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诸侯——西南军阀和他们的割据时代<3>

第三章、天下第一雄藩
　　
　　蔡锷这一届学生，在1904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很是出了些风头。
　　他和浙江人蒋百里、同乡张孝准三个人联手抢走了这一期毕业生前五名中的三个席位，蒋第一，蔡第二，张第五。张那个第五，还有坊间传言说原本是第三，日本人觉得面子上实在过不去，硬给改成第五的。但不管怎么说，那一期毕业生的前五名中，中国人占了三个最有含金量的名次，这确是不争的事实。
　　要知道，那可还是中日学生混在一块同排名次的时代啊——说来这也实在不能埋怨日本同学无能，其实这一期的日本牛人还是蛮多的，首相、大将、陆军大臣、殖民地总督也出了好几个，甚至还有改行当文部大臣、外交大臣的，算得上是多才多艺。就是后来的“二二六”、“九一八”什么的，也大都是这帮人闹腾出来的，这本事也实在不能算小——可谁叫他们偏偏碰上了蒋百里、蔡锷这样的牛人呢？这个拿了天皇御赐军刀的蒋百里得了便宜还卖乖，后来还在他的大作《日本人》中悲天悯人地写道：“世界上没有像我那样同情于日本人的！一群伟大的戏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Hamlet更悲的悲剧，旁观者哪得不替这悲剧的主人翁下一滴同情之泪呢？”这就很有些歧视落后同学的不厚道了，但谁叫人家是第一名，刚好够资格说这话呢？
　　再说那蔡锷，在出完风头回国之后，先后在江西、湖南等地编练新军，到1905年，又应清末名臣李经羲之邀，去了广西。
　　在广西，蔡锷先是当南宁讲武堂总办，后又调到广西陆军小学当总办（校长）。满清末年，各地大办新军，缺乏军事人才，为了培养中下级军官，各省都办起了陆军小学，另数省合办一所陆军中学，陆军中学生入伍见习后，其优秀者才得转入保定军官学堂。陆小的学生基本上都留在本省新军中充任下级官佐，所以陆小的校长如果做得好，无形中就在军队基层里具有了相当的号召力。
　　可是这个活并不好干，那些学生都不是省油的灯，比如说前面说到的姜登选，就是一个倒霉的典型。这种事儿，说实话，是相当讲运气的，相信蔡将军对此一定有同感。为啥呢？因为像他那样的大英雄，也曾被人家赶过一回呢！
　　说来这全得怪地域之争。也真是惭愧，咱们的中华帝国在统一了两千多年后，大家伙儿居然还能把邻省人当成外国人。 本来按朝廷的打算，是要在广西建立一镇（师）另一协（旅）的新军，以防备占据安南的法国鬼子，于是便预先开办干部学堂，准备按此计划培养两百余名下级军官。但计划不如变化快，民穷财尽的朝廷很快就发现经费不足，于是便将计划更改为只编一个混成协。建军计划一下子缩减了三分之二，那么培养两百多号下级军官就显得太多了。正巧当时蔡锷还兼任着兵备处总办的头衔，于是他便决定举行甄别考试，以此成绩为标准淘汰多余人等——可要命的是，他明明培养的是新式军官，却偏偏要考进士一样以国文水平决定取舍！
　　说来蔡锷此举，实在难以逃脱假公济私，偏袒同乡之嫌。因为这帮学生中，湖南人不在少数，而众所周知的是：湖南籍学生的国文水平普遍较广西籍学生为高。所以这样一来，最后通过甄别考试留下来的一百二十名学生中，湖南人竟然占了九十多——这还算是广西的学堂么？于是桂人大哗。长期以来一直积累着的湖南人与广西本地人之间的矛盾也因此而激化，一场轰轰烈烈的“驱蔡运动”爆发了！
　　据后来的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回忆：一时间，学生罢课，商人罢市，陆军小学的学生也整队到抚台衙门前去请愿，而且声称不怕杀头。嗯，代总统说他本人也去了……其中闹腾得最积极的，居然还是那些和蔡锷同为乱党兄弟的同盟会分子！
　　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蔡锷只得离开广西，去了云南。
此刻的云贵总督，正是当年把蔡锷请到广西去的李经羲，他一向赏识蔡锷，便立刻委其为云南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旅长），辖下的两位标统（团长）是丁锦和罗佩金（士官六期），管带（营长）则是士官六期的唐继尧（士官六期）、刘存厚（士官六期）、雷飚、谢汝翼、刘云峰、韩凤楼（士官六期）、李鸿祥这些人——未来那些护国英雄和割据诸侯，此刻大多都在这里了。此时的云南陆军小学校长，便是未来反袁五都督之一的李烈钧（士官六期），执掌云南讲武堂的，则是后来做过陕西省长的李根源（士官六期）——李老太爷这辈子干的最出名的事，就是特批一名冒充云南蒙自籍，从而混入云南讲武堂的四川学生继续留校学习——没办法，谁叫这位学生在近代史上留下了“朱德”这样的鼎鼎大名呢？
　　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六期生，很值得提一提。因为这期的社会名流特别多，一是好出革命的乱党，二是好出割据的军阀——看看上面的括号就够让人眼花缭乱的了，可其他的知名同学如什么阎锡山阎老西，孙传芳孙大帅，尹昌衡尹都督咱们这还没算在内呢……还有些大人物更有意思，自称是士官六期毕业生，可这期名单上却死活找不到他的本名或是化名，（此处作一修订，因为找到唐继尧、赵恒惕的学籍记录鸟，人家确实是有户口的）如果只是个把不成气候的地方军阀，咱们就不用多提了，可偏偏某位民国期间名头最大的大人物也说他是六期的呢……唉，那年头没有文凭验证这么一说，所以有些只混到成城、振武、东斌这些预备校的兄台，回国后就鱼目混珠地自称是士官生（比如说只混过东斌学堂的王陵基，就有不少资料说他是士官毕业），后来一不小心地位显赫了，更不好意思说真话，于是便想方设法地搪塞——比如说前面说到的这位大人物，干脆就派副官送笔款子去同学会要求认亲。结果弄得四期的老大哥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同学卢香亭、杨文恺等人莫名其妙，质问收钱的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咱们哪里出来这么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却说，人家不是已经捐了五万块钱了么，又何必要深究呢？于是就此糊弄过去。
