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终结的谎言：选举是有钱人的事情-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在2010年3月19日的《新京报》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飞说竞选会将选举变成有钱人的事，这是我们从小读书就被灌输的一个观念，到现在还有人这么说，我不得不写篇文章来终结这个流传甚久的谎言。

　　西方国家早就面对选举中的黑金问题，所以一直在立法限制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保证公平。

　　对政党支出的法律限制主要涉及选举开销，不仅包括了全国层面的选举，而且也涉及到选区层面的选举。。英国自1883年起就开始限制选区层面的竞选支出，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候选人买选票。选举开销的上限主要根据选举类型和选民数量来计算。如美国1974年通过的《联邦竞选法修正案》规定：总统候选人如果接受政府基金的补助，在预选阶段的开支不能超过1000万美元，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的开支限定在2000万美元。同时规定，上述数目会根据生活费用的增长而调整。到1984年，预选和大选的开支限额分别增加到了2020万美元和4040万美元。加拿大1974年出台的《选举经费条例》规定：15，000个投票人的人均支出为1加元，投票人数超过15，000而又不足25，000的人均支出为 0.5加元，超过25，000人的人均支出为0.25加元。而葡萄牙根据竞选名单上的候选人的月最低工资来计算选举开支的限额。还有的国家根据所获取的议会席位来规定选举经费上限。

　　不仅捐款的来源受到法规的限制，捐款的额度也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法国宪法及《选举守则》规定，个人每年对政党的捐款不得超过6500欧元，对每位候选人在每次选举中的捐款不得超过4000欧元。美国规定，个人对每位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2002年3月27日由布什总统签署后提高到2000美元，对党的全国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20，000美元，对每个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5000美元，两年选举周期的捐款总额为95，000美元。

　　再有钱的人他也不能无限制的使用自己的钱，只能在法律规定的限额以内，如果需要更多的钱只有去申请国家补助或者筹集捐款，而再富有的人给某个候选人的捐款也有上限，美国是4600美元(其中初选上限2300美元，大选上限2300美元。加在一起，给一个候选人的捐款不超过4600美元，还必须在不同阶段捐出，如果初选被淘汰是不允许接受下一阶段的捐款的)。

　　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规定了国家对政党的资助，这既是为了防止财力雄厚的捐款人操控政党，同时缓解政党日益加重的财政负担，因为西方国家的那些书记可没地方拿工资，也没有企业可以挂职，都是靠政党经费养活。国家资助既有对政党的直接拨款，也有以其他方式提供的间接补贴。国家直接拨款既有给候选人个人的，也有给政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的。政党的日常运作和竞选活动都可以得到国家拨款。在有些国家，如荷兰，国家会对政党进行政策调研、党员与公职人员培训、与国外政党交往和汇总党员信息提供专门拨款，政党的青年组织也会得到专门拨款。而在英国，有专项资金即“肖特资金”补贴给下议院的反对党。当然，国家拨款不是无条件的。通常各国根据各政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或获取的议席数来提供资助。在德国，只有在全国选举中获得0.5%的选票，在至少三个州的选举中获得1%的选票的政党才能得到国家拨款。加拿大政党要获得拨款就必须在它提名候选人的选区中获得至少2%的选票。

　　台湾，参加市长或者总统选举后不管当选与否，每票可以得到3元台币，但是这也不是谁都可以去赚的，要先交一笔保证金，如果得票太少(好像是至少得到5%的票)，这笔保证金就没收了。这样可以预防什么人都去参选。

　　在间接补贴中，给政党提供免费媒体时段是最常见的。在有国有电台和电视台的国家里，政党可以在节目开始之前的时段发表政策声明和作广告。有的国家法律要求私人媒体也必须提供类似的服务。免费广播时段的分配也经常是根据政党在选举中获得的议席和选票来分配，不过，有的国家是在政党之间平等分配时段。很多国家还规定了一些其他方式的间接补贴，如允许政党免费或打折邮寄资料、免费或优惠使用公共建筑物集会或办公、免费或优惠使用广告牌粘贴广告等等。

