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还原司徒雷登（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4 16:31:48
作者：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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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就任美国驻华大使前，在他身上曾发生一段惊险剧：1941年12月7日，也就是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当天，他被日本人软禁了起来，到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5日)两天后被释放，失去自由三年八个月零十天。
被囚期间，每天晚上司徒雷登都和同监玩拼字游戏，以保持精神不致萎靡错乱。后来《时代》杂志为此专门撰文描述这段日子，标题叫：拼字一千五百夜。
在珍珠港事件当天被抓，说明日方是有预谋的。但司徒雷登穷尽一生也未寻觅到自己被囚禁的真正原因，他私下的揣测是：日本军方无法理解像燕京大学这种机构，怎么能仅仅从私人慈善和宗教热忱出发来中国从事教育事业?我们一定是美国政府的走狗，腐化中国青年的心灵，不利于日本帝国的控制。把我隔离起来，燕大的影响力也就会土崩瓦解。
在后来得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身在软禁中的司徒雷登不仅为日军的行为叫好。多年以来，他都在暗中为燕京大学董事会发送报告，提醒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劝美国人尽快行动，否则后悔莫及。但令他失望的是，美国方面始终无动于衷。
在他看来，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极有必要，“只有这样才能打醒我的国人，只要美国人行动起来，我最终结果就不会过于担心。日本人对美国人的脾气了解得实在太少了，偷袭珍珠港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得不偿失的胜利。”
司徒雷登用中国一句谚语总结日本的冒险：聪明反被聪明误。
事情不出他所料，珍珠港事件改变了美国的中立立场，使美国参与到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来，为战争的提前结束作出了重大贡献。
重获自由后的司徒雷登大发感慨，“其实对于我们三人(同监)来讲，头等大事是中国终于摆脱了日本残暴的压迫。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家破人亡、背井离乡，整个国家留下了永远无法忘却的痛苦回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也付出了重大的生命财产牺牲，将邪恶的军国主义野心永远打入了地狱。”
重见天日后，司徒雷登去美国修养了一段时间，1946年4月底返回中国。此时的他根本想不到，将有比创办燕京大学更艰巨更有意义的任务在等着他。他的伙伴马歇尔将军在1946年初就来中国了，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他的任务是结束国共内斗局面，帮助战后的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素来反感外来势力干预内政的中国人，这次对于马歇尔将军的到来，普遍表现出欢迎姿态。司徒雷登的解释是：原因在于这一举措本身的目的十分高尚。他并毫不保留地客观评价道，“美国人做事，总是一面拥有真诚高尚的目的，一面又强烈维护自己的利益。”
在司徒雷登看来，美国的利益在于，“如果中国能够建设成一个强大、统一、进步的国家，政府得到人民拥护，对美国友好，在太平洋地区起到稳定作用，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扼腕叹息外，会有锥心之痛，假如司徒雷登的愿景成真，那么今日的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格局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中国将成为美国的盟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台湾问题;失去中国支持的苏联很可能也无力和美国冷战，世界不会在二战之后再次陷入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威胁之中;朝鲜战争不会发生，没有中国庇护的朝鲜政权可能早已垮台，朝鲜半岛早就实现和平统一。美国也无需扶植日本来和中国对抗，其他东南亚国家也不用周旋于中美两大国之间，亚洲一体化进程可能已经完成。
中华民族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好机遇与光明前途，最终被皆有独夫倾向的国共两党联手埋葬。随后是兄弟相残，反右、文革........，共产主义之祸绵延今天而不绝。天不怜中国，痛何如哉!
