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司徒雷登，魂兮归来（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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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万润龙
我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 ——司徒雷登
有两件事促使笔者把目光投向司徒雷登并赶写此文稿。
杭州恢复南宋御街中山路，此路南端紧靠南宋皇城根儿，北端至护城河。中山路北端的主题为“历史记忆”——这里有老街、古巷、名人名居，而司徒雷登故居就在这“历史记忆”路段之中。
在“大片”《建国大业》中，笔者对走马灯式出场的明星几乎没留什么印象，但那位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让笔者深深地记住。当解放军打进南京城，包括苏联大使在内的多国大使均匆匆撤离当时为国民党政府首府的南京，但司徒雷登大使坚持留守南京。
毛泽东同志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因进入中学语文课本而让司徒雷登成为中国人尽皆知的人物，而且在以往的半个多世纪基本是以“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代表被国人认知。几年前，杭州修复司徒雷登故居，与该故居邻路而居的笔者屡屡造访故居，开始发现这位自称“杭州儿子”的美国人其实并不“反动”。直至这次看了《建国大业》，以及电视连续剧《解放》、《东方红1949》等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发现司徒雷登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还原其好人和朋友的身份。司徒雷登故居所在区域杭州下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国琴向笔者断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司徒雷登是一位值得研究和敬重的美国朋友。
杭州儿子
杭州中山北路的耶稣堂弄口有一座外国人的铜像，这就是司徒雷登的铜像。铜像是2007年1月8日立在路边的。铜像背后的院子内有司徒雷登的故居，而北侧与故居相邻的则是基督教天水堂。
司徒雷登的父亲叫司徒约翰。1868年，他被美国南长老会派遣到中国传教，1869年初到达杭州，1875年左右搬入耶稣堂弄的传教士住宅，在杭州生活了45年，杭州人叫他司徒尔。1875年，司徒约翰开始主持胡郝礼拜堂，并在礼拜堂的原址重建教堂，这就是今天的基督教天水堂。1913年秋，司徒约翰去世，享年72岁，安葬在杭州九里松的基督教南长老会墓地。
司徒雷登的母亲名叫玛丽。1874年，她随司徒约翰来到杭州，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这也是中国的第二所女子学校。此校后来与另外几所女校合并为著名的杭州弘道女学。1925年，玛丽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她的灵柩从北京运回杭州，与司徒约翰合葬。
司徒约翰和玛丽生有四个儿子，全都出生在杭州。司徒雷登是长子，另三子依次为戴维、华林和罗伯特。罗伯特8岁夭折，戴维1909年因意外事故去世，也葬于杭州九里松墓地。华林1910年被聘为之江大学教授，1916年至1922年就任之江大学第三任校长。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的传教士住宅内。他在中国生活、工作了56年，其中有14年是在杭州度过。这期间，他穿中式服装，和杭州小孩一起玩耍。他首先会说的语言不是英语而是杭州话。他11岁回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1904年年底，司徒雷登带着新婚的妻子回到中国，他给妻子取了个中国名字路爱玲。1906年，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在杭州出生。1908年夏，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此后，司徒雷登又回杭州数次，却没有在杭州长住。
司徒雷登在杭州生活了三年半。他的身份是湖山堂牧师，经常外出传教，并在弘道女学等教会学校任教。司徒雷登还参与了之江大学的筹建工作，是大学董事会的成员。
1946年10月18日，刚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应当时杭州市市长周象贤和杭州基督教青年会等单位的邀请，开始访问杭州。10月19日上午，司徒雷登到耶稣堂弄故居和基督教天水堂访问，看望传教团的教友，受到小学生的列队欢迎。随后抵达之江大学，向在校学生作了演讲。中午，司徒雷登出席了28个群众团体联合在大华饭店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下午，杭州基督教青年会举行抗战后的复会典礼，司徒雷登用杭州话致词，他深情地讲到：“我是生在杭州的，所以杭州是我的故乡。不过我已十多年未到这里了，我认为西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了。”会后举行了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的仪式，周象贤市长向司徒雷登赠送象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这把金钥匙如今陈列在杭州司徒雷登故居，依然金光灿灿。
10月20日上午，司徒雷登到基督教湖山堂做礼拜，发表即席演讲。之后，去九里松祭扫了父母和兄弟的墓地。下午，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的校友一起泛舟西湖。在游船上，司徒雷登遥指雷峰塔的方向，向同行者描述了雷峰塔未倒塌前的夕照美景和它蕴涵的文化故事。10月21日，司徒雷登离开杭州。这一走成为永别。
司徒雷登写有日记和自传。他在自传中开篇第一句话写道：“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而在私下里，他经常称自己是杭州人。
杭州也没有把司徒雷登当外人。1946年9月9日，杭州市路名委员会决定：耶稣堂弄易名为司徒街。1985年，司徒雷登故居列入杭州市文物保护点。2004年12月，杭州市园文局将司徒雷登列为十大杭州名人。2005年6月6日，基本照原样修复的司徒雷登故居正式对外免费开放。如今，故居已成为司徒雷登纪念馆，前外交部长黄华（原燕京大学毕业生）为故居题写匾名。2006年，耶稣堂弄列入杭州市特色类改善道路，司徒雷登故居周边的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司徒雷登故居、天水堂、司徒雷登铜像和司徒约翰当年亲手栽种的银杏树、榉树构成了独特的人文历史景观。