　　不过看看这些有鱼目混珠之嫌的人物在民国史上的出息，咱们还真得承认那一条：富贵当思缘由，英雄莫问出处……
　　这闲话扯远了点。
就这么一大群乱党分子聚在一块儿，还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呢？于是，1911年10月30日，旧历的辛亥年重九日，云南便在蔡锷等人的倡导下起义，宣布独立，并推蔡锷为云南都督。对于屡次提携他的恩人李经羲，蔡锷也私恩公怨分明，恭恭敬敬地将其礼送出境。
　　蔡锷就任都督后，所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派出谢汝翼、李鸿祥、刘存厚、黄毓成等人率军进入四川，唐继尧率军进入已经宣布独立的贵州。四川的事儿咱们前面已经说过了，那滇军这么急匆匆地进入同样已经脱离清政府统治的贵州，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这说来还是因为吾国政治中的传统痼疾——党同伐异。
　　却说这贵州，向来有两路人马在明争暗斗，一路是以张百麟为首的革命党，一路则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保皇党人。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人大受鼓舞，纷纷在各地掀起造反热潮，贵州的张百麟等人也发动新军，在农历九月十三日夜成功起义，撵跑了贵州巡抚沈大人，宣告独立。
　　这帮贵州乱党谋反，也和那些四川同行如出一辙，自己没有实力，于是只得请会党力量帮忙。因此在革命成功之后，就免不了要分一杯羹酬庸。故而独立之后的贵州，各种秘密的社会组织成员，便纷纷以革命功臣自居，光明正大地出头露面招摇过市，论股分红。在一个月内，新开袍哥公口竟达九十余处，甚至还有革命党人公然提出让政府拨税款充袍哥活动经费的——请黑社会分子吃皇粮？如果说这还不是开玩笑，那天下就没有玩笑可开了！革命党人这些幼稚的举措，使得那些原来的保皇分子，现在的制宪派，未来的进步党人，更加的不满意。
　　从名目上就看得出来，这帮大人先生们是不那么喜欢这种激进的革命的，他们虽然也同样不喜欢旧时代，但他们仍然希望这场必不可免的改朝换代，来得谦恭有礼些。
　　有皇帝的时候，他们希望皇帝自己觉悟，实行君主立宪和其他政治改革；实在没有皇帝了呢，他们也希望有一个合乎传统伦理道德，同时又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的温和政府来规范这个新时代。总之，他们所信奉的，是源自康有为，总大成于梁启超的制宪主义，即便最后迫不得已地参与革命了，他们也仍然是温和派，总想留下些坛坛罐罐，靠缓步渐进的方式来完成这个古老帝国的转型——而不是孙大炮们所提倡的那种用暴力在短时间内就推倒一切天翻地覆的革命。
要改革还是要革命，这从来都是让那些生活在大变革时代的人们操碎心思的话题，所以这个时代的制宪派与革命党也未能免俗，很是吵了些架，大家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
　　但这回革命党的拳头占了上风，还顺便捎带着一帮在传统上本该与国家政治绝缘的会党分子挤进了政治圈子，这就让制宪派的大人先生们很是生气。
　　虽然革命党也曾客客气气地请他们出来一同参与全省政治，为民造福，但他们就是不肯领情——在他们看来，革命党和乱党就没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祸乱天下的罪魁。
　　于是，为了照着他们的理想去建设一个大同世界，同时也为了拯救在乱党分子“祸害”下的广大贵州人民，这帮温和派终于也决定造反了——但他们是造革命党的反。
　　可是这帮义愤填膺的制宪派大人先生们，也并不比革命党能耐多少，他们也大多是些只会坐而论道的穷酸书生或土老财，并不具备动刀动枪造反的实力。于是，他们也只好到处找人助拳。
　　
　　正在这时，从与黔省相邻的云南传来了独立的消息，而且传说中的云南都督蔡锷还是制宪派头头梁启超的得意弟子呢。制宪派们终于高兴了——这不正是最可靠又强有力的外援么？于是制宪党人便派出同为梁启超门下弟子，秀才出身，后又留日宏文学堂学师范的党人戴戡，代表全体贵州人民（唉，那年头谁都说自己就代表人民，可只有天知道他们到底能够代表多少人民），前往云南请命求援。
　　当时的人们，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典故来形容这次求援，叫做“申包胥哭秦庭”。这个典故出自春秋时代，当时吴国大军攻破楚国都城，楚昭王出逃，楚国几近亡国。楚国大夫申包胥遂自告奋勇入秦求援，在秦庭痛哭七日七夜，泪尽，继之以血，最后秦王感动，允诺援助，楚国乃得以复国。