但是，当时的马歇尔将军、司徒雷登以及他们身后的美国政府，都未能预料到任务是如此的艰巨。马歇尔将军来华后，旋即就帮助中国政府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且在“友好、奋进的气氛中”达成了五个解决方案。如果方案当时得以通过，国共两党就会结束争端，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联合政府，并在美国的顾问下对国共双方的军队进行重组和训练。
开了一个好头，一切似乎胜利在望。但是当马歇尔将军3月初启程回华盛顿汇报工作，国共双方又开始了新一轮内乱。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撕毁协议。共军进军东北，从苏联那里获得规模可观的日本军备。看到对方如此公开藐视协议，国民党也抛弃了一切顾忌，立即采取报复行动。
原定1946年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也被推迟到11月12日。在此期间，司徒雷登已于7月10日经马歇尔将军的推荐获参议院一致通过，被委任为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看重司徒雷登的中国通背景以及他在国共两党高层的丰厚人脉，期望他能够协助自己完成使命。年逾古稀的司徒雷登一开始是拒绝接受，但想到“既然他(马歇尔将军)的任务如此艰巨，所有他希望帮忙的人都应该乐意效劳”，最终于仓促之间接受了大使的任命。
就任美国驻华大使后，司徒雷登立即协助马歇尔将军，展开了紧张的工作。其后事态之起伏，司徒雷登有形象之描述，“希望渺茫时，一些新的转机和理智的提议又让人重拾信心，但最后总会有一盆冷水浇下来，把一切熄灭。”
对于最终失败的原因，司徒雷登不无感慨地说道，“我这一生和无数人打过交道，从来没有任何对手能像国共双方那样彼此抱有极强的戒心。”
推迟到11月12日的国民大会最终又推迟3天，在11月15日召开，但共产党未能出席。此前共产党坚持在联合政府中，共方及其盟友必须在国务院40个席位中占据14个席位。根据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国务院需要至少40名成员中三分之二的投票才能行动，一切法令必须得到27票支持才能获得通过，所以若共方拥有14个席位，就可以否决一切法令，但国民政府只同意给共方13个席位。
另外，在军队国家化方面，尽管美方确保“双方不会彼此袭击”，但共方就是不肯就范。因为“害怕未来会被消灭，所以必须要用自己的军队保护自己占领的区域，对国民政府整体上毫无信任。”
国民大会通过了新的宪法，但由于遭到共方的抵制，沦为一纸空文。和解告终，和平无望。随后的局势更加失控，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到1946年年底的时候，美国人感到了绝望，放弃了继续努力。1947年初，马歇尔将军被召回美国。司徒雷登继续呆在中国，看着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以及经济上的步步溃败，直至被共军突破长江天堑，攻入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
蒋介石政府希望外交使团撤到临时首都广州，以维持其声望。但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大使们私下商议决定，暂时留在南京。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亲中共的苏联驻华使团竟然南撤到广州了。
1948年底到1949年初的几个月时间内，司徒雷登密切关注着局势变化，也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深感惋惜。他想起日军侵华后不久，当时他的老友前美国大使约翰逊对他说，我们就像观众，坐在第一排眼看着重大历史事件在面前上演，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躲在一旁进行观察分析。他当时就有些意见，美国的代表怎么能够仅仅当个看客?
