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代商帮简介

2.1 古代十大商帮
一、晋商  学而优则贾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历史上, 山西商人称为晋帮。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 但真正崛起于明代( 1368- 1398 年) , 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发展到鼎盛, 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 前后长达500 余年时间。晋商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 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 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清朝中叶, 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 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 1851- 1874) 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 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 票号) 南庄( 钱庄) ”两大晋商劲旅。晋商规模如此之大, 延绵时间如此之长, 经商领域如此之广, 靠的是什么？晋帮有自己的经商秘诀: 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 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 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 寻求政治上的靠山, 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外一个方面,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 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 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
代表人物: 中国私家银行第一人雷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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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徽商  贾而好儒
徽商与晋商齐名, 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 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 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 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 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 他们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 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 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 另外, 囤积居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 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 就在于“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 被誉为“儒风独茂”, 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 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 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 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 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明中期至清中叶，徽州商帮称雄华夏商界三百余载，处于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是时，黄山白岳间十室九商，巨商显宦迭出，自然美景、人文情态、商业经济交相辉映，盛极一时。接下来，清末社会动荡、朝廷政策变更、资本主义兴起，然而徽商们由于自身原因未能及时实施经营转型，没有搭乘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航船，无可挽回地从巅峰摔到谷底，徽州随之顿陷窘境。
代表人物: 官商( 红顶商人) 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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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龙游商帮  海纳百川
龙游商帮是指以浙江衢州府龙游县为中心的衢商集团。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 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龙游商帮虽以龙游命名，但并非单指龙游一县的商人，而是实指浙江衢州府所属龙游、常山县、西安（今衢县）、开化和江山五县的商人，其中以龙游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之名，简称“龙游帮”。 历史上所称的龙游商帮, 实际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团。
它萌发于南宋，兴盛于明代中叶，以经营珠宝业、贩书业、纸张业著名。明万历年间(1573—1602)，它于徽商、晋商以及江右商人在商场中角逐，称雄一时，故有“遍地龙游”之谚。它以一府一县之地为基础，聚集了大量资金，而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至清代逐渐为宁绍商帮所替代。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 却有着开放的心态, 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 即投资上的“ 敢为天下先”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明清时期, 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 以求有稳定的收入。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 要获得更多的利润, 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上。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 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 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 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龙游商人还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 并且相处友善, 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 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代表人物: 财可通神, 富可敌国的沈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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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商帮的经商格言
1.为商之道，仁信为本。商战取胜，理性致上。
2.一招鲜，吃遍天。
3.敢想敢干，敢为人先。
4.财散人聚，财财聚人散；取之有道，用之欢乐。
5.多看则清，多听则明，多思则准，多干则成。
6.思路决定财路，一切都是人为。
7.裁衣先量体，经商先摸底。
8.不摸行情休开店。
9.常去同行看看，生意不会清淡。
10.贵中看贱，贱中看贵。
11.先卖出手，后买入手。
12.丰年纸马铺，歉年粮食行。
13.兵以快胜，商以奇赢。
14.逆境看顺境，顺境看逆境。顺逆都来看，经商风险小。
15.贫贱莫寻亲，富贵莫露财。
16.道由天定，事在人为。
四、洞庭商帮  善于审时度势
