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诸侯——西南军阀和他们的割据时代<4>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15:02:11
第四章 南北之战
  
  袁世凯凄凉的死亡,宣告了护国战争的结束——即便是在北洋系内部,大家伙儿也早已认为那只是一场老袁与蔡锷个人的较量而已。现在老袁总算死了,那些先前还在磨洋工的大人先生们,便纷纷跳出来收拾残局。他们捧出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责任内阁总理,告天下以太平。可是天下太平,宣告起来容易,真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国家秩序并为天下人所接受,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旧帝国崩溃了,一个在旧帝国基础上勉强拼凑起来的过渡政府也崩溃了,可经历了两次国家崩溃的人们却仍然站在曙光到来前的迷惘和黑暗中……中央政府变得越来越弱势,最后沦落到只要手里握有枪杆子,谁都可以反抗它至高权威的地步。普天下的人们也渐渐习惯了没有皇帝,也没有大总统,没有法律道德,也没有社会共识的时代,他们在原始生存欲望的驱使下,开始尝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去经营脚下那些支离破碎的土地——这,就是割据。
  就这样,天下又陷入了新一轮的混乱,其中尤以西南为甚。
  
  话说坐镇成都的成武将军陈宦,在与蔡锷的护国军达成攻守同盟后,便于5月22日发出了四川独立的通电,宣布反袁。老袁闻讯大怒,遂以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怂恿他进攻成都,驱陈而代之。
  袁死后,陈立刻又在6月8日宣布取消独立——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继任的大总统黎元洪是他湖北老乡嘛!但陈宦这一轻率举动,无异于同时得罪了南北双方。
  为什么呢?因为对南方的护国军而言,陈宦在南北和议尚未达成之前便单方面宣布取消独立,无异于是背叛;而在北方的责任内阁总理段祺瑞呢,他也不领这个情。在他看来,陈宦此前宣布与老袁断绝个人关系,是不折不扣的忘恩负义,而此刻取消独立,也只是在给黎元洪面子,而不是给他段总理面子——此刻掌握着北洋实权的段祺瑞,对黎菩萨不过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双方矛盾很深,要不后来怎么闹出了“府院之争”呢——所以服从黎总统,即是不服从段总理,故而段祺瑞也格外地看陈宦不顺眼。
  因此坐镇重庆的北洋军统帅曹锟,遂在段祺瑞的授意下,继续暗中支持周骏对陈宦的军事行动。周军因此迅速推进到永川、隆昌、内江一线,威胁成都。周骏同时还派旅长王陵基率五个营的兵力进抵资中,截断成都与叙府之间的交通,并让另一个旅长刘湘沿长江布防,以阻击护国军援陈。
  此刻正陈兵泸州、叙永一带的护国军,在接到陈宦的告急后,很是费了些功夫讨论要不要援陈。因为双方起初达成的协议是:陈宦宣布独立,护国军则承认维持其四川都督的地位。可陈宦随后贸然取消了独立,则此协议就自行失效了,从理论上讲,护国军自然也就没有了援陈的义务。而且,护国军在与北洋军精锐迭次苦战之后,不但疲劳不堪,而且饷弹两缺,也缺乏立刻出兵援陈的能力。
  然而,要放任由北洋军暗地支持的周骏进占成都,那就等于拱手将四川让给北洋系,这也是蔡锷们不愿意看到的。因此蔡锷遂一再向坐镇云南的唐继尧要求补充兵员饷弹,甚至到了“迭电哀恳”的地步。
  但在云南的补给和援军到达之前,蔡锷也只能从坐自己捉襟见肘的防线中勉强抽调出刘云峰的第一梯团,进驻自流井一线虚


  此刻陈宦手里可用的三个主力旅,也是问题重重。一个旅长李炳之在重庆被曹锟扣留,另一个旅伍祥祯部在早些时间与护国军的交战中受创颇重。算起来,只有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还有些战斗力,但该旅入川部队仅有一个混成团,而且冯旅长还一直处于心神不宁中,很是影响战斗:先是他的老上司陆建章在西安被起义的陈树藩部攻击,急电要他星夜赴陕,但冯旅才走了两天,陆建章便投降了,又来电让他无需赴援。老冯这心还没放下来呢,陈宦又打电报来说成都万分危急,让他务必去成都共挽危局,老冯勉强答应。再过不了几天,老冯还要接到另一位老哥们儿贾德耀(士官三期)贾旅长的电报,称所部在汉中被包围,还是哭着嚷着向他求援,连汉中地方虽然贫瘠,总还多养得起你一旅人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谁说这世上没有救世主来着,那一两个月里,十六混成旅冯玉祥旅长可不就是救世主!
  虽然勉强答应去成都,但老冯对陈宦也是颇有怨言,不太肯出力气的。他后来自己的自述里谈这一段历史,讲了一些对陈将军很不恭敬的掌故:
  “陈将军在成都,因为用人不当,就我所亲见者而言,许多办法也的确不能使人满意。他的左右除刘杏村先生一人而外,其余全是一些毫无头脑,毫无能力的官僚。比如说他的卫队队长孔某,不知带兵是怎么回事,平素摔大靴,摆惯了架子,什么事也不管。自来卫队,都是饷项丰足,待遇优厚,终日安逸,不经危险。一级级管理的官长又少,再加统辖者放任不管,自然弄得嫖赌公行,纪律废弛。
  一天,陈将军听说官兵有带家眷者,没有照应,很是可怜。陈将军即令官兵家眷搬住古皇城(那时陈将军家眷亦住皇城),每家给洋十元,白米一包。这个意思本来是很好的。但孔某事先既不调查,临事又不加解说,结果办的极糟。他从陈将军处得了命令,即笼统地通知官兵,官兵听了大喜。那些原本没有家眷的,也去找了妓女,一窝蜂地搬入皇城去住。弄得谁是真有家眷,谁是假的,也不能分辨。陈将军听说,大怒之下,不分皂白,又把他们全部哄走。至此好意反成恶意,当事人怨言百出,旁边人看着好笑。凡人办事当细心用脑,妥加筹划,虽极细小之事亦当如此。孔某却摔大靴,马马虎虎,一派糊涂。这样官僚办法,能办成什么好事?我只举此一人一事,即可见那时陈将军左右在成都的作法之一斑了。”
  冯玉祥在陈宦的哀恳之下,勉强出城抵挡了一阵,但很不得力,随即便撤往川北,后取道绵竹剑阁退往汉中。而其他新编的部队则更糟糕,他们甚至连战斗都没经历便自行溃散了。因此王陵基一路,几乎是畅通无阻,便经由龙泉驿直逼成都城下,陈宦到此地步,只得求和,希望对方给一周时间让他收拾行李以让出成都城。但周骏勒令他在三天内缴械投降,否则就要炮轰成都。
 
  