　　戴戡效申包胥哭秦庭入滇请命，果然说动了云南方面。于是蔡锷派出营长唐继尧，统帅四个营的兵力进入黔境，对外却诈称是响应湖北黎元洪副总统号召，借道北伐，前往武昌援助革命军。当时武昌革命军与清军战事正酣，起义的贵州新军大多已北上助战，一部前往武昌，一部前往四川，境内空虚。贵州代都督赵德全和枢密院长张百麟等人，以滇、黔两省同为反清同志，不虞有他，而且手头无兵，也无力阻止。故滇军遂得以兵不刃血，长驱直渡茅河口，逾打铁关，直叩贵阳城下。
　　唐继尧帅滇军到达贵阳后，立即分兵占领贵阳城外各要点，并趁夜包围了黔军在南厂的驻军营地，天明即开炮攻击，将留在贵阳看家的黔军全部缴械，并悉数坑杀于螺丝山。贵州军政府首脑人物如代都督赵德全、巡防军统领黄复清等人都被杀害，枢密院长张百麟此时正率兵一营在贞丰巡视，也被响应滇军的地方团练刘显潜部击败，张百麟逃往广西。其他黔军在零星抵抗后，也纷纷被滇军消灭或撵走。援川黔军在鲁平舟的率领下回据遵义，也被刘显潜逼迫，只得退入四川，被同为革命党的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收编。
　　滇军顺利占领贵州后，帅滇军入黔的营长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而立了大“功”的黔人戴戡则出任贵州巡按使。制宪派取代了革命党，与滇军合流，从而掌握了贵州地方政权。滇黔两省，一时尽入蔡锷之手。以昆明、贵阳为核心的西南地方势力雄踞天南，这就是滇军第一次侵黔之役的结果。
然而贵州人民，尤其是革命党人，对滇军的入侵和野蛮屠杀是极其抵触的，直呼其为“滇寇”。各地舆论也纷纷加以谴责，重庆刊布了《贵州各界泣告海内同胞书》，武昌出版了《黔人血泪》，北京发行了《贵州血腥录》，连著名的老好人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忍无可忍，通电要求唐继尧退出贵州，免为民国开一自相屠戮，彼此兼并的恶劣先例。这个时候袁世凯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也曾以中央名义出面调停，但毫无成果。
　　老袁对西南这种自立雄长的割据局面相当忧虑，遂在平息五都督反袁之役的同时，挟得胜之威，于1913年9月25日下令调蔡锷入京，同时以贵州督军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而以掌握贵州团练的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又以龙建章为贵州巡按使，监督刘显世。
　　刘显世，系刘显潜之弟，其父刘统之以兴义团防起家，个人在政治上倾向于制宪派。此前在滇军入黔时，他曾积极协助滇军夺取贵阳，所以其所掌握的武力丝毫无损。在唐继尧帅滇军退回云南后，手握团防武力的兴义刘家就成了贵州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从此后，贵州就成为了兴义帮的地盘，此后虽经历了一系列人事变动，但继任的贵州统治者，也均出自这一系统或其旁支。
　　1913年10月10日，蔡锷离滇启程入京。老袁对蔡既欣赏又猜忌，极力羁縻，给了一堆头衔，而蔡也韬光养晦，双方遂相安无事，蔡锷在北京这一呆就是两年。到1915年8月后，袁大公子克定和杨度等一帮家伙力劝老袁称帝，一时恢复帝制之说甚嚣尘上——最有意思的是，很有一帮满清的遗老遗少，比如说劳乃宣等人，对老袁这个恢复帝制活动极表支持。这帮自诩尽忠报国的笨蛋们，以己度人，满以为老袁如此大费周章，是要把他们的宣统皇帝重新捧上位呢！就凭着这帮笨到家了的忠臣，大清朝就绝没有不亡的道理。
　　到最后，杨度这帮急于想当佐命功臣的呆子们，竟然倒腾了一出众将军联名支持帝制的闹剧——据说当时整个北洋系少将以上的军人全部签了名，公然拒签的只有一个，就是后来把宣统皇帝撵出紫禁城的冯玉祥。蔡锷当时身在笼中，无可奈何，也只得签名了事，但他内心深处，却实在是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
　　1915年底，蔡锷终于在恩师梁启超的帮助下，寻机逃出北京，并于12月19日辗转回到昆明——关于这次出逃，有许多优美浪漫的传说流传在世间，已经为世人耳熟能详，此处就不再赘述了。蔡锷回到云南后，立即在23日，以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等人的名义致电北京，对袁下最后通牒，要求其立刻取消帝制，并诛祸首杨度等十三人，限于24日上午10时前答复，否则云南便将于次日宣布独立。
　　按照老袁的计划，他原本打算在1916年1月1日登基称帝，并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此刻这通来自云南的通电，无异于给他兜头浇了一盆冷水。然而要他取消帝制，杀杨度等心腹人等，老袁也是不肯爽快答应的。他让政事堂列举唐继尧此前历次劝进的电文，很幽默地回了一电：“事隔三日，背驰万里。本堂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发扬鸵鸟精神，装着什么也没看到。
　　而这也正是蔡锷他们所希望的——如斯则云南出师有名 于是，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戴戡等人联名发表通电，宣告云南独立，称“天祸中国，元首谋逆”，非但不再承认袁世凯的大总统身份，而且宣布其为叛逆，出兵讨伐，历时达半年有余的护国战争自此爆发。