几乎就在龙游商帮兴起的同时, 另一个商帮在中国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觉地兴起了——洞庭商帮。洞庭商帮是在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当年范彝财色尽得, 泛舟五湖, 引起多少人的艳羡。他经商成功, 一定给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审时度势, 把握时机, 这是聪明的商人的做法, 而洞庭商人就是这样聪明的商帮。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 而是扬长避短, 稳中求胜, 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他们还不断更新观念, 开拓经营新局面, 向外部世界发展着。尤其是鸦片战争后, 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 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 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 从事着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活动, 由此, 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 走上了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代表人物:面粉与棉纱帝国缔造者荣氏兄弟。
代表人物
生于东山的清初文人翁澍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修撰成书的《具区志(卷一三)·人物》载了明至清初洞庭商人的行踪轨迹。
东山翁氏——“翁百万”〔翁笾〕的父亲翁参时，就经商清源。因大行善举，“义举震齐鲁间”。自翁少山(即翁笾)时，“江北闻其名，非翁少山布勿衣勿被。”
东山席氏—早在席左源和席右源时他们就北走齐燕，南贩闽广，以致“布帛衣履天下，名闻京师、齐鲁、江淮。”
此外，东山葛氏经商于徐淮，东山叶氏早在元末就经商于淮上.后世经商开封。卖布人陕。施氏在明代时就经商淮扬，等等。
相比之下，西山商人就大相径庭了。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长江沿线。这正如一首《西山富》之谣所说:“士人无田可耕，诗书之外，即以耕渔树艺为业，稍有资蓄则商贩荆襄，涉水不避险阻。”(转引自马学强》钻天洞庭》）而且，在东山人的活动区域内，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如鱼得水。
五、江西商帮  讲究“贾德”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 因此, 小本经营, 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 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 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 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 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 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 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 跑到湖南当老板”。另外, 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 只求广度, 不求深度。所以, 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 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 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代表人物: 独辟蹊径的盐业大亨李宜民。
六、福建商帮  亦盗亦商
福建商帮的兴起, 一开始就与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他们走私进行商业贸易, 不能贸易时就进行抢劫, 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
内外勾结的贸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 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 建立了许多据点, 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 囤积国外走私商品, 以利销售, 他们不仅在海营商, 还有许多也是“陆地商”,“水陆两栖”, 海上贸易也做, 陆地贸易也做。明清福建商人, 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 努力经营, 进行多种形式贸易, 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代表人物: 海上巨富蒲寿庚。
七、广东商帮   内涵丰富
道光十年, 英国议会对曾在中国做过商业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一次调查,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的人都一致声称, 在广州做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 更好做。”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
粤商的辉煌时期, 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 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 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 而粤商却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 广东商人发迹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二次大战期间, 广东商人虽然曾一度沉寂, 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70 年代后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
代表人物: 一代酒王张振勋。
八、陕西商帮  行道多多
在明代的商业界里, 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 常利用邻省之好, 互相结合, 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 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 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 最终陕西盐商到了四川独立发展, 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陕西商帮生财的行道较多, 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西商帮相似。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 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 尽可能追逐厚利, 如果不行, 就退而求其次。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著名, 经营布业、茶业和皮货业也是陕西商帮盈利的重要途径。
代表人物: 贺达庭家族的当铺世家。
【阅读材料】
明清商帮的发展简介
中国商人的成长及商人队伍的壮大可谓一波三折。一般认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三次高潮。与此相应，商人的成长也有三个生机勃发的时期。
早在秦汉之际，就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唐宋时代发生的社会经济变革，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造就了一代商贾。宋代的文献中有“南商”、“北商”的称谓，但未见类似于明清商人集团的描述，也没有看到关于商帮活动的场所——商人会馆的描述。明清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出现了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著名的十大商帮开始形成。明清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网络，正是有赖于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地方商帮来连接和组成的。而从中国现代化史的角度来看，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认为，大商人资本的兴起是中国16、17 世纪现代化的因素之一。