  可蔡锷此刻,也终于等到了云南派来的援兵和补给。
  他遂于6月25日派罗佩金率领顾品珍梯团驰援成都,同时电请北京政府制止周骏攻城。但陈宦此刻已经既无心也无力了,遂于26日主动让出成都,率残部取道重庆顺江东下而去。
  周骏在向陈宦进攻的同时,还提出了“四川人不打四川人”的口号,企图拉拢护国军阵营中的刘存厚、熊克武等将领。可这一招相当的失败,不但拉拢刘、熊不成,还导致了护国军上下的一致不满——想想看,除了朱德、杨森,护国军里还能有几个四川人?
  因此当护国军开始动员,向成都进军时,刘存厚便积极要求打前锋,以表明立场,而周骏部下的旅长刘湘也在此时率部加入了护国军,周军实力大减。随后护国军左翼司令罗佩金率滇军进攻资中,刘存厚也率所部川军出屯新津,并于6月30日进入成都。周骏抵抗不住护国军的进攻,只得也逃走了事。他从此便形同消失,但他此刻手下那些旅、团长们,还将要在西南的政治舞台上活跃很久。
  
  7月9日,北京政府被迫承认既成事实,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同时又在这道命令中留了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可恶尾巴:任命罗佩金为广西省长,戴戡为贵州省长。
  蔡锷当然不能放走自己的左膀右臂!事实上罗、戴两人也没法走——说来也挺有意思,此时的广西是大军阀陆荣廷的地盘,贵州则是小军阀刘显世的地盘。陆荣廷在护国中积极扩张,此刻已经地跨两广,正在兴头上,如何能让出省长的位置?而刘显世虽然实力弱小,但他一直积极支持护国军北伐,说来正是有功之人,哪有有功不赏,还要强抢人家地盘的道理?所以,这两个新“省长”该怎么上任去?段政府这可不是成心开玩笑么!
  于是蔡锷只好自署官职,以率黔军入川助战的戴戡为军务会办,起义的川军第二师长刘存厚为军长——除他自己的老二师外,并兼辖川军第四师陈泽霈部和滇军第六师顾品珍部(其实都是些刘根本指挥不动的部队)。此外,还恢复了国民党人熊克武的川军第五师番号以酬庸。混乱已久的四川局面乃得以暂时稳定下来。
 然而好景不长,到8月间,蔡锷便因喉结核恶化,同时亦觉应当功成身退以为天下范,遂决意离开四川,前往日本治疗。临行前,他向北京政府保举罗佩金继任四川督军,黔军首脑人物戴戡继任四川省长。北京回电,同意以罗佩金为护理四川督军兼省长(“护理”,是当时常用的一个词,意即“代理”),戴戡为会办四川军务。后又更改为,罗暂署四川督军,戴署四川省长兼会办军务。
  然而,蔡锷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他于这一年的11月8日,在日本福冈医科大学病院逝世,享年才35岁。在他去世前的11月1日,适逢日本军机演习,蔡锷还曾趴在病房的窗前观看。但看完后,他颇受刺激,对陪护他的昔日士官同窗蒋百里说道:“中国的陆军还没有整理好,而别人的战争准备已经由平面转向立体,我们不知道又落后了多少年!”然后,他又说了一段让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应该加以深省的话:护国战争是枪口对内的一种战争,不应引以为功,我死后必须薄葬。
  蔡锷一生,做的也并不总是光彩事,真正能够书之于青史的,还得算是这段护国经历,然而他却偏偏因其为内战,耻以为功——这较之后来那些得意洋洋的内战英雄们,人格之高下,真是曜日萤火,别若天壤了。仅此一节,蔡锷将军便足为千古英雄垂范。
  
  蔡锷的离去,使得西南局面顿时大变,而导致局面恶化的关键人物,正是野心勃勃的云南督军唐继尧。
  早当蔡锷还在四川时,唐继尧的表现就相当的令人讨厌——护国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按兵不动,蔡锷屡次催促而不得。然而仗打完了,他却源源不断地派遣滇军入川来抢地盘。连蔡锷也忍不住在7月18日发出“皓”电质问他:“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钝,实未解命意所在。”同电中,他还奉劝唐继尧功成身退——“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慝所劫持,实为公私两济”。
  然而被膨胀的个人野心冲昏了头脑的唐继尧,是不可能听进蔡锷这些金玉良言的。

  这个时代里,就有那么些人,当他们还是一介青衫秀才时,大抵有着满腔的热血和冲动,喜欢对朝廷政治评头论足,说三道四,颇有匡济天下舍我其谁的壮志。可一旦他们因为时运巧合,坐到了当年他们所极力诋垢的那些大人物的位置上后,他们却比那些人堕落得还要迅速,还要彻底。为国家,为人民的抱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对于个人名利孜孜不倦的追求,对权力的极度热衷,以及对腐朽堕落生活的不断演绎与创“新”而已。
  他们“革命”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虽然他们满口的新名词,许诺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崭新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将有天下太平。可最后呢?人民所得到的,却仍然是一如往昔的改朝换代而已。
  唐继尧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唐继尧,字蓂赓,1883年生人,云南会泽人,书香门第。十四岁上中秀才,后因科举无路,遂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第六期。1909年唐继尧学成回滇,任云南讲武堂教官,1911年,出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当时的协统(旅长)就是士官三期生蔡锷,标统(团长)为唐的士官六期同学罗佩金。他随即便参加了于当年10月30日的云南“重九”独立起义。
  云南独立后,蔡锷一度偏听于赴滇求援的戴戡,派唐继尧率滇军四个营入黔,后又改悟,要唐停止进军。但唐在贵州制宪派许诺推举他为贵州督军的诱惑下,竟抗命不遵,悍然攻入贵阳,并对革命党人大加屠戮。
  后蔡锷奉调入京,乃向袁世凯保荐唐继尧为云南督军,唐遂继蔡成为云南的主人。然而唐继尧其人,素有政治野心,早年在日本读书时,便自诩为“东大陆主人”,并以此刻了一方水晶印章,每每用于书画之上——当然了,在当时,大家不过视其为一落魄愤青而已。可如今,这位当年的愤青因为机缘巧合,竟然主掌了南天一隅的军政大权后,他又将会干出些什么来呢?他将要干的,当然不会仅仅是办一所“东陆大学”而已!
  护国之役中,唐继尧虽然勉强同意借兵给蔡锷、李烈钧讨袁,但其志却实不在讨袁,而是要借讨袁之名,把这两位在云南极有威望的老大哥推出省去,以免威胁到他的地位。
  所以两军一旦离开云南后,唐继尧就在后勤支援,兵员补给上,变得异常的不痛快,因而使得蔡锷讨袁之师仅能局促于川南一隅之地——如果不是恰逢北洋内乱,而袁世凯又早死,则天下胜负之数,尚难定论。
  
 
     这个时代里,就有那么些人,当他们还是一介青衫秀才时,大抵有着满腔的热血和冲动,喜欢对朝廷政治评头论足,说三道四,颇有匡济天下舍我其谁的壮志。可一旦他们因为时运巧合,坐到了当年他们所极力诋垢的那些大人物的位置上后,他们却比那些人堕落得还要迅速,还要彻底。
    
    
    倒也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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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千万不要乱想哈……
  
   

  护国战争结束后,滇军牢牢占据了川南,并进而问鼎全川。唐继尧见大事已定,便一改前态,转而将四川视为其外府,源源不断地派兵入川,其动机显而易见。以至于蔡锷也亲发“皓”电予以谴责,然而唐却置之不理,我行我素。
  待蔡锷去后,唐继尧更是变本加厉,他利用滇军将领罗佩金为代理督军,掌握着四川军权、财权之机,以征服者自居,推行强滇弱川的“大云南”政策。
  他一方面以滇军为敛财工具,大肆搜刮全川财富:设立护国银行,专门兑换滇币,截留了数百万盐款,毫无报销。另一方面,滇军又把持了成都兵工厂,肆意扩充军队实力——护国之役,入川滇军仅有十二营,到战役结束后,因为损失消耗,仅存十营。然而此后,唐继尧便络绎不绝地送来大批徒手的云南新兵,利用成都兵工厂在此半年内生产的武器,足足编成了两个整师。
  