　　说来这世界上还真是既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早些年这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党人和孙中山、黄兴的革命党人，海外海内的你来我往口诛笔伐，每每打得不可开交，就是奋起老拳互殴弄得大家都鼻青脸肿的也有过那么几回，再加上辛亥革命之后又添了滇军侵黔屠杀张百麟的革命党，侵川打垮熊克武的革命军这么几段过节，所以双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彼此都不搭理。但这时代不总是在发展的么？眼前这康、梁拆了伙，孙、黄也分了家，再碰上老袁这冤大头又非要帝制自为，双方总算找到了共同的敌人，便又讪讪地走到一条道路上来了——先是孙大炮策动了失败的二次革命，被老袁撵到日本后又继续在国内策划新的革命哪、暗杀哪什么的，现在梁启超也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投名状，于是，双方终于可以握手言和了。通过蔡锷的士官同学张孝准的联络，国民党中的一批失意军人便与云南地方势力拉上了关系，李烈钧、熊克武、程潜等一批与云南及周边川、湘等省份有渊源的国民党人便纷纷潜入云南，开始和进步党魁梁启超的弟子蔡锷共同策划讨袁大计。
　　
　　独立后，滇军随即改称护国军，分两路出师讨袁。
　　蔡锷出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北进四川；李烈钧出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东征两广；唐继尧则兼任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作为总预备队留守云南。
　　蔡锷的入川部队，以罗佩金为总参谋长，分为三个梯团，两路入川。第一梯团由梯团长刘云峰率邓泰中、杨蓁等部队，出云南会泽、昭通一路，攻四川叙府（今四川宜宾）；蔡锷本人则亲率第二梯团赵又新（士官六期）部、第三梯团顾品珍（士官六期）部，于1916年1月10日自昆明出发，经贵州毕节，攻叙永、泸州。刘云峰梯团入川后，首战即攻克叙府，揭开了护国战争的战幕。
　　这滇军入川这一路，人数虽然不多，声势却是不小，而且轻车熟路——因为这条路他们走的次数很是不少了。早在辛亥后不久，滇军便以援助四川独立为借口，在谢汝翼、李鸿祥的率领下首次入川，在富庶的自流井一带消灭了一帮同情革命军的会党土匪，又顺手抓了一把银子才回来——为这个，四川革命党很是耿耿于怀；随后，在五都督反袁之役中，滇军又响应袁世凯的号召，入川进攻占据重庆的川军第五师熊克武的反袁部队，协助川军王陵基等部打垮了革命党在四川唯一的一支像样的武装，撵走了熊克武、但懋辛、杨沧白等辛亥元老，还有未来的刘伯承元帅。当时腿部受伤的刘帅，在流亡途中饥寒交加，曾做七律诗一首以志之，名曰《出益州》：
　　“微服孤行出益州，
　　今春病起强登楼。
　　海潮东去连天涌，
　　江水西来带血流。
　　壮士未埋荒草骨，
　　书生犹剩少年头。
　　手执青锋卫共和，
　　独战饥寒又一秋。”
　　此外，熊克武手下还有条大鱼没有跑掉，只得乖乖地做了滇军的俘虏，他的名字叫做杨森，在民国史上也算得一号大名鼎鼎的人物。 回过头再来看看四川方面的情况。前面说到胡景伊取代了尹昌衡而为四川都督，但这个不讲义气的家伙也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呆多久——因为老袁终究还是不肯信任这些非北洋系的地头蛇。
　　1914年12月，袁世凯便派当年替胡景伊走门路的老熟人，时任参谋次长的陈宦出任四川军务会办，率北洋军第四混成旅伍祥桢部、第十三混成旅李炳之部、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这三个混成旅，分从湖南、湖北、陕西三路入川。待陈宦到达重庆后，老袁便霸王硬上弓，立即任命他为成武将军兼四川巡按使，并顺手将欲哭无泪的胡景伊调进北京城挂了起来。
　　而川军原有的五个师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呢？川军第一师是原四川新军十七镇的老底子，第二师则是收编的“同志军”，第三师是收编的旧巡防军溃散部队，第四师是刘存厚所率的云南“援川”军的部分遗留部队，这四个师均是尹昌衡时代扩编的，从属于尹昌衡—胡景伊系统。只有第五师是个另类，这是原重庆蜀军政府的家底，政治上从属于国民党，但这个师已经在1913年的五都督反袁之役中被打垮了。在陈宦主持四川后，其余四个师的旧川军部队也都或被分化或被瓦解，番号也作了调整，编为两个师又两个混成旅，此时在名义上均听命于袁世凯。其中第一师周骏部驻重庆、泸州，第二师刘存厚部驻永宁（今叙永）、成都，第一混成旅黄鹄举部（后并入第一师）驻江津，第二混成旅钟体道部驻顺庆（今南充）。
　　老袁接到云南独立，护国军入川的消息后，也于1916年1月5日发布动员令，派遣虎威将军曹锟督师入川。入川北洋军共计有曹锟的第三师吴佩孚旅，张敬尧的第七师全部，第八师王汝贤旅等部，再加上陈宦带入四川的冯玉祥等三个混成旅和其他一些零散部队，全军共计四万余人，已大大超过了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老袁部署停当，觉得相当满意，已经在北京做再次接见蔡锷的打算了。
　　这说起来倒是怨不得老袁大意，蔡锷一军虽然声势浩大，但其所带的人马确实少得可怜，对外号称是一路军，实际不过三千来人，仅仅一个加强团的规模。所携的军饷不足两个月，弹药也极其有限，在后来的作战中，不到一个月就即告罄。
