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军阀的迷惘三

那么进行左迂回的何光烈、喻培棣、张冲，这帮人又跑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也没闲着。
此前滇军重点打击的是中路的刘湘、右路的田颂尧，因此这支左迂回部队损失不大，而抵抗客军侵川的口号和此前滇、黔军在川省的暴行，也极大地鼓舞了他们战斗的勇气。因此在刘湘、田颂尧纷纷撤回成都城的时候，他们却出人意料地于16日攻克石桥，17日围攻滇军后路的重要据点简阳，导致顾品珍不得不抽兵回援——这样一来，虽然滇军主力包围了成都，但同时他们自己也陷入了靖川军更大的包围之中。
19日，成都城中的靖川军休整补充已毕，分三路出城与滇军决战。杨森的第九师在城东击败滇军耿金锡等部，直追到龙泉驿；邓锡侯师也在城北击退了滇军田钟谷等部，夺回了龙潭寺、西河场等要点；出城南的陈国栋等部也收复了兵工厂、白药厂一带。至21日，滇军开始全线败退。
顾品珍以金汉鼎旅为后卫，命他固守龙泉驿掩护全军撤退，而且下的还是死命令：必须坚持到22日下午8时才准撤退！顾品珍另命令杨蓁纵队在担任简阳守卫，以接应金汉鼎。
在接受任务时，金汉鼎终于鼓足勇气问了顾品珍一句实在话：“这种为个人争权利的不义之战，要打到那天才止？还是回老家关起门，把云南治理好，给人民过点安乐生活。”
顾品珍笑而不答，不过他很快就会给金汉鼎们一个答案——可不幸的是，他的答案也不是那么正确。
21日，川军开始猛攻龙泉驿。担任主攻任务的杨森很有意思，他专挑滇军中战斗力比较弱的李如瑾第八团打——一来这是赵又新自己新编的部队，战斗力弱；二来杨森打击排挤他最力的家伙，也可以泄泄私愤。不过金汉鼎也是狡猾狡猾的，他一发现杨森特别喜欢找第八团揍后，立刻便让同样对杨森恨之入骨的杨如轩第七团，和第八团换了个号头……结果么，可想而知。两个老冤家又对上了头，不过这回却轮到杨森吃了不少苦头——虽然后来被井冈山讥笑为“江西两只羊”，但杨如轩这会儿还是很能打的，带的是滇军中的头等主力团。
好不容易挨过期限，金汉鼎带着部队拔腿就溜，次日9时抵达简阳——可该死的杨蓁居然早已溜了，只留下一座空城，害得金汉鼎的人马连早饭都没得吃。还好到了球溪河，遇上吕超的撤退部队，带队的彭远耀旅长很热情（关于这位彭旅长的名字，俺手里五处资料，有两处说他叫“彭光耀”，有两处说他叫“彭远耀”，陶菊隐干脆说他叫“胡远耀”……回忆录常有记错，记者则例多谬误，皆不可取，所以还是取了地方史料上用的“远”字。近代川事素来号称难写，难写之处就在对这些乱七八糟的资料的鉴别和取舍上），总算请大家吃了一顿饱饭。
顾品珍见川事已无可为，便一路马不停蹄地放弃了资中、内江等重镇，从泸州上游渡江退回了云南境内，损失尚不算大。而另一路滇军赵又新部，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刚从滇军投过来的第九师师长杨森，在击退顾品珍这一路滇军后，便率所部在七十二小时内急袭五百华里，直抵沱江西岸的小市——对岸就是另一路滇军赵又新的司令部所在地，泸州。
作为赵又新的前参谋长，杨森对泸州城防的弱点自然是了如指掌。他派精锐部队伪装成平民，穿便衣混过滇军据守的沱江浮桥，直扑位于泸州城西盐局的赵又新军部，而大部队紧随其后，轻而易举地夺占了浮桥，攻入泸州城内。
赵军长没想到川军动作如此迅猛，此刻还躺在烟榻上过大烟瘾呢，听到枪声后，部队也抓不到，只得仓皇出逃。
说来这赵又新也真是运气背到了家，来攻泸州的是受过他莫大恩惠的杨森，你说他有什么可逃的啊？可这兵荒马乱中，赵军长又哪有那闲工夫去逮个川军的便衣来，先问问他是哪一部分的呢？
结果这一逃，比不逃还糟糕。
这位赵又新是个大胖子，加上长期抽鸦片，体质也很不好，偏生从城墙上手忙脚乱地缒城而下时，又摔伤了腿，于是只好由身边的四个弁兵扶掖着蹒跚前行——这叫一个祸不单行啊！
可他们还没跑出几步呢，一帮泸州民团的二愣子就跑到城墙上来打落水狗了——因为这股滇军历来纪律不好，泸州市民早已怨声载道。所以今天好不容易碰上他们落荒而逃了，几个二愣子便来了情绪，扛着大枪便爬上了城墙……
一上城头，可巧便看见城外坟地里，有四个小兵拖着个穿黄呢子军服的大胖子在逃命。于是二愣子们便开始练枪法，居然手艺还不差，一阵乱枪把五个人都撂翻了。
二愣子们眼见那几个云南人动弹不得了，便懒得再理睬，溜下城墙迎接杨师长率领的子弟兵去了。等杨森的人赶到，把赵又新重新抬回司令部时，身中两弹的赵军长已经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了。
杨森看着奄奄一息的大恩人赵又新，羞愧与遗憾交集，居然大哭道：“军长，我对不起你，请军长放心……”大概是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赵又新努力地睁开眼睛，最后又瞥了杨森一眼，死了。
杨森号啕大哭，亲备棺木收敛赵尸，托他的侄儿赵鸣义运送灵柩回滇，并将赵战死的经过写了一封信送给唐继尧。而赵又新的军队，一部逃往川南，一部被杨森收编。
在赵的灵前，飘着一幅对联：“夺主厌喧宾，从来论事诛心，毕竟伊谁推祸首；私恩殉公义，回忆深情夙契，不忍将军上断头。”
在这个混乱的年头里，没有是非对错，没有恩义交情，只有淋漓的鲜血。
滇军败退后，吕超的部队也支撑不住了，他只得从简阳退到泸州，再从泸州沿江退到重庆。
可身后但懋辛、刘湘的部队一路追来，吕超眼看着连重庆也呆不下去，便和部下们商议，看是不是干脆退到川东南与黔、湘两省交界的酉阳、秀水、黔江、彭水一带去……
之所以这么做，倒不是因为吕师长有搞军事民主化的传统习惯，而是因为这片地方，实在是太贫瘠了，把人马拉过去大有饿肚子的可能，因此不得不事先征求大家的意见。
不愿意饿肚子的部下们纷纷反对。
有一位小小的总务科长，是个文质彬彬的外地人，他在前面那场从西向东横贯成渝线的大撤退中吃了不少苦头，这会儿实在没了斗志，于是便私下偷偷地问吕师长：“我可以回去吧？”
在和平时代，这总务科长是个重要的肥缺，可如今是在战争年代啊！他一个文职人员，也和个累赘差不太多，既然他自己要走，那么吕师长也只好欣然同意了。
于是这个总务科长便奉旨溜号，跑到上海滩碰运气去了。
别看这位老兄后来也有柱石鼎鼐之尊，裂土封疆之贵，在当时可是没人能看得出来的！
这个青衫落魄，前路踯躅的年轻人！如果要评价他在这段苦难岁月中经历，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倒霉”，用三个字就是“很倒霉”……
此公乃是安徽巢县人氏，父亲是个篾匠，母亲早死，从小聪慧，颇能读书。十三四岁上第一次参加秀才考试，却因为字写得太差而落榜。
想进学堂读新书吧，家里穷没钱，想继续考科举吧，科举又给朝廷废了，要参加传说中的“革命”吧，既没那层关系，也不够那个资格。
看看初起时那帮革命党，就算不是留日、留欧的学生，翰林举人秀才，顶少也得是个地方士绅，袍哥大爷吧？如土谷祠的阿Q之辈，是断不会有人拉他入伙的——就这样，在走投无路之下，他只好去一家杂货铺当了学徒。
奈何这读过几本旧书的人，大抵容易中孔孟的毒，或多或少要沾染上些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的书呆子气，这家伙也不例外，很快就不肯安心当学徒了。
某日他偶然在一份包货物的旧报纸上看到安徽陆军小学招生的消息，便心神不定起来，异想天开要去考陆小，就这样兴冲冲地跑到安庆去了——不消说，没考上，不然怎么能叫倒霉呢！
他不愿意就这么一事无成地回家，但总流落街头也不是个办法，只好屈尊混到盐防营里当了一名“备补兵”。
备补兵没有自己的铺位，于是这个初中生年纪的小孩子，只好每晚可怜兮兮地抱着自己的破被子到处找空床，实在找不到，就睡不成。
更糟糕的是，备补兵也没有饷，还不管饭，他只好靠当东西过日子，有次来回跑了二三十里地，才当了四毛钱——那时候有许多人过着和这一样甚至更为糟糕的日子，这位老兄只不过是因为机缘凑巧，才有机会把这艰难岁月讲述给后人听而已。
然而正是这在艰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熬过了那段糟糕的岁月。殷忧启圣，大难兴邦，谁说苦难的历程不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呢？
蹉跎了三个月，他仍然没能够转正去拿那一月四两二钱的工资，而且一个班长还特别不喜欢他，他也只好换个地方继续流浪了。他误听谣言，再次跑到安庆去考传说中的“测绘学堂”，但该学堂却很认真地告诉他自己根本就没有招生的计划。
他想抹下面子进新军当兵吧，人家还一定要是地方保送来的人才收（没办法，新军工资高，要求也严格，是必须政审查三代的），又一次走投无路……最后亏得测绘学堂心软，让他补上了一名传达——说得不好听点，就是看传达室的门房——这才在安庆城里勉强落下脚来。
在当门房的同时，他还打了一份临时工，干“备补警察”——每当正牌的警察叔叔不想站岗，要回家去给孩子洗尿布或是推牌九了，就把他从睡得暖烘烘的芦柴堆里唤出去顶缸。
这时候他就得拎着根小木棍，在大冬天的寒夜里，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街头去站上三个钟头。每班岗的报酬，是铜钱四十文——这可算是很不错的待遇了，要知道咱们彭德怀彭老总当时在黄碛岭煤矿挖煤，每天干十二、三个小时，报酬才不过三十文呢！但就这，彭老总也没全拿到手，因为老板跑了……
那年头，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因为那是个“天下溺”的时代。
孟子曾很生气地对人说：“天下溺……子欲手援天下乎！”现在全天下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你这个笨蛋脑袋瓜怎么会以为个人力量就可以拯救世界呢？
可两千多年后的这个乱世里，就有许多人肯去“手援天下”，因为这个糟糕的时代所带来的阵痛与鲜血，更让他们揪心。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儿，大多具有双重性质——他们急功近利，而又大义凛然。
我们能谴责他们么？我们够资格谴责他们么？我们当然可以拿他们的迷惘无知和胆大包天开玩笑，但永远也别忘了，正是他们让我们的脑门上不再有洋鬼子的刺刀……
于是，每当这个倒霉蛋穿着人家的制服，在凄凉暗淡的夜色中，在陌生的街道上瑟瑟发抖地徘徊时，便总是忍不住百感交集，为前途垂泪——这辈子总不能就这样下去吧？
此时有个当巡长的同学给他指了一条路：去扬州报考巡警训练所吧！慌不择路的他，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去了扬州，在梅花岭前的史公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史可法纪念堂了）里学习了三个月后，终于成为了一名正式的民国警察，可以吃自己的饭，站自己的岗了。
不过，当时的扬州警察待遇不好，一天只给吃两餐饭，顿顿黄豆芽汤一碗，以至于他老兄觉得有点咸萝卜就很是风味无穷了。
在老前辈们看来，这个新出道的小警察别的地方都还好，但有个邪恶的癖好却极其让人讨厌。那就是，他老是随身着一个小篮子和两根小棍子，到处拣字纸——甚至连垃圾堆里的都不肯放过——然后恭恭敬敬地送到字纸炉里烧掉。
大概也只有真正的旧书呆子，才会这样地尊重那些写满了从古老时代里流传下来的文字的废纸吧？时代在嬗变，可在这些旧书呆子身上，却还留着那么多旧时代的印迹！
旧时代所留下的，当然不止是捡废纸这一条。古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并没有因为苦难而从他身上被抹去。在拣废纸之余，这个小警察还自己掏钱报了个“英算专修科”的夜读班。如果不是辛亥年那几声骤然爆发的枪响，也许这个身有怪癖的小警察就会在扬州安贫乐道地终其一生了吧！
可造化就是喜欢捉弄人。1911年，从武昌城里爆发的起义枪声迅速传遍了全国。
小警察所在的扬州也沸腾起来，他从报纸上看到上海已经起义响应革命，便冒冒失失地扔掉警察的工作，跑到上海去参加了当地热血青年们组织的学生军，准备和万恶的清政府军拼死一战。
可真正的大战，并没有打起来，在袁世凯的暗地拆台下，很快宣统皇帝退了位，民国建立了起来。
就在蔡锷、尹昌衡他们在西南叱咤风云的时候，小警察所在的上海学生军被调到南京，在黄兴的关心下，被编为陆军部入伍生团。
1912年，南北和议告成，这支入伍生团又被编入陆军军官学校，调到保定——小警察为之奋斗多年的军官梦，终于快要实现了。
但一到保定，便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原来历届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都需要有高小六年，陆军小学三年，陆军中学再两年，共计十一年的学历，可眼前这帮小屁孩中大多数人的学历、学力，没一样是够的！
于是头头们便让他们分校读书：陆小毕业或是陆中肄业的，在北京清河读第一分校；水平不够的，在武昌南湖读第二分校。于是学历不够的小警察，就被撵到了第二分校。
经过预备学校的两年苦读后，小警察被分发到保定的第八师入伍见习，随后又通过入学考试，顺利升入了大名鼎鼎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16年保定军校毕业后，他又被分发到正驻扎在安徽的北洋系外围部队安武军做见习军官——这是一支连北洋新军都不如的旧式军队，统帅是皖系骨干人物，暮气深沉的倪嗣冲。这支部队风气极坏，官长们每天吃完饭就上场打麻将，日日如此，风雨无阻，比出操还准点。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让小警察满肚子塞满牢骚，好不容易混了三个来月，黎菩萨和段总理便在北京城里闹出了“府院之争”的大笑话——北洋系“督军团”中的人物纷纷声讨黎元洪，并推张勋带兵北上，最后竟闹成了宣统复辟。
这时小警察实在按耐不住了，毅然溜号当了逃兵跑到上海。为这个，他还被北京陆军部通缉过呢！
可在上海他也找不到出路。
他又听说广东闹革命闹得厉害，便又跑去广东寻找机会。他到广东的时候运气不错，正好碰着孙大炮要征讨福建的北洋督军李厚基，部队很需要军官人手，于是小警察便进了支持孙大炮的驻粤滇军第四师第八旅，官拜上尉差遣，负责打杂。
他闲极无聊，便把旅部三个同样闲得慌的勤务兵召集起来训练，从三个人慢慢变成五六人，再到四五十人。旅长看这个保定军官生练兵还有些办法，便又交给他六七十号人，编成了一支连级规模的警卫队——从这时候起，他才从打杂的弼马温，逐步开始走上带兵的道路。
等到他好不容易混成营长了，孙大炮又因为桂系军阀不肯听他的话，一怒之下辞去大元帅职务，搁挑子跑到上海去了。
孙大炮一走，万恶的旧桂系军阀，便立刻动手解除了小警察所在的这支滇军部队的武装，把全体官长统统撵上一条破船，每人按军衔发笔钱，然后直接给拖到上海去了。
小警察满心不情愿地被运到上海后，还是很关心广东情形，可一时没机会回去。正好一位四川朋友约他一同进川，去参加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川军第五师——可这会儿的师长却正是那个朝三暮四的吕超。
