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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教师萧瀚被停课事件调查
作者：共识网综合   发布时间：2010-3-26 9:47:34

法学院院长薛刚凌选择了沉默

萧瀚问薛刚凌：能否拿出正当的合乎学术规范的程序来告知我，为什么停我的课？为什么侵犯我上课工作的权利？为什么侵犯学生听我的课的权利？
南方周末：中国政法大学教师萧瀚被停课事件调查
记者 黄秀丽
法学教师萧瀚被停课，引发关于学术自由的讨论风波。一方说，教学自主是世界通则；另一方说，人性可以洒脱，教学应有规矩。如何面对大学里的“异类”，似乎真的成了高校领导的难题。
大学教授有没有教学自主权？3月21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因“不明原因”被停课，发出公开信矛头直指学院院长薛刚凌。萧瀚认为，法学院的行为侵犯了教授自由。
继前年“杨帆门”事件后，萧瀚有点被迫地再次站在了舆论前沿。巧合的是，去年被停课的政法大学讲师滕彪今年刚刚复课。有人因此戏称，学校专门安排两人“轮流倒班”。3月23日，法学院会议正式宣布萧瀚停课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教师资格证”。
悄无声息停课
早在2009年底，萧瀚的学生告诉他，下学期不能选他的课了，课表里没有排他的课。萧瀚到教务部门询问，“证实不是系统出了纰漏”。按原计划，萧瀚将在2010年继续教授本科生“宪法学案例”，恢复以往的“中国宪政史”，以及研究生课程“经典著作导读”。
今年40岁的萧瀚6年前以北大法学院硕士的身份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担任教师，几年来，萧瀚在社会事件上的犀利言辞令他进入公共视野。2008年初，萧瀚和同校教授杨帆因师道尊严发生冲突，成为公共人物。
萧瀚被停课的信息是从去年底院务会上流传出来的。据参加过院务会的教师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院领导称是学校的意思，但没有给出停课理由，“稀里糊涂的”。“遗憾的是，我们都是通过非正常途经了解到的。”同事王建勋说。
是因为讲课不好吗？多数师生认为不太可能。据萧瀚自己介绍，在学生对老师授课的评价中，他的评分一直高于学院平均分。
更多的人猜测停课可能与萧瀚在公共话题上的表现有关。“邓玉娇事件”中，萧瀚连写27篇博文，呼吁程序正义，痛陈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对律师辩护权利的侵害。“不明真相之际，鸡蛋和石头较量中，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这句签名在网络上得到迅速流传。
在一些影响较大的事件中，萧瀚似乎从不沉默。然而，即使是学院较为保守低调的学者，也认为他的文章“总体上比较理性。这些言论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得到”。
萧瀚所在的行政法研究所所长何兵，为恢复萧瀚的课做了很多努力。有教师甚至拿出民国时北大校长保护教授做例子，“保护自己的老师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事情似乎曾有过转机。“听说给我安排了研究生的课，同事们希望我忍一忍，我答应了。”萧瀚说。然而新学期已开学3个星期，仍然没有他的课，也没有等到薛刚凌院长的解释。萧瀚最终决定以公开信的方式维权———“就教授自由问题请教薛刚凌院长”（原文附后）。
公开信的发出，让协调此事的同事们明白“工作没有做成功”。他们理解萧瀚的行为，“这种事不可能有正常的、平等的渠道沟通”。
“基本原则”
萧瀚记得，薛刚凌曾找过他谈过一两次话，要求他上课遵循四个“基本原则”。
47岁的薛刚凌是行政法领域的知名学者，连续担任法学院两任院长。在公开信中，萧瀚称薛刚凌为“处长教授”。
《中国宪政史》是本科生的选修课，这堂需要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课程，萧瀚将全部课时用完，据说还讲不完“先秦”。这个特立独行的讲课方式很多老师确实不能认同。但萧瀚的看法是在课程上已经安排了通史性专题，他说，对学者来讲，重要的是将他思考的内容和方法呈现给学生，而不是死搬教学大纲。
这门课最终还是在2009年下半学期被停掉了。萧瀚说，没有给出理由。
关于这个问题，学者贺卫方对萧瀚表示支持。他拿陈寅恪做例子，陈在清华大学国学院讲授唐代历史时，光《长恨歌》的前四个字就讲了六七节课。
