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学养生家谭大江先生的传奇人生（孔德）

谭大江

谭大江，（道号“孔德”），男，1947年生，汉族。现任武当杂志社副总编，中国武当山武当拳法研究会秘书长。致力于武当武术及武当文化和道家仙学养生的研究，中国当代著名的内丹养生家和道家、道教文化研究学者，在国内外相关学术领域具有相当影响。
出版的专著有：《武当气功》、《武当山千古之谜》、《武当拳之研究》（合著）、《武当武术概论》、《易筋洗髓大全注解》、《武当内家派述秘》、《乐育堂语录注解》、《武当赵堡太极拳小架》（合著）、《道教对联大观》、《张三丰太极丹经注释》等。并有一百多万字的文章在全国各有关刊物发表。
获得的成果奖及荣誉有：获湖北省最高文学奖“屈原杯”个人二等奖；获“生命力杯”国际传统医学论文大赛优秀论文及成果奖；获国家体委科研课题“科技进步三等奖”。事迹先后被收入《中国楹联艺术家大辞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大百科·专家人物集》、《中国专家人材库》等大型辞书中。
主要社会学术兼职有：中国武术协会新闻委员会委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湖北省武协委员、湖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武当山武当拳法研究会秘书长、长安国际太极拳研究会顾问、哈尔滨八卦掌研究会顾问、浙江新昌太极研究会顾问兼客座教授、河南赵堡太极拳总会顾问、武汉中国武当拳法研究会名誉会长等。
半世崎途堪品道 一腔正气好修仙
——仙学养生家谭大江先生的传奇人生
化成／撰文
谭大江简介
谭大江（道号孔德），男，1947年生，汉族，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民进丹江口市总支副主编，曾担任第四届政协丹江口市常委，现任武当杂志社副主编。主要致力于武当武术、武当文化和道家仙学养生的研究。为享受地方政府津贴的专家学者、科技带头人。
近年出版的专著有：《武当气功》、《武当山千古之谜》、《武当拳之研究》（合著）、《武当武术概论》、《易经洗髓大全注解》、《武当内家派述秘》、《乐育堂语录注解》、《张三丰太极丹经注解》等。已有一百多万字的文章在全国各有关刊物发表。 近年获得的成果及荣誉有：1991年获得湖北省最高文学奖“屈原杯”个人二等奖；93获“生命力杯”国际传统医学论文大赛优秀论文及成果奖；1993年获国家体委科研课题“科技进步三等奖”；1996年获十堰市人民政府社科成果二等奖；1998年获湖北省首届武术论文研讨会优秀成果奖。1991年被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过个人专题报道；事迹先后被收入《中国楹联艺术家大词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大百科·专家人物集》、《中国专家人才库》等大型辞书中。1997年被美国长岛“中美文化交流发展公司”聘为名誉主席，近年来经常受邀赴香港、台湾、韩国、德国讲学和参加相关学术活动。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武术协会新闻委员会委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湖北省武协委员、湖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武当山武当拳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长安国际太极拳研究会顾问、哈尔滨八卦掌研究会顾问、浙江新昌太极研究会顾问兼客座教授、西安赵堡太极拳研究会顾问、河南赵堡太极拳总会顾问等。
第一章：老镇古风
二十世纪40年代，位于鄂西北道教圣地武当山下的官山河口有一座依山傍水的古镇，名曰六里坪。据考，“六里”乃是明代宫廷为武当道教所设的“庄园里”之一，大约是武当道教宫观设在各地收缴粮课的管辖行令中心和仓库所在地。在当年，许多掌管庄园和催课的道士也都是本地人。作为“庄园里”，这当是六里坪古镇在明朝时的功能之一。其实，这座古镇乃是郧阳府以及川陕香客朝武当进香的西行要道，也是有湖北进入川陕的旱路要道。
六里坪上下相连有三座古镇，朝西越二里乃花栗树镇，这里是以商贸为主的一条街；朝东越三四里乃孙家湾镇，这里是以纺织印染作坊为主的一条街（民国24年发大水，冲去半条街，后半条街迁至北山岗下，形成新旧两条街）；而六里坪则是这一带政治文化的中心,民国时期，这里是区、乡公所在地，也是区乡学校所在地。
当年的六里坪镇，颇有一番雅朴的古风陈韵：一条街，东西鱼贯，南北相对，全是铺面踩楼的瓦房，一色的碾压黄土坯墙，带风火垛；凸状街面上，中间铺一道青石板，两旁皆用白鹅卵石铺成；张公堰水穿街而过，老太婆、小媳妇在清澈的渠水里洗衣洗菜淘米，举起棒槌就能打住一条大鱼。这条街，南半边街靠山，山边是连畈的好水田；北街临河，河沿上是成片的水浇园菜地；河边垂柳歪斜绵延，一片一片的芦苇和草地，是顽童捉鱼摸虾和放牧玩耍的好地方。一道街，上上下下又被十余棵参天大树遮腰掩身，那些是皂角、白果和榆树，粗的十几个人搂不住，高得仰头望着掉帽子；每当太阳快落山，大的白鹤、小的铁打郎什么的鸟雀，便会成群地飞到树上，成为镇上一片最喧闹的世界。这世界，吵吵闹闹，直到小半夜才会安静。
六里坪这个地方，考其历史，秦汉时有过它的辉煌，刘备入蜀，曾在此驻扎过军队，留有“浪州城”之名。现在从地面挖下三四尺，很容易会遇到一座座汉墓。秦汉以后，这里不知荒芜了多少年，直到明初永乐皇帝大力兴建武当道教宫观庙宇，这里才重又开发，开始修建了这个镇。所以，这个地方的人从历史讲，都算移民。这个镇上的人直到二十世纪40年代那时，还能从移民传统上分为三种人：一种是庄稼人，他们大都是从山西大槐树迁来，世代在此耕种庄稼——他们应是这里最早的移民；一种是生意人，他们打制金银首饰、制造烟花爆竹、制造蜡烛、开榨油坊，开造纸坊（生产香表纸、黑面纸、白面纸、皮纸）、开药铺、开酒坊、开饭铺，他们大都以江西人为主，或少数湖北黄州人或别地人，他们中有人发了财后置买田产，成了当地的财主；一种是读书人，这些读书人大都是生意世家的后代，因他们的祖上或老辈子做生意发了财，供他们读书，他们有了成就，或在外地做过一官半职，或一生清闲在家与史书礼乐为伴，成了一个独立的阶层。惟这后一阶层从文化上给予这一地区的影响甚是广泛，甚是久远。古镇上不知何时就建有移民同乡会的江西馆、山西馆等。
1947年农历8月23日，谭大江就出生在六里坪镇一个破败的书香门第家中。
第二章：书香门第
谭氏祖籍在江西省丰城县，与清代仙学中派的著名人物黄元吉是同乡。不知是巧合还是偶然，就在黄元吉先生入四川自贡传道这期间的清朝道咸年间，谭大江先生的太祖父谭洪熙，举家由江西迁居于道教圣地武当山下的六里坪镇。缘因洪熙有胞兄先在此地开油坊，生意甚是红火，但夫妻膝下无子女，知弟洪熙有幼子庆元，天生聪颖，且这里文化氛围甚好，故领其弟居家迁此，以便供侄儿读书。这谭庆元乃是谭先生之曾祖父。谭庆元不负父辈众望，弱冠之年轻乡试考中举子。举子可以直接作官，受命让他到陕西汉中府候补县令（也就是要等汉中府的某县县令调离、免职或是病亡，他才能当上这个县官，在此之前他必须等待，但朝廷给予足以使其生活丰裕的俸禄和相当于在职的顶戴花翎）。可这一等就是十几年。这十几年间，谭庆元在汉中客居，研读四书五经以及道书丹经，又娶一妾相伴。无奈在外年久，补缺不上，家中父母与伯父伯母年事已高，便携妾归里。谭庆元专船顺汉水而下，至均州城码头上岸，雇得挑夫百余人，挑的皆是线装古书和字画古玩，一路上浩浩荡荡，却也风光。
谭庆元有师余某，京师提名为榜眼，此时在襄阳府任职。闻谭庆元归里，邀至手下任鸿笔师爷有年。后谭庆元厌倦仕途，辞师还乡闲居。虽为闲居，鉴于声名，不但四方的官绅乡贾、文人墨客常来参访，连武当宫观一些道总、高真也与之交往甚密。那时本县境内有什么重大文化活动，或是某地发生难以处理的案件和纠纷，或是逢武当庙会或庙观修建竣工，谭庆元都会受邀而至，乘一顶四人抬的亮纱大轿，执一把檀香木黑面金字大折扇，众人见而礼敬，也算得倜傥潇洒。
谭庆元有弟兄三人，都是读书人，自己排行老三，然读书有成者为谭庆元一人。那时父辈为三兄弟在街上各买得一院房子。唯谭庆元所住之房楼上楼下、里里外外，除过书籍、字画、古玩，别无他物。
就在谭庆元年老残喘之日，上头发来了补缺的委任状。这时与仕途早已失去情感的谭庆元，也就以年老病衰为由淡淡地写了一张辞呈，从此与官作罢。
谭庆元有两子一女，长子为原配所生，名悦蒸；小子为小妾所生，名悦正。盖因元配夫人与小妾年纪相差太大，故两个儿子年纪也相差二十几岁。又因元配夫人和小妾水火难容，每以强凌弱，谭庆元无奈，只好在孙家湾租一套房子安置小妾与幼子。谭庆元死后，小妾不甘凌辱，携子漂泊他乡。
谭悦蒸乃谭先生之祖父。此公自幼生在福窝里，父亲多年在外不归，爷爷奶奶娇惯，自小养成好吃懒做不求上进的习性。但家风所致，却也无甚恶性。读得几句四书五经，除过后来派上用场逗孙子，却是满脑子稀里糊涂。悦蒸娶妻颜氏，乃均州城外颜家湾颜氏之女。颜氏在均州也是老门老户的大家族，故谭颜氏到了谭家也起了顶梁持家的作用，而谭悦蒸只算得败家不当家的男人。因此公在本门排行老三，后乡里老少皆称之谭三爷。
