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易误解的48个文史常识【下】

青眼白眼阮籍抛
这里所说的“青眼”与“白眼”，可不是医学上的“青光眼”和“白内障”这两种疾病。从常识上来说，眼眸斜睨，自然眼白为多，所谓不愿正眼一瞧者也；而凝眸视之，则会显现出“乌溜溜的黑眼珠”。
“青眼”与“白眼”的典故，与“竹林七贤”中的阮籍有关。《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讲的是阮籍的母亲逝世后，有不少名士前来吊唁。按理，人家在灵堂哭拜，阮籍应该陪着哭。可是来客中有个名叫嵇喜的，官位和名气都不小，阮籍却圆瞪着一双白眼看着他，表情木然。嵇喜见此状况，只好不高兴地走了；等到嵇喜的弟弟嵇康来吊唁时，阮籍马上迎了上去，“青眼有加”。
阮籍从小受父亲的教诲，胸怀大志，但当时魏国朝政由专横的司马父子把持，他十分灰心，经常与他的文学界朋友嵇康等人喝酒喝得大醉，对那些热衷于当官、追逐地位的人十分反感。因此，生性旷达桀骜的阮籍常常以眼睛当道具，用“青眼”、“白眼”看人，表达喜恶，完全不委屈自己的感情。他讨厌的人，即使是来向自己表示友好的，也给白眼，但若是自己喜欢的人，就用青眼。阮籍厌恶嵇喜而喜欢嵇康，原因在于嵇康和他一样，都是直率旷达的性情中人。
因此，现在人们常用“青眼有加”或者“青睐”来表示对人的赏识或者喜爱，用“白眼”表示对人的厌恶。比如，北宋诗人黄庭坚《登快阁》诗云：“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为美酒横。”鲁迅《哀范君三首》之一：“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其中爱恨好恶之意，亦表露无遗。

古已有之，陈子昂善于“炒作”
近些年来，“炒作”甚嚣尘上，手段和方法层出不穷，遂使人误以为“炒作”是一门新兴产业。其实，中国古人在自我炒作方面也不输后人，例如陈子昂。
据唐朝李亢专记世事之独异者的《独异志》所载，因为对未来抱有无限希望，毛头小伙子陈子昂从老家四川来到了长安。谁知，满腹才华的他却因无人赏识而在长安过了十年寂寂无名的痛苦时光，陈子昂为之郁闷不已。正当此时，恰巧有人在街头出售胡琴，要价昂贵。长安城里的豪贵之人频频赶去察看，但因为无法判定胡琴的价值而不敢贸然购买。陈子昂灵机一动，果断地筹钱将那把胡琴买回家中，他四处张扬，说自己精通胡琴，并与众人约定，将择吉日在自己家里为知音现场演奏。
吉日到时，长安城里众多知名人士纷纷前来欣赏。在大家的期待之中，陈子昂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他说，我陈子昂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在京城居住了这么长时间无人理睬，而对这把胡琴，各位却青眼有加。然而，在我看来，这件乐器只是下等乐工所制，我怎么会将它放在心上？说着，陈子昂将高价买回的胡琴高高举起，愤然摔在地上，胡琴当场寸断。在众人的错愕之中，陈子昂将自己的文章“遍赠会者”。结果可想而知：“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其作品《登幽州台歌》也迅速走红：“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的这次自我炒作堪称经典，不久之后，他就被建安王聘为记室，后来又做了拾遗。连陈子昂都需要靠炒作出名，也就无怪乎今日之炒作极一时之盛了!

醉生梦死，冯小怜“玉体横陈”
历史上的冯小怜是一个尤物。她原是北齐皇后的侍女，能歌善舞，有高超的琵琶弹奏技术。北齐皇帝高纬一见惊艳，目为天人，心醉神驰，爱不释手，常祈愿与之生死一处。就连与大臣们议事的时候，高纬也习惯让小怜趴在自己怀里或把她放在膝上，经常把那些大臣羞得满脸通红。“独乐不如众乐”，高纬认为像小怜这样的美人，只有他一个人来独享，未免暴殄天物，于是，他让小怜玉体横陈在隆基堂上，只要能从口袋里掏出千金，什么样的男人都可前来一览秀色。
野心勃勃的邻居北周乘虚而入，在北周的大举进攻下，北齐覆亡。亡国之君高纬被掳至长安。唐代诗人李商隐叹道：
一笑相倾国便亡，
何妨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
已报周师入晋阳。
在李商隐众多佳作之中，这首诗并不出色，但它却因有醒目的“玉体横陈”意象而被后人反复吟咏。
因此，并不是哪一个女子随便躺在床上或者斜倚沙发就是“玉体横陈”。首先是要全裸，其次应该被放在一个地方并摆出一个不错的姿势专供外人欣赏，这样的身体才能称得上“玉体横陈”。同时，因为已是全裸，在“玉体横陈”之前再加上什么“一丝不挂”显然是多余的。