　　可蔡锷敢于以这三千多人北伐，也还是有些底气的。首先，云南地势偏僻险要，纵使进不能攻，退亦可守，即不能逐鹿中原，也大可以割据称雄；其次，滇军论数量虽然只有两师一旅，加上警备队共四十营的兵力，但其部队素质，则远胜于急速扩充后的北洋军。其高级军官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而中下级军官，也均是云南讲武堂毕业，学术优良，思想纯正，又具有革命精神，绝非北洋系那些老朽不堪的大烟鬼可比的——其中还很有些牛人，比如说共和国开国元帅朱德朱老总（这里顺便说句闲话，叶剑英元帅也是云南讲武堂出身，不过入校时间较晚，1917年夏才入云南讲武堂第十二期，没赶得上参加护国战争。叶帅毕业后留在本校当教官，到1924年才和王柏龄等人一块被借调到广东黄埔参加军校筹建工作，随即被任为教授部副主任，从此便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云南对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层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号称民国军事家之一的杨杰，还有一大批民国时代的名将如朱培德、范石生、金汉鼎……更甭说号称“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本人了。再次，滇军所用的军械，也均是清末购自德国克虏伯厂的精良产品（唉，大清朝这个冤大头），这些装备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 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北洋系内部的分裂。此刻，老袁长期仰仗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均对老袁称帝有所不满，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看不惯袁大公子——要让老袁称帝，袁大公子成了太子爷，他们哥俩还能去哪儿混？事实上，老段这时候已经在北京坐上了冷板凳，而坐镇南京的冯国璋也明显感到了老袁对他的冷落，到处发牢骚说老袁不拿他当自己人。所以在护国战争中，段、冯两系的人马都一概地磨洋工，甚至还公然地与南方的各路叛党分子勾勾搭搭讲起价钱来。
　　旧官僚出身的老袁，所擅长的也是旧时代的手腕，他历来好以功名利禄驱策手下，然而这种手腕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功高不赏，这些人便怨尤立生，三心二意起来。段、冯二人的离心离德，正是这样的明证——可以说，老袁的失败，也正是这种旧式政治手腕的失败。
　　此刻不要说段、冯，就是正在蔡锷对面的北洋系军队，也正三心二意地各自打着算盘。
　　第四混成旅旅长伍祥桢是云南人，与滇军作战的意志并不强烈，所以与滇军一触即退。这个“一触即退”夸张到什么地步呢？咱们用作战时间来说明问题。第四混成旅面对的是刘云峰的第一梯团，刘部自昆明出发，二十六日内即攻占叙府——而昆明与叙府之间的路程，有大小二十四站，就是说光走路也要花上二十四天的时间。所以刘云峰这一路实际上并无什么战斗，直就是行行军而已。
　　伍祥桢的第四混成旅，这还是陈宦自称比较有把握的部队。其他部队就更糟糕，冯玉祥反对帝制，早就暗地里和蔡锷通上信了。他的第十六混成旅官兵在战场上一概敷衍了事，朝天放枪不说，还把炮弹整箱地往山沟里倒。甚至在路上捡到的护国军伤病员，也和自己人一体对待。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原是蔡锷的旧部，此时也趁机率一个旅起义响应护国军。
说来这场仗打得也真是稀里糊涂，双方将帅官佐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交情颇深，怎么看都不象是真能拼命的样子。
　　北军方面，当年陈宦入川时带的几个幕僚中，居然还有三位先生是蔡锷介绍来的湖南老乡，现在一个在当军需科长，一个在当军务科长，都是事关紧要的人物。
　　还有一位湖南人雷飙先生更绝，居然混到川军第二师刘存厚的部队里当上了旅长！老袁几次要陈宦撤换军政机关里的蔡系人马，老陈就是不肯执行。结果最后刘存厚起义时，带来的就是雷飙这个旅。
　　而护国军方面呢，也好不了多少，蔡锷的前敌司令韩凤楼，也曾是陈宦的得意门生。双方交情若此，陈宦和蔡锷又怎么能打得起来？
　　更重要的是，曹锟、张敬尧等手握重兵的袁氏心腹大将入川，也威胁到了陈宦自己的地位，因此陈宦对消灭蔡锷的热情并不高于撵走曹、张的热情。
　　所以四川战场上虽然满眼的兵荒马乱，但认真算来，其实也只有曹锟和张敬尧这两个二百五是完全看不清形势的——在北洋系中，曹素以老实听话出名，张则以骄横霸道著称——成天吵吵嚷嚷地要真打，所以蔡锷的主要对手，实际上只是这两支部队。可偏偏他们的部队纪律都不大好，因而当地老百姓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们钻套子，吃暗亏，所以几乎不打胜仗。
　　比如说在纳溪棉花坡一战中，张敬尧难得地消息灵通了一回，居然侦知蔡锷的总司令部在安福街，遂派旅长吴新田亲率一个混成团自双合场渡河，打算绕道偷袭。孰料参谋本部配发的地图不准确，北军遂强拉一老百姓带路。