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中，以晋帮（山西商帮）和徽帮最为著名。他们是全国商界举足轻重的商人集团，积聚了大量的商人资本。所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谢肇浙《五杂俎》），指的就是徽州、山西商人。尤其是晋商，以其资金雄厚、活动范围广阔，居各帮之首。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陕西商人。明洪武(1368-1398)初年，为了北部边防粮食供应而实施的“开中法”，使晋陕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明代山西商人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各大盐场及四川地区。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成为东北、蒙古、新疆的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动范围甚至远至西藏。山西商人还垄断了对俄国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山西商人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茶、粮、棉、布、丝绸及高利贷等，晋商的典当业及高利贷很有名，被称为“西债”。明清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据说明代徽商的资产达到百万两，山西商人之富超过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百十万家投资，不一而足”，资产达到千万两的也不乏其人。道光年间山西商人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显赫一时。票号在晚清的晋商行业中几乎是一枝独秀，但由于晚清金融倒账风波不断、票号缺乏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加之辛亥革命后战乱的影响，因而很快就走上了衰败没落之路。
徽州商帮形成于明代成化、弘治(1465-1505)年间，主要经营盐、粮、茶、布、典当、木材等行业。明代徽商的“足迹遍天下”，自称“山陬海土需孤村僻壤”无所不至，但到清代徽商的活动范围有所收缩，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北京等少数大城市。徽商财富在明代已达到百万两级，清代出现了千万两级的巨商。乾隆末年后，由于两淮盐区的徽商出现了严重的经营危机，加之道光中叶清政府实行盐法变革，盐商因丧失垄断专卖权而纷纷破产，盐业作为徽商的龙头行业彻底衰落。晚清茶叶成为徽商的支柱行业，光绪后期由于洋茶冲击和外商压价等原因，徽州茶商很快由盛转衰，它标志着徽州商帮的彻底衰落。
明清商帮衰败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原因：（1)未能与时俱进，未能适应新的思想潮流。很多徽商在发迹后衣锦还乡安于享乐，没有继续扩大再生产。（2)与官方的紧密勾连，既是晋商、徽商辉煌的因由，也是覆灭的必然。（3)太平天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受到破坏的，首当其冲就是徽商。（4)徽商兴起于河流经济，河流经济是中国原始的一种经济形式。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许多公路和铁路发展起来了，内河运输逐渐衰弱。（5)清末帝国主义的入侵，战乱连绵。
九、山东商帮  全民经商
因为“质朴单纯, 豪爽诚实”这一山东人的特点, 与别的商帮相比, 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 直截了当。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 概括起来, 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 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同时, 山东商帮里面, 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 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 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 以本守之”的。
代表人物: 东方第一商人孟洛川。
十、宁波商帮   后来居上
宁波商帮, 是指宁波府的商人, 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是一个盛行于国内和海外的商帮。宁波商人外出经商历史悠久, 但大规模经商, 并且结成商帮则为时较晚。鸦片战争后, 尤其是民国时期, 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 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 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他们所经营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 也是名闻遐迩。宁波商帮形成的时间较晚, 但其发展势头却非常之快, 从它形成之时起, 便显露出它的见识不凡和卓尔不群。他们的活动区域不断拓展, 最终形成“四出营生, 商旅遍于天下”的局面。
代表人物: 火柴大王刘鸿生。
【补充阅读】
晋商 徽商 潮商
都说中国历史是一部漫长的封建史，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的主流使得市场经济之花迟迟难以萌发。可事实上，人类社会一直就未曾离开过商人的活动。
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在明清之际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1735-1799年)、嘉庆(1799-1820年)、道光(1820-1850年)时期已发展到鼎盛。特别是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那么，曾经辉煌的“晋商”为何最终走向了衰落？有史学专家分析了晋商的性质，我认为从他们的研究中可以推究出晋商衰落的一些枝蔓。
“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而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关于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我们知道，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
总之，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这一性质决定了“晋商”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的消亡，其落后的封建的经营方式逐渐暴露出与时代的不合拍性。因而，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徽商与晋商齐名，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1464-1505年)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1521-1566年)以降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一代代的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走出一条日后教科书上才有的贸易路线：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此时的徽商达到鼎盛时期，“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因此，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
到19世纪末，当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很明显，此时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但“官本位”的徽商却做不到，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了。
潮商的渊源。“潮商”，是潮洲商帮与广东商帮的共同称号。古代潮商不如晋商、徽商著名，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以后。大概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地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到明中后期大批潮州人以船为伴涌向海潮波涛之中。入清以来红头船便成为潮州商人的象征；清代商人又称红头船商人。
潮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这期间，潮商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60-70年代崛起于香港及东南亚。涌现出李嘉诚、陈弼臣等一批世界级巨商。
潮商为什么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自古至今地发展并在今天谱写新的辉煌？
事实上，近代潮商发扬了古代潮商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潮商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潮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