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博培：中美将就汇率进行协商

 　　洪博培：中美将就汇率进行协商
　　DWNEWS.COM-- 2010-03-18
　　《多维新闻》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认为美国财政部未必会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最终决定仍然会考虑两国长远的贸易关系。
　　洪博培3月18日在北京清华大学“海外名师讲堂”发表演讲。在演讲中，洪博培呼吁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提高灵活性。在回答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提问时，洪博培说，美国政府和财政部最终会做出符合两国利益的决定。他说，我们会让有关各方在未来几周讨论这个问题，美国国会和政府对此十分重视，相信这个问题最终将得到解决，让双方都满意。
　　美国国会近日推动美政府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施压，并要求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财政部将于今年4月中旬向国会递交一份半年度报告，如果中国被列为汇率操纵国，将给人民币升值带来更大压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3月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秦刚警告，一方面为了扩大本国出口，使本国货币持续贬值；另一方面又要求别国货币升值，甚至采取设置贸易壁垒的办法来限制别国对它的出口，这是不公平的，也是有害的。  
　　“2010年：作出决定的一年”
　　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洪博培的讲话
　　中国 北京 清华大学
　　2010年3月18日
　　（准备稿）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对你们讲话并提前一点庆祝清华大学成立100周年。美国与这所大学有着特殊的关系。当泰迪?罗斯福还是总统的时候，美国政府用强加于清朝的支持义和团运动赔款之基金，为中国学生设立了一个奖学金项目。通过此项目而创立于1911年的“美国赔款学校”曾帮助中国优秀学生中的一些人准备在美国的学习。
　　在众多著名的从这个奖学金受益的华人中，有哲学家胡适、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数学家钟开莱以及后来开创了中国火箭项目的航天工程师钱学森。这个项目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事实上，富布赖特奖学金计划——今日美国顶尖的奖学金计划——就是仿照它而来的。而正如你们所知，在1928年，美国赔款学校成为清华大学。我们很高兴能够如此密切地与你们的成立和发展相连。并且，我们与你们共庆100年的友谊及清华大学作为中国顶尖学术机构之一的骄傲历史。
　　一个长期的中国通曾经告诉我，在中国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有趣的时候。不过，我会提示你今年，虎年，很可能是美中外交关系30年历史中最重要的。这不是因为最近关于售台武器或总统与达赖喇嘛会面的紧张局势。我们在过去30年已经有过并管理过这些分歧，并同时能够发展一个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关系。相反，使今年如此关键的是，它是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并就经济复苏、核扩散和气候变化等紧迫的全球性挑战取得真正进展的一年。我们今年一起做的事情将帮助确定我们如何应对这十年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
　　这些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副国务部长吉姆?斯坦伯格只几周前在这里，并强调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要往前而不是往后看，具有创造性，并谈，谈，谈。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认识到，作为世界上三个最大经济体中的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的两个，世界上最大军力中的两个，以及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者和碳排放生产者，我们共担一个责任来共同努力，找到今天问题的创造性解决方案。我们能够一起使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道与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真正进展。我们能够共同建设我们两国元首所构想的一种积极、合作和全面的关系。
　　我是一个天生乐观主义者。但我也是一个在过去30年一直感兴趣于并参与了美中关系的人。我已看过足够多的起伏，以至于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最近的动荡是自然循环的一部分。当然，我还希望我们能够找到方法走出这种周期性。我们的关系足够成熟和稳定以经得起我们的分歧。我确信湛蓝的天空已经在地平线上。我期望在5月份上海世博会开幕之前，我们将重新达到我们关系在去年所取得的高的巡航高度。而且我相信当我们为夏季之前的下一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再次聚首，及当胡锦涛主席今年访问美国时，正如他告诉欧巴马总统那样，我们会看到在我们所面临的的全球性挑战方面的真正进展。
　　乐观的原因
