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朝鲜战争问题

——韩国国家电视台采访应答
1949年金日成访华时，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金日成的战争计划？
一、1949年5月秘密访问北平的不是金日成，而是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金一。
二、金日成当时还没有发动战争的计划，只是一种想法。
三、历史文献有两个：1949年5月15日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给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的电报和5月18日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柯瓦廖夫给斯大林的电报。金一4月30日到达沈阳，会晤了高岗，5月初到北平，会晤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主要是谈把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转交朝鲜政府的问题。两个文献的不同之处在于：来自朝鲜的电报含糊地报告说，毛泽东将在未来的朝鲜战争中支持金日成，并可以派出部队到朝鲜；而来自中国的电报则详细地说明，毛泽东的意见是，如果日本进攻朝鲜，中国会出兵援助，如果美国撤兵后，日本又没有进攻，毛泽东劝朝鲜也不要发动进攻。第二个说法比较可靠，就是说，当时中国不同意北朝鲜发动进攻。
四、理由正如毛泽东所说：当朝鲜发生战争，而日本进攻朝鲜时，“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给予支援，因为我们的全部主力已到长江以南去了”。
斯大林为什么要以金日成获得毛泽东的同意为苏联同意发动战争的条件？
一、1949年6-8月刘少奇访苏时，中苏领导人关于世界革命有分工，即苏共负责欧洲的革命，而中共负责亚洲的革命。朝鲜的同意属于亚洲革命的一部分，斯大林自然会要求金日成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否则，斯大林无法向中共交代。金日成更明白朝鲜和中国在亚洲的地位，所以在去莫斯科之前，金日成就派驻华大使李周渊向中共通报要面见毛泽东。
二、斯大林和金日成对战争前景的估计是美国不会而且也来不及进行干预，但是斯大林不得不考虑到万一美国进行干预的情况，需要中国出面援助的问题。所以，事先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
三、但是，斯大林和金日成都知道毛泽东正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役，反对此时发动战争。5月13日金日成到北京时，毛泽东就不相信斯大林已经同意。斯大林14日的电报明确表态后，毛泽东才不得不同意。但金日成和斯大林担心中国抢先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影响朝鲜的事情，所以战争的准备进程非常迅速。金日成4月8日至25日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议，5月13-16日访华，得到毛泽东同意，6月25日发动战争，前后才两个多月，而且关于具体的军事行动对中共封锁消息。如军事物资的运输都是海运，而不经过中国铁路。所以，斯大林要金日成争取毛泽东的同意，并不是真心同中国协商战争的问题，而只是形式上要求中国表示同意。
举例说明苏联企图获得太平洋出海口，苏联为什么要占领朝鲜半岛，意图何在？
一、尽管目前尚无可以证明斯大林试图通过控制朝鲜半岛获得太平洋出海口的直接证据。但是，首先需要说明，在历史研究中，对事件过程的描述必须依靠直接的史料，而对于决策者动机的判断，在很多情况下是需要根据事实和条件进行推论的。况且，就斯大林的处事惯例和苏联外交政策的决策程序而言，很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即使苏联有文件说明其改变对朝政策的动机，也无法确定那白纸黑字就是斯大林的真实想法。
二、但也不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早在1945年6月29日，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的报告就指出了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重要性。甚至在同年9月美苏已经确定以三八线为界划分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以后，苏联外交部仍然向斯大林建议，一旦对朝鲜实行托管，“其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洲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军事指挥官手里”。如果遭到反对，可以提议苏联和中国共同控制这些战略地区。外交部的另一份报告则提出，在缔结对朝鲜实行托管条件的协定时，釜山、清津、济洲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它们必须处于苏联政府的军事控制之下。只是由于当时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基本实现了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后来美苏之间爆发冷战时，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欧洲，苏联不愿意也没必要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斯大林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样自然可以保证苏联在东北亚的既得利益，而没有必要在朝鲜再引发一场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危机。但是当1950年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即将失去时，对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三、对此还可以指出的间接证据是，在对外政策中使用“交换”势力范围的手法，在俄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沙皇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调整了远东政策，为此曾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推行了一个“用朝鲜‘交换'蒙古”的计划。斯大林在1944年与丘吉尔关于巴尔干势力范围的划分和交易也是众所周知的一例，而且就在朝鲜半岛，斯大林也曾进行过同样的尝试。当美苏之间讨论三八线的划分问题时，斯大林就试图以美国对朝鲜半岛南部领土的占领来交换苏联对三八线以北日本本土部分领土的占领。尽管由于麦克阿瑟的强硬立场，苏联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斯大林以交换或替代势力范围的方式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