公道在人心，张俭望门投止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谭嗣同在临终前留在狱中的绝笔《狱中题壁》。以气势而论，这首诗在中国近现代诗歌史上，可称第一。那么，诗中的“望门投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望门投止”语见《后汉书·张俭传》：
“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说的是东汉时，张俭曾出任山阳东部督邮。宦官侯览专权，他家里的人便依仗权势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为此，张俭写信告发了侯览及其家人。但告发信没到皇帝手中就被侯览扣下了，从此侯览和张俭结了仇。
后来，侯览指使人向朝廷告密，说张俭私结党羽，图谋不轨，并下令逮捕张俭。张俭见官府人马来势汹汹，只好匆匆逃亡，看到谁家可以避难，就投在人家门下。因为当地百姓都知道张俭历来很正直，名声很好，都冒着风险收留他。
一天，张俭逃到鲁郡，投奔好友孔褒。孔褒不在，孔褒的兄弟孔融只有十六岁，热情地接待了他。张俭走后，官府闻讯赶来，逮捕了孔褒、孔融及他们的老母亲加以审问。孔融一家争着承担责任，闹得官府不知如何处置。由于大家的保护，朝廷始终没有抓到张俭，直到黄巾大起义爆发后，汉灵帝下令解除“党锢”，张俭才得以结束逃亡生活。
后来，人们便将“望门投止”引为成语，形容在急迫情况下，见有人家就去投宿，求得暂时的存身之处。现在一般用它作暂求安身之意，里边也含有急中生智、临机决断的意思。谭嗣同在诗中用这个典故，是设想逃亡中的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定会受到人们的救护，而后面的典故“忍死须臾待杜根”，则是自比东汉时要求临朝听政的邓太后还政于皇帝的郎中杜根。

才思如泉涌，祢衡文不加点
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曾有过诸多有名的才子。他们文思敏捷，写下了很多名篇佳句，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典故。
唐代诗人崔颢留下了著名的《黄鹤楼》一诗，其中有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这一千古名句，点出了古代武昌人文景观的一处精华所在———鹦鹉洲。鹦鹉洲处在黄鹤楼下长江岸边，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十分有名的赋体作品———祢衡的《鹦鹉赋》而知名。
祢衡(173—198)，字正平，是东汉末年少见的才子，性格刚毅傲慢，狂放不羁。因拒绝曹操召见，操怀忿，然曹操又不忍杀之，便罚祢衡做了鼓吏。祢衡则当众裸身击鼓，反以《渔阳三鼓》辱曹操。曹操怒，欲借他人手杀之，便送与荆州牧刘表；仍不合，又被刘表转送与江夏太守黄祖。后因冒犯黄祖，祢衡终被杀。
祢衡少有才辩，长于笔札，孔融深为其文采折服。在江夏，黄祖的长子黄射在洲上大会宾客，有人献鹦鹉，他就叫祢衡写赋以娱嘉宾。祢衡揽笔而作，文不加点，辞采甚丽，这便是有名的《鹦鹉赋》。萧统曾这样评价祢衡：“衡因为赋，笔不停缀，文不加点。”从此留下了“文不加点”这一典故。
所以，成语“文不加点”里的“点”是改动、修改的意思，整个成语是指写文章一气呵成，无须修改。现在很多人望文生义，以为“文不加点”中的点是“标点”之意，实在是可笑。如果知道了“文不加点”这个成语的由来，就不会用错了。更何况，中国古代典籍本来就是没有标点的。

