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郎咸平－－良知与头脑

胡星斗：评论郎咸平－－良知与头脑--2007-02-11胡星斗
郎咸平教授通过分析企业的各项数据，以事实说话，揭露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小股东和国家的利益，其学术良知和爱国精神可钦可佩。他的一些深刻见解如企业家应该学会做“不可行性报告”、学会放弃机会等观点确实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他对于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的类金融控股公司的批评、对管理层收购中可能出现的腐败的揭露都体现出他的过人的勇气，事实说明郎教授是一位不同凡响的经济学家。
但是，我认为，经济学家不仅要有良知、勇气，而且还要有全局观念、战略头脑，就像哈耶克所说的，一流的经济学家应当是政治学家，而郎咸平教授似乎缺乏这个素质和头脑。
郎教授一方面有意无意地贬低私营企业，从来不提非公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重大贡献，不提企业家在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作用，而是只根据披露出的有限数据进行分析，在没有对许多企业进行细致调查的情况下，就以偏盖全，得出产权改革一无是处的结论。另一方面，他对于国有经济又没有总体的把握，仅援引几个案例，就声称国有企业在体制上没有什么问题，国企不应当退出竞争性领域等等。他还奇怪地指责“没有给国企学习的机会，就宣判死刑”，竟然不知道我国对于国有企业20余年来的种种改革探索和付出的极高的“学费”。他声称国有企业不存在产权不清晰、所有人缺位的问题，还说自己一辈子研究公司治理，没听说过所有人缺位的问题。可见，郎教授长期身处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对中国问题不甚了了，而且对世界的发展状况也没有清晰的分析。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靠过多的国有企业发达起来的。历史上，西班牙政府大规模地参与企业经营，最终竞争不过英国的经济自由化。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搞了大量的官办企业，由于产品质量差，权钱勾结，腐败丛生，后来政府不得不进行所有制改革，把这些企业卖给了私人，促成了三菱、三井等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于是有了日本的第一次崛起。晚清时，企业也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效率低下，腐败不堪，中国最终被列强所打败。东德与西德合并后，西德将东德的国有企业以极低价卖掉，目的就是别让国有资产烂在那里，从而维护了广大民众的长远利益。
从现实来说，据国家审计署透露，近3年对1290户国有企业进行审计，共查出违法违规资金1000多亿，国有资产流失228.8亿，有70%的国有企业做假账。由于乱投资，国有项目中途停建缓建工程占总工程数的18%。如羊城集团、湖北荆襄化工集团、中原制药厂、中州铝厂、重庆特钢厂、川东天然气氯碱工程、广州乙烯工程、珠海机场、阜阳机场、绵阳机场等亏损几十个亿的国有企业和项目不胜枚举。1999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不良资产1.4万亿元，但到2002年又出现1.7万亿不良资产。目前，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率仅为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1/10~1/100，而不良资产率却是人家的10倍以上。
其实这些都是国有体制产权不清所导致的问题。
当然，国有体制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在公共物品的生产方面有时又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领域我国也不能没有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但是，我们又不能被一些地方政府非理性投资所促成的国有企业繁荣所迷惑，而停止“国退民进”的工作。
因为没有所有制的有效转型，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中国也不能创造出违背经济学规律的奇迹。
国外的实践还证明，一个国家如果实行的是过多国有的畸形的市场经济，那么与之相伴的必然是政治的高度集权和社会的腐败不堪；相反，如果它实行的是多种所有制或者民有的制度，资源控制权的分散迟早会促成合理分权、法治国家、清廉社会的出现。可是，郎咸平竟然逆世界和中国潮流而动，宣称拥护大政府主义和集权模式。
而我们认为，中国毫无疑问需要保证中央的权威，但这绝不是要回到集权主义。
当前中国最主要的矛盾是市场经济与国有制集权的产权制度和国家制度的矛盾，分配不公、贪污腐败、农民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等，都是这一对矛盾的凸显。在这样的制度下是不可能有起码的公平的，但如果像郎咸平说的那样，不公平就不改革，那么我们永远也无法消解产权和权力垄断的传统体制，永远只能维持更大的不公平。因此现实一点的是，我们只能在不公平中推进改革，逐渐解构传统的体制，以避免更大的不公平。当然，在改革中要尽可能地做到公平一些，但就像市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等，一般都无法达到最大效率一样，在现有的体制下连基本的公平也无法达到，更遑论最大的公平。所以，在不公平中进行产权多元化的改革，应当是中国不得已的避免最坏的选择。
因此我认为，像郎咸平这样的学者虽有良知，敢于发言，敢于揭露问题，自称为“伟大的思想家”，但他似乎缺乏战略头脑，有可能误导读者，阻碍中国企业的转型。
当然，中国的所有制转型应当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应当搞好民主监督，让民众分享改革的成果，或许这正是郎教授所要强调的。可惜他表现出来的，却是要维护原有的落后的企业体制。
郎教授并不甘心于做寂寞的学问，像是政治家，直言希望“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表示“很喜欢做明星的感觉”，出席会议、演讲都“明码标价”地收费。他的这些言行确实有对国家和社会的长期发展不负责任的抄作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