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易误解的48个文史常识《3》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8:00:08
中国人最易误解的48个文史常识《3》       古已有之,陈子昂善于“炒作”

  近些年来,“炒作”甚嚣尘上,手段和方法层出不穷,遂使人误以为“炒作”是一门新兴产业。其实,中国古人在自我炒作方面也不输后人,例如陈子昂。

  据唐朝李亢专记世事之独异者的《独异志》所载,因为对未来抱有无限希望,毛头小伙子陈子昂从老家四川来到了长安。谁知,满腹才华的他却因无人赏识而在长安过了十年寂寂无名的痛苦时光,陈子昂为之郁闷不已。正当此时,恰巧有人在街头出售胡琴,要价昂贵。长安城里的豪贵之人频频赶去察看,但因为无法判定胡琴的价值而不敢贸然购买。陈子昂灵机一动,果断地筹钱将那把胡琴买回家中,他四处张扬,说自己精通胡琴,并与众人约定,将择吉日在自己家里为知音现场演奏。

  吉日到时,长安城里众多知名人士纷纷前来欣赏。在大家的期待之中,陈子昂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他说,我陈子昂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在京城居住了这么长时间无人理睬,而对这把胡琴,各位却青眼有加。然而,在我看来,这件乐器只是下等乐工所制,我怎么会将它放在心上?说着,陈子昂将高价买回的胡琴高高举起,愤然摔在地上,胡琴当场寸断。在众人的错愕之中,陈子昂将自己的文章“遍赠会者”。结果可想而知:“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其作品《登幽州台歌》也迅速走红:“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的这次自我炒作堪称经典,不久之后,他就被建安王聘为记室,后来又做了拾遗。连陈子昂都需要靠炒作出名,也就无怪乎今日之炒作极一时之盛了!

  醉生梦死,冯小怜“玉体横陈”

  历史上的冯小怜是一个尤物。她原是北齐皇后的侍女,能歌善舞,有高超的琵琶弹奏技术。北齐皇帝高纬一见惊艳,目为天人,心醉神驰,爱不释手,常祈愿与之生死一处。就连与大臣们议事的时候,高纬也习惯让小怜趴在自己怀里或把她放在膝上,经常把那些大臣羞得满脸通红。“独乐不如众乐”,高纬认为像小怜这样的美人,只有他一个人来独享,未免暴殄天物,于是,他让小怜玉体横陈在隆基堂上,只要能从口袋里掏出千金,什么样的男人都可前来一览秀色。

  野心勃勃的邻居北周乘虚而入,在北周的大举进攻下,北齐覆亡。亡国之君高纬被掳至长安。唐代诗人李商隐叹道:

  一笑相倾国便亡,

  何妨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

  已报周师入晋阳。         在李商隐众多佳作之中,这首诗并不出色,但它却因有醒目的“玉体横陈”意象而被后人反复吟咏。

  因此,并不是哪一个女子随便躺在床上或者斜倚沙发就是“玉体横陈”。首先是要全裸,其次应该被放在一个地方并摆出一个不错的姿势专供外人欣赏,这样的身体才能称得上“玉体横陈”。同时,因为已是全裸,在“玉体横陈”之前再加上什么“一丝不挂”显然是多余的。

  公道在人心,张俭望门投止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谭嗣同在临终前留在狱中的绝笔《狱中题壁》。以气势而论,这首诗在中国近现代诗歌史上,可称第一。那么,诗中的“望门投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望门投止”语见《后汉书·张俭传》:“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说的是东汉时,张俭曾出任山阳东部督邮。宦官侯览专权,他家里的人便依仗权势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为此,张俭写信告发了侯览及其家人。但告发信没到皇帝手中就被侯览扣下了,从此侯览和张俭结了仇。

  后来,侯览指使人向朝廷告密,说张俭私结党羽,图谋不轨,并下令逮捕张俭。张俭见官府人马来势汹汹,只好匆匆逃亡,看到谁家可以避难,就投在人家门下。因为当地百姓都知道张俭历来很正直,名声很好,都冒着风险收留他。

  一天,张俭逃到鲁郡,投奔好友孔褒。孔褒不在,孔褒的兄弟孔融只有十六岁,热情地接待了他。张俭走后,官府闻讯赶来,逮捕了孔褒、孔融及他们的老母亲加以审问。孔融一家争着承担责任,闹得官府不知如何处置。由于大家的保护,朝廷始终没有抓到张俭,直到黄巾大起义爆发后,汉灵帝下令解除“党锢”,张俭才得以结束逃亡生活。