2008年11月17日，在多方努力下，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于杭州安贤园的文星苑，躺在他身边的，多是生前从事艺术和教育工作的人们。墓碑上的字很简单：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美国驻华大使雷德专程赶到杭州出席了安葬仪式。雷德在致辞中称司徒雷登是“杭州的儿子”：“中国是司徒先生热爱的国家，司徒先生完成了他的旅程。因为他出生在杭州，今天他回到了这里。”雷德感慨地说：“如果司徒大使地下有知，看到今天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两国人民的友谊，我确信他会非常高兴的。”
燕京校长
1908年，司徒雷登担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爆发后，司徒雷登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1918年，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就合并达成一致。在选择校长人选时，司徒雷登被认为是“非他莫属”。
美国的教会领袖罗拨·史庇尔对司徒雷登有以下评价：他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学”（后改名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
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也在推荐词上说：司徒雷登的才华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俩。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对这项任命有过自己的评判：“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在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经得心应手，而且正在从事几项写作计划。”
当时，司徒雷登的许多朋友都认为那两所教会大学几乎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劝司徒雷登不要去。冰心先生的老师包贵思女士在她撰写的《司徒雷登传略》中回忆：“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与李荣芳博士）。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
尽管司徒雷登内心不愿意去当那个大学校长，但他还是走马上任了。在他看来，创建一所新大学可以更好地为中国服务，这与为自己的祖国美国服务没有区别。1919年6月，司徒雷登抵达北京，出任燕京大学校长。当时正处“五四”运动之后，学生游行示威的活动达到高潮，已经有一千多名学生遭当局逮捕。6月8日是计划与学生正式见面的日子，也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但那一天被捕的学生被释放，燕大学生都顾不得欢迎新校长，而去大街上欢迎那些被释放的同学。
1998年，克林顿访华。在北大演讲时，他用了这样一个开场白：“1919年6月，就在这里，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准备发表第一个毕业典礼致辞。他准时出场，但学生一个未到。学生们为了振兴中国的政治文化，全部走上街头领导‘五四’运动去了。我读到这个故事后，希望今天当我
走进这个礼堂时，会有人坐在这里。”
司徒雷登接手的大学实在过于简陋：五间教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此厅也兼用于开会，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一座两层的厂房，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需要马上更换校址，否则难以发展。司徒雷登开始募捐，却屡遭白眼。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他寻找燕京大学新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成为著名的西山。”
司徒雷登找到了这块地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陈树藩被司徒雷登这位美国人的举动所感动，他只要了六万大洋就把这块地让了出来，而且把其中的两万元捐给大学作奖学金。
筹款成为司徒雷登的主要事务。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美国大约募捐到250万美元，成为燕京大学的主要经济来源。司徒雷登同时向中国的军阀、政客、名流募捐，其中
包括段祺瑞、颜惠庆、冯玉祥、梁启超等。
有一次，司徒雷登和号称“五省总司令”的孙传芳见面。孙好奇地问：“为什么你们外国人要到中国来教育中国人呢？”司徒雷登回答：“文明不是民族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如果把各个民族的文明融合为一体，那么就能加深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同古老的中国文化合作，以帮助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孙传芳当场就把随身带的一百美金捐给司徒雷登，随后又慷慨地捐了二万美金，并把儿子送进燕京读书。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他向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募捐的情形。1923年，司徒雷登第一次去东北见张作霖。张作霖听了司徒雷登的来意后说：“你办的教育事业本来是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现在你做了，我十分感谢！”当场捐款五千大洋。以后，只要司徒雷登开口，张总是毫不推脱，慷慨出手。张作霖还把儿子张学曾送进了燕京。
从1934年到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给燕京大学拨款6万元，并从“庚子赔款”中每年再增拨1.5万元，燕京大学成为当时受到政府财政补贴的20所私立大学之一。从1920年到1936年的16年中，司徒雷登至少募集了2000万元经费。其中国民党政府的拨款加上中国各界的捐款，约占燕京每年经费来源的十分之一。
有了新校舍和办学经费，司徒雷登又全力聘请名师到学校执教。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他延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20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宿……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王种翰等等，都是那一时期的学生。
