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回忆：奉李德生命令接六位将军出“牛棚”

奉李德生命令接六位将军出“牛棚”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出版发行的《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一书，第二十三节中记述了李德生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解放老干部的指示精神，抓紧“做好解放175位将军的工作”。其中写道:“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第二）政治委员李成芳中将，是红四方面军的团长、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都在晋冀鲁豫军区担任过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是刘邓大军的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军长。解放后，贺龙元帅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与这两位军长是上下级关系。‘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诬陷为‘贺龙分子’关押起来，总政治部连个关押地点都不知道。几经周折，才弄清他们被关押在湖南境内广州军区一个军队农场。李德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先后将秦基伟、李成芳和昆明军区副政委胡荣贵少将、副政治委员张子明少将，南京军区原参谋长王蕴瑞少将等接回北京，休息治疗，等待安排工作，并将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去湖南接秦基伟、李成芳等“回北京休息治疗，等待安排工作”的任务，是李德生派我和总政组织部的秘书任振先具体执行的。有人戏称我俩这次执行的任务是接干部出“牛棚”。在完成这一工作任务的中间，颇有一些值得回顾的故事，现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李德生在京西宾馆面授任务
我于1968年冬由济南军区政治部借调到军委办事组干部部工作。1969年7月，李德生由南京军区调军委办事组后，就在京西宾馆住宿和办公，我和他经常见面，但工作上没有直接接触。1969年12月，总政恢复办公后，搬到旃坛寺总政大楼办公。李德生开始是以总政临时党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工作，半年后被任命为主任。这样一来，我就同他断不了在小型会议上或呈送、领取文件等工作中有所接触。1972年国庆节后的一天早晨，总政干部部领导通知我，带上洗漱用具、粮票、出差费，早饭后接上总政组织部的任秘书一起去京西宾馆找李德生主任受领任务。
我俩到宾馆九层西头套间见到李德生后，他开门见山交代任务说:“你们马上出发到湖南省军区了解一下秦基伟、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王蕴瑞、张力雄六个人的情况。”他还特意交代:“见到秦基伟后，问一问他当时是怎么被留在北京，没有回到昆明军区去的。”
我当时在总政干部部第二任免处（后改称第二任免局）任副处长，该处负责各大军区正师职以上干部的任免工作。这六位将军“靠边站”前都属该处业务管辖范围，老的花名册上都有他们的名字，所以李德生一讲他们的姓名，我都知道他们原来的任职情况。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是昆明军区第二政委，胡荣贵、张子明是昆明军区副政委，王蕴瑞是南京军区参谋长，张力雄是云南省军区第二政委。“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先后“靠边站”，有的归中央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有的归别的专案组审查。审查情况专案组从来不向总政干部部通气，总政干部部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准过问专案审查对象的情况。因此，我想请李主任明确一下这六位将军的矛盾性质，便说:“主任，我们见到他们时，怎么说明来意？”李德生回答说:“一是代表组织看望他们，二是听取他们的意见。”听到这两条，我心里就有底了:至多是人民内部矛盾。
“总政来的这位处长举动可不一般！”
我和任振先从京西宾馆直奔首都机场。那时客运航班很少，事先又没有订购机票，只能是遇到哪趟航班就乘坐哪趟航班。到机场不久，有一架从沈阳飞广州的里－2型小飞机，十几个座位的座舱内只有我和任振先两个乘客，在开封、武昌两次落地后于下午到达长沙。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和干部处处长到机场把我俩接到接待所，问工作怎么安排。我说，我们这次来湖南的任务是专程看望秦基伟、李成芳等六名干部。干部处处长说，他们现在都住在宁乡县的灰汤疗养院。我说，那就请省军区安排一辆车，明天早饭后出发去灰汤。
秦基伟等六位将军是1969年“紧急战备”时被疏散到湖南的，开始安排在洞庭湖畔汉寿县的一个部队农场劳动，“九一三”事件后，于1972年4月转到坐落在宁乡县灰汤镇附近的解放军364医院（又称“灰汤疗养院”）休息。他们的日常生活由湖南省军区管理，但是这六位将军为什么被“靠边站”，到底有什么问题，谁也没有向省军区作过交代，省军区的同志也不便过问。中间除了时不时有专案组人员找某个人谈话、调查核对材料以外，他们与原单位完全断绝了组织联系。
灰汤疗养院坐落在素有“潇湘第一泉”之称的灰汤温泉附近，山清水秀，环境幽静，温泉水温高达90摄氏度左右，确实是个疗养的好地方。六位将军从农场转到这里，处境有了很大改观:一是解除了劳动；二是家属可以前来探望团聚；三是可以到食堂吃饭，也可以自己起火；四是归口管理的机关不是原来的保卫部门，而是换成了干部管理部门。