谭庆元去世之后，谭氏门庭渐渐失去了昔日的丰裕和风光。由于谭悦蒸既无文才，又无别长，缺乏生活来源，不得已就变卖家中所藏古董字画。由于妻子颜氏厉害，先只敢偷着卖。若被妻子发现就装鳖不吭气，或是把前次卖物未花完的钱如数交出。时日一久，颜氏也感到这不失为一家度日之计，也便从默许变为参与变卖。由她参与变卖，一些古玩旧赏倒能抬起价来。由于变卖的这些家产，对夫妻来说不过都是些闲物，又能滚滚来钱，日子一时过的倒也舒坦。温饱之下还有节余，老两口渐渐学会抽上了大烟。从此以后，家里原有的收藏如流水的向外流。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打到襄樊、老河口，国民党的抗战军队也阻截在这一带。当时作为百里之外的后方，六里坪镇上住了许多国民党抗日将官的家属。间或，那些国民党军官也到镇上来与家属同住。闻得谭家有丰厚之家藏，有曹营长者，一次花数百大洋就买得满满几马车而去。
谭悦蒸膝下有三子，长子名之范，次子名之汉，幼子名之俊。因谭门大房无嗣，自个家境又凋零为艰，故长子之范早早过继大房，家中剩有二子。次子之汉也算机灵，幼年读得几年私塾，背得《孟子》、《告子》，但由于家道中落，不得不从少年开始给生意人家帮工。到青年时代，乃于同乡结伴上四川挑盐，下南阳挑油，抗战时修公路，当过乡丁区丁；同时也耕作家里的几亩田地；幼子之俊，天生傻笨，能出力干活却无生活自理能力。谭之汉青年时期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主要人物，他就是谭先生的父亲。谭之汉娶妻王太莲，王氏乃官山分道观乡一农家穷女，少年时父母双亡，有弟投奔郧阳鸳鸯寺舅家寄居，太莲十四岁以童养媳嫁到谭家。当王氏女嫁到谭家时，谭家的凋零破败已不堪入目：家里所剩之物只有厢房阴暗的小楼上，堆着的或捆或散的积满了灰尘无人所知的古书和堂屋神案上一排排祖宗牌位。除此之外，几乎什么家产都没了，住的一院房子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人在屋里走动，头上要戴雨帽，脚下要垫石头。即便如此，已死去妻子的谭三爷，凡见家中有可卖之物，仍偷卖不误。连床头一口装粮的空大缸，因睡觉咳嗽，大缸嗡嗡作响，恼怒之下，趁家里无人也偷偷卖掉。谭三爷头上顶着一付满是脑油的瓜壳帽，着一身不扣扣、只从腰间系绳的长衫，一年四季打赤脚穿踢拉鞋。谭三爷的身上总会藏一些供他在饭铺买油条、麻花的零用钱。他的两只大袖口内也经常揣着油条麻花。以至当谭先生幼年跟着爷爷戏耍时，爷爷总会玩把戏似地从袖口里抖出一段油条或几股麻花，直令孙子感到爷爷魔法无边，不可思议。
自从王家的姑娘嫁到谭家，谭家的日子渐渐有了转机。盖因这山里出生的姑娘自小吃苦长大，所以既勤劳又傲强。在她嫁到谭家的几年内，推豆腐、置磨坊，养猪喂鸡，纺线织布，抽空还给国民党军官太太们缝衣洗衣，给区公所区长家属缝衣洗衣。如此起早贪黑，勤扒苦做，攒下一些钱来，把房子赎回来，又翻修一番。因家里有磨坊，丈夫也就买回两头驴，一头驴推磨，另一头驴拉车，开始跑单帮做运输生意。那时因为抗战，修通了老白公路（老河口到陕西白河县），从前的脚夫有条件的都改为拉板车，下襄樊，过南阳，上陕西，桐油、白酒、布匹、煤油、瓷器，啥货都运。傻弟弟在家受嫂子指使种菜园、做庄稼、上山砍柴，只要吃饱穿暖，他舍得出力气。
这个家开始红火起来：后院的拌子柴码得象小山似的；小客厅的高墙上经常挂满熏鱼、腊肉；家里的黄酒一缸接一缸的做，这一缸喝完了，那一缸陈酒又打开。此时谭家虽非当年书香门第之气派，却也算这条街上农家阶层的小康人家了。
第三章：蝴蝶童年
当谭大江先生降临在这个家庭里，这个家庭就处在他父母亲手创造、且为父母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家庭时代。
谭先生的童年也像蝴蝶般地充满色彩，充满自由，充满幻想。
在谭先生的童年记忆里，这种小康家庭生活似乎是很传统的，就像古镇上的参天大树和青石街道那样古老自然。他虽然经历过土改岁月，但由于当时幼小，对土改斗地主、分五大财产没有过深印象，他不知他家因为划为中农，自然无失无得。
父亲跑生意十天半月回来一次，要在家休息几天。这几天中，父亲会时常到花栗树街上与朋友会聚，也常会带他去。他那时总对大人那么高、自己走路老赶不上大人而愤懑、而不可思议，对自己有那么多与父亲相好的叔叔、伯伯而感到骄傲。父亲总会在茶馆里跟朋友们唠个不断，没有小孩子可以插言之处。谭先生耐不住寂寞，总会叫父亲给几个零钱，跑到街上唯一一家国营书店买几本小人书，看了又看。等他上学时，他的小人书已攒了几十本。
谭大江先生的童年主要是跟爷爷长大的，跟爷爷睡，跟爷爷玩。爷爷虽比不得曾祖父，是那样的大文人。但他的知识教一个几岁的娃娃，还是大能胜任。谭先生从小就从爷爷的故事里知道了“头悬梁，锥刺骨”、“桃园三结义”、“岳母刺字”、“高山流水”这些典故和人物；学会了口答算，学会了绕口令，学到了“古之道也”的连字法。据说这“连字法”是旧时私塾先生用的一大勾回记忆的绝招：学生背书忘了句，先生并不正面指出，而是借以毫不相干的事物立一句话，让学生往下续，续上十句八句，就会转到那忘了的句子上，学生幡然大悟，从此一生都不会忘记。跟爷爷睡觉，爷爷的脊背就成了谭先生用指头写字的黑板。
在谭先生的童年里，那座古镇和那条老街的一切似乎都是历史的自然延续。他家对面就是区公所（不过这时已归共产党掌管），区公所旁边就是六里坪三区完全小学。三区这所完小教学的正规、设施的完善在全县当时是少有的。这所完小是抗战期间的一任区长向地方乡绅集资，在原来一所私人学堂基础上新建的，占地十几亩，除教室、办公室外，学校有花园、体育场、图书馆，非常象样，连现在城市中的小学，除过楼房高大，难有那时优美完善的校容校貌。谭先生1954年秋天开始，就在这所离家仅有几步之距的完小念书。上学的头一天，剃头匠割掉了谭先生脑勺上留的狗尾巴。上学那天，母亲给煮了个鸡蛋吃，说是吃了鸡蛋聪明。到了学校报名处，老师问这问那，谭先生一一回答。轮到叫念数，谭先生口如倒豆，没等一百个数念完，老师笑着从中打断，这就报名完毕。谭先生一溜烟儿从学校跑回家中，家里没人，爷在河滩上放驴，妈在河边洗衣，父亲上街去了。他从房后向河边跑去，乐得家里的黑狗子也跟着撒欢儿。远远看见妈，就扯长嗓门喊：“我上学啦——”
此后六年的小学生涯，谭先生都是以名列全班前茅而经历的。他上学，学会课本上的知识占用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其他时间他都在玩。从小他就爱画画，他在二年级时，就与五六年级爱画画的学生结成了画友。
二十世纰50年代初，上小学的多是大龄孩子，高小毕业生很多是十七八岁的，谭先生算是最小的年龄段。上二年级，谭先生在上课时偷着画画，画了一幅刘备回荆州，被老师发现而没收。几个月后，当谭先生被老师喊到办公室有事到，才发现他的那张画被老师贴在办公桌边的墙上，成为老师的欣赏品了。谭先生的二年级有许多他后来认为是人生中特别出众特别有意义的事：那时他在他的班上成立了全校藏书最多的个人图书馆，全校不分班级的学生，只要在他这里存书，也就可以借书。而这个活动是义务性的，并一直坚持到他小学毕业。从二年级那时，他还参加了学校的文艺演出队，不但演小歌舞，还演一些大型童话剧。学校文艺演出队非同一般，服装、道具、舞台样样俱全，老师中会演奏二胡、笛子、手风琴、风琴、小提琴的很多，艺术才华突出的老师就成了文艺演出队的团长和导演。那时他参加演出过的童话剧《果园三姐妹》，至今回忆起来还是那么令人难忘。二年级也是谭先生戴上红领巾的一年，那时学校少先队活动真是正规而丰富多彩，小队、中队、大队各有经常性活动。那时的少年对红领巾的神圣崇拜，在今天的少年中是绝对不会有的。那时的学校放学，要在广场上按居住地的条块和学生高矮秩序站队，然后由远而近分别列队出校门。出校门后队列不乱，到了谁家门前谁先离队，其余的学生仍按队列行进，直到最后一人。许多学生都住在十几里外的乡下，队列照样如此，极少有犯规的。那时的学生凡在学校之外的任何地方见到老师，少先队员要敬队礼，非少先队员要敬鞠躬礼，学生的行为成了社会文明中尊师重道的一种突出标志。谭先生就是在这种学校氛围中度过了少年中的重要阶段。
在谭先生上四年级到六年级这三年中，读课外书成了他重要生活内容。因为课堂知识他不必花很多精力，所以他有的是时间读书。那时学校有图书馆，而同学之间又可以互换书看，他的个人“图书馆”也存有一定数量的书籍，很容易找书看，什么《家》、《春》、《秋》、《青春之歌》、《红日》、《平原游击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前驱》、《红岩》、《枫橡树》，加上历史小说，这些大本头书他看过几十部，他过早地从书中进入了悲欢离合、慷慨激昂、嬉笑怒骂、酸甜苦辣的社会人生。
除了学校，那时这条街上文化人很多，别看他们有的开药铺，有的开杂货铺、有的开银匠铺、有的开饭铺，一旦闲暇，自然物以类聚，有一帮遗老般的文人墨客，摇头晃脑，文诌诌吟诗作对；有一帮正儿八经的梨园票友，装男扮女，唱几台二簧、清戏；有一帮爱叫真的鼓板爷儿们，高曲雅牌，来一番阳春白雪。那时这街上还有一个像模像样的高台曲戏班子，过年过节皆要在戏楼上唱上三五六八天戏。街上老少爷们中，说不准谁就是戏班中的一员。每逢过年，这条街上的龙灯、狮子、凤凰灯、水兽灯、踩高跷，从彩灯的扎制工艺到演技，那都是当地绝无仅有的高水平。这些当地民间的文化艺术，也给谭先生少小时代以深刻的感染熏陶。大约从十岁开始，当谭先生还不懂书法和绘画艺术为何物时，就开始给自家、给乡邻书写春联，画中堂画，画灯笼画……
