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的传奇人生

　　柏杨是和李敖是同样著名的台湾杂文家，又是和张学良、李敖一起并称的台湾“三大难友”。他的（（丑陋的中国人》，曾在大陆一版再版，并在80年代末引起过一场激烈争论。他的传奇人生，同样强烈地吸引着好奇的读者。笔者的珞珈山同窗古继堂先生，就出版过一本《柏杨传》，叙述了柏杨充满传奇的一生，受到读者的欢迎。

　　由牢房培养出来的历史学家

　　柏杨并不是正牌大学历史系毕业。抗战时他虽在珞珈山上过学，但上的不是武汉大学本科，而是武汉大学所在地设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训练班”（后改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练班”，简称“青干班”），这是培养蒋家父子嫡系部队的大本营。亲自主持培训工作的蒋介石，多次到这里训话。凡从这里受过训的人，均被视为蒋家的人，尤其是蒋经国的人。

　　珞珈山的美丽景色使柏杨十分陶醉。在他的一生中，这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大学之一。他在这里集体加人国民党，曾多次到校园之侧的东湖学习各种姿势的游泳。

　　柏杨后来下决心要成为一名正规的大学生。但他高中只读了两年，没毕业证书，便买了一个假文凭，报考兰州学院。因假证件露馅，他只好改上设在四川三台县的东北大学政治系。这个“政治系”，在柏杨看来是“一个识字和不识字的人都可以读的系”。他真正读的大学，应是特殊的大学即“监牢大学”。在这所炼狱里，他成了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柏杨进“监牢大学”，是1968年任《自立晚报》副总编期间。那时，他夫人任职的《中华日报》，刊载了从美国进口的连环画《大力水手》，其故事内容由柏杨翻译：父子俩从内陆逃到小海岛上，在那里建立一个独立王国，并开始争权夺利竞选总统。结果父亲当了总统，儿子成了皇太子。这组漫画于1968年元月2日刊出后，很快被人告密为影射蒋家父子。官方的情治单位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亦认定《大力水手》漫画是“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打击最高领导中心。在精密计划下，安排在元月2日刊出，更说明用心毒辣。尤其出自柏杨之手，严重性不可化解”。柏杨由此被捕。原本由军法审判为死罪，后因其他指控落实不了—如调查柏杨另一部描述俄共、红军情况的小说，这明明是反共小说，可调查官员们认为，你柏杨从何知之甚详，是否与俄共有勾结？这种荒唐的推论自然无法成立，因作家写杀人不一定要当刽子手，写妓女也不一定要亲自去当嫖客—便改判柏杨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公民权八年。

　　大概考虑到柏杨过去对“党国”有贡献吧，因而他在监狱中受到优待，被派到监狱图书室里当管理员。这个图书室，有两千多册书籍，成了柏杨最好的精神食粮，尤其是北宋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柏杨几乎将它翻烂了。他再参考别的历史书，竟在狱中开始了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著述生涯。他从史料的整理做起，在台湾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图书室和囚室，完成了《中国历史年表》，后在专门关政治犯的偏远的火烧岛上完成《中国人史纲》与《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这些著作以历史事件为中轴，取代了以帝王历史为主体的写法，具有革新意义。尤其是《中国人史纲》，是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必读的参考书。

　　柏杨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这些著作的。牢房不可能有什么台灯，在光线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把构思好的内容写在香烟盒和碎纸片上。和柏杨关在同一室的黄恒正，长期患失眠症，对柏杨半夜的翻书声尤其无法忍受。柏杨为照顾他，决定停止半夜工作，但条件是黄恒正必须帮他把写在碎纸片上的文字重新整理，抄在练习本上。黄恒正因坐牢度日如年，帮柏杨抄文章正有利于打发日子，所以他很乐意地用了一年半时间，为《中国人史纲》抄写了两份。可后来这些书稿全部被台湾警备司令部收走，名为审查实为没收，因柏杨再三申诉才发还。

　　这真是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柏杨如不因《大力水手》漫画坐牢，他就不可能加深这对“漫漫如同长夜，一片漆黑”的中国历史的理解，被触发后来(80年代至90年代）用现代化笔法去改写司马光的著作，写成新著《柏杨版资治通鉴》，成为杰出的历史学家。

　　与四位女人的悲欢离合

　　柏杨从大陆到台湾，前后有五次婚姻。

　　第一次是1938年，那年柏杨才十九岁，他脱下戎装带领三名干事从长沙潜回老家辉县开展敌后抗日活动。他没想到父亲会搞突然袭击，强迫他与一个名叫艾绍荷的女子成亲。女的比他大五岁，这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他根本不认识她，对这位女子毫无感情可言。可为了做孝子，他还是违心地答应了。女方有旧式女子所有的美德，可柏杨的职业不是在乡下种田，无法与她白头到老。四十年后，当柏杨回老家探亲时，已改嫁的艾绍荷早已不在人世。