小警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来到第五师师部所在地绵阳。这时候正在倒熊的节骨眼上，吕师长忙于和各路英雄勾勾搭搭，没工夫研究这个小青年是不是未来的大人物，便冲着他的保定生牌子，胡乱委了个少校参谋——唉，还是个打杂的。
接下来就是倒熊之战，吕师长在这场战争中纵横捭阖，最后终于打进成都城，当上了梦寐以求的川军总司令。小警察也水涨船高，担任了总务科科长。
可好景不长，不到两个月吕师长和小警察便又被靖川军撵出了成都，如前所述，沦落到走投无路的地步。
小警察就在这时候离了队。
满腹郁闷的小警察，就这样回到了上海，真是人生跌宕，不过是江头江尾啊！于是，一切又重头开始。
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重头开始，是够让人腻味的，在那个年头有许多人便因为忍受不了这样的折腾，一怒之下便脱下军装改行了——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湘西王陈渠珍，他手下的一位叫做沈岳焕的上尉司书，就这么干了。这个小学毕业的旧军官也真是异想天开，他脱下军装后，居然跑到北京去考门槛高得要死的燕大，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落榜了。
他又没有老丈人提携，可以去该校的图书馆混个管理员什么的打发日子，所以只好一边给报社投稿混生活费，一边偷偷摸摸地去课堂上旁听，后来还和胡也频、丁玲这帮人合伙办起了杂志。
可这个只有小学学历的前杂牌部队军官最后也混出头了，大半个世纪后，瑞典皇家科学院差一点授予他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如果不是他已经于当年5月10日因心脏病突然辞世的话。
更加让人惭愧的是，当瑞典文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资深评审委员，同时还是诺贝尔奖评委里唯一一个懂中文的马悦然，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打电话，想要确认沈某人是否真的已经辞世时，咱们的文化参赞却很坦诚地告诉瑞典人，他很抱歉，他并不认识这个姓沈的家伙。
就这样，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埃及人纳吉布?马哈富兹的《街魂》，而不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那部了不起的汉语作品《边城》，以及它那位被时代所辜负了的伟大作者——嗯，他还有个知名度稍高的名字，叫做沈从文。
言归正传，话说小警察回到上海后，很快又碰上了丢掉了部队出川逃难的吕师长。他说为了让大家能够渡过难关，自己已经下野了，把部队转交给了别人，现在正驻扎在宣汉。
他还建议小警察如果没有什么正经事儿可做的话，不妨再回去看看——毕竟是战争年代嘛，一个还算能干的正牌保定军官生，换了哪支部队都会有人肯收留的。
于是，小警察被他说动了，放弃了去广州的打算，又一次来到四川。这时候，这支部队已经由一个师的规模，被缩编成了一个旅，由熊克武部下的余际唐师长统辖。此时的旅长还是老熟人，就是吕师长先前的副官长林光斗，林旅长见小警察回来，很是高兴，立刻任命他为旅参谋长。
见过世面的保定生和那些四川乡场旮旯里走出来的速成生、武备生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他们有更为开阔的眼光，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一省之内的窝里斗。当上了参谋长的小警察，偶然同林旅长大谈理想，认为川军历年来仅仅着眼于夔门剑阁之内互殴内讧的胜负，实在是无聊透顶。
他也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全体川军团结起来，放弃内战，沿川江东下，将来可以与自广东北伐而上的革命军队会师于武汉，以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
当然，小警察自己也承认，这样的调子的确是唱得高了一点，所以自然曲高和寡，无人理会。好在他碰惯了壁，也无所谓多这一次两次的。
此时，正巧林旅长的老上司，前陕西督军陈树藩，因为在陕西被北洋军队压迫，立不住脚，退到了四川宣汉。
但陈督军仍然在积极策划，想要打回老家去当土皇帝——不过在小警察看来，这也算作是另一种“北伐”吧，因此力主林旅长跟着陈树藩打回陕西去，叫出了“援陕”的口号。
林旅长虽然同意了，但他部下手握实权的团长吕镇华却很有些意见，吕团长认为川军就应该本本分分地做川军，如果去陕西，等于是被卖给陈树藩，替他流血牺牲不值得。
因此，吕团长便和其他川军部队勾结，发动了一场里应外合的兵变。事情发生在1921年春的一天傍晚，当天小警察有点拉肚子，很不舒服，晚餐只喝了点粥，就悠闲地靠在自己房间里的椅子上消磨时光。
这时候一阵枪声响起，他疑心是土匪打进来了。倒是他的内弟洪君器判断得更准确：“不一定，也许是兵变？”他这才换了双布鞋，跳窗子出去，跑到城墙上看热闹。
正好城下有一队兵打着马灯走过，他一冲动，想喊过来问问究竟，又亏得内弟把他抓住，说：“慢着！把情形弄清楚再说。”他又想去找和林旅长有关系的炮兵连连长，让他出兵平叛，但还是被他那个谨慎的内弟拉住了。
多年后他回忆这事儿时，言语之间还对那位舅爷充满了钦佩之情。首先，这确实是一次兵变；其次，那打马灯的一帮人，正是叛变的乱兵；最后，在叛乱中首先被包围缴械的，就是和林旅长关系密切的炮兵连……
从这些小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有理想，有远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是个温和派。而毛病呢，则是书生气太重，还容易发慌，不是个上马能打仗，下马会骂娘的草莽将军。
最后，这两人觉着老站在城墙上吹风也不是办法，便跑到城墙另一头的邮政局去打探情况。碰巧邮政局长是熟人，才在他那里听说了叛乱的情况，还得知了林旅长已经被叛乱的士兵开枪打死在寓所里的坏消息。
在这样的兵荒马乱中，个人已经无所谓勇不勇敢了，显然逃命才是上上策。于是，在陈树藩的陕军帮助下，小警察和他的内弟化装成伤兵，杵着根竹竿，颤颤悠悠地溜出了宣汉城。
他就这样辗转逃到了川东大门口夔门，一路上还在盘算：到了码头上，如果刚好有沿江上行的船，就去重庆，去向主管四川军事的刘湘说明情况，并为林光斗伸冤；如果恰好是沿江下行的船呢，那就去汉口。可跑到江边一看，嘿嘿，这可难办了，因为上行下行的船，刚好各有一条……
这时候他忽然清醒了：他妈的，我去重庆干嘛？四川局面这么复杂，我为什么要去自讨麻烦？于是林旅长的冤情留着以后再说，眼前还是顺风顺水地先去汉口吧！就这样，他脱离了川军系统，这也算是个历史的偶然。
当时这郎舅两人相当的落魄。上船的时候，每人都只剩得一套破破烂烂沾满污泥的褂裤了，就这么在大热天里蹲在轮船屁股上一路折腾到了汉口。下得船来，又找不到肯让他们赊欠的旅馆——在汉口这样的大码头上，穷叫花子多的去了，也难怪老板们不肯发善心。
小警察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肯让他们赊欠的小客栈，还对老板千恩万谢的再三保证：“千万放心，不会骗帐的！”安顿下来之后，小警察便给熟识的朋友写封信，要来了两百块钱，这才算清了欠债，还做了件新衣服。
十年后，志得意满的他偶然在南京城里碰见一位当年兵变中的当事人，便好奇地逮住人家询问：“假使当年在宣汉事变后，我到重庆，是不是会完了？”对方也很诚实，笑着说：“恐怕是不用说了吧？”
不过话虽是这么说，其实当时他既不是有威望有人脉的主官，又不是和谁有深仇大恨，只要认罪态度好一点，别惹事生非，人家就算是逮住他了，也未必就要怎么样的。
但在此后的日子里，只要一想起宣汉事变，他还是会有点不寒而栗。他对自己在四川混这一段的评价是：“实在的，我当时心地非常纯洁，根本摸不清川军的一切勾结和阴谋，自己差一点平白地牺牲在里面。” 瞧，这就是当时四川的混乱局面给外地人留下的印象。
不过他的糟糕运气至此也就算是到头了，他回到安徽家里休养了两三个月，又去了上海，在当时号称红得发紫的上海大学选修俄语——这年头，大人物的上镜频率还真是高，换来换去就是那几个人，教这课的又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做过中共第二任总书记的瞿秋白。小警察也因此很受了些红色思想的熏陶——毋庸置疑，这段学习的经历对他未来道路的抉择影响深远。
说来很有意思，小警察在上海大学并没有混到毕业，可是后来等他功成名就了，上大的校友们就非要推荐他做同学会的监察长。为了让他不要再扭扭捏捏地推辞，教育部甚至还不辞辛苦地为他补发了一张大学文凭。
在上海赋闲了一段，小警察又在朋友的邀约下，去了广东，协助桂军办军官学校，这时候已经是1924年夏天了——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已经于当年的春天开办。
黄埔开校的时候，就有一帮保定同学想拉小警察去帮忙，但他总觉得自己是应约来办桂军军校的，去黄埔有点对不起人，因此拒绝了。
但是当时主持黄埔工作的蒋校长，很瞧得上小警察，加之又想要挖桂军的墙脚，便亲自干预此事。
他采用了迂回战术：先请小警察兼了一个黄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的头衔，然后以此为因头，经常拉他去黄埔开会，以促进感情。
就这样，到当年12月份，桂军军校学生毕业后，小警察终于水到渠成地跳槽进了黄埔。蒋校长任命他为黄埔三期入伍生上校总队附，随后又代理总队长职务——嗯，带的就是王耀武、李天霞、宋瑞珂、戴安澜这帮大名鼎鼎的家伙。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个自称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六期毕业的蒋校长，就凭着这支黄埔学生军，迅速崛起，最后竟成为了全中国的主人——虽说只是名义上的“主人”，但毕竟全天下飘扬的都是他的旗帜了。
小警察也随着校长而步步高升，他虽然也曾带兵打仗，但在那个将星辈出的年代里，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似乎还算不上是第一流，事实上，他是个政治谋略出类拔萃的另类将军。校长也了解他的长短，于是在淞沪会战之后，便让他改行专做地方工作，1937年底出任了湖南省主席。
虽然改做地方工作了，可是他容易发慌的老毛病却没有怎么改，校长要求要“焦土抗战”，他便积极筹划在必要的时候火烧湖南省城长沙。
可能是神经绷得太紧，1938年11月12日深夜，长沙城里忽然有人到处造起谣来，说日军已经打到离城只有十里远的地方了。于是那些早已预备好的纵火队员便稀里糊涂地放起火来。
就这样，他们手忙脚乱地把古城长沙烧成了一片废墟，这在历史上被称为“文夕大火”。
走笔至此，对那段历史稍有些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猜到小警察是谁了。
如果猜不到，也没关系，当时有人为此写了一副对联讽刺他，上联是“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下联是“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横批是“张皇失措”。
这是一幅嵌字联，嵌的就是小警察的名字：张治中。他在近代史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绰号，叫做“和平将军”。
当然，这些都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到1920年末，川军经过一番苦战，终于在这场以争取四川“省格”为名，以谋求地方“独立”为实的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熊克武、刘存厚、但懋辛、刘湘们携手将盘踞四川多年的滇、黔军队赶出了自己的地盘，实现了“川人治川”的夙愿。
不过，西南的混乱局面，却并未因此而平静下来，反而愈演愈烈。四川的独立，使在财政上已经对其产生极度依赖的滇、黔两省，立刻陷入经济困窘之中——大扩张时代结束了，让人很不愉快的调整期开始到来。
在过去为应付扩张战争而组建起来的庞大军队，现在忽然变成了无所事事的吞金兽，巨额的军费赤字让割据诸侯们痛不欲生。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立刻体现出来，天大的变故即将发生。
现在，野心家们将不得不为此前那一系列过度的扩张，付出沉重代价了！
这，将是一个反噬的时代。
这一出大戏说来话长，咱们先从贵州讲起。
话说这如今的“贵州王”刘显世，其祖先原是湖南邵阳的小商贩，后来因跑买卖而落籍贵州。其祖父两代时，正当咸丰、同治朝，因为地方不靖，遂大办团练，后以抵御盗寇有功，受到朝廷赏识，得了一个三品的道台衔，因而刘家团防便成了兴义一大地方势力。
而当时兴义刘家最大的对手，则是王文华的祖宗兴义王家。后来刘家的老祖宗不知耍了什么花招，杀掉了王家的老祖宗，遂独霸兴义，不过两家也就因此成了仇人。
再后来，刘家又主动与王家和好，连续两代把女儿嫁给王家，于是仇恨消除了，两家又成了亲家——唉，这都是些能把你我缠晕头的恩怨情仇。
所以刘显世，算来正是如今黔军统帅王文华的亲舅父和叔岳父。
在辛亥年贵州张百麟等人起事前，贵州巡抚沈余庆见情况不妙，便在制宪派的任可澄等人的怂恿下，招刘显世带徒手兵一营来省城贵阳协助弹压——当时刘家子侄在日本留学者多拜梁启超为老师，所以他和制宪派自然就是一家人了。
刘显世自任为管带（营长），以王文华和袁祖铭为队官（连长），率部出发。不料部队才走到安顺，沈巡抚就被张百麟们撵跑了。
进退两难的刘显世灵机一动，便转而向革命党输诚。而张百麟这帮糊涂的革命党也抱着天下为公，咸与维新的天真想法，请他当了贵州军政府枢密院枢密员兼军事股主任，还给他那支赤手空拳的队伍发了枪械弹药，编为黔军第四标（团），由刘显世兼任标统（团长）和西路巡防军统领，王文华和袁祖铭也各升一级，当上了管带。
可刘团长并不领情。在此后滇军第一次侵黔之役中，刘显世和制宪派便积极配合唐继尧，大家伙儿携手推翻了革命党，并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后来蔡锷进京，唐继尧返滇继蔡为云南都督，便顺手把这贵州的统治权交给了铁哥们儿刘显世。大家交情若此，因而在此后的岁月中，刘显世的贵州与唐继尧的云南，在军政问题上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同盟关系。
1914年7月，掌握了贵州大权的刘显世决心整军经武，以外甥王文华主持建立了一支新式陆军——和那些孱弱不堪的后辈不同，这支黔军曾一度是支相当强悍的武力，甚至可以与当时号称天下最强的滇军媲美。
这支新式陆军的基干就是原兴义团防的老底子第四标，王文华在此基础上组建了6个团的新黔军，他也因此成为了事实上的新军统帅——新军被称之为贵州陆军，而与之相对的旧军则被称之为巡防军或游击军。
