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折还是大挫折？——评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下）

三、毛泽东作出粟裕千里跃进江南的决策，粟裕上书直陈，使华野主力继续留在中原，集中力量取得豫东大捷。
早在毛泽东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时候，他就同时考虑到以当时已进入鲁南作战的华东野战军第1、4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叶飞、陶勇，因此也叫叶纵、陶纵）渡过长江、直出闽浙赣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便把战线进一步推向国民党军战略后方的构想。他在1947年7月23日的一份电报中说到，在刘、邓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谢南渡黄河挺进豫陕边的同时，由陈毅、粟裕、谭震林率华东野战军主力留置山东（包括鲁西南）“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另以1、4纵队经过整补和政治动员后，第一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二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三步跃进至“闽、浙、赣目的地”。为了加强这支部队出击后的领导，毛泽东还提出以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组成东南分局的建议，要华东局考虑（《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148页）。
毛泽东对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所下的决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因此，他在根据战局的发展适当调整陈粟大军的作战部署后，还多次致电刘邓、陈粟，要他们继续准备以一部分主力在第二年的适当时机渡江南进，吸引部分国民党军从中原地区转援江南，以利于中原解放区的巩固。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对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和沿江重镇南京、武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蒋介石调集33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地区的刘邓军展开大规模“围剿”。大别山地区的反“围剿”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国共两军在整个中原地区，基本上处于胶着相持的状态。
怎样打破这种僵持局面？毛泽东和周恩来、陈毅最初商定的南线三军在3个月内的作战方针，是以刘邓军主力位于大别山内线，“分遣坚持，多休息，多打小仗”，待正由晋冀鲁豫南下的3万新兵到达以充实部队后，再打中等规模之仗；以粟裕所部并指挥陈谢军在2、3、4三个月内，在中原地区寻求打几个中等规模的歼灭战，以配合刘邓军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他们还设想以山东兵团的许世友、谭震林率2个纵队南下苏北、苏中，会合原在这两个地区活动的华东野战军2个纵队，“形成一个重要战场，威胁京沪”，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抽调一部力量向东。“三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1月26日，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把这个战略构想传达给刘邓、粟裕和陈谢等（《毛泽东军事文集卷375～376页）。27日，又以毛泽东、陈毅两人的名义，就山东兵团的使用问题提出两个方案，要求华东局研究提出意见。
打破大别山乃至整个中原的僵持局面，是关系全局的一篇大文章。对这样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发出电报后，仍在反复思索，并同周恩来、陈毅继续商议。毛泽东所担心的是，这样的布局能不能有把握打破中原的僵持局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更积极、更大胆、更能震动敌人的方案呢？毛泽东又想到了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进这一着棋。本来，他是准备在1948年秋季中原战局基本上得到改善后再走这一步棋的，现在考虑要提前实行。周恩来、陈毅也同意这个设想。
设想虽然提出了，但对采取这样重大的行动，毛泽东下决心是十分慎重的。1月27日，也就是前一个电报发出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向粟裕发出第二份电报。这是一份限少数领导人“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的绝密电报。电报中说：关于由你率叶、王、陶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研究有三个方案，即：一，休整半月后立即渡江；二，二、三、四三个月在中原地区歼灭一部分敌军，然后休整一个月再渡江；三，按原议先在中原作战，于一九四八年秋季再行渡江。在电报中，毛泽东分析了三个方案各自的利弊后指出：“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毛泽东希望粟裕“熟筹见复”。（《毛泽东军事年谱》，629页）。这一封极其重要的电报，居然也没有收录进庞大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毛泽东寄粟裕以厚望。与毛泽东同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陈毅赴陕北领受机宜后，激动不已，预期此举必将促使蒋介石统治的迅速崩溃，遂挥毫写下“五年胜利今可下，稳渡长江遣粟郎”的诗句。
但是当时中原战局的胶着局势，引起执行跃进闽浙赣边计划的主要负责人粟裕的反复思考。
41岁的粟裕，在当时各战略区领导人中，是一位身经百战、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年轻将领。他根据中央军委批准的方案，率1、4、6纵队北上到达濮阳地区，准备经过一段时间整训后执行渡江南下的任务。此时粟裕集中分析中原战场和全国局势，“认真研究如何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主要是权衡分兵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粟裕战争回忆录》，537页）。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比较和思考，粟裕逐渐形成一个主力暂不渡江南进而留在中原作战的构想。