  而对于当时川军的五个师又一个混成旅的部队呢?唐继尧、罗佩金则极力加以裁减。
  首先是在饷项上加以扼制。罗佩金非但不肯补发起义川军刘存厚部在护国战争中因为起义而导致的欠饷,甚至连伤亡官兵的抚恤金也一概置之不问。川军无奈,在与之多方交涉后,罗佩金才对抚恤金略为敷衍,欠饷却仍然不管。
  此外,罗佩金还动用督军权力,强迫川军缩编。拟将属于国民党系统的川军第四、五两个师,各缩编为一个步兵旅,其他各师,除首先起义的刘存厚第二师外,均减编为每连九十人的步兵师,并废去其他特科。虽然滇军也缩编为一师一旅,但加上督军署所属之警卫团、兵工厂护卫营合计,实则滇军并未裁减,仍保留有两个整师。
  在军饷上,滇、川两军之待遇差异则更为显著:滇军一个师年费一百二十万,川军一个师年费仅为八十万。
  唐继尧、罗佩金这种极为明显的喧宾夺主的做法,终于激起了全体川军的激愤,于是便有了“川人治川”口号的提出。
  这是四川地方实力派,自辛亥后又一次争取地方独立的斗争。
 

 
    蔡锷其实也不是什么好鸟,他也不过是一个被人为神话的完美偶像而已。斑竹错了,如果你有无删节版的鹿鼎记下载提供给小熊的话,小熊倒是愿意为你指点历史迷津。(今天偶然看了会删节版,居然发现很有三级倾向,逗得小熊心痒痒,三伏天穿棉袄跪求无删节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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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淫熊:唉,你看偶通篇要都不说蔡锷一句好话,湖南人民还不用砖头砸死俺?
    不过蔡锷要不是早死,西南也许乱不到那个样子,这倒是实话。
  帝国的兴衰,常常不是取决于当权者的个人道德水准,而是取决于野心家们对游戏规则的判读,以及对裁判的尊重程度——也就是说,帝国的统治者,他可以是个吹黑哨的,但只要他对场上的队员还有足够的权威,那么这场比赛至少可以老老实实地熬到结束。
 
      不过蔡锷要不是早死,西南也许乱不到那个样子,这倒是实话。
      帝国的兴衰,常常不是取决于当权者的个人道德水准,而是取决于野心家们对游戏规则的判读,以及对裁判的尊重程度——也就是说,帝国的统治者,他可以是个吹黑哨的,但只要他对场上的队员还有足够的权威,那么这场比赛至少可以老老实实地熬到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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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锷要是不早死,戴勘要不是非常无厘头的挂在了四川争霸中,那进步党在南方就还有看头,梁汤就会有别的想法,那段祺瑞在北方首次府院之争中就未必会有来自国会的臂助,西南天平上要是按原本历史走向,多出一个研究系的新砝码,那粤桂双方会不会那么快就撕破脸,全都要重新考量,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唐倒是会变成党国正史里真正的护国英雄,猴哥在滇黔的南天一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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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俺倒宁可假设老袁多活上三五年……
   
    看到这些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我也来给大家加点佐料。说说这当中我的两个老乡。
    熊克武,老家离我家不超过30里路,四川的传奇人物,但是我很不熟悉他的故事。他故居我倒是看过,在乐山市井研县研经湾。(为啥地名叫研经湾,有来头。清末著名的经学大师廖平的老家,好像是当过太傅。有学者认为梁启超的部分思想直接来源于廖平)
    但懋辛,老家离我家不超过10里路。(怪不得但和熊老是在一起混,呵呵,两人家这么近)。给大家讲两个关于但懋辛的几个小故事。
    (1)但懋辛家里是现自贡荣县数得着的大地主。传说他家每年收的租可以从他老家复兴乡一担一担的摆到观山镇。所以没钱是去不了日本留学的,包括熊克武家也是,看故居就知道家底殷实。
    (2)但懋辛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好像记得是最早的100来个人之一。介绍人就是孙中山。所以但在国民党中属于元老级别的。
    (3)但懋辛和熊克武都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但和熊躲到一个厕所里面,遇到清军在外面搜查,马上就要被抓了,但非常讲义气,在他帮助下熊逃跑了,他却被抓了,但还在押送到某某地方的时候,清朝就跨了,押送他的官兵就直接把他放了。
    (4)大概从30年代中期开始,但懋辛后来在四川军阀中已经没有实权了,但是人脉很广,认识的人多,(不知道他家是否属于袍哥,估计应该是),在后来解放过程中,促成四川军阀起义起了很大作用。并且在他有实权的时候,好像跟cp系的关系也很好。解放后是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5)但懋辛回国后最开始是搞暗杀的。在北京开了个照相馆做掩护,想用炸弹炸死清朝的大官(奕欣,跟慈禧一起杀8个辅政大臣的那个),跟他们一起的还有那个在广州起义里背着一筐炸弹冲在最前面那位,忘名字了,以前中学历史书上还有那人。结果是不成功。
    (5)但懋辛是真正的革命党人,很清廉。解放后,我外公的一个好朋友,是但懋辛的亲侄儿,写信给但懋辛,让给安排个工作,但回信说不行,叫他自己安心在家干自己的事,仅仅是借了点钱给他发展生产。(想象现在的省政协副主席干些啥?)现在那封回信还在我外公家呢,但懋辛亲笔写的,呵呵,我也见过。但懋辛死于60年代初,即不太清了,以前看的传记。
    (6)但懋辛的书法很好,是民国时期有名的书法家。在他最落魄的时候,曾经靠卖字为生,可以想象书法水品。
    如果江上苇想看但懋辛的传记的话可以联系我。1853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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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多谢老兄!  
  不甘受歧视的川军,于1917年3月,在第一师师长周道刚的倡导下,在成都集合各师代表会商对策。最后决议以刘存厚领衔,向黎元洪大总统及国务院、陆军部控诉督军罗佩金编遣不公。
  罗佩金对川军将领此举自然不满,加之听闻北京方面将有变更四川督军之说,更加恼火,遂决定以武力先解决川军第二、四两师。
  第二师师长刘存厚领衔反罗,在挨整的黑名单中榜上有名自不奇怪。那么第四师师长陈泽霈又凭什么上榜呢?原来这陈泽霈,在护国军入川之役中,做过罗佩金的参谋长,算起来原属滇军系统,双方关系不错。但陈自任为第四师师长后,却与川军将领日益亲密,故而此时罗见连他都反对自己,尤其愤怒,便照顾他优先上榜了。
  罗佩金敢于如此轻视川军,主要还是因为川军在护国之役中表现实在不佳。刘存厚起义后,在与北洋军的战斗中很不得力,蔡锷也曾抱怨说是:“刘部号称四千,临阵不见一人。”
  因此,罗佩金就照着自己对川军的成见,着手进行解决他们的军事部署——同样也是士官出身的罗督军可没有看到,滇军入川时那种理直气壮,以天下为己任的蓬勃精神正在消亡,而全川军民的愤懑却正在积累……骄兵必败,哀兵必胜,何况这还是在人家的地盘上打仗呢?唉,那个年头的大人物就是这样,他们总是想当然地把自己当成老虎,而把对手当成病猫,可结果却总是让后人笑掉大牙。
  袁世凯是这样,罗佩金是这样,以后还将有很多人,也会这样。没错,他们手里掌握着由新思想、新技术所创造和赋予的强大力量,但他们却从不曾弄清楚,人类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个普遍的常识,那就是:暴力无论新旧强弱,它们从来都不是无所不能的。