四、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过去都认为朝鲜战争爆发是美苏直接对抗引起的，是冷战发展的结果。当然，总体背景是这样，特别是美国和中国介入战争，是因为当时冷战的环境和条件。但是，就战争爆发的具体原因来说，就苏联同意金日成的计划的动机来说，斯大林主要考虑的是苏联自身的战略利益以及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这一点，与美国和韩国都没有关系，只是与中国有关系。当然，苏联实现这一决策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即美国宣布南朝鲜在美国军事防御范围之外，所以，当斯大林确认美国不会进行干预以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说明1949-1950年中国的朝鲜籍部队回国的背景和过程，其结果对北朝鲜战略有何影响，这些朝鲜人的国籍和党籍是怎样处理的？
一、在中共东北的朝鲜人的情况。朝鲜人移居中国最早是在19世纪70年代，1910年日本并吞了朝鲜以后，开始大量移民，估计到日本投降前，全东北的朝鲜人口有200万左右。在反抗日本的斗争中，有很多朝鲜人参加的游击队，如金日成、李红光、崔石泉、李启东等，完全由朝鲜人组成的朝鲜独立革命军有5000余人，还有朝鲜人民革命军3000余人。日本投降后有几十万人陆续回到朝鲜，其中就有不少游击队员，较为集中的是由武亭率领的包括1000名朝鲜籍士兵的一个团。战后留在东北的朝鲜人约有120万人。1953年人口普查结果：在中国朝鲜族人总计111万人，绝大部分生活在东北。
二、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总共约50000朝鲜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的部队）。1949年5月金一到北平时，向毛泽东转交了一封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请求必要时把这些朝鲜师转交朝鲜政府。毛泽东指出，在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中，有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南下作战。中共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战争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金一走后，毛泽东便指示在东北的高岗，准备安排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于1949年7-8月回国。这两个师，即李德山任师长的164师（实员10821人）和方虎山任师长的166师（实员10320人），当时均属东北军区建制，于1949年7月进入朝鲜。毛泽东所说的另一个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是6个月后提出的。1950年1月初，林彪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打电报称，这16000余名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在进军华南后，情绪出现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因战争即将结束，故希望把他们合并为一个师或4-5个团送回国。中国方面随即与朝鲜联系，通知金日成，“由于作战行动结束，中国人民军队中现有的朝鲜族部队正在逐渐闲下来，如朝鲜政府愿意，可以转交”。金日成提出把中国军队中现有的朝鲜人按朝鲜师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下设两个团，并派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到中国洽谈此事。1月11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时致电林彪和朝鲜方面，同意朝鲜师回国，部队由朝鲜来人就地改编，4月间更换夏装回国。1月28日林彪得到通知，金日成已派人来武汉接收朝鲜部队。
三、从时间上看，在中国处理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时，毛泽东是反对金日成向南方发动进攻的，甚至斯大林也还没有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因此，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士兵回国，决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当时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1949年同意朝鲜师回国，是因为毛泽东担心北朝鲜受到南方的攻击，从而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表示的同情和支持。1950年批准朝鲜师回国，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战士有回国的意愿，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军队复员和减少军费开支的问题了。