司徒雷登了解到1914年去世的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并由美国哈佛大学和中国北京大学来管理这笔基金。司徒雷登说服了基金管理者，于1928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
1935年，燕京大学已经享誉海内外。但司徒雷登认为当时的中国政府部门对燕京大学却重视不够。一次，司徒雷登向蒋介石发出了这样的抱怨。蒋介石立即为司徒雷登在南京安排了一次演讲。在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率领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在内的各院、部和三军负责人近200人聆听了司徒雷登的演讲。从此以后，燕京的毕业生成为政府部门招聘时的优待对象。
司徒雷登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把学生当作自己的晚辈，他能够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每个新学年开学典礼，司徒雷登总会挨个与新生握手，并俯身询问他们的姓名。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他确立的办学方向一开始就摆脱了教会大学狭隘的宗教范畴，使燕京弥漫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他在聘请教授时，只问有没有真才实学，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也不管学术流派。他力图要把燕京办成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所传授的真理应该是没有被歪曲的真理，至于信仰什么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在他看来，大学教育无非就是给每个学生以选择的自由。“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将《圣经》中的这两句话熔铸在一起，确立为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决定让燕京大学留在北京。他在燕园升起美国国旗，又在校门上贴出公告，不准军人进入。司徒雷登并不认同共产党，但抗日刊物以及各种进步的刊物却能够在燕京大学正常出版。由于司徒雷登的兼容胸怀，抗日救亡成为这所教会大学的最强音。“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甚至亲自带领燕京大学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就满脸笑容地对司徒雷登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游行队伍里的燕京大学师生挥手致意，并高呼“燕京大学同志们万岁！”但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这所著名的教会大学被撤销，其文科和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校园也归属北京大学。
司徒雷登对此感到不解。但他在1955年立下遗嘱，毅然选择火化，并希望将骨灰葬于他一手创办的校园，与夫人为伴。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辞世，她的墓地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如今，燕大墓地早已改作社区体育活动场，只有周围的松树林尚存。
大使心迹
1946年7月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出两点要求，一个是任期结束后希望回到燕京大学继续教书，并希望自己的学生兼朋友傅泾波继续当他的助手。杜鲁门同意了他的要求。
各界朋友在北京为司徒雷登举行了欢送会。会上，司徒雷登突然发现了认识多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司徒雷登在即席发言中说：“胡适先生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指辞去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
而在私下里，司徒雷登则对当时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成员陈芳芝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
但这段大使生涯让司徒雷登心力交瘁。
司徒雷登的驻华报告显示出他的矛盾心迹。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本性开始暴露。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部分与会人士对国民党政协代表特别是孙科、王世杰、邵力子等进行剧烈的人身攻击。司徒雷登在驻华报告中认为：“根本症结在于，国民党企图修改政协决议，改内阁制（行政明确对立法负责）为总统制（总统被赋予至高权力，并无类似美国政府有关监察和制衡权力的约束）。同样，政协地方省宪的概念，也与国民党高度集权的国家统治理念格格不入。”
由于以上原因，原定于1946年5月5日召开的“制宪国大”不得不延期至11月12日。国共内战也因此重开。10月11日，蒋介石宣布“制宪国大”如期举行，以迫中共屈服。司徒雷登认为这反映了蒋介石的“独裁专横倾向”。
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在中共和中国民主同盟拒绝参加的情况下，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12月25日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司徒雷登讥讽与会的青年党、民社党及多数无党派代表为“民主花瓶”。
1948年2月18日，司徒雷登通过驻南京的美国新闻处发表了致中国人民书。这在外国驻华大使中极其罕见。司徒雷登说，这一声明“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赞成”。
司徒雷登说：“不论美国物资援助之数量如何，均不足以供应中国政治安定和经济复兴之需求。最主要之力量，仍为中国人民，且尚需有牺牲小我为公共福利努力之赤诚决心。”
司徒表示，为了人民的利益，解决两党对立的方法是恢复国共谈判，并寻求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对于宪政民主，司徒认为：民主政府不仅为民享、而且为民治之政府。本此民主真义，人民宜不断以开明舆论监督政府，防止官吏乱用职权。因此，即需有言论、出版之自由，及自由采访或公正报道新闻之自由。在极权制度之下，此类自由均不能存在。
有材料显示，在“行宪国大”筹备期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司徒雷登有过接触。