千古痴情，尾生蓝桥抱柱
翻阅《史记》，见《苏秦传》有语：“孝如曾参，廉如伯夷，信如尾生。”不由得想起两个成语，一是“尾生之信”，一是“尾生抱柱”，都喻指人坚守信用，不违约定之意。那么，尾生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尾生抱柱又是为何呢？
庄子曾经用简短的话语概括过这个故事：“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庄子·盗跖》)这是一个凄美的故事，流传的时间久了，便成了传奇。如果把时空倒转一下，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尾生翘首企盼的样子，也许会有些暗自着急，有“我等的人她不来”般的急切，有“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般的牢骚，但是他还是不肯离开。直到洪水淹没他时，他的眼光所指之处，应当还是那位女子来时需经之径。
在中国古代，人们非常重视追求人格的圆满。在期待中被洪水淹没的尾生，实在是信守承诺的贤者。尾生所抱的梁柱，也和他一道成为守信的标志。
历代文人对尾生多有褒扬之语。三国时嵇康在《琴赋》中写道：“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如《玉台新咏·古诗八首》中：“朝登津梁上，褰裳望所思。安得抱柱信，皎日以为期？”更有李白在《长干行》中慨叹：“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有语：“尾生般抱柱正题桥，做倒地文星佳兆。”
后世有人考证，尾生所抱之桥位于陕西蓝田县的兰峪水上，称为“蓝桥”。自此，有了“魂断蓝桥”一说。只不过，看到如今新潮人士对感情的儿戏态度，比照尾生，倒叫人生出不少感慨。

至今讹传，孔明草船借箭
诸葛亮，字孔明，是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人们一提到他，便想起了《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草船借箭”、“七擒七纵”等故事。然而“草船借箭”之人并不是诸葛亮，而是孙权。
作为小说，《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对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描写是极其生动的。小说中，诸葛亮借着满天大雾，把二十只战船开到曹军寨前擂鼓呐喊，曹操怕有埋伏不敢妄动，便派弓弩手放箭。结果，诸葛亮轻易地得到了十万多支箭，不仅挫败了周瑜的谋害，又直接削弱了曹操的军事力量。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虽然突出了诸葛亮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过于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
据史料记载，“草船借箭”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孙权与曹操两军相持一个多月没分胜负。一天，为了观察曹军动静，“权乘大船来观军，公(曹操)使弓弩乱发，箭着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孙权起初料不到船身会中这么多箭，弄得船要倾覆，他只是急中生智，设法让船身得到平衡。
罗贯中把“草船借箭”这件事从孙权移到诸葛亮身上，目的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谋而已。自从有了《三国演义》之后，人们就以它作为衡量、品评三国人物的标准，而且平民百姓家只知有《三国演义》而不知有《三国志》，是故“草船借箭”的主角便成了诸葛亮。

孔融小时了了，被讥“大未必佳”
在电视上，曾听证券分析师说了这样一句话：“小规模的投资组合能够取得这样成就，最多也不过应了‘小时了了’这句话!”从当时的语境来看，他的意思是“投资初期收益小”，但是“小时了了”可不是这样随便用的。
“小时了了”出自《后汉书·孔融传》。讲的是孔融十岁的时候，随父亲到了洛阳。时任司隶校尉的李元礼名气很大，孔融很想拜见，于是到李家门前，对看门的说：
“我是李府君的亲戚。”看门人只好让他进去。见到孔融，李元礼问：“你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孔融回答说：“过去我的祖先孔子曾经拜您的祖先李聃为师，所以我和您是世世代代友好往来的亲戚关系。”李元礼和在座的宾客对这个孩童的话感到惊奇。过了一会儿，太中大夫陈韪也来拜访，得知孔融刚才说的话，陈韪随便说了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说，小的时候很聪明，长大了未必很有才华。孔融岂肯在嘴巴上吃亏，遂反唇相讥：“我想陈大夫小的时候一定是很聪明。”陈韪被孔融的一句话难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后来人们便引用这段故事中的“小时了了”，来说明小孩子生性聪明，懂的事情很多。但因为下文有“大未必佳”一语，放在一起的意思又变成了：小时虽然很聪明，长大了却未必能够成才。因此，如果对他们的孩子用个“小时了了”，估计他们一定会很不高兴。