第四章: 灾难突至
古老的镇子从50年代初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土改运动，土改以后，谭先生的父亲参加了国营运输社，成为吃国家粮的工人。接着是互助组、合作社、公私合营、三反五反，总之是政治色彩浓烈的各种运动逐渐增多并剧烈起来。随之，五七年反右、五八年肃反，都相继波及到这个镇上。记得上街、中街、下街有三座古老的过街楼，楼上供奉的铜、铁、泥塑的神像，也都在这前后两年拆毁、砸碎。“大跃进”来临，随着全民大炼钢铁，老街上和附近乡村几十颗千年古树也在短短几个月里陆续怆然倒下，被劈成一片片的木柴送进炼钢炉，换来一堆堆的铁屎，老街也被改田改地日日夜夜运送粪土的独轮车洒满的土泥从此掩埋了往日的面目和洁净。
谭先生说，他这一生对五七、五八年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五七年是他从三年级升到四年级的学年。有一天，他和同学们突然发现学校办公室外贴满了杀气腾腾的大字报，学校内的空气一下子凝重起来。以前给他们带课带得最好的老师，突然间上课就失去了往日的活泼生气。几天之内，这些男老师不是剃光了头就是分头变成了短发。谭先生家离学校很近，深更半夜，学校办公室里开斗争会的吆喝声和间或的皮带抽打声、呻吟声隐隐传出；在街上阴暗的角落里有三两个乡邻窃窃耳语，凡有动静，很快散去。对这些外部不知发生的什么事，谭先生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没有多久，他的班主任，还有带历史、自然、地理的老师，还有学校每年带毕业班、在全县知名度最高的一共几位老师都不见了。先是听说他们成了“右派”，到县里参加集训，后来听说都去了襄北农场劳动改造去了。这些老师大都是四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和高中生，他们的离去使得学校一切原有的最美好的东西很快失却。由于老师的缺员，随之增补来的便是初师毕业的教师，也就是贫下中农子弟上完五年六年学，再培训一年（名曰初级师范）就出来当老师。
五七年这年，谭先生的爷爷也去世了。这时谭先生有姊妹五人，他头上是一个姐姐，比他大五岁，正小学毕业；他是老二；挨着他的是个弟弟，比他小两岁，刚刚上学；下面还有两个小妹妹，一个三四岁，一个还在吃奶。这年春节的大年三十，全家正吃团圆饭。爷爷碗里饭刚吃完，正准备喊谁给他添饭，弟弟插上一句话：“爷，你不吃了？”爷一听，脸马上沉下来，随之落下了眼泪。弟弟说了犯忌的话，全家人鸦雀无声，一顿团年饭就这样不欢而散。
这年春天暖融融的，谭三爷抱着小孙女站在屋檐下，一边晒太阳，一边和过往的婆娘们捣笑话，突然，他脑壳一晕，栽倒在街上，幸好他把孙女紧紧搂在怀里没有伤着。等乡邻们把他抬进屋，喊叫谭先生的爹妈回来时，谭三爷已处昏迷且嘴歪眼斜，急请来大夫医治。但未出一个月左右，谭三爷去世了，他这年七十三岁，正应着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叫自己”的老话。谭先生对爷爷的死，很为忧伤，虽然后来他知道了爷爷不成器的一生，但这种忧伤仍旧不能抹去。
爷爷头年死去，次年，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了这个家。
1958年的初夏，天气宜人。不过那阵子谭先生的父亲以及镇上的国营单位所有工人都在成天开会。人们偶尔回家，面孔都扳得紧紧的。有个邻居叫付洪林的，他是国营熟食店的工人，会议期间突然失踪。单位、家里远近找了四五天，最后在街后不到半里的小山坳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他是吊在老桐树上自杀的，他在树身上用白墨写下“打到梁山都是贼”。后来知道是开会逼他认罪，他没有认罪，后被强行定罪。事后知道这场运动叫“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运动”，简称“肃反”。
紧接着谭先生的父亲也出现异常情况，他先前好久没回家。有一天半夜回到家，谭先生在似睡非睡的梦乡里听到了母亲不敢出声的哭泣声。次日父亲又去开会，从此不再回家。少年的谭先生对这时期出现的事不知所然，对母亲的异常表情心头也掠过一丝不安。但随之又被与小伙伴玩耍的快乐所取代。
那是一个星期天，谭先生跑到花栗树街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彩色连环画册，闻着那彩色油墨散发着的新鲜、神秘味道，他蹦着跳着朝家回。
公路边一群庄稼人正在稻田里踩秧，谭先生走到这里，有个庄稼汉子喊着谭先生的小名说：“长生，你衙衙被人家捆去坐监了，你见不到了！”（“衙衙”是江西人称父亲的译音字）谭先生一下子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脸上顿时火辣辣的，他忍住眼泪撒腿往回跑。
母亲正坐在门口的地上悲痛欲绝的号啕大哭。几位邻居大婶大妈在劝母亲，他们不时也用衣角拈着同情的泪。谭先生记忆最深者，母亲的哭诉中有关于父亲是“树叶掉下来怕打着头”的本分老实人。父亲确实被捆走了，“肃反”会上有人告他解放前曾给土匪通风报信，因而一支来三区土改的区干队被土匪杀害，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父亲被抓这年，家庭立刻陷入了困境。母亲无奈，只好试着让傻叔叔去拉板车跑运输生意。谁知出师不利，在草店垭子，由于驴子受惊狂跑，叔叔拉不住车，连人带车从陡窄的公路上砸下去，受了重伤。之后，母亲只好卖掉板车和驴子，给叔叔治伤。这时谭先生姊妹五个，大姐十五岁，小妹妹不满两岁，这个家从此全靠谭先生的母亲来支撑着。母亲这时不得已又开始变卖家里可以变卖的一切，来维持一个个孩子上学，来维持家里日用开支。同年，生产队以办食堂为由将谭先生一家赶出世代居住的家。后来食堂垮了，他家又成了公社、管理区的办公场所。母亲就带着一个小叔、五个孩子到处找地方栖身。他们搬过几次家，曾经有个家是房上椽子朽垮了，瓦掉了，露出筛子大一个窟窿，一下大雨，屋里得挖水沟往外排水。那年头又赶上吃食堂和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先前能将稻谷连壳带米磨成细末吃就不错，后来干脆吃野菜、吃树皮、吃糠。谭先生的弟弟吃糠经常拉不下大便，谭先生也经常用锥子给弟弟剜屁眼。那个年代，老百姓的大便都没有臭味。
就在那样的年代，母亲没有让一个能够上学的孩子失学。至于孩子们中学、小学毕业后因为政治牵连不能再升学读书，那已是母亲所无能为力的了。所以，谭先生姊妹五个，除了大姐上过初中，其他都只上过小学。谭先生 1960年夏天高小毕业，他的成绩优异自不必说。录取通知书下来，别的同学有的录取到正式中学，有的录取到武汉、到外省工厂、机关参加工作，而他被录取上耕读中学。未久，又有一个紧急通知下来，耕读中学也不能上了。对于一个十二岁的爱读书的孩子，对于一个刚读完六年书、对学业还充满无限憧憬的孩子，突然地失学，对一颗幼小的心灵的打击是无法描述的。多少个夜晚他从梦中哭醒，也引得母亲一次次哭泣。
第五章：抗争命运
好像是1964年，谭先生一家被省里下来的一个工作组落实政策而搬回到原来自己的家。因私房公占，还补了他家几十元钱。他们住不了那么多房，故而临街的门面仍被公家使用，但从此有了公家给的房租费，尽管微不足道。幸好，虽搬走几年，厢房小楼上积满灰尘的古书却无人动过，这成了他家后来一度油盐日用的来源：隔一段日子，谭先生会爬上小楼，用绳子捆一捆古书，拎到集上收购处卖掉。那古书堆里还有一方木制大印，谭先生记得最清的，这枚大印是用一种黑紫色沉甸甸的木头刻制的，长约四寸，宽有1.5寸，印上刻着“谭庆元”三个大字，四周是二龙戏珠图案。另外还有一个顶字官帽。但后来这些东西也不知怎么就玩丢了。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开始，谭先生也已经意识到古旧的东西可能有它重要的价值时，他家的古书已基本卖完，仅剩下一些残破的小册子，还有一些零散的碟、盘、烛台等物，被谭先生藏在旧磨房的墙洞里而逃过了那场厄运。八十年代末，有个省城画界朋友向他借去一只“成化年制”的青花瓷盘和一只烛台，一去不归。后来他向内行文物商打听，那只“成化年制”的青花瓷盘当时价值大约在8万元人民币，那只卧狮烛台乃是一个宋三彩。谭先生听后，只是笑笑。
谭先生少年时个头不肯长，十二岁还比弟弟矮一截儿，庄稼活干不了，在家玩了一年。在这一年里，他又看了很多古代小说，像《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刘公案》、《施公案》、《三国演义》、《瓦岗寨》、《红楼梦》等。在这条老街上那时最容易找到书读，线装本、工整的手抄本都很多。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受书中人物的感染，往往也削减了一些被现实施加的摧残程度。谭先生现在回想起来说，在那之后的岁月里，他对人生不屈不挠的理想追求、他对传统文化的偏爱、他性格上的不畏权贵、疾恶如仇、有点侠肝义胆，还有些多愁先感，但处事能机智应变、独立生存性强等等，都与他少年时代阅读过的大量小说及小说人物的影响有关。