  罗佩金迭次电告北京段祺瑞政府,称刘存厚“外强中干,毫无胆略”,希望中央明令,让他解决川军。可作为北洋系领袖的段祺瑞,虽然不喜欢倒戈的川军,但更不会喜欢护国战争中的强悍对手滇军,更不愿意去替唐继尧、罗佩金当这个得罪人的冤大头。他遂一再隔靴搔痒,坐视乃至于暗地里怂恿刘存厚与罗佩金对抗,致使滇、川两军矛盾愈发激化。
  虽未得到段政府明示,但自信满满的罗佩金还是下定决心,要以武力解决问题。他调动军队,出驻天回镇、新都、金堂、赵家渡等处,对刘存厚部暗取包围之势。又以一营兵力驰赴潼川,监视驻顺庆的川军第三师,并调驻富顺、泸州等地的滇军开驻成渝之间的资中、内江,一方面可以监视驻成都周边的刘存厚,另一方面也可提防驻川东的川军第一师周道刚、第五师熊克武等部可能的异动。
  军事部署完成后,罗佩金便开始下手,先是准备用诱捕的手段逮捕刘、陈两人。刘存厚比较滑头,每次都托故不去,陈泽霈则因与罗是老熟人,贸然前往,一去即被扣留。罗佩金扣留了陈泽霈后,便于4月14日,宣布撤去陈的川军第四师师长职务,改以该师旅长卢师谛接任师长。次日晨,罗督军又以为卢师长就职行布达式为由,遍请在蓉第四师各级军官,齐集皇城内督军署。这些军官一进督署,也被悉数扣押,滇军趁机出兵包围其各部队,将其全部缴械。
  刘存厚得知第四师被解决后,立刻加强警戒,川、滇两军步哨纷纷延伸接触,小规模冲突不断发生。一场大战又在眉睫。
  
 
      ……但懋辛和熊克武都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但和熊躲到一个厕所里面,遇到清军在外面搜查,马上就要被抓了,但非常讲义气,在他帮助下熊逃跑了,他却被抓了,但还在押送到某某地方的时候,清朝就跨了,押送他的官兵就直接把他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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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虽然本文里没有写,但其实也很有意思,帮Wetm老兄补充一下:
  
  广州起义当晚,老但跟着喻培伦,还有熊克武、秦炳、饶国梁,5个四川人加11个广东人——但广东人虽多,却只参加过械斗,语言也不通。
  十六个人就这么勇敢地冲到督署衙门,喻培伦二话不说就往里面扔炸弹,把墙炸了个洞。正在烟雾弥漫之际,喻培伦开枪往洞里射击,但偏偏但懋辛也心急,正探着头在往洞里钻 ……结果,但懋辛挨了喻培伦一枪,左手臂上打了个洞。
  后来大家伙儿冲散了,就剩下熊克武、但懋辛二人一块,两个人先是想跳水自杀,可投得不是地方,水才淹到脚背……
  既然死不成,两个人只好先勉强躲到一个公共厕所里。但以自己身上有伤,不方便活动,就让熊去找同志,时任东一区巡官的李天钧帮忙逃离,自己则留在厕所里等待救援。
  不过救援一直没来,倒是两个打扫厕所的工人把他藏了起来,还给他买来香烟抽——当时人心还真就是同情革命党的,满清不亡何待!
  在工友的帮助下,但好不容易跑到警察局,找到熟人,正在聊着呢,偏生一个外面出勤回来的二百五警察,见但懋辛带了顶斗笠,说进屋还带什么斗笠,就顺手帮他摘了下来——这一来,没辫子的革命党就漏光了,就这么被逮了起来。
  
   
    沙发,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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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祭酒兄捧场!  唉……
  就汝所言这几个人也只是迫不得已罢了……
  武侯,那是革命尚未成功,没得条件……
  卫公,那是老板盯得太严,也没得条件……
  阳明,那是运气太坏,一直没有混到可以学坏的位置上去……
   

  当时成都城内外各方势力的军事部署情况如下:
  刘存厚部川军
  第二师师部设于北较场,驻有田颂尧的骑兵一团,及部分师直属部队;西较场驻有赖心辉的炮兵一团,团部设于旧将军署;另有范士杰一个营驻于老西门,负责把守城门;北门也在刘部掌握中。城外凤凰山兵营中,驻有刘部舒云衢的一个旅,辖邓锡侯、廖谦两团。
  滇军
  以第六师驻成都城内,师长顾品珍兼任成都卫戍司令;督署直属警卫团等两个多团,驻皇城内,担任督署防务;约一个多团,驻东校场;东门和武城门(即新东门)为滇军所控制。另,城外还驻有部分滇军。
  黔军
  除滇、川两军外,城内还驻有部分黔军,这是在护国战争时代由戴勘率领进入四川的。戴戡本人驻于旧督院,其所率的熊其勋旅,大部驻于南门附近,并掌握南门门禁。罗、戴本为蔡锷的左右手,渊源甚深,故罗在计划中拟以戴为强援。
  
  自14日后,滇军以防止四师散兵流窜滋事为由,派出督署参谋长赵钟奇(士官八期)与刘存厚部参谋长林爽(士官六期)协议,划定两军防区,分设岗哨,彼此约定非事先征得同意,不得武装通过。但接下来的三天内,滇军却屡屡违约,数次以全武装部队强行通过刘存厚的防区,刘部虽偶有阻击,但事态均未扩大。
  但到4月18日,滇军一部自灌县押运缴获的川军第四师枪械前往成都,在途中遭到刘存厚部的劫夺,正是这一事件引发了蓄势已久的川、滇冲突。当夜,双方发生大规模交火,罗、刘之战自此全面爆发。
  双方事后均指责对方首先开火:滇军称是川军首先炮轰皇城内的督署,故自己才加以反击;川军则称,滇军在发动攻击前,即已经自皇城城头上发炮猛轰刘存厚师部驻地北较场、炮团驻地西较场等要地了。究竟谁先开火,如今看来真是个谜案了,不过此役以炮战肇始,大概还是不假的。
  此役伊始,滇军便分兵三路大举进攻刘部驻地:一路由东校场出击,进攻北较场的刘存厚师部及驻文殊院的机关枪营;另一路则自皇城内的督署出击,越过东城根靠近将军衙门的一段已跨塌的城墙,进攻驻旧将军署的赖心辉炮兵团团部;还有一部,则由城外绕行攻入新西门,准拟一举解决掉西较场的炮兵团——川军炮兵是不是先开火不好说,但看这滇军的部署,还真就是冲着刘存厚的炮兵去的呢!
  同时两军在东、西御街上也发生了激战。
  照说罗佩金的计划还是很周密的,投入的兵力也不算少,可他就差那么一点,没有想到滇军此刻的战斗力竟有那么糟糕,而川军竟有那么顽强……
  