说到这里，不得不批评一下参谋本部的地图编辑工作。四川这地方丘陵山地密布，植被茂密，地形极其复杂，这就让那些习惯于平原野战的北方军队相当恼火，因此他们对地图的依赖程度也格外的高。
　　可是该死的参谋本部偏偏自己编不出四川地图，于是只好去买日本人的成品来配发部队，这些日造地图既极粗略，又不正确。早些时候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在绵阳以北的安县剿匪时，就因为地图不准确经常走错路。吃了不少苦头的冯旅长因而愤愤不平地猜测：“日本出版这种地图，想是专为卖给中国的！”冯旅长想在当地找代用地图，可他翻遍了全安县城，也找不到一张。最后经人点拨，他才在一所圣公会里，从一位英国牧师手里借到了两张中英文对照的地图。
　　英国人的地图，冯旅长不看则已，一看却着实吃了一惊：县城周围的大镇小镇，镇周围的大村小村，村中的大路小路，地图上都标注得极为详尽。并且某村至某村有多少路，出产、河流等项，也详加注明，一目了然。
　　于是冯旅长终于忍不住骂娘道：“英国朋友真替我们操了不少的心！原来四川毗邻西藏，西藏又邻近印度。英国获得印度后，锐意戮力，在西藏、四川替我们操这样的心，已非一日了……再说地图，我们更该怪自己。国家设官分职，各有所司，参谋部干什么的？各省设陆军测量局，干什么的？他们应当把各省各县的地图，五万分之一的，十万分之一的，二十万分之一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早就测绘得详详细细，以备应用。但是他们只是吃饭拿钱，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而政府主其事者也不考绩，也不过问，上面马虎，下面也马虎，马虎对马虎，敷衍鬼混，没有底止！长此以往，我们全国版图被人家侵吞完了，自己还在梦里呢！”
　　这回张敬尧，就是吃了这批劣质日本地图的亏。
　　由于其所部素称残暴，带路老百姓对他们极其憎恶，便故意将其引入一条长约三华里的峡谷内，其他老百姓则将此情报飞报蔡锷。护国军乃得及时调整兵力，痛歼这股北军，吴新田仅以身免。
　　就这样，张敬尧一个近万人的师，和护国军打了二十天，减员将近一半，不由得叫苦连天。曹锟也是仗着有吴佩孚这员猛将，才得以勉强支撑  对这一系列战斗，蔡锷的评价是：“此三星期之剧战，实吾国有枪炮后之第一战也！”
　　对于战场上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陌生的战争。
　　这些在大刀弓箭的迷信中成长起来的军人们，不得不在血与火的真实冲撞中，对旧式的勇敢精神，战略战术，军力评估，后勤补给，部队管理，以及战斗开始前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或是恐惧，重新加以定位和审视。
　　这些刚从旧时代走出来的前辈，足足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去认识这场陌生的战争。在三个星期后，他们才各自意识到，自己先前的那些战略目标，都是有些问题的。
　　就北洋军而言，起初认为护国军兵力单薄，不堪一击的他们，终于认识到自身士气低落，不得民心，同时也不适应西南地区丘陵水系地带作战的劣势；而护国军也不得不承认自身补给不足，兵力有限的弱点，被迫满足于眼前有限的胜利，再也无力再发动新的进攻。
　　唯兵力武器论失败了，唯士气民心论也失败了——单凭更多的毛瑟枪保卫不了帝制，可传说中的民主制度同样也不能用口水淹死野心家。清醒过来的双方都意识到，自己无法轻易吃掉对方，战事乃陷入相持阶段，两军遂沿叙府至泸州一线僵持起来。
　　
　　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天下局势出现了巨变，胜负的天平开始向南方倾斜。
　　老袁不是一贯好以功名利禄诱人么？可是鱼儿们现在也不那么老实了，他们也大着胆子和老袁开玩笑：先把鱼饵吃掉，再把鱼钩囫囵地吐出来，说不定还附送泡泡两个。
　　1月27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在骗到了老袁汇来的三十万大洋的款项后，宣布独立，随即出师四川和湘西。
　　2月底，跟随袁世凯三十年的第七混成旅旅长唐天喜，主动请缨南下平“叛”。结果贪财的唐旅长一进湖南就被革命党赵恒惕用三十万两银子收买，转而偷袭北洋军第六师马继增的部队。北军兵溃，马继增愤而自杀，最后这路军队的统帅换成齐燮元，他一上任就磨蹭起来——他是江西将军李纯的部下，而李纯又是冯国璋的心腹爱将，冯不喊打，齐燮元怎么可能积极嘛？
　　3月中旬，进步党魁梁启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自越南偷渡进入广西，连他也因为日本人的高效率和早有准备而大吃了一惊——事实上，唯恐中国不乱的日本人，对这种事情一向是“非常积极”和“早有准备”的。在整个反袁活动中，日本人的幕后身影处处可见。
　　没错，这些邻邦的“友人”们，的确是在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帝制，可他们所要颠覆的，难道仅仅只是老袁和他的“洪宪帝制”么？
　　政见之争中流淌的鲜血，糊住了人们的眼睛，也让这些暴怒的人儿失去了理智。但无论这场窝里斗的胜利者是谁，也无论他的胜利有多么辉煌，最终倒霉的，却注定将是整个国家和民族。