刘显世是老派军人，为人温和野心不大，政治上没有什么远略，对新时代的军政事务更是外行，于是他就将军政大事全权委托给王文华处理。但是这个王文华虽然颇有政治头脑和能力，却无奈只是个师范生出身，并不太懂军事，也不能冲锋陷阵，所以他一转手，又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眼睛高度近视的小兄弟袁祖铭。
袁祖铭，贵州安龙县人。安龙县与刘、王起家的兴义县，在历史上同属盘江五县地区，所以老袁和这帮重视乡土关系的兴义人也沾点同乡的边。
袁祖铭早年考入贵州陆军小学，毕业后却因为眼睛近视，没能考进武昌的陆军中学继续深造（真不知道他老人家怎么混进陆小的）——所以就更别提什么振武、士官的前程了。
因为学历低，所以老袁毕业后便不能像何应钦、朱绍良他们那样挑三拣四，只好屈尊去投效刘显世办团防。
可巧那年头懂新军事的人才太稀罕，在贵州这个穷山旮旯里就更是如此，所以刘、王就对这个科班出身的军校生格外青睐。再加之他本人也确实争气，勇敢善战，屡立战功，因此一路青云直上，成为新黔军中仅次于王文华的二号人物。
就这样，刘显世的基业，王文华的运筹，再加上袁祖铭的勇敢，就成为了民国初年贵州立省的基础。这三个人，就是民初贵州的三驾马车，一时间大家彼此依赖，少了谁都不行。
此后刘显世每升一级，王、袁二人也就依次递升一级：刘显世任贵州国民军司令，王文华就升任团长，袁祖铭就升任营长；刘显世任护军使，王文华就升任东路军司令，袁祖铭就升任团长；刘显世任贵州督军兼省长，王文华就升任贵州省陆军总司令，袁祖铭就升任纵队司令和前敌总指挥。
这是一段蜜月期，但时间不长，矛盾很快就出现了。
因为这三个人虽然不得不暂时相互依赖，但其政治理想却相去甚远。
刘显世是典型的旧式封建人物，一个到处和稀泥的老好人，一心只想着保境安民，也不大敢招惹是非；王文华则偷偷加入了国民党，还见过孙中山。他很有手腕和政治眼光，有天下志；而袁祖铭则唯利是图，鼠目寸光，除了会打仗外一无所长，是个乡巴佬式的地方军阀。
王文华的原配夫人，本是刘家的女儿。但在王当总司令时，刘夫人因为和王新娶的小妾段氏不睦，打翻了醋坛子，于是一怒之下就使出一泼二闹三上吊的绝招，要服毒自杀。可没想到弄巧成拙，吞下去的耗子药竟然是正品，结果不幸仙逝——这就使得刘显世与王文华之间产生了第一道裂痕。
在护国战争中，亲近于孙中山的王文华，是贵州实力派人物中最积极主张反袁的。而黔军在湘西、四川所取得的辉煌的胜利，也大多要归功于他的运筹帷幄之功，因而护国之役后，尤其是在戴戡死后，他就在黔军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成为仅次于刘显世的第二号人物，并渐渐开始有了功高震主的倾向。
这就使得刘显世不得不多方提防于他。他一方面让王文华统率黔军主力入川，希望老朋友唐继尧能够给他这位惹不起的外甥，在四川找块地盘呆着，最好当个重庆镇守使或是四川督军啥的，可别再回贵州来给他找麻烦；另一方面他任命其兄刘显潜为贵州游击总司令，企图以旧军为基础另组建一支军队，以与王文华的贵州陆军保持实力上的均势。
这就是刘、王之间的第二道裂痕。
说来这刘显世虽然猜忌王文华，但对这个外甥也还不算辣手。如果王文华在四川发展得不错，稳稳当当地当好了计划中的重庆镇守使甚至是四川督军，那么大家还可以相安无事——可这回黔军不是在四川呆不下去了么，那又会怎么样呢？咱们马上就能看到结果。
就如刘显世对王文华一样，王文华和袁祖铭之间，也是一种既要使用，又要提防的尴尬关系。
袁祖铭是个有野心而无远见的人，他日后对下属的教诲就是：“有奶便是娘！”其人品性大可以想见。
在四川护法战争中，王文华坐镇后方，派袁祖铭以纵队司令的名义指挥驻川黔军。在熊克武入主成都后，川、滇、黔三军在成都会商善后事宜，一直嫌官小的袁祖铭便授意手下团长李蕴奇、谷正伦、张春圃和参谋长刘端裳等人向刘显世、王文华发电，称川、滇两军与会将领的职务都很高，唯独黔军只是个纵队司令，有失贵州颜面，故要求提升袁祖铭为黔军副总司令。
因为正是用人之际，刘显世只得对袁祖铭的要挟打个折扣来满足，勉强发表他为黔陆军第二师师长——王文华原是第一师师长，刘显世这个任命，就是让袁祖铭与王文华平起平坐了，这当然也是他削弱王文华在军中影响的手段之一。
但没想到王文华对此反应竟极为强烈，他以袁祖铭企图将部队拉到陕西另谋发展为借口，亲赴重庆将袁祖铭调回贵州任督军署总参议（这就是当初滇、黔军没有穷追熊克武部队，导致养虎遗患的原因之一了），又将袁的第二师部队并入第一师，从而剥夺了其军事指挥权——作为惩罚，还责成袁祖铭赔偿了虚报的八万元军费。
袁祖铭在川战中立了战功，却因为耍小聪明而丢了军权，颜面尽失，从此便对刘、王不满。但更让他不满的，则是王文华着意培养新人，大有取他而代之趋势。
所谓新人，就是前述刘公子在日本挖回来的何应钦、朱绍良这帮士官生了。这几个愣头青一到贵州，连杀生还没学会呢，王文华便将其安置到团长、讲武堂堂长、教育长、参谋长等重要职位上——也难怪老资格的袁祖铭要妒嫉这帮一步登天的士官生呢！
这回“倒熊”之战爆发后，川东黔军一度吃紧。中看不中用的朱绍良给刘湘、余际唐这帮家伙吓得成天哇哇叫，王文华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又逮着袁祖铭上了战场。可等到刘湘、余际唐一退，王便又把袁置之闲职。对这一作为，袁本人不满自不必提，就是前线的黔军将士也多有怨言。
所以尽管王文华亲驻四川指挥，可是驻川黔军将士并不肯卖力气，因此黔军在川东战线上很不出彩。
唐继尧对黔军的出工不出力相当不满，为加强对黔军的控制，他便密电刘显世，以王文华只是个师范出身，不习军事，难当大任为由，非要刘显世用滇系将领韩凤楼替换他。
可唐继尧低估了王文华在贵州的潜在势力——连接收这封电报的译电员曾宪孔，也是王文华的人。
于是就当刘显世在贵阳拜读唐继尧的抱怨与要求时，一份同样内容的电报，也正放在重庆王文华的办公桌上……而且王文华还听说，刘显世虽然没有同意，但也没有即刻拒绝，似乎还在思考什么。
于是，愤怒的王文华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了。他联系上了同样也是牢骚满腹的滇军将领顾品珍，双方一拍即合，最后决定这仗不打了，大家都撤军回省，以开创西南新局面。
这顾品珍不是唐继尧的把兄弟兼士官老同学么，他这满肚子牢骚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话说这滇军，自从护国战争之后，就一直驻留在四川，连年暴师于外，攻战杀伐，屡有踬踣，加之将士思归，也早已怨声载道。
这时驻川的两路滇军，其统帅都是唐继尧的士官六期同学，但这两个人的个性和政治倾向却又有所不同。
成年倒在烟榻上办公的第二军军长赵又新，是个无能无害的老好人，他历来坚决和无条件地支持唐继尧的一切主张；而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则正好相反，他思想新派，有政治远见，所部也比较精锐敢战，所以屡屡敢于对唐继尧说“不”。
在重庆的“五省联军”会议上，唐继尧大摆帝王派头，某日宴客，适逢顾品珍有事要和唐继尧相商，遂提前赶到唐的住所。当天正值下小雨，顾乘小轿前往，却被守卫大门的佽飞军拦住，非要搜身不可——唉，这个不开眼的龙云哪！
想那顾品珍堂堂统军大帅，又是留过洋的新派人物，岂肯以奴才自居，受这等闲气？于是一怒之下，事情也不谈了，原轿返回。等到开宴时，唐继尧自知理亏，遂一再亲用电话邀请顾，但顾就是负气不去，双方因此闹得很不愉快。
而这两个人更大的分歧，还在图川的策略和手段上。
对于唐继尧那些不切实际的勃勃野心，顾品珍一直是反感的。在这个问题上，顾品珍和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的思想倒有点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一场成功的扩张应该是有限度的。
在顾品珍看来，滇军目前已尽占川中形胜富庶之地，并打开了通往长江流域的贸易通道，这就足够了。同时，培植一个亲云南的四川政府，也远比直接兼并四川要来得妥当，而最合适的人选，自然就是和他私人关系良好的熊克武。
因此，他极力反对唐进行更进一步的，不留余地的冒险扩张，尤其反对倒熊。
故1920年3月21日，唐继尧发出“马”电宣布免去熊克武本兼各项职务后，3月26日，顾品珍便发出“肴”电，指斥唐继尧处置狂妄，挑起战祸，陷第一军于重围。
5月26日，顾又再次电唐继尧反对继续用兵四川，逼得唐继尧只好于6月1日宣布废除督军一职，自己改以三省靖国联军总司令名义指挥军队。
可顾品珍仍然没完。10月2日，滇军已在四川战场上处于极其不利的局面，他又在泸州电请唐继尧撤回驻川滇军，彻底宣布放弃对四川的领土野心，“毅然止戈”，从此“川滇和平相处”，否则他就将“先释兵权，不辞而行”——从字面上讲，只是要搁挑子不干而已，但若按照那个时代的通常措辞方式来理解，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暧昧的威胁了。
不过北方的北洋政府倒是对滇军这一明显的分裂幸灾乐祸，时任国务总理的靳云鹏便欣然称赞顾品珍是“仗义丈夫，血诚男子”，趁机施展拉拢手段。
唐继尧对顾品珍的威胁，别无他策，只得以加官进爵相敷衍，同时又密令赵又新监视顾品珍——这就更进一步地加剧了驻川滇军的分裂，以至于顾品珍在大撤退时，竟根本不通知赵又新，自顾自地撤回了云南。所以不明就里的赵又新对友军的动向一无所知，最后竟然被杨森偷袭得手，于10月15日战死于泸州。
就在赵又新战死的同一天，挥师东进的刘湘等部川军，也攻克了重庆。当时在重庆主持川东军事的是护国时代与蔡锷齐名的李烈钧，他和他的驻粤滇军对于援川本就兴趣不大，再加之人地两生，被川军大量便衣混入城中还茫然不知，遂吃了大亏，连一个旅长鲁梓丹也在撤退时遇伏身亡。他无奈之下也只得向贵州、湖南仓皇退去。
作者：祖国别为我哭泣　回复日期：2008-8-23　14:02:53
作者：西北老虎　回复日期：2008-8-23　12:08:02
城头变幻大王旗，那个时代，遍地都是一样的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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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从来都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确切说更象是一个无政府状态 谁的人多枪多就当老大
但是各种势力又不会拼个你死我活，每个势力又想明正言顺的做大 都想当正规军 有粮饷。所以外来势力很容易在四川捞到好处。唐继尧，段其瑞，老蒋都是如此。但是当你不得势，这些势力又会重新寻找另一个靠山。
为什么刘文辉，头天还把酒言欢，第2天就起义，老蒋气到大骂。看来老蒋还是不了解四川人啊
就在川军收复重庆前夕，黔军统帅王文华将重庆防务让给李烈钧的驻粤滇军，又把手头的部队交给部将卢焘和谷正伦，让他们指挥全军撤退。而王自己却找重庆商会讹诈了五十万大洋的现款，便优哉游哉地带着参谋长朱绍良，乘大轮船跑到上海花天酒地去了。
这王文华怎么专在在这个节骨眼上搁挑子，跑上海去呢？唉，说来都是给传统的忠孝仁义思想害的。
王文华虽已下定决心要推翻刘显世的统治，开创贵州政治新局面，但毕竟多年来双方合作还算愉快，又有甥舅之亲，他考虑到如公然造反，在情面上多少有些说不过去。
因此王文华便自作聪明，以第一旅旅长卢焘为代总司令，第二旅旅长谷正伦为总指挥，率领黔军回黔“清君侧”。
同时他又遥升正在贵阳当讲武堂堂长的妹夫何应钦为第五旅旅长，兼代理总司令部参谋长，准备内应。而他自己却借故抽身他去，准备等个半把年，待卢焘、谷正伦、何应钦们把谋反叛逆的勾当都做完了，他再回来收拾局面。
可王文华也没动脑子想想，他与刘显世私亲公谊若此，尚且还要造反，他手下的将领，难道就不会有二心？
所以他这一走，便直接导致了贵州未来十余年的混乱局面。
王文华从重庆抽身离开后，有一个人可就乐坏了。谁呢？近视眼袁祖铭。老袁这回好不容易摆脱了王文华的桎梏，便觉着自己抓军队的时机到了。
所以等王文华一走，袁祖铭便在重庆黄葛垭黔军驻地到处活动，希望中下级军官们拥戴他回贵州。总指挥谷正伦得知袁祖铭的活动后，便在两人同榻抽大烟时，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语气暗示道：“总指挥（袁祖铭此前任黔军总指挥）的枪很好，送我两支，不然我派人去缴。”这明里是在说烟枪，可听在袁祖铭耳朵里，就是不客气的警告了。
袁祖铭吃了这么一记当头棒喝后，终于明白了自己掌握不了部队，只得讪讪地开溜。说来真是冤家路窄，他也跑到上海滩去了。
先到一步的王文华听说袁祖铭也来了，很是担心他要搞什么阴谋，便派出一帮亲信成天陪他玩乐嫖赌——大概也就是朱绍良之辈吧，明里说是导游，实际上是监视，盯得袁祖铭成天毛骨悚然。
不过朱绍良们的工作可没有做好，因为袁祖铭就在他们的眼皮儿底下，偷偷和王文华的铁杆对头张彭年接上了头。
这个张彭年又是何许人呢？他是原贵州省议会议长，其兄张协陆则是原贵州财政厅长，与督军署秘书长兼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行长的熊范舆、曾任贵州政务厅厅长的何麟书、任刘显世顾问兼耆老会会长的郭重光等三人共号称刘显世手下的文官“四台柱”。这张氏两兄弟都是刘显世集团中的骨干文官——既然是刘显世的心腹，当然也就是支持守境安民的稳健派了，事实上这帮人也确实保守得可以，完全符合刘显世“孰云方面不易为，吾视之如兴义团防之放大耳”的讲话精神。
话说1919年王文华为了筹集军费，曾通过其兄王伯群与法国人签过一票柳渝铁路（从广西柳州到四川重庆）借款合约。合约规定铁路两旁各三十公里的矿产归铁路公司开采，铁路公司则借款五百万美金给贵州开办实业（亦有说为一千万美元），按96折实收（每百元只能到手96元）年息六厘——即每年利息三十万美金，约合现洋六十万元，当时全贵州年收入才不到三百万元，要支付如此高额的利息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合约还规定以铜仁矿山作为抵押，如二十年后不能偿还借款，则债权人可将其收归己有。
王文华因急于要钱填补亏空的军费开支，因此明知这个合约是剜肉补疮的险招，却也极力支持——当时正在大扩张的节骨眼上，前线一帮如狼似虎的大兵们嗷嗷待哺，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但那些在大后方嗅不到硝烟气的文官们可就不干了，他们纷纷反对，最后借款计划只好不了了之。
反对派中最积极的，就是前面说到的张氏兄弟和政务厅长陈廷策等人。王文华一怒之下，遂唆使亲信谷正伦、何应钦组织伤兵到各家去闹腾，另外还拟了一个十三人的暗杀名单。
暗杀团第一次出手就重伤了陈廷策，张协陆知道王文华不会放过他，遂服毒自杀，其弟张彭年则辗转逃到上海，俨然成了贵州反王文华势力的头头。
所以这回袁祖铭到了上海后，便想方设法和这个张彭年接上了头。随后袁又因为自己被王文华盯得太死，只好于某日借嫖宿之机摆脱盯梢的狗腿子，偷偷溜上火车跑北京去了。
临走前，袁祖铭就把倒王的事情交给了在上海滩当流氓的表弟何厚光，由他协助张彭年反王。