   大一统的大多数时期,往往不会有赫赫武功,也不会有个性彰显,她只能给出一个叫做“天下太平”的东西,虽然这个“天下太平”总是有那么多毛病……
  但至少,她制止了绝大多数的流血,制止了绝大多数的同种相残,也为绝大多数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环境……
  我们应该明白,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
  而且我们更应该明白,所谓乱世的光荣,仅仅属于绝少数的英雄,而不是如你我一样的凡夫俗子。
  如果我们总是假设自己就是传说中的英雄,那么你的选择一定会有偏差。
  也就是说,你不是站在理性的角度上去做出选  
  主攻的三路滇军,因遭到了川军的顽强抵抗,原计划均未实现;而在东西御街上的战斗呢,滇军也是一触即溃,让川军乐滋滋地占领了督署所在地皇城外的要点三桥。
  次日上午,省议会及各国领事团即出面调停,川、滇两军均同意停火,川军为表示诚意,也答应将三桥让出,由中立的黔军接防。
  但当晚滇军毁约,又由皇城中冲出,向守卫三桥南街和陕西街的川军发起进攻,同时东校场的滇军也三次进攻占据北城的川军,但这些进攻和前晚一样,没有取得任何战果,各路滇军都被击退。
  到四更时分,防守皇城督署的滇军王秉钧部,为扫清射界,并嫁祸于川军,竟然用洋油和燃烧弹,在皇城周围纵火焚烧民房,将后子门附近,东、西御河,东、西二巷,九思巷等处焚毁殆尽,皇城附近之东、西鹅市巷,东、西御街之间,三桥北等处也尽成焦土。当时葬身火海的平民为数甚多,连前去救火的消防队员也因遭到射击而颇有死伤。这场大火直至4月20日午间方才渐渐熄灭,被焚烧的民房多达千余间,平民死伤者达三千余人。
  除了放火以外,把守武城门的滇军,还肆意屠杀俘虏和平民。自4月18日夜开始,滇军营长李正芳等部便不断将川军第四师被扣押的军官及部分滥捕来的平民,用刺刀捅死后抛尸城下,数日内抛弃的尸首竟累计多达八百余具。
  
   

  在成都城里打响之后,川滇两方尚未参战的帮手们也没有闲着,诸色人等纷纷展开电报战,一时间到处唾沫横飞。
  4月19日,罗佩金的云南后台老板唐继尧,发电痛骂刘存厚“叛变”:“川省实行裁兵,原属正办,乃刘师长竟令所部围攻督署,实属不顾大义,应请主持公道,迅与解决。”
  而刘存厚的川军同袍,旅长刘湘、刘成勋、但懋辛,团长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向传义、吕超等,也在同日联名发表通电,抱怨罗佩金:“在任数月,酷嗜淫赌,勒提税款逾七百万,本省军饷数月未发。”这帮人中,既有国民党人,也有服从北洋政府的旧军人,比如说但懋辛、向传义、吕超等就是国民党系统的川军第五师熊克武的部下,照理说是南方派。但他们虽然与罗佩金同党,罗却首先不顾同党之谊,要在裁军中将第四、五两个师缩编成两个旅,切肤之痛当然就胜过了党同伐异之急,故而他们也不得不小声嘀咕两句以示不满。而像刘成勋、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等人,原本就是刘存厚的人马,刘湘则是刘成勋的大邑老乡。因北洋政府在暗地里支持刘存厚,故而这帮人也被视为北方派。
  就在川滇两省军人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两省的文人也干上了——虽说这帮秀才先生们扛不动大枪,但他们也不甘寂寞,成群结队地蹲在省议会、国会这些公共场合的会堂哪,或是电报局子哪之类的地方帮腔,你敢骂我“侵略邻封”,我就骂你“争权叛变”——反正遣词造句正是此辈秀才的长项,故而那几天大家玩得很是不亦乐乎。
  
 
        大一统的大多数时期,往往不会有赫赫武功,也不会有个性彰显,她只能给出一个叫做“天下太平”的东西,虽然这个“天下太平”总是有那么多毛病……
        但至少,她制止了绝大多数的流血,制止了绝大多数的同种相残,也为绝大多数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环境……
        我们应该明白,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
        而且我们更应该明白,所谓乱世的光荣,仅仅属于绝少数的英雄,而不是如你我一样的凡夫俗子。
        如果我们总是假设自己就是传说中的英雄,那么你的选择一定会有偏差。
        也就是说,你不是站在理性的角度上去做出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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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兄这段说得太有理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英雄情结,但实际有成者有几?在乱世,固然英雄辈出,但大多数人都成了英雄的炮灰,虽然他们中也有许多相斫的功夫虽然不行,但在其它方面却是出类拔萃的人,这难道不可惜吗?我们总说毛时代非正常死亡几千万人,但是如民国那样的乱世呢?非正常死亡恐怕成亿不止,这还是不考虑比例的结果。所以老话“宁为治世狗,不为乱世人”是有道理的。当然,我也不希望人人都样狗一样苛活,希望能有个能保证每个人有起码尊严的社会,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世界上已有先例可循,未必就要抡刀互砍也。如果一个社会真的是砍出来的,英雄们的血战之功,岂能轻易与人,结果恐怕离目标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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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乱世中的人们最终不得不妥协,虽然他们对于理想的追求曾经是那么的执著……
  这个帖子,其实要说的就是乱世枭雄们从虚幻的理想到严酷的现实,从憧憬到妥协的历程。
  在这个历程中,卑微替代了高尚,柴米油盐代替了天朝上国,而他们得到的,仅仅只是不再流血的承诺而已。
    

  滇军对川军屡攻不下,而成都士绅人民对之已极其愤恨,加之北洋政府多次表示不支持,罗佩金也自感在成都呆不下去了。遂于4月20日,经各国领事和成都士绅再度调停后,与川、黔两军达成协议,三军将成都城区分成三大区域,成“川”字形,由黔军驻防中间地区,以隔断川、滇两军,防再生事端,并协议两军同时退出成都城区。
  4月27日,滇军由成都东门撤出,开往简阳;川军则由西门撤出,退往凤凰山。双方仅在城内东、北较场,各留驻了少量部队。
  刘、罗之战,到此乃告一段落。
  
  这是一场典型的神仙打仗,百姓遭殃的战争。此役从战术上看,双方兵力损失都不大,只是打了个平手,但实质上,更吃亏的是滇军——非但其歼灭川军的预期战术目的没有达到,而且4月20日,北京政府还明令同时撤销罗佩金、刘存厚两人职务,改以省长戴戡兼代督军。
  虽然同是撤职,但刘存厚就算丢了师长,还有个蔡锷给的军长衔呢,照样可以带自己的部队——他甚至还很客气地表示要服从命令,请罗前督军赶快让接替他当师长的滇军将领刘云峰,从火线那边过来赴任。瞧他这玩笑开的!
  而罗佩金的四川督军就不同了,那可是实实在在的兵权财权哪!
  老罗对此自然是怨声载道。
  
