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快乐的机器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和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今年正值特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中国政府准备了隆重的庆典。但庆典怎么个搞法、深圳特区的现实意义是什么，朝野上下未能形成共识。（本文在本站发表时有所删节--编辑。）

　　深圳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有着特殊的政治符号意义。中国改革时期它对政治经济（主要是斯大林体制）的影响可以称之为“深圳革命”。邓小平两次利用深圳为“阿基米德基点”来撬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推动中国向前迈进，促成了深圳的特殊地位。1979年邓与陈云就中国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展开了争论。邓借助广东地方出现的改革思路，鼓励当地采取“特区”的政策，大胆地去试、去闯，不怕付学费，争做“试验田”和“先头兵”，为中国改革闯出一条“血路”。深圳的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最终带动了沿海、尤其是后来上海的改革开放。说到上海的发展，又与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和他的一系列“南巡讲话”有关。89“动乱”之后，邓小平不顾耄耋之年，南下深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等口号，警告说，“谁不搞改革谁下台”。

　　深圳特区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又面临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的相似情景。深圳政治意涵的解读反映着决策者内心思考，也预示着中国未来的政策选择。有温和形象的总理温家宝在深圳特区三十年庆典前视察该地，借此机会，他寓意深远地对当地领导人提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温家宝还说，“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据说温家宝的讲话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和海外的猜测。胡锦涛在庆典讲话中有以下句子值得关注：“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 “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我们很难说胡锦涛与温家宝完全相左，不赞成政治体制改革；但显然胡没有温那么强烈的紧迫感。胡提出的时间表值得我们体会：“未来几十年，是我们实现第三步目标的重要时期。到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我们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就是说，未来的十年中国还会继续“填饱肚子第一”的“温饱政治”，政府与百姓的交易是：吃完肉，放下筷子不许骂娘！这让我想起在四川大地震时我听到当地一位小吏对老百姓的喊话：“不要吵，不要闹，听领导！”这里蕴含的政治逻辑很清楚：如果政府在百姓的身体上花了投资，让你们食果腹、衣蔽体，百姓当然要放弃闹事和反对的民主权利。再说，中国的老百姓几千年从来就是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也从未享受过民主自由权利；中国政府官员心里认为这一“温饱-服从”的交易对老百姓是划算的。至于说“基本现代化”，那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2049年的事。

　　方向已明确、时间表已敲定，问题就等着执行了。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会是如何贯彻自己的韬略呢？邓小平两次到深圳时，深圳领导号召居民做“拓荒牛”。它代表的是深圳人早期的“锐意创新的开拓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刻苦干劲”， 它也因此成为深圳人的标志。今天，深圳人的定位是什么？这包括深圳人的自我定位和国家领导的期盼。下面的一则官方报道可以给我们某些启发：“胡锦涛总书记被机器人逗乐了---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等陪同下，胡锦涛5日视察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参观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科技成果转化展。在机器人展示专区，自动感应聊天机器人见到胡锦涛总书记就自动打招呼，‘胡总书记，您好！’‘哎呀，你看看，不叫它它也会说话，哈哈！’机器人一句问候，逗得胡锦涛哈哈大笑，尽显亲民形象。”

　　据更详细的报道说，在“千家万户的服务机器人”展区，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的系列机器人包括：聊天机器人、娱乐机器人、看护机器人、扫地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等。在机器人展示专区，一个半人高的自动感应聊天黄色机器人感应到胡锦涛走近，立即主动打招呼。机灵的机器人引得总书记赞叹不已，逗得总书记哈哈大笑。“总书记看到它和其他机器人的表演，非常开心，连连对深圳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表示赞许。”据负责开发的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徐扬生说，跟总书记打招呼的是一款由该院发明的老人聊天机器人，它能够接受人的感应，它“非常贴心与灵活”，还能根据人的情绪说不同的话，是排解老人寂寞的好帮手。徐扬生相信家庭服务类机器人、家庭监控类机器人和跳舞机器人等会受到市场的欢迎，希望机器人产业能够走向大规模生产及市场推广，希望中国的服务机器人“推向千家万户”，而不是少数家庭，“就像电脑、手机一样普及”。