粟裕认为，从全局看，要想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调全国其它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必须在中原、华东打几个大歼灭战，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而这个条件在中原正在成熟。如果集中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力量，既能攻坚，又能打援，一个战役可以发展成两三个阶段来打，即可有效地歼灭敌军主力，迅速改变中原战局。3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主力第5军、第18军和桂系主力第7军、整编第48师。蒋介石主力是半机械化部队，是敌在中原的骨干，不会调至江南；而桂系主力，因蒋介石出于政治原因考虑害怕纵虎归山，也不会把它调往江南。这样，如果只能调走一些二、三等部队，中原我军所受到的压力并未减轻多少；而我军却因从中原调走了几个坚强的主力纵队，削弱了自己的突击力量，显然是不合算的，中原战局会在比较长的时间内继续呈现僵持局面，而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更何况这三个有重装备的纵队过江，在苏浙皖赣地区河流文错、稻田密布的水网地区机动作战很不利。必定要弃掉全部辎重，遇到敌人稍为坚固的设防，不仅难以攻克，而且会增加伤亡。大兵团远离后方作战，在群众和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没有伤员的安置、粮食的筹集、弹药的供应，这些都会严重削弱部队的战斗力。他回忆起1934年红军抗日先遣队在皖浙赣边地区的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既然三个坚强的主力纵队南渡长江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主力部队，反而分散我军兵力，增加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而我进入江南的部队，由于作战环境的艰苦，也发挥不了善打野战的长处。他还具体地分析了中原战区国民党军各部队的具体情况，算了一笔细帐，认为解放军3个纵队进入江南后，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条件下作战，3个纵队预计会有5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3～5个整编师，这对打开中原战局将更为有利（《粟裕战争回忆录》，538～541页）。
尽管构想有充足的根据，但粟裕深知对一个已经确定并正在付诸实施的战略决策，是不宜轻易提出不同建议的，尤其是在当时正十分强调组织纪律性的情况下。因此在濮阳休整期间，4月初他先向刚从中央回来的陈毅作了汇报。亲身参加“渡江跃进”这一战略方针制定，并和毛泽东的军事性格相当一致的陈毅这次本来是满怀信心地来传达毛泽东“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的战略意图（《陈毅传》，413页），听了粟裕汇报后大感意外，一时难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思考”，认为是牵动全局之举，但鼓励粟裕向毛泽东汇报。
征得陈毅同意后，粟裕又在4月16日致电刘邓，报告了自己的构想。电文1300字，对即将实施的第二个“跃进”提出异议，并慎重表示“以上是尚未考虑成熟的意见，最近奉命赴中央接受任务拟提出，但是否正确，请钧座予以指正”。
刘邓也感意外，这种改变中央战略方针而牵动全局的意见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又认为粟裕的建议很有说服力。随后刘邓联名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和陈粟：“照现在情况看来，我们担心的是过江很少把握。如果过江与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则以退出几个月为好（先派多支小部队去）……如果粟部退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陈毅传》，414页）
4月18日，粟裕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粟裕的这份电报长达3000字。在电报中，粟裕首先充分肯定去年7、8两月先后转入外线以来取得的极大胜利，接着，详细地分析了华野3个纵队执行渡江南下方案后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当前中原战局发生的有利变化，建议华野3个纵队暂不南下，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求得在最近有效地打几个大歼灭仗。他认为，组成“三线武装（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远征游击队）依战局之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粟裕是谨慎的，深知自己这个建议的分量。因此，在电报结束时写道：“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粟裕军事文集》，356页）。
刚到城南庄只有一个星期的毛泽东，看到了粟裕的电报，也看到了刘邓在同一天发来的电报。毛泽东立刻决定要陈毅、粟裕尽快来中央，向中央具体汇报他们的意见，以便中央对行动方针作出最后决策，并把这个问题列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程。要求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先作研究。
1948年4月30日起，毛泽东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中，听取了粟裕的汇报。与会同志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根据城南庄决策，陈毅赴中原局工作，由粟裕任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和代政治委员。5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徐汴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459页）。