  说来罗督军吃到这个大亏,首先得埋怨他自己太大意。他的保密工作对刘存厚做得不怎么样,但对自己人却做得相当好——大战在即,滇军的高级军官中,竟然还有很多人毫不知情。
  比如说奉调前往资中阻击川军的滇军主力,第二十七团金汉鼎部,对即将到来的川滇大摊牌就相当的茫然。
  他率部在3月下旬从泸州出发,4月2日到富顺,因为友军二十八团第三营的部队包围了当地税局要钱,所以金团长只好耽搁了一天调解纠纷。
  4日到了自流井,又因为旅长刘法坤要部队接受检阅,结果金团长又耽搁了十六天,直到到4月20日才从自流井上出发……而到这时候,成都的大仗都已经打完了。
  等金团长四天后抵达简阳城南要地七星山的时候,本该由他以逸待劳地阻击的川军第三师部队,已经在以逸待劳地阻击他了。
  瞧滇军这仗打的!
  除了自己的人马调动得稀里糊涂外,罗督军还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他错误地估计了统帅黔军的四川省长戴戡的态度。

大一统的大多数时期,往往不会有赫赫武功,也不会有个性彰显,她只能给出一个叫做“天下太平”的东西,虽然这个“天下太平”总是有那么多毛病……
      但至少,她制止了绝大多数的流血,制止了绝大多数的同种相残,也为绝大多数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环境……
      我们应该明白,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
      而且我们更应该明白,所谓乱世的光荣,仅仅属于绝少数的英雄,而不是如你我一样的凡夫俗子。
      如果我们总是假设自己就是传说中的英雄,那么你的选择一定会有偏差。
      也就是说,你不是站在理性的角度上去做出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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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Z错,错,错。二十年代死于非命的人多还是大大一统的六十年代多?大一统即使能够让你“天下太平”,也是以牺牲文明的发展为代价。中国人几千年来在原地转圈还不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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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11到1949死于非命的人多,还是六十年代多,恐怕还真是个值得计算的问题。
  从乾隆时代中国就号称有四万万人,到1949前后也只有四亿多人。
  这一百多年里中国人口都增长到哪里去了?
  当然了,如果这位老兄是计划生育的爱好者,当然应该为这个时代的战乱、瘟疫与天灾感到欣慰。
  可那个时代的人们自己呢?我们可不能替他们喜欢哪个时代。
  
  所以1949之后,天灾人祸乱到那个程度,而为什么大一统天下仍然能够维持呢?人心思定啊!
  只有那些刚从乱世中走出来的人们,才知道统一的可贵,才愿意付出那样的代价……
  而我们之所以诅咒她,也仅仅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见识过真正的流血和死亡罢了……


戴戡,秀才出身,后留日,在宏文学院读师范。与蔡锷同为梁启超的弟子,进步党人,系贵州制宪派的核心人物。正是因为梁、蔡、戴之间有这么一层密切的关系,故而自辛亥以后,贵州局面受云南影响颇多。
  戴戡在护国之役中,先随蔡锷回到云南,后又进入贵州,积极鼓动当时的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独立,并亲率黔军一部入川助战,和罗佩金同为蔡锷的左右手。
  在蔡锷离川后,戴戡更进而成为进步党在西南的领袖人物,并因其恩师梁启超的积极活动,得从唐继尧、罗佩金的手里分得一杯羹,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
  但云南方面的唐继尧既已视四川为自己的外府,自然对戴戡分走了民政权格外不满。再加之四川督军罗佩金又是国民党员,护国之役后国民党与进步党因也争功争位而矛盾日深,故双方虽系故人,却也免不了时有摩擦。所幸秀才出身的戴戡自知力量薄弱,总是委屈容让,故滇黔矛盾尚不十分激化。
  在罗、刘之战中,罗佩金原指望戴戡加以援手,但受够了滇方压迫的戴秀才也大耍滑头——事先极力怂恿罗动手,但等到事态恶化后,他却又袖手作壁上观。
  
  但戴秀才这手玩得极其拙劣,以至于省议会也极力谴责他“该省长不为曲突徙薪之计(错别字修订,汗颜中),而图收焦头烂额之功”,“阳为调和而阴实怂恿,对于罗督,则谓川军决无让步,对于川军,则谓罗非取消某军不可”。
  因此罗、刘两人鹬蚌相争一番后,却眼见得让戴戡渔翁得利拣了大便宜,一时身兼了督军、省长、军务会办三职,尽掌军、民、财权,各自都颇悔失计,心怀不满。
  偏偏这戴戡上任后,也倒行逆施,他不好好打算怎么平息眼前的满目疮痍,却全盘秉承了前任罗督军的衣钵,继续一门心思算计怎么整刘存厚——在他看来,要统治四川,首先就要将桀骜不驯的刘存厚大大削弱或干脆处理掉。
  如此一来,此前的川、滇矛盾,就演变为了川、黔矛盾。而与此同时,一度冷淡的滇黔关系,又再度变得暧昧起来。
  
   杨永泰智囊之名绝非虚誉,可惜运气不好,给人在武汉刺死了。不然抗战胜利之后的天下大势,还大可商榷。
此事CC派是脱不了干系的。    那位成都的兄台也不要恼火,您有点误会缪人凤老兄的意思了。
  川军广大战士在抗战中是英勇的,但刘湘等高层人物确实不是很想出川,这也是实情。刘湘和韩复榘之死还真就是缪人凤雄说的那个原因呢……这个俺可是要好好写写的。
  关于这一段,可是有范傻儿、邓汉祥等一帮当事人的口供的,绝不是瞎扯。
    偶也是四川人,不过,他说的是实情啊……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家军阀是真正地发自内心地想去抗日来着……嗯,除了没了地盘的东北军是个特例。
  至于高呼抗日,那只是反蒋的炮弹而已……桂军不是号称能打仗么,日本鬼子打到桂林时,也不过就是“凌云直上,安居乐业,气煞建生”而已……
  但军阀和战士不同,政治家和人民不同,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牺牲,并不会因为军阀的不争气而变得渺小,相反,他们的牺牲更显得伟大,更值得我们去骄傲。
  
    

  戴戡眼见罗佩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解决掉川军,估计自己也未必能独自吞下了刘存厚这头大牯牛。因此在罗佩金退出成都后,他又转向罗示好,在善后处理中处处偏袒滇军,打击川军。
  罗佩金过去恨戴勘分权,这回又替戴火中取栗伤了自己,本是相当恼火的,但毕竟滇、黔渊源犹在,而敢于造反的川军仍然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也只好咬着牙答应配合戴戡。
  在得到罗佩金同意支持的允诺后,戴戡的胆子也大起来,开始进一步欺负刘存厚。
  在罗、刘之战后,川军已大部撤出成都城,仅留了两营兵力于城内,以保守西、北两门的入城通道。川军这部分兵力,本来对黔军也算不上是威胁,刘存厚鉴于己部方经大战,也不愿意再立刻招惹黔军。
  但戴戡却误读了形势,自以为有滇方撑腰,遂在成都局势甫定之际,便悍然强令刘存厚将此两营兵力撤出城外,防地交由他的黔军接收。刘存厚则以其凤凰山驻军经常要进城采办给养,必须留两营人马保护入城通道为由,负气拒绝。双方为此争执达两月之久,戴戡既与罗佩金预有成约,便决定以武力先行解决这不听话的两营川军,再与滇军合力,以讨叛为名,全部消灭刘部。
  