　　我乐观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看到过我们曾经的所在及我们从多远走来。 30年前，美国面临滞胀、高失业率和生活水准下降。对美国经济模式的信心遭到了破坏，水门丑闻和越南战争也动摇了对美国政治模式的信心。对未来的焦虑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卡特总统于1979年7月发表了题为“美国的信任危机”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呼吁恢复对美国制度的信念。环顾所有地方，人们都在说，美国在衰退，并会很快失去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作用。
　　但那时一个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在政治方面，通过坚守那些使我们国家成为激励世界各地人们的源泉的价值观念，我们重拾了我们的信心。而在经济方面，拜创新与新技术之赐，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反弹得更强劲。比尔?盖茨从不知何处冒了出来，并共同创建了微软。史蒂夫?乔布斯从不知何处冒了出来，共同创立了苹果。互联网革命化了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我们沟通的方式。这样的创新为美国下一个30年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而我们甚至不能想象的——但也许与保健、清洁能源和生物技术相关的——创新，将会令我们在将来甚至更加强大。我们致力于与国际社会分享这些优势和创新。
　　30年前，中国还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这个国家刚刚摆脱了十年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还未得到检验。但是，中国对一个与世界打交道的政策的承诺及它与国际体系的逐渐融合，证明极其有益于并促进了过去30年的繁荣与稳定。
　　中国那时的经济增长一直让人惊叹。自1979年以来，中国的GDP增长了82倍，在此过程中使亿万人民摆脱贫困，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这一增长的许多是由出口带动的。 30年前，中国的全球贸易份额不到0.1％。今天，它超过了10％。这种贸易创造了数十万的就业机会，并刺激了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融入国际体系与美中关系的加强同步进行。1979年当卡特总统派遣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到中国正式建立关系时，只有1500名外国人在北京。今天，在中国的仅与美国使团相关的人就比那更多，在中国各地的美国人比蒙塔纳州的还多。
　　30年前，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微乎其微。在去年夏天来北京之前，我读到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关于他1970年代作为美国在这里的使团团长时期的回忆录。在一章中，他感叹，1974年的双边贸易从10亿美元下降到5亿美元。今天，在我曾担任州长的油塔州，现在每年出口到中国的比这还多。只一个美国的州。我们的整体贸易关系正接近于4000亿美元强，并将不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关系。
　　30年前，我们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极为有限。然而，仅在过去的一年，我们驻中国的使馆和领事馆向前往美国从事商务、观光、家庭团聚——随你点——的中国公民发出了近50万份签证。现在有近10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有近2万名美国人在中国学习，一个我们希望能在未来4年增加5倍的数字。
　　在中国上升为一个全球参与者的每一步，美国一直都支持和贡献了力量。因为我们认识到，一个强大，繁荣和参与国际问题的中国有利于世界的繁荣与稳定。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而且我们在一系列广泛得难以置信的问题上合作——从能效建筑规范，反毒，到全球卫生。而且正如一个具体的例子，我刚从郑州回来，在那里，我们的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成立一个新的结核病研究中心，它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在中国和世界各地了解和治疗这种疾病。
　　当你看人民与人民的联系，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广阔。有无数的姐妹州和姐妹城市关系，合资企业，文化和教育交流，商务关系，学生，家庭和友谊，把太平洋（两岸）连结起来并把我们两国紧密结合在一起。我的家庭就是一个例子。
　　事实上，美中关系如此庞大而复杂，以致于你怎么描述它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准确的。但是，在评估关系以及我们所产生的影响的过程中，我想你要问，我们今天比以前更好吗？本地区更稳定吗？更繁荣吗？肯定是的，毫无疑问！而且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一切，尽管我们有分歧，——我们30年来的分歧，但那并没有阻止我们前进处理其他问题。今天，这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经验，我想也是我对关系的发展方向表示乐观的理由之一。
　　讨论我们的分歧
　　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谈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合作领域。这并非低估我们的分歧，而是把它们放进它们的恰当的历史背景和我们范围广阔的整体关系的背景中去。
　　中国的世界观是由儒家价值观和以革命和改革为特征的5000年的历史塑造的。美国世界观建立在我们的开国之父，我们的宪法，以及对改善国内和国外的人类生活状况的一种不完美的追求所创建的契约之上。这些分歧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注定要发生冲突，而是（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了解对方。