1943年2月，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中共秘密党员）在重庆召开民主同志座谈会。抗战胜利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分别成立。1947年11月12日（孙中山83岁诞辰日），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开幕，选举宋庆龄为总主席，李济深为副总主席。李济深致辞表示：蒋介石窃党卖国破坏和平；强调三民主义为最适合中国环境的主义；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即三民主义，任何政党的党纲均不能超出三民主义的范围。
1948年1月1日，在香港坚尼地道举行了民革正式成立大会。推举宋庆龄为民革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同年3月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对“民革”的成立表示欢迎。
司徒雷登的《驻华报告》第一次提及“民革”是1948年4月17日。他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引用民革负责人蔡廷锴当日的谈话，说宋子文告诉李济深，国民党政府有可能在大约3个月内崩溃，而蒋介石将失去权力。蔡廷锴暗示李济深希望在6个月内发动军事起义。司徒雷登还透露了他在近期访问广东时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与他的谈话内容，宋认为如果中央政府垮掉，蔡廷锴会与他（宋子文）合作。
司徒雷登在1948年10月14日的《报告》认为，蒋介石从政坛上消失是“指日可待”，而美国“必须谨慎地注意事态的发展”。他认为，由于蒋介石“没有能力认识中国最近的发展，并使自己适应这些发展、变化”，所以“民革得到广泛的支持”。民革的“基本目的是在中国建立新的国民党政府”，而李济深打算组织的是“联合政府”，并与中共进行了协商。司徒雷登认为，“李济深被普遍承认是称职的行政官员，他的爱国精神和个人品格也无懈可击”。司徒雷登表示，如果在中国组成全国联合政府，这正与中共目前的政策相符合。
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还说过这样的话：为了把握问题的症结，我们不仅要扫除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恐惧，而且应该以充满希望、富有成效的精神来敏思、果断。国民党中存在大量令人痛惜和谴责的弊端，而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毕竟具有很多值得称赞的造福于民的优点。假如国共双方的优良品质能互补，融为一体，捐弃前嫌，这将是一个极妙的联合。
司徒雷登甚至打算与中共高层接触。1949年3月10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报告：“请求授予我与中共高级领导会谈”。报告说：“我希望我不仅作为美国官方代表与共产党接触，而且也作为一个久居中国，致力于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进步，致力于造福于中国人民而联络两国关系的中国人民的朋友与共产党接触。无论他们怎样将我等同于好战的帝国主义分子而对我不加信任，我希望我以前的活动以及我与中共许多人的个人交往是不会使他们忽视的。”
最后一次国共谈判破裂后，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美国大使馆内当时有三种意见：（1）南迁广州；（2）滞留南京；（3）回华盛顿述职。司徒雷登积极赞成第二种意见，而坚决反对第三种意见。
司徒雷登随后于5月5日让助理傅泾波打电话给时任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的燕大学生黄华。次日，傅与黄相见。在交谈中，傅建议黄去看望一下“老校长”，黄同意。
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决定，中共方面十分关注。毛泽东于1949年4月28日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并特地将在天津工作的燕大学生黄华调至南京，从事与滞留南京各外交使节的联络工作。5月10日，毛泽东指示中共南京市委与华东局，可以与司徒雷登会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要“多听他讲话，少说自己的意见”。
5月13日，黄华以燕大毕业生的身份来到司徒雷登住所，学生和昔日的校长谈了近两个小时，司徒雷登和黄华对这次会面都留下了文字材料。会见中，司徒雷登告诉黄华，他已接到美国方面的指示，让他与中共进行接触和会谈。他说，自己的奋斗目标是统一、和平、真正的民主政府和国际友善。
6月6日，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南京军管会外事处进行第二次谈话，在这次以茶叙为形式的谈话中，增加了林克（燕大学生，后任毛泽东的英文秘书），傅泾波也在场。后来，黄华向上级作了汇报以后，乃有了去函邀请司徒雷登北上之议。
6月28日，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话。黄华告诉司徒雷登，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欢迎司徒重访北平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表示：“此时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方朝着承认共产党政权跨出的第二步（第一步是我留在南京）。”
7月2日，美国国务院回复司徒雷登：不同意他在目前形势下赴北平。
作为传教士出身的大使，司徒雷登并不称职。他是一个教育家而非政治家，因此书生气十足。比如，他请罗隆基向周恩来传话，说只要中共不成为苏联的附庸，他可向美国政府建议贷款60亿美元，以帮助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就是明显的例子。他对中国真的有很深的感情，他甚至想在返回美国停留一段时间以后，重新返华，并请求美国国务院拟出他“重新返华而又不违反国际惯例的某种方案”。
司徒雷登的言行令蒋介石十分恼火，他将国民党军队在国共内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归咎于司徒雷登对其“支持不力且背后拆台”。蒋介石到台湾之初，明确表示不希望司徒雷登再到台北履新。
司徒雷登回到华盛顿后郁郁寡欢。美国国务院向回国的司徒雷登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曾为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晚年生活在他的助手傅泾波在美国的家中，每月靠教会补贴的600美元度日。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悄然去世。他在遗嘱中表示，将当年周恩来送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并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这两条遗嘱均已如愿。（本稿件完成过程中参阅了《司徒雷登日记》、《司徒雷登自传》、《司徒雷登传》、《司徒雷登与西湖》、司徒雷登大使《驻华报告》等书籍、文稿）
