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采访瑜伽宗师柏忠言：他对中国的热爱源自孩提时代

问：我觉得很有意思，您虽然出生在西方，却成为中国的朋友已经很长时间，这里有些什么渊源呢？
柏忠言：这应该和我的家庭有关。由于受到我父母的影响，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一种非常强烈的渴望去帮助他人。我父亲威利斯巴特勒是一位全科家庭医生，他灌输给我们的价值观是，我们不能只为自己活着，我们应该关心他人，把我们的人生用来帮助他人。我父母一直以各种方式服务他人。我2岁时，我们全家搬迁到夏威夷，因为夏威夷有“多民族的熔炉”这个美誉，我父母为之吸引。在那里，白种人其实是少数民族。当地人口包括夏威夷土著、中国人、白种人、菲律宾人、日本人等。夏威夷州由太平洋上的一群小岛组成，位于美国本土和中国大陆的中间。它有五个主要的岛屿，莫洛凯岛是最小的岛屿（约4000个居民）。我父亲接受岛上唯一一家医院的邀约，到那里去担任主治大夫和管理工作。事实上，那个岛上只有两个医生。居民很穷，大都是种植园工人和小农户。
问：中国与夏威夷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了吧？
柏忠言：是啊，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也曾经住在夏威夷，而且，从中世纪到19世纪末，有许多中国人移居此地。我孩提时代的很多朋友和同学都是中国人。
问：莫洛凯岛上大部分居民都很穷，是吗？
柏忠言：是的，但是他们在夏威夷称之为“阿罗哈精神”的生活理念方面却显得非常富有。阿罗哈精神的意思是对人关爱，亲如一家，不在乎他们的信仰、种族等等。夏威夷的每个岛屿都有一个昵称，瓦胡岛是著名的“相聚之地”，茂伊岛是“秀谷之岛”，考艾岛是“花园岛”。由于莫洛凯岛人富有阿罗哈精神，因此它的昵称就是“友爱岛”。
由于居民没什么钱，他们叫我父亲上门出诊或提供其他的医疗服务，往往以自家花园里种植的蔬菜、水果、自家母牛、母羊产的奶来代替医疗费。不用说，我父母也深受当地居民的爱戴。我父母服务他人的言传身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出于崇高的理想，对劳动人民充满了友情和热爱，他们也自然对中国人民拥有深切的友爱，他们非常支持中国政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努力。同样，他们也对古巴卡斯特罗政府也怀有深切的友爱，后来，我父亲巴特勒也尽全力帮助古巴政府建立了他们的医疗卫生体系。
问：那么你们在莫洛凯岛住了多久？
柏忠言：住到我12岁时。然后我家搬到瓦胡岛，因为有人请我父亲去那里与凯泽永久机构一起设立一个非赢利性的医疗保健体系。虽然他很乐意服务莫洛凯岛的居民，可是他也希望努力改善整个夏威夷的基本卫生制度，使所有的人，无论其经济状况，都能享有医疗服务。在他努力建立凯泽永久医疗制度时，反对者指责他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但无论如何，他帮助在瓦胡岛上建立了该体系，使之成为夏威夷最大的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
问：瓦胡岛在您印象中是什么样的？
柏忠言：和莫洛凯岛有很大的不同。当然，我们家在我们的居住环境——白人社区里立即突显了出来。中上阶层白种人可能是最反对共产主义的，因此，虽然我们的肤色与他们相同，但我们并不与他们十分融洽。于是，消息传开得相当迅速：在他们的社区里生活着所谓激进的共产主义者。
由于我父母有“共产主义者”之名，我的兄弟姐妹在学校里也被人认为是“共产主义者”。我记得，当我大哥由于在芬兰赫尔辛基参加共产主义青年联欢节而上了火奴鲁鲁报纸头版时，头版标题是“本地青年参加了共产主义大会！”
问：那么作为孩子，您和您的兄弟姐妹还是接受了您父母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观点？
柏忠言：是的。当我13岁时，我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北京周报》和《中国建设》。作为一个贪婪的读者，我从头到尾地看了每个问题。1960年时，美国外交政策认为台湾政府为全中国的合法领导，所有的大媒体（美国广播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都很反对中国大陆政府、支持台湾政府，而我和我的家人是夏威夷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开批评美国反华政策的人。当时，支持台湾、反对大陆的华裔人士邝友良，是夏威夷的美国参议员，所以，我的家人自然喜欢对他进行尖刻的批评。