  后来,人们便将“望门投止”引为成语,形容在急迫情况下,见有人家就去投宿,求得暂时的存身之处。现在一般用它作暂求安身之意,里边也含有急中生智、临机决断的意思。谭嗣同在诗中用这个典故,是设想逃亡中的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定会受到人们的救护,而后面的典故“忍死须臾待杜根”,则是自比东汉时要求临朝听政的邓太后还政于皇帝的郎中杜根。

  才思如泉涌,祢衡文不加点

  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曾有过诸多有名的才子。他们文思敏捷,写下了很多名篇佳句,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典故。

  唐代诗人崔颢留下了著名的《黄鹤楼》一诗,其中有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这一千古名句,点出了古代武昌人文景观的一处精华所在———鹦鹉洲。鹦鹉洲处在黄鹤楼下长江岸边,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十分有名的赋体作品———祢衡的《鹦鹉赋》而知名。

  祢衡(173—198),字正平,是东汉末年少见的才子,性格刚毅傲慢,狂放不羁。因拒绝曹操召见,操怀忿,然曹操又不忍杀之,便罚祢衡做了鼓吏。祢衡则当众裸身击鼓,反以《渔阳三鼓》辱曹操。曹操怒,欲借他人手杀之,便送与荆州牧刘表;仍不合,又被刘表转送与江夏太守黄祖。后因冒犯黄祖,祢衡终被杀。           祢衡少有才辩,长于笔札,孔融深为其文采折服。在江夏,黄祖的长子黄射在洲上大会宾客,有人献鹦鹉,他就叫祢衡写赋以娱嘉宾。祢衡揽笔而作,文不加点,辞采甚丽,这便是有名的《鹦鹉赋》。萧统曾这样评价祢衡:“衡因为赋,笔不停缀,文不加点。”从此留下了“文不加点”这一典故。

  所以,成语“文不加点”里的“点”是改动、修改的意思,整个成语是指写文章一气呵成,无须修改。现在很多人望文生义,以为“文不加点”中的点是“标点”之意,实在是可笑。如果知道了“文不加点”这个成语的由来,就不会用错了。更何况,中国古代典籍本来就是没有标点的。

  千古痴情,尾生蓝桥抱柱

  翻阅《史记》,见《苏秦传》有语:“孝如曾参,廉如伯夷,信如尾生。”不由得想起两个成语,一是“尾生之信”,一是“尾生抱柱”,都喻指人坚守信用,不违约定之意。那么,尾生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尾生抱柱又是为何呢?

  庄子曾经用简短的话语概括过这个故事:“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庄子·盗跖》)这是一个凄美的故事,流传的时间久了,便成了传奇。如果把时空倒转一下,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尾生翘首企盼的样子,也许会有些暗自着急,有“我等的人她不来”般的急切,有“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般的牢骚,但是他还是不肯离开。直到洪水淹没他时,他的眼光所指之处,应当还是那位女子来时需经之径。

  在中国古代,人们非常重视追求人格的圆满。在期待中被洪水淹没的尾生,实在是信守承诺的贤者。尾生所抱的梁柱,也和他一道成为守信的标志。

  历代文人对尾生多有褒扬之语。三国时嵇康在《琴赋》中写道:“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如《玉台新咏·古诗八首》中:“朝登津梁上,褰裳望所思。安得抱柱信,皎日以为期?”更有李白在《长干行》中慨叹:“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有语:“尾生般抱柱正题桥,做倒地文星佳兆。”

  后世有人考证,尾生所抱之桥位于陕西蓝田县的兰峪水上,称为“蓝桥”。自此,有了“魂断蓝桥”一说。只不过,看到如今新潮人士对感情的儿戏态度,比照尾生,倒叫人生出不少感慨。

  至今讹传,孔明草船借箭

  诸葛亮,字孔明,是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人们一提到他,便想起了《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草船借箭”、“七擒七纵”等故事。然而“草船借箭”之人并不是诸葛亮,而是孙权。

  作为小说,《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对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描写是极其生动的。小说中,诸葛亮借着满天大雾,把二十只战船开到曹军寨前擂鼓呐喊,曹操怕有埋伏不敢妄动,便派弓弩手放箭。结果,诸葛亮轻易地得到了十万多支箭,不仅挫败了周瑜的谋害,又直接削弱了曹操的军事力量。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虽然突出了诸葛亮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过于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           据史料记载,“草船借箭”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孙权与曹操两军相持一个多月没分胜负。一天,为了观察曹军动静,“权乘大船来观军,公(曹操)使弓弩乱发,箭着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孙权起初料不到船身会中这么多箭,弄得船要倾覆,他只是急中生智,设法让船身得到平衡。