　　柏杨的第二次婚姻发生在1943年的重庆。他曾于两年前在这里参加过为期一个月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训练团”，蒋介石亲自点过他的名并赠给他照片。这回却是落难为谋生来的。正当柏杨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时，他在三青团中央团部供销合作社碰到了一个女职员。女职员名叫崔秀英，河南信阳人。一听说柏杨也是河南老乡，两人谈起来分外投机，当晚一见钟情，在合作社互相偎依，同宿了一夜。

　　柏杨后来去报考中央大学，因名落孙山而感叹命苦。待人接物均十分得体的崔秀英再次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先是安慰他，后是帮助他。1941年两人租屋同居，并生下一位小名叫毛毛的女孩。为了使小两口的生活更甜美，柏杨在重庆木关教育部战区学生招考委员会找到一份工作。后他与崔秀英一起到河南息县，去看望崔秀英的母亲和弟弟。

　　柏杨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就在这时，他仍惦记着结发之妻艾绍荷，想离开崔秀英的老家后去故乡辉县。后因挺进大别山的人民解放军将要攻克息县，听到枪声的崔秀英连忙收拾行装上路。当柏杨来到信阳时，遇到一位原在武昌“战干团”受训的同事鲍克薰，邀他一起赴南京。因事情突变，柏杨来不及与崔秀英及其不满周岁的小女孩说一声就走了。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此后两人便音信全无。

　　抗战胜利后，教育部在清理各地送来的大学生档案时，发现当时名叫郭衣洞的柏杨伪造学历，便下令开除他的东北大学学籍。

　　全国解放前夕，已到而立之年的柏杨经青岛、上海，抵达台湾。他在屏东农业职业学校工作时，因思念大陆的两位妻子及女儿，便偷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大陆新闻，事后被发现，以“匪谍”罪被逮捕，后被提前释放。1952年，柏杨三十三岁时到南投县草屯任初级中学教员。后经原在大陆任东北资源委员会处长胡蒂芬的介绍，他与一位教授的女儿齐永培成亲，同时在“国际青年归主协会函授学校”工作。柏杨在大陆已有过两次婚姻，但鉴于两岸隔绝，再婚也不算犯法。婚后有了两个男孩，柏杨从此享受了三四年正常的家庭生活。

　　齐永培是一个朴实、勤俭的旧式女子，而柏杨并非传统男人，两人性格由此发生冲突。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婚姻，于1957年以离异告终。1955年，柏杨的人生道路又掀开了新的一页。他经原在珞珈山“青干班”同事包遵彭介绍，到“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工作，后任总团部副组长。

　　1958年冬，在“中国青年文史”年会上，时在成功大学任教的柏杨认识了在静宜英语专科学校攻读的倪明华。倪明华常用笔名艾玫发表文章，很有才气，柏杨也是小说家，两人很快在风景如画的日月潭发生了爱情。这第四次爱情，最使柏杨刻骨难忘，因为她给了自己甜蜜的回忆，也带来了巨大的心灵伤痛……

　　作为中兴大学教授倪渭卿的千金，能与柏杨这种人相爱，是很不容易的。倪明华为此受到巨的大精神压力。正在阳明山受训的倪渭卿，与室友阎振兴摊牌说：“你这位成功大学校长，如再聘用柏杨为副教授，我就带着夫人到你校闹个天翻地覆！”阎振兴知道倪渭卿有后台，他能说到做到，因而只好将柏杨解聘。倪渭卿得寸进尺，又上书蒋经国，诬告柏杨勾引他的宝贝女儿，要求对此事作出严肃处理。蒋经国托“救国团”副主任胡轨处理此事。胡轨要柏杨停止这场危险的恋爱游戏，否则后果自负。柏杨是条硬汉子，他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此事成了台北文坛的一大新闻，在“救国团”更是成了一件震动人心的大事。连蒋经国的指示都不放在眼里，这还了得！蒋经国眼见柏杨不吃软的，便来硬的一套—找李焕和柏杨谈话，进行最后通牒“蒋经国主任说，你过去被俘过。如不听劝告，将你对被俘一事进行调查！”柏杨听后，勃然大怒：“我不怕你们调查，因我根本未被共军俘虏过！”这不是和李焕较劲，而是在和蒋经国对抗，李焕只好叫柏杨辞去“救国团”的职务，柏杨为此离开了他服务过多年的“救国团”。