四、就金日成的目的而言，这些部队回国是有重大作用的。北朝鲜的军队没有打过仗，全无作战经验，而这几个师都是经历了大规模战争考验的。前两个师回国时，金日成正在策划1949年夏秋季的反击和局部战争，但斯大林没有同意。当最后一支朝鲜师于4月18日到达元山时，金日成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经下决心要进行一场战争了。因此，从客观上讲，朝鲜师回国对于确保金日成的突然袭击能够成功，的确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五、至于国籍和党籍问题，没有看到任何材料。现在知道的情况是，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东北境内的朝鲜人是以少数民族的资格推派代表参加大会的，所以这些朝鲜人已经加入了中国国籍应无问题。根据在新疆俄国移民的类似情况推断，很可能这些回国的朝鲜战士都具有双重国籍和党籍。
国共内战时期北朝鲜如何帮助中共军队的，是否提供避难所和派出支援部队？
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文字材料和历史文献。但我曾经采访过当时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据说朝鲜曾在物质上帮助过中共军队，也允许他们在紧急情况下到朝鲜躲避和休整。但朝鲜没有派出过支援部队。（事后我又采访了当时的辽东省省长高扬，得知那时中共辽东省委在北朝鲜有基地和办事机构，一旦国内形势紧张便撤退到朝鲜继续工作。）
毛泽东是否预测到联合国军将在仁川登陆？
关于中国预计美国将在仁川登陆的问题，目前有几种说法，一是中国解放军总参作战部参谋雷英夫的回忆，说8月23日作战部讨论朝鲜局势时指出美国有可能在人民军背后包抄，比如在元山或仁川登陆。当晚周恩来便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召见雷英夫听取说明后，指示立即通知苏联和朝鲜。另一个说法是俄国学者巴让诺夫引用1950年7月2日罗申给莫斯科的电报说，周恩来在与苏联大使的会谈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北朝鲜人的建议：鉴于美国军队可能在仁川地区登陆，应在仁川一带建立一条坚强的防线。中国领导人还担心美国人在朝鲜半岛的其他地方进行登陆作战。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答应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伪装成朝鲜人进行抵抗。另外，在采访中柴成文（中国驻朝鲜使馆政务参赞，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曾告诉我，他在1950年9月初回国汇报工作时，根据美军重整陆战师和占领月尾岛的情况，也明确提出美军有可能在人民军后方登陆。柴成文还说，金日成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美国兵力不足，无法发动登陆作战。
中国警告联合国军不得越过三八线意味着什么？
中国曾几次间接地警告美国不得越过三八线，否则中国将出兵援助朝鲜，这表明了中国决策者决定出兵的客观条件，因为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就是对中国安全的威胁。特别是在10月3日凌晨3点钟，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大使潘尼迦，要他转告美国：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如果美国军队（特意强调是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一定会出兵。这是中国领导人在出兵前做的最后一次努力，希望能够避免一场战争。因为在以后的两三天内，中国领导人就要做出最后的抉择。然而，美国人对此视而不见，没有做出反应。中国迫不得已，只能接受美国的挑战。当然，毛泽东决心出兵还有其主观上的考虑。
北朝鲜在东北设立流亡政府是否是事实？
当时北朝鲜情况危急时，斯大林和周恩来会谈时有此考虑，但后来中国出兵了，金日成就没有到中国建立流亡政府。不过，朝鲜部队在中国东北进行休整、训练却是事实。据苏联大使1950年10月31日电报，按照苏联的建议以及和中国人的协议，北朝鲜于10月30日将9个步兵师送往东北进行整编和训练，分别集中在湾沟地区：第67、68、69三个师及特种部队共35000人，和龙地区：第32、75师及特种部队35000人，计划1950年11月5日前在延吉地区将集中三个师及特种部队35000人。此外，在通化地区有步兵学校和政治学校。在汪清地区坦克训练团，在延吉地区航空学校。为领导这10余万军人的训练工作，成立了以民族保卫相崔庸健为首的指挥部和3个军指挥部。
北朝鲜设立流亡政府的背景是什么？
1950年10月中旬周恩来到苏联与斯大林商谈出兵的事。当时中国已经决定出兵，但要求苏联的军事援助——武器装备和出动空军。斯大林答应给予武器装备，但说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暂时不能出动。周恩来即表示这样中国单独作战有困难。10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发出联名电报，说商谈的结果是中国暂不出兵，让北朝鲜政府和军队撤到中国东北。13日凌晨在清津地区发现美国大量军舰，形势危急，斯大林即电令金日成开始撤退，并让苏联大使帮助制定撤离计划。此时，毛泽东最后决定，苏联空军暂时不出动，中国也要出兵。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斯大林紧急通知，取消撤退到中国的计划。
据说中国在1950年9月已经开始在北朝鲜边境的军事部署，毛泽东是否在7月即准备参战？
7月7日和10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召开第一次国防会议，做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拟抽调4个军、3个炮兵师和3个空军团共25.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限8月5日前在东北集结。7月中旬，由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所辖第38、39、40、42军已在东北布防。随着朝鲜局势的不利变化，中国领导人的忧虑也在加深。8月5日，即朝鲜人民军进攻受阻，联合国军在釜山的防线已经稳定下来时，毛泽东指示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边防军“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18日又电告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此后，毛泽东考虑要在东北已集中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8个军。如此看来，这时中国的确已经有了出兵朝鲜的打算和准备。但是，当时这只是毛泽东个人的考虑，中国领导人还没有就出兵的实际问题进行过讨论，因为那时北朝鲜在军事上还处于优势，并没有要求中国出兵，所以中国屯兵东北一方面是防御性的，一方面是做好准备。中国出兵的决定性因素是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即对中国的安全和主权构成威胁。