　　小小一则报道，可以引发我们许多的深思。且不说中国是廉价劳动力丰裕的国家，是否需要机器人普及到千家万户。也不要说，中国的乡村教育连老师的工资都发不起、学生的课桌也买不起，孰优孰先不言自明。更不要说，今日中国社会冷漠到了何种程度，需要“聊天机器人、娱乐机器人、跳舞机器人”来排解寂寞。从大的方面来解读，这则消息至少反映和折射出以下的方方面面问题：

　　（1） 科学技术和科学家的使命是什么？

　　科学技术有多重用途。正如鲁迅所言，“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近来，中国人又有新突破：外国用中国发明的足球强身健体，中国却用它来赌博；外国用受“木马流车”启发的机器人救灾探险，中国用它来给领导人溜须拍马。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部分，它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生产进步、创造出根多财富、并把劳动力从繁重、危险、单调、肮脏的体力活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说，科学技术是服务于解放人类、给予人类更多闲暇和自由的社会进步目标的。但现代技术和大机器时代的降临，技术时常成为服务于专制政治的工具。我们都知道，没有20世纪技术的支持，极权主义（纳粹德国和苏联）是不可能发展出高效率和大规模控制和屠杀人类的手段的。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分析的，即便在民主国家，技术的逻辑和合理性（诸如整齐划一、效率、精密细致的控制）经常试图改变和强压过民主政治的逻辑（多元自由选择、自治和自主、个性化、闲暇的宝贵）。在技术发达的专制社会，技术的逻辑必然会服务于专制的政治逻辑，成为社会控制和政治全权的工具，让人们生活在“铁笼子”里。马克斯-韦伯指出，在“铁笼子”的社会里，充斥着太多“没有灵魂的专家和没有心肠的肉欲享乐者”（Specialists without spirit, sensualists without heart）。

　　无论是“防火墙”、“金盾工程”也好，还是“绿坝”，都离不开成千上万为政权效劳的高学历者。在毒奶粉中加三聚氰胺、在川震地震中帮政府把“豆腐渣工程”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在镇压访民过程中动用精神病疗法， 等等，都有专家的合谋。

　　一百多年前，中国高科技还不发达，朝廷上下挖空心思巴结和奉承皇上或垂帘听政的太后。袁世凯曾送给慈禧太后两只善解人意的鹦鹉，见着人来会齐声叫道：“老佛爷万寿无疆！”因为慈禧太后对下面的官员说起她喜欢西洋叭儿狗，他们就弄来百十来头，见着她会齐刷刷地作揖。今天中国科技昌盛了，科学家可以有意无意地给机器人安装设计好程序，讨好领导。事实上不是“不叫它它也会说话”；而是科学家已经代替机器人在说话。或者说，科学家没有说话，而是机器人在代替科学家在说话。我越说越让读者糊涂，但科学家心中最明白清楚：预先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人比善解人意的鹦鹉和叭儿狗更人性化、更靠得住而不会出差错，而且更会把巴结奉承掩盖地天衣无缝。连清华工科出生的胡总书记都先是惊讶不已，而后哈哈大笑。可见中国确实科学技术进步了，但科学家却堕落成了见着主子摇尾乞怜的叭儿狗。