我记得在我求学阶段，邝友良强烈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在联合国。正如您一定知道的，台湾政府当时在联合国伪装成中国的真正代表。这在当时的美国是个大事件，在邝友良的带领下，美国差不多人人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席位。当时人们的理解并不是很正确，所以我常常在学校里给他们“上课”，还给报纸撰稿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台湾政府）是中国人民的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台湾政府）应该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席位。由于我的老师和同学之中弥漫着反对中国大陆的情绪，所以，做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很不容易。我常常受到老师的排斥，他们有时还给我不好的成绩等等，这并不是因为我写的文章或演讲质量不高，而是因为他们不同意我拥护中国大陆的言论。
有时候，还有人试图找我的碴，跟我打架，称我“反美”、“中国的爱人”和“共产者”。就连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女朋友的父母也不让她与我见面，只是因为我“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我也不是懦弱之辈，我还是坚持我的信念，继续努力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
问：那您高中毕业后是什么情况呢？
柏忠言：我上了夏威夷大学，成为奥利弗李教授的学生和徒弟，他是著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朋友。他是我的政治科学导师，也是我们家庭的朋友。
问：这么说您当时对政治是很感兴趣了，但后来您并没有成为政治家，而是成为瑜伽大师。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开始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而对瑜伽入迷的？
柏忠言：我个人的经验和我对其他人经历的观察，使我非常想了解痛苦是怎么回事。我很想知道痛苦的根源和人生的深层意义和目标。正在那时，我大约16岁，接触到瑜伽和其他东方哲学思想，包括佛教。我对此很感兴趣。在16岁到19岁期间，我对政治则渐渐地失去了兴趣。到我19岁时，我得出结论，通过政治活动来努力帮助他人，不是我为他人服务的最好的方法。每个人服务的方式不同，我觉得我最好应该通过瑜伽来服务大众。那时我大学二年级，但我已决定把我的人生致力于一心追求瑜伽和瑜伽哲学。那大约是在40多年以前。
问：这种转变是不是影响了您从小形成的对中国的特殊情结？
柏忠言：虽然在我越来越认真从事瑜伽学习时，我抛开了政治活动，但是我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热爱从没有停止过。在我心中，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以某种方式服务中国人，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问：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将您服务中国和中国人的渴望付诸行动的？
柏忠言：应该是30多年之前，当时我在香港做有关瑜伽的演讲时，我的梦想开始实现了。张蕙兰来听我的演讲，从此以后便成为我的学生。她非常认真，学得很快。几年之后，她表示希望把瑜伽介绍到中国大陆去。
1980年，通过张蕙兰的安排，中国青联邀请我到访中国，与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和其他领导会面，并就西方的社会问题作演讲。我们很支持中国的四化建设和邓小平打开国门的探索，不过我们希望帮助中国打开国门接受西方的有益事物，把同时进入中国国门的不良和负面的影响减到最少。当时我们还编写并制作了一首歌，叫做《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在中国多家电台播放过。这首歌表达了我们对服务中国的衷心渴望。