中国决定参加韩战的理由和动机是什么？
从一开始力主出兵朝鲜的就是毛泽东本人，他有三层考虑：
1、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从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讲，最后总要打倒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但就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经济、政治状况说，中美之间还保留了外交上回旋的余地。杜鲁门6月27日宣布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打破了毛泽东统一中国的计划和梦想，也激发了毛泽东的革命激情。既然中美直接对抗，毛泽东在美帝国主义面前就决不会后退。但中国不能两线作战，从军事上讲，战场当然选择在朝鲜比在台湾有利。
2、中国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因为按照分工中共负责亚洲革命，那么如果中国对朝鲜共产党政权的存亡袖手旁观，则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中共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形象，以及他本人作为解救劳苦大众的无产阶级领袖的声誉，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
但是，这个两动机，更多的成份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站在现实基础上的考虑。新中国现实的政治状况、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是否能够保证其战胜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美国。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参与这场可能把革命新政权带进毁灭深渊的战争呢？而且，朝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如果没有提出要中国援助的请求，毛泽东也是无所作为的。因此，仅仅出于对美国行为的革命义愤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责任感，还不足以促使毛泽东做出最后决策。
3、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忧虑。这是问题的关键。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早就把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行为作为判断这场战争是否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标准了，周恩来7月2日与罗申谈话时已经提到中国出兵朝鲜的客观条件就是美国越过三八线。仁川登陆的第三天，中央军委就决定向朝鲜派出军事先遣小组，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毛泽东还带信给高岗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得更加明确：“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随后周恩来于9月30日又发表演说，对美国政府提出严正警告。因为中国的重工业集中在东北，不会让美国势力压到鸭绿江边的。况且，麦克阿瑟叫嚣要打过鸭绿江，美国飞机又不断袭击东北边境城市，中国领导人对战争是否会推进到中国境内的担心是十分现实的。而如果金日成按照苏联的计划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并将其残余部队撤到东北休整，因此而将战火引致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中国东北，援助中国作战。实际上，从10月8日斯大林给金日成的电报看，如果中国受到侵犯苏联确有出兵的打算。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中苏条约。毛泽东更不会忘记，1950年初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迫使苏联同意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国门之外了。所以，即使在苏联表示不能出动空军的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毛泽东仍然主张单独派兵赴朝作战。
总之，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特别是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这三者构成了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基本动机和目的。如果说在对外战略决策中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这些考虑是具有正当因素的，它体现为对美国越过三八线决策被迫做出的合理反应。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青参加志愿军意味着什么？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纯属个人行为，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因为主要是毛岸青个人的坚决请求，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都不同意。后来毛泽东同意其子参军，恐怕主要是出于让他在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中锻炼成长的考虑。