我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 ——司徒雷登
有两件事促使笔者把目光投向司徒雷登并赶写此文稿。
杭州恢复南宋御街中山路，此路南端紧靠南宋皇城根儿，北端至护城河。中山路北端的主题为“历史记忆”——这里有老街、古巷、名人名居，而司徒雷登故居就在这“历史记忆”路段之中。
在“大片”《建国大业》中，笔者对走马灯式出场的明星几乎没留什么印象，但那位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让笔者深深地记住。当解放军打进南京城，包括苏联大使在内的多国大使均匆匆撤离当时为国民党政府首府的南京，但司徒雷登大使坚持留守南京。
毛泽东同志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因进入中学语文课本而让司徒雷登成为中国人尽皆知的人物，而且在以往的半个多世纪基本是以“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代表被国人认知。几年前，杭州修复司徒雷登故居，与该故居邻路而居的笔者屡屡造访故居，开始发现这位自称“杭州儿子”的美国人其实并不“反动”。直至这次看了《建国大业》，以及电视连续剧《解放》、《东方红1949》等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发现司徒雷登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还原其好人和朋友的身份。司徒雷登故居所在区域杭州下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国琴向笔者断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司徒雷登是一位值得研究和敬重的美国朋友。
杭州儿子
杭州中山北路的耶稣堂弄口有一座外国人的铜像，这就是司徒雷登的铜像。铜像是2007年1月8日立在路边的。铜像背后的院子内有司徒雷登的故居，而北侧与故居相邻的则是基督教天水堂。
司徒雷登的父亲叫司徒约翰。1868年，他被美国南长老会派遣到中国传教，1869年初到达杭州，1875年左右搬入耶稣堂弄的传教士住宅，在杭州生活了45年，杭州人叫他司徒尔。1875年，司徒约翰开始主持胡郝礼拜堂，并在礼拜堂的原址重建教堂，这就是今天的基督教天水堂。1913年秋，司徒约翰去世，享年72岁，安葬在杭州九里松的基督教南长老会墓地。
司徒雷登的母亲名叫玛丽。1874年，她随司徒约翰来到杭州，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这也是中国的第二所女子学校。此校后来与另外几所女校合并为著名的杭州弘道女学。1925年，玛丽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她的灵柩从北京运回杭州，与司徒约翰合葬。
司徒约翰和玛丽生有四个儿子，全都出生在杭州。司徒雷登是长子，另三子依次为戴维、华林和罗伯特。罗伯特8岁夭折，戴维1909年因意外事故去世，也葬于杭州九里松墓地。华林1910年被聘为之江大学教授，1916年至1922年就任之江大学第三任校长。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的传教士住宅内。他在中国生活、工作了56年，其中有14年是在杭州度过。这期间，他穿中式服装，和杭州小孩一起玩耍。他首先会说的语言不是英语而是杭州话。他11岁回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1904年年底，司徒雷登带着新婚的妻子回到中国，他给妻子取了个中国名字路爱玲。1906年，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在杭州出生。1908年夏，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此后，司徒雷登又回杭州数次，却没有在杭州长住。
司徒雷登在杭州生活了三年半。他的身份是湖山堂牧师，经常外出传教，并在弘道女学等教会学校任教。司徒雷登还参与了之江大学的筹建工作，是大学董事会的成员。
1946年10月18日，刚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应当时杭州市市长周象贤和杭州基督教青年会等单位的邀请，开始访问杭州。10月19日上午，司徒雷登到耶稣堂弄故居和基督教天水堂访问，看望传教团的教友，受到小学生的列队欢迎。随后抵达之江大学，向在校学生作了演讲。中午，司徒雷登出席了28个群众团体联合在大华饭店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下午，杭州基督教青年会举行抗战后的复会典礼，司徒雷登用杭州话致词，他深情地讲到：“我是生在杭州的，所以杭州是我的故乡。不过我已十多年未到这里了，我认为西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了。”会后举行了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的仪式，周象贤市长向司徒雷登赠送象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这把金钥匙如今陈列在杭州司徒雷登故居，依然金光灿灿。
10月20日上午，司徒雷登到基督教湖山堂做礼拜，发表即席演讲。之后，去九里松祭扫了父母和兄弟的墓地。下午，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的校友一起泛舟西湖。在游船上，司徒雷登遥指雷峰塔的方向，向同行者描述了雷峰塔未倒塌前的夕照美景和它蕴涵的文化故事。10月21日，司徒雷登离开杭州。这一走成为永别。
司徒雷登写有日记和自传。他在自传中开篇第一句话写道：“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而在私下里，他经常称自己是杭州人。
杭州也没有把司徒雷登当外人。1946年9月9日，杭州市路名委员会决定：耶稣堂弄易名为司徒街。1985年，司徒雷登故居列入杭州市文物保护点。2004年12月，杭州市园文局将司徒雷登列为十大杭州名人。2005年6月6日，基本照原样修复的司徒雷登故居正式对外免费开放。如今，故居已成为司徒雷登纪念馆，前外交部长黄华（原燕京大学毕业生）为故居题写匾名。2006年，耶稣堂弄列入杭州市特色类改善道路，司徒雷登故居周边的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司徒雷登故居、天水堂、司徒雷登铜像和司徒约翰当年亲手栽种的银杏树、榉树构成了独特的人文历史景观。
2008年11月17日，在多方努力下，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于杭州安贤园的文星苑，躺在他身边的，多是生前从事艺术和教育工作的人们。墓碑上的字很简单：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美国驻华大使雷德专程赶到杭州出席了安葬仪式。雷德在致辞中称司徒雷登是“杭州的儿子”：“中国是司徒先生热爱的国家，司徒先生完成了他的旅程。因为他出生在杭州，今天他回到了这里。”雷德感慨地说：“如果司徒大使地下有知，看到今天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两国人民的友谊，我确信他会非常高兴的。”