　　柏杨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多少年后，回想起来这段对话，忽然惊出一身冷汗。那年我已经四十岁了，虽然经过那么多灾难坎坷，可是仍然不知道‘调查’的恐怖含义。直到十年后我被逮捕，才发现一旦‘调查’，即令‘皇太子’之尊，也会被‘调查’出‘叛国’的罪行。不过，虽然当时蒋经国已十分不耐烦，但他却不为已甚，并没有真要‘调查’，而李焕先生以他当时的影响力，如果不包容担当我的荒唐的话，蒋经国可能会被激怒，采取行动。而发生在十年之后的被捕事件，将提前十年发生，那才是我最大的悲惨。”

　　柏杨在“救国团”受辱后，倪明华也被其父亲软禁在家中，从此两人完全失去联系。朋友们劝柏杨向他跟随多年的蒋经国认错，但柏杨就是不屈服。倪明华的双亲眼看这对恋人无法分割，且生米煮成熟饭，只好作出让步，同意他们举行婚礼。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柏、倪婚姻还遭到过第三者的“袭击”。那是在《自由中国》任编辑的傅正，他是倪明华父亲1949年前在武汉大学教书时的得意门生。他单恋着倪明华。倪明华结婚两个月后，他冲进柏杨的爱情小筑，在破口大骂柏杨的同时扬言要将倪明华带走，这自然遭来柏杨的白眼。但柏杨并不忌恨这个“第三者”。当傅正因雷震案人狱时，柏杨还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带着礼品去看望他。

　　柏杨的第四次婚姻同样有了一个取名佳佳的女孩。柏杨不愿小孩拖累妻子，便鼓励倪明华上“中国文化大学”深造，并到《中华日报》主编妇女版。

　　柏杨的人生一大转折或日苦难正是从妻子到《中华日报》工作开始的。那个惹祸的《大力水手》漫画，由倪明华建议柏杨翻译。当翻译稿和漫画刊出后，柏杨被送进了牢房，倪明华则被迫辞去“中国广播公司”长达七年的工作。她到处托朋友帮忙营救外子，尤其是给海外科学家、有“中国原子科学之父”之称的孙观汉写信，孙观汉也确在海外发起营救运动，但收效甚微。倪明华为此绝望，在精神空虚中与一位牌友同居。这位牌友是柏杨的女学生陈丽真介绍给倪明华相识的。可哪知打牌打出了家变，从此倪明华判若两人，再不思念和帮助柏杨，而是移情别恋提出要和柏杨离婚。那时柏杨正在狱中闹绝食，看到妻子背叛自己，一气之下反而进食了，坏事由此变成了好事。

　　柏杨因托蒋介石死之福减刑四年。他在黑暗、残暴、冷酷的监狱中整整度过了九年。出狱后妻离子散，众叛亲离。他除了身上的囚衣外加内衣裤外，一无所有。只有前面提及的那位陈丽真，出于师生之情，仍一如既往关心着家庭破碎的柏杨，她是柏杨所有亲友中唯一和其保持联系的人。是陈丽真，使柏杨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仍享受到友情的慰藉和人生的温暖。作为一位忠厚和善解人意的女人，陈丽真的个人生活并不幸福。当她和男友吵架时，由柏杨帮其调解。柏杨坐牢后陈丽真成了家，后又离异。陈丽真显然在与柏杨的纯洁友谊中得到另一种补偿，柏杨也永远感谢她，把她当作亲女儿看待。

　　第五次婚姻：上帝赐下的恩典

　　柏杨出狱后，在文化大学史紫忱做东的一次聚会上，认识了神交已久的女诗人张香华。

　　两年前还在火烧岛流放时，柏杨就在《青年战士报》副刊读过张香华的诗，其中“可以听到地下种子抽芽的声音！”的警句，当时就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次见到张香华，真有读其诗不如见其人之感。柏杨虽是基督徒，但就在两人相视的一刹那，感受到佛教“缘”的热力。

　　“缘”是感情的基本土壤，有了这土壤，抽芽的种子必然会开花结果。在张香华看来，这位年长他二十岁的柏杨无疑垂垂老矣，但他的沉静气质和温文的举止，仍十分出乎她的意料。会见时柏杨在不断地抽烟，从缭绕的烟雾中隐约可看出他内心的孤独与不安。他戴了一条颜色鲜艳的领带，张香华非常喜欢，这进一步加深了女诗人对这位男作家文质彬彬的印象。

　　张香华早就读过柏杨的作品，在课堂上还向学生讲授过。她想象中的柏杨是位文笔恣纵，外表嬉笑怒骂，而内心愤世嫉俗的怒目金刚式的人物。可想不到柏杨还有温柔似水的一面。她为自己在这个公共场合，与著名的历史学家、杂文家、小说家邂逅感到分外喜悦，以至写下了《我爱的人在火烧岛》这首优美的诗篇：