年终申报学术成果时，萧瀚几乎不填表，只填过一次，上面还写着：“大学不是养鸡场，不要以为给了饲料就得下蛋，那是鸡的事业，不是学者的事业。”萧瀚也基本不参加院里的各种会议，仅有的几次，“还公开让领导下不来台。”据一位老师介绍，有一次院里开总结会，前面的人发言都是表扬肯定之词。萧要求发言，开口却是：“这都是废话，这样的会没必要开。”
一位法大的老师说，他对萧瀚的这些做法并不认可。他认为，高校的行政化的确是个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机构成员，还是要遵守基本必要的机构伦理和规则。
法学院的教师对萧瀚的授课风格也分为两派意见。宪法研究所副教授张吕好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说，一方认为教学自主是世界通行的教师与学术伦理。另一方认为，讲课不能过于随便化，还是要有一定范围，“人性可以洒脱，教学应有规矩”。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他讲课内容出格或者作风自由散漫就停课，“太过激烈”。
天天讲“为权利而斗争”
萧瀚被停课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事发后一天，法学院院长薛刚凌和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都未就南方周末记者的提问作出回应。
就在公开信发出第三天，媒体陆续报道后，3月23日下午，法学院召开院务委员会议，正式宣布了“停课原因”———萧瀚没有教师资格证。
这个被萧瀚称为“被逼到墙角才拿出的理由”，他并不认可。萧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4年初，他进入政法大学的时候，曾在张树义、何兵等6位教授面前当面试讲，证明他的授课能力得到了这个学术共同体的认同。6年来，关于这个问题也从未受到质疑。
按照现行规定，高校教师入校后必须参加由教育部主导的教师认证考试，考试通过方可获得教师资格证。萧瀚一直拒绝参加这个考试，他认为，政府没有权力审查教师资格。
这些年频频发生的教师停课、解聘事件也颇令学界担忧。比如2005年吉林艺术学院教师卢雪松因讲课内容涉及右派人物，被学生告发后停课。一些大学老师开始担心自己言论不小心“越界”，或者不再敢就公共问题发言。“学院的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了教授的学术自由，也是对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方向的打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说。
王建勋的另一层担忧则是这类停课没有正式发文，也不通知被停课者，让类似萧瀚这样的人没有救济途径。“我们在课堂上天天讲‘为权利而斗争’(指德国法学家椰林的名著《为权利而斗争》，记者注)，呼吁程序正义高于实体正义，无论是我，还是萧瀚、薛刚凌，我们讲的都是一样的。然而现实生活却是这样一个悲哀。”
附：
萧瀚：就教授自由问题请教薛刚凌院长
薛刚凌院长，您好！
首先要说明，这是一封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将通过我的新浪博客“追遠堂”（http：//blog.sina.com.cn/xhzyt）和网易博客“追遠堂”（http：//xiaohanzyt.blog.163.com/）公之于社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目前的高校学术制度，决定了你我之间不存在内部平等交流的机制，不公之于众，无以对付潜规则。再者，此事也不完全是我个人私事，它天然地涉及高校的学术自由、教授自由原则，有资格进入公共议论领域。
要谈的事很简单，就是本学期我在本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被莫名停课。
早在上个学期末本科生、研究生们选课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课表上没有我的课，而本来至少在本科部应该有“宪法学案例”或“行政法案例”以及我要求恢复的“中国宪政史”（这门课上个学期就被剥夺，而且没有任何程序），在研究生院应该有“经典著作导读”。
我从各方打听到的情况是我的课确实已被停掉。管排课的教学科研办也证实这不是排课系统的纰漏。
令我惊讶的是，您没有给我办过任何正式的停课手续：您也没有正式知会我停课的原因、理由、程序，更没有任何书面文件确定这件事情，仿佛停掉一位教师的课是可以不需要任何程序的。
薛刚凌院长，您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停我的课，我没有兴趣了解。在我确知被停课之后，一直耐心等待您找我告知停课的理由和程序，但至今开学已整整三周，您依然没有向我正式解释此事。