　　（2） 科学和政治、科学家和政治领导的关系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与科学家形成了三个阶段不同的关系。从1949至1978年，包括科学家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被划为“臭老九”，政府对他们的态度基本是思想改造利用、或者肉体控制消灭。在1979至1989的阶段，知识分子受到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减少了，但物资待遇仍在“工人农民老大哥”之下。我从四川最好的高中进入中国顶尖的大学，读完学士读硕士，做完学生做老师，但从来无法用“实物”（火腿水果之类）向岳母证明自己一个大学教师的价值。当在江泽民上台后，从1990年代开始，政府用提高物质待遇来大规模笼络安抚知识分子。尽管我早已身在海外，远离利益均沾；但我那参加过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第一次氢弹试验、第一次核潜艇设计和航母设计的岳父大人，几十年幸苦后终于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常言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权力集团在科学家的躯体上进行了政治投资，它也必定追求政治回报。科学家成为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首先他们得接受、服从和维护这一体制，然后再去帮助权力集团去驯服和控制工农阶级。正如福柯在论述“躯体的政治权力术”时说，“躯体直接卷入到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立即控制了它。他们在它上面投资，烙上印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去完成任务，去表演各种仪式，去发出符号和指令。”“具有生产功能的躯体”变成了“被控制和服从的躯体”。

　　但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奴役状态却是以“舒适的、平和的、具有合理性的不自由”（马尔库塞语）的形式出现。对知识分子来说，一旦他们接受整个体制，也就是说只有“肯定”没有“否定”，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价值会急剧贬值，但他们从体制的回报却增加了。中国知识分子用他们的“价值”换得了“使用价值”，从而增加了他们在与工农关系中的优越地位。他们中的许多是不知不觉地、许多是心甘情愿地变成了“快乐的机器人”（cheerful robot，C. 赖特-米尔斯语）。快乐的机器人不仅自己感觉到快乐，而且还成为权力机器的啦啦队员，帮助掌权者消除恐惧、体验快乐。

　　今日中共治理的权力技术越来越复杂圆滑和以华丽的古今中外理论来包裹，无不归功于学者的效力。我们知道，权力可以在四个层面上行使：（1）权力作为一种能力和实力，尤其是作为一种暴力手段，它主要是表现在镇压机器上的。中共控制了军队还要建武警、特警，有了公安还要有国安，甚至倚重黑社会暴力手段，都属于此类。（2）控制决策输入、制定和输出程序，占据结构性的权力地位，对竞争性的利益和政见搁置不决或使之销声匿迹。中共党政意识形态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维稳工作属于此类。（3）洗脑造就“快乐的奴隶”，亦即教会自己的人民安于做奴隶，而且还要认定“被奴役”是自己幸福的源泉。中国大量的科学家、学者在这里大有可为。想想最近的“谷歌事件”，中国居然有大量的御用学者（许多还是“美国通”和“国际问题专家”）捍卫官方立场、质问和讨伐谷歌（“谷歌你到底想干什么？”），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做学问和思考依赖的信息需要有“谷歌”的信息基础结构和信息自由主义来提供和保障。（4）为了把“1984”里描述的“老大哥”专制统治打造成赫胥利笔下的“美丽新世界”，权力阶层费尽心思去控制权力的研究者和观察者（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等）；因此，权力的研究者和权力的主-客体关系发生异化。在自然科学里，科学家是从事研究的主体，能避免研究对象对自己产生影响。即便是核物理学家，也可以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免受核辐射的影响。但政治科学家面对政治权力，不能将研究客体置于控制之中。相反，政治权力会动用第一、二、三层次的权力来奴役政治科学家为自己服务。

　　所以，我们看到许多政治学者已经成为“政治学者与政治权力”主-客关系倒错的牺牲品。当有人在大谈“施密特”时，当有人把西藏问题的根源归于藏传佛教的落后时，当有人早已成为美国公民却动辄认同“我国政府”和“爱国主义”时，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些政治学教授与中国政权的关系，到底他们是研究中国政权的具有主体意识的政治学家，还是已经被政治权力化解收买而沦为中共政权帮凶的御用工具。更具悲剧色彩的是，这些人中许多还以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自居，标榜自己在用马克思批判理论来对待西方。殊不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批评的武器首先要对准自己。在马克思论述的波浪式起伏和螺旋式上升过程中，他绝不认为因为资本主义有弊端，就应该回复到封建主义。他的目的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超越。而今天中国的新、老左派是在用马克思批判的武器对准西方为中国自己更加落后的社会政治体制辩护。记得尼克松曾经告诉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我们美国人民有自由，他们可以站在白宫门前骂美国总统；勃氏说：我们苏联人民也有自由，他们也可以站在克里姆林宫前骂美国总统。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已经变成了没有普遍批判精神的唯物主义者、没有辩证法的历史决定论者、没有历史超越的敌西方批判家、和没有理性精神的合理主义者。他们的价值仅仅表现在为自己丧失主体性和政权丧失合法性寻求合理性论证。

