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矫枉”不应“过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0:51:46
“矫枉”不应“过正”
“矫枉过正”是个含贬义的成语，但中国人的言行中却往往有它的影子，比如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为林彪和蒋介石“平反”的文章时就有这种感觉。
其实，我对为林彪和蒋介石“平反”是很赞成的，这主要是因为以前（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现在）的官方历史叙述中对这两人的评论太不公允，整个把他们放在了人造的“哈哈镜”中。我以为，林彪在“革命”中的“功劳”自不待说（至于这“功劳”对国家和民族意味着什么是另外的话题），他对“文革”也并不像其发起者和江青等“极左分子”那样积极热情，他后来的“叛逃”正像有学者指出的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而那蒋介石，自然也不是一心想着“卖国求荣”，而是“带领中国人民在极其艰巨的国内、国际环境中不屈不挠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一生的所做所为都体现出他是一位民族主义意识很强的爱国者。有关这两人可以“平”的“反”很多，在此无庸赘言。然而，我不赞成把他们的历史地位抬得过高，更不赞成把他们的“反”全部“平”掉，因为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在中国民主和文明进程的关键时刻都起到了不好的作用。
先说林彪，他在1959年后的政治运动中为“伟大领袖”冲锋陷阵，“功勋卓著”，“九大”给他“一人之下”的奖赏毫不为过。也许我们可以说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他站在“伟大领袖”一边情有可原，而且当时像他一样唯“伟大领袖”马首是瞻的人也不在少数，但相比之下，他的某些言行太过主动，太富于“创造性”，因而造成的影响就极为恶劣，比如率先在军内掀起“个人崇拜”浪潮、弄出“红宝书”等等即是其例。而最恶劣的应该是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他说了一番“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之类的讲话。据有关“七千人大会”的资料披露，当时许多与会者因为“大跃进”造成“饿死了一些人”而提出质疑和批评，一时颇有“怨声载道”的气氛，而其矛头实际上主要是指向“伟大领袖”的，隐隐然有“清算路线错误”以改弦更张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林彪的讲话堪称异数，直接震慑和压制了对“伟大领袖”的不满情绪。当然，当时不可能公开对“伟大领袖”的“错误”进行批评，但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他的权威还是有可能的。如果说中国在“伟大领袖”的推动下走向十年“文革”是历史的宿命，则“七千人大会”就是打破这宿命的最后机会，这机会的最终丧失原因很多，林彪的讲话无疑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他逃不脱的历史责任。
再说蒋介石，他的历史责任是在1946年后让中国陷入了惨烈的内战。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面临的是两大政党各有军队、各占地盘、各自为政的状况，而当时美国和苏联都不希望中国打内战，国内民众期盼和平建国，知识阶层更呼吁实行民主化改革，身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可谓众望所归，历史性地获得了将中国带上和平发展、民主进步道路的机遇。应该说，蒋介石作为一个爱国者自然是希望和平的，他几次三番发电报给毛泽东邀请他到重庆谈判，并最终签订了“和平民主建国”的“双十协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当时和平的曙光似乎将在中国出现，一些史料中说重庆谈判后毛泽东曾准备将中共中央迁往江苏淮阴，以便能就近到南京“参政议政”，中共军队也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复员”，这些都是明证。但和平终未实现，中国又陷入血腥的内战，对此，一个巴掌拍不响，双方都有责任，而蒋介石的责任更大，因为他代表了政府，按理应该更有全局观，而且根据当时双方的军力对比来看，对方显然不会过早地主动挑起全面对抗，发动内战的的确是自认为胜券在握的蒋介石。如果当时蒋介石更有气度一些，更耐心一些，避免内战完全是有可能的。可惜蒋不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政治家，他更像中国传统的统治者。蒋介石曾授意其属下批判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透露出“帝王思想”，其实他自己的“帝王思想”也很严重，总想把中国置于自己这“一个领袖”的统治下，因而不愿放弃“训政”，更不能容许出现不受自己控制的地方。有的时候，一个领袖人物在关键时刻的政治选择就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二百多年前的华盛顿对美国走上民主之路就起了很大作用。也许从中国的传统和当时的现实来说，希望蒋介石成为华盛顿的想法是荒诞可笑的，但今天回望历史，中国需要的正是华盛顿。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在一定时期政治需要的干预下他们的形象往往会失真变形，因此抛弃政治影响以恢复他们的真面目是必要的，但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面对曾经被谬评的历史和历史人物，“矫往”是必要的，但不应“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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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枉过正”是个含贬义的成语，但中国人的言行中却往往有它的影子，比如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为林彪和蒋介石“平反”的文章时就有这种感觉。