　　有一个岛屿
　　有一首歌
　　有一个我爱的人

　　过去，他曾出现在我梦中
　　那时，我在海上挣扎
　　救生船的木浆折断了
　　我随处漂泊
　　找不到岛屿
　　听不见歌
　　遇不着我爱的人

　　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
　　没有美丽的青山、溪流
　　没有碧水涟漪
　　只有惊涛巨浪
　　烈日风沙
　　青草枯黄
　　菜蔬焦死
　　飞鸟敛迹
　　窗栏外的白云，凝结成硬块
　　那时，我爱的人
　　绕室唱一首老黑爵
　　他苍凉的歌声
　　淹没了我的身影
　　他衰退的视力
　　不能辨认我的容貌
　　他不能知道我疲惫的心
　　因为他比我更疲惫，疲惫于无望

　　如今，我的爱人
　　来到我身旁
　　伸手给我，救我出灾难
　　使漂泊成为过去
　　疲惫如拍落的尘土
　　他教会我对抗风浪、修补断桨
　　他教会我视察天候景象
　　我们用臂弯围成一个避风港
　　我们用温暖的眼色，点燃火苗的希望
　　我们将合唱壮丽的诗章

　　不能忘记那没有星月的黑夜
　　只有海潮的哨声，日晒的落痕
　　如今，我们纪念那个岛屿
　　我们怀念那首歌

　　1939年生于香港的张香华，1949年随家人去台湾，后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曾任建国中学、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教师、《草根》诗刊执行编辑、《文星》杂志诗页主编，著有多种新诗、散文专集，属智慧型女性。饱经沧桑、身经百战的柏杨于1997年2月与她结合，是上帝在总结他们的一生，是老天赐下的恩典。尽管台湾“司法部”调查局怀疑与“匪谍”相爱的张香华存在着“忠贞”问题，企图用特务的手段破坏他们的婚姻，但这并没有把张香华吓倒，反而促使张香华增加了对柏杨的爱，使她感到在别人看来“老”、“丑”、“穷”俱全，而又没有什么前途的政治犯所独具的人格魅力。也有人认为作为诗人的张香华与柏杨的相爱，是浪漫主义多于现实主义，不出几年两人便会分手。可他们结婚二十多年，“连大喊一声也不曾有过”，生活得很和谐，很幸福。柏杨自己承认，“几乎到了一刻不能没有她”的地步。婚后，不论大事小事，两人总是结伴而行。只要有一会儿看不到她，柏杨便有一种遑遑不安的急躁。

　　张香华曾给柏杨写过一首题为《单程票》的诗，其中有云：

　　曾经，我们都是行路难道上，苦绝的畸零人。

　　这两位“苦绝的畸零人”，彼此依靠，相互扶助。他们在朋友为其租借的汽车库里生活、写作。张香华乐意为柏杨整理资料，清除桌上的烟灰，为他洗衣，然后再铺开稿纸写诗。他们的情话说不完，从早谈到晚：从门口谈到厨房，乃至跟到卫生间，再移至卧室。别人婚后话变少了，可他们要交流倾吐的感情比婚前还要多。总之，有男人豪放的声音，使张香华感到家庭的温暖。她陶醉在幸福中。她这样描写他们温馨甜蜜的家庭生活：

　　微风细雨的夜晚，雨滴落在雨遮上，滴答有声。在没有庭院的公寓房子里，可以模拟几分雨打芭蕉的情趣。柏杨在写字台前，抬起头来倾听屋外的风雨声，他告诉我，这是他最感到宁静的一刻，我们相信这一刻是我们生活中最婉约的一面。其余的时候，我们总是紧张、忙碌的时候多，像一出热烈的戏，锣鼓喧天，铙钹齐鸣。

　　柏杨视线的障碍，使他常常在写稿时，停下来辍笔长叹，他闭紧了双眼，用双手捂着脸，一语不发地靠在椅背上养神。我突然发现他像一个身经百战归来的老兵，脸上刻着风霜的痕迹和光荣的标志。‘啊！我心胸中有太多的话想说，却哽在喉头。我走过去，靠着他，轻声地告诉他：“我在你的身旁，我就是你的眼睛。”

　　柏杨夫妇后来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在新店的花园新城买了一幢小别墅。笔者于1997年第二次访台时，台湾《秋水》诗刊主编涂静怡小姐曾带我去拜访过这个堪称世外桃源的地方，后在台北“中央大学”李瑞腾教授的安排下，笔者和柏杨伉俪在一家豪华餐厅会面。当时在座的还有远流出版公司的主编。我们一面用餐，一面聊两岸文坛的趣事。用餐完毕，我提出要与他们夫妇俩分别单独合照，李瑞腾先生打趣说：“你这是‘拆散’他们。”我说：“先分后合，先单独照再一起合照嘛！”看到他们夫妇恩爱情深地倚窗对座，我不禁为柏杨晚年的幸福生活作深情的祝福。

摘自：《几度飘零：大陆赴台文人沉浮录》，古远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