　　（3） 政治领导和人民的关系是什么？

　　报道中还有一句话值得玩味：“机器人一句问候，逗得胡锦涛哈哈大笑，尽显亲民形象。”由此，我们可以引发几个问题：第一，“亲民形象”中的“民”是指机器人？与机器人互动，如何尽显“亲民形象”？第二，如果说是胡锦涛与陪同人员的互动“尽显亲民形象”，那我们要问：在场的是否有普通民众？如果环绕胡的除了中央大员和地方高官外，还有科学精英和机器人，显然这并非是“亲民”，而更多是“爱官”。第三，是否机器人可以让胡总更开心？假如中国人民都成了机器人，既不上访，又无群体性事件，更不自焚，是否胡总的“亲民形象”可由此而生，并最终圆成“和谐社会”？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在下意识里中共的领导真是希望中国人都变成机器人吗？

　　智商高于常人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对领导的下意识心领神会，积极主动地“机器人化”。所谓的机器人是不需要对社会和他人的需求主动反应的，他丧失了社会性所以也丧失了人性，因为从亚里斯多德到马克思都认为，“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自己利益最大化后，已经背离了“社会的良心”和“社会的牛虻”的角色，丧失了社会的担当，原子化为追求私利的高智商个体机器人。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大量地从公共空间退缩到私人空间去，从追求公共利益完全转到私利满足，知识阶层也与民众在利益和情感上隔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了。

　　同时，为了执政党永久的利益，原子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又积极地向人民传送伪劣和具有毒性的物质、精神产品，在肉体上给他们虚幻的满足，在精神上灌输享乐主义、犬儒主义和宿命论，从而彻底摧毁人民的希望和团结，把他们变成原子化的机器人。科学家无视中国千年的亲情文化传统，试图用机器人来代替人际的互动，这无疑对在城市里务工的中国农民工形成一种威慑。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到失业人口构成的“产业后备军”对“产业大军”的工资和权利形成压力，那在人口过剩的中国，政府有能力把机器人推广到千家万户，“就像电脑、手机一样普及”；中国已经备受压榨的“农民工产业大军”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他们会成为新的机器人吗？难道他们不是已经比机器人更廉价耐用吗？他们不需要科学家去侍候、保修他们。难道胡总不应该对他们更心满意足、开怀大笑吗？

　　为什么我们没有读到有关胡总走访深圳农民工、被他们“逗得哈哈大笑，尽显亲民形象”的报道？我们得到的印象总是“一脸木然，不表达自己真实感受”的胡总。其实，胡锦涛又何尝不是党国的一台机器人？对一个机器人来说，个人和个性是没有意义的；个人和集体、党国是没有差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没有差异。时间和历史概念对机器人来说都没有意义。胡锦涛从未向人民和世界阐述过他的历史使命和追求的历史地位。犹如他用染发来使自己忘却时间的作用，他亦步亦趋跟寻党国元老编制的程序、一丝不苟地像机器人运行，从而忘却了历史的意义。

　　（4） 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中国国内许多科学家和学者选择做“快乐的机器人”。生活在西方世界的许多科学家和学者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我所知道的一些美籍华人政治学教授整天都跟着中宣部的指示找选题：“三个代表”、“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和“大国崛起”。如果中共不允许你碰某些选题，人们自然离得远远的，诸如“群体性事件”和“豆腐渣工程”，等等。这样一取一舍，许多学者自然看不到中国人民还有疾苦和宿怨、中国社会还有病态和危机、中国人民还有抗争与反抗、中国还有民主化的内在动力和成功希望。所以他们认定中国人民很幸福，对中国很乐观，他们在欧美也活得很开心。