1958年夏到1959年夏的一年内，谭先生的父亲尚未判刑，还集中在离家百里的均州城的学工厂劳动。不到十二岁的谭先生曾两次徒步给父亲送衣服。第一次是跟一个到县城探亲的大孩子，第二次就是匹马单枪。十五岁那年，谭先生又首次匹马单枪闯江北，往返三百多华里，买回八十斤红薯干渡饥荒。当时的他，以职业脚夫的行头孤独的挑担穿行在江北山岗上的洋刺林中，偶尔会被擦肩而过的江北人投以钦佩的目光。
1961年秋天，谭先生正式成为一名农民。记得第一天干活是在山上锄芝麻，热和渴的难受、不得再像儿时随意玩耍和休息、手掌打泡的钻心楚痛，让他第一次品尝到人生的真实艰辛。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了未来生活的恐惧。不过，这只是刚刚拉开他艰辛人生历程的序幕。此后，他就在农民队伍中摔打了近二十年，成为一名地地道道且出类拔萃的农民。所谓“出类拔萃的农民”，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力气不弱人；手脚麻利；技能多而优秀。正如俗话所谓“扬场放磙，提篮撒种，犁耙水响”样样精到。而这些都不在谭先生话下：论挑担子，那时农民初一、十五放两天假，不是上山砍柴就是进官山挑脚，三五十里，他的担子从来都在一百五十斤以上。他最多挑过一百九十斤，压得他要死。论手脚麻利，夏季清晨在秧母田里拔秧苗最见工夫，一个钟头拔一百把，多出别人几十把；再就是割谷割麦，别人五分地未割完，他一亩地早割光；再就是打砖做瓦，别人最多一天打一千砖，一千二百瓦，他能打一千四百砖、一千六百瓦。论技能多，凡农村把式活，除过犁田耙地所谓“使牛匠”谭先生没干过—一那时生产队有跟使牛匠同等重要得技术活要他干，之外，没有他没干过的技术活；就连后来生产队唯一的一名农业技术员还是非他莫属。因为有成绩，后来又把他调到生产大队的农科所。70年代初，他曾创造过在亮沙滩田里收获水稻400公斤一亩，和当家田杂交水稻700公斤一亩的少有好成绩。除此在农村他还做过木匠，砌匠、漆匠、泥瓦匠等多种手艺活。论技能优秀，那时生产队插秧，为保证株距行距的准确，和秧行的整齐，每个插秧手要拿着一把特制的木锯，像一把大弓，但他从不要这玩艺儿，仅凭双手插的秧行既端又直，以至常常有工作组干部拿着钢卷尺来抽查，亦不得不啧啧赞许。他当砌匠为人盖房，是把屋角的人，别的匠人常要用线坠吊吊线，以免砌歪，而他只凭眼吊线不会砌歪墙。他当泥瓦匠搬泥做瓦，在别人，不说衣服，连眉毛胡子沾的都是泥巴点子，而他做泥活不沾泥。这些硬功夫在乡里是有口皆碑。
如果你认为谭先生当年不过是如此一个顶呱呱的庄稼汉子，那就错了。他当年在他的家乡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说他是个才子。后来在县上、在地区也出了小名。这当然与文化有关系了。
谭先生从小就表现出对文化艺术爱好的广泛兴趣。他十三岁时开始在乡剧团登台唱戏，生、旦、丑他都演过。他们那时的乡剧团相当正统，凡演员每天早上要练功，之后才去地里干活：一年中临近春节要集中三个月排戏，剧团每每还要到外地、外省重金搬来把式来当导演或担任主角。在剧团里，谭先生还学会了识乐谱和演奏一些乐器，后来还成了打击乐把式级人物。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和原剧团的一班年轻人在村干部的支持下，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且组建了一个豫剧团，演出革命样板戏。他创作过一个剧本叫《栗坪风波》，当时被地区文化馆评为重点创作剧目。他们的豫剧团还与河南豫剧三团有过联系，得到过支持，给他们寄来了一些像朝阳沟一类的现代豫剧的曲谱。县豫剧团也曾对他们这支文艺队伍给予高度评价，甚至还有吸收他参加县豫剧团的念头，但由于他的出身问题，未能实现。
他十四岁开始给襄阳报写通讯稿，成为襄阳报的通讯员。1965年后，郧阳地区从襄阳地区分开独立，他又成为郧阳报的通讯员。由于他在报上发表文章和美术作品出了小名，当地的区政府武装部长还以“阶级斗争为纲”找到报社，说报社发表“反革命子弟”的作品，立场何在？搞得报社再不敢发表他的作品。
他还有一套真传的民间纸扎手工艺，那是街上唯一一位有名的老艺人传给他的。每年春节的时候，街上扎龙灯，糊狮子，扎彩车、旱船，老艺人一刀一剪、一笔一画都悉心传授。老艺人的手艺非同一般，是那种能善丹青的阳春白雪之流，扎的花、扎的鸟几乎乱真。这些手艺谭先生尽数学到。记得1978年老艺人病重在床，还将这位得意门生叫到床前，传授他制作戏剧道具的手艺，临终前将收藏的旧时襄阳地区丹青名家的四幅花鸟条屏赠送给他。
绘画也成为当年谭先生最喜爱的艺术。他本来上小学时就喜欢美术，回乡后兴趣不减。最初他画的花鸟画还谈不上属什么画种，更谈不上真正的艺术性，就是这样已在当地闻名。地方上的风头人物以能得到他的画为幸事，知己朋友与他相索的也知有他的画。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绘画手艺也使他吃了许多轻省饭，一些国家单位不是粉刷一块大墙，就是立个照壁，请他画毛主席像。你想想，一个五类分子子弟，没有过硬的绘画功夫，不能把伟大领袖的伟大形象逼真地画出来，他还想活吗？！正是这过硬的绘画功夫，他每到一个单位有人陪吃陪喝，都是小灶。要是夜里加班，除过夜餐，还要给几毛补贴。当然画画也闯过祸，当年造反派批斗“走资派”，曾命令他画漫画，后来造反派倒霉，他也难逃厄运，画过的漫画被当作“反攻倒算”而遭受批斗。他的绘画真正步入学院般地正规功课并且取得相当成就，那是从1971年开始的事，这时他已结婚三年。那年他进山砍柴，路过表弟家，偶然发现一本关于画白描动物的美术书，乃是下乡知青所带，他如获珍宝，以借阅二个月的诺言带回家。回家之后，白天干活，夜里在煤油灯下一字一字抄书，一笔一笔摹画，硬是将这本书复制过来。接下来的数年中，他临摹过一套国画人物头像选、一套人物素描头像和几本人物复杂的连环画册，都是当时出版的名人名作。他对临摹一丝不苟，往往一幅头像他会临摹十天八天，不到雷同神似决不罢休。他还结识过一位外县来当地修铁路的民工朋友，两年后这位朋友返乡后来信，表明他也曾经是爱好国画的，但以后兴趣转移。这位朋友将自己的几本国画书连同几支笔和一些纸墨寄给了谭先生。谭先生第一次在宣纸上练习胡佩衡的画，那特殊的笔墨效果使他感到心旷神怡，欣喜非常。后来他曾用了二年的时间连攒带借凑了20多元钱寄往北京荣宝斋，邮寄回来一些笔墨纸张练习国画，如饥似渴练习国画。记得当年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轰动全国，为了寻得绘画资料和支持，他曾给画《毛主席去安源》的作者刘春华写过信，竟也收到刘春华热情洋溢的回信。画画简直成了他当年生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那时农村经济困难，买纸没钱，常常就连剃头的二毛钱也没有，平时练习画速写、写生用的纸大都是用一些烟盒、商品包装纸，甚至用过桐树叶和柿子树叶。1972年春节，谭先生借一次进城走亲戚的机会，带着画作到县文化馆请教美术老师，受到文化馆领导和美术老师的重视。自那以后，在他绘画上得到最直接、最实际支持的就是县文化馆。以后他有了经常参加“政治任务性”美术培训和创作的机会（因为，如果不是带有政治任务性的，当地公社、大队都不会放他出去。而这些“政治任务”也是县文化馆领导想的高招），也经常在本公社和县内其他地方画宣传画，并有了县文化馆不断供应的速写本、炭铅画笔、绘画材料等。那时谭先生一年四季随身携带一个写生本，在地里干活，一到“吃烟”时间，便会有老少爷儿们坐在他面前让他画像：要遇出公差上大工地，那外队的社员也会凑来让他画像。上山砍柴和担脚，一旦歇下脚来，立马把挂在担子头上的速写夹取下，见山画山，见树描树。有时他外出，走在路上，遇上学校放学，学生娃儿们会唧唧喳喳把他围起来，不画几张像不放行。后来十里八乡的风头人物，有的请他去为活着的老爹老娘画像，有的请他为死去的老爹老娘照片放大。那时他还为下乡知青和修襄渝线的铁道兵画过许多素描写生像。
一个画家，如果不懂书法，不能写一手起码过得去的字，那就像人少了一条腿。故而当年谭先生也很注重书法的学习。在农村那些年，他主要练的是柳帖。一般来说，凡外出有时间就画画，凡在家有时间就练字。因为画画的精神专注性要比练字大些，而练字常可以兼带孩子。他家一张自制的小木桌，经常三分之二的地方放着装粮的麻袋，三分之一是他练字的地方。而他右手练字，左手则要搂着一个哭闹的孩子；左腿坐着孩子，右腿则又要常常赶踢欲往桌上啄粮的鸡。他当年写过一首诗，曰：“左手搂儿哭正急，右手练书亦醉笔，桌下赶鸡脚忙乱，叫人笑来叫人啼。”这首诗堪称为他当年自学环境的一个缩影。
此外，谭先生对古代诗词歌赋也有浓厚的兴趣。他既喜爱先秦时代优美朴素的诗经，又喜爱格律严谨、意境幽雅的唐诗宋词。李白、杜甫、陈子昂、陆游、范仲淹，乃至后来的李清照，这些诗人词人都曾深深感染过他，这对他后来在对联文学上有所成就也奠定了相当扎实的基础。当然，对于古代诗词的爱好兴趣，不仅仅是那些谴词造句的功夫，而是通过诗人词人个性独特的诗词风格和意境，感受到了诗人词人们的爱国、愤世、多情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热血澎湃的情感。这些感情的共鸣对他身处逆境而心怀大志，不甘沉沦，敢于和命运抗争，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激励作用。他那时也写下不少的诗词，有对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有对父亲的冤屈伸雪所抱的企盼，有对爱情的追求和失败所怀的热烈的和悲凉的情感。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激动不已。如他当年曾给一位当时颇有点地位并对他怀有同情感的朋友赠过一首七律诗，诗曰：“千里辽原一望过，身负重载苦奈何；若君助我三通鼓，一声嘶鸣腾江阔。”