顾悦未老先衰，自嘲“蒲柳之姿”
说到“蒲柳之姿”，不得不提到东晋时期的顾悦。
顾悦性情爽朗，为人重义守信。扬州刺史殷浩请他做官，让他全权处理州内大小事务。感激于殷浩的知遇之恩，顾悦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起早贪黑，兢兢业业。长期劳累，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才30多岁就显得很老，满头白发。
有一次，顾悦因故谒见简文帝。简文帝得知他与自己年龄差不多大小，就问：“我们年纪相仿，你的头发为什么比我先白呢？”顾悦回答说：“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意思是说，水边柳树的资质差，一到秋天就凋零了；而松柏质地坚实，经历过秋霜反而更加茂盛。顾悦的回答，既没有直接谈到自己未老先衰的外貌，又趁机拍了皇上的马屁；再没有比顾悦更好的回答了，简直把马屁拍绝了，既明白晓畅，又比喻贴切。简文帝是什么人？他是皇上，同时他又是一个文人。顾悦投其所好，他的回答首先在文辞上博得了简文帝的好感，典雅得如同诗赋一般的语言，让简文帝感到飘飘欲仙。如果顾悦没有这么高的水平，或者直接回答：“臣日夜工作，操劳过度，以致华发早生。”皇上虽然会同情，但绝对不会开心———你顾悦累，我难道就不累了？若是顾悦打哈哈，随便说：“谁知道呢，它就白了。”虽然实话实说，但没有一点新意，说也是白说。
很多影视文学作品中，居然让那些妙龄少女说什么“贱妾蒲柳之姿，愿以身相许”之类的，实在是滑稽。未老先衰的模样，还敢拿出来自荐，岂不是吓倒一大片么？

萧郎原来是情郎
“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是唐代诗人崔郊的传世之作。关于这首诗，还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
崔郊的姑母有一婢女，生得姿容秀丽，与崔郊互相爱恋，后来婢女被卖给显贵于。崔郊念念不忘，思慕无已。一次寒食，婢女偶尔外出与崔郊邂逅,崔郊百感交集，写下了这首《赠婢》。想必那于也是性情中人，读到此诗，便让崔郊把婢女领去，于是传为诗坛佳话。
诗中最后两句很是经典，但崔郊何以自谓“萧郎”？若翻看《全唐诗》，便会发现，许多爱情诗中的女主人公所思慕的恋人都叫“萧郎”，唐以后的宋、清也都有这种用法，而唐以前则未见这种用法。那么，“萧郎”一词缘何被当作“情郎”来用？
一种说法缘于汉代刘向《列仙传》讲述的故事：“萧史者，秦穆公(嬴姓)时人也，善吹箫，能致白孔雀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日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为作凤女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而已。”后遂用“弄玉”泛指美女或仙女；用“萧史”借指情郎或佳偶，又称“萧郎”。
一种说法是，“萧郎”原指梁武帝萧衍。《梁书·武帝纪上》：迁卫将军王检东阁祭酒，俭一见(萧衍)，深相器异，谓卢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这个萧郎，就是梁武帝萧衍，南朝梁的建立者，风流多才，在历史上很有名气。后多以“萧郎”指代女子所爱恋的男子。

庾信文章老更成
2005年，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回到了阔别五十六年的大陆。在一次讲话中，李敖说自己“人老，文章更老”。初听这话，许多人以为这是李敖的自谦之语，还有学者拿这句话来证明李敖的文章已经不行了。
其实，曾经说过500年来白话文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的他并不是难得地谦虚一下，要知道，文章的老乃是说文章老到、老练，杜甫就有“庾信文章老更成”的诗句。
庾信，是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早年曾在南梁为官，梁武帝末年，侯景叛乱，庾信时为建康令，率兵防守朱雀航，战败。建康失陷，他被迫逃亡江陵，投奔梁元帝萧绎。元帝承圣三年(554年)他奉命出使西魏，抵达长安不久，西魏攻克江陵，萧绎被杀。他因此被强留在长安，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又称“庾开府”。
庾信被强留于长安，内心非常痛苦，因为他从此永别了江南；同时从封建道德角度来看，不仅是屈事二姓，并且是在杀他“旧君”的鲜卑族政权做官，这是“失节”。再加上流离颠沛的生活，也给他的家庭造成了许多不幸。这些原因使他在出使西魏以后的思想及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由于经历独特，思乡情切，他的诗赋悲劲苍凉，清新隽永，《哀江南赋》、《小园赋》、《枯树赋》等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代表南北朝赋体文学的最高成就，他也因之成为南北朝文坛的泰斗。后人评价他“集六朝之大成，导初唐之先河”。初唐四杰之一王勃传诵千古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便是从庾信的《马射赋》
“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脱胎而来。
杜甫颇为佩服这位前辈，因而在《戏为六绝句》第二首中写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由此看来，李敖称自己的文章“老”，仍然是狂傲不减当年。