其实，我对为林彪和蒋介石“平反”是很赞成的，这主要是因为以前（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现在）的官方历史叙述中对这两人的评论太不公允，整个把他们放在了人造的“哈哈镜”中。我以为，林彪在“革命”中的“功劳”自不待说（至于这“功劳”对国家和民族意味着什么是另外的话题），他对“文革”也并不像其发起者和江青等“极左分子”那样积极热情，他后来的“叛逃”正像有学者指出的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而那蒋介石，自然也不是一心想着“卖国求荣”，而是“带领中国人民在极其艰巨的国内、国际环境中不屈不挠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一生的所做所为都体现出他是一位民族主义意识很强的爱国者。有关这两人可以“平”的“反”很多，在此无庸赘言。然而，我不赞成把他们的历史地位抬得过高，更不赞成把他们的“反”全部“平”掉，因为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在中国民主和文明进程的关键时刻都起到了不好的作用。
先说林彪，他在1959年后的政治运动中为“伟大领袖”冲锋陷阵，“功勋卓著”，“九大”给他“一人之下”的奖赏毫不为过。也许我们可以说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他站在“伟大领袖”一边情有可原，而且当时像他一样唯“伟大领袖”马首是瞻的人也不在少数，但相比之下，他的某些言行太过主动，太富于“创造性”，因而造成的影响就极为恶劣，比如率先在军内掀起“个人崇拜”浪潮、弄出“红宝书”等等即是其例。而最恶劣的应该是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他说了一番“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之类的讲话。据有关“七千人大会”的资料披露，当时许多与会者因为“大跃进”造成“饿死了一些人”而提出质疑和批评，一时颇有“怨声载道”的气氛，而其矛头实际上主要是指向“伟大领袖”的，隐隐然有“清算路线错误”以改弦更张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林彪的讲话堪称异数，直接震慑和压制了对“伟大领袖”的不满情绪。当然，当时不可能公开对“伟大领袖”的“错误”进行批评，但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他的权威还是有可能的。如果说中国在“伟大领袖”的推动下走向十年“文革”是历史的宿命，则“七千人大会”就是打破这宿命的最后机会，这机会的最终丧失原因很多，林彪的讲话无疑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他逃不脱的历史责任。
再说蒋介石，他的历史责任是在1946年后让中国陷入了惨烈的内战。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面临的是两大政党各有军队、各占地盘、各自为政的状况，而当时美国和苏联都不希望中国打内战，国内民众期盼和平建国，知识阶层更呼吁实行民主化改革，身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可谓众望所归，历史性地获得了将中国带上和平发展、民主进步道路的机遇。应该说，蒋介石作为一个爱国者自然是希望和平的，他几次三番发电报给毛泽东邀请他到重庆谈判，并最终签订了“和平民主建国”的“双十协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当时和平的曙光似乎将在中国出现，一些史料中说重庆谈判后毛泽东曾准备将中共中央迁往江苏淮阴，以便能就近到南京“参政议政”，中共军队也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复员”，这些都是明证。但和平终未实现，中国又陷入血腥的内战，对此，一个巴掌拍不响，双方都有责任，而蒋介石的责任更大，因为他代表了政府，按理应该更有全局观，而且根据当时双方的军力对比来看，对方显然不会过早地主动挑起全面对抗，发动内战的的确是自认为胜券在握的蒋介石。如果当时蒋介石更有气度一些，更耐心一些，避免内战完全是有可能的。可惜蒋不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政治家，他更像中国传统的统治者。蒋介石曾授意其属下批判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透露出“帝王思想”，其实他自己的“帝王思想”也很严重，总想把中国置于自己这“一个领袖”的统治下，因而不愿放弃“训政”，更不能容许出现不受自己控制的地方。有的时候，一个领袖人物在关键时刻的政治选择就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二百多年前的华盛顿对美国走上民主之路就起了很大作用。也许从中国的传统和当时的现实来说，希望蒋介石成为华盛顿的想法是荒诞可笑的，但今天回望历史，中国需要的正是华盛顿。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在一定时期政治需要的干预下他们的形象往往会失真变形，因此抛弃政治影响以恢复他们的真面目是必要的，但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面对曾经被谬评的历史和历史人物，“矫往”是必要的，但不应“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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