宪政及早成立”。
这样一来，有关让袁世凯“复出”的呼声就更多了，到了1911年夏初，立宪派领袖人物张謇、汤寿潜等联名上书载沣，要求“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这个“有学问阅历者”，指向就是袁世凯。
在北洋旧部之外，袁世凯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期许不是没有理由的。仅以北洋新政为例，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在财政等各方面都很窘迫的情况下，袁世凯仅仅用了数年的时间，就将一个残破的直隶建成了一个当时中国的“模范省”，无论是在新军、教育、发展实业，还是在司法改良、地方自治、城市综合治理等各个方面，袁世凯都使得北洋区域的早期现代化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于是，北洋新政很快为全国所效法，成为清末新政的样板，“各行省咸派员视察，籍为取法之资”，“一时北洋新政，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具瞻。”
当时社会上这种对袁世凯的期许不但反映在官员的口中，也反映在报界的舆论上。世凯在彰德“养疴”的两年又八个月时间内，仅据《大公报》与《盛京时报》，关于袁氏活动的消息报道就有106 则，其中涉及“出山”问题者有64则之多；在袁世凯这一时期写下的信件中，所提及吁请他复出者，也有近40人次。
甚至，国外很多人对袁世凯的“出山”也充满向往，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在他那本袁世凯传记里写到：“尤愿袁氏东山再起，远小人而亲有道，求实效而戒铺张，俾支那宪政能实行，科学能勃兴，海陆军能强，实业能立，雄长东方，为地球强国……是不仅东亚之幸，亦即亚东之幸也。”
至于袁世凯的旧部，就更加希望他复出了。1911年3月，袁世凯的一个老部下到彰德看他时说：“今朝政日非，大乱将至，前论平乱人才，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诸公相继逝世，只存宫保一人，倘再不出山，危机迫于眉睫矣。”袁回答说：“如大局不糜烂，起用决不及予，果糜烂矣，即出山恐亦不易收拾也。”
这时，袁世凯表现出一丝担忧。事实上，在隐居岁月里，他也在被一个非常个人化的问题所困扰，那就是他一直有个非常大的精神负担，担心迈不过58岁这道坎——从曾祖父袁耀东到袁世凯，在这4代30余个男人当中，先他而死的14人里面，有13人死于虚龄58岁以前。基于此，袁世凯于1910年冬自己选了墓地。
但是，他的政治野心毕竟仍在，外界对他“复出”的呼声也在日高，当时的中国，实在也是需要一个像他这样资历与声望都具备的人。于是，等到武昌起义爆发，经过与清廷的讨价还价，袁世凯最终决意出山了。
不管如何，从当时留下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此时他的目光已不像几年前那么精干了，他的神态也不似几年前那么干练了，他已显出了明显的衰老迹象。
根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的说法，在袁世凯决定正式出山的那一天：“全家上下听说以后都非常高兴。在他临走的头一天晚上，全家团聚在一起吃饭。他看到大家那样欢乐却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要太高兴了，我是不愿意出去的。这次出去了，怕的是不能够好好回来啊！’”
此说或许正确，因为，接下来袁世凯从一个曾经左右局势的人，逐渐变成了一个被局势左右的人。曾经，他雄心勃勃地掌控着自己的命运，后来，他完全被命运所掌控。
一直到现在，袁世凯这三年的隐居生涯与他在清末做权臣，在民国起风云比较起来，仍是被关注的不多。在民国版的《安阳县志》里，关于袁世凯的这一时期，则有一句这样的话：“谑者谓，袁之隐居，实盛于苏秦之盟诸侯。”两千多年前，纵横家苏秦同样是在安阳这片土地上，倡合纵、盟六国。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国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