燕京校长
1908年，司徒雷登担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爆发后，司徒雷登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1918年，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就合并达成一致。在选择校长人选时，司徒雷登被认为是“非他莫属”。
美国的教会领袖罗拨·史庇尔对司徒雷登有以下评价：他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学”（后改名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
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也在推荐词上说：司徒雷登的才华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俩。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对这项任命有过自己的评判：“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在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经得心应手，而且正在从事几项写作计划。”
当时，司徒雷登的许多朋友都认为那两所教会大学几乎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劝司徒雷登不要去。冰心先生的老师包贵思女士在她撰写的《司徒雷登传略》中回忆：“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与李荣芳博士）。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
尽管司徒雷登内心不愿意去当那个大学校长，但他还是走马上任了。在他看来，创建一所新大学可以更好地为中国服务，这与为自己的祖国美国服务没有区别。1919年6月，司徒雷登抵达北京，出任燕京大学校长。当时正处“五四”运动之后，学生游行示威的活动达到高潮，已经有一千多名学生遭当局逮捕。6月8日是计划与学生正式见面的日子，也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但那一天被捕的学生被释放，燕大学生都顾不得欢迎新校长，而去大街上欢迎那些被释放的同学。
1998年，克林顿访华。在北大演讲时，他用了这样一个开场白：“1919年6月，就在这里，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准备发表第一个毕业典礼致辞。他准时出场，但学生一个未到。学生们为了振兴中国的政治文化，全部走上街头领导‘五四’运动去了。我读到这个故事后，希望今天当我
走进这个礼堂时，会有人坐在这里。”
司徒雷登接手的大学实在过于简陋：五间教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此厅也兼用于开会，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一座两层的厂房，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需要马上更换校址，否则难以发展。司徒雷登开始募捐，却屡遭白眼。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他寻找燕京大学新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成为著名的西山。”
司徒雷登找到了这块地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陈树藩被司徒雷登这位美国人的举动所感动，他只要了六万大洋就把这块地让了出来，而且把其中的两万元捐给大学作奖学金。
筹款成为司徒雷登的主要事务。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美国大约募捐到250万美元，成为燕京大学的主要经济来源。司徒雷登同时向中国的军阀、政客、名流募捐，其中
包括段祺瑞、颜惠庆、冯玉祥、梁启超等。
有一次，司徒雷登和号称“五省总司令”的孙传芳见面。孙好奇地问：“为什么你们外国人要到中国来教育中国人呢？”司徒雷登回答：“文明不是民族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如果把各个民族的文明融合为一体，那么就能加深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同古老的中国文化合作，以帮助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孙传芳当场就把随身带的一百美金捐给司徒雷登，随后又慷慨地捐了二万美金，并把儿子送进燕京读书。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他向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募捐的情形。1923年，司徒雷登第一次去东北见张作霖。张作霖听了司徒雷登的来意后说：“你办的教育事业本来是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现在你做了，我十分感谢！”当场捐款五千大洋。以后，只要司徒雷登开口，张总是毫不推脱，慷慨出手。张作霖还把儿子张学曾送进了燕京。
从1934年到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给燕京大学拨款6万元，并从“庚子赔款”中每年再增拨1.5万元，燕京大学成为当时受到政府财政补贴的20所私立大学之一。从1920年到1936年的16年中，司徒雷登至少募集了2000万元经费。其中国民党政府的拨款加上中国各界的捐款，约占燕京每年经费来源的十分之一。
有了新校舍和办学经费，司徒雷登又全力聘请名师到学校执教。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他延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20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宿……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王种翰等等，都是那一时期的学生。
司徒雷登了解到1914年去世的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并由美国哈佛大学和中国北京大学来管理这笔基金。司徒雷登说服了基金管理者，于1928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