在远道而来的梁启超的劝说下，广西督军陆荣廷也在骗取了老袁五千支步枪和一百万大洋的军饷后，大着胆子宣布独立。他还顺手大义灭亲，把老袁派来借道广西以迂回云南的一支军队缴了械——尽管带兵的还是他的亲家翁龙觐光和亲女婿龙运乾。龙亲家足足带了一万人的枪械弹药，陆督军因此大发了一笔洋财，心情很好，于是便对瑟瑟发抖的俘虏大度地说：“亲戚还是亲戚嘛！”。
　　此外，湖北的王占元，奉天的张作霖，也都野心勃勃，以或明或暗的手段撵走了老袁派去的地方长官张锡銮和段芝贵。老袁为了安定后方，并把这两部军队骗出去替他削平南方的叛党，也只能咬着牙默认了。然而马匪出身的张作霖也不傻，他很清楚老袁这只不过是一时鞭长莫及的权宜之计，一旦他缓过手来，自己就该倒霉了。于是假称愿意出兵，也在骗取了老袁一批饷械后，便翻脸不认人，鼓动东北各界成立了保安会，这实质上也就是变相的独立了。老袁无可奈何，只好咬着牙再补送他一顶“盛京将军”的帽子。
　　3月19日，老袁又接到他的心腹，直隶巡按使兼将军朱家宝的密报，称坐镇南京的冯国璋串通了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等人，正在到处拉人准备发一个要求他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通电。连冯国璋这样的北洋系核心人物都开始出手反他，老袁这下可是真的给吓着了！
　　
　　他只得慌忙宣布取消帝制，但这时人民已经不肯原谅他了。在内外交困之下，他终于在1916年6月6日忧病而死，临终前相当落魄。如果不是傻乎乎地恢复帝制，这个人本该在中国历史上，享有与华盛顿一样崇高的地位——然而他终究没能抗拒住帝王宝座的诱惑。这也不奇怪，从那个帝王时代里走出来的旧人物，又有几个能抗拒那样的诱惑呢？
　　他死了，在举国的欢呼声中寂寞地死去了。在他身后，这个原本就不稳固的民国，顷刻间便四分五裂：川、滇、黔、桂、粤、晋、闽、湖、湘、江浙、东北、新疆各立雄长，蒙古、西藏也自树旗号。财富之争、南北之争、权位之争、政见之争，充斥了整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名义上的看守者，北洋系自己呢？他们也分裂了，皖系、直系、外围系开始了无休止的争斗，大总统、国务总理开始一茬茬走马灯似地换人。
　　旧秩序彻底地崩溃了，而新秩序呢？却还遥遥无期。就这样，一个大割据的时代到来了。
　　对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充满反思。
　　袁世凯的失败，到底能不能算做是封建专制的失败？这是一个问题。那个如火如荼的革命时代，以千百万人的鲜血为代价，推翻了金銮殿上的皇帝，但她有没有打倒人们心中的皇帝呢？没有。老袁企图恢复帝制，他是失败了，可那只是权术的失败，而绝不是封建专制思想的失败。在他之后，仍然有张勋的复辟，满洲国的建立，封建帝王的阴影仍然笼罩在华夏世界的苍穹之上。至于虽无帝号但派头一如帝王的割据军阀如唐继尧之流，更是数不胜数。
　　看着这些例子，谁又能说封建专制的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呢？
如果我们再看看那个时代的世界局势，大概还可以得出一个更有意思的结论——当数万里之外的萨拉热窝响起刺杀的枪声时，老袁的失败命运便已经被注定了。
　　为什么不是呢？
　　在那几年里，那个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日本，逐渐取代了大英帝国的地位，成为民国外交记录上最为活跃的国家。正是这个急速崛起的国家，起先最积极地怂恿老袁恢复帝制，后来又最积极地反对老袁恢复帝制，用这种出尔反尔的欺诈手段，最终促成了老袁的垮台。
　　日本人一边用二十一条为代价，赞成和怂恿老袁恢复帝制，一面又暗地里支持梁启超、孙中山们反对他。等到老袁把自己搞得骑虎难下了，他们便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拿着更无理要求去逼老袁接受。如果老袁不肯接受，那也好办，他们就去和叛乱分子谈，总会有人肯接受的。他们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促成着中国的分裂。
　　说来日本人的此种谋划，由来已久，早从清末便已开始实施。只是由于和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因分赃不均，彼此羁绊，故而其效不彰——而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谋求中国的最大利益，也一直是自李鸿章以来中国外交捭阖的出发点。
　　然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得欧美列强无暇东顾，而且还不得不格外借重和拉拢日本，以对付德国在山东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势力。日本也因此得以坐大，独霸东亚，便悍然推行起其蓄谋已久的灭亡中国的种种计划来。
　　
　　也就是说，从萨拉热窝的枪声响起的那一刻起，长期以来中国外交所赖以维系的基础崩溃了。接下来的几年中，老袁和他的后继者们在对日外交上的捉襟见肘，其实也正是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的后遗症。
　　所以当我们谈起这一段历史时，绝不能仅仅局限于去谴责个别历史人物因为在道德、理想上出现了偏差，从而将整个国家引上了歧途的错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天下大势的沧桑变幻，对于个人乃至于国家民族的潜在影响，以及那些有幸或是不幸地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可怜虫们，在这种剧烈的变革中的迷惘、惶恐与手足无措。