  罗贯中把“草船借箭”这件事从孙权移到诸葛亮身上,目的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谋而已。自从有了《三国演义》之后,人们就以它作为衡量、品评三国人物的标准,而且平民百姓家只知有《三国演义》而不知有《三国志》,是故“草船借箭”的主角便成了诸葛亮。

  孔融小时了了,被讥“大未必佳”

  在电视上,曾听证券分析师说了这样一句话:“小规模的投资组合能够取得这样成就,最多也不过应了‘小时了了’这句话!”从当时的语境来看,他的意思是“投资初期收益小”,但是“小时了了”可不是这样随便用的。

  “小时了了”出自《后汉书·孔融传》。讲的是孔融十岁的时候,随父亲到了洛阳。时任司隶校尉的李元礼名气很大,孔融很想拜见,于是到李家门前,对看门的说:“我是李府君的亲戚。”看门人只好让他进去。见到孔融,李元礼问:“你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孔融回答说:“过去我的祖先孔子曾经拜您的祖先李聃为师,所以我和您是世世代代友好往来的亲戚关系。”李元礼和在座的宾客对这个孩童的话感到惊奇。过了一会儿,太中大夫陈韪也来拜访,得知孔融刚才说的话,陈韪随便说了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说,小的时候很聪明,长大了未必很有才华。孔融岂肯在嘴巴上吃亏,遂反唇相讥:“我想陈大夫小的时候一定是很聪明。”陈韪被孔融的一句话难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后来人们便引用这段故事中的“小时了了”,来说明小孩子生性聪明,懂的事情很多。但因为下文有“大未必佳”一语,放在一起的意思又变成了:小时虽然很聪明,长大了却未必能够成才。因此,如果对他们的孩子用个“小时了了”,估计他们一定会很不高兴。

  顾悦未老先衰,自嘲“蒲柳之姿”

  说到“蒲柳之姿”,不得不提到东晋时期的顾悦。

  顾悦性情爽朗,为人重义守信。扬州刺史殷浩请他做官,让他全权处理州内大小事务。感激于殷浩的知遇之恩,顾悦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起早贪黑,兢兢业业。长期劳累,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才30多岁就显得很老,满头白发。

  有一次,顾悦因故谒见简文帝。简文帝得知他与自己年龄差不多大小,就问:“我们年纪相仿,你的头发为什么比我先白呢?”顾悦回答说:“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意思是说,水边柳树的资质差,一到秋天就凋零了;而松柏质地坚实,经历过秋霜反而更加茂盛。顾悦的回答,既没有直接谈到自己未老先衰的外貌,又趁机拍了皇上的马屁;再没有比顾悦更好的回答了,简直把马屁拍绝了,既明白晓畅,又比喻贴切。简文帝是什么人?他是皇上,同时他又是一个文人。顾悦投其所好,他的回答首先在文辞上博得了简文帝的好感,典雅得如同诗赋一般的语言,让简文帝感到飘飘欲仙。如果顾悦没有这么高的水平,或者直接回答:“臣日夜工作,操劳过度,以致华发早生。”皇上虽然会同情,但绝对不会开心———你顾悦累,我难道就不累了?若是顾悦打哈哈,随便说:“谁知道呢,它就白了。”虽然实话实说,但没有一点新意,说也是白说。          很多影视文学作品中,居然让那些妙龄少女说什么“贱妾蒲柳之姿,愿以身相许”之类的,实在是滑稽。未老先衰的模样,还敢拿出来自荐,岂不是吓倒一大片么?

  萧郎原来是情郎

  “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是唐代诗人崔郊的传世之作。关于这首诗,还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

  崔郊的姑母有一婢女,生得姿容秀丽,与崔郊互相爱恋,后来婢女被卖给显贵于。崔郊念念不忘,思慕无已。一次寒食,婢女偶尔外出与崔郊邂逅,崔郊百感交集,写下了这首《赠婢》。想必那于也是性情中人,读到此诗,便让崔郊把婢女领去,于是传为诗坛佳话。

  诗中最后两句很是经典,但崔郊何以自谓“萧郎”?若翻看《全唐诗》,便会发现,许多爱情诗中的女主人公所思慕的恋人都叫“萧郎”,唐以后的宋、清也都有这种用法,而唐以前则未见这种用法。那么,“萧郎”一词缘何被当作“情郎”来用?