1935年，燕京大学已经享誉海内外。但司徒雷登认为当时的中国政府部门对燕京大学却重视不够。一次，司徒雷登向蒋介石发出了这样的抱怨。蒋介石立即为司徒雷登在南京安排了一次演讲。在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率领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在内的各院、部和三军负责人近200人聆听了司徒雷登的演讲。从此以后，燕京的毕业生成为政府部门招聘时的优待对象。
司徒雷登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把学生当作自己的晚辈，他能够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每个新学年开学典礼，司徒雷登总会挨个与新生握手，并俯身询问他们的姓名。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他确立的办学方向一开始就摆脱了教会大学狭隘的宗教范畴，使燕京弥漫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他在聘请教授时，只问有没有真才实学，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也不管学术流派。他力图要把燕京办成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所传授的真理应该是没有被歪曲的真理，至于信仰什么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在他看来，大学教育无非就是给每个学生以选择的自由。“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将《圣经》中的这两句话熔铸在一起，确立为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决定让燕京大学留在北京。他在燕园升起美国国旗，又在校门上贴出公告，不准军人进入。司徒雷登并不认同共产党，但抗日刊物以及各种进步的刊物却能够在燕京大学正常出版。由于司徒雷登的兼容胸怀，抗日救亡成为这所教会大学的最强音。“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甚至亲自带领燕京大学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就满脸笑容地对司徒雷登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游行队伍里的燕京大学师生挥手致意，并高呼“燕京大学同志们万岁！”但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这所著名的教会大学被撤销，其文科和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校园也归属北京大学。
司徒雷登对此感到不解。但他在1955年立下遗嘱，毅然选择火化，并希望将骨灰葬于他一手创办的校园，与夫人为伴。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辞世，她的墓地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如今，燕大墓地早已改作社区体育活动场，只有周围的松树林尚存。
大使心迹
1946年7月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出两点要求，一个是任期结束后希望回到燕京大学继续教书，并希望自己的学生兼朋友傅泾波继续当他的助手。杜鲁门同意了他的要求。
各界朋友在北京为司徒雷登举行了欢送会。会上，司徒雷登突然发现了认识多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司徒雷登在即席发言中说：“胡适先生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指辞去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
而在私下里，司徒雷登则对当时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成员陈芳芝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
但这段大使生涯让司徒雷登心力交瘁。
司徒雷登的驻华报告显示出他的矛盾心迹。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本性开始暴露。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部分与会人士对国民党政协代表特别是孙科、王世杰、邵力子等进行剧烈的人身攻击。司徒雷登在驻华报告中认为：“根本症结在于，国民党企图修改政协决议，改内阁制（行政明确对立法负责）为总统制（总统被赋予至高权力，并无类似美国政府有关监察和制衡权力的约束）。同样，政协地方省宪的概念，也与国民党高度集权的国家统治理念格格不入。”
由于以上原因，原定于1946年5月5日召开的“制宪国大”不得不延期至11月12日。国共内战也因此重开。10月11日，蒋介石宣布“制宪国大”如期举行，以迫中共屈服。司徒雷登认为这反映了蒋介石的“独裁专横倾向”。
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在中共和中国民主同盟拒绝参加的情况下，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12月25日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司徒雷登讥讽与会的青年党、民社党及多数无党派代表为“民主花瓶”。
1948年2月18日，司徒雷登通过驻南京的美国新闻处发表了致中国人民书。这在外国驻华大使中极其罕见。司徒雷登说，这一声明“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赞成”。
司徒雷登说：“不论美国物资援助之数量如何，均不足以供应中国政治安定和经济复兴之需求。最主要之力量，仍为中国人民，且尚需有牺牲小我为公共福利努力之赤诚决心。”
司徒表示，为了人民的利益，解决两党对立的方法是恢复国共谈判，并寻求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对于宪政民主，司徒认为：民主政府不仅为民享、而且为民治之政府。本此民主真义，人民宜不断以开明舆论监督政府，防止官吏乱用职权。因此，即需有言论、出版之自由，及自由采访或公正报道新闻之自由。在极权制度之下，此类自由均不能存在。
有材料显示，在“行宪国大”筹备期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司徒雷登有过接触。
1943年2月，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中共秘密党员）在重庆召开民主同志座谈会。抗战胜利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分别成立。1947年11月12日（孙中山83岁诞辰日），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开幕，选举宋庆龄为总主席，李济深为副总主席。李济深致辞表示：蒋介石窃党卖国破坏和平；强调三民主义为最适合中国环境的主义；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即三民主义，任何政党的党纲均不能超出三民主义的范围。