“慈母”曾是伤心事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是唐诗中最为温馨的一首诗，在华语圈中家喻户晓。
我们太习惯于说“慈母严父”了，以至于我们自然地就认为“慈母”就是“慈祥的母亲”。其实，在中国古代，曾有个专门的称谓叫“慈母”，对于这个“慈母”来说，“慈母”之“慈”与“慈祥”无关，
“慈母”本来是件伤心往事。
“慈母”最早出现于《仪礼》。《仪礼》对成为“慈母”的条件作了诸多令人张口结舌的限定：“慈母者，何也？传曰：妾之无子者，妾子无母者，父命妾曰：女以为子。命子曰：女以为母。”由此可知，不是随便哪个女人都可以成为慈母，也不是哪个儿子随便都可以拥有慈母。
要想成为慈母，下列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具有小妾身份；必须没有孩子或者不会生育(至少是没有生育男孩)；更为关键的是，丈夫必须还有另外的妾，且这个妾恰好一命呜呼并正好遗留下一个男孩。在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还需要丈夫下达明确的指令：“你把这个死了母亲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养起来吧！”知道了这些，我们在读到《仪礼·丧服》中“慈母如母”时，才不会感到过于突兀。所以，从词源的角度来说，“慈母”和“生母”的死亡有关，但和“慈祥”无关，“慈母”本来是一段伤心往事。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为《仪礼》所严格定义的“慈母”，其词义的内涵慢慢发生了演变，至少在唐代，“慈母”已经不再是一个专称。李白的诗中就有“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的句子，显然这里的“慈母”就不是《仪礼》中的“慈母”。

“胎教”自古不新鲜
“胎教”似乎是件新鲜事，是个新名词，然而，我国古代就有非常完整的胎教理论，并且“胎教”这个名词也是古人创造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胎教的国家。在二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胎病”的论述。《大戴礼记·保傅》对于胎教更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据《史记》记载，中国古代第一个对孩子进行胎教的是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效果似乎还不错，周文王生下来非常聪明。文王的孙子周成王也是接受过胎教之后而生，长大后也是智力超常。周朝就是这样用胎教的方法来培养一代代的理想接班人。到了汉代，各种书籍中出现了大量胎教的内容，初步形成了胎教学说。宋代名医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中就有专篇“胎教论”。贾谊《新书》也有专门的《胎教》篇。《颜氏家训》也记载了相关的内容：皇后怀孩子三个月时，就要搬出皇宫，让她住在别宫里，眼不看不该看的东西，耳不听不该听的东西，所听音乐和所嗜口味等，都要按礼仪进行节制。到了明代，胎教学说更进一步完善和全面。清代陈梦雷等人把历代胎教学说汇集一起，立为“小儿未生胎养门”。
古人还曾这样总结过：“训子须从胎教始，端蒙必自小学初。”真可谓，“胎教”自古不新鲜。

古人不敢自称“我”
古人有很多第一人称的代词，譬如吾、余、予、我，但在社交场合或者是公共场合，真正自称为“我”、“吾”、“余”的，却是少之又少。在古代，公开自称“我”、“余”甚至会被大家讥为不懂礼仪。
据考证，至少从晋朝开始，各级官僚已经不习惯于用第一人称代词来指代自己了，他们热衷于自称“下官”来显示自己的谦卑。唐人虽然旷达，但在相互交往之时依然羞于自称“我”，而是用略显青涩的“小生”来指代自己。宋朝则再进一步，那时的官僚喜欢自称“卑职”，普通人则更愿意自称“晚生”。
当然，也有人不循此例。《梦溪笔谈》卷十八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人，此人姓许，他最大的特点是从来不用谦称，什么“小生”、
“晚生”统统与他绝缘：贾魏公为相日，有方士姓许，对人未尝称名，无贵贱皆称“我”，时人讥称其为“许我”。此人言谈颇有可采，然傲诞，视公卿蔑如也。公欲见，使人邀召数四，卒不至。又使门人苦邀致之，许骑驴，径欲造丞相厅事。门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厅门，虽丞郎亦须下。”许曰：“我无所求于丞相，丞相召我来，若如此，但须我去耳。”不下驴而去。门吏急追之，不还，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谢而召之，终不至。公叹曰：“许市井人耳。惟其无所求于人，尚不可以势屈，况其以道义自任者乎。”不论面对何人，这位许姓老兄都敢自称“我”，这在当时居然引起轰动。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当时人们看来，能自称“我”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这也反衬出，自称“我”是多么难得，以至于一个人可以因为自称“我”而被传扬一时。