问：您当时到访了哪些城市？
柏忠言：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访问那么多的城市，其中包括上海、无锡、苏州、南京、北京和其他地方。
问：这次巡回演讲持续了多久？
柏忠言：3-4个月。本来计划要持续6个月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我过于热衷，导致我有点不够关注自己的健康。我做演讲时间太长，人们又提了好多问题，往往一场下来就是好几个小时。一般正常情况下，我都会喝大量的水，谨慎地避免脱水，可是在旅途中就很难保证，事实上在我旅途的第一天，我曾经严重脱水。当时是夏中，我还没有适应那种炎热，使得我的脱水就越来越严重。结果，脱水、旅行的劳累、长时间的演讲和讨论最终导致我耗尽了体力。。
事实上，最初的六周之后，我已经极度脱水和疲乏，但是我那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服务中国人，所以我多多少少地有点试图对我的朋友们和东道主隐瞒我的身体状况。但是大约二个半月之后，我瘦多了，而且很明显正在忍受着精疲力竭的折磨。我的东道主很担心，虽然当时我们去的那些城市中各种设施远没有今天这么好，但是他们已经尽量设法使我感觉更舒适。但是我不想缩短我的巡回演讲，我想尽量继续进行，我试图向东道主保证自己没有问题，并继续为社会科学家们做演讲和主持长时间的讨论会。我到达北京时，在一些会谈中，我差一点昏厥。由于东道主的善良以及太为我的健康担忧，他们竭尽全力为我提供帮助。他们向我表达他们是多么地感激我所做的一切，可是，他们出于好意，不愿意我看到我的身体状况变成这样。总之，我记得3-4个月之后，他们告诉我不能再按照这种辛苦的日程继续下去，并建议我缩短巡回演讲。这让我很伤心。说实在的，我的心都碎了，我请他们再考虑一下，并坚持说我可以在下面的两个月中继续按照行程安排来做，直到结束。后来，他们向我保证，将来等我健康恢复了，我随时可以再回去做巡回演讲，我非常高兴，所以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问：巡回演讲之后您做了哪些事情？
柏忠言：在巡回演讲期间，张蕙兰和我遇到一些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商。演讲结束后，我们仍然保持联系。他们问我能不能把我演讲的内容写成书，让更多的社会科学家能够看到，并为屏除同时进入开放国门的消极影响做好准备。为了这项工作，我们做了大量调查，花费大量时间，收集资料，编写书籍，与张蕙兰共同完成了这本书。我们为此花费了很多心血。
问：美国政府如何看待您的巡回演讲？
柏忠言：美国政府，当然还有西方媒体之中，有许多人已经不太喜欢我了，因为他们把我视为“亲近中国共产党”的人物。所以，他们自然地把我的巡回演讲看作只是我的“亲近中国共产党情结”的拓展。在我的演讲和讨论会上，我特别提出对西方大众传媒的批评，不仅因为他们那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姿态和他们装腔作势的宣传，还因为他们提倡享乐主义。
问：我去美国探亲的时候，曾经惊诧于西方媒体对享乐主义，甚至同性恋的宣传如此之多，我很震惊地在电视节目里看到一个情景喜剧，把同性恋描述为正常的生活方式。您对此是怎么看的？瑜伽的观点又是如何看待同性恋的？
柏忠言：按照瑜伽的观点，同性恋行为是不自然的或不健康的，它会导致各种身心和社会的问题。如您所观察到的，西方有些媒体当然是极端支持同性恋的。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其他电视网络经常宣扬同性恋，并对不支持同性恋的人进行诽谤中伤。甚至美国广播公司（迪斯尼）在美国的主题公园也推广同性恋。所以，孩子们从年轻时起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同性恋是一种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这很不幸！