就在王、袁二人在上海滩斗法时，黔军也在卢焘、谷正伦、胡瑛等人的率领下于10月20日撤出四川綦江，回到贵州遵义，卢焘等人将第一至四旅分驻于遵义、桐梓等要地，积极策划政变。
照王文华的计划，这场政变原本不准备多流血。他打算以“清君侧”为名，赶走一直和他过不去的熊范舆、郭重光、何麟书、丁宜中，以及前面提到过的陈廷策这帮刘显世的心腹文官，而代之以他的亲信人马，从而把“贵州王”刘显世架空成傀儡也就够了——这样既可避免恶名，又可达成夺取贵州军政实权的目的。
可王文华却没想到，谷正伦硬是生生地把他编导的这出“逼宫”戏唱大了。
1920年11月初，谷正伦派警卫营长孙剑峰先行抵达贵阳，与已经成为王文华妹夫的何应钦密谋政变事宜。何总长虽然一辈子谨小慎微，但这回既然是手握全省军权的二舅爷请他帮忙，他也只好大着胆子应承下来了——何总长一辈子都是当小媳妇的料，只有这次造反轰轰烈烈，可惜也只是因人成事。
11月8日，云南唐继尧和贵州刘显世联名通电，决定对外归部队“实行裁汰改编”。谷正伦、何应钦认为时机紧迫，遂立刻决定发动政变。
11月10 日夜，孙剑峰即在何应钦的配合下，将忠于刘显世，急匆匆地从湘西赶回来“勤王”的游击军第三路司令兼湘西游击守备各队总司令官王华裔部包围缴械，王华裔只得率残部逃回湘西的老根据地。
在解决了王华裔的游击军后，贵阳城已牢牢掌握在新军实力派的手中。
得到了谷正伦授意的孙剑峰肆无忌惮，包围了前述文官人等的住宅，捕杀了刘显世的幕后军师，时任贵州中国银行行长的熊铁岩，以及任贵州耆老会会长的郭重光这两人。黑名单上的其他人运气稍好：何麟书本人闻警逃走，但其子侄三人却被杀害，丁宜中、陈廷策两人侥幸逃脱。
因这次政变发生在民国九年，所以被贵州人称之为“民九政变”。
刘显世震惊了，他虽然也料到王文华会有小动作，但却没想到这帮乱臣居然会真的大开杀戒！
伤透了心的他不愿意当傀儡，便于11月13日宣布解除靖国军副总司令和贵州省长职务，率卫队出逃老家兴义，后又投奔云南的唐继尧而去。11月15日，贵州各界公推任可澄为省长，卢焘为黔军总司令。
这个无法无天的谷正伦，在贵阳杀人放火，还撵走了并无恶名的刘老帅，是有他自己的盘算的——他以为这么一来，王文华就背上了忘恩负义的黑锅，无颜回贵州主政，手握实权的他就可以借机出头。
可王文华是何等聪明的人物啊，焉能看不出这其中的门道？当他在上海滩上听说谷正伦的所为后，便即对人叹息道：“他们是要我回不去了。”可他话虽这么说，其实并不很担心。他仍然相信，只要他一回到贵州，就可以立刻挽回大局——谷正伦杀人放火所造成的后果，不过是让他在上海多呆上一小段而已。
上海有的是好烟好酒好风月，多呆几个月又有什么问题呢？王文华觉得很坦然。
可历史就是那么喜欢和人开玩笑，就在王文华在上海多待的这段时间里，一个刺杀阴谋正向他袭来。
1924年、1949年的事不知，但“1928年和1936年，还两次企图取蒋而代之”的话说得过份。依我看，这两事上反倒显示了他从道不从君的可贵品格。1928年他默许蒋下野事实让蒋暂时离开矛盾焦点对蒋也有好处，至于1936年的事则显示了他敢于担当。大家都知道，对绑匪谈判必须有软硬两手，何在他的位置上不得不担当了硬的角色而已，决不是他存心欲置蒋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对何的作法，连蒋介石的生死之交，蒋纬国的生父戴季陶都支持，还有大批黄埔学生也支持，这里面显然有大义所在，蒋对此也很清楚，否则他不会在返回南京后给何授勋了，即使是为面子一时不得不如此，那么后来宠信如故，甚至给他以接受日寇投降的荣耀就不可想象了。江兄的受我D洗脑太深，有些地方缺乏用常识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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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这个斗胆和缪兄商榷一下。
1924年，是因为孙、段合作，何的大舅爷王伯群也跑到北京去参加了段政府搞的“善后会议”，老熟人邓汉祥也出任段的国务院秘书长，适逢何总长嫌两百毫洋的月薪太低，所以也打算去北京找王、邓谋出路，幸亏被李仲公逮住，才没有走脱……
1949年，又是这个李仲公蛊惑何总长，让他去向蒋要求去当川滇黔绥靖总司令，趁便利用与西南各军阀的关系联盟反蒋。
何听了之后喜形于色地说：“对，对，我们可以这样做。”然后又补充道：“既然这样做，先得向中共方面接洽好，免得将来进退失据，一发难收。”又问李道：“你不是前几年在重庆搞反蒋组织的时候，常与恩来接触吗？他对我的印象如何？”得到肯定回答后，更欣然地说：“那么，就请你代表我到北方去一趟，等接头好了之后，我再到重庆去按计划进行。”
不过何总长第二天就变卦了，说：“经过一夜的考虑，我看此路走不通，你知道我是始终反共并且同他们打过多年仗的人，共产党手段毒辣，他们将来会对我算旧账的（这倒是长远见识，不得不承认）。”
作者：江上苇　回复日期：2008-8-25　22:54:23
1928年的事情，见仁见智，反正是百川、焕章拥戴老蒋复职的通电都发了，何总长还在磨磨蹭蹭地要征求经扶、墨三的意见……结果蒋校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你去告诉敬之，不要打错了主意；上次白健生逼我，如果他说一句话，我何至于下台。他要知道，而且必须知道，没有我蒋中正，决不会有何应钦。他怕白崇禧，难道就不怕我蒋中正吗。这次的拥戴电，他迟迟不发，是何居心？现在桂系向北方大肆宣传，说我已经不能掌握黄埔军队，能掌握的只有何应钦，他这样做，是不是故意替桂系撑腰，坍我的台？”
作者：江上苇　回复日期：2008-8-25　23:09:08
至于1936年的事儿，如果仅仅是装模做样也就罢了，问题是何总长居然当了真——一方面，他派兄弟何辑五飞西南找刘湘、龙云给他捧场，可惜辑五刚到成都老蒋就给放出来了，所以充其量算个未遂。但另一方面，他却很认真地和王伯群拟定“统一党国，革新政治”的方案。
这个方案极其有意思：或者联共抗日，或者联日反共，具体如何，打算等汪精卫到了拍板（幸甚幸甚，汪先生慢了一步）……另外何自己任军委会委员长兼川滇黔行营主任，王伯群回任交通部长并争取中央银行总裁……
如果真是为了“大义”，何总长怎么不把这一套交待出来和戴季陶们一块儿讨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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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手的就是张彭年和何厚光。
却说袁祖铭走后，张、何两位英雄胆色豪壮，决定对王文华以牙还牙，也搞暗杀。当时在上海滩上有不少失意的黔军旧军官，他们大多对王文华不满。于是两人就在其中物色了一位化名“贺永安”的哥们儿，由他实施暗杀计划。
说来这次暗杀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归功于王文华自己作息太有规律——他摆脱不了烟、嫖、赌这点腐朽堕落的嗜好，所以经常都要去著名的“一品香”旅馆消遣一番，顺便还和心腹谋士双清下下棋。这样一来，这位身负重任的“贺永安”先生就有了一个守株待兔的好机会，这一守，就是两个来月。
1921年3月16日下午，兔子终于出现了！王文华坐着其兄王伯群的汽车（其实刺客倒是不认识王文华，但王伯群这辆车却出卖了他），刚在“一品香”门口下车，便从一间靠近马路的房间的窗内飞出一颗子弹，正中其左肋。王文华负痛，想从车尾绕到汽车外侧躲避时，腰间又中一弹，随后又再中一弹，就此丧命。趁着混乱，“贺永安”从旅馆后门成功逃走，毫发无损。
于是贵州未来的命运，就在这个小人物一次极其偶然的成功中，被残酷地改变了。王文华未必是一个好的统治者，但一个天下大乱的贵州，对人民而言，却必定更加糟糕。
贵州随后十余年的战乱，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却说袁祖铭逃到北京后，最初发展得也很不如意，北洋政府严重低估了他的价值，不太愿意搭理他。
然而就在王文华在上海被刺的同时，袁祖铭也经历了一次暗杀，不过被他侥幸逃脱——正是这两场成败迥异的刺杀，使袁祖铭的北漂生涯出现了转机。
因为王文华之死，使贵州权力出现了真空，因此各方都在急切地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北洋政府遂也把这个刚逃脱了暗杀的袁祖铭拉出来重新评估了一番，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有资格被刺杀的前贵州军政要员，多少还是有些份量的吧？
于是在前四川盐运使张英华的介绍下，袁祖铭先后和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潘复及国务总理靳云鹏搭上了关系。此时贵州政局正在混乱中，因此北洋系打算赌上一把：资助袁祖铭回黔夺取政权，以牵制南方的反对势力，同时在不服“王化”的西南腹地打进一颗钉子。
事实上，北洋系赌这一把花费极其低廉，许给袁祖铭的不过区区三十万大洋，就这袁还是打了个八折才领到手的——另加从天津意大利洋行买来的三千支滞销步枪，以及借与部分北洋军助战的承诺。
袁祖铭就这样扛着北洋给的大洋和步枪，启程南下。他第一站先到武昌，和张彭年拿着靳云鹏的介绍信去见了湖北督军王占元，领到了北洋系允诺的一个补充旅的部队，在小朝街成立了“定黔军”总指挥部——这袁祖铭也真是会选地方，这不就是辛亥年武昌革命党失手被擒的地方么？
此时，已是1921年春，上距辛亥革命，正好十年。
不过袁祖铭要想回贵州，还有一个大麻烦。因为湖北到贵州并不接壤，他要带兵回去，就必须需借道四川或湖南——可此时四川的熊克武和湖南的赵恒惕，都正打着“联省自治”的招牌，与北洋政府明里暗里对抗着呢！更何况，这两家怎么会同意在自己的腹背上，让北洋系打进这么一颗钉子呢？
因此袁祖铭无路可走，只好又打道回京想办法，这一拖，就是半年。
就当袁祖铭在京汉路上来回倒腾时，王文华的大哥王伯群，却捧着孙中山先生颁发的贵州省长委任状到贵州上任去了——此前王文华在上海遥控黔局时，曾派了他大哥去广东见孙中山请示方略，于是就有了这张委任状。王伯群的到来，立刻使得原本就危机四伏的贵州政局，又一次掀起波澜。
时任黔军总司令的卢焘，本是个广西人，云南讲武堂出身，原属滇军系统。辛亥后他随唐继尧的滇军侵黔，后来就留在贵州协助刘显世、王文华创建贵州陆军。所以他虽然也算是新黔军中建军的元老，但因既不是贵州籍，又不是兴义帮，故而在非常讲究乡土关系的黔军部队中号召力不高——这也正是王文华放心让他代理总司令的原因。但王文华死后，他手下那些跋扈的旅长们就很不拿他当回事儿了，仅仅保持着表面上的敷衍。
所以，这回王伯群一来，黔军便立刻分裂为两派。
一派是拥王派。以第一旅旅长窦居仁、第五旅旅长何应钦为首。这两人中，窦居仁是王伯群兄弟的老同乡，私人关系良好，而何应钦则是王伯群的妹夫，他们当然都支持王伯群主持黔政。
但这一派有一个要命的弱点，就是军事实力不强。
窦居仁的第一旅虽然是有实力的老部队，但窦个人庸碌无能，威信不高，带不动部队。
而少壮派何应钦呢，他能力相对较强，同时又是王伯群的妹夫，忠诚度也可靠。
但这位未来的何总长，这会儿虽同时兼任着黔军代参谋长、第五旅旅长、少年贵州会会长、讲武堂堂长等一系列要职，貌似位高权重，但职务一多，反倒没有了重点——尤其是他的基本力量第五旅，其下属的第七团是新由游击队改编来的，实力很弱，又远在毕节，而且一向不大听话；第八团也是新部队，只有两个营，器械少而粗劣。而讲武堂虽是军事教育机构，却几乎没有武器，更谈不上什么战斗力。
另一派，则以何总长的士官老同学，第二旅旅长谷正伦、第四旅旅长张春圃为首。这一派，打算推举谷正伦主持贵州军政。
而谷正伦此时正率部驻扎在广西。
您说他这好好的黔军不干，跑到广西去干什么？唉，还是搞侵略来着。前面咱们提到，谷正伦、何应钦不是在民九贵阳政变中搞垮了赶回来“勤王”的游击军王华裔部么？忠心耿耿的王统领侥幸逃脱后，便带着残部退到老根据地湘西洪江一带。
但不久李烈钧又带着驻粤滇军从重庆败逃下来，可不巧他也看上了湘西，于是实力弱小的王华裔只得让出地盘，所部由王天培带领逃往黔桂边境，被陆荣廷收编。
正好此时粤桂之间关系紧张，随后就爆发了战争，陆荣廷那支老迈不堪的旧桂军被陈炯明的粤军打得满地找牙，从此旧桂系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给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们的新桂系腾出了上升的空间。
就在陆荣廷被广东人欺负得捉襟见肘的时候，贵州的卢焘也趁火打劫，以讨伐叛将王华裔为借口，派遣谷正伦，胡瑛两旅进入桂北想捞一把——这卢焘是广西人，所以他对于广西的兴趣可比贵州就大多了，因此竟一下拨出五分之二的主力部队去经营无关大局的桂北。
可是卢焘没有想到，他这一扩张行为，却为黔军未来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1922年春，在粤桂之战中取胜的孙中山，便挟战胜之余威，越过卢焘任命正在广西活动的谷正伦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但在同时，他又如前所述，任命了王伯群为贵州省长——于是贵州继辛亥革命、民九政变之后，又一次出现“双核”症状。拥王、拥谷这两帮二愣子都按耐不住独霸贵州的诱惑，开始躁动起来，于是黔军的分裂情形加剧。
而卢焘却因能力、声望所限，对军中日趋严重的分裂无能为力，只能坐观其变。
此时贵州的局面，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已经投到北洋羽翼下的袁祖铭，也在这个时候跑来凑热闹搅局。
此前咱们不是说到，因为川、湘两省挡道，所以袁祖铭只好一直滞留在京汉路上么？可到1921年夏秋之间，情况变化了，吴佩孚指挥下的北洋军，在岳州和鄂西击败了企图染指湖北的川、湘两军。
熊克武和赵恒惕经此打击后，暂时无力干涉袁祖铭的活动，他遂得机跑到湘西打出了“定黔军”旗号，积极准备反攻贵州——为了表示支持，吴佩孚还额外送了他六千支汉阳造步枪。
卢焘得到消息后，便派出窦居仁率第一旅前往铜仁堵截袁祖铭，窦居仁便趁机将王伯群接到驻地，准备拥立他为省长。
但王伯群这厮和乃弟的本事可就差得远了，王文华从重庆卷走的那五十万大洋，此刻全在王伯群手里，可他却一分钱也不肯拿出来花销——这让穷疯了的将士们如何肯为他拼命呢？
而此刻袁祖铭也施展百般手段拉拢窦部骨干军官——王文华在的时候，袁祖铭没有空子可钻，可现在王文华不是死掉了么，眼前黔军中还有谁能和他比威信呢？何况他背后还有个貌似庞然大物的北洋政府在支持呢……于是小团长们纷纷表示支持袁祖铭“定黔”，窦居仁手下的两个团长都先后倒戈。最后，窦旅长只得把部队交给部下团长胡刚，自己便陪着王伯群逃到上海做寓公去了。
于是，袁祖铭轻轻松松便占领了黔东的玉屏、铜仁、镇远等地。
就在袁祖铭兵不刃血地攻入湘黔边境时，驻遵义的第四旅张春圃部，驻桂北的第二旅谷正伦部，却在拆卢焘的台。