我以为这涉及到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就是现代文明世界最基本的学术准则：教授自由的问题。
自2004年1月至今，我到中国政法大学已有整整六年。反省这六年的工作，我自认为与世界通行的教师与学术伦理是基本吻合的。
我所讲授的《中国宪政史》（您知道我曾多次向您提过希望改名为“中国权力史”），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您曾经不解甚至诟病的所谓“讲不出先秦问题”。由于课时有限（36个课时），以及我在课程内容安排上所涉及的通史性专题（例如关于中国历史上罪己诏的通史研究、三次重大制度革命的通史观研究、“封建”概念与中国土地制度、礼治与权力制衡等），而且还由于每学期我都因为思考的进一步加深而增加内容，导致从历史时段上看，常常讲不出先秦。
至于宪法学案例课、行政法案例课，我也都按照自认为合适的方式安排，曾在研究生院开设的“先秦社会理论”（由于行政要求，我不得不将课名改为“先秦公法研究”——这当然是个莫名其妙的课名，但这是无奈之举，不然不让开。）上了一学期以后，我认为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调整，为此暂停。
我所讲授这些课程的效果在历学期的学生评价中，一直高于院平均分（如果我没记错，通常会高于平均分1—4分，院里有案可查），虽然我并不认为学生的评价就是最终标准，我也不敢说自己讲的通通都是真理，但我至少遵循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学术伦理，尽可能将我自己思考的方法和结果示之于学生，并与学生尽可能多地互动式交流讨论。每学期末，对学生们考查时，为了尽可能地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对学生的考核作业，我通常不限制文体，只要求他们写作与本课程有关主题的内容，篇幅不少于3000字。
在这六年中，我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多，也不认为有多大价值，如果没记错，可能填过一回所谓的学术成果表，其他的我都放弃，不参与考评，为此年终奖金通常只拿个两千元左右的“安慰奖”，当然，这是我心甘情愿的事情。因为对所谓的学术成果我有自己的想法，在我目前的年龄与学养阶段，我不可能也不应该“硕果累累”。假如不幸著作等身，用不着别人鄙视，我自己就先鄙视自己了。我尤其反对仅仅为了职称和奖金、课题而去写那些除了浪费纸张和读者时间、毫无知识增量的所谓论文。每年的学术垃圾早已有目共睹，不需要我再去增加。我曾在某一年的学术成果表里写过：“大学不是养鸡场，不要以为给了饲料就得下蛋，那是鸡的事业，不是学者的事业。”这个想法，我不会改变。
您对我很少参加院里的会议一直十分不满，我理解您的不满，但我坚持不参加，因为这些会议，大量的都只是充斥着官话套话的官僚会议，少量的学术会议中确也偶有闪光的思想，但总体而言，为这些会议花时间至少对我来讲是不值得的，我不能像买彩票一样去开会以增加学术性收益。等到哪天院里的学术活动正常化了，基本去行政化了，而不是您这个处长教授一手遮天了，我可能很愿意参加各类活动，包括会议。
大致回顾这六年来自己的工作，自省从未在学校、院里、课堂、会议上有过任何反人类言行，也从未有过违反学术伦理、教师伦理、滥用学术自由之言行，实在找不出停课的正当理由。那么，薛刚凌院长，您能否拿出正当的合乎学术规范的程序来告知我为什么停我的课？为什么侵犯我上课工作的权利？为什么侵犯部分学生听我的课的权利？
我不揣冒昧地猜想，中国政法大学可能并不需要一位以扼杀学术自由、扼杀教授自由、取缔教授自治为己任的法学院院长。
法学院教师：萧瀚
2010年3月21日
萧瀚接受北青报的采访全文
今天，北青报发表了题为“法大一副教授‘被停课’起风波”的报道，可能由于版面或其他原因，他们没有全文刊发我接受采访的内容，现将采访全文发布于此。
关于被停课
记者：您是去年12月底得知“被停课”，一直到3月21日发公开信，这期间学院就此事与您有任何的沟通吗？
萧瀚：这个决定是院长作出的，但她（薛刚凌）没有跟我有过任何正式的沟通和告知。
记者：您觉得把一名大学教师的课停掉，应该由谁、经过怎样的程序决定？怎样告知教师本人？
萧瀚：停掉一位教师的课，应该先由院学术委员会举行会议，对拟被停课教师进行质询，允许教师答辩，最后由学术委员会成员投票表决，作出决议，最后由院长执行、公示，被停课教师若对决议不服，可以向校学术委员会申辩，校学术委员会举行会议，教师再次答辩，再由校学术委员会投票表决，作出决议，由院长执行。
记者：“（写公开信）是因为目前的高校学术制度，决定了你我之间不存在内部平等交流的机制，不公之于众，无以对付潜规则。”当下什么样的机制，让教授和院长不能平等交流？“潜规则”指的是什么？