然而，对他们的处理还是留了个“尾巴”。他们虽然住在了疗养病房，但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正常“疗养员”的待遇，日夜24小时陪伴他们的不是医生、护士，而是保卫干部和警卫战士。他们住的病房，是在一座二层楼的楼上，房子窗户朝南，房门向北，病房门外有一个敞开式的长廊相连，长廊两头各有一个楼梯。六位将军和他们的夫人住在中间，两头靠楼梯的房间里住着负责他们安全的干部和战士。他们外出活动，要向警卫人员请假，活动范围只能在疗养院附近。管理他们的省军区政治部干部处，有事都是通过照管他们的警卫人员转达，从来不与他们直接接触。干部处处长为六个人的事免不了去疗养院收发文件、部署工作，但与他们“保持距离”却一直没有改变。因此，我见到这六位将军时的一些举动，使他感到“不一般”。
省军区干部处处长陪同我俩到达疗养院，我们把随身所带的日常用具放在招待所就去病房探望。先是一户一户地拜见，见了面我首先向对方敬礼，问候“秦司令好”、“李政委好”，然后说:“我叫刘岩，是总政干部部第二任免处副处长。他叫任振先，是总政组织部秘书。我俩受总政治部李德生主任的委托来看望首长，一会儿集中一块再汇报来意。”六户走访完毕，大家先后来到学习室坐定。我说:“李德生主任派我俩专程来的任务，一是代表组织看望六位首长，二是听取首长们的意见。听取意见的方式准备一户一户个别交谈，我俩由东向西，到首长房间一位一位地谈，时间不限，请你们把要说的话说完为止。有的事一次没谈完，想起来可以第二次、第三次谈，我们什么时候听完首长们的意见，什么时候再离开疗养院回北京。”
胡荣贵，山西定襄县人，1933年参加革命，1937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靠边站”前为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历任干事、队长、指导员、股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省军区及大军区政治部主任。
张子明，山西离石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参军，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靠边站”前为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历任股长、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副师长、师政委，军事工程学院教育长、副政委。
王蕴瑞，河北巨鹿县人，1931年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靠边站”前为南京军区参谋长。历任参谋、科长、团长、师长、纵队参谋长、兵团参谋长、志愿军参谋长。
张力雄，福建上杭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2年参加红军，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靠边站”前为云南省军区第二政委。历任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分区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纵队政治部主任、军政委。
六位将军都是于1967年初调到北京后“靠边站”的，其中五个人有这样那样名目的专案组进行审查，还有一个人与任何专案都没有瓜葛，也在北京“靠边站”了两年多，他就是秦基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秦基伟回忆录》第十七章“新的考验”中，有一节的题目叫“晾在北京‘靠边站’”，用词十分贴切。他在北京呆的两年多，第一不是停职检查，第二不是等待结论，第三不是等待分配工作，第四更不是被隔离或被监护。那么应该用什么词来表述他的处境呢？秦基伟用了一个“晾”字，我以为完全符合他的实际状况。李德生主任之所以特意要我问问秦基伟将军是怎样被留在北京而没有回到昆明的，是因为总政治部事后查问，谁也不知道秦基伟是为什么“靠边站”的，谁也说不清秦基伟“靠边站”后到底归哪里管，实际上是稀里糊涂地“靠边站”了5年多。
事情的起因是，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夺权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也都跃跃欲试，有的与军内极左的人勾结在一起，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各军区的领导人。周恩来和军委领导为了防止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被揪斗，派飞机将他们接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保护了一段，风声过后其他军区的领导人陆续回到了各单位。昆明军区的两位军政一把手都没有回去，李成芳是因为归专案组管，而秦基伟并无专案，为什么也没有回去呢？所以李德生觉得这个谜需要解开。
西湖农场最早是湖南的一个劳改农场，是在洞庭湖西面围湖造田建起来的。房子是犯人们打坯盖的草房，非常简陋；地面坑坑洼洼，用脚一踩就会出水；屋顶上到处是洞，麻雀不断飞进来啄食。夏天炎热难当，冬天冷得要命，洗脸毛巾往铁丝上一搭，转眼间就结了冰。连队伙食极差，几乎整月见不到油荤。
生活条件的艰苦，作为老革命的他们都不在乎，因为他们都是从艰苦环境中走过来的。让他们憋气的是政治待遇，六个人生活上虽然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在政治上却享受不到一个普通战士的待遇。
他们在西湖农场期间，在连队归班、排、连长管，团里则由政治处的保卫股管。什么矛盾性质的人归保卫部门管理，部队历来都是有明确分工的，所以从管理渠道上不难看出，农场对他们是作为专政对象看待的。由此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精神上的痛苦，他们向我诉说了很多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比如:
他们想自费订阅报纸，得不到农场的同意。他们写封家信，寄出前要经保卫股审查，家里来信也要先由保卫股拆阅，凡被认为是不该写的内容一律抹去。每个周末的组织生活，值班排长一吹哨，宣布党员站第一排，团员站第二排，不是党团员的战士站第三排。六位将军都是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但不能站到第一排，第二排也不是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应该站的地方，只能站到第三排，跟非党非团的战士们站在一起，听值班班长训话。
1970年的一天，以营为单位集合选举四届全国人大的军队代表，秦基伟与全连官兵列队去营部投票。快到营部时，营里一名干部把秦基伟拦住，让他回去看书，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选举权。其他五位同志亦然。秦基伟的女儿畹江住在营部，有位副营长的爱人和畹江比较要好，有一天她很神秘地约畹江到外面一个地方见面，沮丧地告诉畹江说:“今后我不能跟你来往了，组织上已经批评了我，说我跟你常在一起是立场有问题……”
1972年4月，“九一三”事件发生半年多了，六位将军才接到通知，说要将他们转到湖南宁乡县的一所部队疗养院364医院休息、疗养，从而结束了在农场监督劳动的生活。
六位将军到灰汤疗养院后，吃、住等生活条件比在西湖农场时有了改善，但他们感到在政治上仍然受着歧视:一是活动范围有限制，不得离开疗养院附近；二是每个人配有一名战士，名为警卫，实际是监视他们的行动；三是刚开始看不到任何文件，经一再要求，后来才由省军区政治部每月送一次团级干部阅读的文件集中传看。
这样又过了5个月，政策才渐渐地放宽了一些，而且他们的家人可以到疗养院与他们团聚了，这让他们兴奋不已。六个人都先后经历了到灰汤车站迎接亲人的难忘时刻。秦基伟的爱人唐贤美，于8月初放暑假后带着孩子们从昆明赶到灰汤。这是全家分散五年多后的第一次团聚。
王蕴瑞将军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催问了南京军区几次，负责搞他专案的人员都说，王蕴瑞历史上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查清，所以还不能作结论。什么问题呢？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当时我们第二任免处的工作人员都将此作为笑料来谈论。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红军组建了闽浙赣军区，方志敏为司令员，粟裕为参谋长。1935年夏，组建浙西南军分区，王蕴瑞（当时叫王永瑞）出任司令员。不久，军分区被国民党军队“围剿”打散，部队大部伤亡，王蕴瑞与上级机关失去了联系，便与浙江籍的一个参谋化装跑到该参谋老家隐蔽起来。国民党的“围剿”越来越残酷，王蕴瑞又不会讲浙江方言，在参谋家里无法长期躲藏。这时参谋的父亲出了个主意，建议王蕴瑞回河北老家去避难，并凑了点路费，与参谋一起将王蕴瑞送到浙赣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火车站，上了开往老家方向的列车。1937年秋，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抗日，王蕴瑞很快与部队取得联系，重新投入了新的战斗。
“文革”中，有人怀疑王蕴瑞从浙西南军分区被打散，到重新回到八路军工作，中间这一段的历史有问题，便立案进行审查。专案组经过调查取证，浙江的那位参谋证明，王蕴瑞上火车前没有被俘、被捕问题，河北巨鹿老家的人证明王蕴瑞回家后，没有任何不正常的情况。但是，专案组以王蕴瑞从浙江火车站到河北巨鹿的中间，尚未取得没问题的证明为由，坚持不能下结论。我们说服专案组的同志，王蕴瑞从浙江上火车到巨鹿的中间，没有人证明他没有问题，但是也没有人证明他有问题呀！单独一个人在长途跋涉中的活动情况能找到证明人吗？你们这样拖到什么时候才算完？最后专案组不好再坚持原来的观点而作罢。
1973年4月，解放六位将军的准备工作终于告一段落，正式决定六位将军离开湖南灰汤，到相应的地方等待分配工作。到什么地方等待呢？经总政治部研究决定，两位大军区正职干部来北京，其余四位，凡是与原单位两派群众无瓜葛的回原单位，否则也来北京待命。4月下旬，干部部以总政治部的名义电话通知了广州军区，请他们责成湖南省军区，派员护送秦基伟、李成芳、王蕴瑞、张力雄四位将军来北京；通知昆明军区，请他们派干部到灰汤将胡荣贵、张子明两位将军接回昆明。
4月28日，秦基伟等四位将军抵达北京，我到火车站把他们接到总参海运仓招待所，仍然安排在他们三四年前住过的后小楼待命。待命期间，分工由总政干部部任免二处负责照顾。4月29日，我将庆祝五一节的游园票一一送给四位将军。5月1日，他们高高兴兴地参加了首都各界的大型游园活动。5月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晨的新闻联播节目和各大报纸，都播出、刊登了新华社的新闻报道。报道中专门有一段说:“参加节日联欢活动的还有:……秦基伟、李成芳、郭林祥、廖汉生、吕东、姚依林、钱信忠、张稼夫、李质忠、童小鹏、邓典桃、李步新等。”
秦基伟、李成芳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消息公布后，好多人都去招待所看望他们，表示祝贺。一时间，你来我往，好不热闹。他们的这些战友都是“文革”中受过摧残的，大家大难不死，还能相见，都感慨万千。
过了不久，六位将军陆续分配了工作。秦基伟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李成芳任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胡荣贵仍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子明任铁道兵副政委，王蕴瑞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张力雄任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刘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