　　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是要捐款来参与政治的，比如小布什家财万贯，但是除了规定的额度，他还要筹款。2003年6月17日在华盛顿喜来登饭店，近1400名身着晚礼服的共和党人和共和党支持者出席，他们每人可以享用穿梭于人群中的侍者的托盘里的热狗和汉堡，就是那种花一两美元在快餐店能买到的，但是在这里每人要出2000美元，当天共筹款350万美元。参加招待会的商业咨询顾问鲁宾•安格(Robin Angle)调侃说，“这可是2000美元能买到的最好的汉堡。”

　　美国总统选举从早期的几百万美元到现在动则花费几亿，其实都是靠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捐款完成的。比如2008年，美国两位候选人的花费帐单如下：

　　奥巴马：6亿，个人捐助5.4亿;政治团体(PAC)1030美元;党内捐助：150美元;自备款：0美元;支出：4.69亿，节余：1.33亿美元;200美元以下：2.59亿(占43%);200-2000美元：1.69亿(占28%);2000美元以上：1.03亿。也就是说71%的捐款都在2000美元以下。一半在200美元以下，这是富人在玩还是穷人在玩?

　　麦凯恩：3.3亿，个人捐助1.93亿;政治团体(PAC)136万美元;党内捐助：1.5万美元;自备款：0美元;支出：2.28亿，节余：1.04亿;200美元以下：6100万;200-2000美元：6366万;2000美元以上：6156万。

　　麦凯恩就是输在小额捐款上面，在200美元以下的捐款中，奥巴马是2.59亿而麦凯恩只有0.6亿。

　　违犯竞选法律的人受到的处罚是很严厉的，比如2003年6月13日，联邦选举委员会对新泽西州的众议员麦克•傅格森(Mike Ferguson) 处以2 1万美元的民事罚款，原因是他在2000年的竞选活动中接受了父母52.5万美元的捐款。 共和党籍的傅格森不承认有违法行为，但他同意在6月30日前支付这笔罚款。联邦选举委员会解释说，只处以民事罚款是因为傅格森本人和他的父母并不是“明知故犯”地触犯竞选金融法。傅格森在2000年的竞选活动共花费225万美元。虽有父母的鼎力相助，但他个人还是在选举结束后负债76万美元。他的父亲汤姆•傅格森是有名的百万富翁，创立了著名医疗通讯公司 CommonHealth USA。

　　1998年，联邦选举委员会还对纽约州共和党议员格兰特•莱利 (Grant Lally)处以28 万美元的罚款，因为他从家人获得非法政治献金并在事后撒谎 。

　　再有钱，也要按规矩办事，这就是美国的民主政治。

　　1978年，联邦选举委员规定政治献金的限额只适用于竞选活动，而不适用于“政党建设”(party building)。2002年修订后的竞选金融法(Campaign Finance Laws)取消了这个规定，任何软钱都是非法的。

　　在美国，近来的候选人为了获得选民好感，还放弃国家补助，比如在预选阶段，两大党的候选人可以获得5000万美元。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并代表两大党进行对决的人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8500万美元竞选资金。2004年角逐白宫宝座的共和党候选人、现任总统乔治•W•布什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都在预选阶段拒绝了政府资助，但他们在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各自领取了政府提供的7450万美元竞选资金。2007年纽约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希拉里宣布竞选总统，同时宣布不接受政府提供的总统竞选基金的资助。希拉里在上一年当选参议员后，银行账户上还有1400万美元竞选资金没有花完，她可以把这笔钱用于总统竞选(也只能用于竞选，不能给小孩来中国留学用)。