　　我们的领导人认识到这点，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把去年集中用于更好地解彼此并共同确定我们的优先事项。在建设关系方面，（去年）是积极的一年。但今年我们正让关系经受试图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合作水平的考验。为了把我们之间的关系放在一个更加稳定和成熟的基础上，我们必须把我们双边关系中的分歧与我们在全球问题包括不扩散上的合作脱钩。
　　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的分歧不能，绝不能阻止我们共同努力去创造业机会，讨论气候变化，并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能力。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简直太重要了，不能被我们过去30年所面对和处理的分歧所阻断。这就是为什么克林顿部长说，虽然美国将始终坚定地捍卫作为其核心价值观之一的人权，我们不会让这个问题上的分歧防止我们与中国合作，以解决紧迫的全球性挑战。我们希望中国对待台湾和西藏问题的做法是相同的，并且明确地这样做。
　　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这些挑战就越难以解决。在经济方面，我们今年必须在创造就业，重新平衡我们的经济方面显示切实进展，以向两国国内越来越不耐烦的选民展示我们的经济关系继续对两国同样有利。在美国方面，这意味着更多的储蓄，更少的开支，改革我们的金融体系，减少我们的长期赤字和更多的出口。在中国方面，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有关汇率的灵活性，更多的国内消费，一个更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网络，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更加努力，并继续开放中国市场准入。我们还需要向其他国家展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中的两个将继续坚持自由贸易规则，并努力通过WTO解决贸易争端，正如同我们已经做的。这样，我们能够为我们两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在伊朗问题上，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防止德黑兰的领导层发展核武器能力，并进一步威胁该地区。中国有巨大的能源需求，而且去年比美国从沙特阿拉伯进口了更多的石油。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对国际石油价格有一定影响，并能对中国的发展战略产生不利影响。在确保该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以及防止威胁我们两国安全的核武器扩散方面，我们都有利益。因此，如果伊朗在对话的轨道上继续拖延的话，我们期待中国支持强硬制裁伊朗。我们还希望中国会与我们在其他重要防扩散努力中合作，并致力于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支持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以及积极参与下月举行的核安全峰会。
　　关于气候变化，我们今年必须在一项（关于）建立可核查的减排目标的协议方面显示切实进展。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我们有责任带头确保在墨西哥举行的下一次国际气候变化峰会取得成功。我们还需要继续合作，制定和实施新的节能措施。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办法之一是大力支持和资助最近成立的美中清洁能源研究中心。不采取或不现在就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其环境、社会和经济代价将是灾难性的。
　　2010：作出决定的一年
　　所以今年可能是我们双边关系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考验的将是我们如何把我们的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合作水平，并在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紧迫的全球性问题上取得切实的进展。
　　对美国而言，这也意味着在人权上的合作。我们对中国在过去的一年的趋势，特别是对那些呼吁更大权利的人士的重刑和中国对经常公然违反人权的政权的继续支持非常失望。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繁荣和稳定的中国，并认为这只有当人们有足够的信心在国内和国外对权力说实话时才成为可能。我们希望今年将是中国的人权更好的一年，并期待着在即将举行的人权对话和贯穿全年的互动中交流意见。
　　我相信我们会通过对话克服我们的分歧，正像我们一直做的那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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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经济、地区安全和气候变化方面需要解决的重要工作。齐心协力，我们能够奠定我们的国家和世界又一个30年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基础。
　　不久你们这一代将会掌控具有新的复杂层面的美中关系——再说，在亨利?基辛格和周恩来时代，谁会想到会有一个叫做谷歌和互联网的东西呢。我们解决我们的分歧的能力将越来越依赖于了解对方的制度，传统和历史。尽管在技术上取得巨大进步，这种关系将仍是一项人的努力，有赖于善意，共同的利益和诚实的对话。（摘自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网站）