　　如果有那么一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再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段历史时，请收起我们的幸灾乐祸和隔岸观火心态吧，不要忘记了——那并不仅仅只是欧洲王室秩序崩溃的宣言书。要知道，在那遥远地方响起的枪声，也曾在我们祖辈所栖身的东方世界里，掀起过一场同样浩荡的波澜。
　　
　　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在实质上接掌了北洋政府，南北军队开始全面停战，等待善后和谈。
　　这时候，护国首义的云南，已俨然成为了天下第一雄藩。它不但在政治声望，军事威望上都压倒了以北洋军政系统为基干的北京政府，其势力也扩张到了西南的川、黔、湘、桂、粤等诸省，军事政治力量空前强大。
　　在当时众多的割据诸侯中，还没有哪一家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
　　可以说，正是护国之役奠定了云南在未来的十余年中，常执西南诸侯之牛耳的基础。
　　
如果我们再看看那个时代的世界局势，大概还可以得出一个更有意思的结论——当数万里之外的萨拉热窝响起刺杀的枪声时，老袁的失败命运便已经被注定了。
　　为什么不是呢？
　　在那几年里，那个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日本，逐渐取代了大英帝国的地位，成为民国外交记录上最为活跃的国家。正是这个急速崛起的国家，起先最积极地怂恿老袁恢复帝制，后来又最积极地反对老袁恢复帝制，用这种出尔反尔的欺诈手段，最终促成了老袁的垮台。
　　日本人一边用二十一条为代价，赞成和怂恿老袁恢复帝制，一面又暗地里支持梁启超、孙中山们反对他。等到老袁把自己搞得骑虎难下了，他们便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拿着更无理要求去逼老袁接受。如果老袁不肯接受，那也好办，他们就去和叛乱分子谈，总会有人肯接受的。他们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促成着中国的分裂。
　　说来日本人的此种谋划，由来已久，早从清末便已开始实施。只是由于和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因分赃不均，彼此羁绊，故而其效不彰——而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谋求中国的最大利益，也一直是自李鸿章以来中国外交捭阖的出发点。
　　然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得欧美列强无暇东顾，而且还不得不格外借重和拉拢日本，以对付德国在山东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势力。日本也因此得以坐大，独霸东亚，便悍然推行起其蓄谋已久的灭亡中国的种种计划来。
　　
　　也就是说，从萨拉热窝的枪声响起的那一刻起，长期以来中国外交所赖以维系的基础崩溃了。接下来的几年中，老袁和他的后继者们在对日外交上的捉襟见肘，其实也正是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的后遗症。
　　所以当我们谈起这一段历史时，绝不能仅仅局限于去谴责个别历史人物因为在道德、理想上出现了偏差，从而将整个国家引上了歧途的错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天下大势的沧桑变幻，对于个人乃至于国家民族的潜在影响，以及那些有幸或是不幸地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可怜虫们，在这种剧烈的变革中的迷惘、惶恐与手足无措。
　　如果有那么一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再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段历史时，请收起我们的幸灾乐祸和隔岸观火心态吧，不要忘记了——那并不仅仅只是欧洲王室秩序崩溃的宣言书。要知道，在那遥远地方响起的枪声，也曾在我们祖辈所栖身的东方世界里，掀起过一场同样浩荡的波澜。
　　
　　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在实质上接掌了北洋政府，南北军队开始全面停战，等待善后和谈。
　　这时候，护国首义的云南，已俨然成为了天下第一雄藩。它不但在政治声望，军事威望上都压倒了以北洋军政系统为基干的北京政府，其势力也扩张到了西南的川、黔、湘、桂、粤等诸省，军事政治力量空前强大。
　　在当时众多的割据诸侯中，还没有哪一家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
　　可以说，正是护国之役奠定了云南在未来的十余年中，常执西南诸侯之牛耳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