　　一些华裔学者自愿成为母国专制大机器下的快乐机器人，一个主要的逻辑是：中国的强大可以提升我们的地位，让我们在海外不受歧视和欺辱；如果我们批评中国政府，只会给中国抹黑，从而伤害我们自己。其实他们不明白一个事实：中国留美学者在美国学术界已奋斗四分之一世纪，期间中国国际地位在提升，而且绝大多数的中国学者是与中国政府合作的，但为什么至今没有一个来自大陆的华裔学者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里做出卓越贡献？如果我们与犹太人相比，这一差距令人震撼。二战期间大量犹太学者逃离欧洲来到美国，二十年之内，在美国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都有犹太裔国际大师、学术泰斗级人物出现。中国留美学者走的轨迹大多却是先拿终身教授，而后捞个系主任，然后杀回大陆或大中华圈做更高的行政官僚。

　　华、犹两裔留美学者的差异是由多项因素造成的，但下面两项却不容忽略：超越性追求和个人内心自由。由于长期的无神论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抛弃（儒、道、释）、缺乏宗教和对来世的期盼和追求，中国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基本上是没有神性和灵魂的。中国当代学者尽管许多学识渊博，但很少养成我与本我、我与我内心的灵魂对话的习惯。由于内心世界的蒙尘昏暗，能从内心的觉悟得到喜乐的学者很少。如果学者内心不能领略到“科学的快乐”并以此为最高的满足和奖赏，学问只能成为追求外物满足和尘世享乐的手段。在此情形下，很少有学者会意识到他们在红尘享乐中丧失了内心的自由。一个学者如果没有内心的自由，也就把成为思想大家的机会给典当出去了。

　　因为中国今天的学者没有意识到内心自由的价值，却过于看重把自己融入到“帝国伟业”中来实现自我价值，所以中国国内和海外的学者都难以否定自己的缺失和自己赖以为计的政权的罪错。对海外学者来说，物质的奖赏是他们拒绝否定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他们心理上和文化上对母国和母国文化的依赖。难怪，许多到了欧美获得了外在自由的华裔学者内心经常是被极度的痛苦煎熬，并对接纳他们的民主体制充满怨恨。他们中的许多已经完全放弃了欧美自由的学术环境，投向专制的温馨怀抱。但今日美国，却还有许多以怨报德的“中山狼”。当学者已经接受了中国专制政体的整体，没有了批判的精神和勇气，他们就变为了“单向度”的人，也就接受了“快乐的机器人”的角色。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海外华裔学者为中共专制政权进行拙劣的辩护。这样不顾基本逻辑和互洽的思维，让同仁感到，要么这些华裔学者是低能，要么就是他们在撒谎。他们又如何能够通过展示学者的勇气和自我批评精神获得学术界尊重呢？

　　丧失了个人内心自由和对中国大制度批判精神的中国学者很难对现今的体制及其前途有客观的评价。在今日中国，“松绑的专制主义”又回到了“政治加紧和经济收网”的专制主义（余英时语），许多学者对此茫然不知。但有一位美国中国通的亲身遭遇颇能说明点问题。美国知名的中国通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教授通常是被看作较为“亲华”的。最近在北京做一年的福布赖特访问学者期间，他观察到：中国政府习惯于在国内搞宣传，常常想出一些口号，比如说“和谐社会”，然后期待各方表态，公开投赞成票，外国人也被期待着“表态”。但“外国人一般不买这个帐，也不习惯于对种种口号‘表态’。”但是，假如你在所谓敏感问题上要是不表态、不赞成的话，那就被断定是不懂“中国特色”、“不懂中国事务”。在北京做了一年的福布赖特访问学者后，他有点“大梦初醒”的感觉，说他现在“清醒了”。还有成千上万的“快乐机器人”，你们何时会清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