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序周孜仁先生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

徐友渔：一份忠实的历史记录
作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我读过很多文革亲历者写的自传，写作者有的只是普通的旁观者，多数是有来头的角色，甚至风云人物；作品有的是正式出版的书籍，有的只是尚待发表的文稿；有中文写成的，也有用英文出版的。周孜仁先生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是我读得全神贯注、兴味昂然的一部，也是我愿意推荐给所有想了解文革历史的人们的一部。这部书写得有激情、有文采，而我最为看重的，是它的真实。
周先生文革时期是四川重庆地区一大派“重大815”的头号理论家，并担任《815战报》的主编，他的“大局已定，815必胜”曾引起毛泽东的关注，自然也带给他长期的厄运。这种经历化成了本书的气质：书中所记叙的决非琐屑小事，作者的思想和文字仍然张扬和充满力度。
重庆地区的文革历史曾经是我研究的重点之一，该地区运动的以下特点引起我的注意：第一、派性斗争异常严重，不但造反派和保守派势不两立，而且造反派内部的两派彼此视若寇仇；第二、武斗特别厉害，尤其是因为兵工厂集中，交战中死伤严重；第三、军队的介入和主导作用十分突出，军队和一派组织的结合相当紧密，而军队在文革运动中的决定性作用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周孜仁先生以其在文革时期的年龄、文化程度、介入程度，以及作用、地位，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重庆文革有始有终的、较全面准确的、点面结合的画卷，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既有各种事件的描写，又有个人内心情感刻画的故事，这是一个可信的故事，也是一个感人的，令人掩卷深思的故事。
在文革中陷入很深，感情投入很多的人，特别是自以为革命的动机是理想和道义而非私利的人，难于以客观的态度、冷静的心态对待那段非同寻常的历史，这几乎是文革中当过头头、积极分子的过来人的通病。他们中大多数是诚实的，但他们讲述的文革故事未必可信，不一定是有意撒谎或歪曲，而是没有从具体是非恩怨中彻底摆脱出来。我无意说周孜仁先生对历史已经大彻大悟——事实上，我认为本书对过去的距离拉得还不够，但书中透露出来的批判意识和反思精神说明作者追求历史真实的诚意是充分的。与某些文革头面人物的回忆录不同，周孜仁先生在书中没有为自己辩护，甚至也不屑于辩诬，相反地，倒是有不少自我揭露、自嘲和批判性反省，我想，这是因为近40年之后他的见识大大增进了，思想大大拓宽了，而且，在道义上他始终是自信的。
作者在书的开始说：“写下后面的文字，我只有一个念头：真实地，负责任地，为那页可怕的时代履历表填写一行注脚。”我以为，本书的全部文字证明作者是努力作到这一点，忠实记录自己的经历、感情，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不掩饰当时本人、朋友、战友、自己派别的缺陷和阴暗面。
比如，对于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作者作了如下解剖和总结：“正是这种宗教狂和年轻人恶性膨胀的虚荣心很容易结合，于是就有了畸形的表现欲和献身狂。与此同时发生的，却是家庭出生先天不足带来的自卑感，让我必须比别人表现得更为激进，同时又会在每一关键时刻裹足不前。渴望创造功勋却又忧心忡忡以求自保，这就是机会主义发生之所在了。”据我自己的经验，这样的剖析是诚实的、深刻的。
又如，当毛泽东表态反对激进造反派对军队的攻击后，作者所在的“重大815”可以非常骄傲于它的一贯正确，他在《815战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歌颂本派，抨击对立派“反军乱军”的文章，对于某些文革积极分子来说，它们可以证明自己做的好事，这是至今也站得住脚的，但作者却这么评价：“从这些文字，当然可以看出一个小报主编心中再次唤醒的廉价、虚妄甚至有些无耻的愉悦。”我以为，这么严格的自省，是难能可贵的。
我是既卷入文革又研究文革的人，“大局已定，815必胜”问世不久，就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和注意，2000年得以结识此文作者，我颇感荣幸。我们只在北京见过一次面，交往基本上是通过邮件。老实说，我认识不少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与周孜仁先生接触是给我感觉最好者之一。他尽管有才华有能力，却没有因为命运不公、生活不顺、报国无门而自怨自艾；没有因为过去的风云和辉煌而愤世嫉俗、鄙薄现世、一味沉湎于过去；没有因为被无情的政治欺骗、玩弄而看穿一切，放弃理想和热情；而我最为看重的是，他没有因为自己一生的高峰体验发生在文革而留恋它、歌颂它，没有因为自己遭遇的不公和落魄而对历史性转折与进步格格不入；他也不满和批评现实，但丝毫不带文革余孽的左派情绪。对于那些状态不是这么好的昔日英雄，我毫无责备之意，只有同情和痛心，我理解他们的遭遇，知道他们为自己的理想和热情（无可讳言，也为自己的幼稚、轻信）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但是，我更为周兄的精神状态高兴，我希望有同样经历的人能够坚持理想、自强不息，我愿意用这句话与大家共勉：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哪怕我们无奈地卑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