  一种说法缘于汉代刘向《列仙传》讲述的故事:“萧史者,秦穆公(嬴姓)时人也,善吹箫,能致白孔雀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日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为作凤女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而已。”后遂用“弄玉”泛指美女或仙女;用“萧史”借指情郎或佳偶,又称“萧郎”。

  一种说法是,“萧郎”原指梁武帝萧衍。《梁书·武帝纪上》:迁卫将军王检东阁祭酒,俭一见(萧衍),深相器异,谓卢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这个萧郎,就是梁武帝萧衍,南朝梁的建立者,风流多才,在历史上很有名气。后多以“萧郎”指代女子所爱恋的男子。

  庾信文章老更成

  2005年,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回到了阔别五十六年的大陆。在一次讲话中,李敖说自己“人老,文章更老”。初听这话,许多人以为这是李敖的自谦之语,还有学者拿这句话来证明李敖的文章已经不行了。

  其实,曾经说过500年来白话文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的他并不是难得地谦虚一下,要知道,文章的老乃是说文章老到、老练,杜甫就有“庾信文章老更成”的诗句。

  庾信,是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早年曾在南梁为官,梁武帝末年,侯景叛乱,庾信时为建康令,率兵防守朱雀航,战败。建康失陷,他被迫逃亡江陵,投奔梁元帝萧绎。元帝承圣三年(554年)他奉命出使西魏,抵达长安不久,西魏攻克江陵,萧绎被杀。他因此被强留在长安,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又称“庾开府”。

  庾信被强留于长安,内心非常痛苦,因为他从此永别了江南;同时从封建道德角度来看,不仅是屈事二姓,并且是在杀他“旧君”的鲜卑族政权做官,这是“失节”。再加上流离颠沛的生活,也给他的家庭造成了许多不幸。这些原因使他在出使西魏以后的思想及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由于经历独特,思乡情切,他的诗赋悲劲苍凉,清新隽永,《哀江南赋》、《小园赋》、《枯树赋》等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代表南北朝赋体文学的最高成就,他也因之成为南北朝文坛的泰斗。后人评价他“集六朝之大成,导初唐之先河”。初唐四杰之一王勃传诵千古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便是从庾信的《马射赋》“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脱胎而来。

  杜甫颇为佩服这位前辈,因而在《戏为六绝句》第二首中写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由此看来,李敖称自己的文章“老”,仍然是狂傲不减当年。

  “慈母”曾是伤心事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是唐诗中最为温馨的一首诗,在华语圈中家喻户晓。

  我们太习惯于说“慈母严父”了,以至于我们自然地就认为“慈母”就是“慈祥的母亲”。其实,在中国古代,曾有个专门的称谓叫“慈母”,对于这个“慈母”来说,“慈母”之“慈”与“慈祥”无关,“慈母”本来是件伤心往事。

  “慈母”最早出现于《仪礼》。《仪礼》对成为“慈母”的条件作了诸多令人张口结舌的限定:“慈母者,何也?传曰:妾之无子者,妾子无母者,父命妾曰:女以为子。命子曰:女以为母。”由此可知,不是随便哪个女人都可以成为慈母,也不是哪个儿子随便都可以拥有慈母。

  要想成为慈母,下列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具有小妾身份;必须没有孩子或者不会生育(至少是没有生育男孩);更为关键的是,丈夫必须还有另外的妾,且这个妾恰好一命呜呼并正好遗留下一个男孩。在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还需要丈夫下达明确的指令:“你把这个死了母亲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养起来吧!”知道了这些,我们在读到《仪礼·丧服》中“慈母如母”时,才不会感到过于突兀。所以,从词源的角度来说,“慈母”和“生母”的死亡有关,但和“慈祥”无关,“慈母”本来是一段伤心往事。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为《仪礼》所严格定义的“慈母”,其词义的内涵慢慢发生了演变,至少在唐代,“慈母”已经不再是一个专称。李白的诗中就有“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的句子,显然这里的“慈母”就不是《仪礼》中的“慈母”。

  “胎教”自古不新鲜

  “胎教”似乎是件新鲜事,是个新名词,然而,我国古代就有非常完整的胎教理论,并且“胎教”这个名词也是古人创造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胎教的国家。在二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胎病”的论述。《大戴礼记·保傅》对于胎教更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据《史记》记载,中国古代第一个对孩子进行胎教的是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效果似乎还不错,周文王生下来非常聪明。文王的孙子周成王也是接受过胎教之后而生,长大后也是智力超常。周朝就是这样用胎教的方法来培养一代代的理想接班人。到了汉代,各种书籍中出现了大量胎教的内容,初步形成了胎教学说。宋代名医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中就有专篇“胎教论”。贾谊《新书》也有专门的《胎教》篇。《颜氏家训》也记载了相关的内容:皇后怀孩子三个月时,就要搬出皇宫,让她住在别宫里,眼不看不该看的东西,耳不听不该听的东西,所听音乐和所嗜口味等,都要按礼仪进行节制。到了明代,胎教学说更进一步完善和全面。清代陈梦雷等人把历代胎教学说汇集一起,立为“小儿未生胎养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