建立中朝联合司令部以后的情况如何，指挥权是否属于中国，金日成的地位（与彭德怀相比）怎样？
中国出兵后一段时间，中朝军队是分别作战的。在要求中国出兵在电报中，斯大林说过，中国军队“当然由中国指挥”。10月8日金日成派朴一禹到沈阳见彭德怀时提出，要彭德怀的指挥部设在德川，与金日成的指挥所合在一起。意即由金统一指挥。彭德怀不相信金日成的指挥能力，没有同意。中朝军队互不相识，作战当中又不协调，经常出现造成矛盾和误会，甚至有误把对方作为敌军的情况。如在第一次战役中，我三十九军正在围攻敌24师，突然遭到人民军坦克部队轰击，致使敌军逃脱。此外，中国军队的后勤运输只要靠汽车，因敌机轰炸，损失极大，而朝鲜的铁路又实行管制，中方无法利用。为此，彭德怀提出两军如何配合作战的问题。但金日成反对，他只是向志愿军派出参谋进行联络，而不同意两军联合作战。11月15日彭、金会晤在此问题上发生争论，对于彭提出的建立一个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和彭德怀组成的三人小组协商指挥的建议，也没有达成协议。直到第二次战役开始后，12月3-4日金日成到北京与毛泽东会面，才解决这一问题，决定建立中朝联合司令部。12月7日金日成回国后与彭德怀商谈了具体办法。
联合司令部的指挥权在彭德怀，他是司令员兼政委。副手有朝鲜人，朴一禹作为朝鲜代表常驻司令部。具体作战由司令部统一指挥和部署，因为斯大林有话在先，一切听彭德怀指挥，所以后来金日成没有干预作战问题。但金日成作为朝鲜领导人，并不是归彭德怀指挥的，相反，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停战问题，都需要同金日成协商。简单说，军事上，朝鲜部队归彭德怀统一指挥，政治上、战略上的事情，彭德怀必须征求金日成的意见。

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指挥部的领导在一起。前排左三为陈赓、左六为彭德怀、左五为金日成。
此后不久，彭德怀与金日成在战略方针上发生重大分歧。第三次战役占领汉城后，彭德怀于1951年1月8日命令志愿军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首先表示强烈反对。金日成和朴宪永也表现出对志愿军的决定非常不满，主张继续南进。在10日和11日彭德怀与金日成的会谈中，中朝双方认识不一致，发生了争论。中国提出，如朝方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那么就让朝鲜军队自己继续进攻。金日成被迫同意志愿军进行休整，但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苏联大使。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也向斯大林告状，说彭德怀“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说明了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指出只有经过两三个月的休整后，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到9月所犯过的错误”。面对如此分歧，斯大林一锤定音，解决了双方的矛盾。斯大林在给拉祖瓦耶夫的回电中指出：“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今后一切听彭的指挥”，并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如此才最终确立了彭德怀的统一指挥权。

朝鲜战争时的金日成与彭德怀
志愿军停止进攻的原因是什么，此后美国和中国的战略有何变化，从扩大战争到有限战争的背景是什么？
第三次战役后，即1951年1月8日，志愿军停止进攻主要是因为在兵力、供给方面出现了极大困难。由于出兵紧迫，没有冬装，仅冻伤就达50000人，武器落后杂乱，型号不一，弹药和粮食供应不上。还在12月没有越过三八线时，彭德怀就提出停战休整，迫于政治上压力，毛泽东不同意。打下汉城后，已是强弩之末，无法继续作战了。但是，毛泽东并非从战略方针上改变了把美军赶出朝鲜半岛的计划和设想，休整只是权宜之计。美军的反攻使中国人认识到不可能速胜，以后转入阵地战和消耗战。
美国方面此时也意识到完全战胜中国军队是不可能的，因为苏联武器装备陆续运到，中朝联军的战斗力加强了，而且中国人力雄厚，兵源不断。双方只有寻求政治解决，进行停战谈判。战争限制在三八线是政治、军事、外交各种因素的综合结果。
战后北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如何？
朝鲜停战初期，金日成需要中国的经济援助，双方关系密切。1、中国政府免除了战争期间中国对朝鲜援助的偿付，计人民币7290亿元（14.5亿卢布）。2、在4年期限内（1954-1957年），中国对朝鲜提供的援助8万亿元（16亿卢布），主要是向朝鲜供应工业原料、工业制品、粮食、农具、渔具等。建设和修复铁路，供应和修理车厢、机车。3、中国政府同意在（1954-1956年）3年期限内自己负担费用，收养22735名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朝鲜难民儿童，以及赡养对这些儿童从事教育工作的7186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总共是31338人。还有其他一些条件优惠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补充协议。
实际上，金日成对中国是不信任的，依我看，他所提出的反对“事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还在战争期间，金日成就借故除掉了一些亲华的延安派重要人物，如朴一禹、方虎山等。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提出非斯大林化和反对个人崇拜后，朝鲜国内出现反金日成的政治力量，其中也有延安派的人，后受到镇压，中朝关系有些紧张。经过同苏联商议，中国于1958年撤回了全部驻朝鲜的志愿军部队。
战后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如何？
