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立：柏杨与他的时代(中国经营报 2008-5-5)

柏杨与他的时代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本立 2008-5-5 20:55:43

编者按
4月29日，柏杨的逝世引发了华文媒体的广泛的报道和追忆的热潮。柏杨对于内地的切入，今天看来也是一场意外。很多人记得柏杨，往往是从《丑陋的中国人》开始。在书中，柏杨把中国人的丑陋源于传统的“酱缸文化”，引起了国人的深刻自省。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潮流，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开放让中国重新回到世界，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柏杨的当头棒喝让国人再次陷入五四时的反思命题：回归传统还是彻底西化？当然，今天柏杨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新的世界需要更多新的思考和追问，但柏杨的那种对于自身的批判和否定中展现中国的愿望，仍然会留下来让我们追怀。
柏杨先生89岁时驾鹤西去，身后获得极高评价，其中以马英九说先生去世“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最具代表。虽然许多名人高寿逝后皆被冠以此誉，确有滥用之嫌，但用在柏杨身上却相当贴切。马英九从“五四”思想启蒙的角度来理解他和他所处的时代，我深表赞同。不过笔者认为，真正属于柏杨先生的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其实，80年代的本质,正是“五四”精神的秉承和延续，也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一次文化反思。追忆影响柏杨先生的时代以及柏杨先生所影响的时代，不妨将“五四”时期和80年代的有关社会思潮进行简要的回顾，这即是对先生的悼念，也是对“五四”的纪念。
二十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中，以“打倒孔家店”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们在呼唤“民主”、“科学”精神的同时，开始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全面批判传统文化。而对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是反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从文艺着手，拿起“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武器，直击国民劣根性，成为“五四”时期最具代表的国民性批判者。而鲁迅之后几十年间，国民性批判不再轰轰烈烈。就在它似乎即将消失在人们视野中的时候，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独裁高压统治却“压制”出李敖、柏杨等鲁迅的继承者，他们的“全盘西化”和反传统有过之而无不及。
柏杨笔名的由来似乎隐含着后继者的意味。当年台湾横贯公路通车前,他曾应邀前往参观及为沿途景致题名,那时最后一站位于“古柏杨”的隧道尚未竣工,他回家后提笔有感,因而用了柏杨为笔名。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段进行深入文化反思的时期，柏杨确也成为两岸三地的华人中，秉承“五四精神”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最重要的作者，其反传统话语达到了一个顶峰。
柏杨之所以在那个年代影响最大，不是因为其思想有多么深刻，反而恰恰是因为其平民化。他的著作《丑陋的中国人》总结的“酱缸文化”、“脏、乱、吵”、“窝里斗”、“臭鞋大阵”等国民劣根性让国人有切肤之痛，过目难忘。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季伦评论说：柏杨尽管对于中国文化批判得不遗余力，但其立足点显然可归为“感时忧国”的传统。1985年，该书在出版后便在台湾引起轰动。正是基于这一点，港台及海外华人在最短的时间里结束了这次大脑的震荡，并在最早的时间里接受了柏杨对于丑陋的批判。
而此时，大陆在文革后“文化热”和文化讨论已持续多年。以传承“五四”精神的名义，反传统思潮尘嚣日上，大陆一些知识分子提出的“全盘西化”和“向传统全面开战”成为最有代表性的口号。宣扬“文化决定论”，将中国的落后归罪于“黄色文明”的《河殇》借助刚刚进入大众家庭的电视机传遍千家万户。在这种情形下，《丑陋的中国人》在1988年进入内地便受到追捧，风行一时，印行达百万册。因为次年的政治风波，柏杨一同被视为民族虚无主义的代表。当时《光明日报》发表社论称：“夜郎自大、闭关锁国曾使我们自食苦果，固然不足取；但是，枉自菲薄、自惭形秽、津津乐道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除了使人们悲观失望、自暴自弃之外，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对于柏杨，内地开始声讨其“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崇洋媚外、主张全盘西化、感谢帝国主义的侵略……”1991年，他的故乡河南辉县拆除了3年前为他树起的一座高大胸像。