他们以回援为名，纷纷进军贵阳，企图趁火打劫武力夺权——这两个不仗义的家伙同时还打电话威胁正驻守贵阳的老同学何总长，要他即刻下野，离开贵州。而正在贵阳的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孙剑峰，也在得到谷正伦让他继任第五旅旅长的承诺后，对猝不及防的何应钦倒戈相向。
内外交困中的何应钦走投无路，只好宣布下野，在城里的教堂里躲了几天后，扮做修女逃往昆明。到昆明后，他凭着士官生的金字招牌，总算在云南讲武堂混到一碗饭吃——可这个饭碗也很不牢靠。尽管何总长都沦落到这地步了，可比他早到一步的刘显世还是不肯放过他，竟派出刺客行刺——谁叫他在“民九政变”中有份呢？
何总长中了一枪，伤在肺部，虽然被救了回来，但刘显世却也因此成为他平生最恨的三个人之二。被刺之后，他这才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昆明也不是俺安身之处！于是他又逃往广州去，经李烈钧介绍入军政府任少将参谋。可这参谋地位低下兼之薪水微薄，又无事可做，他不肯久待，便带了近万块钱跑到上海去运动倒袁祖铭，可惜又是一无所成。
他本想跑去北京活动，但苦于没有门路，要想转回广州吧，偏偏此刻陈炯明势头正盛，炮轰总统府，连孙中山自己也逃到军舰上避难……他一直苦熬到1924年6月，才在士官十期同学王柏龄的介绍下，回到广州帮忙办军校，出任少将总教官，月薪两百毫洋。
这个王柏龄，乃是朱绍良的江苏老乡，士官学校十期骑兵科出身，所以跟何应钦也是熟识。他原是在云南讲武堂当教育长的，算得上是个军事教育人才。所以这回孙、唐联合，孙中山提出要办军校，唐继尧一慷慨，就把他派到广东来帮忙了。他还带来了几个助手，其中一个就是鼎鼎大名的叶参座……
这所军校设在黄埔岛上，校长不是别人，正是何应钦当年沪军都督府中的同事蒋志清——嗯，他现在改名叫蒋介石了。
故事讲到这里，咱们都该长吁一口气了：这倒霉的何应钦总算是混出头了吧？
但在当时，何应钦自己可没有这样的先见之明，他见段祺瑞复出，孙中山去世，还一度以为北洋大概要赢了，所以差点跑到北京去投段祺瑞（这会儿他大舅爷王伯群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老熟人邓汉祥也正在当国务院秘书长，所以忽然有了门路），幸亏被朋友拽住才没有走成……唉，他这都是什么眼神啊！
再说蒋校长，他自己虽然能干，但到底没有正儿八经读过军校，所以这会突然被拎出来当校长，也很是战战兢兢的，凡事都要倚仗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这王柏龄和蒋校长的把兄弟张群是同期同科的好同学，所以大家也算是信得过的朋友。
可这位王伯龄先生偏生又是个成天游冶不落屋的主儿——和王文华一样，他也是个腐朽堕落生活的享受者，成天地去广州狂嫖滥赌兼抽鸦片。于是蒋校长每每有事儿，却死活找不着自己的教授部主任！还好那时候他位卑权低使不出威风来，不然王柏龄真不知该枪毙多少回了。
前面咱们不是谈到，何应钦虽然做事情虽没什么魄力，但绝对守规矩么？这个好习惯，他也从贵州一直带到黄埔来了，他不嫖不赌不喝酒不抽大烟，不旷工不早退不干私活甚至都不带请病假……所以蒋校长总能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找到他，从不落空。于是校长原本是打算交给王柏龄的工作，现在便统统交给了何应钦——反正都是士官生，又都办过讲武堂，谁比谁差多少呢？
于是乎，这才有了后来大名鼎鼎的何总长。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4月4日，成了光杆司令的卢焘，也只得宣布将黔军总司令职务让给谷正伦，在谷正伦回到贵阳之前，由先由遵义赶到的谷正伦铁哥们儿第四旅旅长张春圃代理总司令。
那么，谷正伦赢了？
他要赢了，那我们的历史书上写的就会是地方军阀谷正伦了，哪里还会有后来的国军嫡系上将军谷正伦呢？
所以，他也没赢，就在这只自作聪明的贵州螳螂专心致志的捕蝉时，一只黄雀已经静悄悄地落到了他的身后……本来这只黄雀也只是头技穷的黔驴，但这帮在黔军中资历尚浅的士官生们的自相拆台，却给他帮了大忙，使他变成了老虎——不过也只是只一戳即破的纸老虎罢了。
这只纸老虎，自然就是袁祖铭，他可不甘心就在黔东的几个小县城里终老一生，他的目标还要远大一些——至少也得是省城贵阳吧？
于是，就在这帮笨蛋士官生们争权夺位自相拆台的时候，袁祖铭却充分利用自己旧时的人脉和威望，以及北洋政府这个貌似庞然大物的后台，说服了王天培、彭汉章等几个握有军权的旧部团长拥戴他。
于是，就当谷正伦撵走了何应钦和卢焘，兴冲冲地赶往贵阳准备接手全省军政大权之际，他手下的小团长们却纷纷宣布倒戈，迎来了袁祖铭做他们的主人。忙活半天，却为他人作了嫁衣裳得谷正伦只好和同样失去了军队控制权的张春圃，灰溜溜地逃出贵州，辗转投靠了孙中山。
然而，这并不是谷正伦与贵州的最后诀别，二十七年后，他还会再回来，虽然仍然是做贵州的主人，但却已不再是割据时代的“贵州王”，而是中央政府下属的黔省军政长官了——他将是国民党时代的最后一任贵州省主席。
由此看来，时光可以改变一个人，也可以改变一个时代，只要她足够漫长。
列位细心的看官大概要问了：咱们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下，这黔军不是有五个旅么？这回第一、第二、第四、第五旅都表态参加互殴了，可那个第三旅又在干嘛呢？
第三旅也没闲着。原来这个第三旅，其旅长胡瑛乃是个云南人——和卢焘一样，这位也是当年随滇军侵黔而来的，所以对贵州缺乏感情。他前一段正在研究要不要跟着当年的老上司唐继尧反攻云南呢，所以没闲工夫去关心贵州的事儿。
这唐继尧不是“云南王”吗，他反攻自己的老窝云南，这个，这个……这又该算是哪一出啊？
待咱们慢慢道来。
前面不是说到顾品珍带着驻川滇军主力回师云南了么？事情就着落在这个顾品珍身上。
虽说回到了云南，但顾品珍却更加忐忑不安。因为在这次战役中，他所指挥的滇军不但损兵折将，还丢掉了对云南财政收入至关重要的川南盐产区，以及通往长江流域的贸易通道。而且，他在四川期间，还一而再地通电反对唐继尧的扩张政策，因此他估计唐继尧在盛怒之下，是决不会放过他的。
而一向在他和唐继尧中间起缓冲作用的老好人赵又新，又在此战中战死，再无一个人可以居间调和。虽说顾品珍和唐继尧还有一层老同学加把兄弟关系，但士官同学中被唐继尧杀害的也不下十几人了，所以这关系也说不上有多可靠。
因而顾品珍实在不能不为自己的脑袋担忧一番——而眼前最好的办法，则莫过于像王文华那样，干脆造反！
对唐继尧有怨言的，还远不止顾品珍一人。
如前所说，云南方面一向要依靠四川的财富来供养自己庞大的军队，因此滇军这次退出四川后，云南在军费开支上便立刻捉襟见肘。唐继尧此前大扩军所造成的后遗症显现无遗，一时间滇军竟积欠军饷九百余万元之多。
巨额的赤字，使云南经济面临着崩溃危机。
抓耳挠腮的唐继尧只好找美国人商量，准备以云南采矿权为交换，换取经济援助，但立即遭到省内外各界的反对，遂只得打住不提。
于是他只得采取最得罪人的办法：那就是大规模地缩编军队。
以原驻川滇军为例，唐继尧将原第一军部队缩编为第一混成旅，以耿金锡为旅长；原第二军部队缩编为第二混成旅，以金汉鼎为旅长；而原第三、第四两混成旅也缩编为团。这样一来，一大批旅团长便成了光杆司令，对于他们来说，失去了军权，就意味着失去了地位、财富，这些失意军官当然不满意。
因此，这次缩编在军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感情绪——对于一支没有崇高理想的军阀部队而言，金钱、权位、女色这些最现实的世俗利益，就是军阀向他的将士交换忠诚和勇敢的代价，而这样的筹码，他只能通过不断地打胜仗来获得。
可一旦他打了败仗，无法兑现许诺给将士们的利益时，那么其军队的土崩瓦解就不可避免了。所以吴佩孚后来才会感叹说，打胜仗的时候，靠不住的人也靠得住；打败仗的时候，靠得住的人也靠不住。
能胜不能败，能上不能下，这是当时军阀部队普遍存在的问题，滇军自然也不能例外。
而另一方面，这些在外经年苦战的滇军将士回到云南后，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失落：他们发现自己累年流血牺牲所换来的，不过是云南政治的日趋黑暗，以及唐继尧个人生活的腐朽奢靡。对此他们也深感不满。
于是以财政危机为导火索，以政治问题为大义口实，滇军军官中的反唐情绪一时高涨。
但顾品珍还没动手，另一个滇军军长叶荃却先整出事儿来了！
话说这叶荃从陕西撤到四川之后，便把部队交给了赵又新，自己回到云南休养。后来滇军自龙泉驿溃败的时候，他又电赵又新把自己留川的部队要回了云南，因此他的部队还保持有一定的实力。
叶荃自回云南之后，目睹唐继尧生活上荒淫无道，政治上穷兵黩武，闹得云南遍地皆匪，民有菜色，极感不满，遂决定以武力推翻唐继尧。
1920年12月中旬，叶荃召集手下的两个旅长在寻甸密商，计划偷袭昆明，以推翻唐继尧的统治，重建云南。孰料会后一个旅长李永和便向昆明的唐继尧告了密，使叶荃的偷袭计划落空。
唐继尧出兵弹压，双方战于杨林板桥。叶荃兵力较弱，2月5日败走澄江，被俘的叶军军官多被唐军就地处决。
随后唐军追击，叶荃在澄江打了一天，又吃了败仗，只得再败走晋宁、昆阳、玉溪，唐军一路紧追不舍。
就在唐军被败退的叶荃越引越远之时，顾品珍也出场了。
他以附从他的杨蓁为前锋，急袭昆明，于2月7日进抵昆明城郊的杨林口。
杨蓁抵达杨林口后，连夜给唐继尧打电话，告诉他顾品珍已经率第一、二两混成旅逼近省城（虚张声势而已，这会儿金汉鼎旅长的部队才刚从昭通出发，要到除夕后才能赶到昆明）。唐继尧急叫杨蓁劝阻顾军，杨蓁在电话里一边偷笑，一边忽悠唐说自己人马太少，阻挡不住。
唐继尧手里控制的兵力本就不多，这会儿又多一半去追叶荃了，现在昆明城中只有龙云的佽飞军大队（其规模相当于一个团），和驻巫家坝（就是现在昆明机场所在地了）、北较场的骑、炮、工、机枪等直属大队、讲武堂学生以及省防军一个营。
他琢磨着这点兵力决不是顾品珍手下久经战阵的驻川部队的对手，只好很识时务地放弃昆明，在2月8日逃往蒙自。
这一天，刚好是1921年的农历元旦。  顾品珍等人也以唐继尧是老同学，老上司，不为已甚，故放他从容而去——唉，在这样一个混乱不堪的年代里，你顾品珍还讲什么宋襄之仁啊！
2月9日，顾品珍在昆明宣布接任滇军总司令职务，还蛮不好意思通电申明：“唐公暨葵赓司令（即唐继尧的兄弟唐继虞，江湖人称“唐三瞎子”，曾在上海因贩卖鸦片被通缉，时任靖国联军总参谋长，昆明卫戍司令），联翩高蹈，挽留不及（那两位这会儿可正喘着气庆幸没被你挽留住呢），甚为歉然。业派专员驰赴河口祖饯欢送，以表寸心。”
唐继尧逃到蒙自后，本还想收集旧部，卷土重来。但此时顾品珍的主力部队金汉鼎等部均已抵达昆明，顾乃派唐淮源团出屯开远，以阻止拥唐部队向蒙自集中，并派士绅代表前往蒙自劝说唐继尧放弃野心，出国游历。
为了让唐继尧走得快些，代表们还特地送上十万大洋作为路费，唐无可奈何，只好循滇越铁路，自河口入越南，再经东京（不是日本那个，是“东京”湾那个“东京”）、海防，一路跑到香港去了。一路上还骂骂咧咧，见人即道：“不扑此獠，誓不为人！”
此时原唐继尧的佽飞军大队长龙云所部尚驻在建水，因此唐继尧在离开之前，便特委任龙云为团长，此后又把这支部队调到了广西——这就为他后来的复辟埋下了伏笔。
至此，顾品珍取代唐继尧，成为云南的新主人。可是，顾品珍虽然推翻了唐继尧，但他同样没有找到解决云南财政困难的办法——而且，他所面对的困难比唐继尧还要大。
可就如前面所说，云南所面对的危机，决不是简单的统治者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一系列深刻的经济问题。
唐继尧失败的原因，主要还不在于他个人生活的糜烂腐朽和政治黑暗，而在于他无法化解的巨额财政赤字——他养不活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于是这群饥饿的猛兽就吞噬了自己的主人。
可糟糕的是，换上来的新主人同样也养不活他们。
而且，对顾品珍更为不利的是，在反唐之役中，他借助了滇军各部的力量，欠下了许多人情帐，这就使得他在继任“云南王”后，非但更不敢提起缩编军队这个话题，还不得不对一帮有功之臣加官进爵以示酬庸——于是旅团长们又多了起来。
于是，这个新生的云南军政府，在财政问题上依然一筹莫展，但她又不肯忍受无所作为的恶名，于是她只好以唐继尧时代过于纵容绥靖，所以导致云南遍地皆匪为由，决心拿倒霉的土匪们开刀，连已经收编了的也不放过，以换取政绩。
于是从1921年暮春起，云南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剿匪运动，唐继尧时代收编的几个著名的土匪头子中，杨天福被杀，吴学显等人反水重新为匪。
但云南的匪患却并没有因此而减轻多少，要命的军费问题，民生问题也同样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于是人们不得不反思：到底是唐继尧错了，还是顾品珍错了？是唐继尧不行，还是顾品珍不行？最后，一个很不利于顾品珍的结论出来了：顾品珍并不比唐继尧更好！
那是个到处造反的年代，但造反容易，收拾一个烂摊子却很难。唐继尧做不到，顾品珍也同样做不到。
于是，就有了唐继尧的复辟。
却说唐继尧逃到香港后，政治上不甘寂寞，便频频参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军政府活动。
说来这唐继尧也真是的，当他手里有权有兵的时候，对中山先生爱理不理，1918年孙大炮想当大元帅，他却专要和陆荣廷、岑春煊们搞什么“七总裁”制，硬是气得被架空了的孙大炮撒手去了上海。可现在走投无路了，他偏偏又想起来要去广东！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原来唐继尧落难逃出昆明的时候，他的私人代表李小川正在由上海去香港的路上，偏生这条船上还有两个熟人，国民党的汪精卫和张继，于是大家就免不了在一块聊聊张家长李家短啥的。这一聊，就聊到了唐继尧被驱逐这个当时的热门话题。
张继就劝李小川，等到越南海防见了逃难的唐继尧，干脆就劝他出国“养望”算了，不要到广州来当空头的“总裁”。因为现在四川独立，贵州、云南政变，算来这唐继尧在西南三省都是个讨人嫌的角色，军政府要接纳了他，将来要想拉拢西南三省就会麻烦得多。这位张继先生，是国民党中出名的打手，所以说起话来也很不客气。
可李小川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以当前形势来看，广东军政府要拉拢西南三省是绝无可能的，唐继尧虽然失去了云南，可他在西南还是有相当的潜在势力的，足资利用。况且，孙中山如因唐继尧失势而拒绝与之合作，显见重力而不重人，也大大影响领袖风度。
于是最后汪精卫拍板，请李小川先到广州与孙大炮谈上一谈。
不日到了广州，汪精卫便介绍李小川去见孙中山。
说来这孙大炮还真是个喜怒形于颜色的性情中人。他果然不待见唐继尧，谈谈长江问题还颇为殷切，但一旦扯到云南，便冷冰冰地对李小川抱怨说：“蓂赓有权有势的时候就不服从我；现在失败了，也未必肯服从；即使服从也不起什么作用了。”
李小川很清楚孙大炮所担心的，其实主要是云南顾品珍的反应——怕他因为军政府收容唐继尧，而对粤方滋生敌对情绪。