  就在戴戡积极筹划消灭刘存厚时,北京城里出了件大事。这年的5月里,以逆来顺受脾气极好而著名,被称黎菩萨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终于受够了刁钻跋扈总不拿他当领导的国务总理段祺瑞,断然行使起总统权威来,下令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民国时代最著名的政治笑话“府院之争”爆发。
  跋扈惯了的段总理,没想到素来一副好脾气的黎菩萨也会造反,一时倒也傻了眼,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搁下挑子跑回北洋大本营天津卫去闭门修身——说是修身养性,其实是暗地里里策划倒黎。在段的唆使下,素来以大清忠臣自诩的辫子军统帅张勋,便趁机以调停为名,率领五千辫子军入京夺权,将黎菩萨轰下台去。7月1日凌晨,自以为掌握了大权的张大辫子,便穿上前清官服,带着康有为等一帮遗老遗少,恭请宣统皇帝溥仪出来复辟了。
  宣统皇帝挂出龙旗复辟后,伪诏四出,大开空头支票,赏天下诸侯官爵以收买人心——还真就有几个不怕死的“忠臣”领了这空头的赏额呢——在四川地头上,皇帝也宣布赏授刘存厚为四川巡抚。
  奈何这刘存厚是个识时务的,非但不肯接受这空头的巡抚,还打算通电全国反对复辟。可是刘师长派出去打电报的办事员们,跑到电报局一看却全都傻了眼,因为大部分电报局都被戴兼督派去的兵监控起来了,还特别申明,严禁拍发刘师长的电报——最后刘存厚只向北线打出了唯一一通电报,并得到了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复电。
  你说这戴兼督他咋就和电报局子过不去了呢?
  说来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就在刘存厚得知他被莫名其妙地任命为“四川巡抚”的时候,戴戡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他灵机一动,迅即派兵控制了各个电报局,不让刘存厚打出辩诬的通电,打算就此做一篇好文章。那年头通讯事业不发达,要迅速表明态度,就只能通过打电报这种洋玩意儿——所以戴兼督控制电报局子,就是不想让刘师长有表明态度的机会。
  

 
    
    不为曲图徙薪之计,而图收焦头烂额之功
    
    江兄这一句,是否是一个错字?“曲突徒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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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别字……汗颜,现在大家都知道俺是打拼音的了……
  
   在抗战中,川军的装备远不如同为西南割据势力的滇军,更别说中央军了,就是中央化后的黔军中的二流货,都要强于川军(不要忘了,抗战中的黔系军队后台可是何总长啊!川军中只有杨森的二十军,因为沾了皇亲的边,在装备上略好一些)。
  
  差劲的装备,落后的内战经验,到处受歧视和被欺负,一而再地被分割瓦解,自身也不团结……如果有哪一支军队还能在这样的劣势下取得第一流的战绩,那才是神仙。
  
  川军在抗战中,打得不算好,这是事实。
  
  但我们更应该看到这样一点:
  
  就是这样一支装备低劣,处处受人欺负的部队,在流血牺牲上,却从不输于和她并肩作战的任何一支中国军队,包括自诩“中流砥柱”的八、四。
  
  在抗战中,川军战死了一个集团军总司令,三个师长,至于无名的普通将士,我们已无法用精确的数目去计算了。
  
  受欺负,缺装备,少粮饷,处境不利,援兵不至……这曾经是多少旧军阀部队降敌的理由!可同样饱受歧视的川军,因此而有过任何一位降将军吗?
  
  没有,他们宁可战死,也绝不会投降。
  
  我想,这才是我们尊重这些勇敢前辈的理由。
   学岳武穆的神勇,是要有先天条件的;但做李若水,却只要一条性命而已……
  
  我想,金兀术决不会因此而瞧不起李若水,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
   那是出川前,出川后老蒋成天分割刘湘还来不及呢,哪会大规模的给补充装备?
  像王瓒绪这些刘湘的亲信,战损之后就只能偷偷摸摸地把库存的旧装备拉出来用了,还生怕老蒋以此为题目撤销他的部队。
  倒是杨森的二十军,在淞沪会战后大补了一批捷克货,没办法,人家是皇亲哪……
    

  在封锁电报局子的同时,他又立刻通知各色人等,订于7月4日召开军事会议,并要刘存厚也一并出席,准备在会议上对刘发起突然的舆论攻击,以便先声夺人。刘存厚心知不妙,一如既往装病,称自己身患疟疾动身不得,仅派其军法处长吴荣代表出席。会议一开始,戴戡便严厉谴责刘存厚不该接受宣统所任的伪职,要他通电取消。虽然戴兼督在台上声色并厉,但与会的各色人等却不甚买账,纷纷在场下嘀嘀咕咕,说人家这还没接受呢,又怎么谈得上取消?戴兼督甚觉无聊,顿时语塞。
  尽管道义上的大文章做不通,但戴兼督也和罗督军一样,很乐观地相信自己手里的枪杆子比较有发言权。7月5日晚间,戴戡便动员黔军主力七个营,强行接收西、北两门的防务,同时向驻北较场的刘部留守部队发动进攻。
  刘部川军见黔军势大,遂急忙收缩兵力。刘存厚不傻,他对川、黔两军的摊牌也有所警惕,早就指示部队在必要时可以放弃北门,但必须集中兵力确保西门,以便援军入城。因此这会儿川军便遵照这一指示,主动放弃了成都北门,在团长田颂尧的指挥下集中于西门附近死守待援。川军以两营兵力对抗黔军七个营,颇感吃力,其中一个连苦撑到援军到来时,仅只剩十七名官兵了。
  
  进攻川军的黔军,纪律比滇军更糟糕,当夜就有部分乱兵借机四出放火,烧毁民房,并趁火打劫,成都西、北两城区的居民,又遭到一次浩劫。
  戴戡虽然又一次挑起了争端,但其所辖的黔军,兵力并不强,仅有一个旅而已。他之所以敢于和强大得多的刘存厚动武,全是依赖有滇军作后盾。可是滇军统帅罗佩金三个月前才给戴戡隔岸观火地玩了一把,这时候还很有点恨意未消,虽然勉强同意援戴,但他也想如法炮制一回,让戴戡把自己的实力消耗得差不多了再出兵。
  按说罗佩金这个打算是没错的,可是他却没有看好火候——因为援救自己人的刘存厚动作可比他快多了。
  刘存厚在得知成都城里打响后,迅即派兵支援,次日便有部分援军入城。川军援军入城后,双方实力对比立刻发生决定性变化,处于劣势的黔军不得不后退。7月7日,川军击溃驻守东校场的黔军,8日又击溃占据西较场的黔军,黔军遂收缩兵力,退入皇城内的督署固守,等待滇军来援。
  川军随即包围皇城,发动了一轮轮猛攻。

却说三个月前罗佩金退出成都后,原打算回云南待罪听候查办,但为唐继尧阻止,让他继续留在四川以观时变,罗佩金遂留在川南的叙府。
  果然不久之后,川黔两军便又开争端。但罗佩金却错误地以为黔军大可支撑一段,想坐待鹬蚌两疲,以收渔人之利,故而迟迟按兵不动。直等到7月13日,他才借口调解,带部分兵力西上。而驻川滇军的总动员令,直到7月16日才发布,这时候驻川南叙府、自流井的部队,才慢腾腾地分道向荣县、威远、犍为、嘉定(今四川乐山)方向移动。
  就在驻川滇军部队出动的同时,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刘显世也以讨伐谋“叛”的刘存厚为名,派出了各自的援川部队。唐继尧于16日发出“铣”电,威逼刘存厚率部移师北去,让出四川,否则自己将亲率三军,吊民伐罪。当然了,唐督军还说了,如果刘愿意投降,他也可以不咎既往——唐继尧这哪里还是什么“吊民伐罪”的檄文,完完全全是一篇赤裸裸的吞并宣言了。而戴戡的直接后台老板刘显世,原也是在唐继尧的扶植下掌握贵州大权的,同样也指望着能在四川分一杯羹,因而与云南保持高度一致,派黔军主力入川援戴。
  