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向来对国民性有着尖锐的批判。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五四”以来的西化论者在比较中西文化时采取的是通常所谓“强人政策”的反程序运作，即地道的“弱者政策”；“用中国文化的糟粕和西方文化的精华进行比较，为的是寻出自己文化的劣根性”。如胡适以缠足娶妾和抽鸦片为国粹；鲁迅把自私、敷衍、无聊、妥协、愚昧、狂傲、庸俗、陈腐等等社会心理中的“奴性”部分归结为国民性。学者摩罗更是将国民性批判视为一种自虐，他撰文指出：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我们因为长期停留在国民劣根性的审视中，而放弃了对于更加深广的人性缺陷的研究，而人性的缺陷是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西方人的。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如此擅长于反思自己的缺陷，可是，当他们的反思进入自虐状态时，他们对于自己的自虐状态却缺乏足够的反思，以至于长驱直入一百年。
“五四”精神的本质是推动“民主”与“科学”的现代化，但回顾近百年来的历史，我们却不难发现，人们更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并且往往把没有建设好一个新世界归咎于对旧的世界破坏地不够彻底，怪自己的老祖宗给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甚至归咎到人性固有的一些弱点上。本质上是把结果错误的当成了原因。1988年，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的著名讲演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个思想不断激进化的过程，因为过分微弱的保守力量没有起到制衡作用，才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国民性劣根不是现代化的关键，更不是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国民性改造反而是现代化的结果之一。正是基于上述反思，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凸显，思想淡出”， 柏杨后来结集出版的《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也渐重建设性，《丑陋的中国人》成了国民性改造最后一个高潮的绝唱。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柏杨先生敏锐犀利的观察能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的思想永远是华人世界的宝贵财富。无可质疑的是，他和他的时代皆已终结。
上世纪80年代，柏杨受《丑陋的的日本人》启发而写就的《丑陋的中国人》在华人世界引起轰动。说来也巧，90年代中期内地最有影响的同类读物《中国可以说不》也对应着一本《日本可以说不》。《中国可以说不》宣扬的“借爱国而排外，借排外而媚上”的狭隘民族主义逐渐替代了国民性批判的地位，成为影响青年人思想的主流内容，愈加令人担忧——狭隘民族主义不但缺乏建设性，甚至缺乏反思精神。而再过了近10年，坊间开始流行一本叫《货币战争》的书，这本书的情节据说与某部海外电视片雷同，海外金融资本的阴谋论开始流行……（作者为青年文化学者）
柏杨语录
呜呼，由于对权势入骨的崇拜，中国同胞是把权势放在第一位，而把伦理放到第二位的。
不认真，不敬业，悠悠忽忽，吊儿郎当地“混”，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特征。
既有争执，就需要有人替他解决；既有纠纷，就得分辨是非，一味粉饰太平，是作官的干法，不是做事的干法。
一旦神秘莫测，不敢公开或不愿公开，不要说它是宗教，纵是其他别的东西，一定有脓血交集的毛病。
一个健全的大国民风范，要靠自己争气，不靠暴跳如雷。
只要使一个人陶醉在自己的影子里，惹人生厌生畏，自己却再不能吸收任何新东西，再没有长进矣。
盖中国五千年来铸成的大酱缸，把侠义情操和同情心都酱死啦，酱成了冷漠、忌猜、残忍、无情，嗟夫。
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在于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得用到窝里斗上。
呜呼，专制产生讽刺，民主产生幽默，讽刺是冷冷的观察，幽默是热情得连自己也参与在内。
实际上妒不仅是万恶之首而已，简直是万恶之源，不要说染上了一点，就是望一眼都能使人发癫。
仍是一句老话，重罚，公平的重罚，才是药方，而且是唯一的救命药方。
（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当然有优越的成分，但也当然有沉淀下来的渣汁。
柏杨生平
1920年——出生。
1931年——进入河南省立第四小学读二年级，入学后不久便发生“九一八事变”。
1939年——与艾绍荷结婚，同年父亲病逝于开封。
1949年——在上海遇见恩师吴文义，并随其到台湾；同年，进入屏东农业职业学校当人事员。
1960年——开始以笔名“柏杨”在《自立晚报》撰写专栏“倚梦闲话”。
1968年——因在二月一日所刊出的一篇中将“fellows”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被调查局以“共产党间谍”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入狱。
1972年~1976年——囚禁于绿岛感训监狱。
1978年——与女诗人张香华结婚。
1979年——狱中的著作《中国人史纲》出版。
1985年8月——《丑陋的中国人》出版；《柏杨版资治通鉴》当选为台湾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中国人史纲》则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
1993年——《柏杨版资治通鉴》全部完成，平装72册，精装36册。
1995年——《柏杨回忆录》完成。
2008年2月24日——因肺炎并呼吸衰竭住进加护病房。
2008年4月29日凌晨一时十二分——病逝于台湾新店耕莘医院，享寿八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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