第六章：艰难伸冤
谭先生在农村二十年中，还肩负着一项最艰巨的家庭使命——为父伸冤。
谭先生的少年时代是个最纯洁天真的时代，他经历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史无前例的。在学校他唱过“跃进歌声似大海，一步跨进六二年”那种充满憧憬的歌曲。虽然六二年并没进入共产主义，但他那被红领巾系着的心灵，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党和国家怀有绝对的相信和热爱。在学校里，写歌颂毛主席和党的诗歌（当然现在看来不过是顺口溜而已）数他最多最棒，常常贴在教室诗歌栏的中心位置，选在学校壁报上。
父亲被定为“反革命”罪而被判刑劳改，最初谭先生一直在心里思索：毛主席和共产党都是英明伟大的，怎么会冤枉我父亲呢，肯定是我父亲有罪。而在母亲无数次的悲哭中，又总是说父亲是个好人，父亲是冤枉的。对母亲的温慈、善良、诚实，谭先生也是深信无疑的。但如果母亲说的是真话，岂非国家冤枉了好人？谭先生心存疑团，多次细细询问母亲，终于了解清楚了历史的真相。原来，1948年一场当地土匪杀害土改工作队的惨案牵扯到了父亲头上。这事原本与父亲风马牛不相及。父亲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事发当时正在自家后院外地里锄苞谷，听到街上有枪声，就吓得赶紧跑回家里躲起来，当时还有一家邻居母子也生家磨房推磨，听到枪响也吓得跟谭先生家的人藏在一个屋子里，把门堵得死死的。而这桩原本毫不相关、且有证人证明的事情，却在“肃反”中被人诬陷，硬说这支土改队被杀害是谭先生的父亲为土匪通风报的信。而在“肃反”运动中，只要有人检举揭发，十有八九“罪”责难逃。因为搞运动的人们并不讲究重证据，只重视挖出“反革命”的数量。被揭发的“反革命”只能按着揭发材料坦白，否则，皮肉之苦会叫你欲死不能。谭先生的父亲顶不住皮肉之苦，只好按揭发材料招认。后被判刑五年，在宜城邓林农场劳改。刑满后又留农场“新生”五年，1968年才释放回家。
当谭先生弄清了父亲服刑是一桩冤案时，就暗在心里发誓，一定要为父亲伸冤鸣屈，平反昭雪。1965、1967两年，他曾两次到劳改农场探视父亲，进一步了解案情，确与母亲说法一致，从而更加增强了他为父亲伸冤的决心。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政府几乎陷入瘫痪，没有人来过问这些事：另外，阶级斗争天天抓，也更是没听说哪个敢有翻案的。谭先生留心报纸和文件，寻找着机会。后来他找到一本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那上面有一个中央文件说到，即是有些冤假错案，也要放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处理。这总算说明：中央承认有冤家错案，并且告知了大体的处理时间。
从1972年开始，谭先生开始了为父伸冤的上访历程。开初这些事情都是秘密进行的，先给县法院一次次写上诉信，在没有回音的情况下，又借请假走亲戚为由，一次次亲自到县法院上诉。在县法院，遇到客气的法官，给你作些解释；遇到不客气的法官，把你训斥一顿，再把你赶走。在县法院上诉无果的情况下，又转向地区中级法院上诉，但情况依然。在那上访的过程中，有数次，法院都以“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而每一次的驳回文件都会转到当地公社和大队。为此，谭先生和他父亲挨过多次批判斗争。有一次，公社还召开万人大会，谭先生和另外一些现刑分子被揪上台批斗。大队、小队的批斗会就更多了。除此还要不断住一些“学习班”交代问题。镇上的大喇叭，只要广播阶级斗争新动向和通知召开什么大会、只要开大会有领导讲话、只要讲话涉及到阶级斗争、只要出现阶级斗争新大事如林彪摔死、邓小平二次被打倒等等，几乎少不了“反革命子弟谭大江”、“反革命分子谭之汉”这父子二人的名字，同时谭先生的家也以种种借口被抄过几次，凡值钱的财物都被抄去。那样的对人摧残折磨，如果没有对“希望”的期待，没有对生命的珍惜，可能谭先生不会活到现在。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也发生过一些荒唐的、叫人啼笑皆非的事。有一次谭先生挨批斗，是因为他写的一副对联惹的祸。这年他在大门上自撰自写的对联是：北京城一轮红日普天照，六里乡万朵葵花向阳开。横披是：群星朝北斗。谁知那时武汉被挖出一个反动组织叫“北斗星学会”，这副横披就成了敬仰反动组织的罪证，立即被视为“现行反革命”被揪斗。还有一件事，有次谭先生在大队召开的批斗会上准备挨批斗，那次挨批斗的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现行反革命”，有的虽是贫下中农，但他们有的是出公差懒锝扛毛主席相框而扔到地上的；有的是闲暇无事躺在床上提着老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总共有十几个。而那个时期，谭先生又正在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文艺节目，他还是导演，那天晚上要演出。于是下午的批斗会还没开始，公社就来了宣传干部，找到大队书记嘀咕了一阵，说是先安排批斗谭先生，把他斗完，就跟公社宣传干部走。当谭先生按照这样的安排提前退出批斗会去排节目时，还有人羡慕地说：“你真美气！”
不过说实话，谭先生一家在当地没有任何民愤。大会小会挨批斗那只是不可躲避的政治灾难，但没有人打过他们。抄家也是出于少数小人的嫉妒之心——因为，70年代谭先生一家上十口人，人强马壮，在全大队工分最高、收入也最高。而有些有民愤的、或是太倔强的“阶级敌人”可就惨了，打断腰、打断腿，甚至被打死的都有。
事情挨到1977、1978年，这时平反冤假错案的形势已“满楼风至”，一些大人物的冤案昭雪的新闻不断披露。谭先生开始将一封封上诉信写给中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同志。但谭家给北京写信告状的消息不知怎么后来也被公社得知。正在谭先生所住生产队驻队的公社武装部长就召集干部会，安排计划召开全公社社员大会，要对谭先生父亲谭之汉进行批判斗争。记得那是七九年的早春，寒风料峭，为人倔正的大队民兵连长出于同情，暗下给谭家通了个信。谭先生建议父亲，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逃离家乡进京上访。当时家里卖掉一头尚不足百斤重的猪，凑锝几十元钱，借了20斤粮票，在一个漆黑的深夜，谭先生将父亲送到火车站，偷偷扒上北上运煤的火车。他跟父亲说，要是最高人民法院不接待、不受理，就跑上街，露出衣服上写着的“冤枉”二字，见汽车就撞，撞死算了，不必转回。
过了将近一个月，父亲又从北京扒火车回来。他腿肿得老粗，人却显得十分高兴。他说到北京上访的人成千上万，他找到了最高法院，先要排号，大概排到几百名后，就在北京等。晚上睡在火车站，腿是在火车站冻肿的，也是跑累的。到了被接待那天，是高院中南接待组的同志接待的他，人家又问了问情况，说“你可以回去等待消息”。父亲说：“我不敢回去，我再回去恐怕活不成”。人家说“不要怕，我们会给你们地方政府打招呼”。为了让父亲放心，人家还写了个条子，让父亲揣着回来。那时中央的话地方是不敢不听的。自打父亲从北京回来，批斗的事再也没人提了。这年夏初，郧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派下来一个专案组，前后调查了近两个月，一桩蒙受二十年之久的冤案终于伸雪。在这等待的日子里，因为改革开放已经动头，谭先生领了全县第三张个人工商营业执照，从房县、竹山、竹溪一路为商业单位画广告，直画到陕西汉中地区。中秋节前，接到家书，说是法院下了给父亲平反的通知书。谭先生欣喜若狂赶回家。
这是一个具有真正“圆满”意义的中秋节。二十一年的沉冤，结果是巴掌大一块白纸黑字了事。尽管如此，抗争终于胜利，再也不过屈辱的日子，那是一种什么也比不了的幸福。
第七章：参加工作
以前人们总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在谭家倒也不见得，想当年谭父去劳改，谭叔又受重伤，可谓是祸不单行。而今谭父冤案昭雪，身为造纸厂厂长的大女婿（人家是贫下中农出身）立马被批准入党，那可是写了十几年入党申请书都没能解决的事情。谭先生这时卖字画又加上照相，生意也做得十分红火，一月能挣千把块。深秋时节，县文化局一名干部下来对他采访。那年冬天，镇上一名去县里参加三级干部会的干部回来见到谭先生，说：“你真行呀，县委张书记在三级干部大会上说：像谭大江这样的人才，在外县、外省都有用，我们为什么不用，得破格选拔，尽快安排。”这当口，家乡小学找来多少趟，请谭先生去教书。教书想来不成问题，但谭先生总觉得和他的爱好不大适应。