于是他便先分析了一番云南形势，然后劝说孙道：“唐的可靠兵力还有数旅留在云南，顾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把唐的兵力调出来，只会引起顾的向心力而不会引起离心力。这部分兵力调出来，就可以与粤军一道两面进攻广西；广西问题一解决，军政府的威望就可以大大提高。这正是保卫广东和巩固革命势力的关键。”
据说此语一道，孙大炮的脸色便好看许多了。
于是1921年3月4日——也就是顾品珍们在云南实在无事可做，只好拼命剿匪的时候，唐继尧来到了广州。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三“总裁”，以及陈炯明、孙科等一帮军政要员齐集车站欢迎，使老唐觉着被人认为有用还是很光荣的。
于是在为他接风的宴会上，唐继尧便大吹牛皮，说自己离开云南，绝非因为军事上的失败，只不过是为了避免同室操戈而已。蓂帅兴之所至，便大谈了一番老子不是打不赢，只不过他王胡、小D不配做对手，换了赵司晨还差不多的阿Q心得。
孙大炮也接着话茬表扬唐蓂帅高风亮节：“蓂帅退出云南，不但不是失败，而且是很大的成功。现在全国当权人物最缺少的就是忍让精神。蓂帅不把云南当作私产，部下要干，就让他们去干，正是忍让精神的良好开端。我们满饮一杯为蓂帅贺！”大概是孙先生这话说得太象真的，当场着实感动了不少人，于是回头就有了陈炯明的炮轰总统府……
而这边汪精卫也没闲着，他逮住李小川便咬耳朵道：“小川先生，我对蓂帅的看法，今昔有所不同——以前我认为蓂帅是一个伟大人物，可是今天看起来，他就更伟大了！”
唉，那个时代就有那么一些人，一些事，会让我们在许多年后读来，还起一身鸡皮疙瘩。
不过，这个乌漆麻黑的时代如果不这样，那才更是个怪事儿。而我们很运气，没有生活在那样的时代，所以可以调侃他们——可不要忘记了，那同时也是我们的曾、祖生活的年代。
尽管军政府安排的欢迎场面热烈，但唐继尧在广州仍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当时军政府方面，只有副元帅、陆军部长和参谋总长三个显要职位，勉强合得上唐继尧的身份。
可奈何副帅一职，胡汉民觊觎已久，不愿为他人所取，遂干脆建议不设。
而陆军部长呢，又已经被手握实权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兼任，这也是老虎嘴里的肥肉，断然吐不出来的。
还有一个参谋总长呢？这个更说不得，蓂帅的老大哥李烈钧这会儿正当得好好的呢！想当年，连云南的天下都是老李和蔡锷让给他的，如今这区区一个参谋总长，唐继尧哪里还好意思开口呢？
于是唐蓂帅在广州呆得实在无聊，只好又悄然回到香港蛰伏待时。
总算熬到1921年夏秋之交，孙大炮号召西南各省驱逐广西的陆荣廷、谭浩明，粤桂战争爆发，于是唐继尧总算等来了机会。
此时唐继尧的滇军旧部朱培德、杨谦益、胡若愚、张汝骥等部两万余人，正驻扎在桂林一带，另外在柳州方面，还有李友勋、龙云等部七八千人。
这些部队，有的是在护国战争时代随李烈钧东征进入两广的驻粤滇军，如朱培德、杨谦益部；有的则是唐继尧在云南垮台后，和顾品珍不睦，才逃到广西继续拥唐的，如李友勋、龙云、胡若愚等部。他们在粤桂战争中，协助陈炯明的粤军痛打落水狗陆荣廷，着实捞到了不少好处，所以并不讨厌战争。
这些部队长，多为云南讲武堂出身，均是由唐继尧一手栽培起来，因此唐继尧对这些军队有相当的号召力。
当时摆在唐继尧面前的，也有两条出路。一条，就是服从孙中山，先定湘、桂，然后北伐，与北洋系争天下；另一条，就是打回云南去，关起门来做大王。
在表示拥唐的将领中，赞成反攻云南的占大多数，支持北伐的较少——这部分主要是驻粤滇军，比如说受孙中山、李烈钧影响较深的朱培德等人。
唐继尧再三掂量，最后还是考虑到孙中山实力有限，军费来源枯窘，而且其军队复杂脆弱，军令政令均不统一，北伐的困难很多，因此决定待先打回云南巩固根据地后，再谈北伐为稳妥。
于是决议之后，唐继尧便秘密派遣王九龄等人为代表，前往广西征求拥护他的将士意见，同时也做战前动员。
王九龄等人抵达浔州（今桂平）后，因地方方经战火（粤桂之战），交通中断，且匪患遍地，往往杀人越货，再不敢再赤手空拳继续前行，只得就地止步。
大家伙无路可走，只好成日里在烟榻上开诸葛亮会商讨办法：有人建议雇轿子走陆路，有人建议雇民船由柳江顺水而上，还有人提议看是不是掏银子雇请当地民团武装护送……
最后，大家从鸦片烟上想到了出路，决定以合伙做鸦片生意为诱，请驻浔粤军派兵护送。
说来也巧，正好当地驻军魏团长，乃是粤军第三师师长长魏邦平的亲叔叔，而这位魏邦平师长呢，又恰好是唐继尧的士官“同学”——其实这位魏师长是士官三期辎重科出身，和蔡锷是同期，比起六期毕业的唐蓂帅来，资历可就老多了，称“同学”乃是沿用了中国式的谦虚：不讲资历只看出息。
双方既然有了这样的渊源，这场交易自然相当成功。云南代表们只花两百块钱港币胡乱买了些酒肉犒军，魏团长就答应派兵护送了。而且为了表示友好，他还亲自出马，带着一连兵将代表们安全送到了柳州。
柳州的李友勋、龙云，是唐继尧走后，因为在顾品珍手下实在呆不下去才从云南跑出来的，自然是坚定不移的反攻派，因此代表们轻而易举就争得了柳州帮的支持。
但要说服桂林帮就麻烦得多了。胡若愚、张汝骥两部倒是积极支持唐继尧的反攻主张，但原驻粤滇军朱培德、杨益谦两部就不那么爽快了。
朱培德起初坚决要求拥护孙中山北伐，杨益谦则模棱两可，至于个人名位、经费、部队的冬装等，他们倒是都没少要求。直到唐继尧在回电中允诺他们所有的漫天要价后，朱培德才勉强同意参与反攻云南。
不过唐继尧对朱培德的立场并不乐观，他对身边人说：“朱益之（朱培德字益之）已被孙中山所麻醉，恐怕他将来的花样还多着哩！”
说来这唐继尧看人的本事还真是有几分靠谱，先前说杨森要反，结果果然反了，这回说朱培德要玩花样，果然就在滇军往柳州集结时，朱培德便对友军杨益谦部发动突然袭击，将杨军二十余营的兵力全部缴械——这老朱他最后还真就参加了我们所熟知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北伐，当时他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了。
眼前反攻部队倒是说动了，可浩大的军费如何筹措？即将入冬，两万多将士的冬装又如何解决？接下来，这一切又成了唐继尧的大难题。
要知道，自打从云南被扫地出门后，唐蓂帅就几乎没有过象样的进帐，可花钱却像流水一样——他自己素来大手大脚不说，还要在香港养一大帮失业的旧部呢！
但现在要打仗了，自然一切都要以军事为主。穷疯了的唐蓂帅便只好打自己太太们的主意，骗出她们的珠宝首饰来变卖，外加东挪西借，总算凑了十来万元现金。可这还是不够，于是又另外印制了十五万元的军用储蓄票充数
这个“军用储蓄票”又是什么东西呢？
可不要小看它，这破花纸也是能当钱用的。
说来这个“军用储蓄票”，乃是西方经济学思想的舶来品，也是那个年头手头紧的诸侯们惯用的一种伎俩。诸侯们为解燃眉之急而发行这种形同“白条”的特殊纸币，而其价值，就是被预支的诸侯信用。
诸侯们把这种票子当作现金发给大兵们，大兵们就拿着这个去找老百姓买东西（如果哪个不开眼的老百姓竟然不肯收，恼羞成怒的大兵们就会奉送他一顿拳头，让他大白天看见五颜六色的星星。如果这还不成，那就请他吃子弹或是刺刀，丘八爷们的阴险招数也多着呢——所以，通常都不会有买卖人敢于拒绝），而从理论上讲，老百姓则可以拿这个去缴税——因此这个“白条”就是有“价值”的，可以作为通货使用。
可这里也有个问题。
如果印发这种“白条”的诸侯位置巩固，那么他自然可以通过税收回收这种“白条”（当然了，这种回收也经常是要打折扣的，可被大兵们多拿走的鸡蛋却绝不会还回来，所以买卖人才不喜欢收这种票子呢），如果这位诸侯打了败仗被人撵走了，那么这张“白条”就一钱不值——在撕破脸皮的情况下，熊克武怎么会肯为唐继尧喝过的鱼翅汤付帐呢？
所以在那样的年代里，老百姓使用这种票子所担的风险可不小。
还有一点，这种票子在印发它的诸侯势力范围之外，也是形同废纸的——可大兵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经济学常识和阶级觉悟呢？他们当然是先用了再说！在他们看来，拳头和刺刀就是信用，至于是哪家诸侯的信用，这个他们可管不着。
为什么咱们非要把这个问题拎出来费这许多唇舌呢？因为唐继尧手下这帮不懂经济学原理的大兵，很快就要犯错误，他们偏就在不该使用这种票子的地方使用了——于是招致了弥天大祸。
接着再说冬装。
和割据东北的张大帅比起来，云南的唐蓂帅在置办冬装问题上，就轻松了许多——非但用不着狗皮帽子大皮袄，就是薄棉衣他也没有购置一件。
那唐蓂帅买的什么呢？他就让人在香港卖了点价廉物美的新鲜洋货，三万件棉毛卫生衣。
棉毛卫生衣？唉，其实也就是今天北方人所谓的“秋衣”，南方人所谓的“棉毛衫”了，一种再便宜不过的御寒物事。
没办法，广大忠勇的滇军将士就先将就着吧！谁叫“伟大”的唐蓂帅这会儿手头正缺钱呢？
好不容易等到万事俱备，唐继尧便于1922年春偷偷地溜到了柳州，将拥护他的军队集结到宜山动员整顿，就准备要回师云南找把兄弟顾品珍的麻烦去了。
他去柳州这一路上也没法儿不“偷偷地”，因为他告诉孙中山，他可是去指挥部队“北伐”的！于是就有了真相大白之后，粤方指使朱培德将杨益谦部滇军缴械的小插曲。
在行军路上，唐蓂帅需要一面大旗以壮声威，可是因为行期催得太紧，裁缝铺都不愿意接这单生意。于是唐蓂帅只好让手下人用红墨水画白竹布充数。擅长书法的王九龄先生挥毫立就“靖国联军总司令唐”——要说前几年，唐蓂帅手下动辄辖有“八省”、“五省”的“联”军，打这个旗号也还算是名副其实，可现如今每况愈下，四川独立，贵州倒戈，连云南都是姓顾的了，可他还非得打个“联”字旗，真不知道这个“联”字从何谈起？
这旗号红白昭彰，望之倒也颇有生趣，只是有个小毛病：怕水。可老天爷偏偏就要和唐蓂帅开玩笑，出发的前晚刚好就下了一阵暴雨，于是第二天唐蓂帅启程时，“唐”字大旗已经面目全非。
据目击者说：“唐字之一点及其余各处不甚变化，唯第二划之一横，其两端积墨较浓，经雨水溶化后，便形为珠泪涟涟的两眼。众均讶其不祥，唐当然亦露不愉快之色。”可不愉快归不愉快，该上路还得上路啊。
尽管上了路，唐蓂帅这一路还是不踏实，于是便让人算卦消遣。可这一卦算来却更不踏实，竟然得了个下下签，主“未出军先损大将”……唐蓂帅自讨没趣，只好强忍不快，吟诗给自己打气，现尚存两句，谨录以飨众：“无端平地起蛟龙，枯木逢秋叶更红……”
第三天船到江口圩时，正逢侵桂的黔军第二旅谷正伦部驻防此地，谷正伦这会儿正在图谋夺取贵州军政大权呢，所以抱着广交朋友少树对头的态度，备盛宴请唐学长上岸，直喝到夜阑方散。
因为手头没有可靠的军用地图，唐蓂帅只好按照邮政路线图和图上的附记情况制定行军路线。他计划从宜山出发，经怀远、得胜关、金城江、河池、东兰、凤山、凌云、西林进入云南的广南，一切作战部署待到广南后再视情况定。
唐蓂帅本人在柳州逗留了一周左右，一面做反攻部署，一面等候部队集结，然后又进驻宜山，筹备给养和征集民夫，还搞了一次隆重的誓师和授旗仪式。
反攻云南的滇军部队，共集结了约一万两千余人，朱培德、杨谦益两部虽然退出，但多了个黔军的第三旅旅长胡瑛——胡旅长的贵州部队不愿意随他去云南，都跑去跟了谷正伦，于是他只好光杆一个人参加了唐蓂帅的复辟大业。
却说这个宜山，乃是柳州以西的一个小城，此次滇军大军云集，呆的时间又长，粮秣燃料的供应便出现了短缺。加上时值年关，将士又没有御寒衣物（唐蓂帅那批棉毛衫因为交通中断，根本就没有运到，最后只好在梧州廉价处理了），于是难不住的大兵们便自行想办法，强占民房不说，还拆下门窗当柴火烧。
而从宜山西行入滇，一路都是崎岖的桂西山地，加之人烟稀少，行军道路上的给养无法保障，因此滇军只得在宜山尽力采购置办干粮（官兵每人需携带数斤由糯米粉、米粉、面粉混合的三合面），并征调大批民夫脚力担负武器弹药，仅在宜山一县就征调了千余人。
最后地方上苦不堪命，实在找不到象样的夫役，连监狱里带着脚镣的囚犯也放出来充数了。
为了鼓舞士气，唐蓂帅还下令全军先发两个月的饷——一半是现金，一半是香港带来的“军用储蓄票”。尽管滇军总部下令，军用票只能到云南境内之后才能使用，但大兵们才不管这个茬呢，他们尚在广西境内，就开始用这种废纸强购物资。
滇军的军纪本已相当糟糕，这回再加上“军用储蓄票”的大肆使用，更是让广西人民雪上加霜。可已经被部下倒过一回的唐蓂帅，又怎敢在这用人之际去捋大兵们的虎须呢？更何况，这还不是在他老人家的地盘上呢！
于是，他便装着没看见，什么也不管——不就几个南蛮僮獠么，能碍得唐蓂帅什么事儿？
一时间，滇桂路上怨声载道。
按照唐蓂帅制定的行军序列，全军先头为最称精锐的龙云所部，其次为胡若愚所部，再后是唐蓂帅本人和总部，殿后为李友勋、郑开文（士官六期）、胡瑛等部。
唐军先头部队于1922年旧历除夕前两天自宜山陆续出发。因为唐蓂帅催命似的把龙云、胡若愚往前赶，所以兵强马壮的前锋部队跑得飞快，而殿后的老弱就跟不上趟，于是整个行军序列拉得极长，最后宿下营来一看，全军首尾竟连绵百里之遥。
这样行军看起来很是壮观，可却犯了兵家大忌。
话说三国时，刘备因关羽失荆州，一怒之下进攻东吴，却因为战线拉得太长，在夷陵之战中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因而大败亏输，魏文帝曹就丕幸灾乐祸地评论道：“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
这回唐继尧也犯了这个毛病。
照说唐蓂帅这堂堂的留学生，就算没读过《三国志》的原文，烂遍大街的《三国演义》总该看过吧？至不济，多少也该听过评书吧？这出“火烧连营”可是名段哪！可他不汲取历史教训，却偏偏把部队拖成这样一条长蛇阵，难道就没有想过首尾不能相顾是兵家之所忌？
说来这都是封建迷信思想和马虎大意惹的祸。
唐继尧这人虽然是留洋学生，但却很有点迷信思想，喜欢算卦不说，做事情还特别讲究个好彩头。所以这回他便别出心裁，一心想要赶到得胜关过年，以应个旗开得胜的口彩。
于是乎，龙云、胡若愚在前面疲于奔命，李友勋、郑开文则在后面拖拖拉拉，全军就给拉成了一条百里长龙……
要在云南境内，唐蓂帅就断不敢如此托大，但现在不是还在广西境内么，离敌人还远着呢！主帅这么一想，下面的将军们自然更不当回事儿，个个拖家带口，直就拿这行军当旅游观光了。
可这会儿，人家已经准备好口袋阵，就等着唐军往里面钻了。
这个口袋，就设在唐军回滇的必经之路上——怀远。
动手的是谁呢？当然不是云南的顾品珍，老顾这会儿也没能耐跑到广西来揍人。打埋伏的，是广西自治军领袖林俊廷的部队。
此时粤桂战争刚刚打完，陆荣廷的旧桂军战败后，一些零散部队纷纷占山为王，比如说后来大名鼎鼎的代总统李宗仁，这会儿就在干这个买卖。
这个“自治军”，也是一支这样性质的部队。他们在怀远附近的人数不多，照常理说，原是不敢做这笔买卖的，但这回滇军实在太可恶，桂省军民尽皆愤怒，因而自治军便决定豁出去干上一票。
伏击的地点，就选在了地形上很适合打埋伏的怀远：此地西端数百米是高山，东端有一条较大的河流，仅有东西向的一条大街，而城围又相当坚固，不利于中伏部队疏散展开。
于是，自治军便于旧历壬戌年元旦后两天，在怀远东、西、南三面设伏，四乡男女老幼均手持刀、矛甚至扁担前来参战。他们的计划也相当聪明，先放过唐继尧的总部和前队的精锐部队不打，待殿后的李友勋、郑开文、胡瑛等部毫无戒备地入围后，才伏发而起。
这一仗，就让我们看到了大扩张之后的滇军部队，其战斗力已经下降到什么地步。且不说这一路行军警戒上的疏忽大意，就连他们自己的装备都添乱——很多步枪上，竟然根本就没有配肉搏用的刺刀！
没上刺刀的大枪，在这样的近战中，还不如一根烧火棍顶用。而剩下的刺刀，在肉搏中也并不见得就比大刀长矛更好使。