司徒雷登伤感地说，“现在轮到我舒适地坐在豪华私人包间内，眼睁睁看着这场更加令人心碎的悲剧。”
他由此想到：抗日期间，全国上下万众一心，面对着比自己强大甚多的外敌入侵，英勇奋起反抗;现在却是两个意识形态之间爆发的内战，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只能默默忍受，反感任何一方，去无力改变现状。
南京落入共党之手后，美国政府已彻底死心，准备发布《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回顾美国对华政策演变过程，以回应国会和其他部门的批评声音。美国国务院希望司徒雷登在白皮书发布之前离开中国，因为书中对国共两党都没说什么好话，对国民党批评尤甚。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受召乘机离开南京，飞往美国。此后再未能返回这个度过大半生、他所深爱的的国家。
8月5日凌晨司徒雷登所乘飞机降落在夏威夷檀香山机场。当天，美国发布白皮书。13天后，8月1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
相关资料摘自海南出版社《在华五十年》，译者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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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就任美国驻华大使前，在他身上曾发生一段惊险剧：1941年12月7日，也就是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当天，他被日本人软禁了起来，到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5日)两天后被释放，失去自由三年八个月零十天。
被囚期间，每天晚上司徒雷登都和同监玩拼字游戏，以保持精神不致萎靡错乱。后来《时代》杂志为此专门撰文描述这段日子，标题叫：拼字一千五百夜。
在珍珠港事件当天被抓，说明日方是有预谋的。但司徒雷登穷尽一生也未寻觅到自己被囚禁的真正原因，他私下的揣测是：日本军方无法理解像燕京大学这种机构，怎么能仅仅从私人慈善和宗教热忱出发来中国从事教育事业?我们一定是美国政府的走狗，腐化中国青年的心灵，不利于日本帝国的控制。把我隔离起来，燕大的影响力也就会土崩瓦解。
在后来得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身在软禁中的司徒雷登不仅为日军的行为叫好。多年以来，他都在暗中为燕京大学董事会发送报告，提醒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劝美国人尽快行动，否则后悔莫及。但令他失望的是，美国方面始终无动于衷。
在他看来，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极有必要，“只有这样才能打醒我的国人，只要美国人行动起来，我最终结果就不会过于担心。日本人对美国人的脾气了解得实在太少了，偷袭珍珠港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得不偿失的胜利。”
司徒雷登用中国一句谚语总结日本的冒险：聪明反被聪明误。
事情不出他所料，珍珠港事件改变了美国的中立立场，使美国参与到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来，为战争的提前结束作出了重大贡献。
重获自由后的司徒雷登大发感慨，“其实对于我们三人(同监)来讲，头等大事是中国终于摆脱了日本残暴的压迫。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家破人亡、背井离乡，整个国家留下了永远无法忘却的痛苦回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也付出了重大的生命财产牺牲，将邪恶的军国主义野心永远打入了地狱。”
重见天日后，司徒雷登去美国修养了一段时间，1946年4月底返回中国。此时的他根本想不到，将有比创办燕京大学更艰巨更有意义的任务在等着他。他的伙伴马歇尔将军在1946年初就来中国了，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他的任务是结束国共内斗局面，帮助战后的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素来反感外来势力干预内政的中国人，这次对于马歇尔将军的到来，普遍表现出欢迎姿态。司徒雷登的解释是：原因在于这一举措本身的目的十分高尚。他并毫不保留地客观评价道，“美国人做事，总是一面拥有真诚高尚的目的，一面又强烈维护自己的利益。”
在司徒雷登看来，美国的利益在于，“如果中国能够建设成一个强大、统一、进步的国家，政府得到人民拥护，对美国友好，在太平洋地区起到稳定作用，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扼腕叹息外，会有锥心之痛，假如司徒雷登的愿景成真，那么今日的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格局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中国将成为美国的盟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台湾问题;失去中国支持的苏联很可能也无力和美国冷战，世界不会在二战之后再次陷入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威胁之中;朝鲜战争不会发生，没有中国庇护的朝鲜政权可能早已垮台，朝鲜半岛早就实现和平统一。美国也无需扶植日本来和中国对抗，其他东南亚国家也不用周旋于中美两大国之间，亚洲一体化进程可能已经完成。
中华民族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好机遇与光明前途，最终被皆有独夫倾向的国共两党联手埋葬。随后是兄弟相残，反右、文革........，共产主义之祸绵延今天而不绝。天不怜中国，痛何如哉!