“内子”专指你夫人
在网上曾看到一个自称“老男人”的网友发的帖子，内容大致如下：该网友的“内子”今年18岁，即将参加高考，因为心中无底，特意将自己“内子”的生辰八字公布了出来，请求高手依据生辰八字作一预测，看自己的内子能否金榜题名。
此网友望子成龙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弄错了一个词，那就是，他以为自己的儿子就是自己的“内子”。
根据约定俗成的理解，“内子”不是儿子，而是妻子。“内子”是丈夫在别人面前提到自己的妻子时用的一个谦词，和这个词同义的还有“贱内”、“拙荆”、“糟糠”等，这些称呼的意思接近于今天的“爱人”、“夫人”、“老婆”、“老伴”……需要补充的是，今天，我们经常把自己的妻子称为“太太”，而“太太”一词在古代却是敬称。尤其是明清两代，
“太太”专指一、二品官员的妻子，一般人的妻子是不能被称为“太太”的。和今天的“爱人”、“老婆”等称呼相比，
“内子”少了一份肉麻，多了一份谦逊。因此，也可以说，古人比今人更像谦谦君子。只是这份涵养和谦逊，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我们的先人曾经还那么谦虚过。
和“内子”这个词相对的是“外子”，是妻子用来称呼丈夫的。当然，因为古时，妻子很少有自己独立社交的机会，“外子”这个词被派的用场也就相对少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外子”和“内子”，都不是指儿子。

“岳父”原来是敬称
不知从何时起，大家已经越来越习惯于称呼岳父为爸爸了，似乎喊“岳父”显得疏远，只有称呼岳父为爸爸才能显得更加尊敬，更加亲切，更加和妻子一心一意。有时，因为到底叫不叫“爸爸”甚至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殊不知，“岳父”一词其实比“爸爸”一词更含有敬意。如果知道岳父一词的来历，我们就会发现，岳父一词里面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尊敬在里面。
关于“岳父”一词的由来，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古代，帝王常登临名山绝顶，并在山顶堆土为坛祭天，是为“封”；除地为坛而祭地，是为“禅”，二者合称“封禅”。改朝易代，帝王即位，常行“封禅”之礼，以报天地之恩。“封禅”对于每一个王朝来说，都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历来都很受统治者的重视。史书记载了大量这类事例。由于泰山被视为“五岳独尊”，所以也就成了“封禅”之地的首选。
在唐玄宗李隆基的一次泰山“封禅”中，中书令张说做“封禅使”。“封禅使”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权力，于是，张说借机把自己的女婿郑镒由九品超拔为五品。唐玄宗察觉此事之后，曾当面质问过郑镒，弄得郑镒面红耳赤，无言以应。在旁边的同僚黄幡绰含沙射影地讥笑道：“此乃泰山之力也。”玄宗对于张说的徇私大为不悦，不久就把郑镒降回了九品。后来此事传到了民间，时人认为郑镒之妻父虽然有徇私之嫌，但其对自己女婿的感情却不可谓不深，于是人们就把妻父称“泰山”。又因泰山乃五岳之首，又称为“岳父”。同时，也把妻母称为“岳母”。
因此，“岳父”这个名词，包含了一段特殊的典故。对妻子的父亲称“岳父”还是“爸爸”用不着大费周章，一个正式，一个亲切，但尊敬与否，关键要看对待老人是不是有发自内心的真诚。

“劳燕”最惯是“分飞”
第一次见到“劳燕”这个词是多年之前，那时，高考在即的我们是如此惴惴不安。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情绪。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一天，教室的黑板突兀出现的“劳燕纷飞”四个字一下子就深深打动了我。该毕业了，我们这群“辛劳的燕子”将被高考惊起，纷纷飞去，落下一地羽毛。
后来我飞到了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当读到“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的诗句时，我才知道了自己从前的误读。
原来，“劳燕”代指伯劳和燕子两种鸟类，“劳”是伯劳的简称，和“辛劳”无关。 “劳”和“燕”分别朝不同的方向飞去，因此，它们的姿势是“分飞”而不是“纷飞”。
伯劳俗称胡不拉，是食虫鸟类，大都栖息在丘陵开阔的林地，为我国较为常见的鸟类。因为较常见，所以在古诗中出现得较多。和伯劳一起走进诗里的还有燕子。譬如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他曲未通，我意已通，分明伯劳飞燕各西东。”
当伯劳遇见了燕子，二者就相互完成了身份的指认，共同构成了全新的意思，在传统诗歌的天空下，伯劳匆匆东去，燕子急急西飞，瞬息的相遇无法改变飞行的姿态，因此，相遇总是太晚，离别总是太疾。东飞的伯劳和西飞的燕子，合在一起构成了感伤的分离，成为了不再聚首的象征。