萧瀚：目前的高校管理存在严重的官僚化问题，因此，行政负责人员的权力大小往往跟他们本人的性格以及对学术自由的理解状态相关。有些行政负责人对学术有敬畏，尊重教师的教授自由、学术自由，在那种情况下，学术状况往往要好得多；有些行政负责人飞扬跋扈、一手遮天，把高校当军营办，这种情况下，学术状况就不可能很好——至少会导致许多教授把时间浪费在与学术无关的无聊事情上。
后一种情况下，教授们与这些行政负责人交流极其困难，因为一个有尊严的教师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些无论何时何地都居高临下的官僚。所谓潜规则，就是如果你处于弱势，而且没有外界的支持，你的正当权利可能就会被肆意践踏。
关于教师资格
记者：法学院将停课的原因解释为您没有教师资格证。学院多次让您参加培训，为什么不去？
萧瀚：这种事后的解释我不接受。另外，关于教师资格，我有自己的看法。我是2004年1月办理手续进法大的，之前的2003年，曾在昌平校区的办公楼行政法研究所当着张树义教授、马怀德教授、吴平教授、何兵教授等老师试讲并且通过，也就是说，我有没有讲课的能力是在进法大之前已经得到一个正当的学术程序检验，并且得到确认。
当然，即使在学术共同体认定了大学教师资格之后，资格的存续也并非一劳永逸，但至少至今尚未有任何学术共同体（例如本院或校学术委员会）质疑过我这六年的教学工作以及相应的教师资格。
记者：您了解高校教师资格培训的内容吗？
萧瀚：进校之后多年来，院里曾屡次发来电子邮件要求我参加教师资格培训，考取教师资格证，但我从来不曾理睬——我不认为教育行政机构有资格来确定我是否够格做大学教师，唯一有资格认定的是大学的相关学术共同体——而我已经经过这个共同体的认定。
我也不知道这项制度培训什么考核什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学术意义上的资格来培训来考核。
记者：想没想过拿不到教师资格证会影响到以后的执教？
萧瀚：想过，但无所谓——如果直接发给我，那我就收着，如果要去培训什么的，那就是浪费时间。
关于高校行政化
记者：您说自己的论文数量不多，只填过一回学术成果表，基本不参与考评，年终奖只拿“安慰奖”。如果职称、奖金、课题的分配不由学术成果（或者说论文）决定，您觉得高校的资源分配应该取决于什么，用什么衡量？
萧瀚：衡量一个教授的教学工作和学术工作优劣应该是学术委员会的事，还有很重要的学术共同体的口碑，这些事很难量化，因此，通常情况下，采取定薪制度是比较合理的，不需要什么分等级的年终奖之类的东西（当然薪水应该合乎一个教授应得的水准）。
学术活动不需要搞得像体育比赛一样，而且许多学术研究需要很长的周期，随意评奖（尤其周期过短、范围过窄的评奖活动是愚蠢的）往往是对学术进行功利化阉割的行为，至少未必能对学术活动起良性效应。
记者：现在的学术活动什么地方不正常？
萧瀚：所谓学术活动不正常，也就是说不需要那么多没质量的学术讨论会、几乎摊派式、逼债式、策论式的论文，更不需要对学术期刊进行行政化等级化分类，核心期刊之类的权威性地位不应该由政府行政部门设置，而应该由学术共同体自然形成。这些都造成中国学术的畸形生长，例如许多人永远不明白，学术活动是要对真理负责，而不是对其他任何东西负责，帝师、幕僚心态不除，中国学人永远不会有真问题——这种情况几乎遍及全国所有高校。
关于个人
记者：发这封公开信，想到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萧瀚：我发这封公开信，所能想到的最坏结果无非是将来不续聘教职——也就是说被赶出中国政法大学。
记者：一般的学者可能很愿意谈社会现象，但对本学校的事务却很少评论。您在过去多次对法大发生的事情发表看法，比如杨帆门、金仁淑剽窃事件，有没有过顾虑？领导有没有给过你压力？
萧瀚：我没有过什么顾虑，我对政法大学有些做法的批评，由于校领导从未给过我明确的压力，虽然我确实也可能给领导们带来一定麻烦，但我认为或许还有另一面，例如学界经常有人会说到校方容忍我的存在表现了他们的宽容精神。我认为在当下的社会条件下，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在这点上，即使是薛刚凌院长我也不会完全否定她曾经有过的容忍——哪怕她可能是无奈地忍受，至于其他的以及往届的学校许多领导就更不必说。
记者：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曾评价，“萧瀚是现行教育体制下的一个异类”。您认同这种评价吗？
萧瀚：我可能是个异类，但我并没有想做异类，我只是一直以来自觉地要求自己的研究和教学符合学术自由精神——虽然离完全做到还很遥远，但我一直在努力，因此而对不符合学术自由、损害学术尊严的各类管制有着几乎来自天性的厌恶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