  此际陆续入川的滇军人数已较护国战争时期扩大了十倍有余,除罗佩金原掌握的部队外,还有后续入川的李友勋、邓泰中、马骢三个旅,黄毓成的第四军、叶荃的第八军三个旅另一个大队,计约三万人。不过滇军虽然总兵力强大,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战线太长,部队分散——这边驻川部队已经和川军大打出手了,可云南的后续部队才刚刚出发。结果滇军兵力虽众,在局部战场上却每每处于劣势,给川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罗佩金急于援戴,因此不待云南后续部队到齐,便分三路出兵:以韩凤楼为第一路司令,率朱德部出叙府,拟经犍为至乐山与第二路会合后,经由眉山攻成都;以刘云峰为第二路司令,率金汉鼎部,出自流井、荣县一路,在与第一路协力驱逐乐山守军后,合攻成都;赵钟奇为第三路司令,率田钟谷旅,出资中,自仁寿方向攻成都。
  罗佩金这是个避实击虚的打算,他准备绕开成都外围龙泉驿一带的险隘,不与打援的川军作过多纠缠,而待迂回成都部队救出戴戡后,再与川军决战。
但罗佩金这个作战计划很有点纸上谈兵加蛮干的味道——说来这也是士官生的通病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国军“王牌战将”汤恩伯汤司令,也有这个毛病。他在士官学校作沙盘推理时,也曾把傻大粗笨的重炮放到光秃秃的大山峰顶上去轰人家。结果搞得日本教官哭笑不得,只好请教老汤,你究竟准备怎么把重炮抬上去?
  这回罗佩金犯的错误和老汤如出一辙。虽然看起来不错,但他却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自然条件是不是许可。他选定的迂回线路虽然可以绕开敌人主力的堵截,但沿途所将要经过的岷江流域河流纵横,加之适逢洪水季节,滇军遭遇的麻烦实际上比川军能够制造的更多。
  
  这个不够周密的作战计划,很快就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第二路军在荣县附近的三江镇遭到川军陈洪范部的阻击,又适逢雅河、铜河、岷江等河川山洪暴发,双方都被困在山头上无法活动;第一路军也受阻于犍为。等到洪水退后,两路大军才合力击退川军,攻入乐山。滇军紧追川军至苏东坡的老家眉山,川军婴城固守,因城墙高大坚固,远征而来的滇军又缺乏重炮,难以攻克,一时双方陷入僵持。
  而拟自仁寿攻成都的第三路军,也因旅长田钟谷和团长卫秉钧发生冲突,自乱阵脚,遂退出仁寿。
  
  就在各路滇黔军队磨磨蹭蹭地向成都进发时,皇城督署里困守的戴戡已经撑不住了。
  刘部对滇军即将发起的援戴行动深为忌惮,尤恐陷入内外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境界,因而在包围皇城后,对黔军的攻击格外猛烈,想要尽快解决战斗。
  时任攻城总指挥的刘部参谋长汪可权,指挥部队挖掘坑道直通城根,并将一具棺材装满炸药运入坑道中,实施爆破,同组织敢死队,准备冲入。
  
  川军的爆破相当成功,轰垮了部分皇城城墙,但黔军也意识到这个缺口的危险,组织兵力拼死抵抗,川军敢死队受阻。
  可刘存厚的运气就是那么好,东方不亮西方亮。就在敢死队受阻的时候,刘军的炮兵却立了大功。在云南讲武堂炮兵科出身的赖心辉指挥下,刘军炮兵一炮命中了黔军弹药库,将黔军的库存弹药尽数引爆,爆炸时间长达一天一夜之久。
  说来这黔军也不是没有炮兵,就是命中率不大高,更没有像川军炮兵这样立下决定性的功劳。嘲笑黔军糟糕的炮术,成了那几天成都市民难得的乐子。曾有人苦中作乐,作《竹枝词》一首道:“放火烧城太害民,偏偏难拔蜀军营。一炮打在草堂寺,半是惊人半笑人。”
  
 黔军经此打击后,处境已极其不利:一方面粮弹两缺,无力再继续支撑下去;另一方面,同盟的滇军又迟迟不肯践约。
  戴戡又慌又气之下,只得通过原来在刘存厚手下当过旅长的警察厅长雷飚,出面居间调停,表示只要川军肯停火,自己愿意交出督军、省长、会办等三颗印信,并率黔军退出成都。
  川军为迅速瓦解皇城内黔军的抵抗,以免遭到来援滇军的两面夹击,遂诡称同意。
  7月17日,戴戡交出大印,统率全部黔军退出皇城,经三桥、红照壁、南大街退出成都南门,戴、刘之战告一段落,共计历时十三昼夜——嗯,比宣统的复辟还多了一天。
  
  戴戡虽然交代职务退出了成都,但以“讨刘援戴”为借口入川的滇黔军队,却并没有因此而止住前进的步伐。此刻唐继尧讨伐刘存厚的借口已完全破灭,而其以吞并四川为目的利己企图却已昭然若揭。
  四川各界纷纷在文电上谴责唐、刘、罗、戴等人图川、祸川之罪恶,称:
  “此次之乱,胜前(罗、刘之战)十倍,共烧大街七十余处,屠杀人民,劫掠金银,则不可数计……《左传》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始知罗戴皆盗贼也。《尚书》曰:‘虐我则仇。’始知罗戴皆寇仇也。平民杀一人,罪死,焚一屋,罪死;今以督军省长杀数万人,焚数十万家,其罪又当如何?平民盗一钱,有罪,掠一物,有罪;今以督军省长而抢钱数千万,掠物数万万,其罪又当如何?”
  
  当天府之国的书生秀才们在引经据典寻章摘句,义愤填膺势不两立地谴责滇、黔军队的暴行时,他们忘记了在那个古老的混乱时代里,还曾有位离尘的智者说过这么一句名言:“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在一个充满暴力征服欲望的时代里,哪里还有若辈心中的“道义”二字可言呢?罪恶的根源,固不在于一两个人的贪欲与野心,而是在于整个时代的迷惘混乱。
  大一统时代的传统共识,因被视作新时代的桎梏而遭到推翻,可是那帮推翻旧时代的热血青年们为新时代所定下的规则呢,却又总是没人愿意遵守——它本来就是那些游学异国的书呆子们生搬硬套来的嘛,所以虽然貌似完美,实际上却繁琐复杂又缺乏继承性,是个画虎类犬的失败之作。而且对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国人来说,它也真是个既难以掌握,也难以接受的尴尬玩意儿。
  于是,一种简单而又原始的替代办法,群雄逐鹿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起而代之,野蛮时代的兽性撕咬逐渐替代了文明时代的美好的初衷。这就注定了那些刚从崩溃的帝国时代里走出来的人们,还需要在乱世的淋漓鲜血中作更加漫长而痛苦的思索与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