战争期间，中苏在军事、外交和经济各方面统一协调，合作很好。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决定出兵后斯大林改变了对中共的认识。战争结束后，赫鲁晓夫在苏联执政，需要中国的政治支持，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
中国在韩战中得失是什么？
这个问题可以分两方面说，一是1951年1月中国有一次结束战争的极好机会，即联合国1月13日通过的在朝鲜停战的十三国提案，但中国没有接受；二是到1953年7月，战争延长了两年半以后，中国最后接受了美国的停战条件。这两次停战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如果1951年初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决议和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联合国决议的内容对中国非常有利，比如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台湾问题，都可以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进行谈判，甚至军事分界线的划分都会有利于中朝方面。毛泽东也有理由停战，因为从出兵动机来讲，他的三个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当志愿军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时，美国此时接受停战，就等于是以战败者的身份来到谈判桌前，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信念得到了充分展示；北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担心的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也烟消云散，中国履行了其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有北朝鲜作为缓冲地带，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自然可以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满意的解决。而且，此时中国的代价也很小，中朝军队和美韩军队在战场直接兵员损失的比例为0.7：1，此时中国军队伤亡约5.65万人，加上冻伤5万人，仅为整个战争兵员损失的1/4。但是，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是在朝鲜半岛消灭和驱逐所有的美国军队，而这是不现实，不可能的。结果，1951年1月底美国反攻，中国军队败退，战争进入僵持状态，这是毛泽东战前极力要避免的对中国最不利的情况。此后，从开城谈判，到板门店谈判，直到最后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和被动地位。在谈判中，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最后的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采纳了美国的方案。
说到中国在战争最后结局中的得失，首先应该承认，这场战争的确使中国在世界上恢复了一个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在此前屈辱的一个世纪内，中国对西方和日本屡战屡败，不是大量割地就是巨额赔款。而在长达33个月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战争中，中国竟然能够坚持到底，且与美国代表平起平坐地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不能不令世人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此后，中国在1954年4月的日内瓦会议上“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周恩来又在不久后召开的象征“亚洲和非洲复兴”的万隆会议上扮演了“主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统治地位也因而得到了政治上的巩固。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然而也必须看到，中国为此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况且所谓胜利，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但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当然，就出兵决策的最初动因而言，战争的结局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不过，这些目标早在两年半以前就实现了。问题在于中国此后又为重新实现这些目标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无谓代价，其实际效果是得不偿失的。
军事上的损失：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阵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2.56万（其中被俘2.1万）人，因伤病致死的3.46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62万人，其中仅团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了200多人。比较起来，按保守的数字计算，中国军队的损失也远远超过了美国，其比例为，阵亡3.39：1，负伤2.47：1，失踪或被俘5.02：1，伤病致死1.68：1，兵员总损失2.62：1。更需要注意的是，中方的兵力损失绝大部分发生在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美军发起反攻之后。这就是说，由于没有及时停战而使战争延长的结果是，中国付出的人员代价是1951年初之前的三倍，而所达到的目标几乎是相同的。