所以在这场战斗中，乡民们的扁担、刀、矛就大大地占了上风，不到半天时间，数千滇军竟然被悉数歼灭——读到这儿，对军史比较熟悉的读者们，已经该觉得这和某个经典战例有点类似了吧？
对了，抗战中的神头岭之战！
十六年后的1938年3月16日，刘伯承元帅指挥的八路军129师，就在山西省潞城县东北的神头岭上，又重演了这一幕。
当日129师以陈赓的386旅伏击自潞城出援黎城的日军一千五百余人——那年头，日军可是号称一个大队可以轻松对抗中国军队一个整师的！这一千五百余人，足足可抵三个大队了。所以，这129师的胃口还真不小！
而八路军这边呢，担任中间突击任务的补充团装备极差，除两个连队有些枪械外，其他全是清一色的红缨枪——这群土八路简直都有点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正规军了。
但最后结果呢？结果是，在这一仗中，八路军和鬼子合演了一出用红缨枪缴获“三八”枪的好戏。
刘帅这一仗，打得很大胆，尤其是红缨枪换“三八”枪，更为后人津津乐道。至于他为什么敢于下这个决心，我想1922年初春的怀远之战，就是最好的注脚。
一个老军人的经验，就体现在他对过去战例的得失检讨上。
由于唐继尧把部队首尾拉得太长，前后不能相顾，因此在怀远一战中，殿后的滇军几乎全军覆没。
带队的滇军将领李友勋和郑开文，都在战斗中被杀，原黔军旅长胡瑛运气稍好，仅以身免。李友勋的妻子李本兰也在此战中丧命，多亏李的一个四川马夫，背负着其四岁的幼子，骑着一匹快马猛冲突围，才算给老李家留得一个活口。这个马夫身中七弹，赶到唐继尧总部驻扎的河池时，也已经是个血人了。
好讲究口彩的唐继尧，这回非但没有旗开得胜，反倒凭空损失了两员大将和数千士兵，与顾品珍的兵力对比又由优势转为劣势，因而闻讯不由得掩面大哭，寝食不安十余日之久。
说来这唐蓂帅一路上也真是倒霉：先是被朱培德倒戈吃掉了杨益谦部，损兵二十余营，然后又被一帮没名头的广西自治军干掉了忠心耿耿的李友勋、郑开文两部数千人，其反攻的兵力一下减少了一半多，照理说顾品珍该占便宜了吧？
其实不然，顾品珍那边的情形还要更糟糕些。
前些时日，顾品珍因为积极剿匪，因而把唐继尧时代收编的一帮土匪都得罪了，大王们立刻都跳到了拥唐的阵营里。
而在滇军内部呢？当初反唐拥顾的骨干分子如杨蓁等人，其反唐的原因就是唐不能满足其升官扩军的欲望，因而希望通过拥顾达成其个人目的。
可偏偏顾品珍接过唐继尧的烂摊子后，在经济上还是一筹莫展，仍不能满足杨等人的欲望。野心膨胀的杨蓁遂又勾结土匪反顾，还企图分化金汉鼎等实力派人物。
顾乃忍无可忍，遂在1921年11月中旬，将杨蓁扣押，然而杨蓁所部第三旅，却也因此与顾离心离德，最后接受了唐继尧的拉拢。
杨蓁是滇军中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这群人没有长远的理想抱负，只能通过纵横捭阖，在朝三暮四中不断出卖自己的政治立场，来实现争权夺位，扩充军队等野心。
昨天导致唐继尧下台的，正是这帮人。而明天将导致顾品珍失败的呢，也仍然是这帮人——在那个迷惘而无所适从的军阀时代，培养得最多的，正是这样一批除了个人权利，更无别样理想和追求的骄兵悍将。
这和晚唐藩镇割据中，那帮动辄撵走主帅，扶立新主的节镇牙兵是何其相似啊！然而这可不是偶然的特例，事实上，这是每一次国家传统政治秩序被破坏之后，都将会出现的必然结果。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曾意味深长地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他所指出的，正是传统秩序崩溃所导致的连锁效应——正所谓“晋国规模如魏王,陈留踪迹似山阳”，在这样一场崩溃中，个别好运气的枭雄也许会暂时获利，但最终，他们也将成为受害者。
没有人能够从这样一场崩溃中得到好处。
我们向往着新时代，起初我们满怀憧憬。
但我们却不幸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样一场急迫的改变，必将让我们付出异常沉重的代价——传统秩序的崩溃，新与旧的冲突，以及如此种种……这个国家的摊子铺得越大，弯子转得越急，这种转型期的痛苦也就愈发的让我们难以忍受。
最后，在血泪中苦受煎熬的我们，终于不得不屈服，终于把最美好的理想抛在一边，转而向命运妥协了：我们随手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而不再苛求它是不是完美。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也是每一个崩溃时代的普遍规律——所以，当我们对现实不满的时候，请不要轻易为一场大崩溃唱赞歌，因为那样的阵痛将是难以忍受的。
顾品珍得到唐继尧准备反攻复辟的消息后，也不敢掉以轻心。他为收买人心计，将省政交给滇军宿将罗佩金，任命其为省长，另将军政交给金汉鼎，任命其为滇军总司令。
1922年初，就在唐继尧在广西宜山厉兵秣马准备西征云南时，顾品珍也以准备北伐为名，在云南宜良集结部队——目的么，当然不是口头上说的北伐，而是对付把兄弟唐继尧了！
顾品珍准备集结的共计有赵燧生第一旅、杨池生第二旅、杨希闵第三旅（就是原杨蓁的部队，杨希闵以独立团团长身份升任旅长）、蒋光亮部朱世贵支队、范石生的第十六团、杨联第警卫营和炮兵营、机关枪营、工兵营、骑兵连等各部，共计两万余人。
应该说，顾部在兵力、装备、作战经验、后方补给等方面，均是强于唐继尧的。
但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这回顾品珍也就是被那帮朝三暮四的家伙坏了事。
在他等待部队集结的时候，就出了事儿。他打算集结的部队中，三心二意的家伙太多，动作也慢腾腾的，结果大军集结还没有完成，唐继尧的部队就已经打进云南，形成了先声夺人的气势。
于是人心大变。
第三旅部队出发到路南弥勒间，参谋长周永祚鼓动将士把旅长杨希闵和团长韦杵绑了起来，将部队带去投奔唐继尧。
第一旅的营长蔡祖德也叛变了，他在部队从建水向蒙自行军的途中，将旅长赵燧生击毙于轿中。
滇军总司令金汉鼎得知唐军攻入云南后，急令归他统率的驻蒙自的杨如轩旅，前往文山堵截唐军，行至亚拉冲，便与唐军前锋龙云部遭遇，双方激战终日，不分胜负。
正当双方鏖战中，杨如轩旅的杨育涵团，又被唐继尧拉拢，宣布倒顾。后院起火的金汉鼎无计可施，只好令杨如轩向北且战且退。杨旅在撤退中遭到唐军李选庭部拦阻，其部队也被切断——朱淮、廖行超两营跨到滇越路东，而杨如轩本人则带着潘毓英营退避屏边。
正在宜良等待各部队集结的顾品珍，听说这么多部队叛变和战事失利的消息后，大为震惊，亲率部分主力驰援。双方战于开远的小龙潭，兵力分散士而又气低落的顾军失利。
顾品珍只得退到弥勒小河口竹园一带坚守，仍战不利，又退到宜良的天生关。顾军屡战屡败之下，原本就不巩固的人心，更加离散。而唐继尧所收买的土匪吴学显部，也趁机打死老虎，偷袭顾品珍的指挥部。顾品珍四面被围，身边的警卫营长杨联第、团长何精壁等人也纷纷阵亡，参谋卫士人等战死殆尽，他自知已无力回天，遂用手枪自杀。其参谋长姜梅龄（士官八期步兵科）也死于乱军之中。
顾品珍战死的消息传来后，昆明城里顿时变得乱糟糟的。一年前唐继尧仓皇出逃的那一幕，这回再度上演——可却是换成了去年那帮叛乱分子。
顾品珍任命的省长罗佩金，因和大理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华封歌是世交，故打算前往投靠。而滇军总司令金汉鼎呢，他没有去处，只好去缅甸漫游，因此便和罗佩金一同西行。
1922年3月10日一早，罗佩金、金汉鼎办好交接事宜，并留下第三团负责维持秩序后，便携同警察局长兼警务处长朱德、旅长唐淮源、省府秘书长朱丽东及谭兆福、戴永萃等一批高级军政人员，带着机关枪连和警卫营逃离昆明。
朱德和唐淮源，都是金汉鼎在云南讲武堂丙班第二队的老同学，所以大家格外铁杆，非但造反的时候是同谋，就连逃难都要在一起逃。
随后，蒙自道尹何国钧、造币厂厂长刘云峰、旅长张子贞、宪兵司令兼禁烟督办项铣、军需处长李赓虞、张鉴桂、梁骞、刘介眉等一行人也赶来入伙。
这支逃难的队伍总计共有驮马四十多匹，官兵数百人。到禄丰后，又有不愿意附从唐继尧的第三团官兵百余人赶来追随。大家伙儿便一路向大理方向而去。
孰料队伍行至广通，华封歌便态度突变，只允许罗佩金和何国钧两人前往大理。金汉鼎、朱德等人认为华封歌立场可疑，罗、何二人贸然去投恐有危险，再三劝阻。
但罗佩金却因他祖父救过华封歌父辈的命，不以为然，执意要去。于是大家就此分手——罗、何二人带其卫队四十人，驮马二十余匹先行经镇南（今南华县）前往大理，金汉鼎则拟带着其他人经牟定越过镇南继续前往缅甸。
可是情况比想象中更糟糕。
当金汉鼎带着大队行至镇南城东郊时，忽然遭到城内华封歌部队的射击，司号员被打死，金总司令骑的骡子也被打伤了后腿。
金汉鼎情知不妙，赶快指挥部队占领阵地抵抗。直到入夜，他先前派出去负责设营的副官汤玉清回来报告情况，他才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儿。
原来疏忽大意的罗佩金一进镇南城，便被华封歌的部队缴械，驮马行李被抢光，他和何国钧也被关了起来。接下来，这位给后续部队打前站的汤副官又自投罗网，稀里糊涂地一头撞进镇南城，自然也被人家拿住扔进大牢里。
汤副官进大牢一看，吓了一跳：原来罗、何两位首长正坐在里面抓虱子呢！免不得问候一番。大家彼此客套客套，再对对口供，这才弄清楚事态极其严重——华封歌靠不住了！而且土匪普小洪也带着几百人的队伍追来了！不溜快点，大家都有灭顶之灾。
于是罗佩金给金汉鼎写了个字条：“土匪普小洪率带数百人已离镇南不远，今晚万不可停留，仍向原路而行。”让汤副官赶快瞅空缒城而出，把消息报给金汉鼎，他和何国钧两人也趁机逃出。
金汉鼎闻讯迅速前行，但行至盐丰县的桃花山时，仍然被普小洪追上，双方大战一场。金汉鼎、朱德等都是滇军名将，虽然落难，但毕竟还有数百人枪，拼起命来战斗力仍不可小觑，不识好歹的匪徒们伤亡惨重，只得退走，但这边也有一个团长李成桢中冷枪而亡。
金汉鼎、朱德、刘云峰、唐淮源等人看前路险阻尚多，只得放弃了西去缅甸的打算，离开部队轻身折而北上。
他们从桃花山出发一路向四川而去，所经皆是高山深谷，人烟稀少的林区，走了两天才来到金沙江边的渡口。
在渡口边上，走在前面的护国名将刘云峰缺乏警惕，被土匪绑走。土匪们本来还打算打劫金汉鼎等人，亏得唐淮源有名卫士留了一只十响驳壳枪自卫，唐旅长又扛起手杖假装射击，这才撵走了这帮只有土枪的土匪们。
过江后，这一行落难英雄来到大水井地方，护国时代被刘云峰打得找不着牙的伍祥桢，他家就住这儿。
大家也顾不得那些陈年烂谷子的恩怨了，一头便扎进伍家。伍祥桢的弟弟倒很是仗义，好吃好喝招待了这帮未来的上将、元帅们，还客客气气地将他们护送出境。
他们再往前行，就到了四川境内的盐边县，当地的四川土匪和他们没有云南同行那些过节，故而很好相与。
久仰金、朱等人大名的匪首雷云飞，闻讯急把他们迎上山寨，用山珍可劲地招待了两天。就在金汉鼎吃得“别饶滋味”的时候，朱老总也和雷寨主谈好了价钱，拿出几千块钱请他出面赎回了刘云峰。
至此，这帮护国将星们总算是须尾俱全地脱险了——十年间川滇道上战旗西风，回首往事，眨眼间光荣却已成幻梦。
可罗佩金就没这么好命了。
他自镇南逃脱后，向北急奔华坪，也拟渡金沙江入四川。但遭到土匪普小洪的追击，终于被俘。据说普小洪曾向唐继尧请示，究竟该如何处理他这位老同学？唐却回复，让他看着办。
于是普小洪便以十足的土匪方式，将罗佩金这位护国名将在苴却的双金坡杀害，罗终年才四十四岁。普小洪杀死罗佩金的手法简直匪夷所思：他将罗佩金剥光衣物，混身抹上厚厚的烂泥，然后让他站在烈日下暴晒……
这种死法，酷毒得令人发指。
罗佩金其人，个性很有特色，在老昆明嘴里，是号称“四气”之一的“二气”——而剩下的三气，则是蔡锷的骨气，唐继尧的福气，和黄毓成的勇气。
不过和人家的“骨气”、“福气”、“勇气”不同的是，罗佩金这个“二”不是褒义词，而是“二百五”的“二”。
可就是这么个“二”，在护国战争中，居然把数世积累的家族产业抵押给银行，贷款十二万元以充军费。
他当时的理由既“二”也不“二”：“共和制度无恙，不仅己身存在，还可以多少领回一些养家活口；否则，亡国灭种，何以家为？”蔡锷等人请他列名讨袁通电，他却说：“我怎敢冒得虚名？有机会一效死力，就很满足了。”他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在护国战场上他也确曾亲冒矢石，以致弹伤右胫致残。
在伟大的理想支撑下，即便是“二”，也可以在历史上书写属于自己的光荣。可一旦失去了理想，他便立刻沦落为凡人。
在双金坡酷毒的烈日下，我们不知道临终前的他想过些什么。或许是：如果护国战争中那块弹片，来得正一点，这场人生也许就会更有意思些？
罗佩金死后，苴却行政委员曾纯一给他殓尸入棺，三个月后灵柩才被运回昆明。可当他的棺木运到昆明时，老同学唐继尧却不许其入城，最后运棺人等只能把他浅埋在城东小松山上。故人大多不敢去凭吊，只有一个周钟岳前往扶棺痛哭。
可他还不是最糟糕的。顾品珍战死后，唐继尧让土匪们把他的头颅砍下，将尸身抬到昆明，在南城墙上暴尸示众，直到三天后才准许亲属收尸。
就这样，鲜血、子弹、仇恨和杀戮，最终埋葬了那段世纪初的友谊与乡情，也埋葬了一个辉煌的时代，还有一个曾经强大无比的军事割据集团。
曾几何时，他们还是中国土地上最有希望问鼎天下的一群！可现在，他们被埋葬在历史的尘埃里，被绝大多数人遗忘得干干净净。
可这帮满脑子帝王思想而又热衷于窝里斗的“英雄”们，又能埋怨谁去？
唐继尧击败顾品珍后，因急于回省城夺取政权和财权，故没有继续布置歼灭顾、金两人的残余部队，而率军径直向昆明而去。
而顾、金麾下那些被打散的队伍呢？他们既不敢也不甘心投降唐继尧，遂自行集结到丘北、罗平、泸西一带，由副总司令张开儒（士官六期）带领退入贵州，后又进入两广。
再后来，杨如轩、杨池生等几个实力派又赶走了副总司令张开儒，将艾立迟的第三团转交给杨希闵带，杨希闵这个光杆司令这才又有了兵权——因此我们才能够在二十年代中期风云莫测的广州政局中，屡次看到他的名字。
这部分背井离乡的滇军，从此就像失去了大地母亲的泰坦，彻底堕落为一支为了生存而到处替人打仗的雇佣军，说得不客气一点：他们就是一群拿着枪杆子的凶恶乞丐。
因为有这一点本质的不同，所以和那支护国时代就进入广东追随孙中山的驻粤滇军比起来，这支流浪的滇军组织更混乱，纪律更散漫，品性上更唯利是图，思想上更空洞，行为也更匪夷所思。
此后，他们就这样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南中国的土地上，成天打仗，却永远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有偶然飞来的子弹或是烟雾缭绕的鸦片烟榻才能消解他们的苦闷和迷惘。
所以，虽然他们的前程还将有回光返照的时候，但这群人已经失去了问鼎天下的勇气和资格，他们沦落为历史迷局中的一群捣乱者。
而云南与贵州，都还将继续混乱下去。因为无论颠覆也好，复辟也好，这些割据诸侯都没有找到真正破解困局的办法。
在他们的身前，是古老的帝王时代，在他们的身后，是崭新的共和时代，在这两个时代之间有一条深深的鸿沟——它有一个世纪那么宽，有两千年那么深，而这群迷惘的可怜虫，正好站在鸿沟的中央。