这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所作的关键性的变动。它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进程，包括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第一线高级指挥员的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敢于实事求是地大胆地对中央重大战略行动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是难能可贵的。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能实事求是地重视并采纳部属的不同意见，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调整重大战略部署，也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对需要高度集中的军事指挥来说，这可以说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典范。
5月30日，粟裕率领1、4、6纵及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南渡黄河。6月18日至22日，华东野战军发起开封战役，一举攻克中原名城开封，歼灭守军约4万人。接着，又在6月27日至7月6日乘胜发起睢杞战役，在中原野战军主力策应下，歼灭国民党军队的区寿年兵团主力和黄百韬兵团一部5.4万多人，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开封、睢杞这两个战役，通常合称豫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9万多人，是继东北冬季攻势以后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一次战役。战役结束后敌军检讨：“此次会战，共军表现特异的有三点：敢集中主力作大规模之会战决战；敢攻袭大据点；对战场要点敢作顽强固守，反复争夺。”此战共军“气焰高涨，实力雄厚，中原战局遂进入最严重阶段”。
豫东战役的重要意义，不但在于歼灭了中原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有生力量，打破了中原战场上的僵持局面，而且证明人民解放军依托老解放区和中原新解放区的支援，已经有可能在这个地区大规模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彻底解决中原问题。7月11日，毛泽东要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贺电，指出：这个战役的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7月13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明确地告诉中原局和粟陈唐：“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并且斩钉截铁地写道：“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这一重要电报，又没有收入进《毛泽东军事文集》，只在《毛泽东军事年谱》中简略提及。
豫东战役的胜利，是粟裕上书直陈后取得的，我军敢于集中兵力大打歼灭战，所以敌军感到“共军表现特异”。粟裕的厉害之处，不但在于他看清了中原战局的变化，论据说服力极强；还在于他能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他首先充分肯定去年7、8两月先后转入外线以来取得的极大胜利，对毛泽东的跃进江南战略，并未全盘否定，而只是表示时机尚不成熟，可以先派多路游击队先渡江，每路500～600人，破坏敌人后方。另在中央决策前“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这就给毛泽东一个台阶。因为毛泽东即使同意了粟裕留中原大打的建议，也是勉强的，他在5月5日电报中仍然强调“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试想如果粟裕态度僵硬，言辞激烈，是很难为执着的毛泽东所接受的。粟裕在建议中还提出，主力留在中原是为了打5军，毛泽东十分赞成，为此还派朱德前往动员。但粟裕在豫东战役前却又提出打5军条件不成熟，“勿为固定作战地域、作战对象所限”，通过先打开封并围点打援，取得豫东战役的胜利。粟裕的高妙之处，蔑以加矣！
8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召见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华北军区炮兵旅旅长高存信，听取他们的汇报。毛泽东听后举起拳头说：解放战争好像爬这座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解放战争中，外线跃进作战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共提出过三次，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唯一执行了的一次；第一次和第三次都主要因为粟裕上书而修改了，并随后都取得了胜利。唯一执行的三军经营中原的“大转折”，却变成了“大挫折”。 外线战略跃进的战略，是毛泽东高度钟爱的“妙着”，他执著地认为，只有适时地和有步骤地把战线向蒋介石统治区推移，使人民解放军所需的大部人力、物力取之于对方，才能使新解放区逐步扩展，使老解放区得到进一步巩固，经过跃进和巩固的几次反复，最终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但战争进程说明，这一“妙着”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败着”，毛泽东不顾前方大将的反对而强制推行，正是要客观实际来适应其主观的愿望，就陷入了他自己一向反对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徐向前曾回忆说：“毛泽东晚年听不进不同意见”，实际在解放战争中他固执推行千里跃进大别山、三军经略中原时已初露端倪，但当时他毕竟还在相当程度上尊重前方将领，“上下协谋”，还能修改第一、第三次外线跃进计划。不过随着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凯歌行进，毛泽东主观主义逐渐膨胀，脱离实际也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当我们追溯“大转折”，就看到了那不祥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