经济上的损失：战争的延长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更为严重。由于战争需要，中国不得不把本来应投入经济建设的极其短缺的资金用于军事开支。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1951年将军费开支从1950年占预算总支出的43%减少到30%，而用70%来进行经济建设。但战争的爆发，特别是延长，迫使中国把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此外，5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实际上以美国要求为蓝本的决议，即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大约半年之后，已经有43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经济封锁的结果是迫使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得不过分依赖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
政治上的损失：
1、继续战争造成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特别是印度与中国建交和英国正在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颇有影响，以至美国国务院也决定不再使用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接受新中国的代表席位。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十三国提案本来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该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和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就在于拒绝了这一提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是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即以44票对7票（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就说明联合国中多数国家已经对中国失望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2、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本来是指日可待的，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虽然对此有所延搁，但美国这时仍有意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保持一段距离。如果及时停战，并按照联合国建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会议讨论台湾问题，据当时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倾向性意见看，台湾问题的解决要比后来简单和有利得多。但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建议后，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不仅多数国家的立场转向不利于中国，美国政府也迅速加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联系和援助。1951年2月16日，根据国务院的要求，杜鲁门专门拨出5亿美元，作为对国民党陆军的无偿援助。此外，国防部还为援助台湾准备好了价值520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和1600万美元的空军装备。1952年美国对台湾又提供了大约3亿美元的援助。特别是1952年3月22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文件强调了台湾对美国在远东的地位的“极端重要性”，还提出了三点政策性主张：第一，在必要时采取单方面行动，确保台湾能用作美国军事基地；第二，第七舰队继续行使保护台湾的使命；第三，发展台湾的军事潜力。这种政策性转变随着战争的拖延而越来越走向极端，直到战后1954年底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签订。台湾回归终于成为一种遥遥无期的政治愿望。
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变化怎样？
中美关系进入最坏的时期。政治因素：认定中苏铁板一块。感情因素：战争伤亡引起的社会舆论偏向。表现形式：经济封锁，东南亚集体安全条约，对台湾的军事援助等等。毛泽东则把反对美帝国主义作为继续革命的动力。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造成中美对抗达22年。
中国在解放台湾之前就介入韩战的背景是什么？
美国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激怒了毛泽东，决心与美国一战，但从军事角度考虑，中共进攻台湾条件不成熟，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又得不到苏联支持。而朝鲜半岛则是苏联、朝鲜和所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期待中国介入的战场，所以，毛泽东决定在朝鲜与美国一决高低。
中国怎样对待回国的战俘？
我对此没有研究，中国有几本关于战俘方面的书。我所知道的情况是，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被俘总计21000人，停战后直接遣返回国的三批共4800人（5月28日接收伤病员1030人）。自1953年8月16日回国后全部安置在辽西省昌图县三区的5-6个村镇中，这一地区偏僻，交通不便，对这些回国战俘的管理很差，住房漏雨，缺衣短鞋，暂时不许与家里通信。从历史传统上，中国人看不起俘虏，从政治上讲，对这些人也不信任。总之，他们的命运是悲惨的。
2000年4月12日于香港中文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