未久，一个大雪飘飞的日子，县文化局长来到他家，传达县委的指示，破格选拔他参加文化工作，并且有两个职业供他选择：一是到武当山背后的一个小区文化站当站长，一是到武当山文物管理所当文管员。也许出于童年时代就对武当道教怀着一种好奇的神秘感，和要对这种神秘弄个究竟的潜意识；也许出于一种冥冥的召唤，谭先生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而能成为国家干部那种荣耀感和知恩相报的道德心，也是他放弃正在发财的机会而甘愿清贫的思想所在。因为那时刚参加工作，月工资只有四十几元，相当他当时一天挣的钱。
1980年，春节刚过，谭先生整理一番行囊，乘20华里汽车到老营，然后下车挑起一副80斤重的担子，一头挑着的是书籍，一头挑着的是行李，冒着纷飞的雪花，爬六十里山路到文管所所在地——紫霄宫报到，从此开始了革命工作生涯。
谭先生在武当山住了五个年头，他认为这是他一生很值得回忆的岁月。虽然当时日子非常清贫，但他有着很多很多的收获，也成为他人生观和世界观境界扩大和升华的一个新起点。
那是一段神仙般的岁月：武当山上尚未修公路，自然环境没有遭到破坏，除了传统的节日有一些朝山的香客外，庙观里大部分都是清闲寂静的日子。谭先生的工作平时是为游客照相，有时候参加一些文物普查、古建筑修复和应急工作。总之，他有大量空闲时间，为此他为自己制定有年月日时的学习计划。例如，每天必须完成几张写生画，几张国画习作：每天必须练多少大字，必须背诵一首古诗。闲下来的晚上，他会在紫霄大殿前吹笛子，拉二胡。他是个爱好广泛而且非常留心的人，听到有人讲武当山的传说故事他就记下来，发现一座古墓就把碑文抄下来，能拓的石碑就拓下拓片，能画下来的古建筑图案就画下来，能接触的古籍就认真搜集、钻研·····那几年，他也接触了不少国内许多知名不知名的文人墨客，他的诚挚和热情使他的住处成了外来文人之家，为此他也有丰厚的墨宝收藏。由于他的特长，他也与当时庙里仅存的十几位老道士个个成了往年之交，无话不谈。吕明道、王永乾道长还成为他的酒中之友。那时在他的住房中，常是一瓶泡麻豆，一盘花生米，和道长们一块品着七毛多钱一斤的散装白酒。大雪天，还有位猎人朋友会偶尔送来一只野羊腿，和着大半的萝卜块在炭火盆上用铁锅炖着，望着窗外无声飘落、压满树枝的大雪，众道友品着劣质的白酒，颇有世外仙家之乐。
记得1982年，十堰市文联和群艺馆的一帮朋友到武当山采风，与他相处，十分投缘。时任文联主席的龙光华先生见谭先生正在写一篇散文《武当云海》，他认为这篇散文文词优美，气势宏大，即索回在《东风》发表。这也是谭先生的文学处女作。以文学结缘，他们后来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1984年秋季的一天，那时谭先生已与弟弟分家，父母也单独居住，由于家乡分田到户，妻子在家负担太重，又加上原来一点积蓄也完全花光，一个月50元左右的工资，自己要花掉二十多元，只有二十多元供家里妻子和三个孩子一切花销，实在难以维持，不得已打报告请求调回家乡工作。同年九月调回家乡区镇文化站任站长，一直干到1989年8月。这几年，他抓了文化站的设施建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文化运动；创办了该地区文化艺术学会；创办了一份全市发行的中小学生《作文报》；其间与同事肩负着全市民间文学集成的重担，除了协助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外，还负责《丹江口市民间谚语集成》的编辑工作，并成为该集成的最主要收集者。八九年夏天，前后两个月，他利用业余时间还完成了一部出版社约稿的《武当气功》专著。在那个炎热的夏天，还买不起电扇的他家，老婆和孩子轮流着给他打扇子、擦汗，让他享受着家长和作家的最高待遇。
若说一县之长只是个芝麻官，可想一个小小乡镇的文化站长又算何等之小的官了。但就是这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当坏容易当好难。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得应付。正常应付还好说，而故意刁难之事时有发生。他为文化站打过几场官司，打得掉了几身肉。这对于一个只想干事业不想当官、遇事只认死理而不会拐弯的谭先生来说，显非易事。后来他想出一条妙计，私下与县文化馆、文化局领导商定，让镇里对文化站打掉铁饭碗，实行改革，公开招聘文化站长，自己声称也要竞争。后来有一农村文化青年中标，谭先生则及时被上调到市文化馆从事文艺创作。这是1989年9月。
调到市文化馆以后，谭先生一边积极完成文化馆和文化局下达的创作任务，业余时间则主要担任《武当》杂志的特邀编辑和骨干栏目的撰稿工作。这也是他后来调到《武当》杂志任编辑工作的原因。
这段《武当》缘，要从1982年提起。那时武当山所在地的丹江口市在全国最先成立了“武当山武当拳法研究会”，由于谭先生对武当道教与气功的了解，《武当》创刊伊始他便成为特邀编辑人员和专栏作者。那时《武当》创刊十分艰难，一无钱，二无人，凭着主编黄学民先生的真诚热情，谭先生自始至终给予无私的朋友援助。记得1986年秋，谭先生正在家收割稻子，黄先生要赶一期《武当》，请谭先生到市里去，谭先生接到信，二话没说赶到市里，为文章插图，几天后才回家。1987年9月，又是农忙季节，黄先生请谭先生代替杂志社到北京开一个会，谭先生又是二话没说，赶往北京。几天后匆忙回来，又每夜没日的整地种麦。他就这样为《武当》杂志当了九年实实在在的特邀编辑和专栏作者。在这期间，《武当》杂志逐步由不定期到定期，并成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由于编辑工作的急需，杂志社曾多次向市里写报告，请求调谭先生来《武当》杂志社工作，但谭先生是文化部门的骨干，市文化部门不放。直到1991年，一任新社长上任之前，向市里组织人事部门提出条件，不把谭先生调来，他则不赴任。市有关部门不得已才给文化部门做工作，这才正式调谭先生到《武当》杂志社工作，直到如今。
谭先生自80年代初开始正式发表一些散文、民间故事、风光照片和美术插图。8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有关武当文化与道教、气功养生方面的论著。截今为止，发表的短文有多少篇已很难统计，出版的专著则有8部，另有三部合著：主编过多部《武当增刊》，参与编辑了二百多期《武当》杂志。已发表的论著约在500万字以上。而今尚有十余部已经完成和正待完成的专著出版。近20年来，他为《武当》刊物所创作的题图和大部套路插图有上万幅之多，画面如果连接起来，要超过一华里长。
谭先生在业务上的丰硕成果和突出成就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和政府的重视。1988年11月，他对武当气功的研究与实践成果被《人民日报》海外版作了专题报道；1989年，他对北京“景山大佛之谜”进行破译，文章在《中国道教》、《自然与人》杂志报道后，国内有数十家媒体竞相报道，轰动一时；他对武当道教楹联的收集，其数量之多，占了中国宗教楹联文学的首位。1987年，他获得湖北省文化厅颁发“民间美术搜集优异成绩奖”；1991年他获得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民委、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文联颁发的湖北最高文学奖“屈原杯”个人二等奖；1993年他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关于武当拳研究的委管科研课题）“科技进步三等奖”（集体奖）；1994年他获得国际“生命杯”传统医学成果优秀奖；1996年他获得十堰市政府颁发的社会科学成果（专著）二等奖（一等奖空缺）；1998年获得湖北省首届武术论文研讨会（专著）优秀奖；1999年获得十堰市政府社科成果（专著）三等奖；2000年3月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世纪杯”武术宣传先进个人称号；当时作为《武当》编辑部主任，该编辑部也同时被授予“世纪杯”武术宣传先进单位称号。同年8月升任副总编。1991年谭先生被丹江口市委授予本市“十大拔尖人才”荣誉称号，后屡屡被当地政府评为科技先进工作者和科技带头人。其事迹先后被收入《中国当代楹联艺术家大词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大百科人物专家集》、《中国专家人才库》、《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名人》等多部大型辞书中。
第八章：结缘仙学