但是，当时的马歇尔将军、司徒雷登以及他们身后的美国政府，都未能预料到任务是如此的艰巨。马歇尔将军来华后，旋即就帮助中国政府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且在“友好、奋进的气氛中”达成了五个解决方案。如果方案当时得以通过，国共两党就会结束争端，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联合政府，并在美国的顾问下对国共双方的军队进行重组和训练。
开了一个好头，一切似乎胜利在望。但是当马歇尔将军3月初启程回华盛顿汇报工作，国共双方又开始了新一轮内乱。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撕毁协议。共军进军东北，从苏联那里获得规模可观的日本军备。看到对方如此公开藐视协议，国民党也抛弃了一切顾忌，立即采取报复行动。
原定1946年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也被推迟到11月12日。在此期间，司徒雷登已于7月10日经马歇尔将军的推荐获参议院一致通过，被委任为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看重司徒雷登的中国通背景以及他在国共两党高层的丰厚人脉，期望他能够协助自己完成使命。年逾古稀的司徒雷登一开始是拒绝接受，但想到“既然他(马歇尔将军)的任务如此艰巨，所有他希望帮忙的人都应该乐意效劳”，最终于仓促之间接受了大使的任命。
就任美国驻华大使后，司徒雷登立即协助马歇尔将军，展开了紧张的工作。其后事态之起伏，司徒雷登有形象之描述，“希望渺茫时，一些新的转机和理智的提议又让人重拾信心，但最后总会有一盆冷水浇下来，把一切熄灭。”
对于最终失败的原因，司徒雷登不无感慨地说道，“我这一生和无数人打过交道，从来没有任何对手能像国共双方那样彼此抱有极强的戒心。”
推迟到11月12日的国民大会最终又推迟3天，在11月15日召开，但共产党未能出席。此前共产党坚持在联合政府中，共方及其盟友必须在国务院40个席位中占据14个席位。根据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国务院需要至少40名成员中三分之二的投票才能行动，一切法令必须得到27票支持才能获得通过，所以若共方拥有14个席位，就可以否决一切法令，但国民政府只同意给共方13个席位。
另外，在军队国家化方面，尽管美方确保“双方不会彼此袭击”，但共方就是不肯就范。因为“害怕未来会被消灭，所以必须要用自己的军队保护自己占领的区域，对国民政府整体上毫无信任。”
国民大会通过了新的宪法，但由于遭到共方的抵制，沦为一纸空文。和解告终，和平无望。随后的局势更加失控，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到1946年年底的时候，美国人感到了绝望，放弃了继续努力。1947年初，马歇尔将军被召回美国。司徒雷登继续呆在中国，看着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以及经济上的步步溃败，直至被共军突破长江天堑，攻入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
蒋介石政府希望外交使团撤到临时首都广州，以维持其声望。但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大使们私下商议决定，暂时留在南京。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亲中共的苏联驻华使团竟然南撤到广州了。
1948年底到1949年初的几个月时间内，司徒雷登密切关注着局势变化，也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深感惋惜。他想起日军侵华后不久，当时他的老友前美国大使约翰逊对他说，我们就像观众，坐在第一排眼看着重大历史事件在面前上演，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躲在一旁进行观察分析。他当时就有些意见，美国的代表怎么能够仅仅当个看客?
司徒雷登伤感地说，“现在轮到我舒适地坐在豪华私人包间内，眼睁睁看着这场更加令人心碎的悲剧。”
他由此想到：抗日期间，全国上下万众一心，面对着比自己强大甚多的外敌入侵，英勇奋起反抗;现在却是两个意识形态之间爆发的内战，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只能默默忍受，反感任何一方，去无力改变现状。
南京落入共党之手后，美国政府已彻底死心，准备发布《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回顾美国对华政策演变过程，以回应国会和其他部门的批评声音。美国国务院希望司徒雷登在白皮书发布之前离开中国，因为书中对国共两党都没说什么好话，对国民党批评尤甚。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受召乘机离开南京，飞往美国。此后再未能返回这个度过大半生、他所深爱的的国家。
8月5日凌晨司徒雷登所乘飞机降落在夏威夷檀香山机场。当天，美国发布白皮书。13天后，8月1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
相关资料摘自海南出版社《在华五十年》，译者常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