如此宽阔而深邃的鸿沟，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还从未曾有过，他们当然不知所措——他们既不能回到过去，也无法融入未来。
所以，这群站在鸿沟中央的人儿，才注定将是悲剧的主人公，他们的任何挣扎都将是绝望的。
西蜀事业是偏安
侥幸逃离云南的金汉鼎、朱德等一行人，在盐边略作休整后，继续北上，就来到了川南重镇会理。会理县长赖建侯盛情款待了他们一番，临走时还送上五百块钱作为程仪。
然后这帮放宽了心的护国将星们，便大摇大摆地沿着滇川大路，途经德昌、大小相岭、越嶲、雅安、乐山、叙府等地，最后暂时落脚于南溪——如果仔细看看他们这条逃难旅途的前半段，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那简直就是后来中央红军长征自滇入川行军路线的预演！
朱老总在南溪这段小住时感慨颇深，赋诗一首，道是：
深海当年姓字标（这个“海”莫名其妙，恐当是“诲”字之误）
茫茫大地愿难销（当年护国之志，如今思之正当慨然）
南滇爱友嗟离别（确实称得上是一段悲欢离合）
西蜀知心大寂寥（熟人都在川东，西蜀难免寂寥）
为国无时还梓里（川、滇打得热火朝天，确实没条件回家）
戎衣何时换金貂（想要把武功换文治，但还要近三十年呢）
买山筑屋建诗社（国初定制，土地国有，私人不得买卖，残念）
幸赋归来避市朝（三十年后，老总确实做到了，风节可敬）
虽然诗是朱老总的作品，但想来金汉鼎这几个老同学对此也一定心有戚戚。
他们在南溪小住不久，这番窘况就给川东的一帮老朋友听说了，人家便极力邀请他们前往重庆暂住。于是这一行人历尽千辛万苦后，终于在1922年4月下旬抵达重庆。
想想三年前的1919年，他们随唐继尧来重庆时，请客的是尚在滇军羽翼下的熊克武，作陪的是石青阳，一切招待唯恐不周，欢迎礼数几如帝王——可如今想来，一切前尘恍如幻梦。
不过好酒好菜好招待还是有的，只不过付账的换了人。
因为在滇、黔两省因为失去四川而天翻地覆，打得乱七八糟的时候，这帮四川佬们也在重新洗牌。
那是个到处都是分歧的时代，而且那个时代的人们还特别习惯于用武力去解决分歧。旧帝国的崩溃，所造成的种种分歧，直到十多年后，仍然没有全部消解。
在四川，这样的分歧就尤其多。
1920年底，团结起来的川军将滇、黔两军赶出本省，成功地把财政包袱扔给了这两位老对头，从而造成了此后滇、黔两省一系列政治军事上的动乱。
这帮穷邻居暂时算是无力窥图四川了，可四川是不是就会天下太平了呢？
那才不呢，这仗还得继续打下去！
就如前面说的那样，川军取得对滇、黔胜利的主要原因，是熊克武和刘存厚这四川新旧两大军事集团的暂时妥协。但显而易见，熊、刘这个妥协是有时效性的——一旦局面发生变化，它就需要重作调整。
1920年9月10日，刘存厚首先违背诺言。他趁着熊克武正在龙泉驿与滇军决战之机，在成都设立了四川督军公署，急不可待地把北方督军的牌子打了出来。
当时龙泉驿川、滇两军酣战正激，熊克武亟需刘部靖川军的支援，对此只得隐忍不发。但到10月30日大局已定后，他也立刻针锋相对地在重庆设立了广州军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公署，打出了南方督军的牌子。
于是熊、刘两家关系立刻趋于紧张。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双方都在积极拉拢刘湘等中间派，但肯出大价钱的熊克武又一次占了上风。
在1920年12月举行的善后会议上，熊克武宣布辞去本兼各职务，表明此前与杨、吕、黄、卢等同党及滇、黔战，乃是为全川利害计，绝非为个人权位的态度，他因此立刻占据了舆论优势。
此外，他还积极活动各川军将领，公推第二军军长刘湘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成都卫戍总司令，从而成功地拉拢了手握兵权的二刘和整个大邑系。
而同时呢，北洋政府却在给刘存厚帮倒忙。
滇、黔军败退后，和熊克武捣蛋的杨沧白和一众“实业团”分子也立作鸟兽散。然而熊克武却也因此而和孙中山彻底闹翻，一时彷徨南北之间，竟无所归属。
北洋政府见此，乃趁机施展捭阖手段，企图拉拢正在犹豫中的熊克武，宣布任命他为四川省长。同时北洋还任命刘湘为重庆护军使，杨森、邱华玉、邓锡侯、田颂尧、但懋辛、余际唐、陈国栋、陈洪范等九人为各地镇守使。
但熊克武和刘湘等人对此均坚决表示反对，熊克武于1921年1月12日首先通电拒绝接受省长职务，1月21日全体川军将领也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的任命。
就熊克武而言，他本来是支持南方军政府的。虽此刻他在国民党中已经形同脱党，但其在意识形态上，仍然不愿意接受北洋政府的领导。
于是他便和湖南督军赵恒惕互相呼应，高唱起“联省自治”的调子来。所谓“联省自治”，即各省对南北两政府均不服从，而以本省人士执掌本省事务，军权财权自理，己事己了。在对“外”政策上，则结成军事同盟关系，彼此承诺互相支援。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方军阀割据主义。熊克武当然不是军阀割据的爱好者，但这会儿他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但熊克武不喜欢割据，并不意味着别人也不喜欢——比如说，刘湘就正好相反。
刘湘历来是主张“川人治川”的积极分子，割据称雄才是他的真正目的。现如今他兵强马壮，在川军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北洋政府的力量却日趋式微，他自然不甘心接受北洋政府那单有名无实的委任状。
更何况，北洋许给他的还只不过是个区区的“重庆护军使”而已！这会儿川军都已经公推他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了，他怎么会回过头来屈就一个重庆护军使呢？
所以北洋这次鲁莽的任命，给刘存厚帮了个倒忙。不过，北洋的漏子还没捅完呢……
在川军众将集体反对北方任命的情况下，刘存厚自也不敢公然支持北方，他遂一面假装赞成“自治”，一面却密电向北京表示：自己是拥护“中央”的，但目前受形势所限，不便于公开表态支持，因此请求“中央”予以谅解。
但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和国务总理的靳云鹏这两个混小子，为了掩饰中央在对四川政策上的失败，竟然把刘存厚这通密电公开发表到报纸上，这顿时让刘的墙头草行径暴露无遗，两面不是人。
说来北洋这么做，也有点唯恐四川不乱的意思——它企图通过玩这一手，逼刘存厚与熊克武摊牌。
此外，靳云鹏出这个茅招，还很有点公报私仇之嫌。
要知道，靳总理和刘督军，这两个人是有点历史恩怨的。辛亥年云南“重九”起义时，靳总理正是云南督练公所总参议，他和十九镇统制钟麟同搭档守五华山南麓之红栅子，宁死不肯投降。最后据点被起义军攻克，钟麟同开枪自杀，但人还未死，刘存厚就跑去砍下人家的脑袋，挂到大南门上示众。靳总理仓皇逃到马市口家中躲藏，夜里又化装轿夫，逃到城隍庙神台下躲了一天一夜，未吃一点东西，十一日晨逃到滇越火车站，遇第十九镇医院院长陈某拉他上火车，这才得以逃离云南。
所以靳总理从个人感情上说，也是很乐意给这个几乎坏了他老命的刘存厚下绊子的。
但北洋高估了此刻的刘存厚，他早已不是几年前能够驱罗杀戴的那个牛人了，此刻他正在众叛亲离中。
因为除了盲目拥护北洋政府以外，刘存厚还干了另外两件足以激起川军众将公愤的事儿：
一桩是，他企图用军长职位引诱刘湘手下的第二师师长陈能芳倒戈，但被刘湘察觉，陈能芳也被撤职；
而另一桩则是，他在唐继尧下台前，竟派人前往勾结，希望唐再次反攻四川，他自己愿意做内应。结果他派出去的使者却被第八师师长钟体乾查获，还搜出了他的亲笔信和密码本……
于是这个吃里扒外兼坐南朝北的刘存厚，立刻就成为了众矢之的。以刘湘为首的中间派，立刻立场宣明地站到了熊克武一边。
从此熊、刘之间的斗争，也就由先前的南北之争，演变成了自治派和北方派之争。而在实力上，自治派合流了原南方派与中间派的精华，因此处于绝对的上风。
于是，1921年2月底，熊克武、但懋辛、刘湘、刘成勋等人联名通电，声称刘存厚依附北洋军阀，违背民意，反对自治，应予驱逐。
随即，熊克武便命令兵分三路进攻成都。但懋辛率第一军由北路包抄，以阻截刘存厚之退路；刘湘兼任前敌各军总司令，率第二军自东向西进攻成都；刘成勋则率第三军从南面进攻成都。
驱刘之战爆发。
战争甫一开始，刘存厚便垮了下来。其主力部队之一的赖心辉部前线倒戈，熊克武立刻升委赖心辉为四川边防军总司令，并担任前敌总指挥。邓锡侯、田颂尧 、刘斌、唐廷牧等各部也三心二意，并不肯出死力，纷纷向后败退。
刘存厚自知众叛亲离，大势已去，只得于3月22 日发出“养”电宣布下野，率护卫营离开成都，再次逃往陕南宁羌。其遗留在四川的部队或被各军收编，或自立门户。
1921年6月，川军众将在重庆再次召开善后会议，刘湘又被公推为四川各军总司令。6月24日，四川省议会和川军诸将又选举他为四川省省长，军民两权尽入其手。
7月2日，刘湘在重庆通电就职。此时他手下的的第二军系统，下辖三个师、四个混成旅、两个独立旅，实力逐渐与熊克武、但懋辛的第一军系统不相上下。
到这个时候，四川才算完全排除了来自南、北两大势力的干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这帮完成了独立的四川耗子们，也因为此前对外战争的顺利，而滋长了骄傲情绪，他们开始觉得自己也够资格参与中原逐鹿了！
于是他们把眼光投向了长江中游的湖北……
前面咱们提到过，湖北督军王占元，是北洋第二师师长出身的老军头，这位王老总有个小毛病，叫做寡人好货，很是贪得无厌，治军也不大讲纪律，在最近的九个月中兵变竟达十余次之多，所以湖北老百姓都不喜欢他——偏偏他治理湖北的时间还就特别长。
1921年夏天，宜昌、武汉、沙市等地的驻军一再发生兵变，湖北老百姓终于忍无可忍，便双管齐下，一面组织旅京的湖北同乡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撤换他；一面却组织以蒋作宾、夏斗寅为首的一群说客跑到长沙为民请命，去要求湖南督军赵恒惕出兵驱逐王占元——这就和当年戴戡去云南做的事情差不多了。
反正为了换个领导，湖北人民是合理不合理，合法不合法的手段统统都用上了——在那年头，当个小老百姓也真是够可怜见的！
向北洋政府请愿的那拨人，可想而知地碰了一鼻子灰——靳云鹏总理很坦诚地告诉大家，论法律王占元这老家伙确实该滚蛋，但论事实我可做不到……
不过不要紧，南下那帮说客们有办法。
他们鼓动湘军将领，说王占元如何如何差劲，不堪一击。只要湖南肯出兵，顶多一个星期一定撵走王老头。到那时候，诸位大英雄饮马长江，手握汉阳兵工厂出产的大枪，坐在黄鹤楼上横槊赋诗，该是何等快事！北洋系的干涉？这个诸位英雄尽请放心，王占元在北洋里人缘很差，断然不会有人肯帮他的！
老实憨直的湖南人被这帮“九头鸟”说得动了心，于是就一门心思策划起偷袭武昌来。
恰好四川帮的老大哥熊克武这会儿正卸职周游天下，拟经湖北去湖南考察宪政。眼见形势不妙的王占元，便咬牙掏出二十万大洋，外加一百二十万发子弹托他带去长沙，顺便疏导一下湘鄂关系。可是王督军所托非人，熊克武听说还有这等趁火打劫的好买卖，连和事佬也不肯做了，竟欣然决定入伙和湖南人一块儿干。
于是，湖北这个更不中用的可怜家伙，就这样成了四川、湖南这两个刚从别人拳头底下挣扎出来的小坏蛋，练习杀生的对象。
那可真是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啊！
就当赵恒惕在满世界号火车皮，准备把鲁涤平、贺耀组这帮兄弟们塞进去一声不吭地偷袭武昌的时候，川军也开始了积极动员。
1921年8月，川军第一、二两军联合组建“援鄂”军，初期计划共动员了两个师四个混成旅的兵力。刘湘出任四川“援鄂军”总司令，以第二师师长唐式遵为第一路总指挥，但懋辛为副总司令兼第二路总指挥，向湖北不宣而战。为了表示自己不是侵略，和云南、贵州那帮天杀的强盗有所区别，四川耗子们还大费周章找来一位在第二军中当顾问的湖北人潘正道，请他出任鄂西总司令，表示自己只是顺天应人，吊民伐罪而已。
川军计划以一师兵力攻取宜昌，一师兵力进窥荆、襄，待宜昌得手后，便直趋沙市，与进至公安、石首的湘军合攻武汉。计划虽然恢弘，但川军的主要目标，其实只是夺取川江上的重要商埠宜昌而已——一来这是四川对外经济活动的命脉所在，占据宜昌可以为本省所产的盐、鸦片等主要出口商品打开销路，以维持军费开支；二来宜昌是川商对外投资的主要聚集地，此前鄂军宜昌兵变中川商损失不小，因此他们也极其希望得到本省军队的保护。
8月17日，川军进攻宜昌所属的巴东县，19日完全占领。鄂西守军卢金山、赵荣华等部因王占元的去职而斗志消极，一触即溃，川军得以长驱直入，乘势又占领秭归。
宜昌城就在眼前，形势貌似一片大好，可这时湘军却出了问题。
湘军先于川军发动，于7月28日就下达了总攻击令。王占元无奈之下，只得硬着头皮迎战。他以赵恒惕的士官六期老同学孙传芳为前敌总指挥抵抗湘军，双方大战于羊楼峒、赵李桥一线。
说来这鄂军的战斗力确实不怎么样，但作为民国初年颇负盛名的军事统帅，孙传芳凭借地利，倒也苦撑了八昼夜，直到8月6日才退往蒲圻，从此声名鹊起，被吴佩孚所看重。
王占元的部队不堪一击，这一点湖北那帮说客完全说对了，但接下来，可就满不是他们自相情愿那么回事儿了。
眼见就要垮台的王占元，只得厚着脸皮向北洋娘家那帮当权的小字辈求援。
得到王占元的求援信后，此刻大权在握的直系大将，近几年在内战战场上声名鹊起的吴佩孚，便立刻宣布率军入鄂增援——不过这帮小字辈可没对王大爷安什么好心。吴佩孚前军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一到武昌便撵走了老督军王占元，王占元被迫离开时，含泪对送行的人说：“我六十多岁的老翁，这次却上了人家的当了。”谁也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上了谁的当，赵恒惕，还是吴佩孚？反正他割据多年的地盘，是落入了别人的囊中。
8月9日北洋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从此湖北成为直系的势力范围，直到北伐战争时代。
于是，这场仗迅即演变为四川、湖南两军与北洋直系主力军队的较量。一心想捏个软柿子的川、湘，结果却咬上了当时号称天下最强的吴佩孚！
吴佩孚的企图是，以海军掩护，集中主力迅速南下先击溃湘军，然后再回师鄂西迎击川军。以此刻的形势来看，如果湘军能够拖得住北洋军一阵子，那么这场仗还是很有点看头的。
可赵恒惕偏偏优柔寡断。他得知强悍的吴佩孚率军南下后，顿时变得首鼠两端，在战和问题上犹豫不决——既不敢乘胜进攻武汉，又不肯老老实实地让直系占这个便宜。结果给吴佩孚抓住机会，在西、南两战线上打了个时间差：8月28日，北洋军以军舰七艘，运送大批部队登陆，一顿舰炮轰击之后，占领了只有两个连防守的岳州城，兵力配置上头重脚轻的湘军后路被切断，迅即全线溃败。
赵恒惕无奈，只得于9月1日亲往岳州城下，与急于要腾出手来对付川军的吴佩孚，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湖南人这回吃了大亏，不但割让了湘鄂间的重镇岳州，赵恒惕还险些让老同学孙传芳揍了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