谭先生的二十年农民生涯所经历的人生苦难不可尽言。今天，挽起他的袖子和裤腿，能够清晰看到他胳膊、腿上无数密细的伤痕，那都是当年为了生存，在山中砍柴被刀斧砍伤，被尖刺、树枝扎伤的痕迹。十三岁那年上山砍柴，挑着柴担不小心撞到岩石上，滚下山崖，险些摔死。他成年后体重只有一百零几斤，而挑担子从来都是150斤以上。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势，比如夏季上山砍柴，带着的干粮，别人都能吃下，惟独他，一热就吃不下东西，饿着肚子挑几十里重担。渴了就找路旁牛蹄坑的积水喝。三九寒冬，他与他的同伴跑官山挑脚，赤脚趟过了不知多少道冰冷刺骨的河水。在生产队为多挣工分，割麦、插秧、挑粪、打谷……他不知多起了多少早，熬过多少夜，受过多少热，挨过多少冻，淋过多少雨，多出多少力……
1972年的夏天，生产队向铁道兵借钢轨用，他和同伴扛着一根重有三百斤的钢轨下坡，他在前面走，不小心拌着一个树根，一头栽下，钢轨从背上砸下。生产队给了七天的工伤假，七天后照样去干活。那时在农村，妻子没工夫做鞋——她也要跟男人一样的干活，又没钱买鞋，故而一年四季总有大半的时间是打赤脚。三伏天烫脚，三九天冻脚，冷冷热热都关进身体之中。所以他那些年代几乎是拖着一身的毛病在生命线上挣扎。
说起毛病，由于他很少上医院，连正规的病名也报不出。列举他的病：一种病是经常“火气”，牙痛、喉咙痛，特别是喉咙痛，小则三天，轻则六七天就要发一次，严重时喉咙里肿出许多大小葡萄般的泡，出气儿都成问题。一种病是“小肠火”，经常发生，热天尤为严重，撒尿撒不出，小便里疼得如伤口沾了辣汤一样；即使在平常，撒的尿从来没有清纯的颜色，轻则淡黄，重则像浓茶水一样。一种病是肠胃不好，吃东西难得消化，经常敲肚子都是胀得咚咚响；大便历来不正常，一天要拉三五次，不但从来拉的都是稀便，而且每次总有拉不尽又拉不出的感觉。一种病是风湿关节炎症，经常肩腿关节疼痛，遇到多雨天气，身上会出湿疹，一块块像小米锅巴，痒得钻心。一种病是失眠，多年没有真正的睡过一次好觉，有时瞌睡得眉骨、脑皮疼得不行，就是不能入睡。一种病是睡觉出虚汗，大冷天睡觉能汗湿内衣甚至被子。最为严重的病要数劳伤，一年四季，只要与上天气变化，全身骨肉都发痛，严重时就像有人用杠子排打脊背，痛得妈天娘地地号叫；有时睡了觉，在梦里痛，在梦里号叫。那种从骨缝里和肉丝中发出的疼痛真叫人欲死不能，欲活不成。还有痔疮，一年总要发一次，严重时大肠头掉出来二三寸长。还有腿抽筋，此病最早发生在十二三岁时，以后从来没好过，平时睡在床上，如果伸个懒腰，腿伸直一点，马上就会抽筋；有时穿袜子，脚趾勾一下，马上也会抽筋不止，疼得让人受不了。
疾病的困扰，使谭先生在二十几岁就萌发出养生健身的需求。但在那些年代，这种想法只能是幻想。但虽然是幻想，有时在报纸、书刊上介绍个什么体操、按摩之类，有闲暇时，谭先生也会一人跑到无人的河边草地上练上几招，或者将剧团里练的武生动作来几下子。但说老实话，这些举措并没有起到有效的治疗的作用。因为这些只属肢体的活动，跟平常的干活也差不多。
七十年代初，他结识了一位画友，那就是后来对道学研究颇有深度的培真先生。培真先生是一个老病号，对健身养生的探索比他早，但以前也是没有找到一条解决根本问题的途径。七十年代末，气功开始流行，他和培真先生共同及时地进入了气功之门，练过鹤翔桩，六字诀，大雁功。，
尽管身上有这么多病，但对于一个经常干活的农民，当忙得连看病的工夫都没有的时候，也算不得什么。但气功却使他产生很大兴趣，这主要是得气块，身体获得康复效果并产生一些特异感觉。再就是气功理论涉及到许多传统哲学理论和道教文化，勾起了他强烈的探索兴趣。
在谭先生的人生中，似乎从少年时代就有对死亡的悲悯和不安。他们那家乡，对死人办丧事是很传统也很隆重的。丧事一般要办三天，夜里要打“待尸歌”，棺材掩口前要请高公送亡灵，一步一歌；孝子一步烧一张纸，叩一个头，共三百六十步。那深夜间在漆黑的旷野里飘摇的苍凉的歌声和忽明忽暗的纸火，伴着孝家悲恸的哭声，使他常常隐隐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悲凉。他们那家乡，街后不远就是一面高山坡，街上人死了，大都埋在后坡上的树林里，前赴后继。所以后山坡上的古坟新墓也是星罗棋布。每到农历节日，家家都会到坡上“上坟”。夜间，每个坟窑（即坟头留的坟门）里都燃着蜡烛和油灯，远远望去，如同寒星满空，冷光摇曳，好象那里生活着一个神秘冷清的幽灵世界，使人油然产生出生命归宿的联想，颇有些毛骨悚然。但如此相反，那些大人讲的、书上看的神话故事所叙述的神仙天堂里的人物和世界，他们长生不老、自在逍遥，生活在奇花异草、云绕雾掩的紫阁琼楼之中，而他们又都是生前立了大功大德或经艰苦修炼而成，这也给他的童年少年带来了无限美好的憧憬和想往。
这是否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传统的文化情感和生命情感，尚不得细究。但这种带有传统文化烙印的生命情感却不独为谭先生所有，它实际上潜移默化在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灵魂深处。
80年代初，谭先生未加思索地选中在道教圣地武当山工作，这或许从某一角度上讲，也带有他灵魂深处作为中国人那种文化传统的情感向往和探索在其间吧。
谭先生到武当山文管所工作后，一下子从一个日常繁重的体力劳动者转为一个没有任何体力劳动的“干部”，短短几个月，一个一个潜在的疾病都表现出来。这使他更加意识到气功锻炼的重要和迫切，他从最基本的气功理论中认识到，气功同中医学一样，是一门经过了漫长历史检验和发展过程，积累、完善、发展过来的人体科学，是一种最好的、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自我康复的疗法。
他时常住在紫霄宫，和老道长们相处得很投缘。他帮老道长们抄过很多经卷，渐渐发现经卷里的内容与养生大有关系，经卷中的许多诗句与传统气功的术语也完全相同。后来才知道，传统气功本来就是修道养生的一种入门形式。
那时武当山宫观里虽然道士只有十几位，但门派却不少，如朱诚德、王永乾、李诚玉等是龙门派的，阮鹏志是三丰蓬莱派的，毛发顺是白衣派的（属正一道派），吕明道、喇万彗是华山派的，还有茅山正一派的。谭先生爱对一些弄不懂的练功问题向他们讨教，他们也都毫无保留地给以解答或一起讨论。只可惜这些道长们，当年在庙里不过只是些地位低下之人，文化不高或没有文化，所得师父传授尽管都是真传正传，但他们所能修悟到的东西毕竟有一定局限。故而对有些问题能讲得头头是道，而也有些问题只是一知半解或全然不知。但尽管如此，他们对他都从不同意义上起到了“入门领路”的作用。谭先生回忆说，如果不是那时与道士们打交道请教过一些问题，那么他对钻研丹经道书就没有那么便利，也就没有那么比较容易对其内涵加深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那些道教门派都曾结过缘。但由于谭先生无意于形式化宗教的崇拜，所以他并没有随便拜哪位道长为师。要论真正的师父，只有一位，那就是1982年武当道协成立首任会长阮蓬志道长。出于情趣相投，他与龙门派第18代弟子王永乾结为至交，弟兄相称，直至王永乾羽化。若依这个份上，并按他以后对仙家内丹术的研究和修悟实践，和对龙门派的脉传推崇，他也算得上全真龙门派第18代弟子。当然，依他的修为，他并不局限在哪个门派。他的话说，若非要将自己的内丹修炼归于某一门派，那就应归于三丰派门下，因三丰派属于理法通融的一派，故可称之为圆通派。
谭先生从气功入手，逐渐深入到道家内丹术领域，才知道吐纳、导引、存想、行气等之类的气功，只是一般的健身祛疾之术，而不是最终和彻底解决人心理和生理问题的功夫，也是不能解决生死大事的。而只有内丹学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气功对于治疗许多疾病确是有效的。当然，气功治病的能力有限，而治疗的范围往往又限定在身体病症的浅层次，真正深层次的病症则无法治愈。同时也可看到，一般性的气功对理论没有过多过深的阐述，操作比较简单。又加上世上大多数人并非都是危重病人，故而具有可普及性。由于它们的这些特征，所以古代仙学家也常常利用粗浅层次的气功形式教化大众，作为引入仙学的初阶。谭先生对此也有切身感受，他在当初练气功的几年里，身体浅层次的疾病消除的效果很明显，生理素质也有很大改善。但再往前练下去，就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了，如深层次疾病无法根治。有些人有严重疾病，练功过程中曾有些缓解，但最后还是因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疾病发作而不得不住医院，或者无力回天而死去；如遇到幻景而不能处理，或以假当真走火入魔，或不知所然心生恐惧，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发生出偏；如人生烦恼仍不得摆脱，精神负担不得放下，遂又会因为心理问题导致心理疾病等。