　　政治人物也不是谁的钱都敢用，比如2009年为奥巴马,希拉里提供捐款的华裔美国商人58岁的徐咏芫因策划8000万美元“庞氏骗局”，及违反竞选献金法遭到起诉，并判刑确立，以诈欺罪在纽约被判 24年徒刑。徐咏芫的诈骗手法是保证短期高获利，吸引投资人投资他Components Ltd及Next Components Ltd两家公司，但实际上，获利来自新投资者资金。检察官指出，他成为民主党金主，包括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国务卿Hillary Clinton竞选时募款，提升他的地位，也吸引更多投资者。法官马瑞萝指出：“徐咏芫不当利用政治竞选行诈，重创民主核心精神。”检察官巴拉拉指出：“他违反联邦竞选财务法，以提高自己的公众形象和受害者对其假投资计划的信赖。今天的判决凸显我们矢志遏止诈骗犯的承诺。”奥巴马和希拉里都在徐咏芫被调查时就退还他的捐款，转捐赠慈善机构。

　　而在我们这个实质民主的地方，买官卖官其实已经是公开的事实。

　　2008年1月14日《法制日报》：被称为“四川第一贪”的四川省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因受贿1859万余元和133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更有戏剧性的是，田玉飞被双规后，为了获得减刑的立功机会，主动交代曾向中组部处长杜太平行贿47万元。但是经调查证实，中组部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处长杜太平。北京公安局随即立案，迅即将假冒中组部处长的包工头杜太平抓获。2007年9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招摇撞骗罪终审判决杜太平有期徒刑6年。

　　2007年中央组织部通报买官卖官案件：

　　2006年6、7月份，吉林省长春市县(市、区)党委换届期间，时任市委副书记的田忠利用分管干部工作的职务之便，收受长春市南关区教育局局长张亚媚等8 名领导干部的贿赂，共计人民币45万元、美元8万元。

　　2006年3月26日，河北省秦皇岛市委召开书记办公会，酝酿免去高东辉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县委书记职务。当天晚上，市委主要领导与高东辉谈话，并明确要求高在工作变动前，县委不要提拔调整与乡镇换届无关的干部。但是，高东辉仍于3月27日晚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提拔调整283名干部，其中与乡镇党委换届无关的88人;设立县规划办公室及主任、副主任人选。

　　2006年4月7日，甘肃省天水市委有关领导与时任甘谷县县长的杨永晖谈话，通知其将调离甘谷县，到市委某部门工作。第二天，杨永晖向该县县委书记白晓玲提出，要解决部分人员的工作调动问题。4月9日，杨永晖、白晓玲二人确定了调动范围。4月15日，县人事局局长刘世家根据杨永晖和白晓玲的安排，对名单进行了整理。后经杨永晖、白晓玲和甘谷县常务副县长宋丕林的增补，最终确定了115人的调动名单。其中16人从企业调入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13人为县级领导干部的亲属。

　　2005年07月2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受贿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马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法院经审理查明：1993年10月至2002年2月期间，被告人马德利用担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长、黑龙江省绥化地区行署专员、中共绥化市委书记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单独或伙同其妻田雅芝(已另案处理)非法收受、索取他人钱款共计人民币558.6万元、美元5.5万元，合计人民603.1857万元。案发后，赃款已全部追缴。

　　2005年，武保安在担任山西翼城县委书记后的8个月时间里，共调整了8次251名干部。随后，检察机关在武保安家中查获了37张定期存款存折、900多万元人民币，其中400多万元人民币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2001年1月9日，原山西长治市委常委王虎林和妻子原长治县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张玉梅在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庭审，公诉人称，1995年5月28日至1999年8月14日，被告人王虎林、张玉梅先后在长治、晋城、太原的12个银行存款123笔，总计人民币368.96万元，美金7662.14元。扣除其家庭收入结余额67.7万余元，再减去涉嫌受贿的5万元，仍有人民币296.19万元、美金7662.14元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构成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

　　美国的选举不是有钱人的游戏，而现在中国的官员选拔是钱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