问：您一向是中国的朋友，已经很久了，所以我想知道，当您看到媒体上那么多观点偏颇的反华文章时，您会是什么感受呢？实际上，我每次访问美国的新闻网站时，譬如美国广播公司或美国有线新闻网（CNN），都会看到他们尽量地使中国政府难看。当我访问美国时，我记得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ABC News）上看过一篇新闻报道非常同情法轮功，使中国政府看起来似乎是坏人，法轮功仿佛是受害人，但事实上，政府是在尽力地保护人们免于被法轮功所害。看到这则新闻，我感觉非常无能为力，也很不快乐。
柏忠言：我对此也很不快乐。当然它也使张蕙兰心痛不已。她痛恨见到这种事情，当她看到这些文章时，她感到很伤心。不幸的是，美国广播公司和其他主要的美国电视网络，甚至一些大的报纸和杂志都仍然经常试图使中国大陆难看。当然，他们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就一直这么做，到现在还没有摆脱这种偏见。甚至当他们假装客观时，你仍然能从他们的文章里看到他们的偏见和反华情绪。您所举的例子很真实；他们尽力使法轮功看起来是受害者，使中国政府看起来是坏人。而且，他们总是试图使大陆政府的对立面看起来很好，使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看起来都很糟糕，事实上，这是完全错误的。
问：您本人是否涉及政治领域？
柏忠言：没有，我已经有好几十年不参与政治活动了。让我们给你讲个很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吧：古代有一位伟大的瑜伽圣人，虽然他只是一个孩子，但却早已到达觉悟。他父亲是个力量强大的国王，总是涉及政治和外交事务，他希望儿子也能从政。但是他儿子告诉他：“我的倾向不适于从政，因为我对每个人都感觉友爱，而且我也希望对每个人都感觉友爱。可是在政界，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在政治方面，通常需要把一个人视为你的对手，而另一个人视为同盟或朋友。而他人也把你看作他们的对手或是同盟或朋友。我希望自己成为所有人的朋友，让他人都接受我为他们的朋友和祝福者。”
我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遵循瑜伽的道路，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或联盟。如果我从政，那么自动地，我就把许多人接受瑜伽赠礼并实践在他们生活中的机会给拒绝掉了。所以，虽然有些人可能感觉在政界为他人谋福利的工作适合他们，但以那种方式来服务不是我的天分。这就好象有些人很想经商，这也不是我的天分。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工作和尽量服务，而我卑微的希望则是作为老师来服务大家。我并不认为老师这个职业高人一等或者使我比以其他方式提供服务的人更好，只是，这个职业对我本人是最自然的。
 
问：您的一些瑜伽学生不是也从政吗？
柏忠言：是的，我的学生按照他们各自的兴趣，从事各行各业，涉及各行各业。我只希望尽量鼓励他们每个人实践业瑜伽的原则，即无论他们从事什么职业，都能够心怀服务他人的渴望。我尽量鼓励每个人（无论他们认为自己是不是我的学生），都能够在业瑜伽，即服务他人的精神指导下行事和生活。无论你觉得自己喜欢从事什么领域的工作：政治、医疗、体育、教育、经商等等，我们都希望鼓励他们实践这些业瑜伽的原则。如果他们这么做，就会发现他们的职业将会变得很有意义。业瑜伽的精神使人们的工作，进而他们的生活都具有深刻的目标和意义。
问：我以前看到您说过，您和张蕙兰都比较没有组织能力。我的理解是，为了在政治上成功，一个人必须很有组织能力。
柏忠言：（笑）是的。我确实没有组织才能。在政治上，基本就是你承诺大众你能够成功地把他们组织起来，运作整个市、省或国家等等。你必须能够做各种计划、战略等等，管理整个体制等等。这些能力都很重要，而且管用，可是我和张蕙兰都缺乏这些能力。
问：除了书作者和瑜伽教师，我还知道您是歌手和作曲家。事实上，您于1980年初，与一些摇滚乐队在中国巡回演出。您是否能给我们谈谈当时的一些情况？
