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神仙知道：评发改委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打破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之后，发改委似乎成了“万能的神仙”，所管理的事物包罗万象，从宏观规划到微观价格，从宏观预测到微观调节，无所不能。草民观察，几乎包含了原先的国家计委，各专业部委的所有职能。草民以为，发改委的责任太重大，工作内容太繁杂，这活儿要干好，真不容易。这不，发改委要开管“收入分配调节”了，又是一神仙活儿。

如果不是两则新闻：“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被国务院退回修改 短期难出台”（《华夏时报》）、“消息人士否认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被打回修改”（《第一财经日报》）故意吸引人的眼球，一唱一和地大谈《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草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方案》在含苞欲放，或将艳若桃李。

但是，立马就会有一个疑问产生，发改委手上有什么筹码，能够把收入分配的天平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底层第一线劳动者倾斜呢，遍读相关报道，苦诉“困难”颇多，但涉及“调控”手段基本是老调子还未唱完。

报道说，专家学者们不满意的地方包括，新收入方案强调要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的比重，但却未设定任何定量的指标，也未设立基尼系数的具体目标。在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上，按照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已经上升到目前的0.47，大大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华夏时报》）

其实，专家学者们也不必“不满意”，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地鸡毛的事儿，在专家学者内部，特别是大腕儿级别的专家学者们的眼里、嘴里，所谓“基尼系数”就是不值得一提的。

比如，中国经济学泰斗厉以宁先生就说过：我认为，按中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况来分析，可以先算出两个基尼系数：一个是城市的基尼系数，另一个是农村的基尼系数。然后再用加权平均方法算出一个基尼基数。据测算，我国城市和农村两个基尼系数在0.32－0.35之间，加权平均之后，也大致在这个水平上。（《光明日报》）

比如，也是同样有名的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北大教授萧灼基就说：我认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虽然比较高，应该十分重视，但是也不要感到有多么严重、可怕。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这种基尼系数引起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不大。（《人民日报海外版》）

厉以宁大师通过“二元算法”就把基尼系数从公认会引发社会动荡的0.47“抹平”到非常“安全”的0.32－0.35，萧灼基大师则胸有成竹地掐算出：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这种基尼系数引起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不大。

既然“二元算法”已经把基尼系数“降到”应该是人人感到幸福无比、“公平”有加的0.32－0.35，既然是即便基尼系数到了0.47也不会引起什么麻烦，发改委还调节收入分配干什么？

还有，按照挂着一大堆与“改革”有关的重磅头衔的樊纲先生的说法：收入差距拉大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至少在将来5-10年内不会逆转。…在一定意义上说，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这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改掉过去的绝对平均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即使把贪污腐败都消除了，中国的个人收入拉开差距在我们的这个发展与改革阶段也是不可避免的。（《人民日报海外版）

那么，对一个“至少在将来5-10年内不会逆转”，而且，改革的“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而且“即使把贪污腐败都消除了，中国的个人收入拉开差距在我们的这个发展与改革阶段也是不可避免的。”，颇有“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宏伟气势，发改委不“顺势而为”，反而要逆势而“调节”，岂不是像神仙一样坐而论道？

但是，毕竟现实是残酷的，按照郎咸平教授的说法：2009年消费只占了GDP的29%，想拉动消费很难。很多学者说中国是储蓄大国，实际上现在人均储蓄2万，再把1%的有钱人扣除，人均储蓄不到1万…（《扬子晚报》）。

从消费低迷就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的奢侈品消费大国，虽然春节赴美的一个“中产阶级以上人士”旅游团在纽约人均消费1万美元，但是，13亿中国人的整体消费水平还是极低的，靠富人的穷奢极欲，根本拉不动内需，这就是收入差距巨大的现实体验，虽然如萧灼基教授所言：“这种基尼系数引起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不大”，但内需的长期不振，管经济的发改委还是值得着急一下。

然而，着急起来喊一声“调节”容易，但是，拿什么调节、调节谁，还是一地鸡毛，在相关报道中，又听到两句老词儿：在发改委内部，具体操刀新方案的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曾在2009年明确指出，新的国民收入分配方案，将坚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华夏时报》）

如果属实，那么由发改委“操刀”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用一句民间俗语讲，叫做“脱裤子放□，多此一举”。因为，目前的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现实，还有樊纲先生的收入差距拉大“至少在将来5-10年内不会逆转”的预言的前提，就是所谓“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死抱住这个理念不变，对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来说，再多的许愿，都是水中月，镜中花。

所谓“初次分配注重效率”，说白了就是按资分配，资本要素在分配中占主导地位，劳动 “要素”在分配中没有话语权，在所谓“效率”中，谁的“效率”高，老百姓很形象地说，“人找钱难，钱找钱容易”，还有那个文绉绉的什么“马太效应”，都决定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继续拉大。这种思维，连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都不认同，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郑先生表示“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过去一直强调‘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这一观念实际是有偏差，如果一次分配解决不好，二次分配再努力也无济于事。”（《第一财经日报》）

但是，郑先生又提出来一个似是而非的思路“目前中国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垄断行业收入的合理分配。”，说白了，就是如一些市场拜物教和新自由主义人士、媒体鼓吹的收入差距取决与垄断国企的论调，但这一个论调也已经老掉牙了。

根据人民网的报道，“北京国企老总年收入50万 与企业职工相差14倍”，那么北京国企普通职工的人均年收入为3万6千元左右，月收入3千多，以北京的房价和物价，月入3千多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换一个思路，是把国企大多数职工的工资拉低到与私有企业职工的工资一样多，还是把更大多数的私有企业普通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到国有企业普通职工的现有工资水平，怎样更能够减小收入差距又带来社会整体富裕呢，一目了然。

根据《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2003年私企雇工全年平均工资加奖金加部分分红，总数是8033元。资本千万元级的私营企业雇工平均工资(6817元)反而比小私营企业工资(8118元)低…

那么，如果要私有企业大幅提升劳动者薪酬，对于本来就是靠赚取廉价劳动力血汗钱发达的大多数私营中小企业甚至大型企业来说，无异于是要他们的命，恨不能从鸡腿上刮油都来不及，哪里有再多拿出去之理。

按资分配碰不得，也碰不起，把所有的现有国企职工的收入大幅拉低甚至完全私有化，恐怕收入差距会更大。不知道发改委的“调节能力”如何兑现，只有神仙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