谭先生自1985年到1988年这期间，也频频活动在国内气功界，多次出席全国和国际性气功学术会议，但同时此时他也步入了仙学内丹养生入门。与气功界接触多了，他逐渐发现气功界拉山头、拉宗派的情况比较严重，而且造功创功的现象愈演愈烈。一些造功创功的人故意包装神化自己，利用人人皆可导发的功态现象蒙骗气功爱好者，自封大师，自称神仙，搞得气功界乌烟瘴气，把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传统气功搞得面目皆非，也把正常健康发展的气功健身运动引向歧路。为此他在那时就曾写过多篇警示性文章予以发表，旨在引起人们的重视与警觉。他同时也看到许许多多的气功爱好者由于出偏，走火入魔，弄成精神病，遗患终生；有的则因为走火入魔而自杀。当然，更多的则是学过多年气功，到头来连自己究竟学到什么也根本没弄清。这些惨痛的、昏庸的现象令谭先生深感忧虑，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对气功界不良现象进行拨乱反正，有责任把博大精深的传统仙学向现代人进行介绍，以利造福现代社会。而要承担起这一伟大使命谈何容易！因为仙学不仅要具备道学修养，还要有扎实的仙学修为实践。道学可以是纯哲学的，你只要去深入研究，弄通弄懂就行了。而仙学不仅要具备道学修养，最根本的还在于有身心修为的实践成果。没有修为成果，你就只能限于在道学清谈上。有了修为成果，你才具有说教的资格。而修为成果的浅深高低层次又使说教资格打上了级别的印痕。即，修为层次低浅，那只能对初入门径的人进行说教；只有修为层次高深，才能有资格对更广的人进行说教。所以说，你想成为一个仙学家，那就一方面要穷理，另一方面要尽性至命。而这个实践过程是没有任何侥幸的一步、侥幸的一天，是一种切喻的“如履薄冰”。
自90年代初，谭先生开始通过《武当》杂志发表仙学方面的专栏文章。因鉴于职业身份，后来在《武当》发表文章，以“谭大江”本名署名的，主要是关于武当武术、武当道教和武当文化其他相关方面的研究评论文章，也稍涉及到仙学方面；而以“孔德”道号署名的，则为纯粹的道家文化和仙学文章。谭先生的仙学文章首先是对古代优秀的丹经道书的翻译注解。他认为，在仙学体系方面，古人已经做得尽善尽美。但时代变迁，现代人对古代文化的许多内容都如夜观星空，深远渺茫而不可测，故极有必要利用现代文化和现代科学进行翻译，让更多人容易了解；其次他认为，时代在发展，仙学也应跟上时代的步伐。所以古代仙学有些观念应随时代而转变；有些理论上的东西，古人受时代局限而无法弄通说清，现代人能够弄清就须加以充实完善。他在进行这些工作中，还最注意语言文字的通俗性、文学性，甚至注意发挥幽默感，力求使更多的人能看懂和爱看。从1995年开始，他又在《武当》“仙学之门”专栏开辟“释疑解难”小栏目，专门为修炼仙学和气功的广大爱好者解答疑难问题。很多受社会某些流行气功的误导出偏的气功爱好者，都因他的指导而得以解脱。
谭先生自80年代初步入仙学领域，至今已近三十年。按他的回顾说法，头五年对仙学是充满神秘感和猎奇兴趣，而具体效益则落在气功锻炼上；再五年对仙学已能理智对待，并身体力行，在理论上大致理解，对具体理法仍有许多不理不解；再五年，理论上已经豁然开朗，修为上有了明显的、非同寻常的证验；再五年，他多年痼疾早已消失，正在摘取西王母蟠桃园的仙桃，生理上的返老还童已经出现。理论上他正在构建新的仙学体系。当然，所谓新的仙学体系，并非是与传统仙学体系有什么截然分别，只是传统仙学体系一是从来没有被哪位古代仙学家们完整系统地批露过，二是纵然有所部分批露，也由于使用隐语譬词和不能被今人所理解的传统哲学术语而失去现实传播价值，三是传统仙学往往与宗教有着血肉联系，其中有些理论不具有科学精神，这些都需要加以改革，以便同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紧密相连，使它更具有它的时空超越性和与时适应性。
中华仙学追溯起起源，应当不下于二万年之久，到了五千年前则已经十分成熟。传统仙学大致分为天元、地元、人元三种法门。人元者，清修之法门；地元者，草木金石外丹烧炼服食之法门；天元者，在地元之基础上摄取日月之精华，炼成有质无形之大丹服食之法门。此“三元”丹法，亦有指人元为阴阳双修，地元为草木金石外丹，天元为清修。虽法门有别，而终极目的则一，都为解决生命的自主与永生。故仙学之“仙”，并非是神仙故事渲染美化的那般神奇美妙，而是一种通过艰苦地身心修炼，而后有可能达到的一种特殊的身心超原质变化的生命形式和生命境界。它是一门严谨高深的生命修为科学，例如像清修派的“百日筑基”、“十月怀胎”、“三年乳哺”、“九年面壁”，从初步下手到最终成功，其由浅入深的修为过程，每经过一步都有一步实在的效验。最重实证，不尚空谈。
但仙学的“三元”大体系中，外丹烧炼一道，在历史的演进中，由于药材难办，烧炼火候极难掌握，加上秦汉以来方士的以邪乱正，药物不成而毒死许多人，造成了极坏的名声。故唐宋以后，至明清以来，几乎绝迹。阴阳双修一道，虽确有无上法门，大道正传，却因世之流行有俗家房中淫战之事，以及传统的封建伦礼之影响，无法公开传播，越隐越密而亦趋式微。只有自身清修一门，不假外物，简单便利，宋元以降，逐渐成为仙学的一条主脉。
中华仙学在其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不知造就过多少仙学大家，而久远地影响着后人。在这些先圣明哲中，谭先生最为推崇的是陈抟、张三丰、黄元吉这些代表性人物。他认为这些人物最大特点，就是，上承黄老的大道正脉，不拘门户之见，且能广泛吸收儒家、释家、医家的相关理论为自己所用，使仙学在理论表述上具有最大的兼容性和广泛性，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开放性和宽容性的一贯表现树立了又一时代典范。所以这些年谭先生所作的丹经注释工作，大都从陈抟、张三丰、黄元吉的丹经入手。他认为，从这些代表人物的著作入手，就是抓住了中华仙学的主线。从主线入手，可以触类旁通，许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对当代仙学人物，谭先生最推崇的要算陈撄宁先生。他认为，在当代，能以科学精神、鲜明态度为仙学正名、为仙学注解，而不畏一切地捍卫仙学，且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惟陈撄宁一人。陈先生提出的“仙学箴言”：“学理——重研究不重崇拜；功夫——尚实践不尚空谈；思想——要积极不要消极；精神——图自立不图依赖；能力——宜团结不宜分散；事业——贵创造不贵模仿；幸福——讲生前不讲死后；信仰——凭实验不凭经典；住世——是长存不是速朽；出世——在超脱不在皈依”，这些观点和态度，谭先生极为赞同。虽然他对陈先生当年极力抨击佛教的某些激烈之辞感到似有偏颇之嫌，但同时也为陈先生所处道教衰微的时代而被迫发出的呐喊表示理解与同情。当然，谭先生所钦佩的内丹养生家还有张义尚先生。
谭先生非常感叹世人对仙学所知甚少，所以往往会由于无知而对仙学发生误解，容易将仙学与迷信相互混淆。他说，仙学对人类的意义太重要了。因为，仙学不仅可以解决人类最正确、最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且能从最具体、最细微、最现实的“自我”和“现在”出发，去解决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达到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极度的和谐，从而使生命由外部的“太和”进行育养，继而积“和”而变，发生生命的升华和永生。所以说，仙学最有利社会安定团结，仙学最有利自然生态的保护，仙学最有利世界和平。仙学强调的性命双修，既能从心理上解决人生的烦恼，又能从生理上解决人生的衰老困惑。所以说，仙学是一门对人类实施终极关怀的大学问。仙学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我命在我不在天”，所以它是真正的无神论。但仙学又强调主观必须服从客观，遵道而行，以道为“不神之神”，所以，以道为神，它又是有神论。不过此乃“阴阳不测为之神”而已。自古以来，正统的仙学门派均提倡“先尽人道，再完仙道”，反对自了，反对孤修，表现出最积极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生价值。仙学对一切邪教和歪理邪学都毫不留情给予鞭挞。
对于仙学的这些特征，谭先生总结出并倡导一个《仙学纲领》，曰：
以天人合一的大道哲学为准则；
以广采博收的真理通融为胸怀；
以唯象唯存的客观态度为前提；
以灵通活变的自主精神为动力；
以积极乐观的社会责任为进阶；
以文明道德的思想情操为素养；
以性命双修的自身实践为证验；
以文武动静的综合修炼为方法；
以人已共渡的操持举动为品德；
以长生久视的生命永存为目标；
以人类身心的全面升华为理想。
谭先生正在构建新的仙学体系，并想尽早建立自己的仙学养生网站。他有着十分美好的愿望，愿通过对仙学的传播和弘扬，使世界更多的人都能接受这一特殊中华文化的沐浴，而受益终生。他有许多著作计划，不仅要对一些重要丹经道书作翻译注解，更有一些道学、仙学的新思路、新理论要阐述。他还认为，对于儒学的经典《四书五经》，尤其是孔子的思想言论，后世的人误解太多，几乎掩埋了孔子思想的真面目，很有必要应该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他还想静下心来花几年时间通读《道藏》和重要的佛学典籍。还想带出一批出类拔萃的仙学门生。但是，尽管有如此宏大的计划和良好之愿望，他也深知个人力量的有限和遵道而行的不可侥幸性。故而他愿结交天下有识之士、高行大德，携手合作，来共创共兴这一伟大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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