“先喝为敬”有渊源
在社交场合尤其是晚宴、午宴之时，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社交辞令就是“先干为敬”。有些人也许以为这是现代人的发明，其实不然，
“先干为敬”的劝酒方式是从传统文化里延伸出来的，堪称源远有自。
古人居所一般都是堂室结构，这种建筑有堂有室。堂在前，室在后，堂大于室。堂室之间，隔着一堵墙，墙外属堂上，墙里属室内。堂上不住人，是古人议事、行礼、交际之所在。举行礼节活动时，室内以东向为尊，即席上最尊贵的人面东而坐；堂上则以南向为尊，最尊贵的客人南向而坐。按照这种尊卑长幼排序坐好之后，酒席就可以开始了。
喝酒时，主人必须先于客人饮酒，是为“献”。这种礼俗起源很悠久，主人先饮，包含了向客人暗示“酒里无毒”，可以放心饮用之意(这一点，与通过握手表明双方手里都没有暗藏凶器的思路很接近)。主人饮过之后，客人亦须饮酒以回敬主人，是为“酢”，亦称“报”。之后，主人为劝客人多饮，自己必先饮以倡之，是为“酬”。客人在主人饮过之后也举起酒杯畅饮，是为“应酬”，即以此回应主人的厚意。
这样的礼俗慢慢延伸下来，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先喝为敬”。现在人们在酒宴间也都是先进酒于宾为敬，为了劝客人饮酒，主人常自己先干一杯。这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之具体而微的体现吧。
知道了这样的规矩，我们不仅知道了“应酬”的来历，对于我们在酒席之上如何应对才不失礼貌也会有所帮助。

“五服”并非五件衣
“五服”这个词在现代汉语里出现的频率虽然不算太高，但在传统文化里，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词。
“五服”本身又是一个词义十分复杂的词。它可以作为计量单位。作为计量单位用的时候，王畿之外，每五百里为一服。由近及远，分别称为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同时，五服也可以指礼仪中的“吉服”和“凶服”。吉服之五服，指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等之服装样式。而凶服之“五服”是丧服的五种依亲疏差等分出来的五等服装。中国封建社会是由父系家族组成的社会，以父宗为重。其亲属范围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通常称为本宗九族。在此范围内的亲属，包括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为有服亲属，需要服丧。亲者丧服重，疏者丧服轻。服制按服丧期限及丧服粗细的不同，分为五种，就是所谓的五服：1，斩衰，用极粗生麻布为丧服，不缝衣旁及下边。2，齐衰，用次等粗生麻布，缝衣旁及下边。3，大功，用粗熟布为丧服。4，小功，用稍粗熟布为丧服。5，缌麻，用稍细熟布为丧服。缌麻是最轻的服，表示边缘亲属。“五服”之外，基本上就不用再穿丧服了。因此，“五服”在实际上也代表了血缘的亲疏远近。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农村的很多地方，依然保留着“五服”这种说法，只是这种说法更偏重于指家族血缘关系的远近。譬如，有时人们说自己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时，往往这样说，我们两家已经出了“五服”。这意思也就是说，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至少已经是五代之前了。

“冠冕”并不皆“堂皇”
“冠冕堂皇”是一个成语，比喻外表很体面然而实际并不如此。但在古代，“冠”和“冕”二者的词义所指并不太一样。
帽子古代称首服，“冠”在古汉语里第一个意思就是首服的通称。古时，人的社会身份不一样，“冠”也就不一样：庶人戴的为缁布冠。缁为深黑色，缁布冠就是深黑色的布所制的帽子。而大夫和士戴的是玄冠，用黑缯制成。玄也是一种颜色，是浅黑色。冠的第二个意思是冠礼。冠礼是男子的成人礼，士二十而冠。
与冠相比，冕的地位要高得多，冕为首服之最尊者。冕的大致规格如下：上面是木板，木板外包麻布，上面是黑色，下面是红色。一般来说，只有天子、诸侯、卿大夫才有资格戴冕。
因此“冠冕”虽然连用，但二者却有严格的区分，冠和冕内部又有很多差别，所以冠冕并不皆堂皇。