1948年1月1日，在香港坚尼地道举行了民革正式成立大会。推举宋庆龄为民革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同年3月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对“民革”的成立表示欢迎。
司徒雷登的《驻华报告》第一次提及“民革”是1948年4月17日。他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引用民革负责人蔡廷锴当日的谈话，说宋子文告诉李济深，国民党政府有可能在大约3个月内崩溃，而蒋介石将失去权力。蔡廷锴暗示李济深希望在6个月内发动军事起义。司徒雷登还透露了他在近期访问广东时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与他的谈话内容，宋认为如果中央政府垮掉，蔡廷锴会与他（宋子文）合作。
司徒雷登在1948年10月14日的《报告》认为，蒋介石从政坛上消失是“指日可待”，而美国“必须谨慎地注意事态的发展”。他认为，由于蒋介石“没有能力认识中国最近的发展，并使自己适应这些发展、变化”，所以“民革得到广泛的支持”。民革的“基本目的是在中国建立新的国民党政府”，而李济深打算组织的是“联合政府”，并与中共进行了协商。司徒雷登认为，“李济深被普遍承认是称职的行政官员，他的爱国精神和个人品格也无懈可击”。司徒雷登表示，如果在中国组成全国联合政府，这正与中共目前的政策相符合。
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还说过这样的话：为了把握问题的症结，我们不仅要扫除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恐惧，而且应该以充满希望、富有成效的精神来敏思、果断。国民党中存在大量令人痛惜和谴责的弊端，而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毕竟具有很多值得称赞的造福于民的优点。假如国共双方的优良品质能互补，融为一体，捐弃前嫌，这将是一个极妙的联合。
司徒雷登甚至打算与中共高层接触。1949年3月10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报告：“请求授予我与中共高级领导会谈”。报告说：“我希望我不仅作为美国官方代表与共产党接触，而且也作为一个久居中国，致力于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进步，致力于造福于中国人民而联络两国关系的中国人民的朋友与共产党接触。无论他们怎样将我等同于好战的帝国主义分子而对我不加信任，我希望我以前的活动以及我与中共许多人的个人交往是不会使他们忽视的。”
最后一次国共谈判破裂后，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美国大使馆内当时有三种意见：（1）南迁广州；（2）滞留南京；（3）回华盛顿述职。司徒雷登积极赞成第二种意见，而坚决反对第三种意见。
司徒雷登随后于5月5日让助理傅泾波打电话给时任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的燕大学生黄华。次日，傅与黄相见。在交谈中，傅建议黄去看望一下“老校长”，黄同意。
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决定，中共方面十分关注。毛泽东于1949年4月28日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并特地将在天津工作的燕大学生黄华调至南京，从事与滞留南京各外交使节的联络工作。5月10日，毛泽东指示中共南京市委与华东局，可以与司徒雷登会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要“多听他讲话，少说自己的意见”。
5月13日，黄华以燕大毕业生的身份来到司徒雷登住所，学生和昔日的校长谈了近两个小时，司徒雷登和黄华对这次会面都留下了文字材料。会见中，司徒雷登告诉黄华，他已接到美国方面的指示，让他与中共进行接触和会谈。他说，自己的奋斗目标是统一、和平、真正的民主政府和国际友善。
6月6日，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南京军管会外事处进行第二次谈话，在这次以茶叙为形式的谈话中，增加了林克（燕大学生，后任毛泽东的英文秘书），傅泾波也在场。后来，黄华向上级作了汇报以后，乃有了去函邀请司徒雷登北上之议。
6月28日，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话。黄华告诉司徒雷登，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欢迎司徒重访北平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表示：“此时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方朝着承认共产党政权跨出的第二步（第一步是我留在南京）。”
7月2日，美国国务院回复司徒雷登：不同意他在目前形势下赴北平。
作为传教士出身的大使，司徒雷登并不称职。他是一个教育家而非政治家，因此书生气十足。比如，他请罗隆基向周恩来传话，说只要中共不成为苏联的附庸，他可向美国政府建议贷款60亿美元，以帮助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就是明显的例子。他对中国真的有很深的感情，他甚至想在返回美国停留一段时间以后，重新返华，并请求美国国务院拟出他“重新返华而又不违反国际惯例的某种方案”。
司徒雷登的言行令蒋介石十分恼火，他将国民党军队在国共内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归咎于司徒雷登对其“支持不力且背后拆台”。蒋介石到台湾之初，明确表示不希望司徒雷登再到台北履新。
司徒雷登回到华盛顿后郁郁寡欢。美国国务院向回国的司徒雷登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曾为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晚年生活在他的助手傅泾波在美国的家中，每月靠教会补贴的600美元度日。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悄然去世。他在遗嘱中表示，将当年周恩来送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并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这两条遗嘱均已如愿。（本稿件完成过程中参阅了《司徒雷登日记》、《司徒雷登自传》、《司徒雷登传》、《司徒雷登与西湖》、司徒雷登大使《驻华报告》等书籍、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