柏忠言：当时张蕙兰和我接受全国青联和中唱公司的邀请，举办一系列音乐会，把现代电子音乐（摇滚流行音乐）介绍给中国人。作为瑜伽练习者，我们的歌曲中含有比较高的瑜伽理想和智慧，因此宣扬的都是积极的价值观。当时，大部分所谓的摇滚或流行乐队都属于宣扬“性、毒品和暴力”之类，对听众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当然，如今则更糟糕了。）全国青联希望向国人介绍的现代风格的音乐（电吉他等），要比一般的现代电子乐更为具有启迪意义，从这个意义而言，他们希望歌曲内容中包含一些瑜伽的崇高理想和智慧，从而对社会产生有益的作用。张蕙兰和我花了两年时间安排细节和所有的行程，直到1982年3月才举办这次巡回演出。我们的乐队——朝阳和幸存者是第一支在中国举办巡回演出的西方摇滚乐队。工作的辛苦和压力自不必说，不仅在举办巡回演出的方面，还有巡回演出本身也是这样。但这次巡回演出太棒了。我们与那么多人变得亲近起来。我们曾经那么努力地向观众表达我们的友爱，他们回报我们的则是无可比拟的欣赏、亲善和爱。我们在北京、石家庄、郑州和武汉举办了音乐会。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了我们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音乐会。除了中唱公司出版和发行我们的唱片，还有全国多家电台播放我们的音乐。在巡演之后不久，对我们乐队的采访文章便发表了。
问：张蕙兰被人们亲切地成为“当代中国瑜伽之母”。她是什么时候把瑜伽介绍到中国的，您当时参与了吗？
柏忠言：巡回音乐会不久之后，张蕙兰告诉我人民体育出版社有兴趣出版一本有关瑜伽的书籍，向中国人介绍瑜伽。她也告诉我，她希望并且计划要制作一个瑜伽电视节目。直到那时，张蕙兰一直在大学和公园等地方为大众开设小型瑜伽课。她曾经告诉我，看到那么多人想要学习瑜伽，她有多么高兴。同时她感到很沮丧，因为不能亲自教所有想学的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决定要通过电视传媒来教瑜伽。她尽其所能促成了这件事。我非常高兴尽了我的力量鼓励她并帮助她。
问：真令人难以相信，从1985年起，张蕙兰的电视节目在央视每天播放，持续了15年；而且，你们的瑜伽书，在20多年前出版，却至今仍然每年保持最畅销瑜伽书籍的业绩。此外，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出版的张蕙兰的瑜伽光盘也是中国最畅销的健身光盘。
柏忠言：这都归功于张蕙兰。她满怀爱心，为中国人付出了那么多。我只是尽力鼓励和启发她，为她的书籍和光盘等提供各种建议和协助。
问：为什么您认为张蕙兰的书、碟和电视节目已经取得了成功？
柏忠言：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给中国人的一份赠予。她的巨大的关爱融注于每一个环节，并且，我们设法把我们有关瑜伽的所有的教育资料，都以适于目前中国现状的方式提供给大家。
问：瑜伽的核心教导是服务他人和社会吗？
柏忠言：是的，这就称为业瑜伽。瑜伽的观点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绝对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所有的生物都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快乐安康与他人的快乐安康是相互关联的。所以，如果我们只为自己而活，我们不会快乐；只有从事无私的爱心服务，我们才能快乐。因此，瑜伽的核心教导是，当我们运用我们的天赋、能力和倾向来为他人从事爱心服务时，我们就能找到真正的快乐。从瑜伽的观点出发来生活，并且抱着服务的心态来做，这就叫业瑜伽。
业的意思是行为。瑜伽的意思是结合或和谐（的关系）。因此，业瑜伽的意思就是为绝对整体服务的行为，即为了整体，也就是为了社会和所有的人（生物）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福利而工作。一个人应该在工作中实践业瑜伽的精神。按照业瑜伽来生活，就是把自己视为服务者，而不是主人；照顾他人者，而不是剥削利用他人者。
问：那么，一个人不必为了获得瑜伽的快乐而放弃他们的职业吗？
柏忠言：正确。无论你是商人、主妇、从政人员，还是政府官员、农民、警察、建筑工人、清洁工、瑜伽教师等等都没关系。无论你的职业或兴趣是什么，都可以按照瑜伽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将业瑜伽的原则运用到个人生活中。无论您的处境如何，都可以服务人民和国家。无论您是个街道清扫工，还是商人，这都没有关系。关键在于你无私服务的态度。业瑜伽精神是关心大众、国家和全世界的安康。我的学生从事的职业各种各样，我希望无论他们年龄、性别、宗教信仰或者政治信仰、职业等等情况如何，他们都应该设法实践业瑜伽的理想和原则于他们的个人生活和工作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