“此致”乃到此结束
几乎所有识字的中国人都写过信，几乎所有写过信的人都会用“此致”、“敬礼”作为结束语。“敬礼”的意思比较明白，“此致”到底什么意思，“此致”和后面的“敬礼”到底是什么关系，却是众说纷纭的问题。
先看一个例子，此例出于《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六册》，在《1935年4月1日致徐懋庸》的结尾，鲁迅先生这样写道：“此致，即请道安。”在《1935年8月3日致李霁野》的结尾，鲁迅先生写道：“此致，即颂暑祺。”鲁迅先生这样的用法，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此”者不是指后面的“道安”、“暑祺”，因为在“道安”和“暑祺”前还有“即请”、“即颂”一类的词来引领。既然如此，“此致”和后面的“暑祺”就不可能再有动宾关系。同理，“此致”和“敬礼”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是动宾关系，或者说，二者在词义上不存在任何直接关系。
那么，“此致”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从古文传承下来的一种用法。这里的“此”，其作用在于概指前文，而“致”字在这里的意思是“尽”、“结束”，“此”、“致”连用，表达的意思是“我要说的事情到这里已经说完了”。
理解了“此致”的意思，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下发通知的公文末尾要用“此通知”，发布命令的公文时末尾要用“此令”……所有这些，其实都是煞尾语。
所以，从惯例上讲，信件的结尾，“此致”和“敬礼”都必须单独成行。

“笑纳”并非笑着纳
中国自古就号称礼仪之邦，说话讲究一个“礼”字。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逐渐远离了繁文缛节，一些文明礼貌用语也渐渐在我们的生活中隐去，但偶尔看到和听到的却常常是误用。
比如“笑纳”一词，“纳”是“接受”、“收下”之意，“笑”则是“嘲笑”、“哂笑”之意。“笑纳”的意思是说，自己送给对方的东西不好，不成敬意，让对方笑话了。所以应是“自己送礼物请对方笑纳”。而有人把“笑”错误地理解为“高兴”，是因为高兴而笑，所以会说对方送的礼物自己笑纳了。
“笑纳”被用错的情况还有另外一种。在某地曾见到道路上悬挂着这样一条横幅：“做好东道主，笑纳远方客。”客人可以“笑纳”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从“笑纳”一词本义来看，它是有专指范围的，只能纳物，不能纳人。“笑纳远方客”，从字面上解释，即要对方把“远方客”作为礼物收入。这不成了笑料了吗？把人作为礼品请对方“笑纳”，这多少有点不人道了吧！相信这是误解了“笑纳”一词的真正意思，如把“笑纳”改为“笑迎”，应当是正确的。
用错这类谦辞的原因首先是不理解词义，其次是赶时髦。有人一看见别人用，便连忙跟着上，似乎用上几个敬辞谦辞就显得文雅了。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即使运用对象没错，也未必可以处处运用。在一般场合，还是运用大众化的礼貌用语为宜，它更有一种亲切感。

“蓬荜生辉”是谦辞
一位朋友刚把新房装修好，就叫上几个哥们儿去参观。参观时，其中一位看得很认真，边看边问装修的材料，并用羡慕的语气说：“你们家用的材料真不错，设计得很合理，装修后真是蓬荜生辉啊!”他刚说完，大家就在旁边笑，弄得他很不好意思，一个劲儿地问原因。
“蓬荜生辉”又可说成“蓬荜增辉”、“蓬荜生光”、“蓬闾生辉”，其中，“蓬”是“蓬草”；“荜”通“筚”，即用荆条、竹子等编制成的篱笆等物。“蓬荜”连用，是“蓬门荜户”的略语，比喻穷人住的房子。如杜甫在《客至》中写道：“花径未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虽然只是诗歌中的比喻，但也说明他当时的生活很贫苦。
用错这个词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种。第一种为不了解该词的意思，如北国网的北国体坛栏目曾经有一篇题为“葡英大战：任意球蓬荜生辉，英格兰险复仇葡萄牙”的报道，显然是错误的。任意球踢得再好，也不能够“蓬荜生辉”，更何况是在足球场上。还有人声称“让我的2006年蓬荜生辉”，也许他本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可别人就有些发懵了。
第二种是不知道“蓬荜生辉”是个谦辞，表示的是“简陋的房屋也发出了光辉。是谦词，多用于对他人来访或题赠诗人字画等表示感谢”的意思。所以，这个词只能出于自己之口，不能出自他人之口，否则就有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意思。例如，“在您的房间内种些花草，一定会蓬荜生辉的。”还有人会说：“用灯饰装扮你的家，让你的家蓬荜生辉。”诸如此类的错句子，很多场合都可以见到听到。上文中那位朋友，就是错在这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